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26）：庖丁解牛 -- 本嘉明
家园 茗谈（126）：庖丁解牛 香港的局面，愈演愈烈，我们这里稍说几句。因为不想写太长，就先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有兴趣，我再简单说明，就是先作结论，再跟论据。
香港目前的难题，按“先急后缓”排列，大概是：
1）香港民众急于“捍卫”香港“自由，法治，国际化”的基本特色，对中央过于敏感。其特征，就是“占中”。
2）贫富悬殊，地产党（四大家族）横行，工商经营艰难，民众苦不堪言。其病症，就是凡中小企业，都是在为地产党打工，辛苦所得用于缴租。
3）内地太子党的白手套，在香港金融界兴风作浪，影响极坏。
4）香港如何转型？毫无头绪，人人前景渺茫。
当然这个排列，是按“缓急”，不是按“轻重”排序。
香港向何处去？香港商学界的看法有二。
刘兆佳鼓吹“姓社”，要求中央把香港纳入“十二五规划”，作为内地城市来领导。陈志武/雷鼎鸣呼吁“姓资”，强调“两制”，脱中入美。
而《基本法》的本质，就是一句话：“香港什么都可以姓，就是不姓社”。这要从中英谈判说起。《基本法》订于1980年代初，表面看是对英国妥协，以便完整稳妥收回香港，本质上是以邓公为首的中央改革派，有意建立“一国两制”的并行机制，为80年代正兴起的政治改革风潮助威。所以中央的表态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之后，就更不用变啦，哈哈。”说这话的领导人，有些是口是心非，有些是真心如此。
当时如果中共硬拗，了不起收回一个“十室九空，人走茶凉”的香港，“一国一制”还是保得住的。89之后，邓公被迫再也不提政改，为“大政改”摇旗呐喊的“一国两制”，就变成一个不合时宜的怪胎。
97收回前后，江公主政，对香港持开明态度，避免过于插手香港，于是先试探“港商治港”。
治港，就是解牛，庖人把一头刚杀的牛破开分块。庖人甲，就是董建华。
“港商治港”的失败，在于中共真的不懂西方那一套，好歹接手了，先摸再说。但中央的立意，用心良苦，是为香港普通人民，委婉陈情的。“港商治港”最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把李家太子，泽楷或者泽钜贝勒，扶正，反正老李就是“隐帝”，岂不简单？太子们好像都是加拿大国籍，不过改回来也很方便。中央就是通过用董建华这个非地产商人，董建华兴建公屋这个政策，间接地隔离/压抑地产党。但董建华孤身一人，去接管一家雇员700万，管理层18万（香港公务员人数）的巨大公司，又受到主要股东的暗中反对，怎么可能成功？
于是庖人乙出场，就是“港英（余孽）治港”的曾荫权。
“港英治港”的失败，在于香港普通居民民生依旧艰难，内地白手套来港后过于猖狂，“贪曾”也远不如董生忠厚清廉。为什么依旧艰难？地产党嘛。
庖人丙，就是争议极大的梁振英。梁振英的未战已败，预示着中央不得不预先着手，规划下一个执政者和执政方向。这就轮到庖人丁，就是庖丁了。
庖甲连解牛的刀都没见过，就硬塞给他，所以中央也体谅董生不易，至今仍给他崇隆的政治地位。庖乙握过刀，但是在英国师傅指令下当下手解牛，解时不求甚解，突然要独立主刀，也不行。庖丙，大家连他有没有资格拿刀，都甚怀疑。
这三个失败，核心就是中央不想跳进香港事务中去，用几张不得力的牌去应付，和谐着维持着，就像今天中国不想跳进“反极端恐怖主义（ISIS）”，其实最后还是不得不跳进去的，端起敬酒还是端起罚酒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不想混到“世界的领袖，香港的主人”之地位，那还是可以硬挺着不端。
如果中央跳进去了，庖丁解牛，仍然可能失败，但这个失败，会把北京的一切幻想打掉，迫使北京面对“地产党不除，港无宁日”的困境。真的撕开“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面纱，还有一点以北京泰山压顶之力，压制香港地产党/香港健康转型的可能（当然也伴随铲除香港自由法治的巨大风险）；如果中央向“占中”让步，缩手任由香港随意普选，那么选出的必是地产党的傀儡，普选不是灵丹妙药，看看陈水扁奥巴马就知道了。
那么，即便理顺楼价，到底是照顾“已经上车族”（有房者）还是“买不起车票族”？在没有政法委的地方，还是偏向年轻的“买不起车票族”为好，让房价跌多一点点，香港大学生罢课游行，就是对未来无希望，才有怨气。如果普选了，他们在心理上继续比内地蝗虫们“人上人”，但恐怕客观上永远没有希望了。反过来，如果不给他们普选但给他们公屋，这才是对香港未来真正负责任的态度，这才是对香港讲政治。
想要打低楼价，是挖地产党的肉。中央怎么“说服”地产党，诚不容易。我希望香港人民，给习公五年时间。这五年里，如果白手套不走，公屋不推出，地产党不积极转型于主动报效国家，投资“港式实业”，你们不要说是“占中”，“占南海”都是可以的，当然合起来占就不可以。
香港的未来，不应该走新加坡那种“袖珍普鲁士王国”道路，因为香港比新加坡自由得多，有活力得多。实在不行，香港就应该抄韩国台湾的后路，投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新产业”，比如芯片厂。香港毕竟只有700万人，搞几个大项目，人均工业产值就可以提升一大块，转型就有基础了。
世界上原有的少数“软经济城市”，如转口贸易/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新加坡，其当年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美国强大，在西方阵营里硬性分配生产要素，给了它们一块大饼。现在美国雄风不再，多头林立，谁也不会再照顾这类城邦经济区，所以继续搞依附性的纯软经济（如教育，医疗，旅游），前景不明朗，甚至很危险。新加坡见机得早，早早建设实业，上马石化和化工大项目。香港的人均收入高，能够给出的工资待遇高，从台湾和大陆挖工业技术人才还是有优势的，而且相对容易从西方搞一些敏感技术和厂家的引进。只要中央肯向台积电开刀，在香港设芯片厂是可行的，毕竟对于买家来说，香港厂比台湾厂保险：大陆敢于打台湾，没人敢轰炸香港。只要地产党的挡路石搬开，甚至“化危为机”，鼓励地产党投资新产业，将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香港明天肯定会更好。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你这个帖子讲的好在于你是从香港自身角度看问题 作为内地人，我看待香港更多是看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我更多是从我的角度看它。你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新角度，从香港自身的角度看他自己，但是你作为一个观察者进去了有出来了。实在是好好好！我认为香港和内地的矛盾，或者也是一个香港要面临的问题。从世界角度来看，港澳台他们的民众和他们的权贵阶级一起都构成了对绝大多数第三世界人民的剥削。他们的民众和他们的权贵有矛盾，但是他们有的确是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级，于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某种程度是一方面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观来观察世界表现为价值观的分歧；另一方面为极力但却几乎无力的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或者是经济利益，而在反抗无力的情况下，就表现为一种自闭而非开放，表现为年轻人开始追求小确幸了。然而，他们这种表现难道不对吗？又有多少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呢？台湾大学朱云汉在他对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崛起中，表现除了一种对那一个冲破欧美价值观单极化，从而建立起一个欧美与东方互补的世界的期待。是的，港澳台的绝大多数人们，他们由于习惯了欧美为中心，而第三世纪的崛起，必然带来对第二世界的冲击，带来二者的博弈。在这过程中，他们其实边沿化了，他们无法融入到第三世界，但是他们有根本只是先上车者阻挡后面人的棋子而非参与者。
家园 对话 10月21日下午，香港政改咨询专责小组成员－－政务司长(即香港市市长)林郑月娥、律政司长(司法局长)袁国强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等5人，在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与学联5人就政制发展对话。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教授担任主持人。
林郑月娥在最后总结发言中提出港府四点回应：
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框架下，港人仍有相当空间，可以协商有关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具体问题，包括提名程序，选举的具体方法等，相信可以找到最大的政治空间，去建构一个公平、公正、高透明度，具竞争力的行政长官选举；
二，重申2017年普选方案不是终极方案。2017年后，如果有需要，可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再启动“政改五步曲”，制订下一步行政长官选举办法；
三，港府希望进一步探讨多方平台，让各界包括学生和年轻人，就2017年后长远政制发展进行讨论；
四，港府考虑向港澳办提交报告，汇报香港由八月底至今近两个月的情况。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现场同学们认真收看直播
家园 一个香港的经济学家如何评论香港的地产霸权 看来大英帝国果然阴呀。他并没有将地产权集中在一个点上，而是拆成了很多个小的权力，从而把香港彻底捆住了。
举个例子，香港人都说房子很贵，这是香港很重要的深层次矛盾。要解决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因为主要原因是土地供应不足，香港已发展使用的土地只是香港总面积的21%左右，有79%都是没有开发的。我们都知道香港不是没有地，有很多的地，但是动不了。为什么动不了？比如说最近的发展新界东北计划，总是会有一些人反对的，反对的人相对于香港总的人口是很小的，但是反对声音很大。而且从法律过程来说，香港特区政府要推动什么事情，涉及一大堆不同的群体、不同利益的集团，得让他们同意才行，这和香港过去的民主发展过程有关。
再举一个例子，香港的工厂大厦面积总共有10平方公里，目前香港商业大厦总共只有4平方公里。香港经济绝大部分来自商业活动，香港已经基本没有工业，为什么工厂还有10平方公里，商业大厦却只有4平方公里，这本身已经不合理了。
工业大厦跟商业大厦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消防要求。香港很重视法律，但是有些时候这些条例被推到极端就变官僚，不是尊重法制这么简单，什么东西都不能动。官僚跟法制怎么界定清楚要平衡，如何既尊重法制，经济又能够发展，这个问题我看香港特区政府还没有解决，而且情况越来越麻烦。
董建华(香港前特首)年代，政府拿地去发展好像没有什么难度，我问过张炳良(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为什么现在不行？他说其实董建华当时拿的地是港英年代已经拿到的，而且困难度远远比现在要低。
所以十年来香港所谓民主的发展造成的局面也不见得是香港更加民主，很多很琐碎的条文把什么东西都绑住，而且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权利，比如一件事要获得十个机构批准，每一个机构都独立于其他九个，一个批了不代表另一个会批，每一个利益集团也可以叫做独立的垄断。
而且从文中看，港英政府拿地容易，而港府拿地基本不可能。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制度，看来英国人当年撤退的时候在香港狠狠踩了一脚刹车。所以香港现在经济困局其实是英国一手造成的？
所以tg这个庖丁如何真的要解香港这头牛，看来最终要落到改变香港的法律体系，而香港的金融市场的信誉是建立在香港的法律体系上的。一旦改变香港的法律体系肯定会危及香港的金融市场。
也许沪港通后，大陆的资金可以支撑香港的股市，使得香港的金融市场可以逐渐摆脱西方的评级体系，然后才有可能去动香港的法律体系，然后才能解决香港的地产困局。这样一条路可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喽。
家园 媒体的话，也是哗众取宠得多 比如像这段话，也是常被用来批评香港的土地政策。
香港已发展使用的土地只是香港总面积的21%左右，有79%都是没有开发的。但是相对照的，可以看看林郑月娥在香港立法会的答辩。外链出处
我其中一個第一個詢問同事的問題，就是究竟香港有沒有足夠的土地。事實放在眼前，今日已發展的土地只佔香港整體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七，即大約二百六十三平方公里。但其實在這二百六十三平方公里中，相當大部分是靠填海得來，因為我們每次填海得來的土地均用來做建設，顯示填海畢竟是過往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土地開拓來源。餘下的八百四十五平方公里，即百分之七十六點三的土地，大家都提到，有接近百分之四十六的土地，即五百零八平方公里，是目前受法定管制的郊野公園和一些特殊地區。餘下的未發展土地和農業土地還有三百多平方公里，但這些土地往往屬於相當難發展的土地，包括屬於濕地、濕地保育區、濕地緩衝區、集水區、山地、斜坡、林地，均不是很適宜或根本不能發展，另外的土地也存在不少發展局限。另外还有像丁屋政策（就是香港特色的小产权房），讨论得就不多。估计一些人知道这件事还是通过电影《窃听风云3》，至于说，香港的填海也是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
你说的香港的法律问题，我倒是很赞成，这是一大症结。这个问题，我也做过一些思考，但是觉得没什么好办法。
家园 其实说穿了就是香港的法律和特区政府对着干。 大家都提到，有接近百分之四十六的土地，即五百零八平方公里，是目前受法定管制的郊野公園和一些特殊地區。只要是“法定管制”的，特区政府就没辙了。就算是严重影响香港经济民生，也不行。
这样的法定管制不知道是为谁服务的。
家园 香港普选就是个伪命题，不是真问题 香港普选就是个伪问题，香港现在的真问题是对抗中央、反中共、反中甚至反华！
香港真想要扩大选举团构成，就要先甭跟中共中央对抗，一步一步来，自己先老老实实把23条以最严厉的表述通过了，再决议向国家交税，再驱除外籍的立法议员和法官，把司法终审权交还给中国人大常委会。输诚够了，中央和大陆人民认为香港回归诚意够了，在一中下的港人治港才能真正展开的了！否则中共放开的就是港英遗毒和美帝特务的治港。中共可不是智商欠奉的主！这帮香港的反对派，水平真是不够看的，撑死就是初中二年纪水平，一看就是别人势力的走卒打手和炮灰的水平！
家园 兄台说的是正常逻辑,但不适合香港 香港问题有两个主线.一个是主要是中下层人民的经济问题,自由资本主义,小政府的理念下垄断资本已经发展到极致,中下层人民生活逐渐困顿.二是民主自由这一套理念深入香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人心,他们认为中国是独裁专制体制,是落后的乡巴佬政府,老子收你的好处是看得起你.
从目前来看第一个问题还不是主要矛盾.经济问题还不是主要诉求.而第二个问题是认识问题,虽然世界各国的民主政府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逗逼表现.从台湾到埃及到乌克兰到美国本身,但是美宣部的战斗力确实远大于中宣部.屡被打脸仍然很有效果.对普选和民主这一套的认识,香港本地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反思.仍是当作圣经一样,要有反思并能够贯彻到普通知识分子,第一超出了他们的能力,第二舆论都被垄断阶层控制.连李嘉诚的负面消息都可以控制得死死的,更何况这种根本性的反思.
中央对这个矛盾实际上也没什么办法.这种舆论战本来就输得一干二净.到习总这一届才提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到见到成效估计要三五年,扩散到世界也要三五年.任期结束才会构建完成并切实建立有影响力的理论.
事实大于雄辩,香港的知识分子毕竟不是极端分子,会看到事实并作出改变,但肯定不是现在了.
家园 嗯 17岁，离中二也不过三年。
家园 支持香港 民主是一种手段，没有民主，很多事情会搞不成
家园 茗谈（126）-4 我们先说说香港的轶事。
(一)
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英国外相巴麦尊原本指示义律在舟山群岛抢一个岛，义律却自作主张占了香港岛。当时岛上已有多处渔/农村，约7000村民，为广府，客家，潮州（鹤佬，福佬）三大支。义律发布安民告示，在港华人仍按清廷律法和传统乡规自治。
英国对全球殖民，手法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残暴居多，但对于海港城市（港，新，塞浦路斯，直布罗陀等），则套路基本相同。这些港口首先是海军基地，其次是贸易港，绝不是规划为制造业基地。
香港的第二任总督戴维斯，决定全港均以英国法律治理，同时在华人社区保留大清律和乡规。香港毫无资源，戴维斯认为，单靠着全港居民公平享受英国法律，就会吸引富裕华人来香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香港的第二个特点，是自由港。
第三个特点，是从一开始，就任由中国人自由出入香港，直到1934年外国国籍人士进入香港需要签证，但华人仍可以自由进出。1941年时，由于躲避日本侵华，香港人口达到160万(就是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背景时代)；随后日本占领香港，到1945年投降时，由于缺粮，人口减少到60万；到1950年，全国解放，香港人口暴增到220万人。
1951年，香港首次建立了边境线，大陆居民到香港终于也要签证了。但港英政府还是和中国方面达成默契，凡偷渡到香港的大陆同胞，只要能穿越新界进入香港市区，就安全了，警察不会再抓住解送回大陆。
1977年到1980年间，由于WG结束，大陆一边的边界管制略略放松，又引起一波偷渡大潮，跑过去40万人。首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1974年到1980年间，外逃严重，直到1980年广东三个特区（汕头，深圳，珠海）正式成立，人心才安定下来，因为特区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普通劳力有希望拿到对面那样的工厂工资。此时香港人口达到500万。
简单说，香港接受的大陆同胞大量涌到，有4波。第一波是1949年华东帮南下；第二波是1962年难民潮；第三波是1980年前的偷渡潮；第四波是70年代末的大陆移民。
难民潮和偷渡潮中过去的，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都是青壮劳动力，勤奋能吃苦，敢冒险，通粤语有亲友帮衬，可以立刻投入工作，他们对香港经济的腾飞，出力良多。
所谓 “70年代末的大陆移民”，是指在50年代，有大批爱国华侨毅然回到祖国，这些人有些在海外受过较好的教育，有些回国后政府优先安排国内的教育和工作，从而教育程度较高，也有珍贵的工业生产/管理的经验。这些人由于有海外关系，在历次运动中吃足苦头，WG结束后，政府同意他们全家出国，回去原居住国。这些家庭先到香港等待原居住国发给签证，到港后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从此滞留香港。香港的工厂大批迁入内地后，这些人屈就到香港的工厂，担任技术工人或基层管理人员，对港商扩大产能升级管理，贡献很大。
香港的文化面貌，一向比较百花齐放，兼容并蓄，100年前就有十几种不同文字的报刊发行，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国学)的延续也比较好，甚至在1920年代港英为了抵抗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主动提倡文言文，所以到了1980年代粤语流行曲风行时，曲调是抄美日流行歌曲（以日本为主），配器由菲律宾人打理，填词是香港词作者，用的粤语是“三及第”（带文言文风格的书面粤语为主，配以港腔广府俚语，英文）。
（二）
香港回归后，董建华时期最大的争议，肯定是“八万五”了。
董建华97年的施政报告里，雄心勃勃提出“八万五”，就是每年私屋（商品房）、居屋（经适房）共推出8万5千个单位；其中不包括公屋（公租房），但提出排队入住公屋平均时间由6年缩短到3年。自80年代后期以来直到97年，香港私屋楼价暴升10倍，1991年还是千把块1平方英呎的楼，97就升到万把块1呎。98年金融风暴后，楼价开始下跌，2003由于SARS跌到谷底，有的楼跌去60%，直到2011年后又有许多楼价超过97了（这要“归功”于曾荫权，后文再说）。有部分香港民间人士认为，如果当年坚持8万5，今天楼价就不会又飙上来，楼价会稳定在一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中等价位。现在害得许多人须住笼屋、劏屋、板间屋(就是大陆的“蚁居”)，是楼价回弹太甚。
这个“八万五”，要公允地看。
首先，“八万五”这个数字，是在彭定康当港督的后期，港英政府的官员拟定的。董伯想“新官上任三把火”，又迷信了英国专家的规划。
其次，“八万五”不是脱离实际而过高的目标。直到今天，香港尚有44万个家庭购买经适房，70万个家庭（约200万人）租住在公屋，这样相加，已经是香港人口的一半了。如果香港的私屋价格能降下来，就有更多的家庭会离开公租房，去购买自己的商品房（经适房和公屋居住环境较差），实现“有产”之梦。
香港的风俗，新婚夫妇希望能与长辈分开居住。目前香港一年的登记结婚数量，接近60000对，这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丈母娘刚需”。
香港最近几年的新出生人口数，大约是每年9万人左右（根据幼稚园入学人数推算），20年后到了婚嫁年龄，去掉丁克一族（同时也有外埠新娘/新郎加入），每年30000对，那肯定还是有的。
香港虽然不断向外移民流失人口，但现在中国公安部每天发放“单程证”（大陆居民移民香港的第一步）150张，折算下来香港至少接纳50个家庭。目前能被香港接纳的大陆新移民，非富即专，多数有能力立刻购买商品房，这能够抵消流失人口的负面效应。
同时，买房投资，一直是香港有一定经济能力市民的第一理财方式。商品房是经过私企精确市场预测才开发的，一经推出，基本是卖得掉的。
从这几条看，“八万五”并非天方夜谈，只是出现在不适当的时机，或者说没有见势不妙，及时调整。如果一看金融危机了，虚张声势，暗暗减少到四万五，那可能是消化得了的。问题是当时中央对港工作，有些迟滞。
当时，社会上的“反8万5”为何成了主流?这些“主流”就是香港的中产阶级，包括在陈方安生领导下同董伯作对的公务员队伍（再加上事业单位，体制内共30万人，涉及至少20万个家庭，因为收入高社会地位高，多数是买商品房的）。香港那50%租住公屋的+购买居屋的底层，都不出声，你房价升也好跌也好，不关我的事。但中产阶级因为楼价暴跌，纷纷跌入破产大军里。一下子就有十多万破产，自杀不断。其实，有香港外籍退休高官说，当时新加坡的楼价（商品房房价），跌得比香港还凶，只是新加坡绝大多数（近90%）公民住在组屋，受波及较小。又说，楼价暴跌，就算没有8万5也一样照跌，因为真正使楼价暴跌的元凶是亚洲金融风暴。
这次暴跌，暴露了香港几个大问题。
首先，是香港严重依赖单一的房地产业，房价一跌，蔓延效应惊人。
其次，是楼价跌下去后，并没有如经济学家们纸上谈兵所说，由于香港的创业成本下降，工商业，尤其是制造业，就会回归------因为香港的创业精神已死。
第三，香港精英（能把持舆论的那些高种姓阶层），在背后地产党的支持下，不是接受新政策各让一步，努力转型，而是千方百计推倒新政策，反攻倒算。2005年，中央终于坚持不住，曾阁老接管香港事务后，180度大转弯，安排董伯告病，曾荫权上台，随后强力收紧批地，刻意长期制造商品房“供不应求”的局面，最终把楼价又推回到1997年的天价水平。地产党不但活了过来，还变本加厉地反扑，把一切失去的财富都要了回去。
市场调研公司“Wealth X”与UBS金融服务公司的共同研究报告显示，当今全球亿万富翁最多的城市为纽约，共96人；其次为75位亿万富翁的香港。
这个榜里的富翁，最低起价20亿美元，榜单平均下来30亿美元。
香港有GOOGLE，阿里巴巴，Facebook，苹果吗？
香港同纽约的政治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不可能比肩而立。纽约是美国的经济首都，完全的自己人。那么香港对于大陆，是什么？
香港能横扫世界无人能及的品牌，大概就是呕心沥血的房奴。
今天的香港，类似于1979年的大陆，当时大陆都是国营企业大锅饭，不可撼动，也不敢改革。所谓开放，就是“绕过存量，主攻增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体制外产值赶上国营企业总产值了，再改造国企。香港要改变地产业吸走一切社会资源的困境，必须先创造新领域新平台，把香港底层人民糊口的任务部分承接过去，然后才能引导房地产业“良性萎缩”。以新加坡的经验来说，即便是地狭民稠，劳动力成本很高的“发达型城邦经济体”，还是可以发展一些高附加值的重化工业的。
香港的经济困境，就是杀死的牛------你看它，你不看它，它都在那里。不及时分解入库，苍蝇天天来叮，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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