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给向问天卸妆 -- 刘国重

我和ifuleu兄一样，非常敬佩周公，我不认为他事毛公如妾妇。这是我们的共同点，先说这点，免得反复辩论反而求异伤和气。

一、铸剑兄分析的“信威关系”我同意，一个成功的组织往往有个魅力型创始人，他“一贯”正确到令成员盲从的地步，任正非在华为、张瑞敏在海尔都这样，更不要说“从大禹、诸葛亮到拿破仑、希特勒、罗斯福”，不过这些组织大体上是“世俗”组织，它们控制信众决没有到宗教组织或共产党的地步。

《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p47：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0年九月，对饥荒的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0年底，进行了更加宏大的而且已经排练的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

黄章晋：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很常见，无限上纲的批判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痛哭流涕向毛主席忏悔，这在拿破仑、罗斯福、希特勒的组织中是看不得的。只有宗教组织中存在，有位天主教圣人因为对女人动了想法，从布满荆棘的山坡上滚下去，信徒在教堂告解，哭的稀里哗啦。如果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如同天主教的教义——自杀者下地狱。当然我们得历史的看，那时特殊年代的事情，共产党已经变了，变“修”了，不过这方面应该说变的好。

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左翼思想非常有吸引力，在欧洲思想界同情共产党的很多，因为资本主义的确面临重重危机，苏联尽管是个野蛮帝国，共产主义尽管遥远，但毕竟是个趋势。罗素写作《西方哲学史》的时代（1943年），“在英国和美国，大批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很深的影响”。共产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理想，相信了历史决定论，就有了成为“驯服工具”的条件，要像教徒一样汇报活思想、学习理解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思想控制”的技巧失传了，而是这种历史决定论预言的资本主义没有破产，而社会主义却面临着生存威胁。在毛公活在的时候，提倡群众路线，提倡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群众路线从延安时代到1958年反右一起还是主流，那时提法是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胡耀邦（？）提出在思想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再以后干脆“不争论”。显示着控制力一直在减弱，首先是文革的破坏令人质疑那个宏大理想，开放以后这个理想就垮了，现在7000万党员还相信共产主义必定实现还有几个？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毫无说服力。普通共产党员不会去讨论什么历史必然性，他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是因为日常生活体验。

在论及柏林墙倒塌原因时，《硬球》：“昔日森严的铁幕之所以被最终撕开，不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社会理想受到了声势浩大、突然起来的革命冲击，而是因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德官僚体制的轻蔑，那是一种美好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

您说宗教信仰是无法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可以选择。这得历史得看，宗教刚刚在一个新地区发展争夺信众时，不可能用刺刀逼人皈依，它们也要彼此竞争，竞争胜利的才能争夺到信众，虽然往往和平辩论开始，暴力冲突结束。等到掌握了一个地区以后，那就是不可选择的了，会歧视“异教徒”，惩罚“叛教者”，这和共产主义信仰对比是有意思的。

三、我关于毛周关系那段说法是出于官方逻辑。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ifuleu兄观点，他认为

如果ifuleu兄和官方调子一致，全面否定文革，那么近乎圣人的周公在那个荒唐年代如果和毛公合作最融洽岂不是“逢君之恶”？

如果毛周晚年最融洽，周又是近乎圣人，那么只有肯定文革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

我本人是坚决反对文革的，从不和赞美文革的人辩论，也不和他们交往。和楼主用向问天影射周公不同，他认为周公是“妾妇之道”，我认为周公基于共产主义信仰，和苏联莫斯科大审判被杀死的人基于一样的逻辑。只是做个类比而已，共产党不是宗教组织，共产主义也不是信仰，马克思一直认为自己理论是科学。卡尔波普尔就烦把科学和信仰混为一团：科学命题可以证伪，信仰不能被证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被证伪无损它的价值，无论左的理论右的理论都是真理的碎片。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辩论的，我们观点很接近，希望这些辩论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很不喜欢前段时间，老萨和双石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