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03：赵鞅——鼓音不衰 -- 桥上

《哀二年经》：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郑师败绩。（（p 1611）（12020005））（129）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八月甲戌”曰：“甲戌，七日。”

“铁”（杨注：“铁”，《公羊》作“栗”，《释文》云：“栗，一本作秩。”铁、栗、秩，古皆同韵部。杜《注》：“铁在戚城南。罕达，子皮孙。”铁，在今濮阳县西北五里。#《汉书沟洫志》云：“《周谱》云‘定王五年（公元前六〇二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当时黄河流径自河南-滑县东北流经浚县、内黄、馆陶之东。是时晋军尚未渡河，其军当自晋境直东行至今内黄县南，其右为河，渡河而南行即戚，再南行即铁与帝丘。#杜《注》：“铁，丘名。”），推测位置为：东经114.99，北纬35.73（濮阳-华龙区-铁丘村东）。

《哀二年传》：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禦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pèi)与罕、驷兵车先陈(zhèn阵)。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卜战，龟焦。乐丁曰：“《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谋协，以故兆询可也。”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gòu)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yǔ)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shǔ pì)，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p 1613）（12020301））（129）

我的粗译：

这一年（公元前四九三年，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晋定公十九年，齐景公五十五年，郑声公八年），秋八月，齐人给范家输送小米，由郑国的子姚（罕达，又简称罕）和子般（驷弘，又简称驷）率兵护送，朝歌城内的士吉射（范吉射）亲自带兵接应，送粮队与赵鞅率领的拦截部队在“戚”相遇。

我们的阳虎此时逃亡在晋国，在赵鞅的手下，他建议说：“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我们兵车少，可以派出张着主帅大旗的兵车去挑战子姚、子般的部队，诱他们来迎战我们，等他们看见我，必然会害怕，然后与他们会战，就能打败他们。）”赵鞅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亲自统兵迎战郑军。

随后赵鞅让手下占卜开战是否吉利，结果手下把占卜用的龟壳烤焦了也没出现兆象，这时，晋国的大夫乐丁说：“《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谋协，以故兆询可也。（《诗》里说了：‘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自打谋划一开始，先得刻龟求指引。）’既然我们的计划没变，我们只要遵从一开始占卜的兆象就可以了。）”而一开始占卜得到的兆象是吉兆，所以赵鞅决定开战。

于是赵鞅向全军发布号令（“誓”）：

范氏、中行氏对抗天命，迫害百姓，想要除掉国君自己掌控晋国，我们的主上本来想依靠郑国的帮助，可郑国大逆不道，不支持国君而帮助反叛的臣下，现在你们顺应天命，遵从主上的号令，站在了有德的一方，要洗雪过去的耻辱，就全在这一战了。在这一仗中立功的人，上大夫会赏给一个县，下大夫会赏给一个郡，“士”会赏给十万步的田地，“庶人”和“工、商”可以升为做官，“人臣隶圉”可以得到人身自由。现在国内的动乱，责任不在我“志父”，主上已经肯定我了。要是内乱的责任在我，就把我绞死，单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装上，送葬时不要随从，运棺材的车和马不加装饰，不让我葬在祖先的兆域内，按下卿的礼节下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曰：

沈钦韩《补注》云：“兵车之旆，所谓大将旗鼓也。先建旆于兵车，示中军精锐在是，则罕、驷兵车来者不得不分良列阵以当我。”

杨伯峻先生注“彼见吾貌”曰：

吾貌，阳虎自谓其容貌也。盖阳虎专鲁政时，齐、郑实曾畏之。

杨伯峻先生注“《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

《诗大雅绵》句。上二爰字为语首助词，无义。例证见《词诠》。下爰字作焉字用，乃也，于是也。见《中国语文》六二年二期《爰作焉字用》。契，刻也。契龟即卜。

那句《诗》出自《大雅文王之什绵三章》：“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76））

关于“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yǔ)免”，我曾在下面列出的几帖中有详细些的讨论，如有兴趣请移步：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军制臆想 上、兵车百乘》。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士 一》。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士 二》。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士 三》。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士 四》。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士 五》。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臣 一》。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臣 二》。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臣 三》。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臣 四》。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臣 五》。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庶人 上、两种“庶人”》。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庶人 下、四种“角色”》。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工、商》。

杨伯峻先生注“志父无罪，君实图之！”曰：

志父即鞅，杜《注》谓一名志父，服虔及《国语晋语九》韦昭《注》均谓赵鞅入晋阳叛后改名志父。《经》、《传》始终称“鞅”，惟十七年《传》，鞅自称曰志父，二十年，其子无恤亦曰“先臣志父”。《曲礼下》“君子已孤不更名”，改名之说不足信也。崔杼、陈恒皆不更名，何况赵鞅？

桥案：考虑楚王即位改名的惯例，说不定赵鞅也是在当上族长以后改的名，当然，若如此，这就也反映了赵家的僭越，而且上面的以董安于配享家庙也明显属于僭越之举。

杨伯峻先生注“桐棺三寸”曰：

《荀子礼论》：“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杨倞《注》：“刑余，遭刑之余死者。《墨子》（《节葬下》）曰：‘桐棺三寸，葛以为缄。’赵简子亦云，然则厚三寸，刑人之棺也。”

杨伯峻先生注“不设属辟”曰：

古代天子、诸侯及卿大夫之棺，皆有数重。椑为亲身之棺，音闢，此作“辟”，音近通借。椑从卑声，与辟为平入对转。属为大棺内之次大棺，连于大棺。《礼记丧服大记》“君，大棺八寸（棺木厚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云云，则上大夫无椑，此赵鞅云不设椑，可见当时诸侯之大臣善终亦有椑，盖当时不依旧制，所谓“僭”。

杨伯峻先生注“素车、朴马”曰：

杜《注》：“以载柩。”孔《疏》谓“素车不以翣、柳饰车。”翣乃以羽毛为伞形或扇形之物，有柄，灵车行时，持之两旁随行。《说文》谓天子八翣，诸侯六，大夫四。汉代则不用羽毛，而以木为框，衣以画布。柳，覆于柩车上下者，详《周礼天官缝人》孙诒让《正义》。朴马，孔《疏》引《礼记曲礼下》“大夫士去国，为位而哭，乘髦马”，郑玄《注》“髦马，不鬄落也。”孔《疏》以朴马即髦马，不剪饰马鬣毛之马。然《荀子臣道篇》“若驭朴马”，杨倞《注》：“未调习之马。”惠栋《补注》引之，盖主张此说。

杨伯峻先生注“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曰：

古代同族之人丛葬一处，丛葬之地，其范围曰兆域。孔《疏》云：“此言不入兆域，亦罚也。”杨树达先生《读左传》云：“定元年季孙欲沟昭公之墓，亦是此意。”

“戚”（杨注：此宿恐非隐元年《经》之宿，以宋不得至齐、鲁境内也。“驷赤先如宿”，则宿其后又入于齐。疑此宿即戚，本宋地，初属周，而后宋取之。《元和郡县志》十泗州-宿迁下云“《春秋》宋人迁宿之地”，则以今江苏省-宿迁县为宿民被迫迁徙之地。#戚，卫邑，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北。顾栋高《大事表》七之二云：“盖其地濒河西，据中国之要枢，不独卫之重地，亦晋、郑、吴、楚之孔道也。”#匡、戚本卫邑，详见文元年《传》并《注》。#戚本孙氏采邑，孙林父奔晋，戚邑或随孙氏至晋，今反之。戚见文元年《经注》。#戚，孙林父采邑，今河南-濮阳县稍东而北十余里。#戚在卫都帝丘（今濮阳县西南）东北，相距约八十里。杜《注》谓茅氏即戚之东鄙。#戚为孙文子之邑。季札盖由吴（今苏州市）先至曲阜，再至临淄。由临淄至今新郑县，北行至卫都帝丘，然后先北行经戚（今濮阳县北而稍东），再西行适晋。《吴世家》作“将舍于宿”，误。《索隐》强为之解，不足信。#杜《注》：“河上，戚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5.03，北纬35.75（戚，濮阳-古城村-戚城文物景区，有遗址，方形城，周1520，14.4万平方米。春秋，汉代：卫）。

• 《左传》人物事略04附：鄢陵之战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