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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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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格林伍德与伯明翰监狱12

这一周的周六,金与阿博纳西缴纳了保释金并且离开了监狱。这一次他们在伯明翰监狱呆了将近九天。金出狱之后立刻召开了临时新闻发布会。由于单人牢房不允许使用剃刀,发布会上的金留了一嘴大胡子。这也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留胡子。他告诉记者们,他之所以选择保释是为了与律师们商讨下周一的蔑视法庭罪审判。(他在发布会上并没有提到自己的长信,不过他确实告诉记者们他在牢房里读了两本偷运进来的书,一本是拉尔夫.麦吉尔的《南方与南方人》,另一本是杜博斯的《黑人的灵魂》。)控方共有四位证人,其中三位是律师,他们都证明自己曾亲耳听到金与其他被告鼓动黑人无视法院禁令上街游行。在周一晚上的弥撒大会上,金发表了一篇桀骜不驯的演说,预言自由即将到来。他在演讲当中甚至还全文引用了《星条旗永不落》的歌词。这场演讲基本上没能吸引到外界注意。此时的金看上去简直就像个神经病,正在一头冲向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的现实。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般,一个与金相比更加声名不显的怪人此时也正在另一条平行的道路上艰苦跋涉。金在周六离开监狱时,一位来自巴尔的摩的白人邮差来到白宫大门外,手拿一封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件。他通知总统,自己打算请假十天,从查塔努加一路走到密西西比河。他的前胸与后背将会各自挂上一块标语牌,上面的标语分别是“终结美国的隔离”与“全民权利平等”。这位名叫威廉.摩尔(William Moore)的邮递员向总统提议道:“如果我可以在行程中为你们递送任何信件,我会非常乐意的。”白宫门口的警卫不肯为他转交信件,于是摩尔又潦草地在信上给肯尼迪总统写了一段附言:“继续抗击古巴战争鹰派吧。再去读一读您在参议院发表的越南演讲!”挂着告示牌的摩尔用一辆两轮邮政车推着他的私人物品,在白宫门前的人行道上堵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向了公交站,途中他将信件丢进了邮筒,并且在告示牌上添加了一句话:“密西西比:不成功就成仁。”

星期一晚上,当金正在朗诵《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摩尔已经上路了。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路上的冒险故事:他收养了一条狗并且将其托付给了一个小男孩;查塔努加的某位黑人看到他的新告示牌“黑人白人都在乔家餐厅吃饭”之后十分生气,撕掉了“黑人”一词,告诉他正确说法应该是“有色人种”*;沿途的隔离主义者对他报以怒骂并且向他投掷石块;还有专访记者想要采访他。他从田纳西出发,穿过佐治亚州的一角,终点站位于阿拉巴马。他在高速公路上推着小车赶路的形象想必非常奇怪。起泡肿胀的双脚迫使他赤脚走路,只有在进商店购买食物时才会把鞋穿上。

到了周二晚上,摩尔已经走过了大约七十英里。这时加兹登广播电台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记者在路上拦住他进行了采访。记者问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摩尔说:“我打算走到密西西比州州长豪宅门前按门铃,然后把我写给他的信交到他手里。”这是一封呼吁民权的请愿信,要求巴内特州长“体现高姿态,他不应当满足于眼前的要求,而是应该做出更加慷慨的奉献。”记者又问他如何看待那些声称他不可能活着走到目的地的叫嚣,摩尔回答道他从小在密西西比州长大,“我不相信南方人会做出这种事来,我认为很多这方面的传闻都是瞎编的。”

记者在11号公路靠近阿特拉的偏远路段与摩尔告别,不久后一位过路司机就在一英里之外发现了摩尔的遗体,他的头部近距离中了两枪。附近农民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与记者很快就赶到了谋杀现场。摩尔躺在草地上,前胸后背依然挂着告示牌,口袋里装着五十一美元,写给巴内特州长的信,日记本,以及他向伯明翰和沿途其他城镇给自己预先邮寄路费的收据。在他身边的邮政推车里装着他的鞋子,备用衣服,以及他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信的抄件。

在摩尔走向伯明翰的最后时刻,每晚举行一次的伯明翰弥撒大会正在向当地黑人宣传外地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白人对于伯明翰运动的支持。夏特沃斯将伯明翰南方学院的三名白人学生隆重介绍给了全体会众,这三个人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羞怯地走到了台上。金告诉大家,这三个当中有两人是布道人的子女。情绪激动的夏特沃斯张开双臂,搭在了身边两位女学生的肩头,这一幕看得绝大多数会众忍不住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声欢呼。像这样跨越种族与性别的友谊着实令人惊叹。在现场观察局势的警察则难免感到震惊与厌恶。第二天,两名警探找上了伯明翰南方学院的管理层,后者答应立刻针对这两名女生在黑人教堂的不检点行径采取纪律处分。他们还宽慰警方,三名学生当中的男生萨姆.希拉(Sam Shirah)已经退学了。

到了星期三,摩尔在高速公路上遭受处决式谋杀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各地。记者不久就查清了摩尔的背景。他来自纽约州的宾厄姆顿,曾经是一名身材魁梧的海军陆战队员,之前与家人住在一起。摩尔此前曾经在纽约某精神病院呆过一年多,之后他在1955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禁锢当中的心灵》(The Mind in Chains)。 “我完全按照字面意义理解了从小接受的教诲,”他在书中这样评价他在密西西比州渡过的童年时光。“当这个世界与理想不一致的时候,我认定这个世界是错的,所以并没有根据现实来调整我的行为。”新闻报道提到了摩尔曾接受过精神分裂症治疗,他将自己视为唐吉诃德,他曾在巴尔的摩参与静坐示威并且被捕,邮政局的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个可爱的怪人。这篇报道还引用了摩尔的书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把我送进州立医院的梦想仍然盘踞在我的心中......我的整个未来都掌握在你的手中。我只能奉献出我的生命,是成是败都要由你来为我作出决断。”

在华盛顿,摩尔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信落在了李.怀特手里。他在当天电视新闻发布会之前向他的老板通报了这起离奇而又恐怖的事件。然而当天没有哪位记者问到摩尔,也没人询问任何关于金以及持续了二十一天的伯明翰示威的问题。大部分问题都指向了美苏两国在老挝与古巴的对峙局势。只有一位记者提到了关于民权的问题,想要知道联邦政府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来确保密西西比州黑人的民权。 “这么说吧,”肯尼迪总统回答说,“在民权委员会提供的每一个案例当中,美国政府都已经通过法律手段对于现有局面进行了矫正。”总统本着这一思路继续发表了几句评论,然后就主动提到了前一天晚上的摩尔遇害事件,目的也许是为了给自己的言论提供更坚实的现实基础。 “现在的局面确实非常困难,阿拉巴马州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犯罪,一名邮差试图以非常传统的方式试图来彰显一部分美国公民的困境,却因此而惨遭枪杀。在我看来,在旅途当中遭到刺杀实在是——”这句话说到一半他突然停了下来。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差点就流露在外的个人情绪已经被更加正式的官方口吻取代了:“我们已经向阿拉巴马州提供了联邦调查局的支援……”

总统对于威廉.摩尔之死的评论引发了新闻界的争论:与这个世界的既成局面相比,这位邮递员宛如儿戏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更加疯狂还是更加理智呢?在民权阵营内部,这场悲剧性的“自由之旅”更是成为了直击人心的新闻。摩尔的死重新点燃了两年前第一批自由乘车者在伯明翰长途车站遭受野蛮殴打时彰显出来的牺牲精神。约翰刘易斯带领一百二十五名学生从菲斯克礼拜堂出发来到了纳什维尔联邦大楼,手中高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这次是威廉.摩尔,下次是谁?”以及“摩尔因爱而死,让我们为爱而活,凭爱而行。”另一位曾经的自由乘车者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宣布,他准备从摩尔遇害现场出发,走完死者未尽的旅程,因为他绝不容许暴力获胜。在纽约,詹姆斯.法默召集了平等大会指导委员会,商讨如何回应这第一起平等大会会员遇害事件*。来自亚特兰大非学委的詹姆斯.福曼向宾汉姆顿打电话,询问摩尔的遗孀是否认为她的丈夫会希望学生们继续完成他的行军。黛安.纳什在伯明翰重新启动了电话网络。她与丈夫詹姆斯.贝弗尔都回想起了1961年的那次野餐,当年他们正玩得兴高采烈之时听说了安妮斯顿城外自由乘车长途车遭到焚毁的消息。

贝弗尔为学生举办的下午讲习班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超过了常规的弥撒大会。当天下午在肯尼迪新闻发布会之后,贝弗尔和安德鲁.扬邀请研讨会的学生们继续讨论直到深夜。接下来在圣雅格浸信会教堂举行的弥撒大会可谓人头攒动,以至于消防局长都来到教堂里维持秩序,夏特沃斯还愉快地与他打趣了几句。大会现场的高涨气氛促使夏特沃斯当众宣誓,明天将要前往市政厅旁听蔑视法令审判的所有黑人都将会使用“仅限白人”的水龙头。台下轰然响起了一阵赞同之声。献给威廉.摩尔的致辞让人忍不住流泪,运动合唱团的自由歌曲撼动了整座教堂。然而当夏特沃斯呼吁人们加入第二天的入狱志愿者行列时,刚刚还热烈高涨的气氛几乎一下子就消失了。金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众多人群当中拉出来几十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来自研讨会——换句话说就是中学生乃至小学生。金一再解释说,尽管他非常欣赏这些孩子们情愿受苦的精神,而且他也希望年青一代的崇高榜样能激励他们的父母,但伯明翰监狱实在不是未成年人应该呆的地方。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半天,但是好些三四年级学生依然拒绝坐下。

通宝推: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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