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也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敌后/正面战场 -- Alarm

废话不多说，就用几个对比来说明问题：

一、面对着日军进攻带来的困难局面：

共军有一个“五·一”大扫荡，国军有一个豫湘桂。

共军——“五·一”大扫荡，冀中区全面游击区化，光是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级别的高级干部就牺牲了好几个，伴随着残酷扫荡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搞得太行山上的八路只能吃盐水煮黑豆，还遭到了严重的天灾，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某些县、群众饿死、逃荒造成的人口锐减甚至达到了80%的惊人数字。但是共军没有投降，在同一时间国民党敌后武装成批投敌全面伪化的时候，共军选择了一切可以选择的办法，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主力地方化、敌后武工队、建设“两面政权”。最终，以惨痛的损失和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在1943年逐渐实现了攻守易势，并在1944年逐渐转入了根据地的全面恢复和局部反攻。

国军——豫湘桂，日军集结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面战场上最大规模的进攻兵力（不过还是比当面国军少得多，河南、十五万打四十万，居然把汤司令撵得把司令部的电台都丢掉了），国军一溃千里、再溃千里。然后呢？战线稳定在日军兵锋止步之处，一直到日本投降前夕，国军还是没有反攻。

二、面对着日军的削弱和无力化：

共军——只要日军削弱，给了可乘之机，就用一切手段进攻、进攻、再进攻。“五·一”大扫荡后，日军抽调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敌后战场的压力刚一减轻，共军就用各种办法渗透敌占区，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一刻也不停息敌打击日伪军，一点一点地蚕食敌占区；到了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进攻作战、抽调部队转用到正面战场，共军逮着机会就反攻，兵锋紧跟日军推进的步伐、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了日军的附骨之蛆，逼迫日军不得不在兵力紧张的情况下从前线抽调部队、以应对后方“治安”严重恶化的局面。在反攻条件成熟的解放区（比如山东），也开始调动若干个大团、以上万人的规模对日军占据的县城和主要据点开始反攻，打得日军被动应对、甚至有了“部队全灭之觉悟”（驻山东“衣”师团师团长语）。

国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豫湘桂会战前，面对着当面日军兵力补给严重不足的有利时机而毫无动作，和日军“和平共处”——汤恩伯、蒋鼎文部正面有一个位于黄河南岸的日军桥头堡，由一个日军步兵大队守备；数年时间，汤、蒋部队非但“卧榻之旁，容他人酣睡”，甚至连个帘子都不拉（无防御准备）。也算现世报，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的日军呼啦一下，就从这个桥头堡冲将过来、打得汤司令落荒而逃……1945年，日军已经陷入极端窘迫局面，居然还能以劣势兵力（这个不需要详细说明了吧？）、劣势装备（湘西会战，日军已经开始用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部队）、劣势补给（还是湘西会战，日军由于后勤补给缺乏，因病减员的数字是战场伤亡数字的几倍……其实，早在长衡会战，由于补给匮乏，日军野战医院已经变成伤病员死亡率高得惊人的修罗场；以至于日军伤员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去野战医院——因为跟随作战部队行动还有饭吃、实在不行了还可以抢劫，去野战医院就没饭吃、没药用，只有等死一途！），向国军发动主动进攻；而国军，居然就这样把战略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军……

三、面临着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

共军——用一切办法减轻群众负担、保存民力、拉拢民心。前面说了，1942年以后，陕北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遭遇了极端严酷的经济困难，群众负担沉重、民力面临着透支衰竭的危险。共军采取了一切手段渡过难关——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用一切手段利用敌占区经济、包括“特货”这样见不得光的东西。最后渡过了难关、巩固了根据地、锻炼了干部和部队，保存了自己的力量、也保存了民力、收拢了民心。

国军——伴随着战争的持久化，国统区也陷入了经济困境，财政负担沉重。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的做法是：一、继续增加民众的负担、透支民力；二、军政公职人员的规模继续膨胀和扩大。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税负加重，投机横行、贪官污吏借机巧取豪夺。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一、大后方工商业全面萎缩，彻底得罪民族资产阶级；二、底层老百姓、特别是农民难以负担，社会矛盾尖锐化。还是以最典型的汤恩伯、蒋鼎文为例，在河南经营三年多、也搜刮了三年多，落得个“河南四大害——水旱蝗汤”的名声；1944年豫中会战，非但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反而处处被人痛打落水狗，汤恩伯司令部的电台，就是在落荒而逃的时候、被地方土杂武装包围缴械而丢掉的。

有比较才有差别，准确把握差别才能分析清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 根本不用看，迟那样的高官还能说gcd的坏话？
• 烦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