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每当我看到电视连续剧《完不成的使命》的一个片段时，我就会想起彼德罗。我是采用和电视片中相同的办法，根据照片上的模样选中他执行一项任务的。人们记得，在电视片中，每次行动之前，行动组长都要翻阅一本“像册”，根据各人的相貌，以往的功绩及各自的特长遴选他所需要的特工人员，而其他条件较差，不适宜去完成任务的人，则被淘汰。

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丹吉尔港这个地痞流氓，走私犯和在逃的黑手党人①麇集之地，乃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购买军火的主要场所。要打入这个天地，我不能选派一个仪表堂堂，发式讲究、毕业于综合工科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②的小伙子。我需要一个能够混迹于“狼群”的人。他的外形要适合他将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要有一付强盗嘴脸。倒不一定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粗鲁汉子，但应该是一个迷人、洒脱、狡黠，既能令姑娘们倾倒又能为黑社会接纳的盗贼。

在一大堆照片中间，我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我怎么没有想起他来呢！”我自言自语地说，“彼德罗去正合

①黑手党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后发展到美国，成为一种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②综合工科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是法国的两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专门培养高级技术人材和行政官员。——译者

适！”

彼德罗下巴削尖，面孔微陷，从左太阳穴到下巴颏儿有一道长长的刀疤，目光时而温柔体贴，时而令人生畏。他和电视片中的主人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人都粗犷膘悍而又风流倜傥。

为了加深印象便于记忆起见，我把照片背面的几行字又念了一遍：“马科·卡尔维特，又名彼德罗，原外籍军团军士，在朝鲜和印度支那作战十五年，战争给他留下了那遭惨白的长长的刀疤；原籍西班牙卡塔卢尼亚，能操一口熟练的西班牙语和英语。”丹吉尔是一个国际港口，要在那里站稳脚跟自由行动，就必须掌握这两门语言。

此外，马科对情报工作已颇为熟悉。1954年，外籍军团安全局的负责人让他离开部队，并建议他去阿尔及利亚南部的艾格瓦特开设汽车加油修理服务站。

“可我不想离开军队啊！再说，我也没有钱！”马科表示说。

上司告诉他，并不是真的要他离开军队回去当老百姓，至于开设汽车加油修理服务站的经费，会有人向他提供的。外籍军团安全局指望他在那里监视军火走私商从利比亚和突尼斯通过撒哈拉沙漠的小道、用骆驼和卡车运送武器的整个活动。马科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直到走私犯识破他的庐山真面目时为止。

为了使他能继续在其它地方开展活动，外籍军团安全局想出了一个可以同间谍电影中的情节媲美的办法。一天，有人在阿尔及尔港口捞起一具尸体。死者是被匕首刺死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当局宣布，死者身份已经查明，是原外籍军团军士马科·卡尔维特，可能是在一场斗殴中被杀死的。

于是，马科摇身一变，成了彼德罗。他是为各军事情报机构效劳的，但却提出要求，想到第七处来工作，想到第七处来的并不只是他一个。提出申请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我们干些什么，但是对于我们的行动，人们却交口称誉，赞叹不已。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接纳新成员的会议上，总把我们树为榜样，所有迷恋谍报工作、性喜冒险的人都希望到我们处里来。

因此，我召见了彼德罗。他是我完成预定计划所需要的理想人选。此人瘦小精干，皮肤黝黑，步履轻捷，多疑而寡言，活象个摩尔人，颇有点美男子风度。况且，他在军队里还当过报务员，会使用收发报机。他确实具备完成任务的全部条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特工好手。执行任务前，我让他接受了一次突击训练，背熟我们的密码。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最后的考核。心理技术专家也说他性格稳定，精神平衡，值得信赖，而且是一条真正的硬汉子，不会因为情场上的风波而栽跟斗。

彼德罗临行前，我向他交代了他工作的重点对象的情况，就是那个出生在拉脱维亚的德国人——乔治·普赫尔特。1948年，普赫尔特移居丹吉尔，还带来了一条小型拖网渔船“红色巫婆号”。起初，他专门走私美国香烟。此人野心勃勃，希望在北非市场上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便开始做起军火生意来。开始，他向反对法国的摩洛哥叛乱分子提供武器。随后又向突尼斯人提供武器。而现在，经老顾客热情介绍，他又在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效劳了。他的船队新增加了五艘，特别是增加了几艘快艇。这些快艇航速高达四十节，能够甩掉缉私船只的追踪，把货物卸到荒无人烟的海滩上。还有一些退役海岸巡逻艇也加入了他的船队，从事走私活动。

彼德罗带着发报机来到丹吉尔。一抵达目的地，他就想在城外俯瞰海湾的高地上找一座别墅住下来，以便随时能用望远镜监视来往的船只。他找到了一幢房子，离普赫尔特的豪华住宅不远，位置比他想象的还要好。从屋顶的平台上，可以观察德国军火商家里发生的一切。在军火商的内院里，一个年轻美貌的棕发女郎在懒洋洋地晒太阳。彼德罗根据我们给他看过的照片，认出她就是普赫尔特的女儿玛丽娜。彼德罗的任务就是勾引这位女郎，设法通过她接近德国商人，同商人结成莫逆之交。

彼德罗毫无顾忌地把天线架在别墅的屋顶上。没有人会因此对他产生怀疑，因为这个城市里充斥着外国人、走私犯、掮客、同世界各地都有联系的大商人、流亡的政客、暗藏的恐怖分子，甚至于间谍特务。像他那样的天线，真是不计其数。万一有人找他的麻烦，他也可以说，他酷爱音乐，常常收听世界各地的音乐广播。我们在弗施罗尔监听中心非常清晰地收到了我们的“音乐迷”发回的最初几份电报。丹古尔实在是特工人员活动的理想场所，那里的电离层特别有利于秘密电台播音和发报机电波信号的传播。

彼德罗开始在丹吉尔城堡周围闹市的小巷里转悠开了。他双手插在裤兜里，就像本地人那样轻松自在。他在法兰西广场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喝咖啡时，结识了几位朋友，并表示愿为他们帮忙。

这个小伙子天生好鼓捣，他既乐于助人，又样样精通，比如修理个马达什么的。若是哪位海员病倒了，他不用央告就会跑去顶班。再苦再累的话他也不怕。他随时都能到船上去帮着卸货，搭上一把手。他麻利能干、谨慎稳重，这都是为黑社会所赏识的优点。走私贩子、地痞流氓、拉皮条的和扒手小偷们很快就让他进入了他们的小圈子。没过多久，他在海港就成了大家所熟悉的人物。每天上午九点钟光景，他都跑到弗尔梅街一带去溜达。普赫尔特的“阿斯特拉马尔进出口公司”办事处就设在那里。这家公司是他为掩护其真实活动而建立的。彼德罗留神注意着普赫尔特走出门来。他远远地跟着这位德国商人。普赫尔特臃肿不堪，红通通的脑袋直接安在粗大的躯体上，胖得连脖子都没有了。

他定期到港口视察他的船只，扯着嗓门向各位船长发号施令。他的船队名义上是捕捞龙虾的。船队返航时也确实是满载而归。但实际上，普赫尔特的快艇是在公海上同装运走私物品的海盗船只碰头。走私物品包括：削价三分之二的美国香烟、威士忌，机床、金条、光学仪器和照相机。最近一个时期，军火成了主要的走私品。货物在公海上交接，这样就能躲避海关的检查。然后，普赫尔特的快艇满载走私物品，直驶摩洛哥海岸某些人迹罕至的海滩和小湾，货物在那里卸下并隐蔽起来。返回丹吉尔港之前，普赫尔特的船队再从当地小户渔民那里买下成筐的龙虾装到船上，就有点像一无所获的猎人在回家之前向别人购买猎物一样。

昔赫尔特清楚地知道，丹吉尔当局了解他的底细。但只要他不被当场抓获，别人就奈何他不得。由于他的快艇总能够甩掉西班牙、摩洛哥和法国海关在这一带海域的缉私船，他那“抓不住的走私贩”的名声便越来越响了。

中午十二时整，普赫尔特到明扎旅社的酒吧间和他的女儿玛丽娜会面。这是丹吉尔的一家高级旅社，正门朝自由路开着，并不十分起眼。然而，在它那宽敞的内院里，却棕榈掩荫，平台处处，喷泉溅珠；游泳池的一洼碧水映入眼帘，宛若抄漠中清凉、宁宓的绿洲，令人心旷神恰，留连忘返。彼德罗成了这里的常客。

他在普赫尔特女儿的面前，总是彬彬有礼，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向她致意，微笑，有时寒暄几句，但却并不走近她的身边。在彼德罗动身之前·我们同他一起周密地制订了引诱玛丽娜的计划。

彼德罗必须想尽办法，使德国女郎真的对他产生好感，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激起她的诚挚的爱情。我们叮嘱他，要通过他庄重的举止，本人的才华和神秘莫测的风度，博得德国女郎的敬重和欢心。

玛丽娜和彼德罗之间的关系渐渐融洽起来。他们在海滩上约会。纯朴的爱情与日俱增。玛丽娜从不向她父亲隐瞒什么，她向父亲谈了这个年纪略大、体格健壮、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谨慎小心的普赫尔特进行了调查。他所了解到的有关彼德罗的一切都使他放心，我们的这位特工人员成功地为自己涂上了一层完美的保护色，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单枪匹马的冒险家，一个碰运气的旧军人的形象。象普赫尔特那样贪婪冷酷的人，是不愿意让女儿找一个毛头小伙子的。他赏识彼德罗的坚定、狡黠和隐秘。他甚至认为，彼德罗可能成为他的合作者。普赫尔特常常外出旅行，临行前便要求彼德罗照料玛丽娜。他知道有人保护他的女儿，就感到更加放心了。

他毫无隐瞒地向彼德罗透露说：“我受到了威胁。有人把一些小棺材寄给我。法国的谍报机构想吓唬我，让我打消和阿尔及利亚人合作的念头……”

普赫尔特那双陷在堆满脂肪的眼窝中滴溜溜乱转的鼠眼突然盯住了彼德罗。

“对了，你是法国人……”

彼德罗做了一个表示轻蔑的手势，打消普赫尔特的顾虑。

“在我血管里流着的，首先是西班牙血液。再说，最使我感兴

趣的，是别人给我出的价钱……”

彼德罗说，他通过在马德里当商人的朋友，保证能够买到一批口径为9毫米的崭新的德国冲锋枪。

普赫尔特竖起了耳朵，急切地探询：“能买多少？十来支？”

彼德罗耸耸肩膀说：“你要愿意，就买它一千支！”

“好！拍板成交吧！”德国人应声管道。他对玛丽娜的这位朋友愈加敬重了。

其实，彼德罗只不过是按照我们事先制订的骗取普赫尔特信任的计划行事而已。那批冲锋枪将由我们在马德里的公司提供，五美元一支，价格之低廉足以击败任何竞争者。德国人喜出望外，上了我们的钩。他转手以每支一百二十美元的价格将这批冲锋枪卖了出去，包装费和运输费尚不计在内。这笔生意使他捞足了油水，心情十分舒畅。彼德罗深受他的信赖，从此以后便掌握了他的全部活动，知道他接触哪些人，谁是他的供应商，谁是他的主顾，甚至事先就能获悉他在欧洲旅行的行踪及其船只的话动情况。普赫尔特和玛丽娜，尤其是后者，对他毫无隐瞒，向他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情报。有了这些情报，我们就可以控制、阻碍、搅乱并最后切断“费拉加”的武器供应。任何情况都逃不过彼德罗的耳目，他如实地将一切情况用密码报告给我们。

每当普赫尔特来到欧洲大陆，在日内瓦、法兰克福或汉堡会见客户时，我们总是派人跟踪他。这样，我们在1956年6月底发现，汉堡港有很大一批军火要装上普赫尔特的“红色巫婆号”渔船。

然而，这艘船的续航时间足以摆脱我们的追击，而船上的军火一旦送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战士的手中，就可能使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炸沉“红色巫婆号”渔船，但我们不能在汉堡炸船，以免引起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同的外交纠纷。我们必须趁普赫尔特的渔船中选在丹吉尔停泊时抓住时机下手。

我要求彼德罗一发现“红色巫婆号”渔船进入丹吉尔港就立即通知我们，但我没有向他解释我们对这条船表示关注的理由。因为，我坚持只让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知道尽可能少的情况。为了实现炸毁渔船的计划，我同行动处进行了联系。行动处是秘密战中专门从事这类活动的机构。对这个处的每个军人，我都是非常钦佩的。我曾多次同他们一道，在他们的塞尔克特基地接受训练，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但是，行动处的人往往过于胆大，以至于显得有点鲁莽。他们沿袭了第二次世界大成中别动队的行动方式，习惯于明目张胆的奔袭。他们往往缺乏于我们这一行的基本素质：不为人所注意，不留任何痕迹，严格按秘密工作者的准则进行活动。

“红色巫婆号”己经进入丹吉尔港，决定性的时刻眼看就要来临。正在过时，行动处处长鲁西亚上校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他说话的声调流露出惊慌不安：“我派了七个人，已经到达现场……”

“炸一条船就派七个人？于吗不派一个海军师去呢？”

我的讥讽使他感到极不自在。在我看来，派两个人去就绰绰有余了。可是，人海战术已经成了行动处的传统。

鲁西亚又说：“麻烦的是他们没有炸药。”

“什么？去了七个人，却投带炸药？”

时间已经是上午九点了。怎样才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躲过海关和警察的检查，把炸船所需要的炸药送到丹吉尔呢？如果今天白天送不到，“红色巫婆号”明天就可以平安启航，它那一船能置法国士兵于死地的货物就将运抵目的地。人们又一次指望我来摆脱由于局里的工作缺乏远见、缺乏协调和疏忽大意而造成的困难局面。为此，我不得不让我的一个最好的合作者、一个普普通通的联络员、一个过着恬静生活、值得羡慕的老爹，去冒极大的危险。

“把雷蒙·杜埃给我叫来。”我对女秘书说。

这位航空邮运公司的老前辈和他的老板迪迪埃·多拉代表了整个一部史诗。他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雷蒙·杜埃已年满花甲，为人谦逊、朴实，很晚才当上父亲：六个孩子都还年幼。作为法国航空公司负责北非地区业务的首席监察员，他无需作任何解释，就能够搭乘公司的任何一架飞机，他的提包都是自己随身携带，从不登记，也不受检查。

每到一地，他总是受到机场领导客客气气的接待，并且不必办理任何海关、安全和边防手续就可出机场。只有他才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把炸药送去。

“你们有飞丹吉尔的班机吗？你能不能带着这包东西马上到那儿去一趟？”

“事情这么紧急吗？”

“是的，杜埃先生。不过，我要告诉你，你可以答应，也可必拒绝。”

我生平第一次把惯有的审慎抛到脑后，我觉得必须把事情的

全部真相告诉这个正直而勇敢的人。

我告诉他：“这个包裹装的是炸药和一个引爆装置。必须把它送到丹吉尔，交给那些等着用它的人。所以说，这个任务是很危险的。”

“你认为我是唯一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人喽？那么，请把包裹交给我，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他脸上带着诙谐的神情又问：“万一有人问起我带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说呢？”

我用同样的语气告诉他：“就说是砂糖。”

在飞机上，机组成员恭恭敬敬地请杜埃到驾驶室就坐。他若无其事地将提包放在膝盖上。1956年7月2日，也就是第二天的下午，彼德罗在望远镜里注视着“红色巫婆号”启航。他看到普赫尔特的渔船缓缓地向远方驶去。正当渔船加速，开到八节的时候，一声巨响，船身被炸成了两截。方圆几公里之内都能听见爆炸声。普赫尔特冲到码头，眼巴巴地望着他的渔船迅速沉没。渔船带着满舱的武器弹药在大海上消失了。

在图雷尔总部，众人额手称庆，皆大欢喜，我却不愿分享快乐。当然，我们是成功了，但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啊！有多少特工人员不必要地冒了极大的风险才艰难地完成了这次任务？我不会忘记，在最后一刻，我们几乎功败垂成。多亏杜埃老爹这位勇敢的文职人员，我们才摆脱了困境。可我却—直没有能够使他获得荣誉团勋章。“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告诉我，“他又不是预备役军官！”行动处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机构，但却不适宜于搞特工活动。

那天，我发誓再也不在如此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了。对普赫尔特来说，“红色巫婆号”的沉没不啻是命运给予他的一次沉重打击。但他并不气馁。

“我亲爱的彼德罗，”他宣称，“我要更加起劲地干下去。”

他丝毫也没有怀疑彼德罗参与了炸毁这艘渔船的活动，他悄悄告诉彼德罗，他刚同阿尔及利亚第五省的头子布苏夫进行了秘密会谈。第五省叛乱分子的主要基地设在摩洛哥的纳祖尔地区。

布苏夫怂恿他向正在组建的阿尔及利亚军队独家供应武器。阿尔及利亚人需要大量武器。为了开辟武器的来源，普赫尔特外出更加经常，活动也更加频繁了。他加快了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交货的速度，我们也加紧了反击。普赫尔特的“台风号”，“西罗哥号”、“阿特拉斯号”……一艘接一艘地被炸沉海底。

但是，阿尔及利亚人向普赫尔特提供了巨额资金，到1958年4月，他实际上已成为阿尔及利亚人的军火部长。

他私下告诉彼德罗：“他们要求我装备他们的所有部队，让他们使用同类武器，以便简化弹药供给的问题。”

在普赫尔特那张胖脸上，双目闪闪发光。这个四处飘零、无法无天的德国冒险家，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即将出现的祖国，他渴望在那里行使一部分权力。

“布苏夫答应独立后由我担任海运部长。我熟悉航运业务，可以负责整个对外贸易……”

“你就不怕法国人的威胁？”彼德罗故意问他。

普赫尔特做了一个手势，满不在乎地答道：“那太可笑了！阿尔及利亚人是会确保我的人身安全的，他们太需要我了，我每次出门，都会有保镖跟着。”

所有这些情况，彼德罗都象往常一样，准确地，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我们。

不久，我突然有一种不安和不祥的感觉，因为我发现，彼德罗报回的消息开始变得含混不清。他有时在电报中忽略了某些他应该掌握的细节，也不再向我们报告普赫尔特船队的全部活动情况了。再不，当他向我们报告有一艘满载武器的轮船正在进港时，实际上那条船却已经启锚开航。

在丹吉尔，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在考虑对彼德罗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前，我决意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首先把马德里活动组的一个特工人员派往丹吉尔，他的任务是观察并研究彼德罗的举止行为。彼德罗显得心神不宁，局促不安，对于向他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我未能掌握更多的情况。或许，女人能较容易地窥破他内心的秘密。于是，我又把平时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当护士的一个女特工人员派往丹吉尔。她摸清了情况，带着“诊断”结果，回到了巴黎。

她报告说：“彼德罗真的爱上了玛丽娜，双方正在热恋之中。我看到他们象一对情侣那样卿卿我我，在一起散步。彼德罗想必是悔恨自己不该间接参与使普赫尔特陷入困境的活动，他想保护情人的父亲。”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爱情与职责之间的冲突。这种感情若是发生在一个肩上不负重任的男子身上，或许会感人肺腑，他内心的痛苦也不无高尚之处。但是，我们正在阿尔及利亚向一个死敌进行斗争。彼德罗向我们隐瞒有关普赫尔特的情报，就是间接帮助他向“费拉加”提供军火，使法国士兵的生命受到威胁。

在一次各科科长参加的特别会议上，我提出采取我认为是必要的措施。

“我非常遗憾，”我说，“但是，必须除掉彼德罗。我将亲自到丹吉尔去处决他。”

要掩饰他的失踪并不困难。人们只知道彼德罗是个小商人。他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假死过一次，这次真正死去就会被说成是宿敌下手的结果。

可是，我的一些同事反对采取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他们惊叫道：“彼德罗过去可没少帮我们的忙啊！说不定他还能振作精神，将功补过。”

我不赞成他们这样豁达大度，但我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给彼德罗最后一个赎罪的机会。

彼德罗被召回巴黎，我们询问了他。还算不错，他没有试图回避。他向我们彻底坦白了。他承认出于爱情而玩忽职守，而且认为自己今后不配在处里工作了。

在普赫尔特成为阿尔及利亚人的特殊伙伴的严重时刻，在我们最需要彼德罗的当口，他动摇了。今后如何对付那位军火商呢？谁去顶替彼德罗呢？我们发现，尽管彼德罗没有忠于职守，他仍然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他在丹吉尔活动了三年，赢得了普赫尔特的绝对信任，并且博得了他女儿的青睐。我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即使彼德罗表现得焦躁不安、痛苦万分、令人难以捉摸，对于我们却仍然是有用的。

首先，我们可以想方设法把他控制得更严些，把他紧紧抓在手里。我们可以根据“长线控制”的原则，派人同他一道前往丹吉尔，负责对他进行监视。退一步讲，就算他能摆脱我们的控制，那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他把一切都告诉玛丽娜的父亲吗？这反而可能带来好的结果。普赫尔特一旦发现四处都是陷阱，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也许会从此洗手不干。如果彼德罗把发报机和密码也交出去呢？那也无关紧要，密码可以迅速更换。我们只是最终失去一个已经不太可靠的特工人员罢了。

然而，彼德罗却拒绝返回丹吉尔。他说，他再也不能欺骗他的心上人了。他宁愿从此不回丹吉尔，从此不见玛丽娜。看来，这个人重感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不能继续使用他，于是，我们就把他调到了另一个处去工作。

我们放弃了彼德罗，又不可能另起炉灶，再花很长的时间骗取普赫尔特的信任，但却必须很快地采取行动，这就迫使我们改变策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能使普赫尔特停止活动，那就是坚决把他干掉，我们征得政府的同意，决定从肉体上把普赫尔特消灭掉，让－皮埃尔·勒努瓦将亲自指挥这项行动。普赫尔特现在很少回丹吉尔，园此，我们没有选择丹吉尔作为下手的地点，而是决定在民族解放阵线“军火部长”新总部的所在地法兰克福采取行动。

法兰克福这座巨大的商业城市成了军火商、阿拉伯客户、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官员聚会的地方，成了欧洲大陆上进行军火交易的主要场所。那一笔笔生意都是在著名的国际博览会大厅或附近的酒吧间里谈判成交的。我们在法兰克福建立了用来掩护我们的特工活动的公司，安插了“管子工”小组。勒努瓦假扮成一位军火商，在城里最好的旅馆“法兰克福田庄”中租了一个大套间。他的房间正好紧挨着阿尔及利亚第五省叛乱分子头目布苏夫的代表布马扎的房间。这家旅馆中，负责接待的人和其他一些雇员都是我们的人。当布马扎、他的助手和前来拜访也的客人不在屋里时，我们可以随意进去把摊开着的文件拍成缩微胶卷，并在屋子里安装窃听器。

在电梯里，在大街上，在法兰克福博览会，普赫尔特和勒努瓦相遇不下上百次。他们甚至谈过生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买卖。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人却一个是猎人，一个是猎物。

正在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难以逆料的事情，它足以打乱最周密的计划。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由于行动处的某些人泄露了机密，在巴黎负责一些无关紧要工作的彼德罗得知局里已经下达了处决普赫尔特的命令，几天之内，也许几个小时之内，普赫尔特就将被暗杀。

在某种激情的驱使下，彼德罗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行前，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新上司和第七处的人也都不知道。彼德罗置一切禁令于不顾。他一下飞机，就跳上出租汽车，直奔林登街3号普赫尔特的住宅。

玛丽娜打开门，惊叫了一声：“被德罗！”

她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彼德罗了。他没作任何解释便销声匿迹，离开了丹吉尔，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盼望能听到彼德罗的消息。她不太明白是怎么一同事。她以为再也见不到彼德罗了，便跟随父亲来到法兰克福·现在，彼德罗事先未打招呼，就突然冒了出来，站在她面前。他的神色焦虑不安，目光迷惘呆滞。

“快！”他对玛丽娜说，“情况很紧急。你父亲在哪儿？”

“我父亲？他现在可能在巴伐利亚餐厅谈生意呢……”

未等她把话说完，彼德罗就转身走了。他瘦狼似的身影钻进了人群。他低着头，快步走着。忽然，他抬起头，楞住了，普赫尔特就在他跟前挪动着笨重的身躯。他急忙叫了一声，普赫尔特转过身来。

“彼德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有话跟你说！”

普赫尔特转动着他那双疑惑的鼠眼，仔细地打量彼德罗。他注意到，这位昔日混迹于丹古尔黑社会的小浪荡汉突然变得异常急躁不安，神情十分古怪。再说，这也不是重叙旧情之处。

“对不起，”他打断彼德罗的话说，“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去闲谈过去的事情！”

“可你一定得听我说，”彼德罗恳求着，“你正面临着生命危险，有人要杀你！”

“这又有什么新鲜的，”普赫尔特反驳道，“我早就知道了。你到法兰克福来肯定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吧！”

“你是早就知道了，但这次人家可真的要下手了。一项布置得十分周密的行动计划这几天就要付诸实施。”

普赫尔特臃肿的脸上，一双小眼都瞪圆了。

“你怎么知道的？”

彼德罗已无退缩的余地，他说得太多了。他只有把一切都坦白出来。或许，普赫尔特得知真情以后，会认真对待他的规劝，隐蔽起来，甚至可能从此罢手，不再干他那军火买卖。只要悲剧不发生在玛丽娜的身上，一切也许还是可能的……

“我是法国谍报机构的人。”彼德罗说。

普赫尔特顿时惊呆了。不一会儿，这个大胖子醒悟过来，猛地朝又瘦又小的被德罗扑过去。这时，行人纷纷转过身，把他们围拢起来。普赫尔特气得发疯，当着大家咆哮着：“混蛋！这么说：“红色巫婆号”、“台风号”，我所有那些被炸沉的船，都是你干的好事喽？我怎么早没把你看透！滚蛋！下流胚！”

“你怎么不明白，”彼德罗绝望地吼叫着，“他们要杀死你啊！”

两个身材魁梧、蓄着黑胡须的阿尔及利亚保镖护卫着普赫尔特。他们把手贴在装手枪的衣袋上，带着威胁的神色逼近彼德罗。彼德罗退却了，消失在人群中，但他在远处仍能听见普赫尔特没完没了的诅咒声。

星期天，彼德罗想去找玛丽娜。玛丽娜让他吃了个闭门羹。

他一次又一次往普赫尔特家里打电话。玛丽娜拒绝同他通话。

“你要是再打来的话，”普赫尔特回答，“我就报告警察。”

彼德罗下不了回巴黎的决心，他给巴黎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说他病了，需要休息几天。为了能在路上截住玛丽娜，把事情向她解释清楚，他星期一在林登街附近转悠了整整一天。他窝在一个角落里窥测动静，却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的周围，我们给普赫尔特撒下的罗网正在收拢。

星期一晚上，勒努瓦手下的一个特工人员偷偷钻进停在普赫尔特住宅前的奔驰-190轿车。另一个特工人员用吸铁石在车盘底下安上了一颗装满钢珠的炸弹。离现场一百米处，有三个人负责警戒。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现德国巡逻警察，就相互展开殴斗，以便把巡逻队的视线吸引过来。结果，在安装炸弹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正当彼德罗在法兰克福机场准备乘飞机返回巴黎时，他听到了高音喇叭播送的消息：“一位经常出入博览会的大商人由于座车被炸而丧身，死者是法兰克福商界颇受敬重的普赫尔特先生。”

彼德罗找到一个公用电话间，接通了玛丽娜的电话，恳求她听他把话说完。他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并表示他将离开谍报机构，他希望一切都从头开始，但愿玛丽娜能给他一次机会。“可我的父亲，你给他一次机会了吗？”德国女郎嚷道，“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我刚把你的相貌特征报告了警察。我希望他们把你扔进监狱，让你永远不见天日！”

彼德罗挂上电话，乘飞机走了。他后来果真离开了谍报机关，一度在法国东南部一家重要的原子能工厂负责保卫工作。他还曾以他熟悉的故事为素材，帮助若塞特·布鲁斯构思间谍小说。但是，那次遭遇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伤痕。

星期二上午，差不多就在彼德罗获悉普赫尔特死讯的同一时刻，让－皮埃尔·勒努瓦在法兰克福博览会大厅里走近一群惊恐万状的军火商身边。他们都刚刚听说他们的同事普赫尔特被钢珠炸得血肉横飞的悲惨结局。勒努瓦戴着浅色墨镜，他那神秘莫测的脸上掠过一丝暗暗的微笑，倏忽便收敛住了。他心想，这次漂亮的行动对所有那些靠贩卖军火反对法国而大发横财的商人来说，不啻是一次严重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