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眼看文革 2】习近平的自述及其他 -- 柳叶刀
家园 【小眼看文革 2】习近平的自述及其他 习近平的自述
（摘自《福建博士风采》 第一卷）
（老刀声明：此文的文责由习近平负责，稿费找西西河的铁手要，唯有typo是老刀的事）
格言
老实做人，扎实做事；不事张扬，只求实绩；勿忘人民，甘作奉献；鞠躬尽瘁，奋发有为。
简述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得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１９７５年７，８，９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腳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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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习近平的自述，下面开始贩卖我的私货。
一九六六年，我在福建师大附中念初一。五六月时文革刚刚开始，当时发生了一件很令学校长脸的事儿。一位高中（高二、高三？）同学被选送进了空军航校，他的父亲是当时的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侯振亚，侯同学在附中也是个风云人物。大家都很为他感到骄傲，我们班里有两位认识他的女同学那几天都把头昂得高高地，大概就是她们的亲哥哥当上了飞行员也不过如此了。
侯大哥入伍的那一天，全校同学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了校门口，不知多少爱慕的眼光伴随着他上了军车，也不知多少像我这样的小男孩幻想着哪天自己也能穿上那身绿军装。现在附中有两个空军飞行学员预备班大概就是从那个时间开始的吧。
文革逐渐深入，省委领导们也被打倒了。有时在报纸或者街头的大字报上看到侯振亚的名字时，心里也会想到我的这个曾经的校友，不知他上了天没有。再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或者参军入伍，大家各奔东西，这事也就逐渐淡忘了。
文革期间，我的一个姑妈所在的工厂被迁到了福建的三线闽北山区去了，这事是文革前就决定了的，姑父作为先遣队在福州和闽北山区还来来回回跑了几年。我下乡的时候，姑妈他们已经搬到了山区。为了希望得到就近照顾，我作为工厂家属被安排到了离厂十来二十里地的山沟里。
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年的时间也就慢慢地过去了。大约是在七四年左右吧，我跟姑父到厂里的澡堂去洗澡，他告诉我隔壁搬来了个新邻居，让我猜是谁。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了：“我谅你也猜不出来。告诉你吧，那是侯振亚的儿子。”我当时有点懵了，侯大哥不在空军吗？他跑到这山沟沟里干吗来了？
其实，侯振亚因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即北平军人反省院案），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定性为叛徒，进了监狱。当时侯大哥已在长春航校学习了一年，因为父亲的问题，他被迫离开航校，自己到内蒙古的大草原插队落户去了。七四年，他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他也作为复员或转业军人处理，被安排到这三线工厂来了。
后来我到姑妈家，见着了候大哥。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年离开学校时的意气风发，只剩下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我跟他说我也是附中的，他很高兴地请我到他的家里坐。他当时已经结婚了，小俩口的小窝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穷二白。
记得薄熙来曾提到在文革中因为沾了父亲的光，坐了几年的监狱。和薄熙来相比，我的这位候大哥应该是很幸运的了，但是一双即将展翅高飞的翅膀就这样被生生折断了。
说实在话，当时的我颇有些阴暗心理，对候大哥的景况很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候大哥当年在附中时，和许多革干、革军子弟一样，因为家庭出身好，对其他同学很有点趾高气扬的感觉。在当时的大环境里，大概都是那副对联鬼见愁（上联：老子革命儿接班；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信仰者吧，当然我毫不怀疑他们当时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每次重新洗牌，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希望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做到既不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这才算是从一个方面摆脱了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残余。
有许多东西，写在书本上都挺好看的，在实践中就没有那么美丽了，但年轻人就很容易被慷慨激昂的言论所鼓惑，而文革就是将这种现象表演到极致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即使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这小小的西西河里，我们不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吗？有朋友说的好，宽容实在是长大的表现。
我想，经过这样的家庭变故后，候大哥他们应该会长大许多，只是希望他们心中理想主义的火苗没有熄灭。
参考资料：
阿拉坦其其格特殊年代的“博爱” 作者：海宽
我们公社后来还来了一批福建的知青，他们都是福建省的干部子弟，因文革时父母被打成黑帮，在福建境内无法分配，当地老乡不敢接收他们插队。所以他们跑到内蒙，在锡林浩特静坐绝食，要求到牧区插队。后来他们的行动终于打动了盟领导，终于同意接收他们。他们一部分人被分到西乌旗，一部分人被分到东乌旗。被分到东乌旗的最终是到了我们队，乌拉盖公社哈达吐大队。来我们队的福建知青，有一个是已经在长春九航校学习了一年的飞行员，因他的父亲是文革前福建的第二把手侯振亚，因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他被迫离开航校，也来到牧区插队。他人很开朗，会拉小提琴，我们经常听他拉《梁祝》，拉《新疆之春》，他也很喜欢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讲他第一次跳伞时的情景，讲他从国家的骄子飞行员，一时间成为没有人过问理睬的“黑帮子弟”时的心情，他想过自杀……他说他没有想到草原会接纳他……
他还带来他在山东支左时结识的女朋友，一个个子娇小皮肤白皙，长着一张圆圆脸的很可爱的山东姑娘。后来他们结了婚。这个山东姑娘是个心地善良而朴实的农村姑娘，是生产队长的女儿，当地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很同情侯的遭遇，毅然远离家乡和亲人，追随着当时已经是“黑帮子女”的侯来到了她不熟悉的草原……她很能干，我们每次去她家，她都热情款待我们，做好吃的给我们，切得一手好土豆丝……。正是这位善良的姑娘在侯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安慰，是草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给了他们这一对患难夫妻一个栖身之所，让他们从此远离了白眼和冷漠，让他们过上了普通人应该过的日子。后来他们双双回到了福建，而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侯振亚——又名侯正寅，也是一位喝着泉水长大的北俎人，他生于1912年12月31日，5岁时母亲病故，负债累累，靠其父侯兆荣种地谋生，家境贫寒。1925年，13岁的候振亚爬山涉水步行500多华里，到山西省平定县投靠教会办的晋友中学，在这他结识了河北大名省立第七师范学生赵连城。从赵连城那里不仅了解到大名七师的一些开明教学方法，还得知王从吾、张衡宇、王冶秋等革命活动家在那里任教，他非常向往这所学校。192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名七师，在这里他有机会借阅了一些进步书刊，并经常与知心好友交谈时事政治的看法，逐渐解开了一些思想上的疑问，从而开始了对革命的追求。1930年经马宏灿介绍入党，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先后担任了大名七师党支宣传委员和大名县委秘书等职务。1931年暑假，冀南特委派侯振亚回沙河成立县委会并任县委书记。他回沙河后，即和周庠、王志民在沙河城接头开会，在九名党员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共沙河县委。
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那一天，由于叛徒告密，侯振亚在课堂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往顺德府（邢台）监狱。敌人对他使尽了一切威胁、利诱、逼供等残忍手段，但始终没能从他口中得到半点共产党的组织机密，最后只好把他作为政治要犯，由邢台押往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大批我党重要骨干力量，虽然里面戒备森严，但却关不住共产党人的心，他很快与狱中党组织取得联系，并集体向党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的光荣称号。”后来，监狱简化出狱手续，只要在“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出狱，但遭到了侯振亚的拒绝，他认为按手印就是叛变，他和难友提出了“红旗出狱”的口号，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能获得解放。
１９３６年，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迅速营救草岚子监狱一大批骨干出狱，去领导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已成为一项特殊而又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共北方局争得中央的同意，两次指示监狱党支部，可按释放一般政治犯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出狱，不履行这个手续就将犯大错误。出狱后，侯振亚经安子文介绍，到太原和薄一波联系，正式参加了牺盟会，并担任宣传委员。１９３７年９月，侯振亚被派往辽县担任县委书记，１９４１年，调任沁源县县委书记，在沁源县历时两年半的反围困斗争中，歼灭日伪军队４２００多人，沁源县被称赞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作为沁源县的主要负责人，侯振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解放后，侯振亚被调往福建，历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６６年冬，当康生抛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后，侯振亚便成了福建省最大的走资派、大叛徒之一。经过七八年无数次的批斗毒打、秘密审讯、关押、流放劳改，终于积愤成疾，于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２日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二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六十一人”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侯振亚的深冤也得到了昭雪，他的骨灰安葬在福州枕峰山革命公墓中。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小眼看文革 2】庆大霉素 大多数中国人如果没有用过，也应该听说过庆大霉素吧，这是一种常见的抗菌素。
但是我在“小眼看文革”里写这个干吗呢？这跟文革有关系吗？
庆大霉素当然跟文革有很大的关系，请看百度百科怎么说的：
我国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广谱抗生素，是产生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科技成果。它开始研制于1967年，成功鉴定在1969年底，取名“庆大霉素”，意指庆祝“九大”以及庆祝工人阶级的伟大。好了，板上钉钉，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么？就像两弹一星一样。
可是且慢，请再往下看。紧接着的就是“庆大霉素的主要发现者——王岳”：
１９６５年，他在我国首先提出从小单孢菌中寻找新抗生素的研究领域。……１９６６年，他和助手从小单孢菌中分离到闻名全国的庆大霉素产生菌”。提出构想，分离产生菌，这些都不算“开始研制”？
事实上，研制的准备工作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了。１９４１年王岳教授来到美国留学，他的导师Selman Abraham Waksman 博士是链霉素和其他多种抗菌素的发明者，因为在制造抗菌素方面的重大成就，于１９５２年获得诺贝尔奖。王岳是他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九人。
在美国学习期间，他的导师很器重他，劝他留在美国从事微生物研究工作，并给他提供优厚的就业和科研条件。１９４３年以优异成绩取得微生物博士学位后，王岳教授即受聘为美国默克药厂化学治疗研究所研究员。但是，在１９４３年９月爆发的全美华侨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他于１９４４年满怀报效祖国的热情毅然回国。
建国后，王岳任福建师范学院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研究员、微生物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５年，他从链丝菌中找到对癌症有一定疗效的放线菌素“２３－２１”的产生菌，并提取结晶样品，随后在全国第一次抗生素学术会上作了详尽的报告。他的这一发现，为我国找到了第一个抗生素药品，随即投入生产。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前，王岳教授寻找新抗生素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收获季节，他从小单孢菌中分离到了闻名全国的庆大霉素产生菌。
但是文革一开始，王岳教授就惨遭批斗，并被关入牛棚，主要罪名是“里通外国”。
罪证呢，就是他和他的导师 Waksman 博士的通信往来。
虽然共和国的宪法上说人民有通信的自由，可是在那个年代真要和美国通信还得要有一点勇气。六十年代初，为了新的抗菌素的研制，王岳教授写信给他的美国导师求教，据说当时还经过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
Waksman 博士非常高兴在时隔多年后又收到往日得意门生的来信，他很快回信，在信上与王岳就抗菌素的研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且随信寄来了许多资料，其中有许多国外抗菌素研制的最新进展，给王岳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这样纯粹科学技术的讨论，与政治、与国家安全无关，也不可能扯得上出卖情报、盗窃国家机密，因为Waksman博士比他的学生懂得更多，这样通信的结果只能是我方获得更多。
但是，这样的理由在专案组面前是毫无价值的，挖出一个特务（不管证据成立与否）就是伟大的成就，所以说你是“里通外国”，你就是“里通外国”，不管这个“里通外国”的人领导制造了新的抗菌素，对千千万万中国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帮助。
王岳教授熬过了文革，他的哥哥——王中方医生却没有活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科学的春天同样也是王岳教授的春天，他出任了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首任所长，并被推举为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１９８０年，王岳和他的助手成功地制备了庆大霉素Ｃ族的、各单组份的国家标准品。１９８２年，他所领导的微生物研究所又从小单孢菌分离到疗效更高、更为安全的抗感染的新的氨糖类抗生素，这就是紫苏霉素和武夷霉素的产生菌。１９８３年，王岳和他的助手又找到当代用于器官移植的新型免疫抑制剂－－环孢菌素的产生菌，后又找到几种胃蛋白酶抑制剂的产生菌，这些新发现，引起全国医药界的强烈反响，大大推动我国器官移植和免疫学基础研究的开展，把我国抗生素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领域。
这里还应该提到王岳教授的另一项成就：远在１９４７年，他就发表了探讨粪便在厌氧条件下产生沼气过程的一系列化学变化的论著，这在我国是首创。１９８１年，他在我国首先倡导并组织“干发酵”产出沼气的科研工作，现已成为我国北方农村广泛推广应用的新工艺。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牛人。
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那是过去的事情，和我没什么关系。对文革中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或者是打酱油的，对文革中的无论是罪行还是委屈，都不是值得关心的。这话说得似乎挺有道理。可是，假设文革开始于１９６５年，我想庆大霉素就不存在了；假如王岳教授没能熬过文革，紫苏霉素、武夷霉素和环孢菌素也不可能被发现了。这对你们也许不重要，但对那些病人可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中国可是很重要的。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王岳
１９１５年８月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１９３７年 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继续留校攻读化学研究生兼任助教；
１９３９年８月，在昆明的清华大学植物生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１９４０年３月，聘为成都华西大学讲师，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
１９４１年８月，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荐引，赴美国新泽西州的洛格斯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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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９月７日因胃癌在福州逝世，享年７０岁。
通宝推：半江瑟瑟半江红,foureyes,凤凰城,何许,38楼208,苍野,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这个也投弹？ 惹到哪位仙人了
家园 光研制，能帮助社会？ 现在研究人员，研究费用比以前恐怕多几个数量级了，你在看看，有什么给老百姓的东东？
造不与买，买不与租，指导思想不对头，能有好结果？
家园 文革是耽误了很多有心的知识分子的创新，这是文革的负面 文革的正面是再教育了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再教育了人民。 基层的东东，没有亲自体验一下，是很难有深的感触的。 对于人民，让他们懂得，很多东东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懂得群众的力量。
现在晚上路上常常看见飚车的，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还是在前些飚车案之后。这些人算不上什么精英，但其父辈恐怕算，即使不算精英，而算暴发户，但这样现象也反映了目前的司法对于某些东东的偏向。 出事找人搞定、出钱搞定等等，已经成为俺们的常态，这个恐怕短期对于俺们一些较有水准的筒子的优势，但长期对于所有人恐怕都是悲哀。满清王孙穷途之时，恐怕不会想到鱼头烂起时候的小节（鱼烂起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腥臭不堪、蛆虫满满，而是小小的一点点开始的。）。
文革代价很大，很多好筒子很受伤，文革恐怕也是一次痛苦的疫苗注射，反应虽然有些大，但也起了一定的防疫作用，虽然，现在防疫作用快过期了。。。
至于功过比例，恐怕要等更多年才看的清。
家园 是吗？ 文革的正面是再教育了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再教育了人民。 基层的东东，没有亲自体验一下，是很难有深的感触的。 对于人民，让他们懂得，很多东东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懂得群众的力量。我怎么感觉是把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一扫而光。
要红专不要白专，可见毛是对专家力量是承认的。可是他却不能阻止红专以火箭速度变修。文革，某种程度上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可实际上并没有成功。
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脱离群众我承认，可是毛的这剂文革药方绝对是开错了。本意可能是想搞个化疗，可药方却是敌杀死。
解决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脱离群众的唯一可能方案，不是把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拉下来过劳苦大众的生活；应该是把劳苦大众的生活标准上升到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水平。
家园 疫苗注射，不错的比喻， 不过这次疫苗注射差点把人给弄死了，这疫苗是不是有问题呢？
现在的许多问题，贪污枉法，以权谋私，正是在文革后期开始泛滥起来的。
满清王孙穷途之时，恐怕不会想到鱼头烂起时候的小节说的真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话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文革十年培养出了一大批光会卖嘴皮子，口是心非的家伙，哪里还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
我倒有另一个比喻，人脸上的疖子是人的青春期都会有的，如果为了漂亮，使劲挤那疖子，结果弄得大面积发炎，差点人命归西，这样的蒙古大夫是不是有问题呢？
家园 所谓知识阶层，早在49年57年已经领教过了 所以楼上说的，要什么知道底层人民啥啥的云云，全是自己为了自圆其说编出来的，根本没有和当时当事的人调查过。
你解释这么多，耐心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