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也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敌后/正面战场 -- Alarm
废话不多说，就用几个对比来说明问题：
一、面对着日军进攻带来的困难局面：
共军有一个“五·一”大扫荡，国军有一个豫湘桂。
共军——“五·一”大扫荡，冀中区全面游击区化，光是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级别的高级干部就牺牲了好几个，伴随着残酷扫荡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搞得太行山上的八路只能吃盐水煮黑豆，还遭到了严重的天灾，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某些县、群众饿死、逃荒造成的人口锐减甚至达到了80%的惊人数字。但是共军没有投降，在同一时间国民党敌后武装成批投敌全面伪化的时候，共军选择了一切可以选择的办法，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主力地方化、敌后武工队、建设“两面政权”。最终，以惨痛的损失和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在1943年逐渐实现了攻守易势，并在1944年逐渐转入了根据地的全面恢复和局部反攻。
国军——豫湘桂，日军集结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面战场上最大规模的进攻兵力（不过还是比当面国军少得多，河南、十五万打四十万，居然把汤司令撵得把司令部的电台都丢掉了），国军一溃千里、再溃千里。然后呢？战线稳定在日军兵锋止步之处，一直到日本投降前夕，国军还是没有反攻。
二、面对着日军的削弱和无力化：
共军——只要日军削弱，给了可乘之机，就用一切手段进攻、进攻、再进攻。“五·一”大扫荡后，日军抽调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敌后战场的压力刚一减轻，共军就用各种办法渗透敌占区，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一刻也不停息敌打击日伪军，一点一点地蚕食敌占区；到了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进攻作战、抽调部队转用到正面战场，共军逮着机会就反攻，兵锋紧跟日军推进的步伐、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了日军的附骨之蛆，逼迫日军不得不在兵力紧张的情况下从前线抽调部队、以应对后方“治安”严重恶化的局面。在反攻条件成熟的解放区（比如山东），也开始调动若干个大团、以上万人的规模对日军占据的县城和主要据点开始反攻，打得日军被动应对、甚至有了“部队全灭之觉悟”（驻山东“衣”师团师团长语）。
国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豫湘桂会战前，面对着当面日军兵力补给严重不足的有利时机而毫无动作，和日军“和平共处”——汤恩伯、蒋鼎文部正面有一个位于黄河南岸的日军桥头堡，由一个日军步兵大队守备；数年时间，汤、蒋部队非但“卧榻之旁，容他人酣睡”，甚至连个帘子都不拉（无防御准备）。也算现世报，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的日军呼啦一下，就从这个桥头堡冲将过来、打得汤司令落荒而逃……1945年，日军已经陷入极端窘迫局面，居然还能以劣势兵力（这个不需要详细说明了吧？）、劣势装备（湘西会战，日军已经开始用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部队）、劣势补给（还是湘西会战，日军由于后勤补给缺乏，因病减员的数字是战场伤亡数字的几倍……其实，早在长衡会战，由于补给匮乏，日军野战医院已经变成伤病员死亡率高得惊人的修罗场；以至于日军伤员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去野战医院——因为跟随作战部队行动还有饭吃、实在不行了还可以抢劫，去野战医院就没饭吃、没药用，只有等死一途！），向国军发动主动进攻；而国军，居然就这样把战略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军……
三、面临着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
共军——用一切办法减轻群众负担、保存民力、拉拢民心。前面说了，1942年以后，陕北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遭遇了极端严酷的经济困难，群众负担沉重、民力面临着透支衰竭的危险。共军采取了一切手段渡过难关——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用一切手段利用敌占区经济、包括“特货”这样见不得光的东西。最后渡过了难关、巩固了根据地、锻炼了干部和部队，保存了自己的力量、也保存了民力、收拢了民心。
国军——伴随着战争的持久化，国统区也陷入了经济困境，财政负担沉重。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的做法是：一、继续增加民众的负担、透支民力；二、军政公职人员的规模继续膨胀和扩大。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税负加重，投机横行、贪官污吏借机巧取豪夺。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一、大后方工商业全面萎缩，彻底得罪民族资产阶级；二、底层老百姓、特别是农民难以负担，社会矛盾尖锐化。还是以最典型的汤恩伯、蒋鼎文为例，在河南经营三年多、也搜刮了三年多，落得个“河南四大害——水旱蝗汤”的名声；1944年豫中会战，非但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反而处处被人痛打落水狗，汤恩伯司令部的电台，就是在落荒而逃的时候、被地方土杂武装包围缴械而丢掉的。
有比较才有差别，准确把握差别才能分析清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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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阶级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自我解决的。
所以不能过高要求国军。国军连内都安不了，对外怎么可能如何呢？国民政府的始终不投降（虽然接洽过），正面战场的始终存在（虽然打得很臭，效率很低，挥霍了中国的许多宝贵资源），就是国字号的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所以还是要献花的。如果人家就是投降了，日军拉上国军回过头来再把共给剿了，最后中国被当作战败国宰割，俺们还不是干瞪眼！
想明确一下楼主的结论就是：总体上而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正面战场的表现有质的差别，以致于要认为中国战区敌后战场在积极作战而正面战场在消极作战？（姑且先不包括缅甸战区国军对日军的作战。） 请原谅俺的罗哩罗嗦，因为俺想要避免被咬文嚼字的麻烦。呵呵
一起作对比的做法是否厚道，只说楼主所提到的对比，基本上都是些战术层次上的。
那我想问一个其他方面的问题，在日本投降之前，把各敌后根据地的高级军政领导人召集到延安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集中学习”，那说明了什么？
如果说当时敌后战场的客观需要是不需要这些领导人在岗位上各根据地也能很好地做到积极对日作战的效果的话，那何必在听闻日本投降后匆匆忙忙要让这些人赶回去呢？难道他们不在岗位基层就不能继续“积极地”对日作战么？
（当时的日军只肯向国军投降而不肯向共军投降，共军完全有理由可以接着打么。要知道当时的日军奉命就地等国军来缴械，不得随意调动，即便正面战场的日军得到老蒋允许能带械退回（或物资调运）到敌后战场来帮助那些敌后战场的日军抗拒共军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的，即，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推导出：在一段时间内，当时的各根据地完全可以做到在领导人缺岗的情况下，像往常那样继续达到对当面日军“积极”作战的效果。）
另外，不是常常说消极避战的老蒋摘抗战胜利的果实而相形之下G方就显得干净么？那何必借用美军的飞机把这些人送回去呢？当初怎么来的也就怎么回去嘛，也不用搞得神神秘秘的，生怕老蒋的特务知道了对飞机动手脚。
准备召开党的七大，自从六大召开，已经有十来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了，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当时各战略区到延安交通不便，刘少奇从苏北到延安走了半年多（好像还更长？记不确切了），大家只好提前动身。而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也拖延了很长时间，这中间就是高层的整风运动。召开七大的目的（包括准备阶段的整风）之一，就是筹划即将到来的全面对日反攻；和当时的国民党、美国人、苏联人一样，中共预测日本战败的时间至少是46年6月以后、甚至可能拖延到47年，因此筹划中的大反攻也是46年初以后才展开（类似地，国民党的反攻计划也是45年在两广夺取出海口、接收美援以整补部队，46年以后才开始全面反攻），七大的日程安排也就以此为准。45年7月份、七大召开，可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日本出人意料地提前投降了。
虽然全面反攻的时间定在1946年，但是从1945年初开始，山东、苏中、华北的条件成熟的解放区军民已经开始了兵力规模从数千人（苏中，车桥战役）到上万人（山东，蒙阴战役）不等的、以持久夺占县城和日军关键据点为作战目标的局部反攻作战；这样规模的的反攻行动，由各战略区甚至是战略区下属的分区独立组织实施，并不需要战略区第一把手亲自协调指挥。
另外，虽然各战略区第一把手去延安开会，但是都留下了第二、第三号领导坐镇，比如邓小平就没有去延安参加七大，这样可以保证全面反攻准备工作的正常进行、以及局部反攻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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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你说我用“共军打得最好的例子和国军最差的例子作对比”，简直怡笑大方
我看你不仅缺乏对敌后战场的了解，更缺乏对正面战场的了解！
冀中是敌后战场打得最好的解放区？笑话……“五·一”大扫荡如果不是冀中区领导层判断失误应对失当，就不会遭致那样惨重的损失，走那么大的一个弯路（冀中区全面游击化以后，经过将近两年的政策调整和斗争，才恢复了大扫荡前的局面）。冀中区要算打得最好的，那么山东抗日根据地、冀东抗日根据地算什么？
豫湘桂会战中的河南是正面战场打得最烂的？更是个笑话……你拿中条山这个国军在1941年最大的败仗置于何处？
不是拿共军最号的例子和国军最差的例子比，不过是选择能够代表双方差异性的典型样本加以剖析罢了……说到国军的最差，嘿嘿，我还给他们留了面子呢:-)要说日军攻占宜昌的那次作战，还有1945年国军对日军的最后一战，那才叫经典呢……这纯粹是个RP问题，我都不希说他了
如果说召集各战略区的头头回后方就是消极抗战的证据，那么国民党那边不但所有的战略区的头头都在后方，连绝大部分中级以上的指挥员也在后方，又该算什么呢？按这种荒谬逻辑推下去，大概就不仅仅是消极抗战的问题了吧。
这是某些国军粉丝憋急了想出来的道道，却忘了其中的逻辑陷阱。
这些人在不在岗位于各根据对日作战的效果（产出/投入比）有没有影响，或者说有多大影响。
我前面的推导对这个问题是出于良好的猜测，既然你选择了回避，那就是说您默认了我前面的推导？ 
如果说召集各战略区的头头回后方就是消极抗战的证据，那么国民党那边不但所有的战略区的头头都在后方，连绝大部分中级以上的指挥员也在后方，又该算什么呢？按这种荒谬逻辑推下去，大概就不仅仅是消极抗战的问题了吧。
这是某些国军粉丝憋急了想出来的道道，却忘了其中的逻辑陷阱。
第一、战略区的头头到延安筹备召开七大，不影响各战略区从日常工作到局部反攻到筹备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在内的工作。
第二、各战略区都留下了看家的领导，一般是第二把手、个别的第三把手或者一把手——N4A的饶漱石，本来留下的是陈毅，但是“黄花塘事件”后、为了缓和领导层的矛盾，把陈毅调到延安去参加整风和七大；山东的老罗好像也没去延安，据说是他身体不好（很严重的肾炎）。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么？说起战略区一把手到中央开会，国民党比土共频繁多了，隔三岔五的就要往重庆跑一趟——谁叫人家交通方便、交通工具现代化呢……
抗战八年，土共的战略区一把手难得回延安一趟、去筹划召开一个早就该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被当作“消极抗战”的证据；照此说来，国民党各战区的头头脑脑们，隔三岔五就集中到重庆去，由最高领袖布置工作外加训话……逆天啊
第一、抗战是民族革命战争，抗战的力量来源是抗日民众为祖国而战斗的热诚，抗战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因此，单纯的军事家是胜任不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领导人首先必须是擅长发动群众的政治家。根据地的留守领导人选正好体现了这点。
第二、根据地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回延安的时间是在42到43年，此时，相对大规模的运动战时期已经过去了，双方转为短兵相接的游击与反游击，蚕食与反蚕食的残酷斗争，用当时的话讲，就是“寨对聚，门对门，碉堡对着地雷阵。”这些人留在前线，也发挥不了他们的特长。
如果说这些人的离开的影响，恐怕也就是影响了日寇投降前夕胜利果实的争夺。
而且这个影响还不小，否则毛不会甘冒那么大风险借用别人的飞机，即便没有特务破坏，那么多高级军政领导人聚在一架飞机上风险也不小，无论怎么说这风险也要比以原先来的方式返回根据地大多了。
只是俺不太理解是，跟集中学习的两年多这段时间相比，日寇投降后最初的那段时间里对根据地来说作战对象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既然在集中学习期间里“这些人回去对各根据地的抗战基本没有影响”，那何以见得现在日寇投降了“这些人回去”对这个“胜利果实的争夺”的影响就那么大、那么迫切，以致于毛肯冒那么大风险而不是选择一种更稳妥的方式？
在西西河结成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严重影响了那几十万曲线救国的兄弟取得的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