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史文恭”谈起，（3）数字问题 -- 史文恭

俺曾经看过一些县志，比如四川的仪陇，宣汉，泸县，郫县，新津，江津，射洪，湖北的黄冈，麻城等等。----在这些县志的人口篇里，很清楚地记载了那个年代，人口的明显下降。

以上的这些县志，都有电子版，如您有空，不妨寻找并下载一观？

向来喜欢公鲨的帖子，然此次所见，令我怅然。

一声叹息。

即使现在也没有技术手段能让人口从政治家的眼里由数字变成一个个鲜活的人。

国家的管理者考虑的首先是增加多少人，死多少人，具体增加的是哪个，死的是哪个，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去研究。

“人命不能加减，活人十个，不应该给一个杀人的指标。”这话说的好听，但是没什么意义。国家的管理者研究的就是怎么活十个人，虽然要死了一个人。

用血吸虫病医疗条件为例。国家管理者只能说，医疗条件改善了多少，血吸虫病活人的比例增加了多少，只是比例增加而已，也就是依然有人死了。但是考虑毕竟活的人多了，那么总是好的。难道非要用有人死了去责难这个医疗条件改善是有问题的吗？

首先要谢谢您的长篇回复，以及您的直率，这两点都帮助俺认识自己的不足。

以下，是关于您的“地雷”：

首先，两岸之间一直以来的主流是暗战而不是眉来眼去，这个恐怕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吧，举一个小例子，假如有空漫步香港街头的报摊，就能看到宣传战的很多实例，-----所谓的攻心为上，是万古不易的道理，这个您或寡闻，俺是见过多次实例的。所以，即非“杜撰”，亦非“渲染”。

其次，为什么俺深恶痛绝这种“渲染”，因为它是一种歪曲。---而且这种歪曲损害了对事实真相的界定。---举一个小例子，在俺看来，东哥发动大跃进，明显的是基于他过于磅礴的自信和过于稀薄的经济学基本素养，但无论如何，他的初衷，是不可能导致后来饿殍遍地的后果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假如，是东哥本人，化身几百万个，在那些重灾区的农村里，用武力或者其他手段逼迫农民拿出最后的口粮，并在这些农民饿到无法忍受的时候，还守在村头，不让他们逃荒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都是东哥本人的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大跃进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混乱，失调，但这个混乱和失调并不足以导致大量的农民饿死，----使农民饿死的直接责任人是当时大批的基层干部，-----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时的下情并未上达。

但是，对于渲染者们而言，要求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并把这个饿死人的责任放到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基层干部身上，---是让他们丧失了所要鼓吹的“焦点”，-----换句话说，---从宣传战的角度，一大批模糊的基层干部，比起中国革命的旗帜--东哥而言，---把责任放在哪个方面，更有杀伤力呢？---尤其是，对于宣传战的广大的缺乏历史知识的受众而言？

因此，俺要再一次地说明，这个“渲染”，会导致对事实怎样的扭曲。-----基层干部，并不是一个一下子冒出来的群体，而是从土改积极分子和退伍军人等等的基础上，以成分论为框架，培养出来的。----但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最广泛的基层面，他们的权力是不受群众监督的。而他们所要负责的上级的命令而不是群众的呼声，---当现实面确实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发生时，他们解决的方向不是从群众的利益，而是从为保住自己位子的初衷出发，以贯彻上级目标为准则。-----而且他们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手段，远甚于而今的城管或者拆迁队伍。

那么，这个因素，该如何评价，或者这个因素在最终导致这么非正常死亡的灾难里所占的比重有多大？---是否有人仔细地考察过呢？

而俺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回答您所质问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史老师同意否？”----我们真的对“前事”搞清楚了吗？

其三，“人命不能加减，活人十个，不应该给一个杀人的指标。人口增加，未必没问题，出了饿殍，一定哪儿出了问题。”这个原则当然是对的，---事实上，俺举出在同一个制度下可能造成的人口大范围下降和更大范围上升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轻率地把人口大数量变动和制度联系起来的荒谬，而不是反之。----换句话说，当把这个三千万和制度简单地作为线性正比例关系建立起来时，---是必然要面对这个反诘的。----那么，这个“线性正比例关系”能成立吗？----所以俺和百丈兄在这个问题是的逻辑基础是一致的，---那么我们的差异在于哪里呢？------俺的体会是，根本问题在于，所谓的“制度”，并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界定。所以看似说的是一个“制度”，实际所指向的，是大有不同的内涵。----而这，正说明了，简单的“渲染”对于事实结论的扭曲有多大的危害啊。

其四，那么您要问，到底造成这个巨大灾害具体的原因在于哪里呢？俺要说明的是，这个巨大的灾害，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影响，是深远而沉重的。因此俺是做了一部分的工作，并准备在《大河入海处》里面略为详细地展开的。---所以，在这个关于党史研究中的态度和方法的帖子里，俺没有更详细地说明，而停留在对“渲染”这个问题的质问，就在于此。

不过要和您抱歉地预告，考虑到俺的目前拖沓的进度，在《大河入海处》的系列写到此处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应该是会写到的。-----嗯，在这里，俺谨给您给出一个自己的体会。-----假如以政治作为一个职业，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理想主义者往往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而现实主义者则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对于前者，雷锋和焦裕禄在被宣传了数十年后，依然还被宣传，（换言之，数十年的宣传并未造就越来越多的雷锋和焦裕禄。），而对于后者，即使在当代史上，都是一脉相承，源源不绝。所以我们需要法律，纪委，反贪局，---但依然从刘青山，到大跃进中全家吃饱的基层干部，或强奸女知青的公社书记，以至到现在层出不穷，前赴后继的个个贪官。-----因此，这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恶果在本质上，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中国行政队伍里面至一大部分从业人员的素质并非，甚至远非“作为特殊材料制成”的TG党员所被期待的。---而这，就是胡服同志所宣传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本来意义所在。

因此，总的来说，俺能够理解您因为俺主贴而产生的情绪波动，---而且很明显，俺在主贴所要强调，对那段历史，要少一些简单，粗率，甚至别有用心的“渲染”，多一些严肃，认真，深刻的分析---这个本意，并没有很好地向您说明，---同时，俺的主贴显然给人以为那个数字辩解，而不是更深层次探索这个数字形成原因的印象，---这两点，都是让俺比较惭愧的。---因此俺就在这个回帖里略为展开地说明一下，希望能够更清楚地表达俺的意思。不知道，这次的说明是否有些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