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眼看文革 2】习近平的自述及其他 -- 柳叶刀
家园 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有什么责任好负的 当时，紧跟形势，显示革命，赶时髦呗。
回头说，当时的人就这么脆弱吗？这么一点小事，当年的初一女孩心里可能会有不快，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伤害”之类的，不像现在，动不动就侵犯名誉权了，精神损失了。
某次听某老先生们讲古，说：“我最遗憾的是，我家老大把一个碗打碎了，还盛了蒸的鸡蛋。我就让他罚跪”。他家那老大生于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打破蒸蛋的碗大概是孩子8、9岁时候的事，鸡蛋还是挺珍贵的。其实那孩子一直和家里相处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矛盾。可见打破碗罚跪的事并没有大的影响。男孩，谁没挨过打呢？打重、打错的时候也是有的，都很正常。
一个人老是强调这么点破事给自己造成的心理负担，能立刻给听众（或读者）两个印象：1，这人一辈子就干过这么一点稍微出格的事，这人不错啊；2，你看，因为这么点破事，他内疚了一辈子，简直是个圣人啊。
看柳叶刀这个“校徽事件”，就仿佛听到一个人在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哎呀，在文革中啊，我罪孽深重啊，我曾经到一个初中同学家，命令她把校徽交出来啊。唉，她心灵受到伤害啦。这就象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中四十年啊。”
在我看来，这人这么说，和下面一句话是等价的：“我文革中什么也没干，所以我可以过把虚伪的圣人瘾。”
家园 从旁人来说，当然不能要求他们付什么责任。 这是他自己反思以后，觉得还欠这么一个债应该还清，我们作为旁观者能责备他么？也许他还有许许多多的债已经还了或者正在还，我们怎么知道？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他自己觉得是个事，只要他觉得心安，他当然可以说出来。旁人也尽可说他虚伪，但我觉得这比那些标榜自己在文革中一贯正确的人要坦荡多了。
不要说，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这些小孩的心理是相当的脆弱，这都是拜党的多年的正面教育所赐。要是现在，我想许多人会这么回答：“你们算哪根葱哪，想没收我的校徽，开除我的学籍？”可是文革开始时，红卫兵就是权威机构，红卫兵就是政权，红卫兵就代表党，不服从不行。
况且，校徽不仅仅是校徽，不仅仅是学籍。这是意味着这位初一小同学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了，被归到了她的父辈那一类里去了，这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理解的含义。在文革开始时，即使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也都希望靠拢革命队伍的，毕竟谁都希望自己能够顺利地上学，将来有个好前途么。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被直接打为黑五类就意味着前面的路没有了。不像现在，基本上就无所谓了。看到许多人写家史，一说起来就是我家以前是漏划地主、破落地主，迫不及待地向大家宣示我们祖上也曾阔过。那个年头谁会在大庭广众高叫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资本家呢？
时代不同了，拿现在的观念去解释以前的事情是要闹笑话的。
家园 很正常， 没有亲身经历过是很难理解当年“划分成分”对当事人的意义。更何况，有时就算亲身经历了，或逃避，或其他原因，选择性地遗忘了，这也是人之常情！
赞这一句！
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他自己觉得是个事，只要他觉得心安，他当然可以说出来。
家园 的确，我也这么看 不同的地位，负的责任也不同。
家园 【小眼看文革 2】陈国熙老师 最近在西西河看到一些对文革的评论，挺有意思的。像有的网友认为文革的一些事是年轻人瞎胡闹给闹出来的，
年轻，就是用来瞎胡闹的嘛还有的朋友对文革中打人的看法：
能下得了手的都是王八蛋! 不是年轻幼稚, 不是受了什么蛊惑, 就是坏! 好人就是手里握着鞭子也下不去!这让我想起了年初回国，一个老同学送给我的两本福建师大附中一九六八届高初中毕业40周年纪念册。（不知不觉地，我已经“初中毕业”40年了
）
一些有心的朋友也许还记得，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过我们附中在文革中打死了一位老师，这本纪念册中恰好有一篇这位老师的儿子的纪念文章。他写道：
三十年，我没有为您写过只字片纸，也不愿在外人面前谈起您的一切，谁愿意重新揭开已经结痂的伤口呢？爸，您知道吗？其实，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了。一拿起笔，您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如在眼前，可随即脑海里就浮现出40年前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在被运动扭曲了灵魂的一伙人的拳棒交加之下，您挣扎、哀号。每念及您死时的惨状，就使我肝肠寸断，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写出一个字来！爸，我看过您过去写的自传，知道您年轻时追求革命，在40年代末期的上海复旦大学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您积极参加革命的学生运动，与国民党特务斗争，在街头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游行，和您的同学们手挽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勇敢地朝着国民党军警的枪口和高压水龙头冲去；福州刚解放，您就成了公安队伍中的一员，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而战。那张一身戎装的照片，曾吸引了我和弟妹们多少羡慕的眼光。1966年，您也曾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11月，您与附中的几位老师同行，赴京串联，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师生一起，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据说，您当晚曾激动得一夜未眠。十几年后，在附中校方归还我们家“文革”中被抄的物品中，我发现了您的一本笔记，里面赫然有一篇题为《最幸福的时刻》的短文，记录了您见到毛主席的感想。兹抄录于下：“1966年报11月26日下午2时31分，在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上见到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魁梧，红光满面，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且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幸福，因为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伟大的领袖，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我要永远记住这最最幸福的时刻，认真学习主席著作，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永远记住主席的教导，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人，让我们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让我们做一个丢掉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要永远记住这最最幸福的时刻，把自己的一切：力量、智慧甚至于生命，忠诚地交给我们亲爱的祖国，交给我们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永远记住这最最幸福的时刻……”
爸，您当时肯定没有意识到，您衷心拥护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竟使自己踏上了不归路。
解放初期，您奉新生的红色政权之命，参加接管英华、陶淑等三所教会学校，当您意气风发走进校园时，您能想到吗？曾在公安战线上与暗藏敌特斗智斗勇的您，多少年后，竟会在这校园里被人无端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私设刑堂，拷打逼供；而宁折不弯的您绝不承认这“欲加之罪”，招致那些人更加疯狂的摧残，您当场惨死于非命！死时双目圆睁，我知道，这里有悲愤，有天大的冤屈。看看这“瞎胡闹”的后果吧，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的父亲，两个古稀老人的儿子，妻子心中亲爱的丈夫，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瞎胡闹”的棍棒夺走了。在那个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甚至以无法无天为荣的年月里，莫须有就是罪名，就可以将人划为阶级敌人，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而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记得那个主打的是部队子弟，文革后被判了两三年的徒刑。他当时也就十七、八岁的年龄，真的是坏人吗？把河里的一些人放在那个环境里我想也会干出同样的事的。
记得西西河有人说文革后的平反纯粹是为牛鬼蛇神张目，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此有何感想？
陈国熙老师死于1968年11月15日，1978年8月由新组建的附中党总支平反。
通宝推：请我吃饭,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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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们可以说杀人的是信念，但信念通过谁的手去杀人？？ 家园 杀人的是信念 当然不否认有天生的坏人。不过能让普通人杀人的往往是坚定的信念
坚信自己所跟从的是无比正确的、神圣的事业。
坚信敌人是无比邪恶的，其生命的价值为负值，或者根本不配有生命，猪狗不如。
坚信革命需要有牺牲，扬善需要惩恶。
要有群体的心里支持：大家都这样做就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就比谁更激进，谁表现的更抢眼！
这时，杀人给人带来的是快感。
肃反，文革红卫兵，88时杀解放军的人，侵华日本兵，在越南的美国大兵，乌鲁木齐杀汉人的维人，论坛里的立场之争…
- 复 杀人的是信念
家园 这一幕，即使在现在，也在上演 坚信自己所跟从的是无比正确的、神圣的事业。坚信敌人是无比邪恶的，其生命的价值为负值，或者根本不配有生命，猪狗不如。
坚信革命需要有牺牲，扬善需要惩恶。
要有群体的心里支持：大家都这样做就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就比谁更激进，谁表现的更抢眼！
这一幕，即使在现在，也在上演。
区别只是标准不同。
这标准，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信或不信某种宗教，可能是种族、性别、民族甚至地域。
在理性的西西河，也能看到一些影子。
家园 呵呵 谢您回复
这应该也是定势吧。斗争的时候成大事总要这样，其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人的水平和热情。
人在极端的形势下被历史裹挟，会更加身不由己。但在现在相对平和的时候，人的行为更依赖于其自身的素质。
水平高的想的通透，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如果能力强再加上激情就能一呼百应，在时势成熟的时候引领历史的发展。
容易被别人影响、自己没能力想太深远、或者拒绝自己思考的，只要有热情有信念也很有用，可以当“大杀器”。
要求每个人都经常反思自己是不是可能错了是不现实的。人性的弱点，激情和理性的矛盾
家园 理解你的感受，但我的看法有不同 谁都知道文革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运动有黑暗的一面，有很多人受冤屈受折磨，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是这些代价本身并不能否定文革的历史合理性。正如大革命期间无数人被还乡团杀害，难道可以因此否定大革命的正当性，却反过来原谅加害者，说“把他们放在那个环境里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吗？
比如这位陈老师，你的文章里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他当时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有没有参加运动加入组织？打死他的又是什么组织？
文革初期使用暴力最早最过分的，正是所谓红五类的早期红卫兵组织，核心是高干子弟，如北京的西纠（后来的联动），也就是搞血统论的那帮人。这些人及其代表的官僚阶层恰恰是文革的目标。这些人滥用暴力把火烧向所谓黑五类，用心是非常毒的。我非常怀疑陈老师就是死在这类组织手上。
家园 正像我在对另一个河友说得那样： 在文革中，一派做出的荒谬或者残忍的事情，它的对立派也会照样做得出来。我们要探讨的是，是什么样的环境使得一些平常正常的人做出了这些不可思议的、疯狂的事情。
当然，你既然已经认定了文革的“历史合理性”，你就没法承认当时的环境起了鼓励纵容人性中邪恶的膨胀。
当年的加害者已经被判刑了，受到了惩罚，虽然轻得很。那么接下来呢，你当年捅了我一刀，你先打了我一拳，这一切的一切，是否都该算清楚呢？谁是加害者呢？
我知道你希望了解陈老师是否死在派系斗争中，或者是死在联动之类的走资派子弟手里。请注意，陈老师是1968年11月去世的。其时，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近三个月了，各种派别已被取消。陈老师是死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的。联动组织在两年前已被取缔。
家园 中国无论搞什么都爱走极端，几乎都有牺牲者 但是中国也有一个好处，受了教训，他会很快总结经验，很少掉进一个洞里。文革的最大遗产就是让国人彻底厌恶了搞这种政治运动，这才留下了改革的基础。我也认为89之所以没成功，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家园 原来是死于“清队”之中 清队、一打三反、大抓五一六……，这些可以说是文革中波及面最广的受迫害人数最多的。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这些活动大多恰恰是当权派对造反派的镇压。福建的革委会主任是著名的韩战将，当然了，在后来的历史书上记载的都是战将与四人帮斗争的故事了，至于迫害人的坏事么，那一定是四人帮与手下的爪牙和小爬虫们干的了，嘿嘿。甚至有激进的文革派认为，毛、周和中央文革纵容地方当权派这样镇压造反派，是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呢。
通宝推：秋末冬初,家园 花谢说明 承认文革的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要否认其暴力泛滥的黑暗的一面。
古今中外，哪一次革命没有这一面呢。难道陈国军不是一个冤魂吗？但是这能否定通钢工人抗争的合理性吗？如果我们承认法国大革命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历史眼光看待文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