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早在1953年，法国高级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法语黑非洲必须实行非殖民化的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非殖民化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为了避免在上述事态发生时措手不及，从现在起就应该着手在每个国家建立谍报系统。一旦这些国家获得独立，情报机构就能开始工作。

我的任务并不是控制非洲的某个政治家或某个高级行政官员，也不是对行将独立的某个国家的政策去施加影响。在这方面，将通过改变法兰西联邦海外领土地位的根本法及法兰西联邦的组织形式，在最高层建立必要的联系；此事由主持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事务秘书处工作的雅克·福卡尔统筹安排，并由驻外使节予以通力协助。

我的使命在于建立可以长期存在的地下秘密谍报系统，收集各种机密情报、文件和报告，亦即收集新独立国家可能不让我们知道的一切情报资料。我们知道，美国人迫不及待，时刻窥视着我们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一直试图把触角伸向法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同样，苏联人也在积极活动。共产党中国是个迟到者，但它也不甘落后。

因此，总部要求我在法语黑非洲至少安插三百名特工人员，让他们披上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伪装，并给他们配备有效的活动器械和大量传递情报的工具。

最初有过一段摸索的过程。我让特工人员装扮成摄影记者、掮客、军火商。有的甚至充当冒牌的妓院老板。然而，这些伪装难以持久，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而且经常出问题。必须寻找更为妥善的办法。我在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洲际航空运输公司、联合装卸公司等航运企业中有一些担任要取的联络员，于是便通过他们给一部分特工人员找到了可靠的正式职业。这样，特工人员就可以自由地往来于法国和非洲之间。

我把第七处的一些特工人员安排到非洲各机场工作。他们在那里有的担任订票处主任，有的当行李房职员，有的负责货运业务。不过，怎样掩护那些行动小组的组长呢？这可把我难住了。

为此，我毫不迟疑地同我的朋友——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总经理卢伯利商量，请他出主意。卢伯利体魄魁梧，身高一米八五。他虽然长相一般，但举止敏捷灵话。他擅长勾引女性，是沾花惹草的行家里手，因此被航空小姐们所追逐。

他微笑时，意味深长，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作“鲨鱼”。卢伯利一生好斗，始终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士。他曾以飞行员的身份参加西班牙内战，支持共和势力。他也是海军航空部队方面的专家。奥纳西斯①的儿子亚历山大驾驶飞机的技术就是向他学来的。卢伯利同亚历山大虽然并非一家，但他们的友谊甚至超过一般的父子关系，他是亚历山大的真正的良师益友。

1974年，亚历山大因飞机失事遇难。亚历山大的死使卢伯利受到了无比沉重的打击。卢伯利早已成为奥纳西斯的主要助手，起着左右臂的作用。他当时领导着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开办的企业：“奥林匹克航空公司”。船王去世后，他成为该财团的头面人物，当上了“奥纳西斯基金会”的董事长。然而，这类事业的坎坷颠沛严重地摧残了卢伯利。当我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市见到他时，我发现他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前不久，他登上一艘由英国老式快艇改装的高级赛艇外出垂钓时·突然心肌梗塞，险些死去。

①即希腊船王奥纳西斯(Aristote Onassis)，已于1975年去世。——译者

卢伯利是我们第七处最杰出的特工人员。多亏他，我们才在五十年代末大大地加强了对非洲的无形控制。如今，我正对手下特工人员用以掩护自己的公开身份和职业感到为难时，他又帮助了我。他说：“咱们去找西尔万，我跟他是朋友，他准有办法。”

在离星形广场不远的一个硕大的办公室里，我结识了卢伯利的挚友西尔万·弗卢瓦拉。此人身材瘦小，嗓门低沉，但热情好客。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物，同欧洲第一海运公司、各大航空公司和数百家企业都有交往。我隐匿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故意对他自我介绍说，我叫“托马”。当然，我不能向他透露任何有关我手下特工人员实际活动的情况。我只是请他给我的一名助手提供一个不负责任的经理职务，并协助他用假名办妥有关工资单和社会福利等各项可靠证件。弗卢瓦拉说，“让他来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这事，他办得十分出色。弗卢瓦拉安排的职业非常适合我们即将从事的那种活动。因此，我再次去找他，请他代为安排第七处其他一些人员的“工作”。我先后在他那里一共安插了二十多个特工人员。弗卢瓦拉额外雇佣了这么多人，想必破费不少，六个月后，当我请他结算我们应付给他多少报酬时，他回答说：“没有必要，托马先生。我既然同意帮忙，你就不用付钱。况且，这关系到国家的防务。在这方面出把力，我生平从不计较！”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插特工人员，我还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潜伏系统，换句话说，应该物色一个由我们第七处直接控制的贸易公司。可是，到非洲什么地方去找这样一家我们可以假借别人的名义买下来的公司呢？

早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以前，雅克·福卡尔就已经指使戴高乐派政界人物、密探和商人组成了各种机构，巧妙地设立了一系列进出口公司，为戴高乐将军控制了整个非洲。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还在贸易方面把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的一个朋友曾长期在非洲生活。他建议我仿效雅克·福卡尔，设立类似的企业网点来安插我手下的特工人员。他还为此给我介绍了他的一位知交：电影制片商莫里斯·雅坎。这位朋友补充说：“雅坎在整个黑非洲拥有三百家电影院。他准备出售这些资产来成全你的事业。这不正好符合你的意愿吗？而且，你还可以捞到一笔意想不到的外快！”

雅坎给我们介绍了他史诗般的经历。1939年以前，他在摩洛哥运输公司从事实业活动。后来，他想出了一条绝妙的生财之道，从卡萨布兰卡到达喀尔，在这一大片城镇和乡村地区，生活枯燥乏味，人们感到无聊惆怅。为什么不在这里开办一些电影院呢？诚然，在非洲偏僻荒漠的村子里，由于缺乏电源，放映电影是有困难的。购买发电机，费用昂贵，也不合算。但聪明的雅坎自有办法。他不用电也能使放映机转动。他把运送放映器材的汽车当作发动机使用。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在电影开演前，放映员先卸下汽车的一个轮子，然后在空轴上套上皮带，与放映机连接起来。汽车马达发动时，套在车轮轴上的皮带随之旋转，带动放映机工作。

雅坎回忆道：当时，最困难的莫过于收款。许多负责收电影票款的当地人把钱揣进了腰包，逃往丛林。必须费很大气力才能找到他们。有时还得把手枪顶着他们的太阳穴，才能让他们把钱交出来。这颇有美国西部绿林道的风味。当时，我有一名助手，是科西嘉人。他甚至求助驻在国治安部门派人帮他维持营业秩序，追回逃款。

二次大战期问，雅坎在非洲开办的各家电影院被德国人征用，落到了希特勒第三帝围首坷一指的电影公司即宇宙影片公司的手中，法国解放后·雅坎利用在达喀尔和丹吉尔悉心积攒的一笔钱东山再起。他以曾被纳粹诈骗集团勒索为理由，设法买下了宇宙影片公司，并聘请迦本·费尔南代尔和贝尔纳·布利埃拍摄影片，以后又同德隆合作。电影明星路易·德非内斯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在雅坎的公司拍制的。

可是，雅坎念念不忘重整旗鼓，建立他昔日的影业帝国。开始时，他只有三家电影院。经过几年的努力，由于采用了先进的拍片和放映技术，他使自己的影院系统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

他建议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把他在非洲的全部影业资产买下来，要价四亿五千万法郎。在我看来，这桩买卖是有利可图的。

到那时，雇佣职工的权力就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在阿尔及尔、尼亚美、努瓦克肖特乃至达喀尔等一系列城镇安插我们的特工人员，让他们充当电影院经理、放映员或票房出纳员。况且，他们的工作负担不会太重，可以充分利用空余时间从事秘密活动。

闻此消息，我们的财务主任福韦尔就嚷了起来：“你该知道我没有那么多钱？再说，这种浪费是毫无道理的。我是奉上级之命到这里来理财的。”

我给他解释说，我们可以通过这宗交易获得赢利，说不定还是一笔有远见的投资。我费尽了口舌，可这位掌管数十亿法郎的财神爷却无动于衷，根本不予置理。

后来，雅坎把自己的资产卖给了美国海湾电影公司，收款六亿法郎。至于我们，我们总得亮出一块公开的牌子，找一个能够掩护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企业。于是，我们耗费巨资，开办了“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可悲的是，该企业将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莫尔旺提出一种见解：每个非洲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水，是储藏和保存这种比任何东西更为珍贵的生活必需品的器材。非洲大陆经常遭受旱灾，后果极其严重。因此，每个家庭、集体和企事业单位都需要购置大大小小的储存饮水和用水的设备。

根据这一情况，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通过一些商人的斡旋，秘密成立了一家制造和销售塑料蓄水器材的公司，让它在非洲活动的谍报人员披上推销员、代理人、搬运工人等伪装。公司总部就设在圣拉扎尔大街。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它在非洲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公司，雇佣了大批职员，联系广泛，业务繁忙。

说实在的，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胃口太大，到头来却自食恶果。几千万法郎白白地扔进了这个无底洞。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帮子军人一直把莫尔旺视作是外来人，属于解放时打入谍报部门的“可恶的文官”之列。他们将抓住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破产的这一把柄，让莫尔旺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他们看来，这是把莫尔旺排挤出去的天赐良机。

我本人觉得，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给我们手下人提供的伪装颇有可取之处。只需八天时间就可以把一名特工人员培训成推销员，让他掌握有关蓄水器材的全部业务知识。但另一方面，我对这种作法也有怀疑。我心想，这太简单，太容易了。一旦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的某个职员被逮捕，被指控搞间谍活动，那怎么办？被告遭到猜疑、身败名裂，势必会殃及整个公司。那样的话，公司的所有经理，负责人、推销员就有被识破、被跟踪，甚至被当作潜在的间谍而投入监狱的危险。

事关大局，不宜孤注一掷，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到一个“篮子”里去。因此，我宁愿把大部分特工人员安插到较为不显眼的岗位上去。我买下了黎巴嫩在非洲开设的几家小企业的部分股份。除筹建几个进出口分公司外，我还兴办了法兰西棉纺织品公司，经营棉织布匹和衣物。

考虑到必须尽可能地适应非洲的环境，我对汽车加油和修理服务行业发生了兴趣。在这些幅员广阔的非洲国家里，由于缺乏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私人汽车很吃香，汽油同水一样宝贵，因此，到处都需要有汽车加油站以及提供修理服务的工人。披上汽车加油站管理员的外衣从事谍报话动，的确是一个理想的办法。这样，万一某个特工人员被捕，也不会一下子怀疑到在非洲“工作”的其他加油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警察当局也不可能兴师动众搜捕所有的……

我在每一个要害部门都要设法同时安捕两名特工人员。他们乔装打扮成腰缠万贯的商人，合伙购买一家汽车加油站。实际上，款子全由福韦尔提供，当然，向他要钱总是不那么痛快的。

我们通常买下的都是些破烂不堪、没有空调设备的小加油站或修理服务站。我不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否则财务主任是决不会答应的。

可是，我的特工人员因此要格外地受苦了。一则，非洲气候炎热潮湿，在那样简陋的铺子里甭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二则，他们必须象真的加油工和管理员那样，从早干到晚，接待顾客，卖油、补胎和修车。每天劳累完毕，他们擦去浑身的汗水，洗去油污，换上衣服，还得出去执行任务，去从事我们派他们到那里去的真正工作。

我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偷拆外交邮袋和信件、接收联络员写的报告、窃听政界要人的私下讲话、编译电报、用带去的秘密电台向总部拍发收集到的主要情报内容。他们白天在铺子里干活，夜间外出活动，天天如此，根本没有多少睡眠的时间。

对于这些在异国他乡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来说，还有更加难言的苦衷。他们必须保证门市部按规定时间达到一定的营业额，而且帐目不得有差错。每个季度由我把帐本交给财务主任福韦尔。此人从不含糊，每次都要逐项仔细地核对检查。

表面上说，那些特工人员是汽车加油站和修理门市部的店主。其实，购买这些资产的证书都锁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本部我的保险柜里。营业基金归总部所有，汽车加油站和修理门市部的特工人员都只能领取“职工”的薪水，外加每天只有三十法郎的活动津贴费。营业利润全部上交总部。

这种作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们从早到晚辛勤操劳挣来的一点收入都必须交给国家。修补一个轮胎能挣几十个非洲法郎，电瓶充电三法郎，出售一公升汽油赢利几十个生丁。总部没有向他们索取顾客给的那一点小费，就算是高抬贵手，照顾到家了。

特工人员不断向我抱怨，指出这种抠门的财务制度浪费时间。有时，他们的责难使我十分难堪。

“问题很简单！一边是大批外交邮袋需要偷拆，另一边是需要加班加点补足营业额。我们只有两只手，不可能两者都兼顾。必须做出抉择！”

财务主任的苛刻脾气以及总部精打细算毫不松动的原则，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只好忍气吞声，做特工人员的工作。我安抚他们说：“算了，这次就免拆外交邮袋吧！”

这在特工机构的历史上是绝无前例的。苏联的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盖伦将军领导的西德联邦调查局等各大间谍机构都以此为话柄奚落我们。在偏僻荒漠的非洲地区，为了使汽车加油站和修理门市部赢利而不惜牺牲情报工作，实在是得不偿失。然而，事情确实如此。

福韦尔以尖刻的语气警告说：“总部不喜欢赔本！“

条件如此不利，但仍要坚持下去，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法国的“詹姆斯-邦德”①过的可不是吃喝嫖赌、挥霍无度的生活。我们的谍报人员大都是从各大军事学院毕业的年青军官。他们出于崇高的志向或狂热的嗜好，自愿投身情报部门，执行最无利可图的使命。为了确保自己的伪装不被识破，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我手下的特工人员就是这样一些忠心耿耿的勇士。

在建立情报网伊始以及后来的几个阶段，我都尽可能地奔赴现场，帮助他们做好汽车修理服务站的开张营业工作。夜间，我同他们一起执行任务，总之使他们感到并非孤军作战。当然，我

①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是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敏小说中塑造的一个生活放荡，花天酒地，但又身怀绝技、无所不能的间谍。在这里泛指间谍。——译者

之所以这样做，更主要的是避免他们在固难而前退缩或撂挑子。这是一段值得赞颂的历史。当时，我们在当地没有必需的化验、洗印照片等特工活动的场所，一切都得靠我们临时设法解决。我们不得不把容器，灯具、放大器等各种器材搬到厨房去操作。至今，我还记得发生在布拉柴维尔一幢楼房坐的一场戏。那天凌晨三点·邻居跑来咚咚地敲我们的门。我们的房间与邻居住宅之间的隔墙板非常之薄。邻居听到了我们用缩微照相机偷摄过路外交邮件时发出的咔嗒咔嗒声。奇怪的噪音连续几个钟头，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邻居埋怨说：“你们在鼓捣些什么？”

那天夜里协助我一起操作的雅克·韦兰回答：“我们在烙饼呢。”

“喔，原来是在烙饼。”邻居嘟嘟嚷嚷地说。

当然，我们不能经常玩“烙饼”的把戏。我回到总部后，立即要求总部洗印室尽快设计一架无声缩微照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