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现在，在整个欧洲，一场反对军火商的大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采购人员对于军火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摆脱了中、小商人，转向“巨富大贾”和国际公司，甚至转向某些国家的政府。

杀死一个无赖，破坏一批物资，炸毁一艘轮船，这些做法已不足以制止大批武器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入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开始时小规模活动的阶段已告结束，他们现在真正组织起来了。大规模地购买军火，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需要专门的金融机构做出规划，需要银行协助，需要更多的海运和空运工具。

叛乱分子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拥有巨额战争经费。由于阿拉伯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再加上对阿尔及利亚劳动者的征税，因此这笔经费还在不断增加。阿尔及利亚民救解放阵线可以毫不在乎地订购价值几十亿的军火。

斗争日趋激烈。今后，我们如何对付这场新形式的贸易战，技术战呢？在丹吉尔采取的那种活动方式早已成为过去。柴尔涅茨基“亲王”在这时候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

“也许你会对瑞士的某些金融机构感兴趣，”他说，“它们伪装

①所谓“合作分子”法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寇合作的法奸的称呼。——译者

成信贷机构，实际上是为形形色色的革命组织效劳。”

柴尔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他在日内瓦拥有一套住房，专门用于特别机密的接触。他的某些秘密交易就是在那里通过中介人间接做成的。一天，他把我带到一栋漂亮的楼房前。这座楼房座落在日内瓦市中心鸡鸣街口，附近有一座英国圣公会小教堂。楼房门上挂着一块不大引人注目的牌子，说明这也是一个金融机构。

在日内瓦，这样的私人银行和金融公司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设在地下室里。

“你瞧，”他对我说，“阿尔及利亚在军火方面进行的金融交易和有关业务都集中在这座楼房的四层楼上，那里是雷克西姆公司的所在地。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到这里来订货。这里甚至还推销某些带有奇特装置的新式武器。”

这个机构使我颇感惊奇，于是我把格雷罗上校派到了那里去。他又叫做罗贝尔，是我们军火交易科最优秀的成员之一。

罗贝尔上校自我介绍是一位新式武器的收藏家，要求测试一种最新式的消声器。这种消声器是由瑞士发明的，既适用于手持轻武器，又适用于迫击炮和火箭筒，不仅能消声，而且还能掩盖住射击时发出的火光和硝烟。雷克西姆公司的人在日内瓦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作了一次示范表演。装上消声器的武器射穿了一百公尺开外的一本厚达五百页的瑞士电话号码簿，听到的只是子弹穿透纸页的格格声。

“我见到了雷克西姆公司的老板，”罗贝尔对我说，“他叫西莫南，他非常留恋战争期间在巴黎度过的时光。”

这条线索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军火交易科最好的眼线之一诺尔贝尔是这位西莫南的老朋友。

我向紧咬着嘴唇的格雷罗上校概要地叙述了西莫南和诺尔贝尔这两个人的异乎寻常却并不能给人以教益的历史。格雷罗上校是一位了不起的抵抗战士，曾和他的朋友布兰①在自由法兰西的

①曾任法国劳工部长，后自杀身死。——译音

同一组织中共同战斗过。

1940年，西莫南在巴黎攻读文学，为了谋生，同时还在阿斯科酒吧间当招待员。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歌女。为了能向这个女人赠送大量礼品，甚至奉献一座剧院，他便和德国人勾搭起来做生意。他买下了几家酒吧间、歌舞餐厅、夜总台和电影院，成了巴黎不纯分子和“合作分子”中的一个头面人物。

诺尔贝尔是西莫南从事不正当交易的搭档之一。他专门向德国军队出售皮革，同时也出售子鸡。德军占领期间，他也发了一笔横财。他冒充艺术爱好者，大批贩卖从犹太收藏家那里抢来的艺术品。他就是这样把罗丹①那尊题为“碰破鼻子的人”的著名雕塑搞到手的。

当时有三万五千多人为他工作。他拥有波尔多著名的梅里尼亚克古堡，还有比约制鞋厂和巴黎十一家最大的电影院，其中包括爱丽舍田园大街的隐士之乡电影院。在当时的德占区，他是巨富之一。

诺尔贝尔甚至颇为喜欢嫁给西莫南的那个漂亮歌女。他们三人尽情玩乐，痛饮香槟酒，钱财却越积越多。解放以后，一切都变了，法国人诺尔贝尔在瑞士避难，巴黎的法官缺席判处他死刑，可他权当没有这么一回事儿，而瑞士人西莫南却坐失良机，没有跑成，法国的法官以经济“合作”的罪名判处他十五年徒刑，他被关押在拉桑泰监狱里苦苦地等待着服刑期满。

然而，诺尔贝尔却不该得意得太早。瑞士联邦固然是好客的，但必须以瑞士公民不在国外受苦为条件。当法国当局向伯尔尼提议用西莫南交换诺尔贝尔时，瑞士的法官就毫不犹豫地践踏了庇护权的神圣原则。为了解救瑞士人西莫南，他们引渡了诺尔贝尔，于是诺尔贝尔就代替西莫南在拉桑泰坐起牢来。

①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著名雕塑家，其作品“加莱义民”是十九世纪末叶纪念碑式雕刻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译者

两个人交换了位置，西莫南因此重获自由。那个歌女对如此不公正的做法感到厌恶，便拒绝跟随丈夫前往那个以钟表闻名于世的国家。她独自留在巴黎，不时给诺尔贝尔送些橙子，使他在严酷的境遇巾得到些温存。

这种司法上的对调，若不足凑巧对我们第七处反对军火商的斗争产生了幸运的后果的话，也就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

阿尔及利亚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将诺尔贝尔招收了进来。他出狱后，当上了海关调查局局长吉肖内的眼线。他们恳求他，甚至祈求他重操旧业，再去经商和走私，不过，这一次他就有了正当的理由。诺尔贝尔从西德整卡车整卡车地进口吃角子老虎①，最早向巴黎市场投放了半导体收音机。他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警察和海关的帮助，每次外出时也受到了它们的保护。

他的车队装满了从国外运来的走私商品，前面有一辆警车开道，后面还有一辆警车押尾，深更半夜从德国穿过洛林省进入法国。这番情景真该见识见识。在这些走私活动的掩护下，诺尔贝尔在黑社会中站住了脚跟，他能了解到那里发生的事情。由于他的告密，海关打击走私犯的活动不断奏捷。诺尔见尔价值千金，却也负债累累。税务局说他一直没有纳税，连同德国人进行经济“合作”的罚款都没缴纳，因此责令他补缴五十亿法郎。

他后来曾向我们讲起，他被税务局纠缠得没有办法，于是，有一天便去求见当时的财政部长安托万·比内，恳求部长为他说情。

“凭什么呢，亲爱的先生？”头戴小帽的比内问道，“你知道你在要求我做什么吗？”

“可是，比内先生，我们曾经在一起做过生意，你不记得啦！”

“不，我根本不记得，叫你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要知道，

①一种赌具。——译者

如果你上了岁数，我还可以说你年纪大了，给你帮点忙，可情况并非如此！”

“比内先生，”诺尔贝尔牙齿咬得咯咯响，“你的记性可真好！”

诺尔贝尔气坏了，决定拒绝工作。眼线罢工，这在海关还从来没有见过。海关负责人想到诺尔贝尔可能会坚持下去，不再提供任何线索，便惊慌起来。他们终于把这件事办妥了。诺尔贝尔每月向税收员缴纳三万旧法郎，直到去世为止。这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然而，这个狡猾的家伙却继续在专门保护下依靠走私积攒他的万贯家产。

第七处把诺尔贝尔接受下来正是时候。一场悲剧在酝酿着，我们获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刚刚从挪威诺贝尔炸药公司购买了四十吨梯恩梯炸药。这批炸药将在汉堡港交货，然后再装上普赫尔特的“阿特拉斯号”轮船运出。“费拉加”需要用这些炸药炸毁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境的水坝。这么多的梯恩梯炸药真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局领导下达了指示：“不能让这条船到达目的地！”

说起来容易，可我们却必须从停泊在锚地的几百艘商船中把“阿特拉斯号”找出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能操一口流利的德语，能被人看作是一位可爱的“老实人”，看作是本地的一位安分守己的市民。而且，此人在当地还应该有几个关系，好帮助他接近船只。

我们必须迅速完成任务，这简直是和时间赛跑。货物预定在1958年9月26日白天到港，但至少应在货物到港前八天把“阿特拉斯号”查找出来。这是行动处做好准备，做出部署所必需的时间。

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奇才完成这项任务呢？当军火交易科开会讨论时，响起了诺尔贝尔的悦耳的声音：“我可以试试，我在那里有朋友！我不知道他们见到我是不是高兴，不过，这能促使他们帮我们一个大忙！”

格雷罗上校跳了起来·这个军人态度严谨，不苟言笑，行为端正，从不越雷池一步，后来当上了军事安全局的副局长。他非常清楚，诺尔贝尔所说的朋友是指他在德军占领时期的老同事，后来又在德国警察和行政机构中继续任职的前纳粹分子。格雷罗是怎么也不愿意使用一个原“合作分子”的。

可是，谁又能比诺尔贝尔干得更漂亮呢？我们这个走私犯身材矮胖，脾气又好，看起来总象是伤了风似的，但却比谁都更狡猾。他装扮成商人前往汉堡，但模样却并没因此而有多大改变。

他果真跑去找认识他的几位高级人士，他们认出是他，可并不感到欢欣。不过，这个家伙了解他们不光彩的过去，很有点碍手碍脚，又有什么办法不帮他的忙呢？

诺尔贝尔凭着一张特别通行证来到了巨大的汉堡港的码头。

汉堡港是世界上最大最拥挤的港口之一，他在那里夜以继日地连续打听了三个星期。

在这期间，总部恐慌起来了。如果诺尔贝尔没有发现目标呢？如果他无法确定“阿特拉斯号”的位置呢？那些不大相信他的人甚至说，诺尔贝尔可能是想把大伙儿都“涮”了。

因此，当一条规格同“阿特拉斯号”相仿的可疑船只离开汉堡驶向拉芒什海峡和大西洋时，局领导就感到惊慌了。尽管诺尔贝尔发回密电报告说，这是一条无害船只，法国海军还是在布雷斯特海面对这艘船进行了检查。船上只发现了一大批有柄平底锅。

诺尔贝尔冷笑了。他终于发现“阿特拉斯号”停泊在码头最靠边的地方，并给我们寄来了图纸。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行动处派出四名潜水员，带着图纸在布雷斯特港反复演习了一个星期。

在“阿特拉斯号”装货的前一天，他们乘坐一艘私人游艇驶进了汉堡附近的海域。

9月27日傍晚，“阿特拉斯号”船长办完了最后的手续。名义上，他刚刚装上的炸药是用于炸毁堵住利比里亚蒙罗维亚港口的沉船。轮船停在码头的最边上，准备第二天上午启航。

夜晚，游艇驶近汉堡。四个蛙人十分利索地潜入商船锚地，在“阿特拉斯号”船身两侧安装上了磁性水雷，这样在炸沉船只时就不致于引起船舱中梯恩梯炸药发生毁灭性爆炸。因为，法国可以允许自己炸掉“阿特拉斯号”，但不能炸毁汉堡港！

9月28日凌晨四时，一声闷响震撼了“阿特拉斯号”，接着又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轮船沉入港口的海底，它装载的货物永远也运不到目的地了。这次奇袭在西德引起了一片抗议声。法国受到了谴责，汉堡的社会党人市长宣布，今后禁止任何悬挂法国国旗的船只驶入汉堡港。他还补充说，即使是遇难船只，也同样对待。

西德警察局的潜水员在淤泥和轮船残骸中找到了很容易辨认出来的水雷弹片。因为，法国海军有一种令人恼怒的嗜好，他们使用的水雷全是漆成黄色的。这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传统，其它颜色的水雷是找不到的。行动处也不得不使用这样的水雷。所幸的是，德国警察接到了不使事态扩大和恶化的指示，他们假装无法确定水雷的产地。

我们后来派到西莫南那里去工作的，也就是发现并炸毁“阿特拉斯号”的这个神奇的无名英雄。西莫南是他在“合作”时期的老伙伴，现在是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效劳的雷克西姆公司的老板。

于是，诺尔贝尔便来到了日内瓦。他推开西莫南经理办公室的门，叫了一声：“咕咕！”使这个瑞士人吃了一惊。诺尔贝尔说，他想找个工作，混碗饭吃，再无其它要求，而且，他自己还带来了几笔生意，同他合作是有油水的。因此，西莫南尽管在开始时犹豫了一会，但仍将诺尔贝尔留在了雷克西姆公司。这家公司只有十五个职员，却控制着同阿拉伯国家进行的军火交易。雷克西姆公司是靠叙利亚的资金经营的，它遵照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命令行事。叙利亚参谋部在雷克西姆公司本部安插了一个女秘书，负责监视欧洲职员。诺尔贝尔居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了女秘书一年的情夫，而且装得比西莫南更亲阿拉伯。

后来，诺尔贝尔便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天使般的神情，慢慢地在暗中设下圈套，全力以赴地破坏对西莫南最有利的生意，当大马士革准备购买雷克西姆公司向它推荐的几千支冲锋枪时，诺尔贝尔就跑到巴黎见叙利亚的武官，悄悄地对他说：“请你相信我这个被法国判处了死刑的前纳粹份子，我是阿拉伯人的朋友，有人要骗你们，我可受不了。用来制造那些冲锋枪的钢材有裂痕！”

叙利亚人对他赶来通风报信表示了热切的谢意。随后，他们便取消了合同。对雷克西姆公司来说，这是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西莫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怎么会突然遭到如此冷淡而轻蔑的对待呢？

诺尔贝尔把他在雷克西姆公司翻箱倒柜发现的全部合同都告诉了我们。我们便利用这些情报，把运给那些向民族解放阵线供应军需的阿拉伯国家的成批武器拦截下来，转移到其它地方。雷克西姆公司不可思议地交上了恶运，对它十分有利的合同竟相继被撕毁了。西莫南开始在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一些客户不再上他的门，同时还建议诺尔贝尔另立门户，开设自己的公司。

“对你，我们是相信的，”他们对他说，“而西莫南却欺骗了我们！”

但是，行事谨慎的瑞士人西莫南把几份最重要的合同严严实实地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亲自保管。诺尔贝尔没法弄到手，所以我们决定采取我们惯用的方法：偷窃。我们婉转地称之为“技术方法”。

我坚持派这方面最优秀的特工人员、第七处“管子工”的头儿雷蒙·阿迈尔去完成这项十分棘手的任务。因为，自从瑞士总检察长杜博瓦受到一桩同法国谍报机构有必的案子的牵连而自杀身亡后，我们的瑞士邻居就变得非常敏感。后来，我们的行动处又在那里搞过破坏活动，在日内瓦粗暴地杀害了喀麦隆的流亡领袖费利克斯·穆米埃和军火商马塞尔·列奥波尔德。我竭力想避免出现新的丑闻。

我们的第二张王牌便是诺尔贝尔本人。他是雷克西姆公司的职员，向我们提供了办公室的钥匙。公司与附近的警察分局相距只有几步路，公司的警报系统直接通向那里。采取行动的那天晚上，他将设法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并且在走的时候切断警报系统的电源。

“还有一个困难，”诺尔贝尔提醒我们说，“西莫南在壁橱里放了一台录音机。开门、开窗或打开保险柜时，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录音机就会自行转动，把脚步声和掀动纸页的十分微小的声音录下来。每一个房间都有微型话筒和录音机相连。这样，即使有人在他外出时进入他的办公室，他也能够知道。”

这台录音机确实是个问题，万一西莫南发觉他的办公室被人搜过，即使文件都还放在原处，他仍会疑心满腹。最后，他就会怀疑到他的老伙计和同谋诺尔贝尔的头上。那样，诺尔贝尔就算完了。我们在过去的活动中尚未遇到对手采用这样的自卫方法，因此，必须想出一种技术措施来对付它。

经过几次试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电子实验室研制成了一种结构奇特的电磁铁。我们一进雷克西姆公司的办公室，就将它接在录音机的磁带上。它能在录音机转动的同时擦掉我们的声音。我们完成任务离开现场前，还可以用它将没有录上音的磁带转回原处。

剩下的事·就是要一分一秒地计算出我们来回所需要的时间，瑞士人准确的守时习惯迫使我们作此计算。从我们在阿纳马斯的基地出发到鸡鸣街雷克西姆公司的办公室，再从那里带着夜间的战利品回到基地，我们进行了二十次演习，一切都非常顺利。但在预定行动的那天晚上，却少了一个人，雷蒙·阿迈尔没有来。

阿迈尔迟到了二十分钟。他容光焕发，放声大笑，一付好斗的架式。他的摩托车劈啪劈啪地响着，就象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那样。他走起路来还有些摇晃，显然，他在来的路上见到芳当酒①时又犯了酒瘾。他壮起胆子，置一切禁令于不顾。他知道他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在这方面他是技术最高的特工人员，谁也没有他那两下子，能把难开的锁撬开。

“雷蒙，”勒努瓦对他说，“明天再干吧，今天已经太晚了！”

阿迈尔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激动，又回去喝他的芳当酒了。第二天，他准时来到了集合地点。整个行动象军事行动一样，准确地悄悄地进行着。他们进屋以后·把窗帘拉上，挡得严严实实的，免得光线透出去，一名特工人员甚至用一件大衣把自己遮住，以减弱微型相机闪光灯射出的光线。他用相机把西莫南保存在他专门保险柜中的全部合同、通融许可证、用户电报、海运或空运提货单、投资细则等文件一一拍摄了下来。

拍摄完毕后，将全部材料放回原处。阿迈尔拉开窗帘，将间谍录音机的磁带转回到起点，最后又检查了一次现场，他感到很满意。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当他刚要关上办公室的门时，突然在心里嘟哝了一句：“天啊！差点忘了！警报系统的电源还是断着的，伙伴们大概忘记把它接通了。”

阿迈尔是个至善论者，是不会有任何疏忽的。于是，他便接通了警报系统，从容不迫地带着装有微型相机和几十个胶卷的小手提箱走下楼去·

可是，行动计划原来规定，由负责切断警报器电源的诺尔贝尔在雷蒙·阿迈尔走后，再上楼把电源接通。

诺尔贝尔没有料到会发生误会，便按计划行动，他来到五层楼，放心大胆地打开了门。结果，警报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在夜空回荡。诺尔贝尔险些来不及冲进电梯。这时，警察从近在

①瑞士的一种白葡萄酒，－－译者

咫尺的警察局跑了过来。他们涌进了一台电梯。正当他们的电梯升上去时，诺尔贝尔的电梯下来了。

尽管发生了这起事故，警察局却没有产生任何怀疑。由于没有在雷克西姆公司所在的那层楼上找到任何人，它便得出结论，认为是警报系统发生了故障。西莫南也把没有做成对他十分有利的几笔生意归咎于一种难以解释的厄运。他的老主顾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他。

让诺尔贝尔公开进行活动的时机到了。我们这位特工人员大模大样地招摇了一番，然后离开了雷克西姆公司，把西莫南的大部分同事也挖走了。他在几百公尺以外的地方开设了一家公司，与雷克西姆公司竞争。由于我们组织的那次“撬锁”话动，他暗地里掌握了西莫南的全部文件。雷克西姆公司垮台了。仅仅十八十月的功夫，经营军火买卖最兴旺的这家瑞士公司就被一只“鼹鼠”搞得破产了。

从此以后，诺尔贝尔就在市场上取代了西莫南，我们通过他控制了在瑞士联邦进行的贩卖武器活动。我们想武装谁就武装谁，想破坏什么就破坏什么。一切都很顺利，诺尔贝尔成了我们在瑞士举足轻重的代理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次令人哑然失笑的荒唐事件。

当时，人们正到处谈论“红手党”，甚至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殖民主义的领导人和军火商等被人谋杀的事件都说成是这个极右恐怖组织干的。

实际上，“红手党”这个名称，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个临时特工人员在同几位德国记者谈话时偶然凭空想像出来的。

记者逼他说出谁是所有这些谋杀阿尔及利亚人和军火商案件的后台，这个法国人就想找一个脱身之计。过时，他突然看见桌上放着一包德国小红手牌香烟，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于是便装出一副坦白极为严重的问题的神情，煞有介事地回答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替‘红手党’卖命！”

战后最难以消除的神话之一就这样问世了。行动处的全部活动和第七处的部分活动也因此被安到了“红手党”的头上，然而这个组织却仅仅存在于幻想之中。

为了使人相信“红手党”的故事，有些人甚至还编造事实，说它有一个神秘的首领，由这位首领协调“红手党”的全部活动。

全世界的报纸都开始谈论起法国谍报机构的一位神秘的“梅西埃上校”。他的踪影仿佛随处可见，时时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然而，我十分熟悉这位梅西埃－马勒伊。他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军官，为人谨小慎微，从不出头露面。局里要他负责和盟国、特别是和美国的谍报部门交换情报。我在走廊上碰见他时，他总是贴着墙壁，毕恭毕敬地行一个军礼。

围绕着他的名字和他那神秘而又可怕的个性而进行的种种宣扬，既使他局促不安，又使他洋洋自得。他开始真的把自己看成是“红手党”的秘密首领、了不起的“梅西埃上校”了。

当诺尔贝尔建立新公司时，梅西埃正在瑞士当商务专员。一天上午，接受过第七处训练的诺尔贝尔发现自己身后跟了尾巴，有四个人不分昼夜地在日内瓦到处盯着他。

诺尔贝尔悄悄地进行了调查，这位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特工人员吃惊地发现，那些盯他梢的原来也是局本部的人。

瑞士警察知道诺尔贝尔是法国特工人员·他们对这种异乎寻常的来回跟踪非常吃惊，于是便开始跟踪起盯诺尔贝尔梢的那四个人来。

诺尔贝尔抱怨工作没法干下去。说现在不是给他制造麻烦的时候，因此，我便叫人去问梅西埃－马勒伊凭什么要“盯”上我的人。

他听了以后目瞪口呆，连声道歉说：“我还以为查获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大军火商呢。”

幸亏他没有象传说中“无情的梅西埃上校”那样把诺尔贝尔给干掉。

这桩事解决之后，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国际军火市场的影响就立即显出了效果。我们得到了确凿的证据，了解到慕尼黑德律风根公司的工厂向民族解放阵线供应通讯器材、军用发报机和电子设备等物资。不久，这些工厂的厂房被一场神秘的大火所吞噬。传说这是一场“偶然发生的”灾祸，因为警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痕迹。尽管如此，德律风根公司的老板们还是同阿尔及利亚的主顾疏远了。

我们通过核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订购的几批化工产品，还发现它在摩洛哥的盖尼特拉建立了一家生产凝固汽油弹的工厂，由一位西德化学家领导。当时，我们不但没有立即打击这家工厂，反而让它继续发展。后来，这位西德化学家参与了我们的活动，向我们报告了工厂实验室取得的成果。这家工厂已开始投产，并且储存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这时，我们认为下手的时机已到，便派出一支特遣队执行爆破任务。在一阵山崩地裂般的爆炸声中，凝固汽油弹工厂被夷为平地，生活区有半数房屋被刮倒和烧毁，邻近的一家英国圣公会教堂也被殃及。

戴高乐将军获悉这次爆炸毁坏了一所教堂后，严厉告诫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说，“我不许你们碰教堂！”

相反，对我们这次摧毁储存的大量凝固汽油弹一事，他连半句表示慰问和庆贽的话都没有说。阿尔及利亚人本来是指望用这些凝固汽油弹来打击法国部队的。

为了拦截和检查为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运进武器的船只和飞机，我们还得经常对戴高乐将军施展计谋，迫使他表示同意。但是，他认为我们的做法为君子所不齿。此外，由于我们现在日益频繁地同来自东方的船队打交道，他显得更加迟疑不决，不敢贸然给我们开放绿灯。共产党国家以前一直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持观观态度，现在也开始向它提供援助了。

首先使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国家改变态度的是柴尔涅茨基，在买卖军火方面，这个神通广大的波兰人在铁幕两边都能左右逢源。

他与其他大军火商一样，也有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军火公司的商品目录，而且还根据他的联络员提供的情况，随时加以修改和补充。每一笔秘密军火交易，每一起偷运军火的活动，他都了如指掌。

柴尔涅茨基在日内瓦有一个捷克联络员，那是国际劳工局的工作人员。1959年初，这个联络员通知他，捷克翁尼普尔公司的商品目录有了变动：一批重达八百吨的毛瑟枪和MG42型冲锋枪突然消失了。

“我们正在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库存的武器，”联络员对他说，“这一下全脱手了！”

“买主是谁？”我问道。

“一个叫汉斯·保尔曼的德国人，他在北非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

“是为民族解放阵线效劳吗？”

“是的。”

柴尔涅茨基陷入了沉思。这些捷克人怎样把武器运出去呢？他们自己虽然没有出海口，但可能请波兰人提供船只，使用波兰的格丁尼亚和什切青两个港口。柴尔涅茨基凭经验知道，翁尼普尔公司在波罗的海格丁尼亚港口拥有一个很大的库房，设在港口侧面的一个码头上，由民兵负责在周围昼夜巡逻。

柴尔涅茨基将上述情况通知我以后，我立即要求我们局的电报截收处密切注意布拉格发给这些船只的电报。悬挂捷克国旗的货轮一共有十二艘。

1959年5月中旬左右，其中的一艘——“利迪泽号”接到命令，起锚驶往格丁尼亚港，在那儿装载运往北越的货物。柴尔涅茨基同意负责核实，因为他在当地有内线。他报告我说：“根据公开的说法，‘利迪泽号’装运的是斯科达公司发往河内的汽车，目的地是海防港。”

柴尔和我都很明白，“汽车”一项往往是人们秘密运送军火的一个幌子。我们必须对此有所提防，同时加强无线电监听。

由于我们在一些领事馆和外交机构安装了配备有定向天线的大功率电台，因此能够截收到驻在国政府各部、各行政部门和地方企业之间相互拍发的无线电报。

电报截收处特别注意有关格丁尼亚港运输业务的无线电报。

在启航前装货的最后阶段，波兰当局发来的都是明码电报，这就大大地简化了我们特工人员的工作。

因此，我们很快就摸清了格丁尼亚港酌情况。4月1日，正当“利迪泽号”离开港口，准备驶向东南亚时，突然接到命令，要它驶往翁尼普尔公司的专用码头，最后再装上一批货物。我向局长报告说：“这肯定是保尔曼买下的那批军火！”

法国政府决定，万一这艘捷克货轮离开通常要停靠直布罗陀和苏伊士的航道，在北非靠岸的话，就立即扣留检查。然而，船上出示的证件完全符合规定，舱单证明整船货物将在海防港卸下。这艘形迹可疑的货轮离开格丁尼亚港后，我们就监视着它。货船驶出基尔运河，经多佛尔海峡进入拉芒什海峡。法国海军航空兵在这里发现了它，便紧紧盯着不放。我们还从奥兰海军基地派出“贝亚恩号”护卫快艇，隐蔽在马拉加附近的海面上。如果“利迪泽号”企图驶往阿尔及利亚海岸某个荒僻的地方卸下武器，“贝亚恩号”就立即将它截住。

但是，捷克人诡计多端，他们预料我们会采取行动，因此，“利迪泽号”在沿葡萄牙海岸行驶时突然接到命令，改道驶往卡萨布兰卡。

我们幸好截收到这封电报，便立即把货轮改变航向的情况通知海军。海军航空兵派出海王星巡逻机进行侦察，发现这艘货轮在大西洋洋面上，确实在向摩洛哥海岸驶去。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必须派遣“贝亚恩号”护卫快艇拦截“利迪泽号”，切断它的去路。这时，我又获悉“贝亚恩号”快艇无法从命。艇长担心，如果驶往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海域，所带的燃料可能不够，因此决定干脆返回奥兰基地。

要是换上另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对这样的惰性无能为力，便就此罢休。可是，我的反应总是非常强烈，也因此经常受到别人的责难。我立即赶往海军部，紧紧缠住海军部长办公室主任，恳求他命令“贝亚恩号”艇长不惜任何代价截住“利迪泽号”。我焦急万分，但仍然尽力压制心头的怒火，和他磨嘴皮子。几小时以后，我终于让他做出了决定：“贝亚恩号”驶向大西洋进行拦截；需要的话，可派出一艘补给舰，以便给“贝亚恩号”在公海海面上加油。

这样，我们就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海面上截住了“利迪泽号”，并把它押到米尔斯克比尔基地。我们查封了这艘捷克货轮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的军火。从船上起获的毛瑟枪枪栓上还有希特勒纳粹党的党徽和鹰徽。“贝亚恩号”快艇为此受到嘉奖，全部战功都记到了它的帐上。在官方文件中，从不提及我们顽强战斗的精神。我们的的确确是秘密工作者，我们的法律就是隐居幕后，不为人知。

后来，又有一艘东方国家的货轮——波兰的“里底亚号”——来到地中海，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这艘货轮在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港和科隆半岛之间频繁地穿梭航行，并在科隆半岛卸下运给“费拉加”的军火。我们再次敦促“贝亚恩号”护卫快艇进行干预。但是，不是由于命令下得过晚，就是由于快艇上的军官不太乐意充当宪兵的角色，我们的拦截计划接连失败了好多次。

勒努瓦嘟哝说：“这简直是个丑闻！”

特劳特曼以前是个水手，现在是我们局的研究室主任。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海军司令”。特劳特曼感到非常痛心，抱怨他曾经呆过的那艘快艇现在作风保守，但也不敢过分责怪他的那些老同事。

既然无法截住“里底亚号”，就必须把它炸沉。总部行动处向阿尔梅里亚港派遣了一个蛙人小分队。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总之，他们还没来得及施展手脚进行破坏，就被西班牙警察发觉，不得不匆匆撤出阿尔梅里亚港。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就糟了。

我心烦意乱，决定亲自出马潜水炸船。不管怎样，我用不着担心我缺乏水下训练，我将跟别人干得一样出色。我是典型的布列塔尼人，以前有一部分时间就是在水中度过的。我曾经在卡尔韦秘密基地接受过潜水训练，在基地期间甚至被视为携带炸药进行海底潜水的专家，因为我常用炸药“捕”鱼。这一次，只是同一条稍大一些的鱼搏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没有去请求上司批准，因为上司是不会同意的。由于我想结束前一段屡屡失败的局面，炸沉这艘无法拦截的“里底亚号”，我使尽量保持缄默。如果我也失败的话，我个人可能会蒙受损失，甚至会感到极大的耻辱，但那时我可以说，一切办法我都试过了。

我这次下手的地点不是在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而是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因为“里底亚号”船经常停靠在后一港口。法国航空公司的首席监察员，为人正直的雷蒙·杜埃答应把我的炸药和必要的器材捆成小包装到他的帆布袋里运走，他还象从前那样诙谐地问我：“这回还是运砂糖吗？”

我和行动处兴师动众的做法不同，现场不需要很多人，我总共只要了两个人，让他们摸清“里底亚号”装货的具体地点，并且帮助我进入码头。深夜两点整，我们一行三人穿上潜水服和橡皮蹼套，带上氧气瓶等必需品，潜入装卸区的水域。刚下水时，我什么也看不见。水脏得令人难以置信。过一会儿，我逐渐适应了水下环境并开始工作。我曾请专家根据“里底亚号”的图纸详细说明安放水雷的位置。在甲板底下，正好有一个部位，传动轴、发动机和燃料舱几乎都紧挨着集中在那里，它象人的心脏一样，是船的要害部位。破坏工作手册将此部位标为“M点”，即“袭击点”。M点一炸，燃料舱和发动机之间的各个分离室也就一定会炸掉，紧接着，整条船就会发生爆炸并且沉没。放置水雷时，如偏离M点，那怕只有几公分，就只能炸坏传动轴或发动机。这样，船只虽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呆在那里不能动弹，但不会沉没。

其次，还要安装一个计程仪，即帆船上用来测量船速的微型转轮。我们利用这个计程仪，让“里底亚号”出港后爆炸。船只停泊期间，计程仪是不动的。船一启航，微型转轮就开始转动，拉紧连在水雷引信上的线。船行驶得越快，计程仪就把线拉得越紧，货轮航速达到七节时，拉线就会自然绷断，点燃紧贴在船底的水雷弧，引起爆炸。

在静谧的黑夜里，我们必须轻手轻脚地干。任何细小的响声都可能会暴露我们。只要轻轻地撞击一下船体，就会引起广泛的共鸣，使船员警觉起来。我在固定磁性水雷和计程仪时，让我的一名助手专门负责扯住我身上的氧气瓶，以免撞击船体，招来麻烦。

翌日，“里底亚号”沉没海底。然而，我回到巴黎后并没有受到赞扬。

“你是想让别人为你祝贺吧？”局长冷冰冰地说。

“不管怎样，”我对他说，“任务已经完成了。’

“任务可能是完成了，但这不是你份内的事！”

我明白，一定是行动处在他那里告了我的状，说我越俎代庖，什么都想自己干，说我是第七处这个独立王国的独裁者，等等。过去，我也亲手炸过德国列车，可从来没有人这样严厉训斥我，至少在抵抗运动时期是如此。

不久，总部又找我了。他们刚刚获悉，有人正在瑞士谈判一笔数额巨大的军火合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想购买加朗步枪和杀伤地雷，尤其是想购买一批反坦克火箭筒。德国人保尔曼为捷克运送军火遭到失败后，仍不死心，这次又插了一手。

怎样才能彻底打消保尔曼的念头呢？总部要我设法制止这笔买卖。我想只有一个人才能操纵和取消正在酝酿之中的这次交易。

那就是柴尔“亲王”本人。但我有权公开派他去执行这项使命吗？我不能经常让我们最优秀的联络员去冒这样的风险，不能使他们的姓名、声誉和财产受到影响。然而，必要时，我就不得不以我们国家的名义动员他们，但我国又不会为此感谢他们。为了完成我交给的任务，他们必须奔赴本来可以不必前往的天涯海角。他们会完全沉湎于军火生意之中，仿佛落入陷阱似的，永远无法自拔。

我问柴尔涅茨基：“你们有没有可能搞到一大批反坦克火箭筒？”

“当然可以，”他说，“我在斯德哥尔摩认识一个出色的制造商。”

“那么，你能不能买进一批货，然后设法转卖给保尔曼？我可以告诉你，他会感兴趣的。一定要让这条鱼上钩。交易做成以后，你把装货的日期和时间，可能的话，连同发货的最后目的地都通知我。别的事由我自己想法解决……”

柴尔在沉思。他觉得这次的风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并且担心弄得不好反而会对自己不利。他猜想我在策划一个阴谋。

“我自己不想做这笔买卖，”他说，“不过你要是认为没有其它办法，那我只好听从吩咐，为你效劳。”

我虽略显羞赧，但仍然回答说：“是啊，需要劳你驾，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保尔曼果然落入了陷阱。这笔交易的最后一次洽谈是在罗马一家旅馆里进行的。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安装了录音设备，把整个谈话都录制下来了。这一次，保尔曼以过去的惨重损失为戒，不愿再从海上运送军火。因此，他准备让阿尔及利亚人租用黎巴嫩航空公司的一架DC-3飞机，由他本人垫付了三千万运输费。此人踌躇满志，心想如果一切都象他希望的那样顺利，以后还要再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十来次反坦克火箭筒。表面上，他对瑞典人说，这些军火是运给阿根廷的。

1959年12月20日，一架DC-3飞机从斯德哥尔摩起飞。根据航行计划，首先将飞往突尼斯。但是，我们的航空工程专家卡南吉塞尔少校估计，从DC-3飞机的续航能力来看，它可以直飞真正目的地——拉巴特或卡萨布兰卡。

我们的探测装置紧紧跟踪这架飞机。为了更好地了解计划执行情况，我搬到了我的好朋友、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总经理卢伯利的办公室过夜。他的办公室里挂着巨幅地图，可以在上面看到飞机的航行路线。桌上安装了一部直线电话，可以同负责拦截这架DC-3飞机的阿尔及尔法国驻军参谋部取得联系。

跟我们预料的一样，DC-3飞机的驾驶员小心翼翼地绕过法国领空，在苏黎世作了第一次停降，随后又向热那亚方向飞去。几小时后，我们发现这架飞机没有按原定计划在热那亚着陆，而是在意大利上空突然不知去向。意外的变化使我们大吃一惊。有人告诉说，一片浓雾笼罩着意大利半岛整个北部地区。驾驶员会不会乘此机会对我们不辞而别呢？他是不是有所怀疑呢？

后来，我们在罗马又发现了这架飞机，我们在菲乌米齐诺机场有几个联络员，其中一个从他在瓦诺街的家里打电话给他的联系人，我们的特工人员尼古拉，向他报告说：“一架奇怪的飞机深更半夜顶着瓢泼大雨，正在跑道尽头加油。”

那就是运送反坦克火箭筒的飞机。驾驶员未能在热那亚降落，予是便直飞意大利首都机场。联合海空运输公司老板卢伯利原是海军航空部队的老飞行员，在察觉飞机改变航线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本领。在我们接连收到一些确切的情报后，他就对我说，“请注意，这架飞机不会飞往突尼斯了，它肯定是要飞往摩洛哥的。”

果然不出所料，这架DC-3飞机朝卡萨布兰卡方向迅速飞去。一经核实飞机已不再按原定计划飞行，我便立即向阿尔及尔发出了警报。两架歼击机腾空而起，截住这架飞机，并强迫它降落到奥兰拉塞尼亚机场。从驾驶舱里走出了黎巴嫩驾驶员，还有一个垂头丧气的人。这就是保尔曼。他本人要求亲自护送这批反坦克火箭筒，可他没有料到又遭到了命运的打击。保尔曼被捕并押送到巴黎后，受到了审讯。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只是充当掮客而已。

保尔曼从一开始就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但他并未察觉。他先后在瑞士和意大利上了我们的圈套，买了一批我们向他提供的货物。保尔曼可悲地陷入了困境，茫然不知所措。他诡称这批武器是运给摩洛哥的，而不是运给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我们把他洽谈这笔交易时的谈话录音放给他听，使他无言可说。

此外，他还违反了法国和摩洛哥之间达成的关于禁止摩洛哥向法国以外的国家购买武器的协定。因此，保尔曼的这批货是违法的。即使是真的为摩洛哥运的货，摩洛哥也无法要求发还。

对保尔曼来说，这一下可把饭碗给彻底砸了。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不再信任这个倒霉透顶的掮客，因为他们在这笔交易中损失了数亿法郎，尤其是损失了他们为之垂涎欲滴的反坦克火箭筒。

这批反坦克火箭筒作为战利品被没收后，就移交给法国军队使用，后来，我被邀请前往阿尔及尔接受一枚勋章。我当然不能佩戴，因为我从事的是秘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