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阿尔贝在科纳克里机场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也就是那个机票预订处。他通过这个“观察哨”可以看到为把这个国家拉入进步阵营而出入几内亚的所有的人。

首先是法国共产党干部。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扶植他们当年在党校训练过的几内亚学员，整顿动乱不止的行政管理机构，重新开动被法国高级官员遗弃了的国家机器，指导儿内亚人如何着手工作。

其次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代表团”，它们也接踵而来。

阿尔贝目睹第一批古巴人踏上了非洲大陆。他们一行三人，都留着大胡子，身穿草绿色军装。他们刚来，显得有些人地生疏，尚未流露出后来对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进行殖民统治时的邢种征服者的神态。

阿尔贝出生在朗德，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毛遂自荐地给古巴人当向导。远方来的陌生人愉快地答应了。

“我们给塞古·杜尔带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兄弟般的问候！”他们这样说道。

突然，又来了一位不寻常的人物：雅罗斯托夫·诺沃提尼。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代表团的团长，东欧同家在儿内亚的开路先锋。继他之后，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苏联人便蜂拥而至。

诺沃提尼曾在巴黎当过外交官，会讲法语。他很幼稚地给我们的谍报员阿尔贝打开装满手工制品的小箱子，炫耀他的家当。

他活象旧时走街串巷推销货物的机灵商人。

诺沃提尼巧妙地向几内亚总统的弟弟，商业部长伊斯梅尔·杜尔兜售了他的钢笔尖。

诺沃提尼故弄玄虚地说：“我出半价卖给你。”

憨厚朴实的伊斯梅尔·杜尔信以为真，高兴地回答：“好极了，你给我两吨！”

阿尔贝在一份报告中，绘声绘色地叙述了那次捷克人兜售笔尖的可笑事件。笔尖运抵科纳克里后，几内亚人不知如何处置这批货物，便把它们堆放在港口的码头上。当地气候十分潮湿，两周后，笔尖就生锈、腐蚀、粘连在一起了。东欧国家运去的成吨的面粉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还有无法使用的一袋袋水泥。也高高地堆在霉烂变质的面粉上面了。

陈旧器械、破烂物品比比皆是，短短几个星期，几内亚就变成了一个“废品站”。

有人写文章说·苏联还将扫雪车卖给了塞古·杜尔。实际上，据我们得到的报舌，那是些单铧犁。但单铧犁在几内亚也毫无用处，因为那里的土层很薄，稍微往下耕得深一点，便会碰到石子。

苏联人出售给塞古·杜尔军队的装备也令人啼笑皆非。他们向几内亚倾销了六百余辆流动厨房车。如今，只有在收藏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品的博物馆里才能见到这种由两匹马牵引的流动厨房车。几内亚经常暴雨滂沱，可怜的马在这种气候下两天都支持不住。由此可见，苏联的援助简直是荒谬绝伦！

美国人不甘落后，他们也想到几内亚来碰碰运气，企图把我们全都挤走。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头面人物、慈善机构的牧师，世界粮农组织的专家，还有浸礼会和公谊会等基督教人士、联合国官员……形形色色的人物纷至沓来。

阿尔贝有一位几内亚同事在机场当警官，他是塞古·杜尔后来派驻弗里敦的大使。一天，警官叫住了阿尔贝，把一张纸片伸到他面前来回晃动，并说：

“老板，瞧，我要去美国实习了……”

“实习什么？”

他指着他的通知单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你知道吗？”

无数诈骗犯、冒险家、期待发迹的兵痞从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渴望找到尚未开发的金银宝地。他们象一群兀鹫凶猛地扑向几内亚。全世界的污秽之辈都云集到了科纳克里。

一天，一个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美国佬坐在阿尔贝松软的扶手椅上，用英语说；“我叫哈里·罗斯托！”他用抱怨的口吻问阿尔贝，何处能弄到了波儿牌威士忌酒，他说：“我只喝这种威士忌！”

阿尔贝告诉他要到弗里敦才能找到这种酒，但阿尔贝又说：“我马上就能帮你忙，我手头正好还有一瓶。”

“你真是救了我的命！”罗斯托兴奋地叫了起来。

阿尔贝彬彬有礼地趁机询问他的职业。

“啊，”罗斯托惊讶不已地说，“你不认识我？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邮票收藏家哈里·罗斯托。我花了十亿巨资买下了前埃及国王法鲁克收集的全部邮票。”

这位亿万富翁涉足科纳克里有何贵干呢？

罗新托回答说：“当然是买邮票！”

可是，当时的几内亚根本没有邮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什么都缺，甚至连它侨民的护照也发不出来。达喀尔的一家印刷厂给几内亚印制了可供十万本护照使用的绿色水纹纸里页，但它拒绝提供硬纸封皮。印刷厂通知几内亚方面说：“你们自己设法装订吧！”

塞古·杜尔受尽了侮辱，但又无能为力，他气得暴跳如雷。

罗斯托是来帮杜尔解围的，至少是帮他解决邮票问题。阿尔贝在一份报告里向我们陈述道：“一瓶丁波儿威士忌起了作用，罗斯托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很信任我，要我在保险柜里替他保存一份文件，以防被窃……”

这份文件实际上是总统的弟弟伊斯梅尔·杜尔和哈里·罗斯托签订的一个合同。该合同使罗斯托垄断了几内亚独立后的邮票印刷和发行业务。根据合同，他有权保留印版。这就是说，他今后可以随意翻印，向集邮者提供邮票。

每当一个贫穷的、被众人抛弃的新国家诞生时，罗斯托便搞这一手。他到处这样干，而且还打着完全合法的招牌。

外国耍弄的这些手腕使塞古·杜尔的债务日益沉重，因为要取得它们的援助，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东欧国家经济代表团并非向杜尔白白送礼。可是，钱呢？到哪里去找钱呢？塞古·杜尔甚至连他政府官员的工资也无力支付。戴高乐中断了各项必需品的供应，几内亚在法国的全部资产也均被冻结，要等到今后两国解决争端时才有指望。

一些几内亚人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服过役。塞古·杜尔要求法国政府把应付给几内亚退伍军人的补助金全部交给他，由他把这笔钱再分发给退伍军人。

但是，巴黎当局怀疑几内亚总统企图利用这一机会来偿还最紧迫的一部分债务，因此，拒绝了杜尔的要求。

法国领导人说：“这笔钱暂时封存在信托局里，直至你们允许我们直接向退伍军人发放补助金时为止。”

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在几内亚取代了法国人地位的捷克人的行径。他们开始对几内亚人的支付能力产生怀疑。捷克人跑到巴黎来诉说他们的不满。他们毫无顾忌地透露了塞古·杜尔欠债的总额，然后说：“我们希望得到你们保存的几内亚退伍军人的补助金。几内亚应该用这笔款子偿还欠我们的债！”

我们彬彬有礼地，然而是坚决地拒绝了捷克人的要求。

这时候，一个奇迹出现了。塞古·杜尔突然想起，几内亚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藏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这笔钱是法国人丢下的，金额高达四十亿非洲法郎。

潜伏在科纳克里的谍报员阿尔贝得到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后告知我们说，塞古·杜尔正在动用一笔意想不到的钱财。此举有损于我们掌握的非洲法郎的平衡，因为那笔钱是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钞票。阿尔贝建议我们制止塞古·杜尔的这种做法，但如何制止呢？

阿尔贝献策道；“你们给我送两三个燃烧弹来。我发现几内亚中央银行的通风管道一直通到金库。我可以佯装去看望我的朋友财政部长先生，然后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燃烧弹甩进去。这样，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挽回四十个亿的损失！”

我断然反对阿尔贝的计划，并告诉他，这样做，将给留在几内亚的三万多法国种植园主招来大祸。

实际上，我早已知道塞古·杜尔的这四十亿非洲法郎已不值一文。因为这笔款子里的近十亿法郎是被淘汰了的、应予销毁的旧钞，在几内亚独立的混乱时刻，法国官员匆匆撤离，忘却了按预定计划烧毁这笔钱，但无论如何，这些旧钞已不能再使用了。

至于其余的三十亿法郎，都是尚未进入流通的新钞票。这些钱必须在法兰西银行行长按惯例签署发行令以后才能有效，当时，由于要等候公民投票的结果，未能签署发行令。考虑到几内亚在公民投票中表示“反对”留在法兰西共同体之内，戴高乐严禁银行行长颁布此项发行令。结果，这些钞票便成了一堆废纸。

塞古·杜尔骗人的手法未能持续多久。起初，有些债主上了圈套。倒如，一家大航空公司的代表曾要求偿还五千万法郎，当伊斯梅尔·杜尔把一叠叠成捆的钞票摆在他面前时他惊得目瞪口呆。

“去吧，去数一数！”伊斯梅尔·杜尔对他说。

可怜的航空公司代表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来点钱，然后，他把钱塞进皮包，踏上了归途。回到达喀尔时，人们告诉他这些钞票是应扔到阴沟里去的废纸。

独立是一桩好事情，但如今一贫如洗，没有任何银行存款；满以为已经到手的钱财又因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而化为乌有。怎么办呢？塞古·杜尔大发雷霆，感到自己完全是被人愚弄了。

同样的非洲法郎却可以在塞内加尔、象牙海岸、马里等国流通。但这里有一个微小的差别，使得同一种货币却有两种不同的遭遇。法兰西银行一向警惕性很高，长久以来，它就采取了保险措施。在法国印刷后发行到非洲各国的纸币上都载有一个可以辨认的专用字母。所以，现在凡是来自几内亚的钞票都能被鉴别出来，加以销毁。

我之所以劝阻阿尔贝，要他放弃把塞古·杜尔的几十亿钞票化为灰烬的念头，还有别的原因。我们正在考虑实施更能引起震动的计划。

我们获悉，几内亚不顾一切，企图脱离法郎区，发行自己的货币。塞古·杜尔不拿到带有他自己头像的钞票是决不会罢休的。他已煞有介事地自诩为第三世界的一个伟大领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古巴人都赶来向这位敢于向戴高乐挑战的伟人致敬，认为他是革命的非洲大陆上一座新的灯塔。

捷克人建议他在布拉格印刷他梦寐以求的钞票，这是捷克人收回他们的贷款和控制几内亚经济的难得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讲，过也是个大好时机。我们可以趁机把水搅浑，打破捷克人的控制局面，让塞古·杜尔陷入绝境。

我们设法摘到了几内亚新币的票样。局总部有一所绝密的印刷厂，能够根据票样逼真地复制这些钞票，然后再使这种钞票充斥几内亚市场。

我们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塞古·杜尔自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企图拿我们掌握的非洲法郎搞鬼。

在“钞票战”中，发生了一桩怪事。我们翻印的假钞票要比捷克人印制的真钞票质量还好。科纳克里的气候极端潮湿，年降雨量为六千毫米。在布拉格印制的钞票适应不了这种潮湿的气候，极易损坏，票面上的数字和图案都变得模糊不清，最后，纸币成了破烂纸片。

塞古·杜尔无法迁怒于捷克人，因为他越来越依赖他们，他只好把一肚子怒火全部发泄到仍然居住在几内亚的法国人身上。

一个名叫穆东的法兰西电力公司驻几内亚办事处的雇员，用手指抹掉了捷克印制的钞票上杜尔总统的画像，结果，他以侮辱国家元首的罪名被当局判处一年徒刑。

此外，捷克人还保留了印制钞票的铜版。他们除了印刷交给几内亚国库的钞票以外，还增印了不少纸币。

在几内亚国内，有些诈骗犯用老式复印机翻印捷克印制的纸币，这样，几内亚人自己也造伪钞。他们拿着这些假钞票到最偏僻的农村，以政府的名义兑换尚在流通的非洲法郎。

鉴于几内亚的新币无法在国外使用，塞古·杜尔破产了，因而再次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正如戴高乐将军所希望的那样，塞古·杜尔“趴到了地上”，但他并没趴在法国面前，而是彻底转向了社会主义国家。捷克人掌握了几内亚的行政机构，并控制了它的警察。国家推行恐怖政策，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消失了。数以百计的反对派，嫌疑犯横遭逮捕、刑讯、拷打，被投入散发着恶臭的监狱里。后来，一个名叫居伊·法涅的法国侨民被捕。从此，法国人成了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日子更不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