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我记忆中的88前后(一) -- 忘情

感觉很有触感

我也从被窝里爬出来，糊里糊涂地跟着大家出去喊口号反对戒严了。

遥想当年的这些往事，再加上这二十年的经历，不禁感触良深。当年确实是自以为是，被人利用了。但历此也大长阅历，不再人云亦云。

相对父辈们在五六十年代的经历，我们决大部分人在风波后都轻松过关。以后的事业并没有受到影响。感谢高校的老师们，他们当时肯定心中有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记得《河殇》里把赵大大的吹捧了一番，还说大陆文化远不如海洋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是不行的。俺当时一脑子的疑惑，心想一直在说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怎么突然就成了垃圾了？而且还在中央台放。那时候真的有点思想混乱。不过自从戈尔巴乔夫没去成天安门广场，俺就对这次运动没什么好感了，因为当时俺觉得这颇有点携洋自重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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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电视里播放李鹏主持大会，宣布戒严。那次电视新闻让我觉得很疑惑，从画面上看，几个常委满脸怒气，衣杉也不似平时那么整齐，坐姿也不象平时那么正规，李鹏念稿时情绪相当地激动。最让人犯嘀咕的是自始自终在画面里找不到赵紫阳。联系到前些日子他的言行，长辈们说这里面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咱们小老百姓不明白内情，千万别瞎掺和，在外面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得和中央保持一致，祸从口出，可千万不能逞一时之快而招致后患无穷。

但是第二天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栏目里，我们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那天，陈铎列出一桩桩具体事例来证明北京自学生游行以来，社会风气大好，市民素质大为提高，人与人之间相互谦和帮助，各方面秩序井然。

听到这个，我顿时糊涂了，头天晚上李鹏的戒严令里不是说北京的秩序如何如何坏吗？今天这个广播怎么这么说呢？

当天下午的时政课，张校长兴奋得很，很显然他中午也收听了这档节目，基本上照本宣科地重复着陈铎的话。可是，结论是什么？张校长也没表态，同学们也莫衷一是，我问校长，中午的这个节目的说法和昨晚李总理的说法好象完全两样，这是咋回事？这说明什么问题？张校长似乎欲言又止，只是告诉大家听中央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没错。可是，那段时间中央权威部门发出的信息总是让人觉得似乎有些矛盾呀，到底听谁的才可靠呢？我当年也是满腹疑惑而无法找到答案。

再后来，事态的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美国之音”里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令人震惊，周围的人们对时局的看法纷乱得很，都不知道事态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

该来的终于来了，那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让我们大吃一惊，薛飞一脸的怒容在念中央的通告，言语间一扫往日的从容，充满着忿忿。杜显则一改平日的端庄形象，蓬头垢面地缩在一角，轮到她念稿时她采用了念悼词的态度。这一幕相信经历过当年那场风波的人们都记忆深刻。第二天，这二位就永远地从银屏上消失了。

接下来的《天气预报》，中央台告诉大家因为交通中断，中央气象台录好的片子无法送到，所以也改为了念稿。

出大事了，谁都明白出大事了。但究竟北京发生了什么，我们那时无法从报刊、广播里得到及时的信息，所以以“美国之音”、BBC、甚至台湾方面的广播就成了那段时间人们获得信息的公开来源。从这些敌台里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震惊的。甚至于当年的朝鲜电台在报导这一历史事件时也用了“竟然开枪”的字眼，这几个字眼随即就被敌台们如获至宝地抓住不放，大做文章，说同为共产国家的北朝鲜也对中国当局的做法非常不满云云。

长辈们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北京发生了什么和我们小老百姓没关系，我们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在外面千万不要发表议论，也不要转述什么消息来源，千万记住祸从口出，上学放学路上如果遇到什么情况，绝不可以围观云云。

第二天上学路上，果然发现一队大学生打着“还我同学，血债血偿”的横幅，呼喊着激烈的口号从丁公路一路游行过来，转到洛阳东路，再转到站前路，直奔火车站而去。

在学校里，一些同学很是震惊和气愤，喋喋不休地说着从“美国之音”里听来的消息，但大部分同学保持着沉默。老师们也一改那几个月以来的关心国事的态度，个个明确表态，要求我们专心读书，不要去管和读书无关的事情。一心为了高考，三年奋斗全为高考那三天。

中午放学，我特地从火车站前广场绕道回家，但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情况。下午上学后，有家住火车站附近的同学私下里说，据在火车站上班的家长反映，早上那帮游行的学生跑到火车站站前广场呼喊了几句口号后就散了，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晚上，叔叔来我家，谈到当天上午，他路过八一广场时，发现老街坊的宝贝儿子正在八一起义纪念碑下，面对着围观的群众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措词激烈的演讲，便二话不说上前把他揪下来，说他母亲出了车祸，拉着他赶紧离开那个危险的是非之地。把他强行拉回来后让老街坊好好管教，可别惹祸上身后后悔莫及。(咱们这位宝贝哥哥当年正在读大三，毕业后仕途坦荡，未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

那时候长辈们对为什么调那么多军队，而且是从不同地方调军入京感到似乎没有必要，北京周围的驻军应该就能控制局面。我那时常听单田芳的评书《三国演义》，于是便和长辈商榷，觉得调多支不同系统的军队入京，兴许是为了避免产生董卓进京的局面，枪杆子在手，要是万一有人铤而走险，武力控制中央该如何应付？

接下来出炉的是三十几人的通辑名单。但方励之两口子居然公开一头扎进了美国大使馆，这让我们颇不以为然。客观地说，如果在这之前对于他们还有某种程度的同情的话，公开投靠美国佬的举动则让人对他们的观感一落千丈。长辈们教训着我：看看，看看，让别人去流血，去牺牲，到头来自己公开一头扎到美帝怀里寻求屁护。美帝是什么货色？一贯地不是东西呀。

没几天，新闻里播出了一名中年男子在街头绘声绘色地向围观群众讲广场事件的录象，很明显是用微型摄像机偷拍的。播出没几天，此人就被群众检举了而落网了。当那人在电视里低头忏悔，并承认那是道听途说的谣言时，父母不禁觉得非常奇怪，既然这人能够迅速落网，那为什么三十几个通辑名单却一个没逮着，躲进使馆的不是只有方励之两口子吗？剩下那些人呢？怎么可能一个也逮不着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大局已经在中央的控制之下，那这些人之所以没音讯，不是因为抓不到，而是当局故意睁只眼闭只眼放他们出去。如果抓回来，这些人会不会成为谭嗣同我不知道，但肯定会有人往他们头上栽光环，也会蠃得一些人的同情，搞不好本不是谭嗣同也给炒成谭嗣同了。如何处置这些人其实是个难题，搞不好就会成为下次冲突的导火线，而且不管如何处置，都将成为西方攻击的箭靶。既然这样，那还不如放他们出去，让他们在海外尽情表演，反而能让他们迅速失去人们的同情。当然，这种明抓暗放兴许也是中央和西方私下达成的妥协之一吧。不过如果一个都抓不到，这面子上可挂不住，也没法给各方一个交待。

我记得方励之两口子在美国使馆躲了很久，然后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保证到海外不再从事反政府活动，中央就坡下驴，允许方励之两口之赴海外就医。

大局已定后，中央开始进行舆论反击了。专题片连续放，大张旗鼓地表彰共和国卫士，大力宣传各省，各部委，各地群众拥护中央决定。

看完了那些专题片，我对那些人最后一点同情都荡然无存了。有几件看似平常的小事给人的观感却极其恶劣。

比如：当学生们在广场绝食静坐，不断有人被送医院输液的时候，高自联的头头们却用群众捐款在大饭店大吃大喝。

比如：学生们在广场上竖那个民主女神像，让人感觉真有点那个。

比如：占据广场时间，有人在广场搞婚礼，嘻嘻闹闹地让人觉得象是过家家，太不严肃了，让人太过失望了。

比如：那位知名女作家戴晴，面对镜头不是劝学生进食，而是凶神恶煞地煽动学生绝食到底，和他们(指中央)坚决斗争到底。戴晴的文笔不错，我们当年的课外选修读本里有她的作品。可有她这么玩的吗？论年纪，学生全是她的晚辈，作长辈的不但不怜惜晚辈们的身体，却还积极鼓动晚辈们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以此作为要挟的本钱。有本事你别鼓励学生绝食，你应该自己去绝食呀。哦，自己吃饱喝足却驱使他人去流血流泪饿肚皮，明摆着拿别人当枪使嘛。

至于高自联的那帮人，我就不想再多说了。在我看来，最为可恶的是那位柴郡主，事前高喊大义，显得比谁都崇高，事到临头让别人去流血，自己安全转进跑到“美国之音”里声泪俱下哭诉同学们如何如何。柴郡主在海外扑腾了十几年，什么德性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很奇怪她怎么还有胆量，还有脸面继续回北京混，至少也得换个城市吧？

再接下来，是工厂、学校里组织的铺天盖地的政治学习。顺带着也学习了一美国当局是如何对付学生运动的。

国内的局势是稳定下来了，但国际上，尤其是东欧那些国家，却是天下大乱。我记得当年年底的某一天，班主任曾老师把当天的《文汇报》交给小雨后，兴奋地用手比划着作了一个打手枪的手势，说齐奥塞斯库这个暴君被人民枪毙了。那个时期的东欧，正是剧变时期，苏联国内也是风云激荡，大厦将倾，摇摇欲坠。

这种国内外形势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们高考志愿的填报。当年没什么人愿意读文科，除非是理科成绩实在是不行。有北师大保送指标时，两个理科班居然无一人肯去。年级组长公开说，不要怕，不管你们哪个想去，不要不好意思，私下跟我们说都行，剩下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我们这些做老师的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可就是这样，两个理科班仍然无一人肯去，最后这个指标只能留给了文科班。如果要问为什么？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来从89年高考起，北京，上海几所闹事闹得凶的名牌大学的新生统统得送到军校军训一年，四年制变成了五年制。二来是大家对局势和前途的担心，用我父亲的话来说，那就是得学技术，甭管谁当政，都需要技术。报刊，电视上总说东欧那些国家教授下岗，沦落到吃救济金的地步，其实那都是只会耍嘴皮子的马列教授，马列教授也能算是教授吗？你要真有技术，无论谁上台都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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