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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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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福卡尔插手引起的后果

法涅不苟言笑,朴实无华,是一个严肃正经的单身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着魔般地钻研业务。自从他的顶头上司皮埃尔·德蓬布里昂逃跑之后,他显得更加郁郁寡欢。

几内亚通过公民投票脱离法兰西共同体之前,德蓬布里昂负责领导在几内亚的法国三家大公司办事处。这三家大企业就是联合装卸公司、法布尔-弗雷西内公司以及联合海空运输公司。办事处座落在科纳克里最繁华的地段。德蓬布里昂还兼任比利时旅行服务和咨询处主任。

几内亚独立之际,德蓬布里昂被当地人民的狂热情绪吓得失魂落魄,他匆忙登上去达喀尔的飞机,诡称:“我去达喀尔处理一些事情,明天就回来。”

实际上,他口袋里还装有一张飞往巴黎的机票。他一去就再也不复返了。

德蓬布里昂一走,他的助手法涅就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闷闷不乐。法涅并不隶属于组织严密的第七处,而不过是悄悄地为三家希望了解几内亚最新动态的法国公司探听一些情况,并为雅克·福卡尔的情报网做些工作。

说实话,与真正的职业特务相比,他只是一个毫无能耐且又惹人气恼的业余间谍。一天,法涅发现有一批捷克武器运抵科纳克里。于是,他写了一份报告,分别交给联合装卸公司的一名机长和联合海空运输公司的一名飞行员。

事毕,法涅心安理得地准备返同住处。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以为完成了任务,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突然,他想起忘了给马赛的法布尔-弗雷西内公司提供一份报告的抄件,他感到自己失了职,惊恐万分。

热心的法涅想立即弥补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的这一漏洞。他想起,“福煦号”客轮是在那家公司经营的航线上行驶的,当时它正停泊在科纳克里港。于是,他驱车直奔码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舷梯脚下。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那份情报的抄件。

这时,恰逢他的一个雇员瓦泽耶走下“福煦号”。瓦泽耶刚刚同伙伴们在船上开怀痛饮了一番。瓦泽耶作为作在几内亚的外国侨民无权拥有外汇,更不能有法郎。所以,他让酒吧间的服务员开了一个帐单,说:“我去让我的头头签字,算在公司的帐上。”

瓦泽耶下船时,正赶上法涅上船。

两人相遇,瓦泽耶连忙说:“你来的正巧!请在帐单上给我签个字。”

瓦泽耶就在舷梯下把帐单递给了法涅。法涅信手将它塞进放着秘密情报抄件的上衣口袋里。

但是,科纳克里港的几内亚警官迪亚洛注意到了这两个法国人的动作。于是,他一个箭步窜到法涅身边,喊道:“把藏到口袋里的纸条交给我!”

法涅一下子楞住了,他耸了耸肩,把手伸进口袋,用手指夹出他认为是帐单的纸条。实际上,他拿出来交给警官的却是捷克武器抵达几内亚的情报。

星期一上午,一向准时的法涅没有在办公室露面。他的同事们就此开玩笑说:“真怪!法涅可能在什么地方坠入情网了!”

十点钟,有人来通报,在港口发现了法涅的车子,一个轮胎已经瘪了。这群法国人这才不安起来,其中一个人说:“从今以后,我们一天要清点两次人数!”

我们的谍报员阿尔贝奉命去探听风声。阿尔贝来到警察局科纳克里港派出所,他的朋友迪亚洛警官不客气地拦住了他:“喂,老板,你不能进去!”警官如此对待他还是第一次。

阿尔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转身出去穿上了他那带有金色绞带的军装,并戴上联合海空运输公司的制服帽。这身服装在一般人心自中还是有威望的。他畅通无阻地走进了科纳克里港派出所。法涅被关在里面的一间臭气熏天的牢房里。他目光呆滞,两天来没喝到一口水。塞古·杜尔决定对他进行严厉审判。

捷克军官亲自主持审问。法涅被押送到几内亚新设立的一个集中营里,距科纳克里港口不远。

阿尔贝三天两头派他寓所里的一个佣人去集中营探听消息。

每次回来后,佣人都报告说:“法涅先生还活着!”

事情就一直这样拖着。福卡尔当时在爱丽舍官任秘书长。为了使可怜的法涅获释,他东奔西走,四处游说。他亲自提议派颇有名望的瑞土律师尼科莱去科纳克里出庭辩护。

为了替法涅从事的秘密活动进行开脱,我们编了一套假话:法涅从来不是间谍。而是一个善良的法国公民。他看到一些武器运到几内亚,深感不安,担心这是向阿尔及利亚叛乱者提供的军火……”

此外,福卡尔还让法国国库拿出二千万法郎,试图从塞古-杜尔那里赎回法涅。

然而,几内亚总统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个羞辱法国的机会,真是欣喜万分。他拒绝任何妥协。他下令大肆搜捕隐藏的间谍,矛头直指法国侨民。抄家、搜查、侮辱人身的事件接连发生,而且愈来愈多。科纳克里警察局遭到了东欧国家教官的叱责,于是,它做出决定,禁止任何人靠近飞机。

几内亚采取的强硬措施使第七处谍报人员的活动受到了影响。阿尔贝尽管十分机灵,但还是难以开展工作。不过,阿尔贝能摆脱困境。比如,他在自己的帽子上打主意。法国航班飞机的机长来到阿尔贝的办公室,把自己的帽子顺手放在阿尔贝的制服帽旁边。离开办公室时,他把阿尔贝的帽子拿走了。阿尔贝帽子的隔层里就藏着仔细折叠起来的纸片。就这样,情报送到了巴黎。

有时,阿尔贝还把他用密码写成的报告卷起来,放在香烟盒里。

“有烟吗?”过路的飞行员问道。

阿尔贝递过香烟盒,飞行员抽出一支烟,然后随手把香烟盒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幸亏,当时负责对法国人搜身的几内亚人从不检查香烟盒。

如果阿尔贝能和他在联合海空运输公司的上司鲁亚搞好关系,一切会更加顺利。鲁亚是联合海空运输公司驻达喀尔的副代表,也跟我们的谍报系统有联系。

鲁亚定期视察联合海空运输公司驻达喀尔、巴马科和科纳克里等地办事处的工作。他是阿尔贝的顶头上司,但从第七处的系统来看,鲁亚却仅仅是一名联络员,是阿尔贝手下的一名小卒。

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你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阿尔贝认为鲁亚不过是一名业余间谍。

阿尔贝抱怨道:“他给我提供的情报荒谬绝伦,我不愿相信他的蠢话。”“有一天,他煞有介事地让我告诉巴黎,说什么联合海空运输公司在一周内有十五次飞行。真是蠢到家了!”

而鲁亚则在达喀尔拉住我说:“我很想继续为你效劳,但我拒绝同阿尔贝合作。我觉得他恨我。早晚阿尔贝会出卖我的。所以我只向他提供无足轻重的情报。”

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已经发展到互不理睬的严重地步。阿尔贝温文尔雅,讲究效率,而且处事审慎。他讨厌鲁亚的形象和他身穿的奇装异服。

“这哪像是第七处的人!”阿尔贝气愤地说。

鲁亚一想到自己身为公司的副代表,却屈居于本单位一个小小雇员的领导之下,便感到怏怏不乐。

我费尽了口舌,终于说服了做慢而固执的鲁亚。他答应继续和阿尔贝共事。

“好吧,”他对我说,“这可是你的主意!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这里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肯定是他的错!”

怎样使他们和解呢?鲁亚坚决不肯和他的领导阿尔贝接头。他认为,即使是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也不能采取这种同他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作法。

“好吧,”他说,“还是你亲自来处理这件事,安排我们两人见面吧!”

为了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我不得不去科纳克里安排他们会面·此举对我十分危险。因为,种种阴谋活动搅得塞古·杜尔终日得不到安宁,他急于搞几起审判案件,以期取得引人注目的效果,可以预料,如果我在此行中被捕,塞古·杜尔肯定会以此为把柄,攻击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进而诋毁法国。

说不定鲁亚给我设置了圈套?我禁不住问我自己。阿尔贝曾向我提出过警告,我至今记忆犹新。

“要提防鲁亚,”阿尔贝叹息遭,“他可不是那种踏实肯干的人!”

阿尔贝对鲁亚抱有成见。我岂能被他们的争论所左右。不能因为科克在达咯尔出卖了我而怀疑我的所有联络员,要是这样,我的工作就会寸步难行!

再说,鲁亚为什么要出卖我呢?他的夫人住在巴黎,完全攥在我们手心里。这一点,鲁亚并不是不知道。

尽管如此,当我化名为马亚尔,以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代表的身份飞抵科纳克里时,我仍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一踏上这块潮湿而酷热的国土,我便忐忑不安,浑身都是汗。法兰西旅馆是外国人的必住之地。除了它的名字仍叫“法兰西”之外,旅馆里已再也没有什么法国味了。在餐厅里,坐在我周围的全是些苏联人、捷克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这里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但都是红色国家的语言。我是来这里下榻的唯一的西方人。在职业密探的监视下,我单独在一旁就餐。饭后,我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从其他顾客面前走过,返回三楼的房间。窗外一片漆黑,因为塞古·杜尔已下令实行严格的宵禁。

凌晨三点,我赤足下床,竖起耳朵静听片刻,然后悄悄地溜到第四层。鲁亚的房门虚掩着,这是信号。我同他好不容易达成了协议。他答成重新和阿尔贝进行联系。

“好吧,我同意把情报交给他。但我要用他不能破译的密码写情报。我不愿让他知道转送给你的情报的内容!”

于是,我返回自己的房间。阿尔贝已在那里等候。我向他转述了鲁亚提出的条件。阿尔贝耸了耸肩,说:“你是头头,你看着办吧!”

我又偷偷上楼去说服鲁亚,要他务必按达成的协议行事。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才安然入睡。翌日,我正要登上飞机,几内亚的警察围住了我。他们搜了我的身,扒去了我的衣服,最后,我就这样一丝不挂地被他们扔进了牢房。外面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我寻思:完了,飞机丢下我起飞了,幸运的是,我身上没带任何可疑的东西。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被出卖了。可是,出卖我的是谁呢?鲁亚?还是阿尔贝?也许我成了他们势不两立的仇恨情绪的牺牲品?这一倒楣的事件可能牵连总部,使法国陷入困境。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负责秘密行动的头日在策划反塞古·杜尔的阴谋时,被人当场抓获,这还了得!一想起即将降临到我头上的厄运,我便提心吊胆,如卧针毡。牢房里空气潮湿闷热,令人窒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头脑也愈来愈麻木,愈来愈迟钝了。

突然,咣啷一声响,牢门被打开了,我站起身,等待着塞古·杜尔专门训练的打手施展淫威。这些人是行刑的行家。一个好端端、活生生的人落到他们手里,就会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一个妇女被推进牢房,痛哭流涕地瘫倒在我的身旁。她和我一样,也被扒光了衣服。她尴尬地用双手捂着身子,试图遮盖她的裸体。后来,她确信我并无邪恶念头,使向我哭诉了她的不幸遭遇。

她是黎巴嫩人,在科纳克里经商。由于几内亚总统颁布的法令,她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于是,她决定返回祖国。

“我准备动身时,”她接着说,“他们打开我的箱子,把我所有的鞋子都翻了出来。他们说我只有左脚穿的鞋予,吼叫着问我把右脚穿的鞋放哪里了。他们指责我是投机商人,说我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仿佛到了于布王国①。两天来,他们让我在这个酷似地狱的牢房里受尽了煎熬。第三天,又对我进行了一次审讯。他们盘问我来科纳克里的目的,我根据他们提的问题判断,他们并不以为我从事了什么活动。他们感到蹊跷的只是:我这个法国人哪里来的胆量,竟敢独自到他们恐怖的首都来冒险,而其他法国人通常都避开此地。任何法国人在这里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怀疑。我反复申辩,费了许多口舌,他们才释放了我。

这次遭遇教训了我。几个月之后,当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几内亚去执行秘密任务时,我为保护自己,采取了谍报活动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防范措施。

我坐的是我手下的一名特工人员驾驶的班机。飞机停在跑道的尽头等我,随时准备起飞。

我履行了正常手续,接受海关和警察的检番。我的化名是托马,身份为联合海空运输公司的稽查员。我知道,入境时间题不大,离开几内亚时则容易出现麻烦。我拿着装公文的手提箱,随便叫了辆出租车。我在靠近科纳克里市区的一家医院附近下了车。我刚走了几步路,另一辆汽车就停到了我身旁。我一头钻进车里,蜷缩着躺在下边。

忠实的阿尔贝开着车,脸上毫无表情。他一言不发,驱车直

①于布(Ubu)是法国作家A·雅里所写剧本《于布王》中的人物,残忍、胆怯得可笑。——译者

奔机场。他可以随便出入机场。车子一直开到货运处办公室。就这样,几分钟之后,我又回到了出发地,我在这个关闭的房间里,伴着货物堆度过了一整天。

可以说,我已离开了几内亚,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无人地带”。在这间房子里,我认真捉摸,根据目前的具体情况,能否在几内亚继续进行截获文件和拆取外交邮袋的话动。

然而,机场里那些时隐时现的面孔和妖艳妩媚的女人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问阿尔贝和他的助手:“很久以来机场里就有这些女人吗?”

“近来这种人越来越多了。”

她们是“高等妓女”,是一支为塞古·杜尔服务的秘密部队。这些放荡的几内亚女人袒胸露背,出投于白人聚集的地方。她们无孔不入,监视旅客,挑逗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伺机套取情报,并直接向几内亚总统汇报。

我感到,在这样一个受到严密监视的地方重建秘密特工机构太危险了。一旦谍报机构被侦破,便会酿成全球性丑闻。这一天,我决定我们彻底撤出科纳克里。晚上七点三十分,照例下了一场暴雨。所有人都躲进候机室避雨。阿尔贝趁机开车,把我一直送到飞机旁。

我说:“阿尔贝,我打算把你派到别处去。这里的工作结束了!”

几内亚本应成为非洲最繁荣、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可是,苏联的铁幕已延伸到这个国家。我们第二次失去了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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