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给向问天卸妆 -- 刘国重
家园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给向问天卸妆 举杯向天笑
天回日西照。
—— 李白
一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这首《送元二使安西》，唐代即已被编为琴歌，今日我们聆赏的多为琴曲。此诗此曲，二者皆出于天籁，又似浑然一体，分割不开。
《约翰·克里斯多夫》被称为“江河小说”，如莱茵河一样的浩瀚汪洋。在我的意念里，《笑傲江湖》是一部“音乐小说”，小说《笑傲江湖》讲述的，本来就是“笑傲江湖之曲”的故事。不仅如此，从书中文字的兔起鹄落、情节的跳跃变幻、令狐情绪的悲喜起伏，我听到了，飘渺而流动的琴声。
《笑傲江湖》亦书亦曲，是不世奇书，乃天籁之音。浑然一体，分割不开。
如是我闻《笑傲》之曲，如登高酹酒，宠辱偕忘，喜乐无极。不过，乐曲的第21章《被囚》，却长久地困扰我。至此，音乐失去了一贯的流畅华彩，一变而为滞涩，好似“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我最初的困惑：令狐冲被囚两月，此时向问天在做什么？为何不早些来救而任由令狐冲在黑牢中苦受煎熬？
后来书中情节我越看越明白，只有更困更惑：江南四友被任我行啸声震昏，梅庄已无人可以阻止他脱困，他能走，令狐冲为何不能？任我行、向问天为何不带令狐冲一起离开？
这种做法，当然出自任我行的决定。如果向问天坚持与义弟共进退，任我行感念向左使救驾之功并且以后夺回教主权位仍需倚靠其协助，断不会固执到底的。
任、向逃出生天，鸢飞鱼跃；令狐困处地牢，与地狱一墙之隔。
谁为此者？“天王老子”向问天！
怎么可能呢？结拜兄弟、死生交情，向问天会自行脱险而将结义兄弟弃如敝屣、置之不顾？
为什么会这样？
总有些事情搞错了！
二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金庸为了吸引读者同时刺激《明报》销路，明知不妥，但仍是刻意制造悬念，扭曲人物性格，让向问天在书中做了他最不可能做的事。
可见文学的商业性真真害人不浅。
（二）金庸所要描写的，本来就是这样一类政治动物：为了教派利益，为了最高领袖，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不惜出卖自己唯一的朋友和兄弟。
向问天，看来不像这种人。
向问天是轩昂磊落、突兀峥嵘的大英雄好汉子，决不会做这种龌龊不堪的丑事。
向问天是高蹈豪迈、义气干云的奇男子伟丈夫，断不是出卖朋友的小人。
他不是不是不是这种人啊！
三
他是的。
四
《笑傲江湖》的写作并连载于《明报》，在1967年。此后又经作者多次修改。我们今日所见，与初稿不尽相同。本人僻居海陬，初版亦未尝寓目。只能从一些评论文章中搜寻线索，揭开谜团。
幸运的是，我（自认为）找到了。
温瑞安《论笑傲江湖》：“新版本中金庸已把许多向问天的精彩豪迈之处删去，旧版向问天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年而作第一次逃亡，正如令狐冲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一样，是何等的血性义烈、肝胆相照……我与倪匡都认为这一段是在千万不能删的，删掉此节会削弱向问天这个人物的完整性”。
鄙见与温、倪二人正相反：这一段是千万不能不删的。不删，才会“削弱向问天这一人物形象的完整性”。
试想如向问天此前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年逃亡，又怎会将对己有救命之恩更有金兰之契的令狐冲弃置黑牢自己飘然远引？为何厚彼而薄此？为何亲疏不分？为何如此不知感恩？这又是哪门子的“血性义烈、肝胆相照”？！
（补记：最近终于在《金庸江湖》网站看到旧版《笑傲江湖》。现将‘向问天为不知名少年逃亡’的章节转贴于此，问题仍然是：金庸为何要删除此节？当向问天这一人物形象随着情节的推展，而在金庸心中最终定型，他，究竟何许人也？！
“原来向问天外号叫作‘天王老子’，为人最是倨傲，一生和人动手相斗，打败仗是有过的，却从来没逃过一次，当真是宁死不屈的性格。凭着他的轻功造诣，若要避开正教魔教双方的追杀，原是易事，只是他不愿避难逃遁，为敌所笑，方被困于凉亭之中。此刻为了令狐冲，这才作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的转身而逃，心头的气恼已是达于极点。他一面疾奔，他一面疾奔，一面盘算：‘倘若只我一人，自当跟这些兔崽子拚个死活，好歹也要杀他几十个人，出一出心中恶气。老子自己是死是活，却管他妈的！只是这少年和我素不相识，居然肯为我卖命，这样的朋友，天下到那里找去？为了好朋友而破例逃上一逃，这叫做义气为重，只好压一压自己的脾气'……又道：‘若不是你出手相助，这会儿向问天早就给他们斩成了肉酱。’”）
五
“为少年而逃亡”与“置义弟于险境”两件事，性质截然相反，不应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金庸若“仍旧贯”，不做删改，那是无心之失，是笔误。而金庸显然已发现这一矛盾，并有所改动。事实上他有两种选择：（一）保留“为少年逃亡”情节而对“赚令狐入狱”一节做大的调整，不仅不会损害而且会进一步强化向问天“血性义烈、精彩豪迈”的人物形象。以金庸的才气，做这样的调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二）保留“置兄弟于险境”的情节而删除“为少年逃亡”故事（金庸正是如此处理的)，那么，向问天这一形象就不（仅）是一个快意恩仇、磊落真率的草莽英雄，而是一个韬略纵横、深不可测的政治谋略大师。
六
《笑傲江湖·后记》，金庸写道：“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冲虚、定闲、莫大、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
向问天在虚构的《笑傲》的政治世界里的能量与重要性仅次于任、东方、岳、左、林五人——少林、武当掌门在此处反排在任、东方、岳、左、林、向六人之后，我想是因为这二人的武功、地位是相对稳定的，是要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是常量。而任我行等六人的武功地位则变动不居，并且他们有强烈的企图心要改变现状，是变量。——而在日月神教内部，东方不败亲口对他称许道：“向兄弟，我这番计谋，可瞒不过你。日月神教之中，除了任教主和我东方不败之外，要算你是个人才了”。
几乎是奇迹：二十多年，历四届教主，向问天一直掌握日月神教大权，地位几乎从未动摇。任我行掌教时，东方不败任光明左使，向问天则为光明右使，是神教的三把手。东方既篡位，向问天伺奉新主，仍是‘光明右使’，权位不受影响。助任我行复位后，向问天升为‘光明左使’，所得宠信之专，只有更甚。盈盈对权力斗争既深感厌恶，继承教主大位之后，当然事事倚赖“向叔叔”，最后她与令狐冲偕隐，更将教主之位让给了向问天……
向问天并无“文成武德泽被苍生”的野心，而甘于当教内的二或三把手（后来他接盈盈教主位，那是意外，并非向问天处心积虑谋得）。然而，向问天成功地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无论谁担任教主，都离不开他的辅佐。向问天使自己对每一位教主都成为不可或缺。离了向问天，所有的大领袖都只有一个下场。
任教主气走向问天，翻船。东方教主挤走向问天，完蛋。
这样一个人，如果我们仅以“血性义烈、精彩豪迈”的草莽英豪视之，太过小觑他了。
尤其当东方不败将篡未篡之时，向问天的举措更是可圈可点。作为属下，他既已对任教主进尽忠言。未获采纳，任我行反疑他对东方有忌刻之心，向问天高飞远引，跳出政治漩涡，全身远祸。这绝非一时负气之举（这一层级的政治人物，以负气为做或不做某事的藉口则可，真要因小不忍而偾事，那不仅是笑话，简直是犯罪），真正体现了政治上的大智慧、大气魄、大决断。
当年晋国公子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而亡……
东方不败囚禁任我行，登上教主之位。此后向问天的作为，书中着墨不多。现在，我将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揆情度理，作一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猜测：
东方不败召集教众，告知“任我行在外逝世，遗命要他（东方）接任教主”（1096页），但事情太过突兀，教中传言四起，人心浮动，大局杌陧不安。东方不败一方面对盈盈极尽优容礼遇，“这也是东方不败掩人耳目之策，他是要使人人知道，他对我十分爱护尊重。自然再也无人怀疑他的教主之位是篡夺来的”（1097页），而此举仍不足以让东方不败坐稳教主之位，他还必须获得教中实力派的表态支持，神教第三号人物、投荒在外的向问天，必然成为东方不败首先要争取拉拢的目标。向问天虽洞悉其奸，然而任教主既生死不知，自己对个人权位亦无意完全舍弃，向问天又深恐长此扰攘下去，日月神教百年基业不保，终于决定重回黑木崖。（向问天自述：“我知事出蹊跷，只有隐忍，与东方不败敷衍。”）东方不败设宴欢迎，席间向问天郑重表态拥护东方不败为神教新的领导核心，甚至出面作证：在自己离开黑木崖之前，任我行已经有了令东方不败继任教主的遗命……
东方不败其人，有一样好处：非常念旧情，富人情味（对童百熊是别一问题，以后细说）。但作为政治家，这又是东方不败的致命弱点。对他威胁最大的三个人是任我行、盈盈、向问天，东方不败居然在十二年中，一直延宕不决，未及断然处置，实属妇人之仁。东方不败号称“不败”，而终致身败名裂者，败因即在于此。
任我行与向问天，绝对不会犯此类低级错误。
在他们看来，所有人（包括令狐冲）都只是可资利用的物件；所有东西（包括友情）尽可用作利益交换的筹码。
七
“象峨嵋派松纹道人这等小角色，你哥哥可还真不屑骗他，要骗人，就得拣件大事，骗得惊天动地天下皆知。”
‘天王老子’向问天，言出必践。当真设计出一个无懈可击接近完美的骗局，救脱任我行。承他青眼有加，诳骗的主要对象，甚至不是‘江南四友’，正是令狐冲。
在最早的《笑傲》版本中，向问天在谈说“像武当派松纹道人这种小脚色，你哥哥可还真不屑骗他”之后，“顿了一顿，笑道：‘兄弟你可得小心些，说不定那一天哥哥要骗你一骗。’”
向问天利用契弟救任我行并不为过，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任我行脱困之后，任、向仍不放过令狐冲残存的利用价值，将他扮成任我行模样弃置黑牢以免打草惊蛇，他们就可从容进行自己伟大的复辟事业了。
“兄弟，教主脱困之后，有许多大事要办，可不能让对头得知，只好委屈你在西湖底下多住几天……做哥哥的给你赔不是了。”说来何等轻松自在、轻描淡写，孰料“兄弟”在黑牢所呆何止几天，而是两个多月。
两阅月中，生死间不容发。被‘四友’发觉，必死；练‘吸星大法’走火入魔，必死；如令狐冲心理素质稍差，不死也必陷于疯魔——建议朋友重读《囚居》一章，稍稍体会彼时令狐冲经历了怎样的精神上的煎熬。
此时，那令狐冲一心信赖的‘向大哥’在做什么？正为圣教主的兴复伟业东征西讨，又何尝把这所谓义弟的死生哀乐放在心上？
尤其无耻的是：任我行图谋复辟，势必要显示自己的独门武功（书中鲍大楚说“除了这厮之外，当世更无第二人”）。‘黑木崖’得讯，自然会‘八百里加急’派人到西湖‘梅庄’查问……
如鲍大楚早到一二天，令狐冲，还有活路吗？
令狐冲被义兄欺骗，被他最好的朋友出卖。他将为任、向二公的伟大事业献出生命而于真相一无所知。他之陷于死到临头的境地，不过是出于对向问天人格的尊重信托以及对友情的天真理解。
向问天做这一切，只是为了给任我行的复辟，争取两个月时间。
令狐冲被出卖，被他的把兄所出卖。
却只卖得两个小钱，
八
二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出自向问天的要求。此前他假装被暗器所伤，命在垂危，令狐冲“纵身过去，挡在他身前”，不肯独自逃生，甘愿与之共生死，向问天由是感激，执意要与令狐冲结拜。
脱险后的向问天，先是对令狐冲大谈‘吸星大法’之神奇，按理说他应该接着与令狐商谈如何搭救‘吸星大法’主人了。然而并不！向右使下面的举措，就是坚持要与令狐冲结拜为弟兄。其间有无打算利用此人救出任我行而预作感情投资的用心？
更有意思的是：令狐冲险些就作了盈盈的“干叔叔”，向问天之后，任我行也执意要与令狐冲结拜为弟兄。
想来任、向二人拣选结拜对象的标准是：（一）自己瞧得起看得上的。（二）能力强可为自己助一臂之力去火中取栗的。
后来的蒋中正颇得此真传，拿着金兰契，到处是兄弟，最后鲜有不凶终隙末的，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等等皆是也！
对于蒋介石或向问天这样的大政治家，所有人包括兄弟都是可资利用的对象，一切东西包括友情尽是用作利益交换的筹码。
九
令狐冲可以独自逃生时，甘愿与向问天同船共命慷慨赴死。向问天在可以做到兄弟俩皆平安时将令狐冲独自置于危地死地。
令狐冲在脱险当日即回身来救可能被囚的向问天，向问天在外逍遥了两个多月才想起黑牢中还关着一个令狐贤弟……
二人人格之高下，判若云泥。
向问天之所为，恰似“郦生之卖友”。令狐冲之行事，真正做到了“友如郦生而待之如鲍叔”（陈寅恪评王国维语）。
十
此文前九节写完后先行贴出，因打字太慢，后半部延宕至今日。闲来即拜读网友留言与批评，感触颇深。多人对任我行、向问天为争取时间将令狐冲置于危地死地的大手笔视为理所当然，并为之击节赞叹不已，令我恐惧。
换个角度看，此文甚至并非要贬低向问天。只怪自己幼稚，起初我一直把他看作一个简单的重友情讲信义的英雄豪杰，后来憬悟：此人实为深藏不露、腹内大有乾坤之权术大师，也怪自己心理素质太差、政治修养太低，竟然会产生深深的幻灭感，没有出息！
任我行这样利用令狐冲我倒也还能理解，谁都知道此人是天生的大政治家，为了获得权力可以不顾一切，为了保住权柄甚至对自己女儿也要加意防范。我所不能理解接受的是：向问天居然不顾契弟死活，同意任教主的举措，而且视作当然、毫无愧疚。他也早已被权力所异化，冲决人性、人伦底线，竟至出卖兄弟。
尤其令我吃惊并深感恐惧的是：任、向的英雄行径颇得现代人认同，中国潜在的权谋大家正不知凡几。有网友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我：
“楼主啊，任我行带令狐出去，然后被东方追杀？任要夺回教主之位,自然要偷偷进行。”
又有网友教示：“政治就是政治，其实画皮不画皮的很难说，有时候为了成大事，一些小对小错，着实难说地紧”。
这位朋友不弃下愚，惠然转贴雄文一篇教化愚顽，我恭读再四，确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效：“五岳的统一是至高的大义名分，在此前提下，区区正当性的问题是不值得考虑的。这大概就是左冷禅的想法吧。政治家是不能有道德洁癖的，就五岳统一的千年大计而言，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金庸在《笑傲。后记》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不过相形之下，金庸局促辕下，格局未免太小，胸中仍未祛除价值判断（“坏人”）的魔障，并且丧心病狂地借令狐冲之选择归隐对这种污浊政治发泄不满。此文作者则器局远大，登高望远，洋洋一派纯以学术论学术的政治（学）家的大师风范，既能深入体会左盟主之伟大思想，又与左盟主两心相通，遥相呼应： “政治家是不能有道德洁癖的”！
窃以为：遨游于千年酱缸的蛆虫的领袖绝对“不能有道德洁癖”，若我华胄要过人的生活，则逼使政治家具备道德洁癖不能不成为唯一选择。
政治人物的道德水准并不天然低于或高于我辈草民，然而权力所拥有的造福与肇祸的力量既同等巨大，最不坏的因应之道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衡，防止因政客的道德错失引发国族的浩劫。
尼克松、金丸信、克林顿、“请随便”先生又何尝具备道德洁癖？稍有错失，举国攻讦，或鞠躬致歉，或含泪下野，或锒铛入狱。前几年德国中央银行行长率家人入住高级酒店，一晚虚耗公帑，折合人民币八千元，不数日遭报纸揭发，又不数日灰溜溜从德国政坛消失，临走时甚至不曾留下只言片语训诲雅利安乱民：“政治家是不能有道德洁癖的”！
布什总统演讲时也只能自我解嘲：“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金庸与二月河同样洞悉权力运作的黑幕。二月河颇有嗜痂之癖，对之把玩不已、艳羡不置。金庸虽有摇摆，大关节上总算还把握得住。在《袁崇焕评传》中他概括孙文思想：“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查先生并指出：“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 ”。
更可悲的是：年轮久已驶入21世纪，仍有偌多国人对古代中国那种厚黑政治情难自已、津津乐道。自己连权力大门的门环尚未摸到（恐怕也永远摸不到！），乃嚣然以大政治家自视，放言高论，此恐非华夏之福。
无论作何营生，人伦底线终须谨守，否则必将沦为“一场烂污”。
金庸宗兄穆旦（查良铮）先生有一首诗，说的虽是通胀，但用于此一思想现象应无不妥：
长期的诱惑：意志已混乱，
你借此倾覆了社会的公平，
凡是敌人的敌人你一一谋害，
你的私生子却得到太容易的成功。
在你的光彩下，正义只显得可怜，
你是一面蛛网，居中的只有蛆虫，
如果我们要活，他们必需死去，
天气晴朗，你的统治先得肃清！
十一
这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年代，我是老派人，每天听着罗大佑“时代时代跑得太快，赶不及时间”和崔健“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老歌发呆。看过前面那位网友的留言，我才晓得原来出卖朋友如今已被划入“小对小错”范畴。另有网友为我详解：“其实关两个月的黑狱倒不是什么大事，迟早是来救的，四友就算发现，立马杀令狐的可能性也极小，向也不知道床上刻着凶险的秘籍，另外作者也小看了令狐冲的承受能力，老向对这个把弟还是有这个信心的，步步是刀的江湖，比黑狱安全到那里去？任我行那么多年都待下来了。不要以常人之心论非常之人嘛”。
我所接受的封建文化的糟粕观念与此截然不同，他们说：兄弟如手足；为朋友可以殒身破家；就算朋友处于万全之地，仍会担心他的安危；若有凶险自己一身当之，绝不陷友人于险地——令狐冲对向问天即是如此。绝对不会想：友人死亡的概率仅为13.76%，正不妨一试！把他扔在地牢仅仅两个月，正是帮他磨练意志的大好机会！
不意弹指之间，人们对友道与义气的认识竟有偌大进步，鄙人固步自封，只有徒呼奈何！
三位网友不约而同地谥我为“楼猪”，开初我以为只是玩笑话，这几天揽镜自照，真是越看越像，不由得惶惶不可终日，深以自己的心理问题为忧。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保守落后者，非仅我一人。金庸似乎也患此病。
下面文字全部自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文中摘录，不妨看看金庸如何认识友情与义气：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
武侠小说又称侠义小说……“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中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忍，破坏一切规范，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许多评论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琐小吏，为什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
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讲义气。
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于，“无法无天”，是蔑视权威与规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汉的含义。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
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
“义气”在中国人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义，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叛性很强。打僧谤佛，咒道骂尼，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不太重视宗教。偷窥、抢劫、谋杀、通奸，残暴等等罪行，中国民间对之憎厌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国社会中之强烈。但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
西汉吕后当政时，诸吕想篡夺刘氏的权位，陈平与周勃谋平诸吕之乱。那时吕禄掌握兵权，他的好朋友郦寄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终于尽诛诸吕。诛灭诸吕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犹如今日的扑灭“四人帮”，但当时大多数人竟然责备郦寄出卖朋友（《汉书》：“天下以郦寄为卖友。”）这种责备显然并不公平，将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义”之上。不过“朋友决不可出卖”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那是一切行动以“合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很容易，要旨在于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
十二
以上，我所节录的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并无提及天王老子一字，却似乎全是针对此人的卖友行径而发。
金庸在接受陶杰访问时，并说：“传统以来中国人交朋友的精神，不仅是‘信’，更主要的是‘义’。而‘义’，就是一种深情……”
武侠小说又称‘侠义小说’。所谓侠士，如做不到郭靖、胡斐的行侠仗义，至少也应该像郦寄那样虽不仗义但行侠，或者像韦小宝、田伯光那样虽不行侠但是仗义。侠与义两者，天王老子向问天有什么呢？出卖挚友，实属不义之至。而你翻烂了《笑傲江湖》，又能找到此人的哪怕一件侠行呢？
在回答读者提问时，金庸曾说：“在道德上，武林中人很看重的是，滥杀无辜不对，对不会武功的人动手也不对。”
且看向问天的英雄壮举：
“向问天骂道：‘你奶奶的！’提气疾冲，追到马匹身后，纵身跃在半空，飞脚将马上乘客踢落，跟着便落上马背，他将令狐冲横放在马鞍桥上，铁链横挥，将另外两匹马上的乘客也都击了下来。那二人筋折骨断，眼见不活了。三人都是寻常百姓，看装束不是武林中人，适逢其会，遇上这个煞星，无端送了性命……向问天抢得三马，精神大振，仰天哈哈大笑……”（《笑傲·联手》）
毕竟受过现代文明熏陶，金庸下笔远比施耐庵矜慎，像李逵那样毫无目的的杀戮平民，为杀人而杀人，抡起斧头往平头百姓头上砍去的豪情胜慨，在金庸笔下的反派人物身上也不多见，‘毒’如欧阳锋、‘恶’如段延庆，也没干过李逵与向问天这种英雄事业【注1】。如果是心情恶劣，以杀人作发泄也倒罢了，但我们看向问天在杀人过程中又骂又笑，处于极度亢奋状态。金庸在此直呼其为‘煞星’，难道如梅超风叫陈玄风“贼汉子”一样，是一种爱称？
像他的任教主，向问天也把‘杀人’视为生平至乐。
金庸所要塑造的向问天这一人物形象，果真如温瑞安所言“血性义烈”？如此滥杀无辜，不是‘血性’，而是‘血腥’。‘烈’则‘烈’矣，‘义’在哪里？‘侠’风何存？
向问天根本不是侠客，而是地地道道的政客，传统政治大家的冷酷嗜血、贱视人民、蔑视生命，在向问天身上，一样不缺。
《韦小宝这小家伙》文中，金庸又谈到鹿鼎公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什么性格也没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长的。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向问天这一形象的塑造应该也经过了类似过程。
1983年，金庸在台湾与沈君山林海峰等人对谈时，提及自己的人物塑造：“大致我先想几个人物想充分了，然后就让这几个人根据他们的个性去活动，有时候人物不受控制越过笔端自己发展……”，我认为向问天这一人物形象，正是“不受控制越过笔端自己发展”的典型。当初金庸写下向问天为一个不知名的少年逃亡的故事，那时金庸心中的向问天未必不是一个豪气干云、侠肝义胆的江湖武夫，但随着创作的深入，金庸笔下的向问天变得复杂起来，不知金庸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向问天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江湖豪客，金庸试图通过这一脚色来归纳、刻画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家典型：表面温情脉脉，内心崇尚铁血；似乎义薄云天，实则刻薄无情；为了政治利益一切皆可变卖，需要心硬时绝对不手软……此类政治人物在中国并不少见，古代的周公旦、诸葛亮、张居正多少都有这种特质，但用小说人物形象把它总结出来，金庸确为第一人。
十三
向问天，是伟大的多面人物。
他的擅长改面易容，在我看来，极具象征意味。《天龙》阿朱的易容，改变的只是形貌，其爱闹的本性不变。易容之后的向问天，其行事作风，却是与前判若两人。
在‘凉亭’，“赫然有个白衣老者，孤身一人，坐在一张板桌旁饮酒……容貌清癯，颏下疏疏郎郎一丛花白长须，垂在胸前，手持酒怀，眼望远处黄土大地和青天相接之所，对围着他的众人竟正眼也不瞧上一眼。”此时的以及稍后与令狐冲并肩作战的向问天，豪迈孤傲，夭矫如龙。
在‘深谷’，向问天“伸手在自己下巴上揉了一会，神力到处，长须尽脱，双手再在自己头上一阵搓揉，满头花白头发脱得干干净净，变成了一个油光精滑的秃头。……顷刻之间，相貌便全然不同”，之后，他们来到‘梅庄’，此时的向问天通达圆融，双目如炬洞悉人性，长于肆应八面玲珑。乃竟一如交际明星！他连拍丁坚、施令威这两位‘梅庄’家奴的马屁，尤其做得不着形迹、恰到好处。
易容之后，与之前，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向问天？
或者，两者都是？两者都不是？
十四
也许是我过于敏感，总感觉金庸刻划向问天，有两个词下得很重：
[一]“令狐冲心想：‘……只是教主脱困已久，何以迟迟不来救我？’向问天鉴貌辨色，猜到了他心意，笑道：‘兄弟，教主脱困之后，有许多大事要办，可不能让对头得知，只好委屈你在西湖底下多住几天……’”（《笑傲·22·脱困》）
从‘鉴貌辨色’四字，向问天当时的嘴脸，是否已是历历如见？
[二]“只听得一人纵声长笑，朗声说道：‘大小姐，令狐兄弟，教主等候你们多时了。’一个身穿紫袍的瘦长老者迈步近前，满脸堆欢，握住了令狐冲的双手，正是向问天。”（《笑傲·39·拒盟》）
这节文字，有两处需要注意：一、向问天“身穿紫袍”，我在《破译金庸密码·黑木崖》中谈到过：日月神教服饰尚红尚紫。向问天逃亡时一身‘白袍’，重掌教权后，就‘身穿紫袍’了。二、‘满面堆欢’一词应该用在表演艺术家（古称‘戏子’）或者谗佞之徒身上。
十五
《笑傲江湖》两大“伪人”，向问天与岳不群。
岳不群是‘伪君子’，向问天更是“小忠大奸的伪君子”。
岳掌门的虚伪瞒不过明眼人的，其伪君子面目，早被任、向、方证、冲虚等人看破。相形之下，向问天更加深藏不露，不可测度，也就更加可怕。
令狐冲何幸？令狐冲又何辜？他和这两大‘伪人’缘分正复不浅：一个是他的恩师，一个是他的义兄。
孔子所说‘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向问天当之无愧。
令狐冲宅心仁厚，对于师友的作为，总是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绝不苛刻求全。观其对岳不群始终如一的礼敬可以想见其余。
岳不群才是杀害定闲、定逸的凶手，这一点并非令狐冲自悟，而是无意间得诸仪和、仪清的对谈：“这些道理也不难明，只是他说甚么也不会疑心到师父身上，或许内心深处早已隐隐想到，但一碰到这念头的边缘，心思立即避开，既不愿去想，也不敢去想，直到此刻听到仪和、仪清的话，这才无可规避”（三联《笑傲》1441页）。
想来他对向问天的心态也是如此。以令狐冲的冰雪聪明、才情悟性，又身历其事，苦受煎熬，对义兄的用心岂能完全懵然无觉？但，“一碰到这念头的边缘，心思立即避开，既不愿去想，也不敢去想”，此后向问天也无机会再次出卖他，缺乏连续不断的刺激，所以令狐冲不曾像对岳不群那样一朝梦醒、豁然憬悟。但潜意识中必有察觉。被人利用出卖的滋味似乎并不好受，何况他与向问天金兰结拜、死生交情，向问天居然对己如此刻薄寡情，怎能不让他灰心绝望、抱恨终天？
令狐冲之拒盟日月教，固然是由于反感任我行的之专横跋扈、魔教教众之鱼龙混杂，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出于对向问天临难卖友一事的失落与恐惧。
“令狐冲指着雪地上的十余具尸首，说道：‘日月神教众尽是这些人，晚辈虽然不肖，却也羞与为伍’”！（三联版《笑傲》1115页）。
其时向问天肃立于旁，听闻此语，真的一无所感？真的以为令狐冲剑芒所指仅是这班宵小之辈与自己毫无干涉？真的不曾心虚脸红？
十六
向问天出卖令狐冲是为了谁呢 ？
任我行！
至少他对任我行还是讲义气的了。
向之对任，感情极为复杂微妙，可以说是愚忠，可以说是崇拜，可以说是以妾妇之道事之。
但决不是义气。
任我行是他的教主，是他的神，是‘卡里斯玛’。
向问天以‘天王老子’自居，正自有俾睨俗世、君临万象的气概，唯独在任我行前俯首下心，如奉日月，其灵魂被任我行的宏大气魄与人格魅力完全征服。
向问天的人格既不独立，亦不完备。对任我行，他有太多的依附性与从属性。
且看向问天在少林寺观任我行与做冷禅之战的神态：“脸色却是忽喜忽忧，一时惊疑，一时惋惜，一时攒眉怒目，一时咬牙切齿，倒似比他亲自决战犹为要紧”。—— 好一副忠心护主，‘君忧臣劳、君辱臣死’的忠臣嘴脸。只不知在令狐冲身陷囚牢的两个多月，向问天的面目表情为何如？
令狐冲困惑：“只是教主脱困已久，何以迟迟不来救我？”
结义兄长向问天自然有义务为他祛疑解惑：“兄弟，教主脱困之后，有许多大事要办，可不能让对头得知，只好委屈你在西湖底下多住几天”。这绝非向问天有意强词夺理，饰词狡辩，而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认为这样做本来就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
在向问天心中念中，任教主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令狐冲的事再大——人生大事莫过生死——也是小事。世间一切都必须为任教主让路、牺牲。任教主是日月神教的太阳，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十七
令狐冲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拒绝了任我行拉他入盟的提议，任我行至为不喜。此时向问天置酒相送，算是稍稍保全了一点为友之道。
向问天此举，也可令一众江湖散人把自己看成铁哥们、贴心人，令狐冲在江湖散人们中的威望向问天岂有不知之理？
继向问天之后，老头子、祖千秋、计无施诸人也来向令狐冲敬酒，那就大有‘跪着造反’意味了，大干任我行之忌。于是，向问天编了一套说辞，把向令狐冲敬酒解释作‘出于圣教主事先嘱咐’：
“向问天追随任我行多年，深知他的为人，自己一时激于义气，向令狐冲敬酒，此事定为他所不喜，自己倒还罢了，其余众人也跟着敬酒，势不免有杀身之祸，当即编了一番言语出来，以全他颜面。也盼凭着这几句话，能救得老头子等诸人的性命。这么一说，众人敬酒之事非但于任我行的威严一无所损，反而更显得高瞻远瞩、料事如神”。（1551页）
金庸的这段文字，皮里阳秋，大具春秋笔法。向问天如此举措，首要目的仍在维护大领袖的光辉形象，令其‘威严一无所损’，救老头子等人，反而是次要的。（‘以全他颜面，也盼……’）。
向问天敢于向令狐冲敬酒，固然‘激于义气’，也无非恃宠而骄，不过令任我行略为不高兴，别无损失。却又马上弥缝补过，对领袖何其忠悃，心思又何等的周密细致。
而‘老头子只是日月神教管辖的一名江湖散人，和向问天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令狐冲今日不肯入教，公然得罪任我行，老头子这样一个小脚色居然敢来向他敬酒，只怕转眼间便有杀身之祸。他重义轻生，自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1550页）’，两相对照，我们才明白什么是‘江湖间最可宝贵的义气’。
十八
向问天实为日月神教中的‘开明派’与‘改革派’，他对本教弊端，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也亟思改良。他劝说令狐冲加盟神教，“事在人为，魔教中坏人确是不少，但等咱们三人掌了大权，好好整顿一番，将那些作恶多端的败类给清除了，岂不教江湖上的豪杰之士扬眉吐气？”，说得入情入理，恺切透彻。令狐冲当时也深受教育，连连点头称是。
等到向问天助任我行夺回教权后，他又做了哪些‘清除’‘整顿’工作，日月神教较前又有何进益？只怕向问天口中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喊得比谁都响亮，整治不服任教主调度的豪杰之士比谁都残忍。
且看‘天王老子向问天的丑态：
“向问天右手高举，划了个圆圈，数千人一齐轨道，齐声说道‘江湖后进参见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你看此时的向问天，像个什么东西？
像宗教礼拜仪式中的祭司，象巫婆神汉！
历史上历代暴君都有一个似乎开明仁义的辅臣，每一位任我行都有自己的向问天，没有任我行的残暴为背景，向问天们的开明仁德无从体现，而失去向问天们的尽心辅佐，任我行之流的独夫民贼亦难任意妄为，得志于天下。
二者相互伴生，狼狈为奸。
宽容点，向问天可说是逢君之恶；说难听些，则无异于助纣为虐！
十九
现代中国正不乏向问天类型人物，往远处说，例如吴稚晖先生。
要论吴老头子，其天性何等的桀骜不驯，识见何其通脱超迈，处世何其高蹈脱俗，立身又何等的谨严纯正！如此人物，居然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刘姥姥’自视，不惜降志辱身，为蒋中正效犬马之劳。27年屠戮GCD人，最早为蒋提出‘清党’建议的，就是吴稚晖与蔡元培先生。
蒋为对付两广叛乱，派吴稚晖为说客，劝李济深入京‘共商国是’。于是吴老头子以自己的人格资历、身家性命作担保，陪李济深回到南京，蒋立即囚李济深于汤山。
李济深之人品与令狐冲不能并论，但吴稚晖的赚李入京与向问天的置令狐于险境，其实质并无差异，皆于友道有亏、有愧。
汪精卫投敌，吴稚晖先生乃以‘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八字考语评之。对他自己（以及向问天），亦不妨一问：卿本佳人，奈何作婢？！如此英豪，何以丧失独立人格？为何自甘为人婢仆？奈何以妾妇之道事人？
向问天取名佳甚，既有李太白‘青天明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天真，又有苏东坡‘把酒问青天’的闲逸，更不乏谭复生‘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迈。然而推本溯源，必本于屈原之《天问》。向问天与屈原，余皆不论，在以妾妇之道事君上还是很相似的。
廿
向问天相当满足自己的二或三把手的地位，绝无争作大领袖的企图心。任我行掌教，他一腔忠悃，进尽忠言；东方不败篡位，他虽心怀不满，却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念，而是冒死救出任我行助其复辟，仍自居于大祭司与首辅的地位；任我行拉令狐冲入盟，指定为接班人，向问天从旁劝说，语出至诚，毫无怨怼之意；盈盈继位，向问天的忠诚亦无改于其父在日。
向问天天生不适合担当“一把手”，自己也无此野心。他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在“圣教主”英明领导下，虎视鹰扬、纵横四海的日子。后来因缘际会，他当了教主，骤然从任我行的巨大身影下给闪了出来。再没有任教主的耳提面命、谆谆训诲，教主的大位，我想他坐得并不开心。
【未完，后面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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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个人经验：任何有趣的话题，扯上政治，就会变得画蛇添足 这个帖的开头，其实很有意思，当年我也是觉得向问天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很不好理解。话题其实挺有意思。
根据个人的经验，有趣的内容，要尤其避免扯入政治是非内容。否则，你有趣的内容再好，也会因为政治内容而最后被人完全忽略。
另外，就内容体裁方面，大多数人会更喜欢阳光的、快乐的、有趣的，而厚黑、人心险恶诸如此类的，人数上就会打折扣。
取悦读者其实很重要。
家园 顶。再说，金庸的小说，压根就不是靠挂钩政治出名，基本无关 如果现在想靠搞妖蛾子，把别人的小说往政治方面注解（不管是泻私愤，还是塞私货），来哗众取宠，都是痴人说梦，不如文学的归文学，还能有写手的收入和声望。其实，国内原来有个网站叫LQQM,其基本盘最爱玩的就是这套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后来萧索成性用品网站，不知道现在死掉没，想想何必。
家园 我觉得他的文章不是扯上政治 我觉得他的文章不是扯上政治，而是先打好政治的稿子，再用耳熟能详的故事贴上一层皮，至于这个皮是金庸的，还是水浒的，或者是红楼的，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能用这个皮吸引读者，然后在读者对皮的代入（有同感）的同时把政治卖出去。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铸剑这么愤怒的原因。有话应该直说，不要把大家当傻子耍着玩！
通宝推：秋末冬初,
家园 【讨论】“向问天”和周恩来总理并并非一类人 刘兄对“向问天”这个文学形象分析的非常深刻，不过窃以为“向问天”和周恩来总理并非一类人。周公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是一元论者，坚信历史必然性，坚信共产主义必定会实现，在他们看来逆历史潮流不仅是无用的，被开除党籍会遗臭万年（某位元帅说过）。
这种历史必然性开始并不必然和某位领袖结合在一起，验证耶稣是弥赛亚需要神迹，验证领袖决策体现历史必然性需要革命实践。列宁本来是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学习小圈子中的一位出色研究者和宣传者，并非政治领袖，在革命的几乎每一个阶段，当大家都对前途困惑不解时，列宁的主张开始是少数派，事后发现几乎每一次他都正确，于是渐渐确立他的政治领袖地位。
中国革命比俄罗斯要漫长艰巨得多，毛公崛起并不顺当，他是土包子，本人脾气也臭，连大弟都受不了他，被晾了几年，如果中国革命顺利，他不是被整死，就是当个失意老干部，在家里喝闷酒骂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危急才不得不请他出来负责军事，后来证明他具有党内无人可及的军政才能，一连串的胜利才确定他无人挑战的“君师合一”地位。到了那个地位，谁反对他就是反党、就是逆历史潮流。如同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世界，谁反对教皇，被开除教籍，不仅死后要下地狱，活着也会被基督徒孤立甚至杀死。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员对党中央和领袖的服从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服从，如同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教会、教皇的服从。领袖先有“信”后有“威”。历史上有很多例子，一些夸夸其谈的政委孤身一人到部队解除军事干部职务，审查甚至枪毙，很少有人反抗，有些人临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如同很多“异端”被宗教法庭烧死前仍向上帝祈祷一样。
中国古代，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儒家制衡，尽管这种制衡很微弱，儒生集团认为皇帝是法统的继承者，自己是道统的继承者和解释者，他们不认为皇帝比他们更理解历史必然性——“天命”，所以经常借灾难警告皇帝。在思想上，儒生集团对皇帝比共产党员对领袖更独立一些。
反观金庸等作家创造的武侠世界，没有什么历史必然性，任我行的日月神教不是明教，没有一套令信徒服膺的理论体系，教主地位“法统”传承靠“葵花宝典”，修炼秘籍还能达到武功第一地位，任我行、东方不败只有“威”没有“信”，要靠“三尸脑神丹”维系部下的忠诚，共产党不给党员发这玩意，是思想控制，注意区别。
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一个个位高权重的党内、军内要员乖得像小绵羊，只有一位元帅叶戈罗夫拔枪拘捕。绝大多数很配合，乖乖认罪忏悔，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一个林彪出逃，大概离领袖太近，很多罪恶本是他推波助澜的，坚信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底层共产党员，在他看来不过是被一两个人的巨灵神掌所拨弄的草芥而已。他的出逃，沉重打击了毛公的信，也影响了他的威。中苏被整肃的高干们并非性格懦弱，也并非担心妻儿安全，在革命中他们很多亲人被日寇、国民党杀死，血里火里趟过来的怎会个个是怕死恋家之辈？他们担心公开反抗，会影响到唯一正确的共产主义事业，很荒谬却是真的。
刘兄笔下剖析的向问天，唯权是依，很狡诈但没有复杂的“天命”思想。出于自保也好，遵循“妾妇之道”也好，与周公很不同。周公非常复杂，他或许至死相信存在历史必然性，但不一定认为历史必然性体现在毛公身上，他那么聪明不会比林彪发现更晚。不过他确实没有对毛公的严重错误进行强有力的抵抗，他尽管不是毛公对手，但背后有很强的军政势力。或许他认为他分庭抗礼不仅自己会身败名裂，还会导致中共分裂，那可能导致更大灾难，只能委曲求全、拼命弥缝。个中委屈，小人物就猜不透了。金庸或许想影射周公，但他无法理解共产党特殊的思想脉络，他无法理解周公委屈求全体现的形而上学意义，金庸塑造的“向问天”左右逢源，他不知道周公一直因“伍豪事件”为自己辩诬，被推进手术室时还大喊“我不是叛徒”，至死不留片言，周公晚年是金庸和刘兄都没有意识到也未必理解的悲剧，或许邓公是他的知音。
家园 翻一下 翻
家园 商榷一下：信威关系与思想控制 不打兄的分析很精彩，赞同的话不多说了，谈谈我的不同看法。
一、信威关系
不打兄关于先信后威的分析很准确，但把它局限在共产党革命过程中，隐指其为共党特色。其实，这个信威关系乃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则，共产党只不过重复了这个规则运作过程而已。从大禹、诸葛亮到拿破仑、希特勒、罗斯福无一例外，美国人不就要拥戴罗斯福为终身总统了么。
这个是有其合理性的，是决策科学性对信号显示机制的依赖作用的结果。当我们就一个事情决策的时候，往往需要在不同意见中抉择，该信谁的呢？我们需要一个信号来指示出可能更科学的决策意见。通用的信号就是以往的决策效果。因为，未来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人们相信过去的成功者未来成功的概率更大。
比如学术课题申请，总要当事人提供以往的相关工作成果；招投标总要投标人以往的项目经历；学生找工作也需要看看大学时的学习成绩表。这种信号显示的作用，以往是这样发挥它的作用的，现在、以后我们还会这样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是这一信号选择机制的作用结果。
一旦理解这个，所谓“共产党员对党中央和领袖的服从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服从，如同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教会、教皇的服从”就不能成立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正是几次从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央领导的错误中，得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现在走错了，得换人换条路了。
二、思想控制与宗教信仰
不打兄认为中共有“思想控制”，并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大概有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信仰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人也确实不少。我觉得这个看法是大有可议的。
因为，人的宗教信仰通常是不能选择的，往往取决于出身和环境，其接受常是无竞争的。而对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之类的理论信仰，则完全不同。以中共领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为例，他们是在帝制维新、宪政共和、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思潮并起之时，通过比较，甚至是逐一尝试后才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信仰竞争的优胜者，优胜的原因是它当时对世界运行规律的阐释更准确、对摆脱封建和殖民最有效。因此，将对共产主义与宗教简单等同失去了对历史的真正理解。
也因此，不打兄所谓的“思想控制”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假定中共果然有这么个思想控制技巧，怎么就失传了，以致现在的中共党员离心离德呢？而从我的解释则很容易明白，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同理论体系的竞争中，国内的共产主义理论没有新的现代发展，甚至被修正歪曲，失去了竞争力了。
文中您关于文革中毛周关系的讨论，我也是不同意的。但您没有给出分析的理论和历史证据，只有个结论，我就不再细说了。
家园 【商榷】很荣幸能和铸剑兄讨论 我和ifuleu兄一样，非常敬佩周公，我不认为他事毛公如妾妇。这是我们的共同点，先说这点，免得反复辩论反而求异伤和气。
一、铸剑兄分析的“信威关系”我同意，一个成功的组织往往有个魅力型创始人，他“一贯”正确到令成员盲从的地步，任正非在华为、张瑞敏在海尔都这样，更不要说“从大禹、诸葛亮到拿破仑、希特勒、罗斯福”，不过这些组织大体上是“世俗”组织，它们控制信众决没有到宗教组织或共产党的地步。
《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p47：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0年九月，对饥荒的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0年底，进行了更加宏大的而且已经排练的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
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部分西方记者、外交团、独立观察人士等参加旁听。西方人在审判过程中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利益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的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托洛茨基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很常见，无限上纲的批判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痛哭流涕向毛主席忏悔，这在拿破仑、罗斯福、希特勒的组织中是看不得的。只有宗教组织中存在，有位天主教圣人因为对女人动了想法，从布满荆棘的山坡上滚下去，信徒在教堂告解，哭的稀里哗啦。如果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如同天主教的教义——自杀者下地狱。当然我们得历史的看，那时特殊年代的事情，共产党已经变了，变“修”了，不过这方面应该说变的好。
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左翼思想非常有吸引力，在欧洲思想界同情共产党的很多，因为资本主义的确面临重重危机，苏联尽管是个野蛮帝国，共产主义尽管遥远，但毕竟是个趋势。罗素写作《西方哲学史》的时代（1943年），“在英国和美国，大批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很深的影响”。共产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理想，相信了历史决定论，就有了成为“驯服工具”的条件，要像教徒一样汇报活思想、学习理解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思想控制”的技巧失传了，而是这种历史决定论预言的资本主义没有破产，而社会主义却面临着生存威胁。在毛公活在的时候，提倡群众路线，提倡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群众路线从延安时代到1958年反右一起还是主流，那时提法是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胡耀邦（？）提出在思想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再以后干脆“不争论”。显示着控制力一直在减弱，首先是文革的破坏令人质疑那个宏大理想，开放以后这个理想就垮了，现在7000万党员还相信共产主义必定实现还有几个？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毫无说服力。普通共产党员不会去讨论什么历史必然性，他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是因为日常生活体验。
在论及柏林墙倒塌原因时，《硬球》：“昔日森严的铁幕之所以被最终撕开，不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社会理想受到了声势浩大、突然起来的革命冲击，而是因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德官僚体制的轻蔑，那是一种美好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
您说宗教信仰是无法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可以选择。这得历史得看，宗教刚刚在一个新地区发展争夺信众时，不可能用刺刀逼人皈依，它们也要彼此竞争，竞争胜利的才能争夺到信众，虽然往往和平辩论开始，暴力冲突结束。等到掌握了一个地区以后，那就是不可选择的了，会歧视“异教徒”，惩罚“叛教者”，这和共产主义信仰对比是有意思的。
哲合忍耶在人世间的遭遇，它后来长达二百年的悲怆历史，就是以这种出乎意料的开幕式，突兀地开始的。最初是和平的信仰竞争。
那时比的是导师——穆勒什德的能力。
民众们注视着，他们要考验这些传道者。不信仰的人觉得教争永远是愚蠢可笑的，而信仰者却认为这至关重要，心灵不能容许虚假。用百姓的话说，“要寻真的教门”。
哲合忍耶的阿訇们对此写得非常活跃。
相传河州西关有婆媳俩，都很虔诚。婆婆随的是艾必·福土哈；媳妇跟的是维尕叶。一天，娘俩为干尔麦里而做饭，吃莜麦猫耳朵。虔诚的她们每当用手搓一个，就念一遍“台思米”（以真主的名义）。后来，请到了维尕叶·屯拉，也请到了艾必·福土哈，还有一个阿訇一个乡老。饭上来，维尕叶问众人：“请给这食品安个名字。”都说：“猫耳朵。”问到艾必·福土哈，他也说：“叫个猫耳朵。”维尕叶·屯拉说：“你们说得都不对，这是一碟‘台思米’。”婆媳二人听了流了泪，跪下说：“你是真主的卧里，从今后，我俩要跟随你的教门。”
这个小故事非常有意思。它相当可信：马明心最初和马来迟在各自传道期间，曾经比较友好，甚至还常常在一块活动相遇；后来，他们的矛盾逐渐尖锐；唇枪舌剑，寸土必争。教门，也不单纯得只是一丝意念。它是更全面的社会；充满着利益地位。教争从来不可避免，只要人与人存在矛盾。
三、我关于毛周关系那段说法是出于官方逻辑。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ifuleu兄观点，他认为
晚年的总理，在毛周历史上，是和主席认知，合作最融洽的时期。我个人始终觉得，总理是有史以来，少数几个最接近圣人的之一，虽然白璧微瑕；如果ifuleu兄和官方调子一致，全面否定文革，那么近乎圣人的周公在那个荒唐年代如果和毛公合作最融洽岂不是“逢君之恶”？
如果毛周晚年最融洽，周又是近乎圣人，那么只有肯定文革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
我本人是坚决反对文革的，从不和赞美文革的人辩论，也不和他们交往。和楼主用向问天影射周公不同，他认为周公是“妾妇之道”，我认为周公基于共产主义信仰，和苏联莫斯科大审判被杀死的人基于一样的逻辑。只是做个类比而已，共产党不是宗教组织，共产主义也不是信仰，马克思一直认为自己理论是科学。卡尔波普尔就烦把科学和信仰混为一团：科学命题可以证伪，信仰不能被证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被证伪无损它的价值，无论左的理论右的理论都是真理的碎片。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辩论的，我们观点很接近，希望这些辩论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很不喜欢前段时间，老萨和双石的辩论。
家园 我的看法。 不打兄所举的证据，与其说是共产主义和宗教信仰的相似之处，不如说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相异之处。
如果我们考察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明，个人被集体抛弃后的自我忏悔是常见的，非惟共产主义者和宗教徒所独有。共产主义是与集体主义、人的合作利他属性相联系的。所以，以西方自由主义的视角看共产主义，经常生出宗教的感觉，因为在他们那里，除了宗教里要求利他超越，人只该是理性自私的。
我对文革看法确实与您不同，但我以为这不应妨碍我们的交流和友谊。
- 复 我的看法。
家园 del - 复 我的看法。
家园 信服铸剑兄这个说法，佩服 信服铸剑兄这个说法，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的确如此。指出我观点的错误我会欣然接受，如果指出我观点的渊源、局限性和边界条件，更令我佩服。
引申一下：
哪怕是一个小学班级，如果班主任非常有魅力，而且强调集体主义，个别学生违反集体主义原则或班主任的个人趣味，完全可能被“精神遗弃”，从而逼这些学生忏悔。
有些原始部落中，触犯某些禁忌的人会被驱逐，在榛莽中会死去，罪过较轻的经过忏悔，经过某些仪式又会被重新接纳。
基根著《战争史》谈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军队，有某些特殊传统：比如纹身，某个士兵不接受这些传统酒无法融入集体，那意味着灾难。甚至军官如果被士兵认定不是“我们的人”，不管他肩膀上扛几星几花也不会被接纳。电视剧《兄弟连》中的E连连长索柏中尉就是个注脚。
集体主义是当单个成员无法面对险恶的外部环境时，一种自卫性的反应。如果外部环境友好，集体主义会自然解体，转而追求个人利益和偏好。历史上统治者利用这一点，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故意制造险恶外部环境，激发有利于自己的集体主义氛围。
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没有谁高谁下，看是不是适合当下就好了。比如抵制日货这件事，如果和日本开战或有开战危险，就应该遵循集体主义强制所有人抵制敌货；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应该遵循自由主义，爱抵制就抵制，不爱抵制随便。
家园 自由主义并非容不下集体主义 在认可相关价值的前提下，自由主义者同样可以接受集体主义文化。当然，这和共产主义者从积极自由导向的集体主义，或从人的全面解放意义上导向的集体主义不同。
例如，理性人的无限期重复博弈，只要能保证对违背集体利益的行为进行适度惩罚，那么参与人都会按照集体利益来行事。我想，各个文明的社会领域肯定也有其对应文化。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表现出了超出以往的高度组织性，没有集体主义价值贯穿其中，是难以想象的。
除盎格鲁萨克森之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程度不一、但是较英美更深的集体主义传统，这或许是他们更能接受社民主义的原因之一。但目睹或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统治、冷战、苏东剧变之后，如今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都是同样的敌视，如果他们不是更加敌视的话。因为，共产主义虽然有集体主义根源，但在某些方面明显异于“普通的”集体主义，或者说他们能理解的集体主义。
我的一点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还停留在理论上时，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并没有被完全否定（例如在早期的“论犹太人的问题”当中）。但在共产主义的革命实践和政治实践中，革命者很快就会发现，消极自由的主张与官方意识形态水火不容，非彻底消除影响不可。
我猜测，铸剑不怎么认可消极自由。他反而觉得，应该对此时刻保持警惕。而你既然认为“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没有谁高谁下”，那至少是同时认可这两种价值观。我想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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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觉得您对周总理的描摹比楼主更过分 和楼主用向问天影射周公不同，他认为周公是“妾妇之道”，我认为周公基于共产主义信仰，和苏联莫斯科大审判被杀死的人基于一样的逻辑。楼主还只是把周总理往“低贱”的方向上描摹，而您把周总理和“苏联莫斯科大审判被杀死的人“进行类比，几乎是指认周总理为“宗教狂”和“失心疯”了。相比之下，“妾妇”让人好过多了，至少“妾妇”大脑还是工作基本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