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给向问天卸妆 -- 刘国重

刘兄对“向问天”这个文学形象分析的非常深刻，不过窃以为“向问天”和周恩来总理并非一类人。周公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是一元论者，坚信历史必然性，坚信共产主义必定会实现，在他们看来逆历史潮流不仅是无用的，被开除党籍会遗臭万年（某位元帅说过）。

这种历史必然性开始并不必然和某位领袖结合在一起，验证耶稣是弥赛亚需要神迹，验证领袖决策体现历史必然性需要革命实践。列宁本来是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学习小圈子中的一位出色研究者和宣传者，并非政治领袖，在革命的几乎每一个阶段，当大家都对前途困惑不解时，列宁的主张开始是少数派，事后发现几乎每一次他都正确，于是渐渐确立他的政治领袖地位。

中国革命比俄罗斯要漫长艰巨得多，毛公崛起并不顺当，他是土包子，本人脾气也臭，连大弟都受不了他，被晾了几年，如果中国革命顺利，他不是被整死，就是当个失意老干部，在家里喝闷酒骂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危急才不得不请他出来负责军事，后来证明他具有党内无人可及的军政才能，一连串的胜利才确定他无人挑战的“君师合一”地位。到了那个地位，谁反对他就是反党、就是逆历史潮流。如同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世界，谁反对教皇，被开除教籍，不仅死后要下地狱，活着也会被基督徒孤立甚至杀死。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员对党中央和领袖的服从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服从，如同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教会、教皇的服从。领袖先有“信”后有“威”。历史上有很多例子，一些夸夸其谈的政委孤身一人到部队解除军事干部职务，审查甚至枪毙，很少有人反抗，有些人临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如同很多“异端”被宗教法庭烧死前仍向上帝祈祷一样。

中国古代，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儒家制衡，尽管这种制衡很微弱，儒生集团认为皇帝是法统的继承者，自己是道统的继承者和解释者，他们不认为皇帝比他们更理解历史必然性——“天命”，所以经常借灾难警告皇帝。在思想上，儒生集团对皇帝比共产党员对领袖更独立一些。

反观金庸等作家创造的武侠世界，没有什么历史必然性，任我行的日月神教不是明教，没有一套令信徒服膺的理论体系，教主地位“法统”传承靠“葵花宝典”，修炼秘籍还能达到武功第一地位，任我行、东方不败只有“威”没有“信”，要靠“三尸脑神丹”维系部下的忠诚，共产党不给党员发这玩意，是思想控制，注意区别。

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一个个位高权重的党内、军内要员乖得像小绵羊，只有一位元帅叶戈罗夫拔枪拘捕。绝大多数很配合，乖乖认罪忏悔，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一个林彪出逃，大概离领袖太近，很多罪恶本是他推波助澜的，坚信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底层共产党员，在他看来不过是被一两个人的巨灵神掌所拨弄的草芥而已。他的出逃，沉重打击了毛公的信，也影响了他的威。中苏被整肃的高干们并非性格懦弱，也并非担心妻儿安全，在革命中他们很多亲人被日寇、国民党杀死，血里火里趟过来的怎会个个是怕死恋家之辈？他们担心公开反抗，会影响到唯一正确的共产主义事业，很荒谬却是真的。

刘兄笔下剖析的向问天，唯权是依，很狡诈但没有复杂的“天命”思想。出于自保也好，遵循“妾妇之道”也好，与周公很不同。周公非常复杂，他或许至死相信存在历史必然性，但不一定认为历史必然性体现在毛公身上，他那么聪明不会比林彪发现更晚。不过他确实没有对毛公的严重错误进行强有力的抵抗，他尽管不是毛公对手，但背后有很强的军政势力。或许他认为他分庭抗礼不仅自己会身败名裂，还会导致中共分裂，那可能导致更大灾难，只能委曲求全、拼命弥缝。个中委屈，小人物就猜不透了。金庸或许想影射周公，但他无法理解共产党特殊的思想脉络，他无法理解周公委屈求全体现的形而上学意义，金庸塑造的“向问天”左右逢源，他不知道周公一直因“伍豪事件”为自己辩诬，被推进手术室时还大喊“我不是叛徒”，至死不留片言，周公晚年是金庸和刘兄都没有意识到也未必理解的悲剧，或许邓公是他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