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浅论意识形态的理论 -- 土地革命

5.中华文明治理的有效性和可移植性

介绍了中华古典文明之后，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以治“欲”为核心的中华古典文明是否真的能有效治理。第二，中华古典文明使用的“教法礼乐”是否能移植到其他意识形态上。这两个问题，我将以历史来解答。

第一个问题，中华文明是否能有效治理社会。我们选取中华第二帝国建立过程来说明其有效性。

自黄巾起义后，秦汉第一帝国崩溃。之后出现四百年的乱世，直到隋唐第二帝国建立，中国大地才重新获得秩序。而走出乱世开创第二帝国的出发点——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一次标准的儒家改革。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政治上：改革官制议定百官秩品；颁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整顿吏治，以政绩升迁或降级；变革税制，统一税制。经济上：施行均田制，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文化上：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

孝文帝以周礼为参考对象，先用“礼法”，定百官秩品，再确定俸禄。如此就有了一个不贪婪的官僚组织。之后以官僚组织，一边推行均田，一边替代地方豪强。这样就让国家的管理能力大幅提高，缓和了阶级矛盾，恢复了社会生产力，整个国力显著提高。在改革之前，国家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官员的薪资不是唯一的，在宗主督护制下，官员是可以自行决定收税。这样官员与宗主督护大量勾结，阶级矛盾严重，社会发展停滞。孝文帝使用有礼法管住官僚，就打断了宗主督护的保护伞。下一阶段，孝文帝以经济为突破口，以农业公有制取代农业私有制，打垮了宗主督护的经济基础。之后使用三长制让国家官僚彻底取代他们。

孝文帝改革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不过也留下了大量漏洞，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第一，俸禄制后，得罪了中下层军事贵族。这些军事贵族发起了六镇起义，毁灭了北魏。这个漏洞后世西魏宇文泰通过府兵制度得以解决，用府兵来取代中下层军事贵族。第二，门阀贵族垄断了官僚，则导致中央官僚腐败堕落。这个漏洞，后世隋朝杨坚通过科举制得以解决。第三，门阀贵族因为教育优势，适应科举，进而垄断官僚。这个漏洞，后世宋朝宋仁宗通过兴学运动，得以解决。通过兴学运动，打破了门阀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这样门阀一去不复返了。

应该说第一帝国的崩溃根本原因在于门阀贵族干政。门阀贵族政治最终结束于宋朝初年。这一历史的进步由包括孝文帝，宇文泰，杨坚，李世民，宋仁宗等多位不同时代的政治家共同完成。

我们把这些治理过程串联起来就可以明白中华古典文明治理体系的精髓。

宋仁宗使用教化工具培养了大量平民官僚。隋文帝杨坚使用科举制度选拔了具备儒家思想的官员。孝文帝用礼制解决了社会分配问题。李世民主持编写了唐律疏议使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孝文帝等多代统治者都使用了“乐”的工具推行了儒家文化安定了社会。从孝文帝到宋仁宗，中国统治者们充分使用教礼法乐工具推行古典儒家治理体系，最终结束了门阀政治的乱世。

为什么要说第二帝国建立史。其实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抽象思考。在中国大一统国体下，皇帝及其政府机构代表政治力量；地主阶级可以理解为“土地资本家”。此时，政治力量和土地资本开始了简单的分化，封建时代，掌握土地资本的豪强可以和中央政治力量进行抗衡。大一统帝国限制了土地资本的过度集中，但是只要土地资本发生过度集中，土地资本家也是可以和地方政治力量去抗衡的。第一帝国的崩溃来自于土地资本家的过于强大。即地方豪强和门阀势力占据国家统治地位。而第二帝国的建立的过程，正好是建立在打击土地资本家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中华第二帝国建立史，对治理资产阶级的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而治理资产阶级真是我们当代最紧迫的事情。

第二问题，“教礼法乐”在其他意识形态中是否有如此有效。我选取了日本军国主义崛起来说明意识形态工具的通用性。

日本军国主义，起源于日本明治时代末年，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就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重大人类灾难。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原因很多，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教礼法乐”意识形态工具在传播军国主义上的明显作用。

日本原本的宗教信仰是多种的，佛教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在明治天皇的授意下，日本官方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和对本国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神道教认为，统治世间万物和天上众神的天照大神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这种以神话传说为根基、对于本民族优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见。日本的特殊之处，是在1880年由政府颁布“诏书”中，把传说拜为国教，并在随后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

更重要的是明治把此国家使用政权力量强行在全民灌输，进行全民的军国主义教育。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这就把武士对豢养自己的大名(将军)尽忠兑换成军队对天皇的尽忠。1890颁布的《教育赦谕》把武士道精神从武士扩展至全体国民。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这等于规定了对内对外的双重道德标准，对内恭俭礼让，有仁爱之心，对外则只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的非人类的决绝。

军国主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是明治建立了非常有特色的军事学校。从这里走出的军人日后成为日本法西斯的核心。

1869年，明治天皇在与集议院（相当于临时议会）议员就陆海军政策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提出创设陆海军学校。同年，兵学寮在大阪成立，成为日后创立的各类陆军学校的母体。随着征兵制及国家军队体制的确立，陆军教导团、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陆军户山学校等教育机构作为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分别从兵学寮中独立。1874年，培养初级军官的陆军士官学校正式成立；1882年，专门培养高级参谋人才的陆军最高学府——陆军大学成立。

自此，“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陆军大学”这样一条日本陆军军人的主要培养和晋升途径形成。只有在这三级军事学校接受完整的军事教育，才能通往陆军高层，这就是日本陆军的精英教育体系。活跃于侵华战争及二战时期陆军军官的中坚分子，大部分经由这三个层级的学校，一路接受军队特有的精英式教育，最终进入日本陆军的决策枢纽。其中较为熟知的有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石原莞尔、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等。

需要指出由于明治维新的改革不彻底性。平民阶层晋升机会稀少。而军事学校和军队体制是平民跃升的主要机会。这就相当于把中国的科举变成了对外军事侵略。

除了人才培养和晋升上全面倒向军国主义。明治天皇也通过财政手段助长于军国主义。

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陆、海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补充造船费用。这些投资最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得到回报。马关条约中国赔款日本白银两亿三千万两,这个数字是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几十倍。这样的获得进一步助长了军国主义的气焰，让日本进一步陷入军国主义深渊中。

可以看到，以明治为首的日本统治阶级充分使用教育，经济分配，人员升迁，法治和社会文化改造了整个日本社会，让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发展成军国主义国家。“教礼法乐”意识形态工具在东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发挥了作用，可见其通用性。

除出东方国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使用“教礼法乐”工具为资本主义服务。例如西方经济学都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配合所谓自由主义成为人文的显学。统治者强力在全社会推广学习。之后统治者有从学习这些显学的人中选取人员组成政府成员。美国经济学萨缪尔森有一句名言：“只要让我编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制定法律”。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学教育与选拔机制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统治者还用以私有财产保护为核心的私有法权来捍卫资本主义。同时在全社会推行拜金享乐主义，为资本主义服务。

资本主义的“教礼法乐”工具最突出的体现是我们熟知的香港问题。英国人熟练使用了意识形态工具打造了香港废青一代，危害了香港的长期稳定。

下面还有一个小问题。除了“教礼法乐”，意识形态工作是否还有其他工具？答案是有的。

例如组织生活就是一种非中华起源的意识形态工具。组织生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伪君子问题。伪君子问题映射到机器学习视角就是过拟合问题。一些聪明人在长期学习后，发现了监督学习的要点，可以在所有被监督的情况下做出与期待相符合的行为，而在没有监督情况下做出不符合期待的行为。在机器学习中，科学家常用增大数据搭配集成学习与复杂度检测搭配早停方法来缓解过拟合。其中集成学习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就对应于组织生活方法。集成学习就是组合多个弱监督模型以期得到一个更好更全面的强监督模型，即当某一个弱分类器得到了错误的预测，其他的弱分类器也可以将错误纠正回来。与之对应的组织生活，就是通过长期的持续的过集体组织生活，让每个成员长期相互监督验证，即使其中有人意识形态相对较弱，也可以在集体组织下被其他成员所纠正。

例如回教中有“一个回回是假回回，两个回回是真回回”的说法。一个回教徒其本身信仰可以是薄弱的，但当多个回回一起过宗教组织生活时，他们就会互相监督，用教法来纠正每个个体的信仰薄弱处，从而达到信仰的坚贞。除了回教外，基督教等西方宗教也存在类似组织生活集成学习的方法。我们熟悉的党内组织生活本质也是一种集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