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我们举杯畅饮香槟酒、威士忌，品味各色高级点心，以庆祝打开第一千只邮袋，后来又庆祝处理了第两千只邮袋。不管是工作间和实验室的人员，还是护送车队的安全人员和司机，大家互相道贺、尽情欢乐。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这些男男女女都发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我们的脸上添了一道道皱纹，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但是我们为自己的高超本领和非凡能力感到自豪。

再说，拨给我们的活动经费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局领导和政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领导人似乎患了“善饥症”①。

他们贪得无厌，每天都希望得到新的情报。

负责操纵联络员和派遣潜伏特务的各个科捷报频传，我们成功地打入了各国进步青年集团的内部，从布拉格到古巴，许多高级革命干部都是由这些团体培养出来的，1968年震撼西方国家的动乱也是这些集团掀起的。我们的联络员和特工人员密切注视雷吉斯德布雷②去哈瓦那的历次访问以及拉丁美洲出现游击战的

①“善饥症”是医学术语，指一种疾病，其特征是食欲过盛，患者为经常性的饥饿感觉而困扰。——译者

②雷吉斯德布雷(RegisDebray)，法国人，巴黎大学哲学系学生，曾游历古巴等拉丁美洲国家，并发表文章宣传“游击中心”理论，1966年去玻利维亚与切格瓦拉一起开展游击活动。——译者

动向。

可是，有一天戴高乐却命令我们停止对秘密革命运动的监视，因为那个时候，他想打第三世界的牌，打法国同中立国家接近的牌。戴高乐认为左倾分子对他是有利的，其实他们早已策划在拉丁区堆筑街垒①的行动了。

另有一次，警察局打算成立一个特工组，希望采用我们的方法，专门对法国各政党、团体、工会和个人进行秘密侦探。想必他们是对我们拆启邮包的技术眼红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要求我同意让警察局的四名巡警来我们的实验室接受培训，以便结业后回去建立他们自己的班子。

“你把你们的所有办法都传授给四位巡警，”他们说，“如果需要的话，你把器材也借给他们使用。”

我反对把我们迄今为止仅用于对付外国和敌对特工机关的开封邮件和包裹的高超技术转让出手。

他们便回答说：“既然你不愿意对政党下手，而且拒绝了我们向你提出的对工会采取行动的要求，那么总得让别人去干吧！”

“但不能用我花了多年心血研究出来的办法和器材。这一切应属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所有！”

“这是总理的决定，是命令！”

我还遭到了来自博蒙的打击。他当时已接替乌诺上校，担任研究室主任。博蒙对我并无好感。在总部，他代表着老的军方传统势力，极不乐意与残剩的文职官员共事。他正在等待时机，企图来个彻底扫地出门，把迟迟不走的文职人员全部撵走。

看来，博蒙对第七处的作用日益加强心怀不满，他认为，我们管的事太多，手伸得太长。戴高乐将军停止了行动处，特别是第二突击队的活动，这又给第七处扩大自己的权限提供了方便。从人员、拨款、效能等方面来看，第七处确已成为国外情报和反

①法国拉丁区是巴黎的大学区，1966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一些人在那里堆筑了街垒。——译者

间谍局的中流砥柱。

正因为如此，有一天，特工机关的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大老板格罗森将军说：“总部的其余单位都可以砍掉，只要有1960年那样的行动处和现在的第七处，就足以起非凡的作用。”

可惜，行动处已经奄奄一息，第七处的命运也蒙上了阴影。

“你的工作太忙了，”博蒙假惺惺地对我说，“我想帮你减掉一部分公务！”

他摆摆手，拒绝了我的反对意见，接着说：

“为了使你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矛头针对美国和东方国家的秘密活动中去，我准备再设立一个处，专门负责指挥你的联络员。”

博蒙认为第七处实力太强，他拿定主意要另立一个分庭抗礼的单位，夺去我的一部分权力，削弱第七处。就这样，第六处应运而生，它的别名叫“巴黎基地”，代号为“野牛”。

不出所料，博蒙把“野牛”交给了现役军官。这是第七处走向崩溃的第一步。

显然，我决不会俯首听命而不进行激烈反抗。我曾多次提醒博蒙注意他的计划包含的危害。第七处多年来指挥着一支特务和联络员队伍，熟悉他们的情况，如今却不得不把他们交给一批大多未曾受过专门训练的军人去管理。

为了替我们效劳，为了收集情报和送回文件，这些不拿报酬的义务特工人员经常在国外冒极大的风险。由此可见，管理这些人是一项异常艰难和微妙的任务。联系人和联络员之间必须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彼此绝对信任的关系。他们应该和衷共济，养成融洽相处的习惯。

我担心在管理和指挥联络员的工作上会出纰漏，发生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致命的疏忽行为。联络员如果在共产党国家或非洲国家被捕，那就会被长期关押，有的可能染上疾病，甚至牺牲生命。我们第七处的管理人员久经考验，从未出过此类事故。所有这些担任联络员的老战友、实业家、干部、科学家、商人，长期以来一直信任我们，因此我总觉得应该对他们负责。

“况且，还有一个危险，”我对博蒙说，“我们的联络员往往个性很强，他们可能反过来控制联系人。我们对于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会让他们左右我们自己。往后联系人换了，万一哪一个合作者施展阴谋手段，利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作掩护企图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后来发生的德卢埃特事件证明，我不幸而言中了。

博蒙对我的意见置若罔闻。他轻视我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积累起来的指挥和管理数百名联络员并与他们友好相处的经验，因而铸成大错。他对于我的经验甚至连理解也理解不了。他并不具备那种待人接物时通情达理的品德。他官气十足，冷酷无情，难以亲近，几年前，在他的指挥下，“米诺斯行动”惨遭失败，向铁幕那一边空投的捷克人均被对方抓获。事后，博蒙被调往默默无闻、枯燥机械的破译密码处工作。

我问博蒙：“为什么你们第六处不自己招人加以培训呢？这不比从我这儿挖走联络员更合乎情理些吗？”

我采取了拖延战术，这使博蒙大为恼怒。他派他的心腹、反间谍部的军人纳达尔上尉不断地来催逼我。

纳达尔把我的联络员一个一个地挖走，并拿去了有关他们的卡片和档案。我力图把最优秀的人员保存下来，纳达尔则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抢过去，最后，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雅尔塔式会议，达成了谅解：他把海上谍报、空中谍报、军火交易和科学研究等科室留给我。

博蒙把他的第六处设在巴黎荣军院内，也就是说，设到远离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军人那儿去了。真怪，原第二局的一班人企图重新置我们总部于军人控制之下的迷梦，居然在事隔十五年之后由博蒙部分地实现了。

我按照规定，断绝了同我被迫转让给第六处的联络员的一切联系。我手下的特工人员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不得不抛弃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们无权再与这些朋友来往。

一些联络员不满地说：“我们认识你们已经很久了，我们不了解其他人，也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

有些人甚至扬言洗手不干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志愿情报人员，未曾签订过什么合同，他们完全有自由与总部脱离关系。

威胁要脱离关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出面安抚解释：“‘巴黎基地’一定会更好地照应你们的，我们现在实在是无暇顾及你们！”

博蒙和纳达尔上尉却把遇到的麻烦归咎于我们，指责我们故意从中作梗。“野牛”就是在这种吵吵嚷嚷的气氛中诞生的，难怪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新的联系人中有一些军官既幼稚又无能，常常干出难以补救的蠢事。

更为严重的是，博蒙选择了终日忧心忡忡的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来领导“巴黎基地”。这个军人高挑身材，后背略驼。富尼埃－费雷尔与我不同，他是一位毫无主动精神、听任驾驭的懦夫。

富尼埃－费雷尔很担心自己的身体。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药品。他被提拔担任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后反而苦恼，夜不能眠。他对自己的人生安全也顾虑重重。每天下班回家，他都要沿着房屋周围转上几圈，直到确信没有人跟踪才走。

十五年间，他只到国外执行过一次任务，而且还是绝对平安的差事：到洛桑去和一位情报员联系，调查有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事，他唯恐不保险，随身带了一支挺显眼的手枪。可是，快到瑞士边境的时候，他又突然发起愁来，生怕瑞士警察搜查出他的武器，于是他一心想把手枪转移。他天真地打算把手枪托付给一家法国旅馆老板保管。

他说：“回来时我再取。”

可见，那位老板以为他是歹徒，不愿帮他的忙。最后，在进入瑞士国境之前，富尼埃－费雷尔把他那支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存放到法国宪兵队那里。

就是这位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接受了第七处的一部分机构和人员，当上了“野牛”处处长。博蒙因而也觅得了一位他所希望的温顺听话、俯首贴耳的同事。第六处采用的工作方法在我看来是不正规的。它高价雇用联络员，同他们签订合同，发给酬金。

如果合同废除，还给予他们一笔可观的赔偿费。第七处的联络员可不是这样，他们总是自愿为我们工作，开支由他们自己承担，在经济上不领取任何补贴。

1969年，富尼埃一费雷尔发展了一位名叫罗歇德卢埃特的农艺师作为“合同雇员”。德卢埃特接受了训练，准备潜入古巴收集情报。后来，由于行动计划取消，他没有去古巴执行任务，然而，他却得到了“巴黎基地”的一大笔赔偿费。

按照规定，合同一经废除，德卢埃特就应被视作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富尼埃－费雷尔和他的保卫科的人却昏头昏脑，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他们忘了收回发给德卢埃特的特别通行证，通行证上写着他的姓名，贴有他的照片，凭此证可以出入“行政联络署”（第六处赖以掩护的公开招牌）大楼。

就这样，德卢埃特——社会上的一个普通人——手头竟然持有一份隶属于法国特工机关的证件。如果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也许会把这份证件妥为保藏，仅仅留作纪念，待到年迈时拿给儿孙们看看。可是，德卢埃特却是一个债务累累、喜新厌旧的冒险家，他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和六个孩子，去同一个年轻的姑娘姘居。他挖空心思，企图赚钱。当一帮流氓怂恿他往美国贩运毒品时，他欣然同意与他们勾结。

当然，他很担心自己被抓住。美国的法律对于投机走私贩毒是无情的。万一倒霉出事，怎样才能避免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呢？

他有一位朋友，是活跃在日内瓦、巴黎和黑非洲之间的一个走私小集团里的人。他向德卢埃特出主意说：“这不是很简单嘛！如果你被逮捕，你就对美国人说，你是奉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之命执行贩毒任务的。你向他们解释说。‘我是巴黎基地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手下的人，是他要我执行这项使命的……’你可以向他们出示那份特别通行证，作为证据，你将看到，中央情报局对于这一意外的收获一定会欣喜若狂，能使奢望打进美国的法国特工机关陷入困境，这不挺好吗？……”

于是，德卢埃特放下心来，恢复了平静。一天夜间，他们两人躲在布尔拉雷纳一座别墅的车库里，往一辆大众牌面包车的车身踏板下塞了九十包海洛因，每包重半公斤。忙乱中，他们把两包毒品撒到了地上，两人拼命扫了好几个小时，白粉尘土飞扬……

随后发生的一切就是官方的事了：那辆走私面包车于1971年4月5日被美国海关扣住，德卢埃特也遭逮捕。审讯时，他逐字逐句地向检察官斯特恩重复了他的朋友口授给他的那段供词。富尼埃－费雷尔上校因此受到美国司法机关的指控，被迫引咎辞职，并隐居起来。这件丑闻震动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冀望担任特工机关领导的雅克苏斯戴尔以及比约特将军要求解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米歇尔德勃雷不得不登上参议院的讲坛为我们局辩护结果德卢埃特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上关了两年。获释后，他去纽约开了一家法国饭馆。

博蒙“孕育的怪胎”、别人从我的肌体上“剜走的一块肥肉”、军人们怀着并吞和破坏第七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第六处，就在这样一场风暴中荡然无存。后来，我在自己不幸的人生道路上，在本巴尔卡事件的争端中，又碰上了博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