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刚开始时，“费拉加”胆子并不大，他们只是试图从黑社会中的小军火商那里零零星星地购买武器。他们脚未站稳，信誉尚未建立，因此，有权势的中间商对是否支持他们仍踌躇不决。“赞拉加”只能零打碎敲地干。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秘密购买武器的消息。当时，我正身不由己地被一桩使我极不愉快的公务拖住了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远东科要我潜入儒维西附近的一座别墅。那里住着越南保大皇帝的一些亲信。

远东科的人告诉我，这所住宅是某些谍报人员的中转站，法国和亚洲之间的一大批信件都在这里转手。他们要求我搁下手头一切工作，施展第七处人员久经考验的本领，悄悄溜进别墅，用微型照相机把文件拍摄下来。这份“订货”使我怒不可遏。

我气愤地说：“地区处的人究竟把我们当成什么了？那是警察和普通‘管子工’干的事，干吗让我们特工人员去！”

我尽量设法拖延。最后，上司不容分说地要我执行命令：“怎么样？什么时候对那座别墅采取行动啊？”

尽管牢骚满腹，我还是不得不把我的助手和几位技术专家召来研究此事。同往常一样，我把议事日程和行动内容写在一页纸上张贴出来（那张纸随后当然就被烧毁了）。我抱怨说；“这件事起码得占用我们两辆处理信件的车子。本来，它们满可以在别处派大用场的。再说，到儒维西那个要啥没啥的鬼地方去，还必须带上一台发电机。而且困难远不止此。你们倒说说看，在那个偏僻的郊区，我们装扮成什么人才能接近一座黄种人居住的别墅呢？”

假充德国人、比利时人或意大利人，是没有问题的。可要冒充亚洲人就难了，得费尽心思，乔装打扮一番。

“好吧，”我又说，“就算我们能派几个人，化装成宪兵和神甫，前去侦察地形，为采取行动做准备，可我到什么鬼地方才能弄到需要的服装而又不引起怀疑呢？”

这时候，新近才到我们处里来的卡特里纳开口说话了，此人是情报局的警官。我的朋友布库瓦朗想训练他手下的一些人掌握我们秘密工作的方法，所以就把卡特里纳派到我的处里来了。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怎么注意这位警官。我觉得他特别关心提升晋级和领取奖金这一类问题。我的部下可不像他那个样子。这一回，卡特里纳居然打破了惯常的沉默，开口说道，“我能给你弄到你所要的全部服装。我在本土警戒局有一个朋友，他向我泄露过一个机密。他告诉我，每当本土警戒局要采取‘化装行动’时，他是到那里去弄服装的。”

对他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毋宁说是严厉的。我根本不乐意采取和本土警戒局相仿的工作方法。出于谨慎和注重效果的原因，我总是竭力保持各谍报机构之间的严格界限。我们从事的完全是地下活动，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计划采取行动的底细。即使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人们也不清楚第七处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就象一艘沉入水底的潜艇。因此，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根本不想去麻烦他在本土警戒局干事的那个朋友。

“你错了，”卡特里纳警官说，“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在金山警察学校上过学，他连问都不问就会帮我这个忙的。”

我仍然十分谨慎，我问他，谁能如此神通广大，帮我们解决难题呢。

卡特里纳告诉我：“这个人叫帕斯基，是个旧货商，他买下了大批美国剩余军用物资。伏利－梅里古尔街上有一座巨大的木板房，那就是他的仓库。里面堆着各式商品、设备和服装，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他向巴黎所有的剧院出租服装。在他那里，你既可以化装成海军上将，也可以化装成红衣主教或治安警察。”

我无意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从他那里弄副衣服。我并不怎么相信旧货商和卖废铜烂铁的那号人。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活动近乎偷盗，况且，我总是向处里的人三令五申，避免同流氓、地痞进行任何接触。

不管怎么样，难题总得解决。最后，我只得勉强同意卡特里纳给预定参加儒维西行动的特工人员量衣服尺寸。

“不过，”我对警官说，“你得负责，我可不愿意受这些旧货商的牵连！”

后来，当古怪的帕斯基把我拖进一件令人挠头的事中去时，我就回想起，我最初对他做出的反应还足相当正确的。但我还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个旧货商和柴尔涅茨基一样，给我们帮了大忙。算是得失相抵吧！

警官卡特里纳回来了，他平心静气地向我报告，我们所需要的宪兵制服和神甫长袍，他已经发下去了，接着，他又说：“现在，你应该摒弃对旧货商的嫌恶，到帕斯基那里去一趟。这可能会使你感兴趣的。”

我抑制住不快的情绪，问道：“那是为什么呢？”

卡特里纳回答说：“因为这家伙接待了两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来向他订购游击队的军服的。他们甚至还要他帮忙弄一些部队用的胶底鞋。”

听到这里，我便警觉起米。当时正是1954年年底，在阿尔及利亚，起义的烈火在蔓延，我们也已开始对军火商进行监视，警官见我态度有所改变，就高兴地向我建议：“阿尔及利亚人还会去找帕斯基，到时候，我们可以叫人盯上他们。”

然而，这种做法恰恰是我们所忌讳的。最好的策略，是让叛乱分子派出来的人平安无事地四处奔走，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他们怀疑的做法。

“对那两个阿尔及利亚人不准进行任何监视，”我对卡特里纳警官说，“你去告诉帕斯基先生，叫他接受他们的全部订货，并设法让他们付足一笔定金，好让他们放心。我负责给他弄军用胶底鞋。”

在图雷尔总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和图样设计师反复研究如何在这种特别适用于在北非山地行走的军用胶底鞋上搞一个明显的标记，以便使我们的部队在战场上能够发现“费拉加”的行踪，当然，还要注意，决不能让敌人识破“窍门”，否则，我们的行动就会彻底失败，卖主帕斯基也会永远失去阿尔及利亚人的信任。

办法想出来了，而且简单得令人吃惊。这种鞋的后跟上一向都带有一行表示生产批量的非常小的数目字。我们可以在第七处的工作间里把其中的一个数字印成另一种十字形状，并且使它微微凸起，这样就能在地上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记。我们向供应法国军队的一家公司订了货，并按上述办法对胶鞋逐一作了处理。

就这样，四万双鞋送到了阿尔及尔附近的第四省。最初六个月中，法国士兵通过辨认沙质土地上留下的脚印，就能毫不费力地发现阿尔及利亚小股部队的行踪，识破敌人的埋伏。他们歼灭了大批“费拉加”，还抓住了一些俘虏。然而，好景不长：鞋底很快便磨平了，看来胶鞋的质量并不怎么样。这也说明事情不能尽如人意。

好在我们正大力加强第七处军火交易科的工作。我们促使唯命是从的帕斯基也从事军火买卖。上次，他的阿尔及利亚主顾从他那里买到了胶鞋，对他大加赞扬。现在，我们要帕斯基再向他们推销大批军火，武器的运送全由我们控制。

我们过方面的设想也很简单。为了控制军火交易，防止武器最终落入买方手中，最好还是由我们自己来经营。

第一步：阿尔及利亚人想买武器，也许就会找那些受我们操纵的商人交涉，或者同冒充军火商的我们的特工人员接洽。后一种情况对我们更为有利。

第二步：这种军火买卖必须用现金支付。为此，阿尔及利亚人就不得不从他们的军费中拨出大笔款子付给卖主。我们拿了他们的钱却不付货，就可以渐渐地掏空他们的钱囊，使他们“窒息”。

第三步：出售的武器绝对进不到战场上。我们的任务正是截获这些武器。我们知道它们从哪里启运，因为卖主往往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知道它们应该运往何处。到了这一步，就该我们大显身手了。要么运送的武器到达目的地时已经不象样子：弹药受潮，弹簧松弛、部件残缺，士兵根本无法使用；要么运货的船队在海上被法国海军检查扣留：要么我们在比利时边界将运往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或汉堡的货物拦截下来。

我们卖给“费拉加”的往往是很好的武器。我们又把它们弄回来，然后再向他们推销，形成了旨在榨尽叛方钱财的一种恶性循环。

深夜，运载武器的一队队卡车突然消失不见。这又是变的什么戏法呢？我已经说过，我们在法国一家主要的运输搬运公司里占有股份。公司的家具贮藏库和用栅栏围着的特大的停车场便是我们的车辆转换地。在那里，我们可以把运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货物转装到其它车上，可以在货物里做假，还可以使整批货物消失得无影无踪。

必要时，我们还破坏“费托加”与人签订的合同，让“费拉加”得不到急需的武器。比如，我们听说某个大军火商刚刚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好一笔交易。我们的朋友、汤姆森公司总经理里夏尔便运用他跨国公司老板的全部影响和威望插上一手。

他对军火商说：“我让你赚更多的钱，这批货我买下了。”

意想不到的竞争使阿尔及利亚人倒了霉。垂手可得的武器又从他们的眼皮底下失去。

不过，我们主要是通过在国外，即在西德、瑞士和西班牙建立自己的公司来垄断军火市场。那可不是些徒有虚名、招摇过市的冒牌货，而是货真价实贩卖武器的公司。当然，这些公司是用谍报机构的资金建立起来的，它们开列在诱人的商品目录上向人推销的各种武器都是由法国军队提供的。但是，这些公司营业的目的是坑蒙拐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只要顾客不是法国的敌人，这些公司，尤其是后来生意兴隆、实力雄厚的马德里公司，也完全按正常的经营方式向他们供应武器。然而，运送给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货物总是逃脱不了厄运。

后来，曾有人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贩卖毒品，我在下文将证明，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我承认，那些异乎寻常的军火市场的确是由我们第七处组织的。我还要说明，我们那些在国外出售武器的公司，它们的账目都是经过图雷尔财会处严格审核的。它们所赢得的利润自然都付给了投资者——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显合情合理、光明磊落的，因为我们的行动并非为了武装敌人，而恰恰是为了制止他们到别处去购买武器，以解除他们的武装。他们付钱购买我们的武器，但从来也没有拿到手。

尽管我最初不太乐意，我还是去见了旧货商帕斯基。我们依靠他直接控制了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武器的军火市场。要说我同他就象同贵人柴尔涅茨基一样趣味相投、心心相印，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今这个固执的矮子的形象仍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神色诡谲，一望便知是个“包打听”。此人生财有道，擅长用花言巧语招揽顾客。但当初他不过是一个走街窜巷推销报时钟的小货郎。

帕斯基并不到处乱撞，而是认准了自己推销商品的对象再登门。他相中的“目标”是宪兵队。他来到外省的一个小城镇，先去拜访少校或上尉的夫人，相机兜告货物。卖出第一台报时钟之后，他就跑到楼内各层，去敲其他宪兵夫人的门。谁敢拒绝购买女邻居刚刚买下了的东西呢？在家庭摆设方面，可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于是，各家各户都买了他的报时钟。

帕斯基走后，便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宪兵队所有住户的房子里，从楼上到楼下，钟声汇成一片，仿佛十座大教堂的钟同时敲响了。

帕斯基后来当上了巴尔贝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在那里和同事们展开了名副其实的竞赛。譬如，有哪一位倒霉的好奇者来到商场闲逛，他们就打赌让他买下他根本不需要的一套富有农家风味的饭厅家具。帕斯基赌起这个来是决不会败北的。一天，当他看到一对青年夫妇畏畏缩缩地走过来时，便事先招呼他的同伴：

“瞧着吧！我让他们俩买下那套胡桃木的卧室家具！”

一幕别出心裁的喜剧开场了。

“你们要点什么？”

“不。我们只是瞧瞧，太贵了！”

“有一样东西你们用正合适。可惜已经有人订购了。”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眼……”

“啊，那我得去问问经销主任。”

帕斯基假装跑去交涉，回来时满脸为难的神色。

“你们知道，这事可不大好办！得，就让你们看一看吧！”

“我们也就是想看一眼。”

帕斯基再次装着去和经销主任商量。然后，他兴高采烈地跑回来，热情地说：“你们可真有运气！”

最后，他进一步施展诱惑手段，终于让这对青年夫妇高高兴兴地买下了这套家俱。

“这套把戏每次都能成功！”他后来戏谑地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头头们这样说道。而那时，他已把当年招徕小顾客的手腕用来对付买军火的大主顾了……

不久，他开始独立经商，自负赢亏。他买进一批晒得发黄的美制伪装网。他把这些劣等货浸在一种化学溶液里，使它们的色泽鲜艳如新。他有一个朋友叫夏佩尔，此人在军队技术部门有熟人，帕斯基便通过此人将货物转手卖给驻在凡尔赛的工兵部队，但事成之后，他却将夏佩尔置之脑后。夏佩尔火了。他威胁帕斯基，并终于达到了目的。帕斯基把一辆崭新的四马力小汽车让给他，作为对他的酬谢。

帕斯基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和他的朋友蓬夏迪埃在法国北部盖了一座制造伪装网的工厂。他接受了军队的大批订货，其数量大得惊人，足以伪装沿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界的整个莫里斯防线，还能伪装隐蔽那些巨大的白色储气罐。

帕斯基就是这样一个爱耍手腕、油头滑脑的人，但总的说来，他也是某种类型的爱国者。起初，当他还是个捡破烂的时候，他的朋友见他一大早就上街，便奚落他：“怎么，帕斯基，你去捡破烂？”

然而，矮小体弱、骨瘦如柴的帕斯基径自走他的路，一边悄悄地积聚钱财，一边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们的忙。他是犹太人，因此，他欺骗阿拉伯顾客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阿拉伯人决不会饶恕任何背叛行为。

若没有帕斯基的才干、诡诈以及他在商界的各种关系，我们的马德里军火公司是建立不起来的，该公司日后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军火公司之一，先在比夫拉，接着又在中东做起了大宗生意。

惯耍两面三刀的帕斯基对我们是否忠诚呢？他是不是正在利用我们，搞他自己的什么名堂呢？我下令昼夜窃听他的电话。我发现，他没有向我们隐瞒任何事情，他对第七处的诚实堪称楷模。

这个满脑子生意经的人，虽然唯利是图，但并不需要我们为他花

一分钱。诚然，他能从依靠我们做成的交易中收取佣金，但也仅此而已。说到钱，倒是他在马德里和其它地方为我们局赚了不老少。

我预料，这种无偿劳动并非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总有一天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只是我还不清楚将来问题会以何种形式发生。不过，和帕斯基这样的人打交道早晚是要出事的。一天，当经常和帕斯基联系的特工人员跑来找我时，我意识到问题终于发生了。

他告诉我：“我刚从帕斯基那里来。他在税务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海关要他付四亿法郎……”

我惊讶地嘘了一声；“四亿？这么多！”

“是的，”特工人员回答道，“帕斯基对我说，如果强迫他付清税款，他就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

我接过话头说：“你瞧瞧！”

这样就轮到我活受罪了，帕斯基不是在威胁，他并不想对我们进行讹诈。他只是要我立即做出抉择。

他对我说；“我并不拒绝偿还部分税款，但要我全部付清，那不可能！帮帮我的忙吧！要不，想个办法让他们罚我一笔款了事！”

这家伙心里明白，他是我们对付军火交易的台柱子，马德里的军火公司没有他就玩不转，而且，我们的工作正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阿尔及利亚人已察觉到我们控制了法国的军火市场，于是转而求助于其它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军火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商人名叫乔治·普赫尔特，住在丹吉尔①。

在此之前，我曾设法让我的一个特工人员成为普赫尔特的心腹，这真称得上是个奇迹。这个德国人一心想弄到武器转卖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于是便上了我们的圈套。他打算向我们在马德里的军火公司购买大批武器。而在马德里，若没有帕斯基，我们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

帕斯基选准了这一时机跑来对我说：“要么免去我应缴纳的一部分税款，要么我就洗手不干！”

我把情况摆到局领导小组各位成员的面前。这些将军、上校都是局里的头面人物，他们同税务局从未有过任何纠葛，对于偷税漏税的龌龊勾当，他们同普通人一样，并不十分了解。

“诸位先生，”我对他们说，“349号特工人员曾为我们着手采取某某行动出过力，他现在要求……”

与会者哗然，他们彬彬有礼地表示难以置信。局长闪烁其词地回答道：“你去问问财务主任，看看他能帮点什么忙……”

办这样的交涉最使我恼火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走进我们“财政部长”的办公室，三言两语向他陈述了我登门拜访的意图，但我却没有向他透露提出要求的人的身份及其从事的话动。

①丹吉尔是摩洛哥的一座古老城市，位于非洲西北角从大西洋进入直布罗陀海峡的入口处，1962年起被宣布为自由港。——译者

因为，这些机密，即使象他这样重要的人物，也是不应该知道的。

福韦尔先生和蔼、慈祥地听取了我的汇报。他总是喜欢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看成是溜出家门的贪玩的孩子，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些“恶作剧”，破费了国家的大量钱财，而所得到的结果，他又不太清楚有什么重要性或者有什么用处。

他对我还是比较尊重的，因为他到任时，我已经在局里工作了。他翻阅了我的档案，觉得我和他一样，是一个国家官员，一个谨慎的坐机关的人，在一间挤满疯子的房子里，我是唯一结实的栋梁，在连续的清洗和动荡之中又总能幸免于难。可是他失望了，因为他后来发现，“小菲维尔”原来也是一个猛冲猛闯的人，只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而已。因此，我既是他的朋友，又常和他闹矛盾，因为我的鲁莽使他生气。

帕斯基事件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又一次站到了敌对的立场上。

福韦尔摆出一副温顺谦和的面孔，操着谁也模仿不了的奥弗涅口音，可他那老是挂在嘴边的刺耳话激怒了我。

他说：“你讲的事够叫人头痛的，我的小菲维尔。我真不明白，你们这帮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英雄竟然允许自己干预这类事情。”

作为一个固执己见、脾气暴躁的布列塔尼人，我反驳道：“我没有擅自干任何事情。我只是把问题实事求是地向你提出来。为了解决这件事，我们应该到财政部去交涉一下，但我不能自做主张，擅自前往。因此，局领导叫我来找你，我是以局长的名义来向你征求意见的。”

福韦尔先生被吓住了：“可是，事情牵涉到海关，我的小菲维尔。这样做会再次影响我们局的声誉。我费尽了心机才使我们局结束了行政和财务方面的混乱局面，挽回了我们的影响。而现在，你们居然要我为了一个偷税漏税的可恶家伙牺牲我们重新获得的声誉！”

我冷冰冰地打断了他滔滔不绝的争辩：“这么说，你拒绝帮忙喽？”

福韦尔假作恭维，做了一个息事宁人的手势。

“等一等，我的小菲维尔，别动肝火嘛，容我再考虑一下。”

几天后，他又把我叫了去。

“行了，我的小菲维尔，我想，能解决问题的人已经找到了。你到财政部去找主管商事诉讼的官员孔茨先生吧！”

我又火了。

“我忙得四脚朝天，白天黑夜地连轴转。我挑的担子那么重，事情那么多，连觉都睡不了，而你却要我去和别人磨嘴皮子，浪费时间！”

福韦尔生气了。他那张通常带着诙谐、温和神色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通红。

“菲维尔先生，我很乐意通知孔茨先生，告诉他你将去拜访他，但我决不会做更多的事情。别把我也搀和到你那些麻烦事中去！”

“我哪些麻烦事？福韦尔先生，这可是我们局里的问题，据我所知，你也是谍报机构的人呐。”

他霍地站起身来，冲我说话的那副愤怒神色真让我目瞪口呆：

“啊，不！菲维尔先生，我是财政部派来的。我是里沃利街①的人！”

他的傲慢使我懂得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的特工人员和安然坐在办公桌前的财会人员混为一谈。我沮丧地回到处里，几乎想彻底撒手不干了。

“这事叫人伤透了脑筋！”我对处里的几个头头说。

我的主管行政事务的副手愿意辛苦一趟，他提议由他去见孔茨先生。但他又说：“不过，应该把事情向我交代清楚。”

如果我不愿意违反规定的话，那是无权向他交底的。为了安

①法国财政部所在地，人们往往以此称呼财政部。－－译者

全与保密，任何人都不能过问其他人负责的事情。我的大多数助手甚至都不知道有帕斯基这个人。对他们来说，这位商人只是个代号。有关他的一切都是机密。我是唯一掌握他的全部材料的人。

即使负责和他联系，每天都同他见面的特工人员也不清楚他的全部底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只得哑巴吃黄连，亲自到财政部去交涉，因为勒努瓦振振有词地一再催促我，因为我们不能够放弃一个如此宝贵的眼线，因为少了帕斯基，我们的军火交易科就有一半要垮台，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不知不觉就能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

于是，我来到里沃利街孔茨先生的办公室。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一个陌生人，这使我大为恼火，孔茨先生却满面春风，为能接待一位特工人员而喜气洋洋。

“啊！”他容光焕发，笑逐颜开，“我知道你要来。你所从事的是多么了不起的职业啊！”

“此话不假，”我对他说，“不过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请告诉我，有什么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坐掎挪到我跟前，准备洗耳恭听。

显然，我们的财务主任只字未向他提起事情的真相。这倒霉的差事便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是来为帕斯基的案子辩护的！”

孔茨先生从坐椅上跳将起来，好象有几个近视的斗牛士把他错当成一头可怜的公牛。

“什么？这根本办不到，亲爱的先生！”

“事情有这样严重吗？”

“岂止是严重！”孔茨先生连呼吸都急促起来，气忿地嚷道，“简直可怕至极！这个人欠了我们四亿法郎。”

顿时，我脸上也流露出愠怒的表情：“也许他欠你们四亿法郎，但他保护了我们四十多万人的性命，四十多万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士兵的性命！对我来说，这些被拯救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事情非常简单，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们就只好放弃帕斯基。那时候，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孔茨先生被我的激烈反应镇住了，他目瞪口呆地望了我半晌，然后，他向空中伸开双臂：“啊！谍报机构！”

我感到，他间谍小说看得太多了。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是流氓一类的人物，奢侈豪华，挥金如土。要是他知道我们领取多少工资，要是他知道福韦尔先生查账时如何吹毛求疵，那该有多好啊！他拿起内线电活，要通了商事诉讼处长，叫他差人把帕斯基的材料送来。不久，一个执达员捧着一大摞沉甸甸的文件夹走了进来。

“我就不让你翻阅这些枯燥无味的文件了，”孔菠先生说，“请允许我向你念一念最后这份综合材料。”

材料证明，帕斯基从来就没有纳过税，他进口、出口、贩卖、易货，却从未向国家缴过一个生丁①的税款。情节如此严重，使我凉了半截。但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能帮他点什么忙吗？”

孔茨先生睁大了跟睛。难道我还没有被明显的事实所折服？难道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还要固执己见？难道我蠢到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

孔茨先生蒙是要把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打发走似的，毫不客气地回答道：“对于这样一桩公案，我根本不能做主，必须请示部长先生本人方能定夺。”

我站起身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请示部长。可我要向我的上级报告，我来这里进行的交涉失败了。你以蔑视的态度对待我的请求，那是你的自由，你有这样的权力。但是，请你相信，你因此要对国家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的脸刷地沉了下来，善意的微笑一扫而光。

①生丁是法国的货币单位之一，一法郎等于一百生丁。——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