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金克木：《天竺旧事》佛涅槃地的现代鸟巢禅师 -- 抱朴仙人

四十年代的印度火车的客车是分成一节一节封闭的车厢；车开动后，各节就自成天地，只靠拉链和车上管理人员通紧急情报。车厢还有专用的，如“妇女”车厢和“面幕妇女”车厢之类。头、二、三等车厢有严格分别。三等车厢是“统舱”式，多半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大家挤在一起席地而坐。老甘地是乘这种三等车的。他一上车就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打开手提式纺车，不停地纺纱。到了下车时，若是大城市，自然会有专人和专车迎他下火车单独行 动。他是特殊人物，有这种特殊行为。其他大名人都是乘头等车厢旅行。

为了一些身份不便乘三等而又不愿花钱或花不起钱乘二等的客人，铁路公司特意设了一种二等半车厢，取名为“中间”车厢。其实这才是三等车，那名为三等的实际是四等。这种二等半车厢的容客量比二等多，比三等少，各路和各车次也不相同，不过都有长板凳，甚至有的(如特别快车)只容纳十人左右，凳上铺一层垫子，成了次一级的二等了。工资不高的职员和知识分子大半搭这一等车。我正是这二等半车厢的乘客。

有一次我进了一节二等半车厢，里面还空无一人。我因为走长途要过夜，找了个方便偃卧的位置，放好行李。还没有过一分钟就又上来一个人。

这时正是傍晚，矇眬中只看出是个男的，戴着遮阳软木头盔，上身一件卡其布衬衫，下身一条短裤，穿着长袜和皮鞋，仿佛是军人，但可以断定他决不是军人。他放下手提皮包，坐下，向我打量了一眼。大概也是矇眬中看不清楚，但有所觉察，便突然说了一句英语：

“哈啰!我可以请问你是什么‘卡斯特’吗?”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是中国人。”

他一跃而起，走过来，伸出手来，“中国人，好朋友，我们彼此可以做好旅伴了。”

他问的“卡斯特”，这个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词本是外国人用的词，却成为专指印度“种姓”的国际通行语，转过来又在印度也流行，成为他们古今各种说法的统称了。中国用汉语中由印度传来的古术语译为“种姓”。《列子》张湛注里已有了这个词，可见当时也已经超出了佛教界，但未通行。这个外国词的现代印度用法不完全相当于历史上有发展的同性质的各种词。其实涵义虽多，指的却是一件事：身份。人是分门别类的，来往交际必须首先“定性”，到处一样，不过印度有这个统称的词便于指明而已。我对他的回答是足够鲜明，可供理解的，至于怎么理解就随他的便了。若回答说，没有“卡斯特”，那倒是不明不白，反而要招来麻烦。“卡斯特”是天生的，怎么可以没有呢?

我没有问他的“卡斯特”，不必问也知道。他这一问就露了底，还不用考察他的一身打扮。他不会属于印度的几大类“种姓”，如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之类；很可能是个所谓基督教徒，或则本来属于什么不太高级的“种姓”。他那样冒冒失失地问我，也是先有估计的。这一问一答就是“心照不宣”，彼此彼此，可以交朋友了。“中国人”这个词是不分什么种姓高低均可之意。

于是他的话滔滔不绝，从天气到火车误点，种种闲谈，却没有一句着实的话，全是无关紧要用以消磨时间的闲话。我真佩服他能说这么多废话，还说得那么认真。听着，听着，天一黑，车一开动，我迷迷糊糊睡去了。

夜里到一个什么大站时，我被扰攘的人声惊醒，睁眼一望，还是面前坐位上有一个穿“短打”的人，以为没有变化，又闭上眼睛。

天亮后，又到了一个大站，我忽然听见车厢外有人叫喊：“少校!少校!”我完全醒过来，应当出去找自来水龙头洗脸漱口并找点东西吃了。

对面坐着的人也站了起来，竟是一位服装整齐的军人。明明昨晚的人不是这样神气的，什么时候“掉了包”，我竟不知道。好在我的大行李卷(印度叫法是“包揽一切”，被褥衣服都可以放进去的帆布大口袋)和小手提箱都还在。

他对我略一打量，用英语说：

“早安！中国人？”

“早安！中国人。”我回答。一点没错，换了人了。

车上的人探出头去，车下的一个兵士模样的人果然是在找他。

车再开行时我才也打量他一次。英国式的军衔符号不那么容易辨认，特别是在战时；不过我敢断言，他不是少校，最多是个中尉。据说印度军中高级将领和指挥官全是英国人。印度人当军官的最高级只有一位少将，还是战时才升的。校官很少，而且校官也不会来坐二等半。显然“少校”是那个军士的“恭维”称呼，抬高他的身份，好比炊事员往往被称呼为“摩诃罗阁(大王)”，车站上叫卖“印度教茶”的都算是“婆罗门”。

这位军人到底是受过英国训练的，不像先前那位那样废话连篇。简短的谈话，使我知道了他是休假探亲要回南印度马德拉斯去的。

“你觉得印度天气怎么样？”他发问。

“不那么坏，只是稍微炎热一点。”我客气地回答。

“比非洲沙漠好多了。”他微笑了一下，没有多说。

原来是蒙哥马利元帅部下的印度军，打败了纳粹元帅“非洲沙漠之狐”隆美尔的，真是失敬得很。当然，军事秘密我也不便多问。

车厢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沉默比谈话更占统治地位。他也中途下车了。

二等半车厢是个“中间”地带，上中下三等人都来，最便于观察行人。当然也最杂乱，容易出事。

有一次上来一个中年人坐在我身边，和我攀谈。当然还是从中国人谈起。这位先生大讲中国的抗日战争，好像对新闻很熟悉。他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竟然不是我，而是他，大作战争宣传引起全车厢人的瞩目。

“现在英国承认中国是盟国了。别忘了，印度也是中国的盟国。现在英国政府替我们宣布的不算数，有朝一日‘学者’(潘迪特)尼赫鲁掌了大权，那时印度就会显出盟国的力量了。”

印度人对名流都各加称号，来源不一，出于习惯。比如尼赫鲁的尊称就是“学者”，不知是否因为他出身婆罗门(因为“学者”一词是指精通经典的旧式婆罗门学者)，还是因为他有很多著作。称“尼赫鲁先生”的是外国人口气。印度人为表示亲切和尊敬，多称他为“学者”尼赫鲁，或“学者”先生(潘迪吉)，或不称尼赫鲁这个姓而称他的名字加上“吉”(先生)。一个大名人有各种叫法，往往可以从称呼表示出态度，不可弄错。

高谈阔论之余，这位邻座先生忽然低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完全非政治的话。

“你想出名吗？我可以使你出名。我和一家通讯社有关系。出名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意思？或者你知道有哪位中国人想在印度出名，请告诉我。我有办法能使一个人不出几个月就大名见报，成为名人。”

原来是个“声名”的掮客。我恍然大悟，他那一套为中国的宣传不过是个引子，正文现在才出来。可惜我对他这种商品毫无兴趣，也丝毫不能帮他找到买主。不必说，他的政治言论及其他言论都从此销声匿迹了。

又有一次，在一个不大的车站上，刚好同车厢的人都下车了，剩我一个。我看到一个披着花绸“纱丽”(印度女服)的少女在车门前张望，觉得很奇怪。不过，男的不准进女车厢，女的却可以进男车厢，难道她找错了人？看来她仿佛要问我什么，是不是打听什么人？

“请问，先生……”她对我说话了，说的是英语，却只有半句。

“是，小姐，我准备为你服务(听你吩咐)。”我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回答。

不料她忽然笑逐颜开，连声说“对不起！谢谢！”转身就走，进了人丛。

我还没有来得及想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大群人已经挤进了车厢，男女老少全有，大约是一大家子。我再也顾不得去向那位女郎追踪了。

上来的人进车后吵吵闹闹地或坐，或站，搬东西，说的不知是哪里的印度话。一对是中年夫妇模样，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一个约十来岁的大男孩，还有个比他大一些的少女，最后上来的是—位年纪稍大的半老妇人。一下子好像车厢被零碎东西和人挤满了。其实人数并不算多。

车开了，大女孩逗男孩，引小女孩笑。男孩站在中间不知所措。看来这是一家子走亲戚或则搬家吧。他们对我不加理睬，视而不见。我乐得躲在角落里观察，可是什么也没有观察出来。只是那个男孩又局促，又顽皮，有点奇怪；而三个大人却一点不管三个孩子，也有点奇怪。到了下一站，又上来一对印度人夫妇，这一家子全安静下来了。我看不出这是什么缘故。除了那一对夫妇有点身份，像是乘二等误上了二等半以外，没有什么特点。

这种仿佛二等车客误入二等半的事我还碰见过一次。那是傍晚时分，上来一对中年男女。他们对我望也没望一眼，男的将东西放下，取出一条毛巾被放在一个座位上。那女的将毛巾被展开铺好，自己在上面一躺，直挺挺的，面朝上，闭上眼睡觉。男的在她对面坐下，也闭上了眼睛。两人服装整齐，既不土，也不洋，不知为什么这样肆无忌惮。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印度妇女在公共场所公然仰面朝天躺下睡觉的。难道我有了隐身法术，他们看不见?车上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想，我应当做的事只是闭上眼睡觉。

我在二等半车上的许多经历使我不由得感觉到，那时的普通中国人在普通印度人眼中是完全不必顾忌的。他们顾忌的倒是自己人，首先是要分类“定性”，再定对待态度；对中国人却用不着这一套，思想上没有束缚。当然，对其他外国人，例如英国人，更有顾忌，不过那种人不会乘坐“中间”车厢。

也有一次是我们几个中国人包乘了一节二等半。

那是我偶然在马路上遇见—对侨生的广东姊妹。

“怎么样，老先生，明天是礼拜天(星期日)，你是要我们教你游泳，还是你陪我们到哪里去玩?”那个妹妹笑着说。“老先生”是她对我加的开玩笑的称呼。

我也用开玩笑口气回答：“陪你们出国吧。游泳，我是学不会了。”

“什么话？出什么国？”姐姐问。前一句说的是广东话，她知道这句话我懂。

我知道遇见她们就逃不脱，便请她们到前面一间“印度咖啡店”里去坐下，然后告诉她们我的设想。

“我打算明天去法国，邀请你们同去，怎么样？”

她们两人哈哈大笑。那时法国打了败仗，已被德国占领，是不可能去的。

“怎么？希特勒来电请你去，还是法国维希政府的贝当(总统)、拉伐尔(总理)？说出实话，我可要去告密的。”妹妹毫无顾忌乱说笑话。尽管她说的是中国话而且店堂里喝咖啡的只有我们三个中国人，还是有危险。

“不许乱说。讲话要小心。对你说过多少次了?印度难道就没有法国地界?”

她们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法国被英国打败后在印度还留下五小块属地，首府在南印度。离加尔各答不远也有一处，地名叫“月亮城”。此外那时还有一块葡萄牙的属地在西部。

“到月亮城去？我们也没有去过。那有什么好玩的？”姐姐问。

最后还是说通了，明天一早到火车站集合。我又拉了一位朋友同去。两男两女，免得我老受她们姊妹合起来欺负。

这是冷僻的车次，上车的人不多，二等半一节车厢里只我们四人，成了包车。一路上我和那位妹妹大开玩笑。那位朋友和姐姐稍为庄重些，但也参加一起说笑话。不过车外面的路上却是越来越荒凉了。

“小心!别坐过了站。”朋友提醒我们。

“不会的。”我话没说完，车停下了，正是那个月亮城站。一个荒僻的小车站。

下车来的人，头、二等没有，二等半只我们四个中国人，三等车厢里好像下来几个乡下人。车站外只停着两辆三轮车。好在那时印度的三轮车是一车坐两人的，刚好够。

我们乘车进“城”。完全是乡下。到了一个仿佛小镇模样的地方，也不见一个人。

车子停下，付了车钱，问车夫，这里有什么地方好玩；车夫瞪着大眼一句话不说。不是听不懂，两姊妹讲的都是地道的印度斯坦语；是车夫不知道怎么回答。

走进街去，转了一圈，完了。一个像个政府模样的建筑物，一个教堂，屋顶上有十字架，一处法院，门上有字，是法文，街道上家家关门闭户，再没有什么了。有几个印度人走过，谁也不理我们，不知他们把我们当作什么人。

幸而有一家挂着法文小招牌的饭店，看样子还兼营旅馆，却不像有人住。我们走进去，受到老板和伙计的欢迎，真是难得的顾客。我们喝了啤酒，吃了店里仅有的一样菜和面包，喝了杯咖啡，大大休息了一下。店主不来赶我们，反正没有别的客人来。

我们往回走，三轮车也没有了。路不远，只当散步，亏得那位朋友记住了回去的火车到站时间；尽管车总会误点，但也还是按时早赶到为好。

“这里很好，有教堂可以结婚，有旅馆饭店可以吃住，又有法院可以办离婚，还要求什么呢？”我说。姊妹俩对我瞪了一眼，那位朋友也没有笑。我知道，大家都疲倦了。扫兴而归，都怪我的建议不好。

“怎么这样荒凉?法国人怎么留下这么一块鬼地方?我还当是澳门一样呢。不是听说犯罪的人往这里跑，还有赌场之类的吗?”那位朋友问。

“你看不看报？法国投降德国；法国属地英国接管了。现在这里不是法国，还照旧是英国，只有墙上几个法国字是历史的见证。出国没有出成，是你这个乡巴佬忘了大战的时代错误。我们跟着遭殃。回去还得罚你。”

姊妹两人都明白过来了，一叠连声埋怨我，上面这段话便是提要。

回来的路上再没有去时的开心了。

这一次乘二等半出游“法国”的四个人战后都离开了印度，现在是在地球上东南西北四处不相闻问了。这也是我们几个人仅有的一次在一起游玩。旅行实在算不上，只有青年人的那股好奇和好玩的心情使我到老来还记着。只不知他们三位还记不记得，消息是久久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