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有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我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人们俗称的“手纸”，因此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军官、高级官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副本纸轻薄适度，略带光泽，用过之后即被水冲进便池坑内。因此，我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耍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我们的各个特工小组就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个特制的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回收系统运往西方。

那时，我对于雷尔、杜布瓦两个人在战后不久共同设计的一种滑翔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HD式飞机①能够以极慢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降落。这种奇特的飞机是冷战的产物，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大家以为在欧洲必然会爆发一场战争。正是在关于来来新式秘密战争的构想中，HD式飞机应运而生。

我们得到了两架HD式飞机，我把它们派往铁幕的那一边去大显身手。我应当承认，这种飞机成功地为我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出任何故障。那些手纸经过洗净，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我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当时，任何其它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东德政府机关，而我们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却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人们给这一行动取了个“垃圾桶”的代号，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时间一长，这两架具有猛禽般巨大翅膀的HD式飞机，在例行的夜间飞行时在边界被东德的民警发现了。东柏林下令，一经发现来历不明的飞机，立即开火击落它们。为了避免出事，我便放弃了这条情报渠道。我当时已考虑把HD式飞机投入另一种新的行动之中。

这一回，我想直接对俄国外交邮件开刀了。我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俄国的信件是防范最严的。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

①HD是于雷尔(Hurel)和杜布瓦(Dubois)两位设计师法文名字的缩写字头。－译者

常有效的办法。

每天，两名俄国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著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俄国信使是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的厉害非凡的家伙，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俄国人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插上门，随身带着公文包，活象古代囚犯脚镣上拖带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俄国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

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怎样使这两个护送信件的彪形大汉失去抵抗能力，从而得到他们携带的文件呢？把他们杀死或者打昏显然是是简便的办法。

但对我们来说，这种办法是禁止采用的，因为按照惯例，我们必须绝对谨慎从事，绝不能使用暴力，以免造成任何事件，而且应当尽可能地不留下丝毫的破坏痕迹。总之，人们所要求我们的，确切地说就是要有耍把戏那样的本领，表演魔术那样的技艺。

渐渐地，一项颇具迷惑力的简单计划在我头脑里形成了。首先，我们要订下东方快车上与俄国信使紧邻的包房，使我们在整个旅途中跟他们只有一板之隔。这样，我们就可以“现场作业”了，然后，趁列车通过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之间一条长长的隧道的时候，用一架小型钻孔机在隔板墙上钻一个洞。小钻孔机的响声将被火车的巨大声响所淹没。接着，把一个注射器插进钻好的小孔里，向苏联信使的房间里喷射麻醉剂。

一旦两位彪形大汉陷入沉睡之中，我们就可以行动了，打开他们房间的板门，拉开他们的公文包，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如今，我们已经成为懂得打开最难开的锁的艺术大师。

我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三十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时间看来是足够的。当俄国人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他们对自己的昏然入睡可能会感到吃惊，甚至疑团满腹。但是，他们由于对自己未能自始至终保持警惕感到羞愧，并且害怕受到处分，因而可能不敢向上级汇报他们的奇怪遭遇。再说，他们带回的信件完整无损，又何必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万一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既定程序完成窃密任务，我就设想从车门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因此，沿铁路线拣取俄国信袋就成了我们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

机上作业人员凭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得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这样做颇冒几分风险。我们在波尔桑－博蒙秘密基地，把口袋放在两根杆子之间，练习拣包的动作，反复训练了几百次。

届时，我们的飞机将以因斯布鲁克为基地，从那里起飞，按照极其精确的时间表，跟随东方快车。我们对行动全过程的每一秒钟都进行了研究。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还在几种车厢的隔板墙上连续进行钻孔试验，先在停靠在巴黎东站的一节旧车厢里，后在停靠在塞尔克特基地一段铁轨上的另一节车厢里。在那段路轨上还停放着一辆旧机车，是为训练新手进行特工破坏作业用的。

我们的小钻孔机用起来得心应手，打开一节卧铺车厢内各个房间的板门对我们也没什么奥秘可言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需要配制一种相当厉害的麻醉剂，用以解除俄国人的反射功能和运动中枢的机能，让他们立即陷入持久的酣睡之中，尤其是不能让他们在我们处理信件时苏醒过来。不仅如此，我们需要的麻醉剂还必须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喷射后能立即扩散消失，当我们进入俄国人房间时自己不致受到催眠效用的影响。

我们天才的化验室主任泰斯老头，用一只可怜的猫作试验，在它身上检验各种合成药剂，终于为我们试制出一种理想的麻醉剂。药剂甚至“太好了”，我自己很快就体验到了这一点。

甫上征途，大家十分乐观，因为是首次行动，我没有要飞机跟随我们。我仅仅组织了一个车上行动小组。我亲自在俄国人隔壁的房间里安顿下来，同时还带着一位贵客，就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研究精神病的权威、戊硫巴比妥的鉴定者莫拉里－达尼诺博士。

长久以来，好心的莫拉里－达尼诺博士希望能亲自目睹我们的行动，以便直接研究人被他的试验药剂制服以后的反应。对他来说，除了学术方面的兴趣以外，还有一种好奇心。象他这样的科学家无不为“亲临险境一睹为快”的心情所驱使。可是，完全出于意外，莫拉里－达尼诺博士初次“观光”，就大吃苦头。

我之所以答应他去现场观光，是因为我觉得这次战斗不会有危险。平时，我拒绝第七处以外的任何人参加我们的行动。这一回，莫拉里－达尼诺再三要求，局领导也点了头，我只好让步，我心想：好吧，就让他去散散心吧！

东方快车带着隆隆巨响驶进了预定采取行动的隧道。我钻透隔板，然后接过助手递过来的注射器，开始喷射麻醉剂。我们等了一小会儿，为的是让药性发挥作用。当然，我部下“管子工”的头儿，精力充沛的雷蒙·阿迈尔也参加了这次“远征”。下一步打开俄国信使包房的门，就要看他的了！

奇怪！一种难以忍受的麻木感向我袭来，我使劲抖动似乎就要僵化的四肢，莫拉里－达尼诺也神色异常，他看着我，吃力地说：“怎么搞的？我觉得头重脚轻！”

阿迈尔也难以支撑，他竭力控制自己不合上眼。

我跳起来，大吼一声：“毒气！”

阿迈尔凭着一股超人的劲头，终于打开了车窗。但是，火车还没有驶出隧道，一股巨大的声浪冲进我们的房间，浓烟呛得我们直咳嗽。我攒足力气打开了房间的门，我们三人瘫倒在地，头晕脑胀，根本不可能采取预定的行动了。

当我清醒过来以后，我想我们是不是上了别人的圈套呢！难道俄国人发现了我们？莫非他们预先得知了我们的计划，于是将计就计，借刀杀人，把对着他们施放的毒气奉还给我们？

在调查失败原因的过程中，检查了东方快车上那节带来灾难的车厢。这时，我才发现了我们的重大失策。我们受的罪与俄国人丝毫无关，他们甚至没有觉察到有人暗算他们。俄国信使安安稳稳地继续完成收取信件的任务。是的，失败与他们无关，出岔予的是那节车厢！

原来，俄国人和我们之间的隔板不是一层，面是双层。各个包房之间的隔板颇为特殊，结构呈“U”形，两层隔板之间是空的。因此，我们的钻孔机只钻透了我们这边的隔板，没有触及另一层，无形中保护了俄国人的房间。那一管毒剂，我并未能把它喷射到隔壁房间，而只是喷进了中间的空心层。毒剂挥发极其迅速，很快就充满了空心层，然后由我钻透的小孔向我们这边冒出来。我终于明白，我们用作反复模拟行动训练的那些车厢样式不好，可惜，现在才发现，已经太晚了。

事情过后，实验室曾建议为我制造一架钻杆更长的钻孔机，可以钻透两层隔板，再配上一个合适的注射器。但是，我没有心思再进行这种征兆不祥的尝试。

我不能为一时的失败所羁绊，而必须另有作为，从别的方面去下手。但从哪一方面下手呢？俄国人厉害得很，料事如神。不过，在他们的安排中，总会有空子可钻。他们的信件并非全部由身强力壮的信使带回·有一部分是通过邮局寄出的，由巴黎－莫斯科的夜班火车运走。

我让人绘制了一张列车邮政车厢的平面图。车厢门口是信件分拣室，在旅途中完成分拣工作，室内有桌子和分格架子。然后是邮车主任的小小办公室，他在那里准备他的报告。在尽头的小隔间里，堆放着俄国人的邮包和邮件，小隔间的门在火车开动后即被铅封关闭·沿途不再打开。到达目的地以后才将邮包和邮件卸下年。

问题在于如何悄悄地进入这节严禁一切非邮政人员入内的邮车，并穿越长长的过道接近邮件室，在于如何取掉铅封进入那个窄小的隔间，启开封得牢牢的俄国信件，把内容拍入缩微胶卷，再把信件封好，盖上同样的印章。问题还在于要按此步骤处理数百份信件、邮包和邮件，然后从屋里溜出来，小心不要撞上邮政人员，再把同样的铅封打在封门的钢丝上。最后，还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邮车。

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局苏联科的负责人洛夏尔上校对我说：“干吧，别犹豫了！”

洛夏尔上校曾在第二局工作，他和乌诺一样，也是一个性情急躁、容易激动的人，一位不拘细节的高级战略家，让他设想我们现场会遇到什么困难是做不到的。幸好我是一个谨慎细心的人，正好弥补他的缺陷。

诚然，搞到邮政机关使用的钢丝是容易的，制造一把能够夹断一切封门铅条的特殊老虎钳也不难。但是，火车的颠簸就是一个问题，我手下的特工人员无法象在工作间的桌子上干活那样顺手。邮包室在车厢的末端，恰恰位于火车的转向架上面，因此，当我们的人在启封信件而又不能留下痕迹的微妙时刻，将会遇到摇晃，颠簸的麻烦，通过反反复复的练习，我们明白了，摇晃是无法避免的，应该设法为实地操作的特工人员提供一块稳定的地方。

由此想到为每个人配备一个托盘，用带子固定在他们的特制服装上，就象个人携带的小小工作台一样。

阿迈尔这次可以向俄国人报复了。他将亲自指挥在巴黎－莫斯科列车上的这次行动。但是，一想到又可能失败，他就忧心忡忡。他对我说：“到了现场，万一发现完不成计划呢？”

成功地潜入现场却不下手，那是十足的傻瓜。由邮件室有一扇从里面关闭的窗子，于是，我对阿远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打开窗子，把信件扔出来，如果火车开得不太快，你们俩随后跳出来！”

阿迈尔看着我，感到吃惊。但我不过是重提那个在东方快车上窃密的流产计划而已。这次所不同的是，我不需要一架普通飞机，而需要一架能在夜间追随火车飞行的直升飞机。行动处答应按此情况训练飞行员。一连几个星期，人们仔细地进行演习。直升飞机负责拾取信件，甚至还要接回特工人员，驾驶员认真练习躲避航行途中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物：高压线、铁塔、居民点等等。

当时，天高气爽，夜色明亮，万里无云。但在决定首次上邮车搞文件的那天晚上，阵阵暴风雨降临了，天上彤云密布。分工负责我们计划里“空中配合行动”部分的莫霍尔少校通知我说：“直升飞机无法出航！”

我告诉阿迈尔，尽管天不作美，计划照常进行。我对他说：“你别无选择，必须当场处理完信件！”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观察了邮车车厢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记下他们来来往往和吃饭睡觉的时间。我们掌握了什么时间邮车里没人，什么时间邮政人员回来继续分拣信件。我们对于可以从容作业的时间，作了最精确的计算。

我们安排了一些人潜伏在列车上望风，以便随时提供支援，在他们的掩护下，两名特工人员按预定时间接近了邮车。这时，邮政人员都去吃饭了，车厢内空无一人。两个人直奔目标——邮件室。阿迈尔蒙往常一样，动作迅速，情绪高涨。两个人没受任何干扰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封好最后一个邮包，带着装有微型照相机和全部胶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小隔间。

他们仔细地把门关好，重新接好保护邮件室而安置的钢丝。他们用钳子压扣上新的铅封，完全做成原来的样子。阿迈尔把钳子放进衣袋。他们最后检查了一遍全部铅封，看看是否妥当。然后，他们转过身来准备走开，没想到却与邮车主任撞了个面对面。

他们未曾听见这位主任走回来的声音。

邮车主任惊讶地说：“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他难道发现他们两人关门作假了吗？阿迈尔亲热地挽住他的胳膊，竭力蒙骗他：“我们来这里执行一项特殊的巡查任务。有人报告车上失盗，我们正在采取防备措施。”

“你们瞎说些什么呀？”邮车主任一边说一边挣脱阿迈尔，“据我所知，从未发生过什么盗窃事件。只要看看铅封就……”

被一阵突然的不安所驱使，他猛地推并两个特工人员，俯身察看小隔间门上的铅封，然后胜利地直起身来说，“来，你们亲自看看，铅封完好无损嘛！”

“是，是，我们看到了！”阿迈尔和解地答应著。

就在一分钟以前，阿迈尔伪造了门上的印章和铅封。两位特工人员真侥幸！只要邮车主任早来几秒钟，就会发现他们两人正在重新拴门呢！但即使现在，主任也表现出明显的怀疑，对于这一次未预先通知他的巡查感到惊讶。因为无论如何，主任在邮车上就象船长在船上一样，是除了上帝以外主宰一切的人物！

阿迈尔平心静气地让邮车主任懂得，把他们来过这里的事情声张出去对他没有一点儿好处：“我们是奉命而来，对这件事你要保守秘密。否则，等你回到巴黎，我们的头头会找你算账的！”

当阿迈尔向我汇报完执行任务的经过后，我对他说。”我们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这类性质的任何事件，都包含着可能酿成“水门事件”那样的风险。因为，说到底，对那位邮政人员，我们了解什么呢？他可能是一个反对党的党员，或是一名总工会的会员。倘若如此，他完全可能向他所在的支部或工会报告。或者他多嘴多舌，禀报上级说，有两个行踪可疑的警察曾在邮车里游逛。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肪患于未然。我们要关照一下那位邮差头头。巴黎东站派出所所长科隆巴尼与我关系很好，他好久以来就想调到奥利机场去，也曾找我为他走走后门，我若向他提个要求，他是不会拒绝的。但是，我不能对他说明我的真实意图。因此，我去找他的上司，我的老朋友布库瓦朗，他当时是航空警察和边防警察的头头。

我对他说：“是这样的，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东站派出所。得把它让给我一段时间。”

布库瓦朗迅速而知趣地回答说：“悉听尊命，我并不想知道为什么！”

他亲自打电话给科隆巴尼，“方便一下，把你的派出所让给老朋友菲维尔用用！”

当莫斯科开来的列车进入东站的时候，派出所的原班人马已经腾出了他们的办公室，代替他们充当车站警察的是我们的人。列车一停稳，阿迈尔就登上邮车车厢，直接去见邮车主任。

主任一看见阿迈尔，不由倒退了两步：“还要我干什么呀？”

“去车站派出所。我的上司要见见你，好消除一切误会！”

邮车主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嘟嘟嚷嚷地说：“我得先办完回来的全部手续呀！”

阿迈尔说：“那就办吧，我陪你。”

阿迈尔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个宝贝，最后把他带到了派出所，我们演了一场戏，给这位邮差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一进门，有人就对阿迈尔大声说：“你好，检查员。今儿你又带什么来了？”

阿迈尔说：“没什么。头头要见见这个人！”

他敲了一下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毕恭毕敬地等待我响亮的问话：“什么事?”然后，他伸进头来报告：“所长先生，邮车负责人来了！”

我悠然自得地坐在科隆巴尼所长的扶手椅上接待来客，邮车主任心里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他说，“我召你立即到这里来，为的是同你谈谈我们在列车上进行检查的问题。放心吧，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不过……”

说到这儿，我把身体俯向前面，用一种最知已的口吻说：“不过今后，我们将采取更加全面的监护措施。请别生气，你在每趟车的旅途中都将受到检查，而且常常在背着你的情况下进行……”

邮差更加惊讶了，始终不明白我们要他干什么。他咕咕哝哝地说；“我对你们有什么用啊？”

这时，我目光阴沉，声音威严，狠狠地敲打他说，“这与你关系重大！我要你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从今以后，你与国防机密连在一起了。只要你稍加透露，就得承担责任！”

他吓疯了，连声说：“不，不，我什么也不说，请相信我，所长先生！”

不过，我只放心了一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派人监视他：跟踪他的行动，偷听他的谈话，检查他的信件。原来，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工会的秘书。我们发现，他言而有信，一次也没有对别人谈起过他的奇怪遭遇。如果我们当时进一步启发他的爱国主义感情，是很可能把他发展成为联络员的……

猎取苏联文件首战告捷，这使洛夏尔上校赞赏不已。他敬我一杯威士忌“表示庆贺”，同时必致勃勃地鼓励我再次窃取邮车上的外交邮件。我回答说；“抱歉得很，保证我手下人员安全作业的条件不具备了，恕我不能从命……”

搞信件的行动终于有一次“烫”了我的手，那是搞匈牙利的信件。这回倒也干脆·我们把外交邮袋从火车上扔到法国的田野里，糟糕透顶的是，第七处派去收拣信件的汽车空转游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找到。当时，我们沿着路基，找遍了规定抛出信件的各个具体地点，结果连个邮包影子也没有找到。有人抢在我们前面了。在我国静悄悄的田野上，谁会对几包外国的外交邮件感兴趣呢？

这个谜一直末解。我决定停止火车上的窃密行动。

科隆巴尼调到了奥利机场，他兴高采烈。然而每次和我碰面的时候，他总禁不住用一种诡谲的神情盯着我，问道：“亲爱的菲维尔，告诉我，那天你在我的派出所到底搞了什么名堂？”

每一次我都支支吾吾搪塞过去，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对他说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