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资金正在缓慢地，然而又是毋庸置疑地消耗殆尽，情况严重，足以使他们感到惊慌。为了弥补已经丢失以及遭到破坏和没收的大量武器，他们需要钱，需要大笔大笔的钱。

在这方面，我们又采取了行动，以便彻底扼杀民族解放阵线。我通过情报员了解到，本·贝拉的“税务官”在法国募集了大笔资金，他们先把这笔钱集中存放到阿尔马附近的一个阿尔及利亚议员的住所，然后用汽车直运迪沃纳莱班。

我派往迪沃纳莱班的密探向我报告：一切都是夜间在赌场的赌桌周围，或者在沙龙和走廊里进行的。衣冠楚楚的阿尔及利亚赌客从日内瓦乘坐出租汽车来到这里。他们悄悄地从一些法国人手中接过由巴黎榆运来的成百万法郎。随后，又乘坐出租汽车返回日内瓦，如途中遭到逮捕，就辩解说，他们刚刚玩轮盘赌赢了一笔巨款……

实际上，尤其是在戴高乐发出“好汉之间应和平共处”的号召后，负责运送阿尔及利亚资金的人再也不会有遭到拦截的危险。因为，我们在边境的特工人员告诉我说，巴黎已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停止检查夜间过境的人。海关人员对这项命令感到泄气，一到晚上就干脆关上办公室的门睡大觉去了。他们知道，成亿的法郎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过去，但对此却无能为力。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设想采取一种特殊的手段，在途中伏击运送民族解放阵线资金的车队。我们成立了一支特遣队，主要由一批又瘦又黑的科西嘉人组成，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阿尔及利亚人。特遭队头头的绰号叫“老夏尔”，是蒙马特大街一家餐厅的老板，以前曾参与非法倒卖穆斯林贵妇珠宝的活动。

“老夏尔”的特遣队分乘高速轿车，从巴黎起就紧紧跟踪那些偷运巨款的人，在前往迪沃纳莱班的途中将他们截住，并押回巴黎。缴获的资金则送交总部。

风闻“拦路抢劫”一事的人真的相信这是阿尔及利亚人之间寻仇闹事，而那些偷运资金被控掠一空的人则以为碰上了同民族解放阵线激烈争斗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梅萨利分子。

如果本土警戒局不来插上一手的话，我们本来是能够把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战争金库弄空的。我们有一个情报员探听到不久将有六亿法郎从巴黎启运送交民族解放阵线。他很担心，便报告了本土警戒局。这么大的一笔钱财的诱惑力可想而知！

我们象往常一样，仍然守候在公路上。可是，本土警戒局却抢先一步，直接从阿尔及利亚议员住宅里搜走了集中存放在那里的资金。座落在博沃广场的本土警戒局总部内一片欢腾，眼线和中间人都分到了一大笔钱。总共分掉了几百万法郎。

然而，糟糕的是，不久以后，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在埃维昂谈判桌上要求法国归还从阿尔及利亚议员家中抄走的巨款。这一点后来还构成埃维昂协议的条款之一。本土警戒局倒霉的官员因此不得不分头通知眼线，让他们设法凑齐对方要求归还的那一笔被没收的资金。

1960年，阿尔及利亚人缺乏资金，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他们的态度特别强硬，冀望在这一有关钱财的争端中取胜。

当时，民族解放阵线的存款已所剩无几。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想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的做法，印制假钞。他们认为，此举可以使他们在经济上摆脱困境。他们购进必需品时可以不花分文，而且还可以损害法郎的信誉。

在欧洲印制假钞的老手中，有一个荷兰人同意为阿尔及利亚革命效劳。他本是抵抗运动的老战士，在纳粹占领期间学会了印制假身份证、假驾驶执照和其它假证件。当时，他为游击队伪造了大量证件。战争结束以后，他继续从事这个奇特的行业，因此经常受到警方的搜查。

他收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大量订货：印制票面价值为一万、总额达数十亿的法郎。但他不想冒风险，所以一开始就把秘密印刷所迁往比利时。

当然，必须有特制的水纹纸才能使印出来的假钞票无懈可击。西欧仅有三、四家生产水纹纸的工厂。各国和大一些的国家银行都从这些工厂购买。鉴于个人大量订货会立即引起警察局的注意，这个荷兰人就想出一个主意：不是从某家厂商那里一次买齐要用的全部水纹纸，而是分散购买；每到一家厂商，就用一个化名，用现款一公斤一公斤地采购，留下的地址都是假的。在这个荷兰人的地下室里，水纹纸的纸包堆得越来越高了。

然而，这个伪造货币者筹备的各种活动都没有逃脱我们的耳目，因为在他的手下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情报员。此人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擅长制图。荷兰人见他非常熟悉法国银行的各种纸币，就从黑社会中把他招来了。因此，我们的情报员就得以参加筹备印刷模具和各色油墨的工作。当秘密印刷所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印时，比利时警方接到了我们的通报，便开始在地下印刷所附近巡查。不过他们的做法也许过份招摇了。这个荷兰人具有非常警觉的本能，一见形势不妙就决定转移。

地下印刷所迁至西德，设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个地下室里。我们在那里没有进行侦查所需要的便利条件。诚然，从表面上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再声称要同法国友好。可是，实际上表里不一，它不仅庇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采购代表，而且允许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领导人同外国特使在西德领土上进行政治接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同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永远保持勾勾搭搭的关系。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就通过供应军火、提供经费和给予鼓励，在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煽动叛乱分子反对法国。

因此，当我们来到波恩当局警方负责人的官邸，向他说明在德国有一个为阿尔及利亚人印制假钞的印刷所时，这位高级官员竟生气地说：“此事与我们无关！”

“可和我们有关！秘密印刷所将印出几十万张假钞，法国货币在国际上的信誉会因此遭到损坏。”

警察署长哼了一声说道：“不接到上司的命令，我不能采取行动！”

对他这种显然毫无诚意的态度，我们只好摊牌。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同我们合作，那就让我们自己去把那些伪造货币的人从他们的洞里揪出来。我们将根据情况采取适当的手段，比如使用瓦斯、武器或炸药，彻底消除在德国领土上出现的对法国的威胁。”

警察署长一下子惊慌起来。他顿时想起我们进行的这场无情战争的各个场面：货轮在汉堡港沉没，投机商在法兰克福被谋杀……他知道我们是从不虚张声势的。

于是，他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那就去吧！”

我们包围了奥斯纳布吕克那个秘密印刷所，没收了印刷设备。我们终于挽救了法郎的信誉，法兰西银行为此致函我们的局长，表示热忱的谢意。

我们当时曾经想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来伪造货币，从而彻底断绝民族解放阵线的财源。经过在瑞士长期观察以后，我了解到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巨大金库“象巴尔扎克笔下的驴皮一样日益缩小”，估计大概只有五亿法郎左右①。

行动处设想的搞光民族解放阵线五亿剩款的第一个方案，遭到了戴高乐将军的反对。行动处的想法是由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实验室准备一张地地道道的空白支票，上面有模仿克里姆·贝勒卡塞姆和主管财务的谢里夫·马哈茂德的签字，而且十分逼真。因为，只有他们两人才有权动用民族解放阵线的资金。这张支票假设是开给民族解放阵线巡回代表布赫拉鲁夫的。我们有一名特工人员与布赫拉鲁夫模样十分相似，他将带上伪造的布赫拉鲁夫的护照，用假支票一次取出叛乱分子的全部存款。

当时，我们发现真正的布赫拉鲁夫在罗马。他正在同恩里科·马太伊②一伙进行谈判，还要在罗马逗留几天。马太伊已对阿尔及利亚的石油产生兴趣，因而从事反对法国的活动。我们下手时，可以控制住布赫拉鲁夫，但必须得到爱丽舍宫的正式同意。戴高乐以一种傲慢和轻蔑的口吻，拒绝批准行动处以此办法提光敌方的存款。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强盗的伎俩，同他考虑实施的计划是格格不入的。

后来，我们又想出一种间接的办法，不必需要戴高乐批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财源已经枯竭，几个月以来，一直无法向阿突边境地区的东线部队发饷。士兵们开始纷纷口出怨言，愤懑的情绪渐渐蔓延开来。

阿尔及利亚领导人伪造法郎的尝试已经失败，但他们仍不死

①估计此处系五百万法郎之误。—一译者

②思里科·马太伊(Enrico Mattei,1906-1962)。意大利政治家，议员，国家碳氢化合物公司董事长，1962年固飞机失事而丧生。——译者

心，于是，我们的一个特工人员乔装打扮，说自己是接近黑社会并同伪造货币集团保持着联系的人。他向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表示，他愿意签订一项旨在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困难的合同。

这次联系是阿尤比“亲王”牵头的。此人贩卖各色商品，看起来一表人才，派头十足，但说谎成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尤比也在经济上同德国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解放时，他就逃之夭夭。他被缺席判处死刑后，一直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全靠施展小聪明行骗度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当时正需要代理人，这对他来说，真是东山再起，重振家业的大好机会。阿尤比负责“费托加”部队的物资供应和粮食采购。当时，突尼斯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临时首都。很多商人纷纷来到这里推销产品和劳务。阿尤比受命负责同他们进行联系。

我们的特工人员率人“经营”纺织品和油料。他在突尼新最大的一家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紧接着阿尤比和民族解放阵线供货人之一本·赫达的房间。阿尤比“亲王”为人诡计多端，唯利是图，接触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因此嗅觉特别灵敏。有一天，他见到我们的特工人员，就把底牌亮了出来。

“我猜得出来你究竟在为谁效劳，”他对我们的特工人员说，“但你不用担心。我并不相信民族解放阵线会取得胜利，也不愿意再过那种无业游民的生活。再说，我内心一直希望能作为自由人回法国去。如果你能给我向巴黎传话，并为我取得既往不咎的保证，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搞他一手漂亮的。”

我们的设想是把一批票面价值五千、总额达五十亿的假钞“卖”给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可以用这笔钱还清债务，并平息军队的怨气。他们只要付出五百万真法郎就可以得到这批假钞，五百万法郎刚好是叛乱分子仅有的那笔钱的数目。

我们的特工人员经阿尤比介绍，见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并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希望他能证明他的活动能力。于是，他便建议说：“我有办法搞到印制假钞所需的真正的水纹纸。”

随后，我们的特工人员来到法国转了一圈，我们给他找到了这种千金难买的水纹纸。这是法兰西银行直接向我们提供的。我们曾向它通报了我们打算采取的秘密行动。我们的特工人员回到突尼斯后，把他带去的水纹纸放在阿尔及利亚人面前，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叙述说：“我那些同伙抢劫了法兰西银行的一辆卡车。我们甚至弄到了几块印制法郎的真正模具，而且准备了必要的印墨。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印了！”

其实，为民族解放阵线印制假法郎的一切设备都是由法兰西银行秘密提供的。印出来的假法郎看起来同真法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将背着阿尔及利亚人，用一种特殊的化学溶液对假钞进行处理。假钞印出后，两星期之内是挑不出毛病的。

“赞拉加”拿到这一大批逼真的假钞，将会感到无比的欣慰，他们期待着用这些假钞向供货人付款。

可是，两个星期后，假钞就会突然变成绿色，纸张本身也会变样。到头来，阿尔及利亚人手中拿的只是一些毫无用处的废纸。在这笔投机买卖中·他们将会失去剩下的全部资金。这个设想妙极了，但执行起来却拖拖拉拉，耽误了时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实验室刚刚开始试验，化学溶液尚未完全研制成功，经过处理的纸币的颜色变得太快了，必须想法变得慢一些。这个意外情况使我们的计划遭到了惨败。

我们的特工人员已经收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张支票，作为印制假钞的预付款。但就在这时，有人把他的小组出卖了，他和小组的两名成员——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和一个突尼斯的犹太人——都被突尼斯保安部门逮捕。我们的特工人员是法国人，不在一起处理。他被押到乡下单独受审。他始终坚持出事前准备的说法：“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掮客，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是否认识一些会伪造货币的人。我愿意充当中间人，为阿尔及利亚人效劳。

其它的一概不知。"

“你是不是法国谍报机构的人？”

“根本不是！”

突尼斯人把提到勒努瓦军火交易科和马德里军火公司的一些文件拿给他看。但他镇静自如，矢口否认。这倒救了他的命。阿尔及利亚人极力想把我们的特工人员弄到手，但突尼斯人却犹豫不奂。突尼斯保安部门无意同巴黎进一步对抗，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法国人一旦交给民族解放阵线特工部门审理，那他就没命了！

后来，在乔治·戈尔斯的干预下，我们的特工人员终于获释，但他的小组的另两名成员——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和一个突尼斯人被处了极刑。突尼斯当局在谈到阿尤比“亲王”时，闪烁其词地说：“他跳窗摔死了。”

我们费尽了心机，甚至流血牺牲，结果却一无所获。我们的谍报机构和夏尔将军相互配合，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夏尔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指挥作战，我们则使敌人无法得到用来对付法国军队的武器，并使他们的财源枯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对我们说，现在应该结束这场战争，他们将同民族解放阵线一家进行谈判。

对此，我们感到有点困惑不解，因为，当时在阿尔及利亚，还有其它一些民族主义派别和组织。我们曾明确表示要暗地支持它们，向它们提供武器。对法国来说，找几个对手同时进行谈判，不是要比单独同民族解放阵线一家谈判更为有利吗？民族解放阵线垄断了谈判，就会增强它的实力，也就会要价更高，而且不会让步。

法阿谈判正式开始以后，我们仍在阿尔及利亚丛林以及民族解放阵线无法控制的地区给梅萨利分子和贝罗尼分子①空投武器。我们竭尽全力使它们具备战斗力，并提高它们的地位，使它

①梅萨利分子和贝罗尼分子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与阿尔及利亚民

族解放阵线相对立的另外两股势力。——译者

们在法国决定举行谈判的情况下也能参加。同时，我们还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承担埃维昂会议的具体组织和安全保卫工作，以便我们的人能够进入谈判现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谨慎周密的调查，摸清对手的意图，了解他们的计划和要达到的目标，并向我方参加谈判的外交人员提供情况。

然而，民族解放阵线指责我们干预法国代表的工作。戴高乐对此深为不悦，便在爱丽舍宫召见了我们的局长格罗森将军。德勃雷、顾夫·德姆维尔、路易·若克斯都做出一副公平正直、不偏不倚的姿态，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受到了他们长时间的盘问。

顾夫·德姆维尔还指责我们援助加丹加独立运动的头目冲伯。

顾夫·德姆维尔故意以悲伤的口吻表示不赞成我们的行动。

“你知道，现在人们在加丹加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法国谍报组织的特工人员。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这样插手同我们要在非洲奉行的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格罗森从容不迫地以一种非常挖苦的口吻回答说：“如果那里有人声称自己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那就是在撒谎。因为，我们的人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他们是秘密工作者，不会打出总部的牌子。他们很少在那个国家露面，几乎都在那个国家外部活动。”

格罗森转向戴高乐将军，带有讽刺意味地说：“至于加丹加，我想将军以前有过训示……”

大家都看着戴高乐，但他却毫无表情，装出没有听见的样子。他认为，没有必要把他在刚果的计划告诉政府。将军保持沉默，脸上隐隐约约现出冷笑的神色，微微地耸了耸肩，听任他的部长发泄积怨。最后，顾夫·德姆维尔终于明白，有些事情他并不了解，因此也就不再说下去了。

负责在埃维昂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路易·若克斯，态度更加执拗，他强烈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他说，由于我们帮助与他的“顾客”相对立的梅萨利·哈古和阿尔及利亚的其它派别，因此他的任务复杂化了。

“你们竭力煽动和鼓励其它势力，使我们逐渐失去对方对我们的信任。你们谍报机构借口负责保卫法国全权谈判代表，千方百计想打进来，插手我们的事务。”

不动声色的戴高乐将军顿时活跃起来。他认为，阿尔及利亚不同于刚果的加丹加省。关于结束我们在北非活动的问题，将军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抉择，他突然发作起来，严厉斥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谁又想到他要尽早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呢？他对西·萨拉分子和贝罗尼分子已经厌烦了，所以决定把赌注全部押在本·贝拉身上。他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就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你们的事了，”戴高乐对格罗森说，“我不希望看到你们特工人员在埃维昂到处逛荡。就这样说定了，好吗？”

这一命令使我们最终失去了一个了解情况的重要手段。在埃维昂，我方谈判代表失去了耳目，而布苏夫——我曾在丹吉尔同他进行过多次较量——所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特工部门却十分活跃。阿尔及利亚的谍报部门利用我们特工人员撤离埃维昂的时机，安插了它们自己的人，对我方谈判代表进行特务活动，从而在谈判中捞到最大的好处。

从爱丽舍宫禁止我们在埃维昂活动的那次谈话起，就出现了标志着我们这个特工机构逐渐地、不可逆转地走下坡路的第一个迹象。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一次奉命不去过问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确认了法国放弃撒哈拉及其石油，同时对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五十万法国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局禁止我们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本·贝拉及其新的领导班子为工作对象，而他们做出的革命选择可能会破坏马格里布整个地区的平衡。

后来，第七处军火交易科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起了最后的一次作用。这是1964年4月的事。那时，我们发现本·贝拉非常敌视法国，因此我们决定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卡比尔游击队做点事。

穆罕默德·赫德尔曾经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之一。早在流亡马德里的时候，他就想搞到武器。他手头掌握着民族解放阵线在瑞士银行的一笔存款。领取这笔存款需要由他签字，他的心腹哈舒尔曾经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内政部长，哈舒尔直接找到了我们。

“我知道你们局的工作卓有成效，”他说，“战争期间，你们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今天，我是来求你们帮忙的，因为只有你们才能使卡比尔人免于失败。”

我们征得了上面的同意，可以满足哈舒尔的要求，但爱丽舍官不希望让人怀疑法国以某种形式干涉阿尔及利亚的内政。我们应该利用我们在国外的一个机构向卡比尔游击队供应武器，但不能向他们提供法国武器和装备。

奇怪的是，捷克人竟然同意出售他们库存的最后一批武器，即两千支毛瑟卡宾枪，其中有一部分装有远距离瞄准器。卡比尔人很喜欢这种枪。但是，捷克人不管运送，要由买方到布拉格翁尼普尔军火公司仓库装运。

我们不得已只好找一些“自由骑士”临时为我们工作。这是两个美国人，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了一个私营航空运输办事处。一个叫鲍勃，以前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曾在越南开过一个小小的航空公司。后来，他露了马脚，便隐匿身份转而来到欧洲，他的毛病是经常酗酒，难得清醒。另一个是有经验的老飞行员皮克特上尉。

我们决定将武器分装在两架飞机里，一架是DC-4，一架是星座式，然后把武器空投到卡比利亚地区。DC-4先开始行动，为了蒙骗那些机灵鬼，这架飞机不从荷兰，而从比利时一个无人知晓的机场起飞，空机飞抵伦敦后，再安装空投“包裹”的专用设备。

我们在英国首都精心选择了一家旅馆，在那里为飞行员和他们的保镖订好了房间。但是，当我们的特工人员在这家旅馆门前下车时，就立即被两个漫不经心地在人行道上大步走来走去的头戴圆顶礼帽的绅士盯上了。他们四人迅速钻进一辆出租汽车，再去找一个安身之所。为了甩掉尾巴，他们让司机在皮卡迪利圆形广场转了好几个圈。

他们就在这个广场下了车，拖着行李徒步穿过广场。他们走到广场的另一边后，立即叫了另一辆出租汽车。当他们准备钻进车子时，却一下子呆住了。原来，前面坐着的竟是刚才的那个司机。为了招揽乘客，司机也在皮卡迪利圆形广场上绕了一圈。

后来，又出了一些麻烦。但是，英国人最后还是放行了。

DC-4装载着特别设备，经过共产党当局事先划定的空中走廊飞抵布拉格。DC-4装上武器弹药起飞后，便向南飞行。飞行途中，机组忙忙碌碌地为空投武器弹药箱进行准备。

为了在地中海上空免遭拦截或击落，我们的DC-4使用了利比亚航空公司的标志。我们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掩护执行任务的飞机。最初，我只是把印好利比亚航空公司标志的纸贴在机身原来的标志上，这样可以随时揭下来。可是，有一天，老天作弄人，雨水竟把那张纸冲掉了。

英国军火商卡明斯的对头米尔斯向我建议说：“你最好学我改换船名的办法，直接向英国生产透明胶纸的工厂订货。他们会给你定做粘上以后就不会脱落的胶纸的。”

从此以后，第七处就从那家英国工厂订购改装飞机标志的胶纸。

向卡比尔叛乱部队运送武器的行动，就剩下最后一步了。那就是在夜间向一个用篝火作信号的地方空投武器。但是，就在这个当口，卡比利亚的整个局势恶化了。叛乱分子的领袖，穆罕默德·赫德尔的内兄埃特·艾哈迈德在离开游击队前往欧洲的时候，被本·贝拉的警察部门逮捕。他的助手萨多克上校，即叛乱部队的首领，同其他首领关系十分紧张。因此卡比尔人不仅没有为我们的飞机点燃篝火，反而相互争吵起来。

飞机在预定地点上空盘旋飞行，准备空投武器，结果白费心机，因为地面上一点亮光也没有。这时，举行叛乱的卡比利亚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由于燃料不够，飞机只好借口发生故障在马耳他降落，准备在那里加油后，再去空投武器。

但是，在飞机着陆前，飞行员非常冒失地向机场指挥塔的人员说：“注意！飞机上有一批危险物品，请让我在靠边的跑道上着陆。”

飞机刚刚停稳，英国皇家警察就来检查了。他们把所谓的利比亚航空公司的这架飞机团团围住，手持冲锋枪登上飞机，他们发现了机上装载的武器和藏在电台后面标有空投地点的阿尔及利亚地图。马耳他扣留了这架DC-4飞机，并把它封存起来。

卡比尔叛军大部分遭到歼灭和屠杀，剩下的散落各地。他们抱怨有人背叛。他们说，这次飞机事件等于在他们背上捅了一刀。事实上，他们是由于内部分裂而吃了苦头，不过，我们还有金钱和武器，还可以用另外那架星座式飞机向游击队提供武器。

但是，穆罕默德·赫德尔已经灰心丧气，他告诉我们，卡比利亚地区的抵抗运动已不复存在，第二次空投行动可以取消。我们把没有用完的钱还给赫德尔的朋友哈舒尔，并问他如何处置剩下的武器。

“放在一边吧。总之，现在运出的话也太晚了。也许有一天会把武器送给巴勒斯坦人……”

当时——1964年——巴勒斯坦问题还远近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法国谍报机构企图影响阿尔及利亚历史进程的最后一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经过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以后，马耳他当局把DC-4飞机还给了我们，但却扣下了那批武器弹药。

1967年，穆罕默德·赫德尔在马德里的一条街上被人暗杀。他的挚友哈舒尔先在希腊经营野生橄榄油，后在意大利饲养小牛，最后则在阿让隐居。他和他那个法国妻子在西南部一条公路上悲惨死去之前，曾同让·德布罗伊合伙经营。警察当局的结论是他们两人是“双料自杀”。这是一桩离奇古怪的自杀案件：他们每人先往对方脑壳上打了一枪，尔后，把汽油洒在汽车上，点火双双自焚。

格罗森将军离职后，大致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时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搞了一次大精简，人们称之为“改组”。在精简过程中，军火交易科是局里首先遭到精简的单位之一。军火交易科那些优秀的专家最后都转入私人企业。有些特工人员后来成了地地道道自负盈亏的军火商。

一个伟大时代的丧钟敲响了。面对这种混乱败落局面，我感到痛心疾首、无能为力。从长远来说，我应该对这些军火商的命运负责，因为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同意把宝押在法国这张牌上，蒙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我们效劳。诚然，他们都已经自己开办企业，继续出售军火，他们四处旅行，生活阔绰。可是，我也知道，他们疲于奔命，受制于黑社会，经常受到骗子手、肇事者和勒索者的骚扰和暗算。

对于他们身上的军火商标签和目前仍然使他们受到束缚的种种牵连，难道我就没有责任吗？当初，帕斯基不过是一个劳累终日，收入菲薄的旧货商。他生活虽然清苦，但也安定无虑。柴尔涅茨基为了讨好我，给我们帮忙，仅凭一时兴趣就干起了军火买卖，但这并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却要求他们专门从事谍报工作，建立无数隐蔽的据点，同一些面目不清的人打交道。我把他们推入了地狱，如今，他们却象上了瘾的吸毒者一样不能自拔。

帕斯基后来躲到巴利阿里群岛。他在那里买下了一座具有田舍风昧的高级旅馆，占地面积很大，到处都有带游廊的平房。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当一个生意兴隆的旅馆老板，贩卖军火们然是他最喜爱的事业。

帕斯基继续向他的朋友冲伯的雇佣军，向仍然不肯罢休的加丹加宪兵提供武器。冲伯每次返回欧洲，总免不了要路过帕尔马看看他的朋友帕斯基。1967年6月30日，冲伯在积极准备重返刚果执政的时候，在帕尔马搭乘了一架使他遭遇不幸的小飞机。机上有一些比利时朋友和法国朋友，还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博德南的间谍。此人劫持了飞机，并强迫它在阿尔及尔降落。冲伯身入图圄，成了布迈丁的阶下囚，两年后悄然死去。帕斯基失去了一个朋友和合作者，同时也抛掉了许多幻想。他始终认为自己享受不到真正的幸福。

柴尔涅茨基的遭遇与帕斯基大致相同。一天晚上，他突然急急忙忙地打电话告诉我：“亲爱的朋友，我很伤心。我的妻子已经离开我了，我们现在很少见面……”

他曾同我们一起，为反对伊斯兰教在北非的影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令人气愤的是，”他接着说，“奥利维娅竟爱上了一个阿拉伯人。”事情发生在摩洛哥。当时柴尔涅茨基的公司正在那里拍摄一部影片。在这以前，柴尔涅茨基硬要奥利维娅当演员，而且想把她永远留在自己身旁……

我看到，这个仪表堂堂、器宇轩昂的老人在蒙受耻辱后，极度伤心，脸容憔悴。见到他如此心烦意乱，我决定越权行事。我回到处里后，立即发出命令：“调查这个摩洛哥人的全部情况！”

然而，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却使我感到不知所措。这个奇怪的外来人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逐步占有玛尔梅松庄园主人的一切。他把巴黎各界名流聚会的华丽客厅洗劫一空，甚至掠走了柴尔涅茨基“亲王”高价买来的一套拿破仑餐具。

为了使这个摩洛哥人不敢继续为非作歹，我们仔细审查了他的出身和收入，让人吊销了他的居留证。但是，他不肯退让，因为他认为他有合法的权利。但最后，他还是走了。奥利维娅则经常外出旅行，留下心力交瘁、病魔缠身的柴尔涅茨基呆在空荡荡的大客厅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想当初，这里可是陈设豪华，生机盎然。柴尔卖掉了那辆阔气的美国小轿车，几乎辞退了所有仆人。从此，他就离群索居，闭门谢客，直至离开人世。

我们大约有十来个人将他的灵柩送至墓地。走在前面的是他的儿子斯特凡和来自伦敦的兄弟。后面就是我们第七处的特工人员——他的真正的战友：奥利维娅没有参加葬礼。

后来，我们听说，柴尔涅茨基给他的儿子和兄弟留下了一份遗嘱。鉴于柴尔涅茨基家族的遗产还是很可观的，大家多方设法，竭力寻找遗嘱，但谁也没有找到。律师们也围绕着这份可能并不存在的遗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奥利维娅要求得到自己应有的一份，但柴尔涅茨基家族提出了异议。有些人认为，“亲王”生前经常外出旅行，很可能把遗嘱留在日内瓦的秘密寓所里。他按照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要求，把那个地方当作联络点。当时，他认为以后还可以再来取走遗嘱，可万万投料到会突然病故。

在他的证件中，也没有找到他在日内瓦的那座寓所的地址。柴尔涅茨基审慎行事，吸取了我和谍报机构的教训。他生前过着不同的生活，而且有着严格的界限。因此，谁也找不到他在日内瓦的秘密寓所。至今，他的遗嘱很可能还放在那里。也许只有我才是柴尔涅茨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这里面有一段极其古怪、极其荒谬的经历。那还是柴尔涅茨基走运的年代。有一天，他邀集制片商，电影工作者、年轻的女明星和特工人员参加狂欢节。大家一个游戏接着一个游戏玩起来了。他是一个表面殷勤周到，但又使人感到十分冷淡的东道主。当他来到投掷短箭的场地时，大家由于连着玩了一段时间而兴致索然。他以一种友好而诙谐的口吻说道；“你们都玩腻了吗？我看最好是……”

柴尔涅茨基带来一张巨幅尼加拉瓜地图，作为箭靶。他在上面沿着尼加拉瓜海岸线用红铅笔画了许多大圆圈。

“你们瞧，”他说，“这些地方都是我的产业。投吧！谁投中一个圆圈，我就把那块地方送给他。”

当时，我半信半疑地和其他人一起投掷。我投中了海滨的一个圆圈。

豁达大度的贵人柴尔涅茨基向我表示祝贺，并且当着所有在场的朋友的面宣布：“亲爱的马亚尔，你赢得了中美珍珠尼加拉瓜的一个庄园。我明天就给你办好产权证书。”

第二天，这个慷慨豪爽的波兰人果然要求律师准备证书。他平时喜欢插科打诨，所以我还一直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当时，我顺水推舟，也象演戏似地声明，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柴尔涅茨基去世后，我在办公室的一个抽屉里又找到了那份证书。我怀着一种莫以明状的想法，利用到加拉加斯出差回来的机会，顺便到尼加拉瓜去实地察看我那座“庄园”。当地人告诉说，这几千公顷土地确实属于柴尔涅茨基老爷。我站在这片土地上，心情十分不安。我极目远眺，沉思冥想，一望无际的粉红色土地在我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一阵排山倒海的激浪把无数对虾冲上滩头。

猝然死去的对虾重重叠叠，鳞次栉比，残骸遍地。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苍海、大地和天空，而是这种令人厌恶的肉色，绵延数里的粉红色墓地。我涉足人为的、腐败无望的军火商世界，经过了长途跋涉，最终却只继承了一块对虾的归宿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