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1959-1960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一辆显得破旧的小型带篷卡车在巴黎乔治－比泽大街埃及大使馆后院的门前停下了，车篷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回收废纸、清理仓库”。

一位收破烂的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一身旧衣服，看上去有点脏，他按了按电铃，过了好一会儿，一个身穿绿色军服的埃及卫兵出现了。

“我是来收废纸的！”收破烂的人说。

那卫兵示意他耐心等一会儿，便关上门进去了，不多久，又同一个守门人一起出来。守门人把收破烂的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低声对卫兵说：“是讲好了的！大使先生知道。你把他带到地下室去吧！”

收破烂的手里拿着帽子，由卫兵领着，来到一个乱七八糟堆放杂物的地方。积满灰尘的废纸、被老鼠咬坏的旧卷宗、破椅子、空瓶子，一层层一直堆到了天花板。收破烂的用行家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废纸和废品的数量。

“好吧，”他说，“这活儿够我干两天的。还得叫个人来帮帮忙！”

这个收破烂的，实际上是第七处的特工人员，名叫罗歇·多兰，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很象电影明星亨利·加拉，可现在却化装成了衣衫槛楼的茨冈人。他那辆小卡车名义上属于郊区一家虚设的废铁公司，实际上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工具之一。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设法打进埃及大使馆，因为这里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基地，为“费拉加”①转运武器、输送资金。纳赛尔派来的一个名叫鲁夫蒂的武官，遥控着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

迄今为止，为了监视埃及人，我们仅限于在他们使馆里安装了大量的窃听器。墙壁里的窃听器很多，甚至影响了埃及卫兵们手表行走的准确性，他们也闹不清为什么他们如此引以为豪的精密时计会经常停下来。

在这个使馆里，我们也有一些同伙。例如，那个假装以很不信任的目光审视多兰的守门人，就是我们的耳目之一。他虽然是法国人，但大使却让他留下来。这个留用的老守门人，懂得如何使埃及人少不了他。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所房子。

我们在发展他的时候并没有启发他的爱国主义觉悟。我们知道此人唯利是图，嗜酒如命，所以我们提出给他钱。我们每月最多给他五百法郎，这并不算多。然而，他总能找到一些理由，比如假牙要修理呀，小孙子生病呀等等，要求增加一点报酬。

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由他去替使馆发信。他便乘机到皮埃尔一世大街的一家小酒馆停一停。他总是在这里和我们会面。我们之所以选中这家酒馆，是因为它有两个出口。守门人把皮包放在地上，喝上几杯酒。这时，我们的特工人员多兰便出现了，他也拿着一个皮包，和埃及使馆的那个皮包一模一样。多兰悄悄地把两个皮包一换，然后带着使馆的信件皮包从后门溜出去，直奔停在附近的装有必要设备的一辆带篷小卡车。

顷刻之间，信件被拆封、拍照，再用第七处久经考验的办法重新封好。多兰回到酒馆，把皮包再换回来。守门人最后喝了一杯红酒，便拿起皮包，奔向邮局。几年以来，事情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我们因此得以优先阅读埃及使馆的外交信件。

①“费拉加”在阿拉怕文中意为“拦路强盗”，法国殖民主义者用来诬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部队。——译者

后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以后，我决定进一步搞到埃及武官定期向开罗呈送的报告。这些绝密文件不是通过邮局寄出的，在外交邮袋里也找不到。埃及人一定是利用另一条渠道。但是我知道，在大使馆的保险柜里保存着文件的副本。要想拿到手，就必须进入警卫森严的使馆，而且不能被卫兵们发现抓住，以免引起外交纠纷。

我通过看门人弄到了一份详细的使馆房间分布图。那个装满废纸的地下室还是法鲁克国王和纳吉布将军时代修建的，它给了我启示。为了实现我的计划，我需要另一个耳目——鲁克索尔的帮助。

鲁克索尔原是埃及人，但长期以来就和全家住在法国。他是大使的总管，无论是找漂亮的姑娘，还是推荐消遣的场所，全都由他负责。他可以随意出入大使馆。在我选中他以前的几个月中间，我派人跟踪使馆的全体外交官和职员以及来访者，从远处监视他们，整理他们的材料。我觉得鲁克索尔比其他人更容易突破，鲁克索尔太习惯于西方的舒适生活了，要他返回开罗是会使他伤心的。

于是，我们便按照传统的方式去接近鲁克索尔，多兰开始频繁出入鲁克索尔常去的酒吧间、夜总会。通过一块儿喝酒，他们熟悉起来。不久以后，多兰估计鱼已经上钩，就迫使鲁克索尔立即做出抉择：“要么你为我们工作，要么我们吊销你在巴黎的居留证！”

开始，鲁克索尔没有什么用处。他接触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文件，但是，我们设法逐渐让他干越来越重要的事情，使他不可挽回地被牵涉进来。从此，他就面临被埃及人视为叛徒的危险，我们控制了他，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再也无法拒绝为我们帮大忙了。

现在，这个时刻到来了。我让人告诉鲁克索尔，要他利用去使馆的一次机会，下到地下室，往一堆废纸上放把火，让火同时烧坏几条电线。在这间破旧的地下室内，电线到处垂落下来。完全可以把失火的原因归咎于短路。

而且，勇敢的鲁克索尔应该立即亲自把刚刚燃烧起来的火扑灭，然后飞快地跑上去向卫兵们、职员们和大使本人报告险情，对他们说：“我闻到一股强烈的烧焦味。我冲向地下室，总算去得及时，真侥幸，我们避免了一场火灾。不过，确实应该把这些废纸处理掉。堆在那儿也没用，又靠近锅炉和电气设备，多危险啊！”

不出我的预料，埃及人上了当，开始感到不安，硬要求人头熟、门路广、又刚刚救了大使馆的鲁克索尔替他们找一家公司，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弄走。鲁克索尔通知我们一切就绪。收破烂的多兰现在可以粉墨登场了。

第一天，多兰在卫兵寸步不离地监视下，开始一个人装车，几小时之后，他把车子开走了，在地下窒里留下一些空麻袋，预备下一趟用。在他来回搬运时，鞋带松开了，他弯下腰去系鞋带，站起来的时候，趁那个埃及人稍不注意，用手扶了一下后门的门锁，就在这一瞬间，他用藏在手心里的橡皮泥按了一个锁印。

他告诉埃及人说：“车子装满了！剩下的我再来一趟！”

他出来以后，使馆的后门就关上了。但他心中明白，几小时之后，他将以“小偷”的身份，而不是“收破烂”的身份再次入内。他将到我们的万森基地进行乔装改扮。

按说，这天晚上，多兰本来应该和贝特朗共同行动。但贝特朗另有任务。我决定亲自配合多兰对使馆“出击”。当然，我可以派别人去。再说，这天晚上，我家里人也在焦急地等着我，因为我们预定全家团聚，庆祝我的小女儿的生日，费尔南德已经准备了小型家宴。

在最后时刻，我告诉家里不能回去了。有时我一连几个月都不回家，我的妻子对此已习以为常。工作高于一切，我认为一个班子的领导应当以身作则，全力以赴。一个头头老是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就不是一个好带头人，就无法把全处人员团结成一个勇敢大胆的整体。

在万森基地紧闭的百叶窗后面，多兰和我正在准备，在更衣室，我们脱下一切穿戴，除掉一切可以把我们辨认出来的东西。

我们换上普通的衣服，没有任何商标或号码。我们换装以后，顿时成了秘密工作者。平时，我们外出执行任务，都不带真实证件，带的是我们记得滚瓜烂熟的假身份证，上面载明的出生地都是在战争中被轰炸、被烧毁的城市，户籍俱已失散。至于我们的住址，则在远郊区，早已无人居住。如果我们被捉住，就会被看作小偷送进监狱，不过，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出我们的使命，或者说出我们属于特工部门。总部将会悄悄地得到通知，过些日子再把我们搭救出来。

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落到这一步。采取行动的那天晚上九时许，多兰和我来到埃及使馆附近的美国广场。我们躲在一辆小卡车的后部，车篷上写着“雅克公司修锁配钥匙”。这辆车已被改装成活动工作间，里面有一条长凳和一张桌子，灯光明亮，抽屉里装着修锁工具、电子器材，还有一台当即配制钥匙的机器，这是一个地道的小“管子工”的全套工具。

开车的是我手下的人，名叫福雄，头戴贝雷帽，一直压到耳根。他很快找到停车的地方，把车停好，然后爬上卡车后部替换我们。他从这里可以监视大使馆周围的情况，注意可疑的来往行人，而不会被人发觉。我们的实验室发明了一种用于联系的工具，从当时来看也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就用这种工具和福雄保持联系。

这是一种微型步话机，可以在几百米之外传递轻微的信号，我们商定的暗号是：外面一切正常，响三下：使馆正门前面有危险，响两下：后门门口有危险，响一下。

黑暗笼罩着整座建筑物，我们知道，平时住在使馆里的首席参赞已经回开罗去了，办公室都没有人，唯一的困难是有卫兵守夜。多兰拿着后门的钥匙走在前面，我随后紧张。我贴着使馆的墙根走，走到乔治－比泽大街的拐角停了一台儿，看看附近有没有人。接着，我发出了安全信号。多兰小心翼翼地转动钥匙，推开了门，一点儿响声都没有，真是奇迹。

我们两条黑影溜进去以后，随手关好门，竖起耳朵，屏住呼吸，仔细听听周围有没有动静。一分钟的时间真长啊！周围一片漆黑，远处，大概是从二楼卫兵们的房间里，传来收音机的轻轻乐曲。

我们象害怕黑暗的孩子，手拉着手，一直转到前厅的另一边，靠着墙根停下来。我们心想，可别在经过的地方碰倒什么东西。各个房间的分布情况，我们已印在脑子里，到了墙根，只要沿着墙走就能一直到达楼梯口。我们穿的是胶底鞋，走起路来没有声响。

当多兰踏上第一级楼梯时，楼梯被压得轻轻作响，于是，我便避开第一级，直接踏上第二级。

上到二楼，我们停了一下。呆在楼道顶头房间里的卫兵们没什么动静。于是，我们直接上到四楼。首席参赞屋内的铁柜子没费什么劲就打开了，我取出武官报告的副本。这一次，我违犯了我亲自制定的禁止特工人员带走文件的规定。因为我认为这是些副本，原件在开罗，埃及人很快发现文件丢失的可能性不大。

我把战利品整理成堆，由多兰搬到地下室去，装进他上午为此目的而留下的麻袋。然后，我们来到档案室，没用五分钟的时间保险柜也被打开了。多兰不停地在四层楼与地下室之间上下奔跑。收获之大，确实难以置信。

我们俩工作时，用实验室专门为我们制作的小灯照明。我们把灯叼在嘴上，双手可以自由活动，只要用舌头挤压小灯，就可以对需要照明的目标射出一束光线。

午夜以后，我们完成了任务。埃及使馆的秘密文件就这样丢失了，我们重新穿过前厅走向后门。装满文件的麻袋留在地下室里，待天亮以后，让“收破烂的”以极其自然的方式把麻袋连同剩下的废纸一起运走。

我们获得了胜利。多兰和我象两条抓住猎物的猎犬一样高兴。我们发出三下吱吱声，通知福雄一切顺利，要他允许我们出去。

警戒者的回答是一声：不好！后门有危险。

狂喜之下，迎头一瓢冷水！我们显然落入了圈套之中。周围一片漆黑，置身使馆之内，退路又被切断，怎么办？如果卫兵们突然开始搜查，我们藏在哪里才不会被他们发现呢？

我对多兰说：“到地下室去！”

幸好地下室还剩有一大堆废纸、空瓶子等破烂东西，构成一道可以藏身的屏障，但是，我们不能老呆在这儿呀！我蹬上一个箱子，冒着风险从气窗口向外面望了一眼。我算明白了发出警报的原因何在，在我们昨晚到达的时候，美国广场上空无一人，现在却站满了警察。我看到警察斗篷的下摆和大皮靴离我只有几公分远。

我一时慌了神，心想莫非是使馆把他们招来对付我们的？他们可能正在布置一个大陷阱，以便抓住我们。要是这样，那可真是糟透了！法国的秘密工作人员居然被法国政府的警察追捕，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处长居然在埃及使馆被他自己的同胞捕获，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多兰到二楼进行一次侦察，看看卫兵们是否都醒了，看看我们的不幸是否是他们造成的。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我说：“没醒，他们好象都在睡觉。”

那么，广场上的大批警察为何而来呢？我觉得越来越怪了。

为了闹清楚，我小心翼翼地把气窗打开一条缝。于是，警察们的谈活断断续续地传进我的耳朵。从这些在我眼前来回踱步的警察们的交谈中，我反复听到一个词：“示威”。

我心想：“这下子我们可糟了。如果他们是来对付预定今天上午在星形广场举行的一次示威集会，我们就得在这里蹲到天黑。白天是根本无法从这里出去的……”

当福雄发出险情解除的信号时·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警察解除了戒严。集会大概取消了。我耸了耸肩，因为对我们来说，已经太晚了。我们现在要办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把身体蜷缩起来，藏在法鲁克、纳吉布和纳赛尔的废纸堆中，我们幸亏没有动弹，因为这时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来了。我们尽量藏得更严实一点，但也时刻准备跳起来消灭可能来犯的任何人。

一个埃及卫兵出现了，他抱着一堆旧卷宗，朝我们这边随便一扔，然后又上去了，四周重新陷入寂静之中。我对多兰说；“别抱什么幻想，我们得在这儿呆上一天。天黑以前甭想出去。”

我既感到恼火，又觉得无聊，便信手翻阅卫兵作为废纸扔下的文件。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了一些埃及人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大人物付款的会计单据。我把这一卷废纸捡起来，装进我们的一条麻袋里。这真是出乎意外地为我们这次窃取机密文件的收获来了个“锦上添花”。

从我们的头顶上传来使馆的喧哗声，震耳欲聋。如果其他卫兵也下来巡视一圈怎么办？我们窥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但是，没有人来“拜访”我们。我们在地下室的垃圾堆里，觉得浑身又脏又粘，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但也只好耐着性子硬挺下去。

白天是这样的冗长、阴暗，好象过不完似的，叫人心神不安。

后来，人终于走空了，办公室也都关门了。我从气窗目送着最后一批人离开使馆。福雄也象囚犯一样被围住，不过方式不同罢了，他一直守候在小卡车的后部，小心地警戒着。出路终于畅通了。

我们拖着疲乏的身子，摇摇晃晃地从后门溜了出去。如果警察这时候在使馆的门口抓住我们，准会把我们当成货真价实的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