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2姓氏宗族家室 1： 序 一、姓 -- 桥上

四、伙婚制、一夫多妻制、媵制、嫡庶制

伙婚（communal marriage或group marriage），或译为群婚，是在第一种“gens”——母系“gens”时代早期流行的婚姻制度。是某一年龄段一“伙”女子（不必是姐妹），与相应年龄段一“伙”男子（不必是兄弟）之间的、多妻对多夫的婚姻关系，那“伙”女子都属于某一“gens”，那“伙”男子则都来自她们“gens”以外。

另外，我猜测，那“伙”女子相互间的称呼类似姐妹，但实非姐妹，后世有可能转化为姐妹，那“伙”男子亦当类似。杨伯峻先生注《成十一年传》“吾不以妾为姒”云：

姒，据《尔雅?释亲》，有二义。《释亲》云：“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同出”，同父所生也，孙炎、郭璞解为“俱嫁事一夫”，误。“姒娣”第一义相当于“姊妹”。据《尔雅》，“姊妹”为兄弟对女兄弟之称呼，“姒娣”则是女兄弟间相互之称呼。其实，女兄弟间亦可称“姊妹”，《诗?邶风?泉水》“遂及伯姊”可以为证。男子于女兄亦可不称“姊”而称“姒”，《列女?仁智传》“鲁-公乘姒者，鲁-公乘子皮之姒也”可以为证。由此义引申，《释亲》又云：“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此“姒”即“姒妇”之省称。“娣姒”第二义即相当于“妯娌”。此处，穆姜为兄妻，声伯之母为弟妻，而穆姜称之为“姒”，与昭二十八年《传》叔向之嫂称叔向之妻为“姒”相同，故孔《疏》云，虽是弟妻，年长于兄妻，兄妻称之为“姒”。妯娌之间，年长者为姒，年幼者为娣。姒娣依妯娌本人年龄，不依其丈夫年龄。此说与“姒娣”之为“姊妹”本义相合，甚有理。（（p 0852）（08110301））（077、080）。

以上“姒娣”与婚姻有关，恐怕最初本义就并非“姐妹”，而是我前面猜测的伙婚制下“gens”中同一“伙”女子间的相互称呼。

伙婚制几经演变，最终演变到一夫一妻制。由于一夫一妻制是随父权制产生而确立的，则保留了过去制度下对男性尤其男性统治者有利的部分，只增加对女性的限制，于是有男性（主要是上层）单方面的伙婚：一夫多妻制。

而在周代以降的中国，统治者在借鉴伙婚遗俗，一娶一“伙”之余，还搞出了新花样，就是“媵”制。

关于一夫多妻制与伙婚（群婚）的联系，杨堃先生曾有概括如下：

多婚制（Polygamy），包括一夫多妻制（Polygyny）和一妻多夫制（Polyandry），它是伴随着父权制和私有制的发展，而出现的例外的婚姻形式。但一妻多夫制只在个别民族中出现，也可能是和母权制的残余有关。

一般只有占据特殊地位的人物，如家长、部落酋长或氏族族长，以及后来的富人、贵族、国王，才过着多妻的生活。而对于绝大多数的男子，却只能过着一夫一妻制生活。

最初出现的多妻制，一般为妻姐妹婚（Sororate），似带着古时群婚制的烙印。我国古代的媵制和当代独龙族的“安尼难”婚制，均属此例。在盛行买卖婚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多妻制，往往是诸妻平等，并无妻妾之分。

（《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p 240）。

杨堃先生曾是法国人类学家莫兰言的学生，专门撰写过《莫兰言研究导论》。而莫兰言先生曾发表过《中国古代婚制》、《中国古代之媵制》、《封建中国的一夫多妻制与姐妹共夫婚》等论文，相信杨堃先生对这方面一定有特殊的关注。

妻姐妹婚在很多民族都曾存在，其遗迹一直延续到现代，有个现成的例子，就在咱们嘴边：“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达坂城的姑娘》）。

但“媵”制并非一般的一夫多妻制或妻姐妹婚，而是当一家嫁出女子时，除本家外，还有另外多家送来女子加入被娶那一“伙”的制度。在《礼记?曲礼下第二》里曾提到“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备，具也，咸也，此意为周天子之多妻不仅为自己享乐，还有要和所有各“姓”各族各处各家都搞好关系的含义，那些诸侯的多妻也当包括与此类似的动机，这是“媵”制产生的背景，也是姬“姓”周家的传统。

因此，才有朱凤瀚先生所言：

姬姓族从其形成之时起即与姜、姞等异姓亲族同居共处，并累世联姻。此种关系无疑地促进了姬姓族与异族间的文化交流，并且对姬姓族本身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姬姓族虽然始终是周民族中的主干，但其血亲独尊与排外意识并不十分强烈，而能够在政治上与异姓亲族相亲善。西周初期分封制中对异姓诸侯的分封，诗经中姬姓族对其女性祖先的追颂，皆其例。甚至直到春秋时代，甥舅之国的亲近感还存在于姬周王室观念中，更是此种心理的反映。（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p 234《第二章：西周家族形态?第一节：关于周民族的形成》）。

以上朱先生所言主要涉及正妻，其实姬“姓”周家与之累世联姻的，尤其是后来靠非正妻所联姻的，恐怕远不止上面姜、姞等几“姓”，没有“百姓”也有十几“姓”。这种联姻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媵”这种方式，因为靠这种方式，一次才可以和多个重要家族联姻。

在此背景下，“媵”出的女子既在被娶那一“伙”中，虽非诸妻平等，但由此产生的甥舅关系却是被认可的，而且只要她们生出的“甥”有出息，就可能会回馈她们娘家，“甥”也大都有回馈“舅”家的自觉性。《左传》中多次提到的“甥”，当有不少都是从不同地方（不同诸侯那里）“媵”来的女子所生，例如：

鄧-养甥、聃甥帅师救鄾。（《桓九年传》（p 0125）（02090202））（018）。

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庄六年传》（p 0169）（03060301））（025）。

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矣。（《僖十年传》（p 0335）（05100303））（037）。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僖十五年传》（p 0360）（05150408））（037）。

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襄十九年传》（p 1046）（09190104））（101）。

十年春，邾隐公来奔；齐甥也，故遂奔齐。（《哀十年传》（p 1655）（12100101））（136）。

以上只有骓大概是一般的“氏”族，养、聃、邓、吕、郑、齐都是当时的诸侯，这些“甥”则为重要的大夫乃至国君，其中第一、二条中邓国的“三甥”恐怕最多有一位不是“媵”来女子所生，第三、四条中的“吕甥”当亦非夫人所生，第五条中的“郑甥”估计也非夫人所生。而且，既然那些“甥”对女子所出诸侯（他们“舅”家）的特殊感情在当时被赞许，“甥”也就会受到“舅”家支持，像上面最后那条《左传》中的例子，那是“奇货可居”啊。

类似的还有：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庄二十二年传》（p 0222）（03220105））（016）。

申侯，申出也，有宠于楚文王。（《僖七年传》（p 0316）（05070202））（040）。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齐，齐出也。展舆，吴出也。（《襄三十一年传》（p 1189）（09310801））（122、090）。

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昭四年传》（p 1252）（10040304））（108）。

以上蔡、申、齐、吴也都是诸侯，所谓“出”也是指这几位国君或大臣或公子是他们那儿的女子所生，其中的陈厉公和“去疾及展舆”中的一位，则当为“媵”来女子所生。但即使是“媵”出女子所生，那也是“甥”，诸侯也支持，不会是赔钱买卖。

这样说来，“媵”制并不能和中国古代一般贵族的一夫多妻制划等号，恐怕亦不能与一般送女陪嫁划等号，“媵”制应是专指：为通过甥舅关系与异“姓”上层缔结坚实的血缘纽带，当一家诸侯（本段中及以下的“诸侯”这个词或者包括了某些重要卿大夫——也是“氏”族族长）娶另一家诸侯的女子时，另外还有多家各据一方的诸侯“送”女子到出嫁一方诸侯那里陪嫁，成为嫁出那一“伙”女子的一部分。之所以这么说，也因“媵”字的来历，据《汉语大字典》“?[亻灷]”：

《说文》：“?[亻灷]，送也。从人，灷（zhuàn）聲。”段玉裁注：“????[亻关]（?[亻灷]之异体字），今之媵字，《释言》曰：‘媵，送也。’送为媵之本义。以姪娣送之，乃其一耑（端、专）耳。《公羊传》曰：‘媵者何？诸侯取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是也。今义则一耑行，而全者废矣。今形从女者，由一耑之义独行故也。”

下面是“送”金文和籀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六三：

下面是“媵”金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二四二、五一三：

两相对比，可见“送”字与“媵”字有相同构件，即“灷”（zhuàn），这是两字的声符，反映两字读音相似，加之两字含义接近，可说渊源极深。而且，甚至“媵”这个字也可能是在意义转变后新造出来的，所以其构形还在“塍”、“賸”与“媵”之间犹豫不定，反映陪送财物（賸）和陪送土地（塍）在当时也很流行。至于“塍”、“賸”与“媵”诸字中的“月”旁，其实是“舟”，与“灷”合组成复合声符“朕”，见于几个常见字：腾、滕、藤、勝；本义为“舟缝”，在这些字中没意义。当然，最终固定为新的“媵”之后，“媵”字的含义又向“一耑”方向有新扩展，衍生出名词的“陪嫁女子”、“妾”乃至“美女”之类意思，则是后话了。

所以，谢维扬先生才会认为“卿大夫婚姻没有媵制”（《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p 041），其实怕只因卿大夫的陪嫁女子大多不需从远处“送”过来。

亦因此，女子出嫁陪送的人员和物品也会被称为“媵”：例如“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僖五年传》（p 0311）（05050803））（032），“媵”的是人（还是男人）；例如很多青铜器明确自名为媵器，“媵”的是物；这些，都用的是“媵”的本义——陪送。

在《春秋经》和《左传》中，出现“媵”的还有下面七条，“媵”出女子的也都是诸侯：

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庄十九年经》（p 0210）（03190003））（026）。

卫人来媵。（《成八年经》（p 0836）（08080011））（084）。

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成八年传》（p 0840）（08081101））（084）。

晋人来媵。（《成九年经》（p 0841）（08090006））（084）。

晋人来媵，礼也。（《成九年传》（p 0844）（08090601））（084）。

齐人来媵。（《成十年经》（p 0847）（08100004））（084）。

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襄二十三年传》（p 1073）（09230301））（104）。

以上第二三四五六条都说的是与鲁国“伯姬归于宋”相关的送女陪嫁，“伯姬”就是第三条里的“共姬”。其中首先反映，各家诸侯“来媵”的时间并不一致，不非得与伯姬出嫁同时，恐怕鲁国的陪送女子也不一定都同时送过去，至少依妻姐妹婚之例，可能会在正妻死后另送正妻的某种妹妹或侄女过去续弦。而其中第五条“齐人来媵”还反映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当然齐国和宋国也不能同姓）。而第七条情形更特殊，嫁女的“晋”与嫁入的“吴”竟然同姓（反映当时“姓”之“别婚姻”功能的退化），但来“媵”的“齐”也是异姓。

异姓“来媵”的例子谢维扬先生也曾提到：

周代媵制在金文中可以得到证实。如《许子妆簠》：“用媵孟姜、秦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179页。）《叔姬簠》：“曾候作叔姬、邛芈媵器?[将/鼎]彝。”（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165页。）这两则材料，都是反映了一次婚姻有两位女子出嫁。秦嬴、邛芈应分别是孟姜、叔姬的媵。（《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p 040）。

这里被“媵”的女子就与正式出嫁的女子并不同“姓”。

还有，《僖十七年传》中提到：“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p 0373）（05170501））（042），其中宋-华子应该也是“媵”来的，但与上面三位夫人都不同“姓”。

因此，“媵”制是非常松散的制度，未必有一定之规，甚至未必真有什么正式的“媵”制，无非是各家诸侯的政治联姻和排场以及传统而已。

只是，在“媵”制下，当某家诸侯和一家诸侯联姻时，同时也和另外好几家诸侯联姻，就形成了多家诸侯家族间累世互为甥舅的联姻网，周天子也统称所有诸侯为“兄弟甥舅”，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重要背景。

自然，正式出嫁女子的娘家一般并不只嫁出一位女子，诗云：“诸娣从之，祁祁如云。”（《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57）《大雅?荡之什?韩奕》）、“娈彼诸姬，聊与之谋。”（《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55）《邶风?泉水》）、“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82）《卫风?硕人》），《僖二十三年传》有“秦伯纳女五人”（（p 0410）（05230608））（038）、《周易?归妹?初九》有“归妹以娣”，都反映娘家跟着出嫁的不止一位女子。而“媵”出女子的那些诸侯也当会如此。他们都是盼着在对方那里能生出尽可能多的“甥”来呢。

同时，一起被娶的那一“伙”女子未必同辈，所以《周易》云“帝乙归妹以祉（姪），元吉”（《归妹?初九》，据高亨先生的论证：《周易古经今注》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卷一》 p 155）、《公羊传》云“以姪娣从”（《庄公十九年》）、《襄十九年传》云“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姪鬷声姬，生光，以为大子。”（（p 1048）（09190501））（090）、《襄二十三年传》云“初，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p 1082）（09230506））（105），都反映当时对辈分并不十分在意（也反映伙婚时代的“姒娣”与姐妹不必是一个概念），在意的是年龄合适，也是希望能生出尽可能多的“甥”来。

另一方面，由于“家族共同体”制的格局，对于娶入女子的诸侯——“公”而言，也会努力生出尽可能多的“甥”来，因为只有生出尽可能多的“甥”，其手下的直接武力——“公族”，才会更强大。《左传》中常常提到的一种特别的以已逝诸侯的“谥”命名的“族”，可称“谥”族。这种“谥”族，是“公族”的一个分族，是由该诸侯（除下任国君以外的）所有儿子（很多都是别家诸侯的“甥”）及其后裔为骨干组成的，但不是“氏”族，亦非“gens”，应该聚居在一处，估计称“族”即为此。

或者说，国君手下的直接武力——“公族”，就是由几任国君（包括当任国君）生出来的若干这种“谥”族组成；所以，“甥”的数量，和诸侯——“公”直接掌握之武力的强弱，有正相关的关联。

于是，另一项中国特色也和这个“媵”有关联，就是系统的嫡庶制。谢维扬先生指出：

从目前人类学界对世界各民族亲属制的研究来看，嫡庶区分范畴一般不被人注意，因为许多民族的亲属称谓制中没有这一范畴。克罗伯和冯汉骥就都没有提到这个范畴，但它在周代亲属制中是存在的。嫡庶之制是一夫多妻制的产物，它只涉及男子的配偶及其子女。因此贯彻嫡庶区分范畴的称谓也只有两类：一是男子配偶称谓，有嫡妻、嫡母与庶妻、庶母的区分；一是这些配偶的子女的称谓，有嫡子孙与庶子孙的区分。母弟是依己身的嫡庶为嫡庶的一种称谓。宗子原则上应是嫡长子，在特别情况下由庶子充当时，亦取得嫡长子地位，故宗子实际上也是嫡子称谓。（《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p 093）。

在那时，在“家庭共同体”制下，即便不是宗子也可能有一定地位，所谓“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601））（083），那些宗子以外的余子常有几位会成为下一级“家族共同体”的族长。这样一来，每家诸侯族中大都有好几位具不同强大背景的“甥”，身居要地，掌握着只效忠自己的武力。所以，那时系统的“嫡庶之制”，就不仅是“[COLOR=blue]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还是“家庭共同体”制与“媵”制的共同产物：

在“家庭共同体”制之下，族长就是“君”，族内其他人都是“臣”，包括那些实力强大大的下一级“家庭共同体”族长——下一级的“君”。同时，在同一“家庭共同体”内，“君”与“臣”的地位又天差地别，于是才有了系统区分嫡庶的急迫必要性。

而在“媵”制下，每一位“媵”来女子和她儿子的身后都站着一家诸侯，这些诸侯的家族与“媵”出女子所嫁入那家诸侯的家族又往往世世代代互为“甥舅”，干涉起“内政”来那是名正言顺，其例举不胜举，可不惧哉。

2018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