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26）：庖丁解牛 -- 本嘉明

香港的局面，愈演愈烈，我们这里稍说几句。因为不想写太长，就先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有兴趣，我再简单说明，就是先作结论，再跟论据。

香港目前的难题，按“先急后缓”排列，大概是：

1）香港民众急于“捍卫”香港“自由，法治，国际化”的基本特色，对中央过于敏感。其特征，就是“占中”。

2）贫富悬殊，地产党（四大家族）横行，工商经营艰难，民众苦不堪言。其病症，就是凡中小企业，都是在为地产党打工，辛苦所得用于缴租。

3）内地太子党的白手套，在香港金融界兴风作浪，影响极坏。

4）香港如何转型？毫无头绪，人人前景渺茫。

当然这个排列，是按“缓急”，不是按“轻重”排序。

香港向何处去？香港商学界的看法有二。

刘兆佳鼓吹“姓社”，要求中央把香港纳入“十二五规划”，作为内地城市来领导。陈志武/雷鼎鸣呼吁“姓资”，强调“两制”，脱中入美。

而《基本法》的本质，就是一句话：“香港什么都可以姓，就是不姓社”。这要从中英谈判说起。《基本法》订于1980年代初，表面看是对英国妥协，以便完整稳妥收回香港，本质上是以邓公为首的中央改革派，有意建立“一国两制”的并行机制，为80年代正兴起的政治改革风潮助威。所以中央的表态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之后，就更不用变啦，哈哈。”说这话的领导人，有些是口是心非，有些是真心如此。

当时如果中共硬拗，了不起收回一个“十室九空，人走茶凉”的香港，“一国一制”还是保得住的。89之后，邓公被迫再也不提政改，为“大政改”摇旗呐喊的“一国两制”，就变成一个不合时宜的怪胎。

97收回前后，江公主政，对香港持开明态度，避免过于插手香港，于是先试探“港商治港”。

治港，就是解牛，庖人把一头刚杀的牛破开分块。庖人甲，就是董建华。

“港商治港”的失败，在于中共真的不懂西方那一套，好歹接手了，先摸再说。但中央的立意，用心良苦，是为香港普通人民，委婉陈情的。“港商治港”最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把李家太子，泽楷或者泽钜贝勒，扶正，反正老李就是“隐帝”，岂不简单？太子们好像都是加拿大国籍，不过改回来也很方便。中央就是通过用董建华这个非地产商人，董建华兴建公屋这个政策，间接地隔离/压抑地产党。但董建华孤身一人，去接管一家雇员700万，管理层18万（香港公务员人数）的巨大公司，又受到主要股东的暗中反对，怎么可能成功？

于是庖人乙出场，就是“港英（余孽）治港”的曾荫权。

“港英治港”的失败，在于香港普通居民民生依旧艰难，内地白手套来港后过于猖狂，“贪曾”也远不如董生忠厚清廉。为什么依旧艰难？地产党嘛。

庖人丙，就是争议极大的梁振英。梁振英的未战已败，预示着中央不得不预先着手，规划下一个执政者和执政方向。这就轮到庖人丁，就是庖丁了。

庖甲连解牛的刀都没见过，就硬塞给他，所以中央也体谅董生不易，至今仍给他崇隆的政治地位。庖乙握过刀，但是在英国师傅指令下当下手解牛，解时不求甚解，突然要独立主刀，也不行。庖丙，大家连他有没有资格拿刀，都甚怀疑。

这三个失败，核心就是中央不想跳进香港事务中去，用几张不得力的牌去应付，和谐着维持着，就像今天中国不想跳进“反极端恐怖主义（ISIS）”，其实最后还是不得不跳进去的，端起敬酒还是端起罚酒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不想混到“世界的领袖，香港的主人”之地位，那还是可以硬挺着不端。

如果中央跳进去了，庖丁解牛，仍然可能失败，但这个失败，会把北京的一切幻想打掉，迫使北京面对“地产党不除，港无宁日”的困境。真的撕开“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面纱，还有一点以北京泰山压顶之力，压制香港地产党/香港健康转型的可能（当然也伴随铲除香港自由法治的巨大风险）；如果中央向“占中”让步，缩手任由香港随意普选，那么选出的必是地产党的傀儡，普选不是灵丹妙药，看看陈水扁奥巴马就知道了。

那么，即便理顺楼价，到底是照顾“已经上车族”（有房者）还是“买不起车票族”？在没有政法委的地方，还是偏向年轻的“买不起车票族”为好，让房价跌多一点点，香港大学生罢课游行，就是对未来无希望，才有怨气。如果普选了，他们在心理上继续比内地蝗虫们“人上人”，但恐怕客观上永远没有希望了。反过来，如果不给他们普选但给他们公屋，这才是对香港未来真正负责任的态度，这才是对香港讲政治。

想要打低楼价，是挖地产党的肉。中央怎么“说服”地产党，诚不容易。我希望香港人民，给习公五年时间。这五年里，如果白手套不走，公屋不推出，地产党不积极转型于主动报效国家，投资“港式实业”，你们不要说是“占中”，“占南海”都是可以的，当然合起来占就不可以。

香港的未来，不应该走新加坡那种“袖珍普鲁士王国”道路，因为香港比新加坡自由得多，有活力得多。实在不行，香港就应该抄韩国台湾的后路，投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新产业”，比如芯片厂。香港毕竟只有700万人，搞几个大项目，人均工业产值就可以提升一大块，转型就有基础了。

世界上原有的少数“软经济城市”，如转口贸易/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新加坡，其当年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美国强大，在西方阵营里硬性分配生产要素，给了它们一块大饼。现在美国雄风不再，多头林立，谁也不会再照顾这类城邦经济区，所以继续搞依附性的纯软经济（如教育，医疗，旅游），前景不明朗，甚至很危险。新加坡见机得早，早早建设实业，上马石化和化工大项目。香港的人均收入高，能够给出的工资待遇高，从台湾和大陆挖工业技术人才还是有优势的，而且相对容易从西方搞一些敏感技术和厂家的引进。只要中央肯向台积电开刀，在香港设芯片厂是可行的，毕竟对于买家来说，香港厂比台湾厂保险：大陆敢于打台湾，没人敢轰炸香港。只要地产党的挡路石搬开，甚至“化危为机”，鼓励地产党投资新产业，将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香港明天肯定会更好。

本嘉明:美国演义：内战篇

• 茗谈（127）：庖丁眼前的牛
• “香港安身立命的衣食不是转口，而是法治”，这点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