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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这一官职的普遍化

但要注意作为官职的“士”在春秋早年恐怕只限于诸侯国国君的下属，所谓“公臣”，至于各家卿大夫的属下——所谓“家臣”——则不包括在内。例如前面那些“阶梯”，除最后一条外，所有的“士”都应该是名列“公臣”的“士”。即使是最后一条中的“士”，虽然实际归赵家管辖，但名义上可能还是晋国“公家”的“士”。下面还有一些《左传》中提到“士”的例子，也都是指的“公家”的“士”：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桓六年传》（p 0114）（02060601））

楚-熊负羁囚知罃，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军之士多从之。（《宣十二年传》（p 0742）（07120214））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昭二十年传》（p 1418）（10200701））

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绋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昭三十年传》（p 1506）（10300201））

九月，葬齊归，公不慼。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昭十一年传》（p 1326）（10110701））

在那个时候，天子家的“臣”，诸侯国国君家的“臣”，或是卿大夫家的“臣”，其地位是大不一样的。

首先，能得到诸侯国国君的任命是很荣耀的事，能得到周天子的任命则是更荣耀的事。

那时，所有的诸侯名义上都是周天子的臣属，但其下的大臣，则大多只是这个诸侯的臣属，算是天子的“陪臣”或“曾臣”（隔一层（層）的臣，不是直接的臣）。先秦文献中常见“陪臣”或“曾臣”的说法，经常是自谦的称呼，可见这种“陪臣”或“曾臣”其地位低于周天子直接的臣属。

在天子的朝廷之外，除了各诸侯国的国君本人，每个诸侯国之中只有几位大臣能得到周天子的直接任命，可以算是天子家的“臣”。

在《宣十六年传》中有：“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fú miǎn)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p 0768）（07160102）），就反映了诸侯国“请”来天子的任命时是多么郑重其事。

而《僖十二年传》中管仲所言“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p 0341）（05120402）），也反映了诸侯国中能得到天子任命的人地位极其崇高。这里只有“天子之二守”才是天子家的“臣”，至于管仲所自称的“陪臣”，意为下一层的“臣”，即不属于周天子家的“臣”，只是齐国国君家的“臣”，尽管当时管仲已经是齐桓公的主要辅佐，其名义地位还是低于“国、高”二家的家长。

在《左传》中还有三个例子反映诸侯国国君家——“公家”—— 的“臣”其地位又高于卿大夫家的“臣”：

在《襄二十三年传》中有：“季氏以公鉏为马正，愠而不出。……故公鉏氏富，又出为公左宰。”（（p 1079）（09230503））。这里说的是季氏家的长子公鉏本应继承族长职位，可是被别人挤掉了，但是季氏的家长有点不落忍，就在家族中给了他一个重要职位——马正（大体相当于“公家”的司马，掌“私家”的军政，但名称不同）。当时季氏已经实际执掌鲁国的政权，所以一般来说只有季家的职位才是有实权的，而季家的马正也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但是最终公鉏还是出任了“公家”的闲职——左宰，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公家”任职是很荣耀的。

在《定四年传》中有：鑢(lǜ)金初宦于子期氏，实与随人要言。王使见，辞，曰：“不敢以约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p 1546）（11040309））。此处的王是楚昭王。这里鑢金本来是子期家的家臣，于楚昭王逃亡过程中与随人谈判立了功，所以楚昭王准备接见他，让他当自己直接的臣属（杨伯峻先生转引杜预《注》：“王喜其意，欲引见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随人。”），鑢金出于道义——所谓“不敢以约为利”——推辞了，但很明显，能当楚昭王直接的臣属还是比在子期家当家臣地位提高了，所以称为“利”。

在《哀十六年传》中则有：“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这里说的是这位子伯季子原来是孔氏的“家臣”，能到“公家”任职是地位上升了，所以称为“登”。（（p 1699）（12160401））。

而反过来，按当时的惯例，各家诸侯手下的官员到了周天子那里都会降级，《襄二十六年传》晋国的首席执政大臣韩起（韩宣子）在周天子那里自称“晋士起”（（p 1124）（09261301）），说自己只相当于天子家的“士”，《襄十七年传》晏子在有人提到“大夫之礼”时断言：“唯卿为大夫。”（（p 1033）（09170701）），都反映了这一点。

同理，卿或大夫的“家臣”在各诸侯国国君那里也会降一级，也是所谓的“陪臣”，其称呼应该也会有所不同（如前面“马正”之例）。因此，在各家卿大夫那里与“公家”的“士”功能类似的职位，在春秋早期很可能并不被称为“士”，其地位也应该低于“公家”的“士”。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待遇可能也相对较低，可能也未必都是“君子”，未必都是独立家族（不是“氏”族）的家长。

《成十七年传》有：“施氏卜宰，匡句须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与匡句须邑，使为宰，以让鲍国而致邑焉。”（（p 0898）（08170602）），就反映即使是某一“氏”族的大管家——“宰”，其因职务而拥有的“邑”也不是属于他的，一旦离职就须让出，不能以此成为独立家族的家长。

而且在春秋早期，各家卿大夫的势力还不太大，手下也没有多少人，在他们手下担任与“士”相似职位的人其出身也不能与在“公家”担任“士”的人相比；而且能在“公家”任职还是光荣的事，还能独立成立自己的家族；因此在各卿大夫家担任与“士”相似职位的人其能力恐怕也不如“公家”的“士”。

至于到了春秋后期，卿大夫的势力扩大，各国都有大量下层人士在卿大夫家作“家臣”，其中有些人在出征时与“公家”的“士”干的是类似的活，而且他们的收入还更实惠，甚至各家卿大夫也有能力赐予田地，让越来越多手下的“家臣”也当上独立家族的家长。这样一来，更多的人才流入卿大夫家作“家臣”，他们之中与“公家”的“士”干类似的活的人其能力也逐渐与“公家”的“士”不相上下，因此卿大夫家的这些人渐渐也就被同样称为“士”了。这方面的例子有：

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bì)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襄二十八年传》（p 1145）（09280901））

以书使杜洩告于殡，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昭五年传》（p 1262）（10050102））

由于逐渐的卿大夫家的“士”、“公”家的“士”、乃至周天子家的“士”，大家都一样了，这就形成了新的“士”，统指那些最低级的官员，兵头将尾。这种新的“士”与后来“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还是有区别的，最主要的是此时“士”的身份大多是世袭的，更低级的“庶人、工、商”及以下的“人臣隶圉”等是当时公认不得仕进的。而且这种兵头将尾的“士”后来还一直存在，但地位更加低下了，与“士农工商”的“士”完全无法相比。

所以上面提到的赵简子宣布“庶人、工、商遂”（《哀二年传》（p 1613）（12020301））是打破了当时的惯例的，甚至也许还是当时社会变革大潮中重要的一波。

“士”这一官职的普遍化，同时有些不必是独立家族的家长，使得“最低级官职”与“一般成年男子”这两个“士”的义项有接近的趋势。

• 《左传》人物事略01附：重耳在外1/4
• 《左传》人物事略03附：赵简誓师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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