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工人反对派》（李星改译） -- 包子1971

论官僚制度和群众的首创精神

官僚制度还是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党高层和工人反对派的第二点分歧。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官僚制度一事被提出但仅极肤浅地有所讨论。正如工会角色及任务的问题，官僚问题的讨论引向虚假渠道。此事的争论，比乍看起来更深刻。问题的实质是：为共产主义创造经济基础期间，怎样一个劳动国家管理系统能为阶级创造力保证更大空间：官僚-国家机构体系或工人群众的广泛实践首创精神体系？管理体系问题，是关于两类互相排斥之原则的争论：官僚制度或首创精神?但有人想把问题塞进关于「活跃苏维埃机构」的方法问题框架。争执的对象被偷换，就象工会问题辩论时一样。

必须明确清楚地说明：半截子措施、总局与地方管理机构相互关系的更改，以及其它非实质琐屑新举措，不会给苏维埃机构带来任何「民主化」或活力。那些新举措包括负责官员调换或把党组织力量输入苏维埃机构，后者的党员不自觉地屈服于「官僚化」总体体系，并于精神异己的有产出身者中间溶解无踪。

问题不在于此。苏俄每个儿童都懂得，任务在于把最广泛工农劳动群众和全体劳动小人物吸引到经济、劳动国家和生活本身的建设。清晰的任务。换句话说：唤醒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倡议。而作了什么以鼓舞和便利首创精神？啥也没作。确实，每次集会上，我们都号召男女工人们「创造新生活，建设吧！帮助苏维埃政权！」 但只要群众或一群男女工人把我们的号召当真，并试图落实于实践中，官僚机构的什么人自感权利受损了，就赶紧制止过分伶俐活泼的倡议者……每个同志很容易想起数十件事例，工人如何打算自己组织食堂、日间托儿所、供应木材，诸如此类。而对事业的活生生直接兴趣，又如何每次被扯皮、被无休止文件的一团死气、跑机关、拒绝和新申请等等，搞得奄奄一息。当有的地方一鼓作气得以自力更生办食堂、安排供应木材或组织托儿所，由于中央机构缺乏食堂用具、运木材的马匹或适于托儿所的场所，而总是「不行」…… 当男女工人看到并明白要是自己有权并可能行动，他们本可料理好事情。当他们预先得到许可，又被拒绝发放已觅到的物品材料，该有多气愤。

倡议在低落，做事的意愿在消逝：「既然这样，就让当官的替我们操心吧！」 出现了最有害的分野：我们是劳动人民，他们是苏维埃官员，万事决于后者。全部邪恶皆在于此。

而我党高层在做什么？他们是否试图找出邪恶之根并公开承认，我们推行的系统，通过苏维埃付诸实施的系统，不仅不鼓励群众的首创精神，而让它消沉乃至戕害它？没有，党高层没干这种事。相反，我党高层突然成了官僚制度的捍卫者和骑士，而非寻求与鼓励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会极好地注入我们的灵活苏维埃机构。许多同志跟着托洛茨基，重复他的话：「我们并非苦于学会了官僚制度的糟糕一面，而苦于没掌握它好的一面」(托洛茨基《论统一经济计划》)。

官僚主义——群众首创精神的直接否定。谁接受以下原则：通过鼓励首创精神吸引群众参加劳动共和国的管理，并视本原则为管理体系之基础，就不能认为官僚制度有好坏方面，而应简单、清晰地否定这种不中用的制度。

并非我们的赤贫招致了官僚制度（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想让我们确信的那样），也不是从军事部门夹带来的盲目「隶属」上级的反映（如其他人所说）。这种现象更深刻。它来自产生着我们对工会之不稳固双重政策的同一源头：精神上不仅对共产主义，也对无产阶级的起码渴望和任务感到隔膜的社会居民群体，在苏维埃机构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官僚制度——渗透到我党最深处并彻底腐蚀苏维埃机构的祸害，不仅本派强调这一事实，本派之外许多更善思考的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不仅非党群众的倡议被窄化 (这尚可理解，是内战紧张氛围合乎逻辑的结果)，但党员的倡议也被削减到最小程度。每种自主创举甚至新思想，只要未能通过党内领导中心的审查，就被认为是「异端」，是违反党纪，是试图侵犯——据说该「预见」与「指令」一切的——中央之权利。而命令未至，就等着好了。

中央腾出功夫，发布命令。那时，在严格指明框架内，才可以显露自己的「倡议」……

如果某些俄共党员——鸟类爱好者——打算组织一个「鸟类保护」协会，会怎样呢?事情似乎有益、有趣，无论如何对「国家计划」没威胁。但仅仅似乎如此。官僚机构会立即盘旋打转，亮出料理此事的权利，把协会「并入」苏维埃机器，从而扼杀了直接倡议。作为替代，会炮制一大堆通令和细则，这些通令和细则将让其它数百官员有事做，并叨扰了邮递和运输。

官僚制度的本质与危害，并不仅在于办公扯皮。把争论转移到「活跃苏维埃机构」立足点上的某些同志，恰恰要如此说服我们。官僚制度的本质与危害，在于全部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交换意见，不是通过有关者的直接活生生倡议，而通过独断或极端窄化的集体「自上而下」的形式许可。在这种场合，当事者往往根本不在场。某个第三者决定你们的命运：是为官僚制度的全部实质。

面对过渡时期的混乱带给工人阶级的增长中苦难，官僚制度特别无力与无助。唯有有关工人群众的活生生倡议，能完成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工人生活的热情奇迹。只要他们不是每一步都受到等级体系「批准和命令」的限制压迫。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一直有力，在于他们与其说追求运动的最近和直接成就(机会主义者、阶级妥协者遵循这条路线)，不如说向无产阶级提供如此条件，以便创造锤炼它的革命意志或发展它的创造能力。工人的倡议对我们必不可少。而我们恰好不给它发展空间。

对批评和思想自由的惧怕，它与官僚制度体系相缠绕，有时达到可笑地步。

同时，无思想自由和意见自由，谈何首创精神？首创精神不仅表现为一定的倡议、工作和行动上，而更表现为思维的独立工作。我们害怕群众的首创精神，害怕给阶级创造以空间，我们害怕批评，我们已停止信赖群众——这是我党全部官僚制度从何而来的原因。这就是为何本派认为官僚制度——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祸患，是共产党生命力的最大危险。

为了根除盘踞在苏维埃机构的官僚制度，首先必须根除党内官僚制度。是为「与系统」的搏斗。只要党——不在理论，不在口头上——一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我们管理的基础，由于情势使然，苏维埃机构将再度演变为落实革命共产主义任务的活生生机构，而不再仅是「登记」处、文件储存库或毫无用场指令的实验室。这类场所里，苏维埃机构正日益退化。

那末为了在党内消灭官僚制度，并落实党内「工人民主」，我们需要怎样作?

首先必须明白，我党高层说：「暂时前线并无威胁我们的尖锐危险，所以目前我们同意多少‘放松党的缰绳’，但只要感到危险，我们就重返党内的‘军事体系’」。我党高层错了。他们错了，难道需要回忆英雄主义解救了彼得格勒，不止一次地保卫了卢冈斯克、其它城市以及整个州？仅仅是红军吗？不，还有广泛工人群众的英勇首创精神与倡议。每个同志都会记得，在危险时刻，党总是号召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这种精神中看到了救亡之锚。当然，在危险一刻要求强化党和阶级的纪律、执行度、准确性和自我牺牲。但在阶级精神和党最近发展的「盲目隶属性」之两种表现之间，差别巨大。

以党的整顿和消灭党内有害官僚制度的名义，本派与莫斯科的一批负责干部要求：不仅在喘息时期，而且在内外形势紧张的时候，实现民主原则。这是党的整顿和重返本党纲领原则的首要和基本条件，在异己分子的压力下，党在实践中日益偏离这一纲领。

工人反对派以全部决心支持的第二个条件，是把所有非无产阶级分子驱逐出党。苏维埃权力越巩固，越多异己分子、钻营之徒、小市民、有时干脆敌对分子混进党内。必须彻底清洗。必须从下面的事实出发：非工人出身的最革命分子，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入了党。党应成为工人党，只有那样，党才能坚定反击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或资本家的忠实奴仆——专家——对党施加的外部作用。

本派提议：重新登记非工人出身且于十月革命后入党者，开除全部1919年后入党的非工人，给予后者三个月内申请再入党的权利。

同时，必须对所有争取回到党内或入党的非工人规定「工龄」，即建议每个人在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下，作一定时期的体力劳动。

党的民主化的第三个决定性步骤是「全部中央机构的工人化」。换句话说，中央、省、县各级党委的组成，必须确保与群众直接连接的工人之影响占优势。

与本派这一点要求紧密联系的另一点，即把全部我党中心——由中央到县委——从领导苏维埃政策日常琐事并干涉任命、以纯粹行政角度调拨力量的机构，演变成苏维埃机构之政策的监督机构。

我们指出过，党内危机产生于成分各异社会群体之三种倾向的交叉：工人阶级，农民与市民阶层，最后是旧资产阶级的残余——专家、技术人员和小生意人。

国家整体特征的任务，迫使地方和中央苏维埃机构、委员部、甚至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听取和适应劳动共和国的这三类居民集团，由此丧失着阶级路线的稳定和纯正。我党本应为了革命利益而成为这一路线的载体。「国家总体」考虑开始重于工人利益。

如何使中央和党委能站在我党阶级政策的纯正方面，每逢苏维埃政策偏离纲领(例如工会角色与任务的问题)，便谴责苏维埃机构？必须使苏维埃机构和党核心的领导干部个人兼职现象缩减到可能的最低。必须记住：按经济利益来说，苏俄暂非同类之物，相反，它代表着不同种类的社会群众。国家政权只得选择中间路线以保持平衡，把这些有时互相矛盾的利益联合起来。

有必要——特别在中央——把党中央与苏维埃政权最高机构的人员兼职现象，缩减至最低，以便使我党中央成为阶级政策的最高思想中心，成为思考与监督苏维埃实践政策的机构，成为我党纲领基础的精神体现。

为此目的，本派提议：建立将确实充当苏维埃机构之思想监督机关的党中心，并以经受磨练的阶级精神领导苏维埃机构，以及为了强化党内工作，全面贯彻下列措施：党中心现有成员至少三分之一禁止个人兼任党政工作。

本派的第四点基本要求：党必须回到选举原则。

只有作为特别例外，才可容许委派制。而它变成了「规矩」。委派制是官僚制度的突出征兆，成了普遍、合法和公认现象。委派制在党内制造了不健康的气氛，破坏了平等和同志关系。委派制滋生钻营习气，为徇私行为及我方党政实践的其他有害现象提供土壤。委派制降低自上而下安排的负责人员对基层的责任感，并深化着「高层」和「基层」之间的深渊。

受委派者事实上不受监督，因为高层无法监视他的行动，而基层被剥夺了谴责并撤换不合格工作人员的可能。受委派者通常被官气、奴颜卑膝以及阿谀讨好的氛围环绕，它们感染着机关干部并丑化党。委派制是对集体工作制的充分否定；它滋生负责任现象。必须废除上级委派制，代以全党选举制。只有党代会和代表会议选入领导中心的同志（比如中央、省委和县委成员），可以充任「特派员」。

最后，党的整顿以及根除党内官僚制度的必要条件，在于照老样子办事：党内生活与苏维埃政策的全部基本问题由群众讨论，然后由上层概括总结。地下活动时期，甚至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便是如此。

而现在不同了。尽管全俄共产党九月代表会议作了种种大吹大擂的许诺，企业租让这样的重大问题，对群众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仅由于党高层内部对工会任务问题的尖锐争执，才使这一问题被置于广泛的辩论舞台。

广泛的公开性，意见自由和辩论自由，党内和工会会员之间的批评权——这就是消除官僚制度体系的决定性步骤。

批评自由、确保党会议上个派别的自由发言权、论战自由——已不再是工人反对派的一家要求。增长的群众压力下，全俄代表会议召开前，群众指出的系列措施，已成官方承认的真理。只要读读莫斯科市委致大会的党建纲领，就可说：反对派大可为自己的增长中影响感到自豪。无本派，难道能期待莫斯科市委的类似「左转」？但只要它还仅是对代表大会的一个声明，就终归不应过高评价这一「左转」。这些年我党高层的决定屡出状况，莫斯科市委的纲领或也难逃此劫：党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基层的生气冲劲迫使高层通过最激进的决定；大会一过，生活复归旧轨，决定也成了被遗忘的祝福。

难道党的八大不曾决定清洗「趋炎附势」之徒？不曾决定更严格处理非工人入党问题？难道1920年党代表会议不曾决定以推荐制代替委派制？但这些决定成了被遗忘的祝福。尽管就党内不平等现象反复通过决议，党内不平等依然存在。对上级指示抱有不合拍「特殊意见」之同志，对他们的迫害基本如故。很多这类事例。如果上述决议未能执行，就意味着必须消除妨碍落实它们的根本原因：亦即把害怕公开性、对基层的严格责任与批评自由的人清洗出党。清洗对谁没好处？非工人党员，带有资产阶级化心理并受到前者影响的党内工人。以重新登记和强化入党监督清洗非工人党员，还不够。需要善于给工人打开通向党的广泛通道，需要减轻工人入党的难度。需要在党内创造更加同志式的气氛，以便工人感到如在家中，以便工人不视党的负责人为领导，而是更有经验的同志，是准备与工人分享知识、经验，并准备认真对待工人的需求和质询的同志。我们从党的身边排斥了多少同志，特别是青年工人？正因为我们显露了不耐烦、苛求和严厉，而非深思熟虑引导他们，逐步以共产主义精神改造他们。

除了官僚制度的特性，因循敷衍、官腔官调也弥漫党内。同志关系只存在于基层。

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考虑这一不良事实，并理解本派为何强调更多的平等、取消党内特权、面对选派自己的基层，巩固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

就这样，巩固党内民主，和消灭官僚制度的斗争中，本派推行三项基本原则：

(一) 全面落实选举原则，取消「委派制」和特派员，同时强化对基层的负责

(二)在党内确立公开性（从公共问题到[党员]个人鉴定）；听取基层呼声 (由基层广泛讨论问题，随后由高层总结；任何党员可列席党核心会议，特别机密事务除外)；确保意见和批评自由(自由辩论的权利，以及物质补助出版党内各流派文字的权利)。

(三)使全党「工人化」，并缩减党政机关的兼职现象。

最末一项要求特别重要且具实质性，还因为不可忘记：我党不仅应建设共产主义，并且有责任训练群众，教育他们应对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或许——漫长斗争阶段，这一阶段可能采取最意外与新颖的形式。如果想象在红军战线上击退了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攻击，就不必担心世界资本的进攻，不必担心它以迂回路线占据苏俄的希冀、不必担心它渗透我方生活并利用劳动共和国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末免幼稚。「打起十二万分精神」的作用正在于此，我党的任务正在于此：准备停当以迎敌，围绕鲜明的阶级任务招集无产阶级力量(居民中的其它集团将依附资本主义)。我方领导核心的义务：为我们革命史的新篇章做好准备。

当我们沿着整条（组织）路线让党不仅同苏维埃机关，而且也同工会紧密联结，问题才会得到最正确的解决。个人兼职不仅不会害得我党政策偏离党内路线的纯正，相反，会赋予党阶级稳固性，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抗击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通过租让企业和贸易协定）。让中央委员会「工人化」，意味着创建这样一个中央：在它内部，与群众融为一体的基层代表不再充当门面和陪衬1，而真正与工会里的广大非党工人群众不可分离地联在一起，善于顾及阶级的希冀与渴求而总结为适时的口号，并沿着阶级路线指引党的政策。

这就是工人反对派的路线。这就是它的历史任务。无论我党高层如何对它藐视地置之不理，党只得重视——并将继续重视——唯一有生命力的行动力量：工人反对派。

反对派的历史需要

尚待回答的问题：是否需要反对派?为了工人阶级从资本枷锁下的世界解放利益，是否有必要欢迎它的组建?又或者它是一个降低我党战斗力、瓦解队伍的不良现象？

每个对反对派不持成见的同志，希望不带偏见探讨问题，以自身头脑弄清问题而非附和公认权威的同志，从上述匆促的文字中会确信，工人反对派是有益与必要的。它的有益，首先在于打断了思想的冬眠。革命的年头，我们被实践事务如此吸引，以致完全停止了从理论原则观点评价我方步伐。我们忘了，无产阶级不仅在夺权的斗争阶段可能犯大错，而滑向机会主义与妥协调和的泥淖。无产专政时期，特别当四周资本主义恶浪滔天之时，当苏维埃共和国只得在资本主义围困下活动之时，这类错误也有可能。不仅必须成为睿智的「国务」政治家，而且要善于引导党——顺理成章——与整个工人阶级沿着阶级不妥协和阶级创造的路线前进。要以全部时间使阶级学会长期斗争，与世界资本主义以有产影响占领苏维埃共和国的新形式而战。「提高警惕!」「保持阶级清晰！」——应比任何时候更加成为我党的口号。

工人反对派把上述问题提交议事日程，是它的历史贡献。思想活泛了。对既已局面的分析，启动了。批评启动了。哪里有批评、分析，哪里的思想在运转、活泛与寻觅，哪里就有生活和创造，也就意味着向未来的前进运动。没有比思想陈腐和墨守陈规旧套更可怕有害…… 我党在堕入墨守成规，如果本派没挺身而出（露头之时，它远未成熟），我党可能不自觉中偏离通往共产主义的直接阶级道路，还无知无觉。而敌人会高兴得直搓手并嘿嘿坏笑，孟什维克也会连滚带爬跳到我们面前，对我党增长中的「偏向」幸灾乐祸指指点点。现在这已不可能。代表大会——亦即党——不得不顾及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即使不与它妥协，至少会在它的影响和压力下作出系列本质让步。

工人反对派的第二贡献，是提出讨论下列问题：究竟应该号召谁来创造经济的新形式呢？全部心理与过往有产史相联的技术人员与生意人？搀杂了少量忠贞共产主义者的苏维埃官员群？还是阶级性的工人集体，亦即工会?

工人反对派说出了写于马恩《共产党宣言》——并是我党纲领之基础——的话：共产主义建设只能——并将——是工人大众自己的事业。共产主义的创造属于工人。

最后，工人反对派断然反对官僚制度，勇敢表示官僚制度束缚了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它让思想死气沉沉，迟滞寻求生产新方法的经济倡议和实验。一句话，官僚制度让生产生活新方式的创造变得贫乏。本派提议：以劳动群众首创精神的整套系统，取代作为整套系统的官僚制度。这个问题上，党高层如今已让步，「招认」党的某些偏离危害了共产主义立场并有损工人阶级利益 (谴责「加快工会国家化」的主张)。理所当然，第十次代表大会将在这一（工会话题）领域对工人反对派再作系列让步。如此一来，尽管工人反对派作为党内集团仅在数月前崭露头角，它已达成使命：抖擞了（党内）思想并引领它走出了停滞，迫使党的领导核心倾听工人与无产集体的健康声音。

无论党高层对工人反对派如何大发雷霆，历史未来属于后者。正因我们相信我党的生命力，所以知道：若干固执、动摇和迂回形态的政治动作之后，我党毕竟会踏上这条道路——按阶级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正肩并肩地自发铺设的阶级道路。不会有分裂。假如某些集团要离开党，那无论如何不会来自工人反对派行列。只有打算把共产纲领总魂魄的暂时被迫偏离升格为原则的人，才会脱党。这种偏离引发于尖锐的内战，某些人攥住上述偏离，倒像它们才是我党政治路线的本质。

而所有惯于反映壮大奋发无产巨人之阶级观点的党内部分，将吸纳、实现工人反对派带给党建的全部坚实、实际健康与生气勃勃之事物。难怪工人宣传员带着确信与和解表示：「伊里奇将思考、斟酌周详并倾听我们，然后把党的舵轮转向反对派。伊里奇仍将和我们在一起！」

党高层越早注意到反对派的作为，并沿着基层拟议的道路迈进，我们就越快铲除党内危机，并越早跨越人类的禁忌边界。跨越之后，人类将挣脱外部经济规律，遵照饱含科学价值之集体意志，开始自觉创造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类历史。

1 原文直译：富商婚礼上的「检阅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