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没有156项工程，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有可能比真实历史更快。 -- 乾道学派

在建国初期，华北制药、东北制药、新华制药、太原制药并称为国有药企的“四大家族”，这四个中国老药厂改善了国家缺医少药的窘迫局面，也成为了新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路上不可或缺的鲜明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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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初立，山河重建。

然西方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让彼时的新中国又蒙上了一层尘：当时我国烈、急性传染病广泛流行，人口死亡率为25‰，儿童死亡率高达130‰，孕产妇死亡率达万分之150，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面临诸多困难。而且我国那时的制药工业主要是生产制剂，原料药很少，据记录，1950年我国只能生产原料药几十吨。各药厂所需的化学原料，90%以上依靠从国外进口。

这时候的新中国一药难求，价比黄金贵。民间流传：黄金有价药无价。

面对旧中国的医药工业落后，党和国家深切意识到，中国必须要建属于自己的“大”药厂。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一五”计划是指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简称“156项工程”。

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地方病、传染病，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了制药工业以发展原料药为主的方针。基于国内抗生素生产无法满足人民的医疗需求和抗美援朝的战争需求，加上抗生素进口渠道被西方国家封锁，抗生素生产被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重大工程之一。

作为“156项工程”名单中唯一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从建设之初便肩负了“救国救民”的重要使命。

在那个吃喝都困难的年代，国家却以举国之力，为华北制药厂三个项目注入投资7588.3万元，足可见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资金有了，为难的是选址。由于抗生素厂和淀粉厂对厂址有一系列要求：要有丰富优质的水源，有足够的电力、蒸汽供应，接近原料（主要是玉米）产地，要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有一定工业配套能力。北京、上海、大连、沈阳、青岛等城市都被相继淘汰，最后国家将视野转向了交通枢纽石家庄。

时任山东新华药厂生产科科员的刘太元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们从大石桥出发一路东行，路旁只有两排稀疏低矮的店铺，再往远看，尽是茂密的玉米地、棉花地。快到北宋村西时，转而往北，走到现在和平路附近的位置。望着脚下平坦、开阔而肥沃的土地，我们认定这里“很好很合适”。

最终“国际庄”凭借优良的能源、交通、气象条件，成功杀出重围。

当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都十分关心华药项目的建设，曾表示“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厂子建好。毛主席也曾专门指出，“你们需要搞得再快一点。”

为了不负国家嘱托，五年时间，建设者们通宵达旦，睡通铺、啃窝头，人拉肩扛，日夜奋战。

仅1958年，淀粉厂、抗生素厂、玻璃厂就相继建成投产，创下当年“华药速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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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建厂遇到的波折，与后面经历的故事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在抗生素问世以前，人类一直未能拥有高效治疗细菌性感染且副作用小的药物，如果有人被细菌感染，那几乎就意味着死亡。

当时国内青霉素菌种选育事业起步较晚，进口菌种昂贵的价格和水平极低的发酵单位，让华北制药厂下定决心：不靠国外，我们自己搞！

一场大规模生产抗生素的会战，在这片热土旋即展开。

然而华北制药的提议，遭到了前苏联专家的否定，甚至断言“选种只有科研单位才能完成，你们不可能”。

1956年，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的陶静之，结束了在上海三药两年的实习。

她不信邪，一回厂她便主动请缨，领受了选育青霉素菌种的艰巨任务。

突破重重技术封锁，一次次失败后爬起来。终于在1958年12月陶静之和她的伙伴们成功选育出我国第一株青霉素菌种，甚至发酵单位比进口菌种还提高了34.6%，打破了苏联专家的断言。

从此，我国不能选育菌种的历史被华药终结。

曾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迅速降至6角钱。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此后华药支援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抗生素生产，开创了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生产的新纪元。

到1957年，全国已有药厂181家，能生产的原料药达194种，化学制药工业六大类（即抗生素、磺胺、解热药、维生素、地方病用药、抗结核药）计划品种的总产量达到2196吨，制药工业总产值达到15.3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5%。

华药改变了新中国缺医少药的现状，让我国医药工业初步摆脱了依赖进口原料药的落后，也因此获得了共和国的“医药长子”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