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我回到图雷尔总部，没让人通报一声就推开了财务主任的门。我冲着他说：“你知道，我去见过你在里沃利街的那位同事了。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了无赖，以为我去交涉是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请你行行好，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并不想同帕斯基坐地分赃！”

仿佛我要他按动发射原子弹的电钮，福韦尔吓得蜷缩做一团。“我早就料到会遇上麻烦的！啊，我的小菲维尔，你这是干嘛呀？”

“我这是干嘛？福韦尔先生，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假如只有你一个人，我想，就可以关门大吉了！”

“火气别这么大嘛！”

我恼怒极了，转身走出办公室，‘砰”地一声带上了门。

八天后，他又打电话来找我：“喂，菲维尔，你可以再到里沃利街去一趟。问题已经解决了。”

孔茨先生的脸上又泛起了行政官员特有的微笑，但说话的声调却是酸溜溜的。尽管他不太情愿，但还是办完了最后的手续。

“行了，如果受你保护的人……”

“孔茨先生，没有谁受我的保护。你是说帕斯基先生……”

“如果受你保护的帕斯基先生以罚款了结的方式向我们缴纳应付款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一亿法郎的话，这件事就算结案了。”

我召见了帕斯基。我把由于他而受到政府官员如此凌辱的忧伤和恼怒都发泄在他的头上。那些官员对谍报机构令人精疲力竭而又十分危险的工作以及谍报人员僧侣般的生活丝毫也不了解。

帕斯基缴纳了罚金。他看到买卖的油水会越来越大，于是便以十倍的热情和我们重新携手，合作共事。

靠着我们的帮助，帕斯基成了冲伯的朋友、至交和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事情是在加丹加开始的。我们当时的局长格罗森去见戴高乐，向他呈递一份关于原比属刚果1960年6月非殖民化后国内形势的报告，还特别向他谈到刚果矿产最丰富的加丹加省——那里蕴藏着铀、铁和铜——于同年7月1日脱离刚果一事。

将军听后低声嘟哝道：“格罗森，这么说，冲伯挺值得注意，是吗？”

“当然，将军！”

“应该帮助他！”

“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将军！”

“很好，格罗森，很好。”

这意味着国家最高级领导向我们开放了绿灯。为了同和奥波德维尔中央政府和联合国军相对抗，冲伯需要什么呢？他需要武器、军事装备和教官。从美国到比利时，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帮助他，戴高乐则又一次单枪匹马独自行动，把赌注押在制造动乱的冲伯身上。

如何采取行动就是我们的事了。我们在马德里的军火公司的老板帕斯基同冲伯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一位决定为加丹加效劳的比利时军官米歇尔·德克拉兰斯举行了谈判。在我们的监督之下，帕斯基将向加丹加宪兵提供全部军服。冲伯要求他为加丹加宪兵提供的制服，采用法国国民别动队服装的式样。但是，冲伯强调说，订做的服装上还要加上镀金的装饰以及表示军衔的条纹。

加丹加宪兵的所有作战部署都是由格雷罗上校拟定的。他是我们军火交易科的一位军官，曾指挥过摩洛哥土籍部队。我们通过在瑞士的一家公司向加丹加提供迫击炮、步枪和军用车辆。这家公司是我们专为供应加丹加而设立的。有了戴高乐将军的指示，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将军称之为“那玩意儿”的联合国以及后来因飞机失事惨死在刚果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放在眼里。

冲伯购买大批军用物资并不缺乏资金，他有的是钱。这个日后被人称为“钱柜先生”的冲伯，背后不是有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①在支持他吗？一天，他在日内瓦召见两个受我们控制的军

①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当时控制了比属刚果的全部经济命脉。——译者

火商，向他们订购价值五百万美元的货物。他在贝尔格旅馆下榻，为自己和到处跟随着他的信宠们租下了整个一层楼。他要求我们的两位代理人当天晚上就去见他。

“支票我已签了字，”他说，“我预先向你们支付现金。”

两个法国人来后，冲伯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并给他们斟上了香槟酒。

“支票已经开好了，”他对两人说，“在我的财务官手里,他今晚应该到这里来的，可能有事情来不了了。对不起，明天一定给你们。”

第二天，人们听说，冲伯的那位财务官，一个黎巴嫩人，偷偷地用支票将钱取出来塞进自己的腰包，乘飞机跑到南美去了。冲伯连眉头也没皱一下，又另签了一张五百万美元的支票。冲伯尽管有钱，有武器，有宪兵，还有法国、比利时军官作为军队的骨干，但还是打输了第一场战役，暂时退出了“赌场”。

然而，他和帕斯基却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两个人继续在一起做生意。帕斯基一面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房产部门为冲伯投资，一面仍然在刚果为我们效劳。

尽管加丹加丢了，我们并没有放弃刚果。我们根据同样的原则支持那些崭露头角的政界人物：蒙博托、阿杜拉、卡隆基。法国官方并不出头露面·却通过谍报机构，主要是通过第七处，间接地给他们以支持。凡是在我们寄予希望的黑人领袖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以后，巴黎才正式向他们表示关怀。在此以前，得由我们去火中取栗，而且栗子还往往烧得滚烫，

为了装备蒙博托新建的空军部队，帕斯基向伊朗购买了一批DC-3和DC-4飞机。当他把飞机运到扎伊尔时，当局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飞机象是接受检阅一样，一架挨一架地排列在金沙萨附近的一个机场上。

为了做成这笔买卖，帕斯基可没少劳神费力。这批飞机的要价无疑是很高的。但他为了获得订货，曾慷慨解囊，私下进行了贿赂。蒙博托的两位部长接受了他馈赠的奔驰牌轿车。

那天在停机坪上，蒙博托的一位身材魁梧的部长仔细察看着飞机，明显地流露出满意的神色。然而，仪式刚结束，平地刮起了一阵非洲特有的狂风，飞机互相碰撞起来，有的被撞翻了，有的碰裂了机身。威武雄壮的飞机须臾之间成了一堆废物！

蒙博托拒绝为这批损坏了的飞机付款，他申明，飞机运到金沙萨时就已经破烂不堪，他一分钱也不欠卖主，他没有勒令卖主赔偿损失就算是客气的了。帕斯基呼天唤地，央告买方付款，结果被人当作恶棍扔进了马卡拉监狱的地牢里。

我们决不能让一位忠于职守、对我们如此宝贵的特工人员在狱中捱天度日。我们要设法让他越狱，办法是贿赂看守，让他从监狱的大门出来。当时，这种做法在金沙萨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得为他花一万美元。这笔钱应该通过法国的外交邮袋送至布拉柴维尔，但却迟迟未见进去。我们在当地的一位特工人员，联合海空运输公司驻赤道非洲总代表，向我们提供了一部分钱作“赎身金”，才救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在此期间，一位为我们工作的瑞士律师去见金沙萨预审法官，私下要求法官把犯人的护照借给他用几天，

“可我不能这样做呀！”法官说。

律师把一个装有三十万法郎的信封向扎伊尔法官面前一推，后者便满脸堆笑，把护照递给了他。

“不过，律师先生，你得发誓把护照归还给我！”

“一言为定！”

瑞士人没有失信，但是我们还给法官的是一份假护照。法官一点也未生疑。他叹了一口气，又开口向日内瓦律师索要三十万法郎：“你知道吗，我儿子就要结婚了。我想送他一支漂亮的步枪和一些小玩意儿……”

帕斯基得救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在马卡拉并没有吃苦头，狱卒们确信能捞到不少美元的外快，便对他尽心侍奉，关怀备至。

他和一个身材高大、胖得发愁、但却讨人喜欢的比利时商人蹲在同一间牢房里。深夜，行动的时刻到了。我们乘坐船尾装有发动机的独木舟来接帕斯基，以便渡过刚果河，前往布拉柴维尔。骨瘦如柴的帕斯基把他那位臃肿笨重的难友也给带来了。在此人的重压下，我们的小舟开始摇晃起来，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刚果河的急流里布满了漩涡，水势十分险恶。对它必须非常熟悉，才渡得过去。在我们渡河的地段，河面特别宽阔，水流湍急，令人咋舌。对直横渡毫无可能。千百次横渡刚果河的黑人和勇敢涉水的牲口都是绕道斜渡的。下游十公里处，朱埃瀑布奔腾吼叫，瀑布周围的沙滩上憩息着懒洋洋的鳄鱼。几天前，我眼看着一条鳄鱼活活吞噬了一个小孩，却无能为力，难以相救。

对付这条河流，必须斗智，从横的方向去制服它，特别是要有一台好发动机，才能驶抵布拉柴维尔。然而，在那天晚上营救帕斯基的冒险行动中，我遇到了什么情况呢？船驶到刚果河的正中心，发动机突然出了故障。响声招来了扎伊尔的水上巡警队。双方枪击一阵后，胆怯的黑人撤退了，事不宜迟，必须赶快过河。

然而，我们的船却愈发难以驾驭了。朱埃瀑布的哗哗响声越来越迫近，真叫人心如火焚。那位比利时大胖子占去了半条船的位置，给航行操作增添了困难。

眼看我们就要到达彼岸，却又被卷进了另一个“看不见的漩涡”之中，险情比湍流更加令人惊骇。我们的船像被粘住似的在水面上就地打转。这是因为无数纤细的水草葛蔓织成一副不祥的罗网，把我们的船身缠住了。我们一边拼命地划桨，一边挥刀向那些如同沉溺者臂膀一般死死缠住我们不放的长长的水草砍去，企图开辟一条道路，摆脱险境。

原来，我们遇上了大片“水风信子”。这种称作“水风信子”的是一种水生植物，生命力极其旺盛，只要有几颗种子，几株幼苗，它就会快速地繁衍开来。

我们的船在水风信于堆里急速旋转。我为了摆脱险境而拼命搏斗着。但正在这时，我的脑际突然浮现出一种奇特的想法，久久不肯离去。

自从1956年我们对苏伊士运河的远征失败后，我就接受了局领导的命令，研究能够使运河瘫痪的办法。

在英法联军登陆时，我曾两次到过苏伊士。第一次是在发起进攻的那一天。我带着从第七处挑选出来的伞兵小组，去摧毁埃及的汽油库，并侦察那里的地形。

第二次是在我们的部队上船撤离时，我独自一人在空旷的战场上来回奔跑，寻找部队丢失在埃尔汉克附近的一种秘密武器-安装在反坦克火箭筒上的红外线瞄准镜。

埃及始终是我的一个目标。我依靠为我在开罗工作的一个瑞士摄影师，弄到了阿斯旺水坝所有要害部位的照片。然而，我在写给局长的一份报告中却反对采用爆破办法摧毁水坝，因为水坝是由夯实的土堆筑成的庞然大物，炸药摧毁力再大，也只能炸毁水坝的外层。

必须寻找其它办法迫使这个公开支持和武装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国家就范。那天我在刚果河上，突然计上心头，有了能够改变一切，使纳赛尔束手无策的办法。我为了自己以及帕斯基和他的比利时难友的生命正在同水风信子搏斗着，而这种水生植物不是恰恰可以用来对付埃及吗？随着每一秒钟的流逝，瀑布溅落水中的声音更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当小舟冲破重重险阻，终于抵达彼岸时，我们离瀑布只有二百米远了。

我一回到巴黎，就请求局领导召开小范围的会议。我带着尚未平息下来的激动心情，提出了我的建议。

我说：“请拨给我三架DC一6飞机。我把它们带到布拉柴维尔，然后，我们就去朱埃瀑布附近割水风信子，尤其是要带籽的。每架飞机装十二吨。我们再驾着飞机把水风信子尽数倾入苏伊士运河南端的苦湖中，你们瞧着吧，不用多久，苏伊士运河就将变成一片无法通航的死水。这个办法，既简单，又不花钱，还没有任何危险……”

局领导被我的想法吸引住了，决定加以考虑。几天以后，又对该计划进行了讨论。专家们认为：“这确实是一条妙计，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苏伊士运河彻底瘫痪。可是，如果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开放运河的话，又有什么办法除去运河里的水风信子呢？”没有办法，确实没有。半个世纪以来，比利时人企图从刚果河中除掉这种水草，结果却是枉费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