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一百年前曾经有一位名叫罗伯特.卡尔顿.布朗的年轻人在纽约打拼。他的谋生手段是为报社与杂志社供稿，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人家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他在191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地摊小说集，题目叫做《玛丽怎么了？》，其中收录了此前他为《女性世界》杂志撰写的若干篇短篇小说。

今天的布朗只是个籍籍无名之辈，甚至在维基百科当中也查不到他的存在。在现今这个时代，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不过维基百科当中确实有一条关于《玛丽怎么了？》的词条，词条内容并不是这本书，而是一部同名电影。制片方是托马斯.爱迪生旗下的活动电影放映机公司。这是全世界第一部系列电影，共计十二卷拷贝，每卷拷贝都是一集。这种新兴技术为布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十岁的时候，布朗搬到了巴黎定居，并且改名鲍勃.布朗。他创作了更多的诗歌，并且与其他旅居他乡的美国文化人混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现代主义者。此时他认为书籍的死期已经到了，而且他有必要对此作出公开声明。于是他本着现代主义者的一贯做派煞有介事地刊发了一份宣言：“书籍仅仅是陈旧过时的词语容器而已。如今人们需要现代化的词语传递机制，阅读应当通过机器来完成。”

机器的确令人兴奋难耐。一夜之间，汽车、收音机与飞机纷纷涌现。艺术界与音乐界也正在张开双臂欢迎美好的技术未来。但是布朗却认为，“在文学界当中，只有阅读落在后面，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我们从古腾堡活字印刷演进到莱诺铸排机，然后又演进到光学排字法。但是我们的书籍依然固守着原有的陈旧制式，我们也将这种雷打不动的制式当成了向眼睛输送文字的唯一方法。自古以来，写作就被禁锢在书籍当中。如今已经到了打破禁锢的时候了。”

于是布朗发明了一台机器，“一种轻便的装置，与电气接口相连之后即可在十分钟内读完十万字小说。”（笑声）电影行业最近刚刚推出了有声电影（talkies），于是他将自己的发明称作有声读物（readies）。“通过全新光学排字技术将微缩字体印制在透明胶带上，只要一条打字机色带尺寸的材质就能承载整本书的内容。”

尽管他全篇用得都是过去时态，但是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猜到，这台机器从未脱离布朗的脑海真正问世。但是他还是从一帮作家朋友那里筹集来了捐款，并且出版了一本书，名叫《鲍勃.布朗的有声读物》，其中收录了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南希.库纳德等人的作品。上周纽约某书店还展出了这本书，你可以通过亚马逊进行网购，每本2875美元（笑声）。作为一位上个世纪初的古人，鲍勃.布朗恳请我们与书籍挥手告别。“我恳请读者们用内心之眼注视一下永远都在的未来，暂时忘记书籍所散发出的中世纪气息。上帝保佑，书籍已经气息奄奄，很快就要死透了。”

八十年前，只有特别前卫的人们才会预言书籍的死亡，如今是个人都敢这么说。你只要在自家门前站一小会儿，就难免会有一位陌生人冲过来拽住你的领子，将饱经杜松子酒浸润的嘴唇凑到你的耳边低声细语道：“忘了纸质载体吧，电子书已经来了。由死树残体与光滑外皮捆扎而成的物件很快就要被扔进废品堆里了。书籍已经没有未来了。”实际上这句话节选自2000年新年当天《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

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前任主管尼古拉.奈格庞提多年以来一直在宣扬同样的主张。1996年，他提出书籍制作到了2020年将会像打铁一样无关紧要。去年秋天他再次提出：“纸质书籍已经死了，已经没有指望了。”他认为这项主张的基础是技术层面上的效率提高。他用比特来当做自己的衡量标准，一本普通的书籍，重量大约一磅，体积大约一百立方英寸，售价大约二十美元，其中包含的信息量不过区区五百万比特而已。这点信息在芯片上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随时都能毫无重量地从云端以光速发送到我们面前。

同样的梦想也曾经有过更老的版本。某位法国广告艺术家让.马克.柯太尔曾经在1899年设计过一套香烟卡片，上面绘制了2000年的未来世界。在未来世界的教室当中，学生忙着摇动粉碎机的曲柄，老师们则忙着把书本往粉碎机里塞。然后通过某种奇妙机制，书中内容就会通过电线直接输入学生的头脑当中。两年前，在线杂志《Slate》的主编雅各布.维斯伯格拿到了自己平生第一个Kindle。他很喜欢这个“新颖高端的文字投放系统”，并且声称“在五百五十年的幸福联姻之后，阅读与印刷终于走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作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造物，纸质书籍即将与报纸和杂志一道成为明日黄花。”实际上，就在本周，亚马逊网正式宣布网站售出的Kindle版本图书数量正式超过了纸质版本。在我看来，他们进行宣布的口吻未免喜气洋洋得有些过头了。

这一周我们都在世界末日前夕大搞派对。在我们身边，大型连锁书店纷纷倒闭，出版业笼罩着愁云惨雾，主流作家们——“主流”二字实在令我无语——如同恐龙一样行将灭绝，而毛茸茸的哺乳动物先驱早就开始到处探头探脑了：博客写手、短信写手、微博段子手即将统领地球。感谢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古腾堡先生，您现在可以安息了。

显然这不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纸质书籍这种古老的载体形式即将迎来灿烂辉煌的新时刻。在各个问题上存在着若干彼此纠结的论点，请允许我简述一二。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在谈论“书籍”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书籍是一件具有实体的物品，是某些人口中“死牛皮包裹的树木残渣”。书页上可以空无一字，但是我们依然称之为“书籍”。另外，今天的人们又提出了所谓“内容”的概念，也就是作家的创作成果。根据这些人的说法，内容在付印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书籍”。但是像这样区分内容与容器的做法多少有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书中美文”与“瓶中美酒”给人的感觉总是不太一样。超文本的发明人泰德.尼尔森认为，“纸张只是被信息喷溅了一身的物件”。但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难道就仅仅是在从书页上吸取信息吗？感觉上读书似乎还要更有趣一些。读者与书籍的互动方式显然比起酒客与酒瓶的互动方式更加复杂。

我认为I.A.理查兹正是想要表达这种想法。1924年，出于文学批评研究的目的，他将纸质书籍与机器进行了比较。“书籍是促进人们思考的机器。”是什么机器呢？不是风箱，也不是火车头，而更像是提花织机，用来将纷繁复杂的人类文明线头有序地编织成片。显然他心理并没有想着皮革与纸张。今天我们可以更轻松地将书籍与机器等同起来。Kindle显然就是一台机器。这样说来，电子书算不算书籍呢？正反两方面我们都有话说。比方说，巧克力兔子肯定不是兔子。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将书籍定义为沿着一侧装订起来的一打纸张。这样一来，一部手机能装一百万册的电子书自然就被排除出了书籍的行列。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从另一个方向来看问题。比方说电吉他肯定是吉他。而且尽管电吉他无疑是效率更高的发声工具，但是并没有人担心原音吉他将会走上末路。顺便说一句，“原音吉他”这种说法其实是同义自指，类似的说法还有“电影摄影机”，“织物尿布”，还有“乔治.H.W.布什”（笑声）。

印刷书籍，或者说死树书籍，或者说实体书籍，事实上仅仅是——请捂住耳朵以免受伤——非电子书籍而已。但是就像原声吉他那样，死树书籍也会勾引起人们的怀旧情绪——一种名声多少不太好听的感情。同样，黑胶唱片也会勾引起类似的怀旧感情。许多发烧友都狂热地认为，无论多么先进的数字技术都无法彻底还原黑胶唱片甜美清晰的音质。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神经病（笑声）。但是我必须承认，当我手里捧着一本装订精美、做工考究的硬皮书时，心中也会涌现出类似的感情。

有一个专门形容我这种怀旧情绪的术语。我记得这个词的发明人是《洛杉矶书评》的丹.艾伦莱赫。他将这种感情称作“书籍恋尸癖”（笑声）。“忠于印刷品的读者们撤退到了后一条防线，书籍也因此而沦为了艺术化恋物癖的迷恋对象。”我很肯定他这么说是存了损人的心思。他提到了“格罗夫出版社平装版黄页的柔和木质清香，”。“柔和”与“木质”这样的形容词还算不错。但是我相信在座的作家当中肯定有人还能想出更优美的措辞。伦敦有一位作家在潜心研究了旧书的气味之后写道，这股气味“结合了青草的气味，一丝酸液的气味，一丝香草的气味，并且以麝香气打底。”（笑声）这位行文高手的本行其实是化学，这段关于旧书气味的文字最早刊登于《分析化学期刊》上面，并且接受了同行审阅。

今天的人们正以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劲头讨论着书籍的气味。这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但是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这些人的行为究竟是出于爱慕还是恐惧呢？如今当真有一个名为“书籍气味”的网站（笑声）。一位名叫瑞秋.莫里森的行为艺术家最近打算在纽约现代艺术馆图书馆里搞一个项目。她打算把书架上的书逐本闻一遍，并且在账簿上详细记录每一本书的气味。换句话说就是闭着眼睛光靠鼻子读书（笑声）。她声称自己的灵感来自对于未来的想象：未来的人们可能一想到书籍居然有气味就会觉得恶心。这是多么奇怪的痴迷啊。书中的词句是闻不出来的。我建议我们放下这个问题，并且一直同意书就是书，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作为技术的产物，书籍的外形在过去五百多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且这一点的理由也很充分。鲨鱼的外形在过去亿万年间同样没有多大变化，因为鲨鱼很擅长扮演鲨鱼的角色。同理，书籍也很擅长扮演书籍的角色。我要再次冒着被人当做书籍恋尸癖的风险进行主张：死树书籍是技术成就的高峰。作为工具的书籍完美地契合了所要完成的任务。书籍就像锤子一样。锤子的形状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却永远不会遭到淘汰。就算建筑工人们装备了能够在顷刻间喷射几千根钉子的气动射钉枪，寻常人家依然需要置办一把锤子。类似的例子还有自行车。自行车出现在一个没有汽车的世界里。如今无论是速度还是行程，汽车与摩托车都已经远远地将自行车甩在了后面。但是自行车根本没有过时的迹象，论销量比汽车还高。电子书轻盈且数字化，纸质书笨重且实体化，但是无论如何书籍都是技术力量的体现，只不过如今技术进步了而已。

卷轴在当年也曾经是先进技术。抄本代替卷轴的时候肯定也有人感到感伤怀旧。抄本是一个效率极高的理念，众多书页沿一侧装订起来，便于携带。我敢肯定，当年一定有人抱怨说，抄本的内容获取顺序杂乱无序——他们的原话未必就是这么说的——而卷轴的内容获取方式则是线性有序的。显然后一种方式更适合书籍，因为书籍就应当从头读到尾。但是抄本比卷轴实在是方便得多。如果你是一位公元八世纪的作家，而你的作品只有卷轴版本，那你可以说是完蛋了。

技术进步带来了印刷术与活字印刷，但是印刷术的问世并没有像抄本那样改变书籍的形制。印刷机实际上是一台复制机器，能够让书籍内容更稳定且更可信。得知其他人手中的书籍版本和自己一字不差，这一点对于当时读者的心理冲击力绝对不容小觑。但是人们还是惊慌起来，因为印刷机掀起了一场滔天洪水。早在1620年，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就曾经抱怨道：“书籍的总量可怖地增长着，最终将会造成无法克服的无序状态。”亚历山大.蒲柏也曾经说过：“天意将印刷机的发明当成了惩罚学者罪孽的祸害。如今的纸张如此便宜，印刷厂如此众多，以至于写手的洪流席卷了大地。”蒲柏的这番话无疑语带讽刺。

如今我们的印刷厂数量更多，纸张更加便宜，上网费用甚至比购买纸张更低，作家写手更加遍地横行，书籍更加堆积如山。就在本周，鲍克出版数据公司刚刚宣布了美国年度新书统计汇总结果。2010年，传统出版商一共出版了316000种新书与翻印版旧书，比2009年上涨5%，而2009年与2008年相比又上涨了4%，此前也是逐年上涨。我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传统出版商，是因为鲍克公司同样也统计了非传统方式出版的书籍，例如自费出版书籍，订制书籍，以及超小众书籍（天知道是什么意思）。2009年美国非传统出版界共计出版了超过一百万种新书，2010年该数字翻了一番有余，达到了270万种。非传统出版业商业模式的关键词是“网络驱动”。这些书籍依然是实体书，但是离开了网络却不能存在。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读者，你很可能会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书籍数量太多。托马斯.德.昆西也有类似的观点。“考虑到目前书籍堆积如山的现实情况，我确信我们遇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选择障碍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状非常猖獗。主要症状之一就是获取书籍的饕餮欲求以及一层层堆砌语言的冲动。文学日益成为了折磨人的手段，而不是愉悦的源泉。”“选择障碍”在我看来是个很不错的说法。书太多了，时间却不够。所以当人们担忧书籍之死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担忧读者之死——不对，甚至都不是死，仅仅是注意力区间萎缩而已。

的确，现在有很多人整天忙着刷脸书，打游戏，没有时间看书。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问题。当年也曾经有人整天忙着看电视，忙着打球，或者忙着打理庭院。二十年前，伟大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克有一次打算观看棒球比赛电视转播。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的节目当中，一位名叫简.李维的作家介绍了自己最新创作的小说，讲得是一个小姑娘如何成长为体育记者的故事。节目主持人的态度倒是不错，但是在节目当中他把这本书拿在手里掂了掂：“三百多页的书啊，这可不少啊，你就不担心读者没时间看吗？”贝克说他当时简直想冲着电视屏幕大吼一声“你丫闭嘴！当着这么一大帮就要花费整整三个钟头看棒球的观众问这个问题，你还知道要脸吗？！”今天在座的都是读者，是人群中的特例。大多数人永远都忙得没时间看书。但是我们依然在这里。

最近读书的问题又和互联网以及数字媒体扯在了一起，但是实际上问题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提出了“电子时代”的理念，而当时他所拥有的唯一一件电器不过是一台雪花飞扬的黑白电视而已。但是这已经足够了。这台电视向他赋予了看待书籍的全新视角。他很乐意宣扬“印刷文化”的死亡。他认为“电子时代将会召回部落时代的伟大口述传统。”对于麦克卢汉来说，这就等于重新回到了伊甸园。“通过依赖口述获取信息，人们被吸引到了部落羁绊当中。口语总是比书面语更加富有感情。基于听觉与触觉来获取信息的部落成员参与到了集体无意识当中，生活在一个由神话与仪式塑造的、充满魔力且自成一体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具有十分神圣的价值。”对于麦克卢汉来说，书面语言是割裂而特化的，口头语言则富有创造性与参与性。“字母表是视觉割裂与特化的技术，留下了茫茫一片由分类数据组成的沙漠。”麦克卢汉认为，识字的人们只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就难免陷入道德恐慌。

批驳印刷审查的方法之一就是声称印刷术提供的沟通渠道实在太过狭窄，而且这条渠道是线性的，甚至还经常是碎片化的。而讲话，或者说在最佳情况下搭配了手势与接触的面对面人际沟通，则能够调动所有的感官，而不仅仅只是刺激听觉而已。如果说沟通的最高境界是灵魂的交汇，那么书面文字仅仅是这个境界的影子而已。麦克卢汉大概会认为，那些闻书的人迫切地想要获取通感与触感，他们想要获取更丰富的感官体验。而印刷品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我们这些读书人是他口中的“印刷依赖者”，一听就不是好话。对于麦克卢汉来说，电子时代预示着口语的伟大回归，只不过这一回的对话将会是全球性的。麦克卢汉生前电脑几乎还不存在。1964年他这样写道：“今天，电脑成为了前途无量的工具。任意一种编码或语言都将能够即时翻译成为另一种编码或语言。简而言之，电脑技术将会带来全世界所有人相互理解与全世界大团结的局面。无重环境的出现”——六十年代的人们整天都在谈论“无重”，因为当时宇航员刚刚上天——“可能会与无语环境相伴相生，并且带来永久的集体和谐与和平。”

麦克卢汉的许多预言都精准得令人不寒而栗，但是上面这番话着实不太靠谱。“无语环境”？“集体和谐”？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微博的出现。但是他的理念在当时确实很有影响力。几年之后雅克.德里达因为抱怨写作受到书籍的禁锢而声名鹊起。“书籍的形制将会迎来一段动荡时期”——这是1967年——“并且变得越发不自然。概念当中的书籍总是自然而然地具有整体性，但是整体性对于写作来说却极其疏离。神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书籍提供了无微不至的保护，使其免于写作及其短平快式活力的侵扰。”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理论家预言书籍即将死亡的方式都是写书（笑声）。可能有人认为我仅仅是在说便宜话而已，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坚定地认为，对于书籍所承载的延展性、说服性与理性对话来说，书籍的形制是必不可少的。许多预言书籍绝灭的理论家都小心翼翼地无视了自己也要靠写书来宣扬观点的讽刺之处。顺便说一句，鲍勃.布朗在多年游历之后还是返回了美国，并且在纽约格林威治开设了一家书店，起名就叫“鲍勃.布朗书店”。他一直在坚持写作，并且于1959年出版了平生最后一本书，《奶酪大全》。这部书我买了一本，里面全都是关于奶酪的知识（笑声）。但是在他改邪归正之前，布朗的确提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观点。他认为书籍的弊端在于读者的视线必须从上到下在书页上进行之字形移动。他认为字句应当自动从视野中滑过。罗伯特.库弗在1992年开始使用个人电脑之后产生了一个更激进的理念。“从句首到句末，从首行到尾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这种阅读顺序完全是作者强行指令的结果。现在的人们应该努力超越这种限制。”换句话说书籍过于线性了。起承转合的老一套已经够了。现在电脑与超文本带来了全新的自由。链接与子网页营造了多维度的空间。

1993年，一位略微有些疯狂的电脑科学家泰德.尼尔森发明了超文本。他的愿景成为了今天互联网的基石，尽管至今他仍然认为自己一开始的绝妙理念遭到了扭曲与践踏。大屏幕上是尼尔森为自己的原本理念勾勒的草图。他设想了一套超文本存档机制，不同页面平行存在，不像书籍那样受限制。页面之间的线条就是我们所谓的链接，他更喜欢称之为“可视化嵌入包含”。当然他也通过写书来解释了自己的理念。1992年，罗伯特.库弗接过了超文本的大旗。他对于超文本的描述是“通过电脑技术支持，在非线性或者非顺序性空间内的写作。”这句话摘自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名曰——谁能想到呢？——《书籍的末日》。连个问号都没有，干脆就是宣言的口吻。“流动性、偶发性、不确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这些都是超文本的关键词。而且这些词语正在飞快地成为原则，就像相对论在不久前刚刚取代了坠地的苹果一样。与印刷品的固定单向翻页模式相比，超文本提供了极端分化、互动且声源众多的技术，更青睐多元对话而非定义式叙述，从而使得读者摆脱了所谓作者的统治。”

作为作者的库弗承认，自己就是印刷品式写作的典型，而且并不是在超文本空间畅游的专家。更何况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觉得自己大概创作不出真正的超文本小说了。于是他在布朗大学开设了“超文本小说”这门课程。在他看来，“超文本小说”的优势之一在于向读者赋权，让读者可以自由自在地组织文本顺序。文本变得不确定起来，失去了先后顺序的确定性。这一切都是好的。

今天距离库弗宣称“书籍末日”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回首过去，我不惜以身试险，宣称一下超文本的末日（笑声）。不仅伟大的超文本小说从未问世，就连平庸的超文本小说也没有出现过。却原来1992年是布朗大学开设“超文本小说”课程的最后一年。8年之后的2000年，库弗本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彻底扭转。这时互联网已经搞得如火如荼了，可是库弗却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很不感冒。“对于严肃文学来说，网络并不是很宜居的环境。网络是一个喧嚣躁动、投机肤浅、电子商务横行的商业化环境。网络世界的主宰都是些黑客、推销员与身披画皮之辈。文学的轻声细语在这种环境里很难被人听到。就算碰巧真被人听到了，也只能得到片刻的注意。”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算是一位比较快乐的网民。我不太喜欢脸书，但是偶尔也会刷刷微博。我必须承认，我的微博对于促进文学发展并没什么帮助，甚至对于我的下一本新书都没什么帮助。文学是有形的，是沉静的。网络是无形的，是喧嚣的。文学是缓慢的，网络以光速运转。书籍茕茕孑立，网络通联八方。就信息而言，网络空间就是超文本空间。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更支持从超文本狂热当中摆脱出来的2000年版本罗伯特.库弗。所以请允许我拿出水晶球看一眼未来吧：书籍是肯定能幸存下来的。我绝对肯定。

书籍有一种奇异的特质。引用四百年前苏格兰诗人威廉.德鲁蒙德的说法，“书籍有一种奇异的特质，尽管是人类造物当中最脆弱的，却能比黄铜、钢铁与大理石更加弥久。”他所谓的“最脆弱”自然指的是纸张。现在又有了电子。某些类型的书籍将会灭绝。比方说未来的字典就不会印刷在纸面上。我们突然发现抄本从来都不是最适宜查询单词发音或者词义词源的技术。过去四百年来这项技术多少还算说得过去，但是现在更好的技术已经出现了。字典行业的龙头老大牛津大辞海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官方尚未表明态度，但是我怀疑未来恐怕不会再有死树质地的牛津大辞海了，网络版的牛津大辞海早已发展得像模像样了。同理，百科全书也会走上这条路。无论你对于维基百科是褒是贬，维基百科的涵盖范围早已比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超出了上百倍，而且远远更加深入生活。世界上几乎所有语言版本的维基都已经出现了。诚然，维基百科并不完全可靠，有时有些业余，还有时完全就是错的。不过维基百科的诸多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醒了我们，纸质百科全书有时也难免业余或者出错。此外还有电话簿。真会有人怀念电话簿吗？电话簿的灭绝对于地球森林植被的保护肯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除了这些例外，死树书籍还是会幸存下来。最难幸存的书也是做工最差的书。纸张粗劣，装订马虎，封面设计好像在说“看完后请置于垃圾箱内”。对于传统出版业来说，出版商们应当迎合人们收集有价值物品的强大本能。实体书应当是设计与欲望的体现。应当允许那些喜欢将鼻子埋在书页之间的人们尽情享受书的清香。这些人肯定不会消失。或许纸质书籍就应当主打高价牌，或许书籍的吸引力就应该是老派复古，就好像枫木与云杉质地的小提琴一样。这样的命运肯定强过灭绝。

目前在我看来，很多书籍都比从前更为美丽。封面设计不断登峰造极，想象力得到了极大释放。尽管难以付诸言辞，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现象颇有讽刺之处。说到出版商，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能幸存下来。不过这一点我并没有太大信心。在全新的电子世界里，他们面临着来自亚马逊等网站的严肃挑战。但是我认为目前很多出版商纯粹是在自己作死，具体的作死手法包括将书籍当做商品，盲目追逐畅销书，偏向名人而非作家，简而言之就是自轻自贱。我相信，只有那些对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尤其是编辑艺术——重获自信的出版商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有很多作家都很乐意甩开中间人自己单干，但是本人真心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一家将书籍当做书籍并加以尊重的出版商会精心编辑我的作品，并且帮助我的书找到最合适的读者，这样的出版商是我的终生友人。

相比之下我更担心书店。就像约翰.厄普代克临终前夕所说的那样，书店已经成为了“孤独的堡垒，生机正在汩汩流失”。在文学生态体系里，实体书店尤其是独立实体书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亚马逊或者其他在线购书网站成功复制实体书店的这部分功能。我认为哪怕是在一个大多数书籍都已经遭到数字化的世界里，实体书店依然有求生之道。书店依然可以在区域范围内与个人层面上发挥作用。至少这是我的希望。

但是电子书不应当成为出版商的生存威胁。电子书是礼物，是机会。电子书的质量应当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直到六个月之前我才开始用掌上设备读书。你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应该比我更丰富。但是在我看来，很多出版商在推出电子书的时候并没有认真考虑版面美观的问题。如今的电子书看上去太业余了。审校工作很不过关，连字符到处乱用，断篇缺页，脚注功能十分别扭。如果出版商本仅仅将电子书当做捞快钱的手段，那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向读者收费太高，向作者付费太低，对于电子书本身缺乏尊重。他们根本不觉得阅读电子书也应当是一种审美体验。我希望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现象。

与此同时，出版商的惫懒也为那些专攻电子书制作的专业机构提供了机会。这一来我们就步入了危险的领域，因为当你制作优质电子书的时候，可以做到很多传统印刷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制作“增强版”电子书。我的一本旧书最近就通过某家专业公司推出了增强电子书版本。我的原版书里搭配了照片与线描图来解释较为复杂的科学内容，电子书则能利用视频与小程序来提供额外的时间维度。我对此乐见其成。毕竟书籍自从问世之初就是图文并重的。但是还存在着其他许多种令我不太自在的可能性。我不希望在我的书或者我读的书里面出现超链接。我不希望看到与社交媒体联动的书签系统。我也不希望电子书与在线交友网站（笑声）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多任务功能搅和在一起。我没兴趣为书中角色创立头像。我拒绝一切将我从书中拉出来的东西。书籍并不是搭配字幕的多媒体奇观。

更有甚者，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等到世界上所有书籍都可以在线浏览的那一天，等到谷歌或者其他公司最终建成数字化普世图书馆的那一天，等到所有书籍都在读者面前打开的那一天，世界上所有的书都会汇总成一部可供搜索的云端大书。有些人正在寻求各种聪明的手段来促进这一天的到来。他们推崇“混搭”的做法，认为应该允许读者随心所欲地将书中各个部分任意组合成型。他们主张将电子书做成用户界面，使得读者们的读书笔记可以显现在公共空间当中而不是各自私人藏书的书页空白处。任何一本书都不是孤岛，书与书之间交叉链接，被人打成碎片又重新组装起来。在早已深入我们日常生活的网络空间当中，超文本又要卷土重来了。书与书之间的藩篱不复存在，著作权瓦解冰消。书籍将会成为液体，从封皮之间渗透出来。许多聪明且有名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却认为他们对于书籍本质以及书籍前景的理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实话实说，作为信息传递渠道的书籍的确十分狭窄，只是一条抽象词汇构成的线性溪流。麦克卢汉并没有说错。书籍的确十分受限，的确仅仅以饱受限制的一维方式刺激了五感当中的一种，就像鲍勃.布朗意识到的那样。电子书与纸质书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无论一本书如何应和、引用或者剽窃了之前的作品，每一本书依然的确是一座孤岛。每一本书的生与死都是自己的事，并不是汪洋恣肆的词语江河当中的一滴水，可以被人恣意地取样采集。上述景象就是我心目中的噩梦。

小说家兼纸质媒体怀旧达人尼克尔森.贝克在很久以前为了给《纽约客》供稿而勉为其难地试用了一下Kindle。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取笑这件器具。“这个屏幕灰中透绿，令人作呕”等等。他说Kindle“就像一台1982年的白色雪佛兰Impala，上面还拴着一个鲨鱼造型的气球”。但是他还是逼着自己用Kindle看了几篇惊悚小说。“一旦我陷入情节之中，这一切就都不重要了。噗的一声，Kindle就在我手里烟消云散了。我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在阳光下看书。三台除草机在不远处嗡嗡作响，某个身穿肉红色衬衣的人正在马路对面拿着水管给草地浇水。但是我却置身于法庭当中倾听着杀人犯的供述。欲知后事如何的原始本能紧紧地攫住了我。”

电子书会消失，就像死树之书也会消失一样。当你把死树之书从书架上拿下来的时候，尽管可以享受皮革封皮的清香。但是一旦开始阅读，气味、皮革以及其他一切都会消失。甚至就连穿过视界的文字流都会隐去形迹。我们看不到字母，我们甚至都看不到单词。或者说我们不仅能看到单词，还能听到单词。我们能感到词句的节律与抑扬顿挫，宛如欣赏音乐一般。我们被抛进了一个虚拟世界，而这个虚拟世界就像现实世界一样栩栩如生，其中的法则同样不容违背。作家的理想就是让书消解在读者手中。约翰.邓恩说过：“想出书的人就要做好成为这本书的觉悟。”在他看来，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供他人阅读的书籍。书是信息而不是载具。这是一条很长的信息，一行一行地组织成篇。这就是书，而书将会留存下去。

我们步入了一个渠道众多的信息宇宙，书籍仅仅是其中的一条渠道而已。不同的渠道具有不同的特质，其中一项特质是时间视界。假如你通过视频获取信息，人类历史似乎起源于二十世纪初期。通过照片与视觉特效的帮助，视频的时间视界还能往回再推进一点点。肯.伯恩斯拍摄的美国内战纪录片走得就是这个路子。网络上的人类历史仅仅起源于二十年之前。脸书与微博根本没有历史可言。只有书籍，失联的、冻结的、线性的、实体化的书籍，才能打破通向过去道路上的技术壁垒。根据“书籍”一词的定义，书籍的时间视界基本上就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当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书籍才是体现永恒的家具。（掌声）

（Hans Rosling上台，手拿一盆衣物，身边摆着一台洗衣机。）

在我四岁那年，我母亲平生第一次用上了洗衣机。对于她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 为了购买这台洗衣机，我父母已经存了好几年的钱。机器开动的第一天，我们甚至邀请了奶奶来现场参观。 奶奶比我们更激动。在她的一生中，她一直只能用木柴烧热水，然后用手洗搓洗七个孩子的衣服。而现在她即将目睹电力为她代劳。

我母亲小心翼翼地打开洗衣机门，把衣服放进洗衣机，就像这样（将手中衣物塞入洗衣机）。 然后当她关门的时候， 奶奶突然说道：“不，不。让我来按按钮吧。” 于是奶奶按下了按钮。接着她说道：“棒极了。我想多看看。给我一把椅子。给我一把椅子。我想看这洗衣机。” 她坐在洗衣机前， 如痴如醉地看完了整个洗衣过程。对于我奶奶而言，洗衣机就是个奇迹。

今天，在瑞典以及其他富裕国家， 人们在使用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 瞧瞧吧，我们的家里满是机器； 我甚至都叫不上它们的名字来。 如果人们想要去旅行，他们还会使用能够承载他们到达遥远目的地的飞行机器。 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需要依靠生火来烧水做饭的人们。有时他们甚至食不果腹。20亿人类同胞如今正生活在每天开销少于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最富有的人们——有10亿人口——则生活在我所谓的“航空线”之上， 因为他们每天消费超过80美元。

但是这两组人加在一起只有30亿人口，而世界上一共有70亿人口，所以还有40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和航空线之间。他们能够使用电力，但问题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拥有洗衣机呢？我详细检查了市场数据，我发现洗衣机已经越过航空线并且继续一路向下渗透， 目前紧贴航空线下方还有10亿人生活在所谓的“洗衣机线”之上（笑声）。他们的每日开销超过40美元。换句话说目前全球共有20亿人拥有洗衣机。

那么剩下的50亿人怎样洗衣服呢？ 或者更加准确地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女性怎样洗衣服呢？之所以要这么问是因为洗衣服对于女性来说还是件苦差事，必须要用手揉搓。 洗衣服是一项艰苦耗时的工作，每周她们不得不在这件差事上耗费好几个小时。 有时她们还要从很远的地方抬水回家洗衣服，或者带上衣服前往很远的小河边。她们都想要洗衣机。她们不想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这项产出率如此之低的工作上。 她们的愿望和我奶奶的愿望并无二致。看看这照片吧，两代人以前的瑞典人也要从河边取水，用木柴烧水，用手搓洗。她们同样想要洗衣机。

但当我给一群关心环保的学生们讲课时，他们告诉我，“不，不能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拥有汽车和洗衣机。” 我们要怎样告诉这位妇女她不能拥有洗衣机呢？我问我的学生——在过去两年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你们当中谁不开汽车？”他们中一些人自豪地高举起手说，“我不开车。” 然后我又提出了真正的难题： “你们当中谁会手洗牛仔裤和床单？” 没人举起手。 甚至绿色运动的中坚人士也使用洗衣机（笑声）。

为什么人人都在使用洗衣机却又不想让别人用呢？洗衣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对全球能源使用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这张图表上面有70亿人口，包括出门能坐飞机的人口，能用洗衣机的人口，能用电的人口以及生火烧水的贫穷人口。像这样的一个单位是指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或者汽油——的一个能源单位。 这也是供应全球大多数电器所必需的燃料。 全世界使用了12单位能源， 最富有的10亿人使用了6个单位。换句话说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用了一半的能源。 这些家里虽然有洗衣机但并未摆满其他各类电器的人们使用了2个单位。仅仅是有电可用的人们使用了3个单位，每10亿人用1个单位。生火做饭的人们总共都用不到1个单位。加在一起是12个单位能源。

但是关心环保的学生们有着另外的关注重点——而且他们是正确的——也就是未来。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延伸当前趋势，不进行任何真正的提前量分析，到2050年，有两件事可能会增加能源使用。第一是人口增长，第二是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会主要发生在最贫困人群当中，因为他们儿童死亡率很高，因此妇女的生育率也很高。这样一来我们会面临额外20亿人口， 但这并不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能源使用的格局。

接下来还有经济增长。在新兴经济体当中的最强经济体——我称之为“新东方”——将会跨越到航空线以上。“好极了！”他们肯定会这么说。他们会效仿旧西方，同样消耗大量的能源。电力线以上的人们也都想要洗衣机。他们将会向上爬。他们的能源使用量会翻倍。此外我们都希望贫困线上的人口也能用上电灯。他们家庭会有两个孩子，他们的人口增长不会止步。总能源消耗会因此增加到22个单位。当然这22单位里的大部分还是会被富人消耗掉。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因为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很高，并且会带来切实的风险。当然人们的能源利用必须更加高效节省。他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习惯。他们必须着手开发并且越来越多地利用绿色能源。但除非航空线以上的每个人的能源消耗都像其他人一样少，否则他们没资格给其他人提意见，告诉别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掌声）。

这也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在未来实现这一点将会是实实在在的挑战。但我向你保证，这个生活在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女性想要洗衣机。巴西能源部长为全国每家每户供电的决定使得她非常高兴——以至于这位能源部长后来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位妇女还给她投了一票。她就是迪尔玛.罗塞夫，最近刚刚当选成为全球最大民主国家之一的总统。在民主制度之下，人们会为了洗衣机而投票。他们都喜爱洗衣机。

洗衣机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我母亲在那非常有意义的第一天就解释了洗衣机的神奇之处。 她说，“汉斯，我们只要把脏衣服塞进洗衣机里就行了。机器会替我们干活的。现在我们可以去图书馆了。”这就是魔法的作用：你把脏衣服塞进洗衣机，拿出来的会是什么呢？是书（洗衣机里伸出一只手，递出来一本童书）。儿童书。 我母亲终于有了为我读书的时间。（洗衣机里又递出来好几本书）我作为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涯就是从我母亲为我念书开始的。 她也给自己买了不少书。她开始学习英语，并且还读了许多小说。我们真心爱上了这台洗衣机。我和我母亲想说什么呢？“感谢工业化！感谢钢铁厂！感谢发电站！感谢化工行业！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读书的时间！”谢谢大家。

二十三年的服役期之后，我最近刚刚从加州公路巡警队退役。这二十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主要巡逻范围是马林县南端。金门大桥就坐落在我的片区。这座桥是享誉世界的地标建筑，面向太平洋，直通旧金山，风景秀丽，令人心折。

不幸的是，这座桥也是自杀者眼中的圣地，是全世界自杀人数最多的地点之一。1937年金门大桥正式通车。大桥总设计师约瑟夫.施特劳斯曾经这样说过：“这座桥在设计上完全杜绝了自杀的可能性。在这里跳桥自杀既不实际也不可能。”但自从通车至今，从大桥上一跃而下投向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人。有些人认为，在两塔之间离开人世将会把你引向另一个维度——这座桥本身已经遭到了极端浪漫化——只要从桥上一跃而下，你就能摆脱所有的烦恼和悲伤，桥下的流水将会洗清你的灵魂。

但是还是让我告诉你将这座大桥当作自杀手段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吧。四到五秒钟的自由落体运动之后，你的身体会以约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撞击在水面上。撞击力道足以粉碎全身的骨头，骨茬则会刺穿体内脏器。大多数人都会当场死亡，少数尚且还有一口气在的人们则只能无助地在水中挣扎片刻，很快溺水而死。我认为那些想要依靠大桥来自杀的人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死法将会多么可怖。

除了两座塔楼周围以外，桥面两侧都贯穿了一根32英寸粗细的钢缆。大多数人在轻生之前都会站在这根钢缆上面。我可以告诉你，根据我的经验，一旦人们在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踏上这根钢缆，再想把他们拉回来就难了。屏幕上这张照片是我在去年拍摄的。照片上这位踩在生死线上的年轻姑娘正在向一位警官倾诉自己的人生。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那一天我们成功地将这位姑娘从钢缆上拉了回来。

当我刚开始在桥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自杀干预培训，只得依靠自己的摸索来应对自杀者的绝望呼声。不仅那些打算自杀的人们因此而痛苦不堪，当值警官同样难免心力交瘁。与当年相比，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资深警官和心理学家负责培训新人。

屏幕上的人名叫杰森.加伯。我在去年7月22日遇见了杰森。当我收到无线电呼叫，说有人正坐在大桥中段打算自杀。当我到达时，发现杰森正在与另一名负责巡查金门大桥的警官谈话。杰森刚刚32岁，他专门从新泽西飞到了这里。事实上，此前他已经飞来了两次，两次试图在这座桥上自杀。我们和杰森大约谈了一个小时，然后他问我们是否知道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宙斯创造了潘多拉并送她来到人间，临行前交给她一个盒子并告诉她，“永远不要打开这个盒子。 ”有一天，好奇难耐的潘多拉终于打开了盒子。瘟疫，苦难以及各种邪恶随即一涌而出。唯一留在盒子里的美好事物就是希望。然后杰森问我们：“如果你打开盒子，里面却没有希望，那又会怎么样呢？”他停顿了片刻，向右边一歪身子就不见了。这个和蔼聪慧、来自新泽西的年轻人就这样自杀了。

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杰森的父母。我觉得谈话期间我的神色并不太好，因为第二天杰森家的家庭拉比专门给我打来了电话询问我感觉如何。他是受到了杰森父母的委托。自杀的连带伤害可以影响许多许多人。

我向你们提几个问题：如果你的家庭成员、朋友或亲人有自杀倾向，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根据我的经验，要紧的做法不是说，而是听。为了礼节而倾听。不争论，不指责，也不要说什么你知道他们的感受，因为你很可能不知道。只要陪在他们身边，你就有可能成为他们止步回头所需要的转折点。如果你觉得有人打算自杀，不要害怕，一定要与他们当面点明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开口发问：“其他人在类似情况下曾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你有没有过这些想法？”像这样的当面质问很可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迹象：绝望，相信现状一团糟而且永远不会改善，无助感，相信自己无能为力，社交活动锐减，丧失生活兴趣。

我在几天前才决定要进行这次演讲。那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一位女士的电子邮件。她在今年1月19日失去了她的儿子。在她的允许与祝福之下，我想给大家念一下这封邮件。

“嗨，凯文，我想你现在应该正在TED大会的现场。那感觉一定非常不一般。本周末我向到桥上走一走，只是告诉你一声。希望你能将这番话传播给许多人，他们回家之后又会转告自己的朋友，这些朋友又会去转告他们的朋友。”

“我现在仍然很麻木，但确实比以前更加频繁地意识到迈克再也回不来了。在1月19日那天，迈克从佩塔卢马出发，开车前往旧金山，打算与他的父亲一起观看49人队的比赛。他再也没有抵达。那天晚上我向佩塔卢马警察局报告了他的失踪。第二天早上，两名警官来到我家，告诉我迈克的车停在桥上，一位目击者看到他在前一天下午1点58分跳下了大桥。”

“十分感谢你为那些由于一时软弱而无法依靠自己的人们提供了依靠。就算没有遭受过真正的精神病患，谁还没有过心情低落的时候呢？生命不应该结束得那么容易。我的祈祷与你们拯救生命的斗争同在。金门大桥应该是横跨美丽海湾的通道，而不是墓地。祝你本周好运。维姬。”

我无法想象她要具有怎样的勇气才能走上金门大桥，重走一遍他儿子生前最后走过的道路，并且还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

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体现了希望与勇气的人。2005年3月11日，我接到了一通北塔桥人行道附近发现疑似自杀者的无线电呼叫。我骑着摩托车赶赴现场，看到了这位凯文.柏沙。他一看到我就立刻越过人行道栏杆，站在了贯穿桥面两侧的钢缆上。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听着凯文讲述了自己的抑郁和绝望。那一天，凯文自己决定从栏杆另一侧爬回来，给生命一个机会。当凯文爬回来之后，我向他表示了祝贺。 “这是新的开始，也是新的生命。”不过我又问他，“是什么使你决定回来呢？是什么是你决定再给希望和生命一次机会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因为你听我说话。你让我说话，你只是听着。”

事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凯文的母亲的信件。我把这封信带到了现场，想在这里念一下。

“亲爱的布里格斯先生，3月11日的事件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心头消逝，但多亏了你，凯文仍然与我们同在。我真的相信凯文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大声呼救。他被诊断有精神疾病，现在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药物治疗。我在凯文只有六个月大的时候收养了他，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他有任何遗传病。但是感谢上帝，现在我们知道了。凯文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没事了。我们真心感谢上帝将你派来。大恩难谢的纳薇拉.柏沙。” 她还在信纸底部写道：“P.S. 那天晚上我赶到旧金山总医院的时候，医院把你登记成了病人。老天，我可是费了半天功夫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今天，凯文已经成为了一位慈爱的父亲，一位贡献自我的社会成员。他经常公开谈论那一天的事情以及他的抑郁症，希望他的故事能够激励其他人。

自杀并不只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还令我遭受过切身的痛苦。我的祖父就是服毒自尽的。这种行为虽然结束了他自己的痛苦，却彻底剥夺了我了解他的机会。这就是自杀造成的恶果。大多数自杀或者打算自杀的人们并不想伤害他人。他们只是希望结束自己的痛苦。通常的解决方法有三种：睡眠，药物或酒精，还有死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响应并参与了数百起大桥上的精神病患与自杀者的报警电话。在所有我直接参与过的事件当中，我只失手过两次，但是两条人命也已经太多了。杰森是其中的一个。我与另一个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他三次握住了我的手。在最后一次的时候，他看着我说，“凯文，我很抱歉，但我得走了。”然后就一跃而下。实在是极其可怕的景象。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桥上遇到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自杀。此外，占到自杀者总数百分之一二的幸存者都表示，在放手的一瞬间，他们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怎样的错误，意识到了自己想要活着。金门大桥不仅连接着马林与旧金山，还联系着人们。这份羁绊，或者说我们建造的桥梁，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维护的。自杀可以预防。帮助与希望确实存在。谢谢大家。

第一想到推荐给你翻译到河里，对于许多关心中美在这个后制造业时代的变局有很好的帮助理解作用。比如美国人为什么被中国看作“懒”，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了底特律的衰落与制造业的外包。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面对机器人取代工作问题上与当时多么相似。美国社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http://www.salon.com/2014/06/01/help_us_thomas_piketty_the_1s_sick_and_twisted_new_scheme

首先我想请大家原谅我。我现在感冒很严重，所以多吃了不少超过医嘱计量的感冒药。如果待一会儿我突然做出了皈依基督教这样神志不清的举动，还请大家不要见怪（笑声）。

正如大家所知，我一直极力主张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深刻且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场矛盾应当得到严肃对待，而且科学应当毫不手软地去争取胜利。但是在宗教问题上，科学其实还能提出许多远远更加令人火冒三丈的言论，只是我们往往不愿承认而已。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焦点一直都是进化论。在我看来这一点奇怪得很。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关心进化论呢？的确，通过证明人类起源有别于创世记的描述，我们可以将创世记斥为虚妄，并且连带着怀疑圣经其他部分。但是是否承认人猿同祖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我也理解为什么宗教信徒们这么紧张，因为人猿同祖就意味着人类祖先与猿猴祖先曾经有过苟且之事，而且还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你来我往地持续了几百万年（笑声）。这样一来，显然我们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将猿猴的血脉从我们体内清除出去（笑声）。着实有些尴尬。但是除此之外，我实在看不出来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这个问题。

今天我的话题远比进化论更敏感，甚至对于很多无神论者来说这也是个敏感话题。这就是自由意志的虚假性。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看来自由意志的虚假性就像进化的真实性一样确凿。与进化论不同的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不同看法确实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于道德以及社会正义的理解。自由意志问题几乎涉及了人们所关心的一切领域：宗教、公共政策、政治、法律体系、个人成就认知，以及例如愧疚、骄傲与悔恨之类的情感与情绪。我们将彼此视为有意识、有能动性、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个体，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基于这种看法。因此假如科学界当真主张自由意志仅仅是幻觉——我相信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文化战争将远比围绕进化论展开的争论更加激烈火爆。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达成两个目的：首先我希望说服大家相信自由意志仅仅是个幻觉。实际上自由意志信念比幻觉更糟糕，根本就是自相矛盾。我们根本不可能用这个理念来描述真实的宇宙。这个理念不仅本身不真实，而且还妨碍了我们对于真实的理解。其次，我希望说服大家相信，对于人类心智真相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道德与正义。

通常的自由意志论由以下两大假设组成。首先我们相信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采取与过去不同的行为：比方说你现在是个消防员，但是你原本可以成为一名警察。你买了巧克力口味的冰激凌，但是你原本可以买香草口味的。感觉上我们的世界似乎就是这样运作的。其次，我们相信自我意识是所有想法与行为的来源。你之所以做某事，是因为你感到自己想要做某事。你感到自己想要运动手足，然后你就动了。做动作的人是你。

不幸地是，这两个假设都是错的。首先说第一个：我们生活在一个因果律的世界当中，而向上追溯因果律并没有尽头。我们的意志要么是一长条原因链所导致的结果，要么就是出于偶然，总之我们不能对其负责。偶然性与决定论有很多组合方式，但是任何方式似乎都不能使你具备人们所珍视的自由意志。请想象一个连环杀手，他之所以选择犯下最近一起谋杀，完全是由脑部神经生理学活动决定的。而这些活动又是由更早的原因导致的，例如坏基因，童年不幸造成的大脑发育欠缺，前一天晚上因为楼下汽车报警器的啸叫而整夜失眠，等等。这些事件全都出现在他有意识地采取杀人行为之前。如果我们认为这名凶手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杀人，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如果要有意义，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原本能够采取另外的行动。他必须原本能够抵御杀人的冲动，或者根本不产生这样的冲动。而且他这样做还不能是因为遭到了某些他自己不能自主控制的外在随机因素的影响，而是因为他自己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的行为。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描述这样一种能够使得上述言论有意义的心智或心理活动。

我们在假设暴力罪犯具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其实是反射性地谴责他们的行为。但是假如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因果律的罗网，那么这种谴责的基础似乎难免会烟消云散。假如我们当真将罪犯的犯罪理由追溯的他的童年时期乃至他出生以前，那么他的罪责也就会开始消失。如果我们说他原本可以或者能够采取另外的做法，也就等于是说他原本可以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经历一段不同的人生。尽管这名罪犯的行径令我作呕，但是我必须承认，假如我与他易地而处，假如我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与他对换，那么我也会成为他。我身上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部分能够使我在对换之后抑制住残害无辜者的冲动。即便你认为我们每人都具有不朽的灵魂，这个关于责任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我之所以没有变态杀手的灵魂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功劳。

所以假如我当真与这名罪犯易地而处，假如我具有了他的基因，他的人生经历，与他完全一致的大脑结构，或者与他一模一样的灵魂，那么我的行为表现与行为原因也会与他一般无二。没有人能够拣选自己的父母、自己出生的社会、或者塑造神经系统发育的生活影响。你对于自己大脑的微结构并不比对于自己的身高负有更大的责任。换句话说，运气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只有极其不幸的人才会具有变态杀手的心智与大脑结构。

但是我们很难承认运气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做似乎消解了道德的意义。不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想要承认这一点也很容易。比方说这位连环杀手脑部长了肿瘤，他的暴力冲动都是肿瘤压迫大脑特定区域的结果。这样一来他自然就脱罪了，我们不再将他视作罪人，而是生物学上的受害者，我们的道德本能也会做出另一套评判。但是我认为脑肿瘤只是导致思想与行为的生理事件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假如我们能够彻底了解一位凶手脑部的神经生理学活动，那么我们的知识就像脑肿瘤一样具有脱罪的效力。如果我们充分了解坏基因的转录过程，充分了解这个人的染色体怎样发挥作用，充分了解他此前接触过的所有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上述一切因素共同造就的大脑微结构保证了此人一定会进行暴力犯罪。我们通常借以谴责某人的理论基础将会不复存在。

当然，科学家与哲学家们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许多人都辩称，即便考虑到上述事实，自由意志依然有存在的余地。但是我认为自由意志的问题要比因果律更深刻。问题在于我们对于自由意志的主观体验根本不能通过心理学进行描述。而且就连这种主观体验往往也不能支持自由意志的存在。你只要仔细关注一下自己的个人体现，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你会注意到，你并不能决定下一刻你将要想什么，就像你决定不了下一刻我要说什么一样。思想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意识当中的东西，就像我的言语一样。接下来你打算想什么呢？接下来我打算说什么呢？我完全可能突然更改话题，转而讨论滑雪有多么好玩。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你们看来这样的转向简直莫名其妙。但是同样的过程每时每刻都正在你们的脑海里发生。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都是凭着自己的心意，还要凭着自己的心意在这里坐上一个小时听我讲话。但是此时你们的脑海里还有另一个喋喋不休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所表达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我的言论毫无关系。你们其实要费尽气力才能跟住我的思路，但是这个声音正在与我争夺你们的注意力。你们会突然想到：“或许以后我再也不该喝健怡可乐了。”（笑声）思想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意识当中的，我们并不主动产生思想。主动产生思想就意味着在想到思想之前就想到思想。如果你控制不住你的下一个想法，在这个想法出现之前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那么你的自由意志在哪里呢？

恐怕现在有很多人心里都在想“这家伙胡说些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就连这个想法也不是你们自主产生的（笑声）。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确会在想到某个想法之前就想到某个想法，至少我们的大脑会这么做，只不过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个过程。我们只能意识到大脑每时每刻处理的全部信息的一小部分。我们能意识到体验、想法、感知与行为的改变，但是我们却意识不到导致这些改变的神经生理学活动。比方说用手指摸一下鼻子。鼻尖与指尖似乎同时有感觉，但是我们知道指尖神经信号传递到感觉皮层所需的时间一定比鼻尖信号更长，无论你的胳膊有多短或者鼻子有多长都改变不了这一点。为了弥合反应时间的不一致，大脑会通过记忆区域对于我们所有的感知信息输入进行缓冲，然后才将这些信息同时投入我们的意识当中。所以我们对于当下的感知其实就是对于当下的回忆。即便是最简单的意识与感知也是建立在我们完全感觉不到的无意识机制上的。当然这套无疑是机制不仅仅决定了我们的感知，也决定了我们的思想与行为。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观念也正是在这里遭到了挤压。

现在已经有实验表明，我们可以在受试者有意识地做出选择之前几秒钟就侦测出他将要做出怎样的选择。本杰明.利贝特就做过十分有名的脑电图实验。他描述的基本脑部活动范式日后又得到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乃至于针对脑手术病人皮层活动直接记录的支持。在这些实验当中，受试者要选择按动左边或者右边的按钮，或者选择举起左手或者右手。他们还要看着表，记下自己最初下定决心的时间。尽管受试者心意反复，迟迟打不定主意，但是实验者通过扫描大脑活动总能提前得知他们的最终选择。根据选择内容的不同，提前量可以达到几分之一秒、一秒甚至于几秒钟。这些实验结果毫无争议地表明，在你做出看似自发的决定之前，在你主观感受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之前，你的大脑已经决定了你将会想要干什么。你以为自己逐渐下定了决心，其实你只是逐渐意识到了这个早已做出的决定而已。

毋庸置疑的是，这一点与我们传统的自由意志观念很难调和。但是我认为上述研究结果的重要性其实遭到了夸大。即便并不存在时间差异，即便有意识的意图与相应的神经生理学基础机制的确同时发动，自由意志依然没有容身的空间，因为你依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要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自己就能够直接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做个小实验吧。请在心里想象一个城市的名字，全世界任何城市都可以。你可以随便选择。当然，我也可能在刚才的演讲中通过语言暗示诱导了你，使你更容易选择某一座特定城市。例如拉斯维加斯。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请大家不要选择拉斯维加斯（笑声）。

请选择一座城市，并且密切关注自己做出选择的思维过程。这是自由选择，就像你这辈子所作出的所有其他自由选择一样自由。全世界的城市都可以供你选择，挑一个就行。你可能已经想到了好几座城市，那么接下来就要关注其中的一座。我很遗憾地通知大家，你们全都选择了错误的城市（笑声）。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现在再选第二座城市，不能与第一座重复。再注意一下自己的思维过程。

你找到了任何能证明自由意志的证据吗？我们最好在这里找到证据，要不然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恐怕都找不到了。首先我们要排除所有你没听说过所以也就不能选的城市。这里面肯定没有自由。还有很多城市你很熟悉，但是就是没想到。比方说你刚才很可能没想到开罗。你完全清楚开罗的存在，但是出于某种原因，负责开罗的回路就是没有开启。那么你拥有选择你没想到的城市的自由吗？几秒钟之前，你的大脑状态将开罗排除在了意识之外，那么选择开罗的自由又在哪里呢？当然，假如刚才你确实想到了开罗，那你肯定是个天才（笑声）。

你可能想到了好几座城市，例如巴黎、纽约与东京。然后你又想，我喜欢巴黎，不过还是选东京吧。这种想法正是自由意志理念的动力。你自由地在两个或多个对象之间进行了选择，并且没有受到外来胁迫。但是如果更深入地想一想，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选择。你为什么要选择东京呢？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例如昨晚我去了和风餐厅。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说法往往都是胡扯。在心理学实验当中受到操纵的人们在被人问起为什么要做出某个行为的时候总能讲出一大套与实际变量毫无关系的理由。比方说通过在实验开始之前为受试者提供热饮或者冷饮，我们可以使得受试者更喜欢某人而不喜欢另一个人，或者表现出更明显的合作倾向。但是受试者绝不会告诉你自己受到了掌中杯子温度的影响。我们几乎做不到在事后正确评价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成果已经数不胜数了。

但是就算你的说法是真的，就算昨晚在和式餐厅用餐的经历的确是你选择东京的原因，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这段回忆，以及这段回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同样一段回忆没有产生相反的效果呢？“昨晚我刚吃过日式料理，要不然这回就选巴黎换换口味吧。”你为什么没有这么想呢？

事实上，你的内在意识并不能做决定，只能见证决定的出现。从主观角度来说，你随意选择哪座城市与我随意将哪座城市告诉你并没有区别。我刚才说“挑一座城市”的时候，在一小段时间里你一个城市也没想到，然后各个城市名称才莫名其妙地浮现出来。你不可能在想到这些城市之前就做出选择。就好像我在这里说特拉维夫、温哥华、巴黎，而你只是被动地听到了这些地名。

只要你认真检视一下思想与意图的形成过程，见识一下做出决定的过程，就会意识到我们的日常体验完全不支持自由意志，相反与决定论倒是十分协调。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反对自由意志的论点并不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确，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人类心智只是一种物理现象，绝大多数心智活动都是物理活动的结果，大脑是一个物理体系，大脑运作完全遵守物理法则。但是就算决定意识的不是大脑而是灵魂，我的上述论证依然成立。就像我们感知不到大脑内部的神经生理学活动一样，我们同样也感知不到灵魂的运作机制，因此你并未更加自由。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灵魂将要做什么，那么你就控制不了你的灵魂。人们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时尤其如此，例如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同性恋。当然用这个例子来论证自由意志不太合适，但是当你做出了你想做的事情时，情况依然没有变化。那个让你坚持节食减肥的灵魂与那个听任你大吃特吃圣代冰激凌的灵魂同样不可理解。

所以从来没有人是因为自由意志论在抽象理念层面上特别可靠才支持这个理论。自由意志的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在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在自由地进行思想、形成意图或者采取行动，无论这种想法在逻辑与科学层面上多么难以自圆其说。考虑到我们已经掌握的科学事实，在哲学层面上只有一种还算站得住脚的论点可以用来支持自由意志论，也就是相容主义。这种论点声称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并不矛盾。相容主义认为，只要一个人在根据自己的欲望或者意图采取行动时不会受到任何外在与内在的阻挠，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想杀人，并且根据这种想法当真杀了人，那么他无疑就是自由的。但是从道德与科学两方面来看，我觉得这种说法有误导之嫌。如果一个人的欲望是由此前的各种原因导致的，而且这个人既不能预期、又不能选择、更无法创造这些原因，那么遵循欲望又怎么能算是自由呢？在我看来，相容主义不过是在说“只要傀儡热爱控制自己的丝线，那它就是自由的”。

当然相容主义者也会反击，声称尽管我们的思想是在无意识层面上生成的，但它们依然还是我们的思想。你的大脑做出的决定也就等于你做出的决定。这样说来，意识不到有意识思想与行动的原因并不会妨害自由意志，因为大脑的无意识神经生理学活动与有意识思想都是你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偷梁换柱，将心理学事实以及自我意识主观体验调换成了概念化的自我认知。人们认为自我就等同于有意识心智当中的一条处理信息的渠道，并且还能够对这条渠道加以控制。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想法并不正确。相容主义者则更进一步宣称你的自我不止于此，还包括了大脑里的全部无意识活动。这就好比说你的身体是由恒星灰烬塑造而成的。的确如此。但是你并没有身为恒星灰烬的自觉，你的道德本能也并不受这种认知的驱动，我们的司法体系也不能将这个事实当做基础。你的无意识脑部活动与你没有关系。

实际上，就在此时此刻，你身上除去大脑以外的其他器官正在做出一个又一个决策。此时此刻是你正在生成红细胞吗？是你的身体正在这么做。但是万一你的身体突然不再生成红细胞了，责任也不在你，你只是这个转变的受害者。你体内的微生物数量远远超过本体细胞数量，实际上人体细胞当中90%都是大肠杆菌，99%的基因都是细菌的基因。但是你并不觉得自己与细菌等同一体。而且很多细菌对于人体健康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广义上来说它们也是你的一部分。你可以认为你应当对皮肤之下的一切活动负责，因为这一切活动都是你的一部分，不过使得自由意志在哲学家那里成为问题的实际体验与这种主张一点关系也没有。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自身思想与行为的发起者，这种想法只是幻觉而已。如果我能通过某种大脑扫描装置在你意识到之前检测得知你的所有有意识思想与活动，你肯定会感到非常吃惊，这一点将会彻底动摇你将自己当做自身内在生活主宰的信念。

假如我们的每一个有意识意图都是由并非出自我们意图、我们也无法加以控制的大脑活动决定的，那我们怎么才能自由呢？我们不能。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先说说这不意味着什么。首先，先前的原因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不重要。人们经常混淆决定论与宿命论，觉得既然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还费什么事呢？只要无所作为就行了。但是无所作为也是一个选择，而且也会带来相应的后果。更何况真正的无所作为并不容易，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试着在床上躺一天什么事也不干，我保证你们很快就忍不住想要下床干点什么。实际上什么都不干要比干点什么更困难，你不可能置身于选择与努力的奔流之外。显然这样的选择与努力也是人生因果链条的一部分。如果我想写一本关于自由意志的书籍，这本书是不会凭空自己冒出来的。努力、自律与意志力都是大脑的状态，也都能导致相应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能在世界上带来相应的后果。

我们的人生选择的确像大多数人相信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你的下一个选择源自无数的先前原因，我们看不透所有这些原因，这些原因也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的确可以说，假如某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的行为原本会有所不同。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提供大多数人想要的那种自由意志。因为从有意识心智的角度来看，你对于你的下一个想法以及相应行为所应当负有的责任并不比你对于自己出生在人世间这条事实所应负有的责任更大。你的心智并非由你自己塑造而成。你可以通过学习新技能来提升自我，看似这是自行塑造心智的行为，但是学习活动所能依仗的唯一一套心智工具却是从学习开始前一刻继承而来的。

我绝不是说我们应当将人生的一切不如意都归咎于父母。我们拥有改变人生的能力。实际上在我看来，将自我视为一个受到无数外来影响的开放系统只能增加改变自我的可能性。今天的你与昨天的你完全不必是同一个人，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自我是一个过程。这正是成长的关键所在：自我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但是主观而言，生活的展开是一个神秘的过程，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此时此刻，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任何层面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接下来将会如何思考与感受。这种说法可能在有些人听起来非常吓人，但是我倒觉得承认这一点能够极大地解放人。当下是一个迷。无论你对于这个世界了解多少，当下依然是一个谜。你只能时时刻刻地探索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选择十分重要，而且某些选择肯定比其他选择更明智。谁也不知道与聪明人的一番交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你。但是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在人生当中的选择。看上去我们的选择仅仅是在两个选项之间来来回回，但是我们并不能选择我们做出的选择。这样的逆行可以一直倒推回黑暗的深处。出于主观上无法解释的原因，我们必须迈出第一步，或者最后一步。因此“我原本可以那样做”的想法只能出现在你已经这样做了之后。而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则完全由此前的宇宙状态、自然法则以及量子与宏观层面的所有偶然属性所决定。量子理论并不能带来自由意志。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自由意旨，其实也就是在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不在意。”

我不是想要轻视这个观点。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人都很难接受我刚才说的话。想一想你的下一个决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做出的吧。无论大小什么决定都行：是否结婚，是否上大学，穿红色衬衫还是蓝色衬衫。这一切决定全都源自外界因素。你没有挑选父母，没有挑选基因，没有挑选所有人生经历对你的影响，没有选择自己所接触过的思想理念。那么自由在哪里呢？的确，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可是你为什么想这么干呢？

让我们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显然人们非常担心，对于人类行为本源的任何严肃讨论都留不下允许道德责任存在的空间。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曾经明确表示，自由意志与美国刑法的基本理念不相容，而这些理念长期以来正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普遍基础。所以自由意志并非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假如我们将人性仅仅视为神经层面的天气模式，继续坚持对错善恶的概念看上去就不太容易了。万幸的是，我们完全可以保持强健的道德观与有效的刑法系统，而不必非得在人类行为原因的问题上自欺欺人。

在道德与法律层面上我们最谴责什么行为？我们最谴责有意识伤害他人的行为。为什么有意识伤害他人的行为这么招人恨呢？意识是你的心智的主要存在地，你的信仰、欲望、偏见与目标都存在于意识当中。有意识行为最能体现我们的人性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为。假如以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通过查阅图书馆资料以及与朋友们进行激烈辩论，终于下定决心要杀死你的邻居，那么这个行为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你的人性。问题并不在于你是不是你的行为的唯一起源，毕竟把你变成现在这副德行的并不是你。问题在于，无论此前有过怎样的原因，现在的你具有杀人犯的心智。严格来说，你对于自己成为杀人犯并不任何负责，就像灰熊不能为自己是灰熊承担责任一样。但是灰熊就是灰熊，饿了是要吃人的。如果你在停车场碰上一头灰熊，那你很有必要感到担心。但是你的担心以及随即采取的防御手段与自由意志论完全扯不上关系。

很多罪犯比灰熊还要危险。我们不得不将他们长期关押起来，甚至将他们一直关押到死，以免他们再度为害。这种做法的道德正当性显而易见：这样做对所有人都好。但是从这种角度出发，将刑罚视为报复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我们不会因为熊吃人就去报复熊。因为某人活该受罚而惩罚他们并没有意义。我认为，抛弃自由意志论的幻觉有助于我们关注那些更重要的事情：弥合伤痛，评估风险，遏制犯罪，以及其他一切决定人类福祉的变量。我不是说所有罪犯都应当以神经失常为理由获得无罪判决，要不然监狱里就没人了。自愿与非自愿行为肯定是有区别的。成人与儿童所能肩负的道德责任也是有区别的。但是你并不需要自由意志来解释这些不同。这些不同的存在基础是人类心智的普遍特性以及我们对于这些特性的未来预期。

我国有一位十三岁少年犯遭到了无期徒刑的惩处，原因并不是我们已经决定此人终生都必将不可救药，而是因为法官与陪审团认为他此前的犯罪行径罪有应得，他的所有犯罪行为都源自于他本人。如果你将目光投放到更广泛的因果关系上，类似这样的道德本能就会开始松懈。一旦我们认识到即便是最可恨的坏人在基本层面上也有极其可怜与不幸之处，继续憎恨他们而并非仅仅害怕他们的逻辑自然就站不住脚了。就算你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观点依然成立：生来具有变态杀手灵魂的人必然极其不幸。

因此放弃自由意志论的后果之一就是抑制憎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是极好的事情。同样，同理心与同情心也会得到促进。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品行最恶劣的人渣。我目前最先想到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长子乌代.侯赛因。这个货在巴格达遇到老百姓举行婚礼，居然带着一帮狗腿子冲进婚礼现场，当场将新娘先奸后杀。而且这种事他还办过不止一次。我们在生擒不成的情况下不得不开枪将他击毙，在我看来这个下场可谓大快人心。就算你是最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正是枪支的正确使用方法（笑声，掌声），枪支就应该为了杀死乌代.侯赛因这样的家伙而存在。但是假如我们顺着乌代的人生轨迹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他四岁那年，当时这个小孩或许有些古怪，或许还有些吓人。变态心理的确在儿童时期就会产生。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小孩，因为他摊上了萨达姆.侯赛因这样一位父亲。这个四岁小孩注定要成为变态狂魔乌代.侯赛因。如果我们能够在他四五岁或者六七岁的时候出手干预他的人生，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这样做的动机则是同情。在我看来。放弃自由意志论就意味着对于最十恶不赦的恶人也抱有同情心。讽刺地是，对于宗教信徒来说，假如你真想效仿耶稣去爱自己的仇敌，至少不去恨他们，方法之一就是依据因果律原则来考虑问题。

当然，假如你本人或者你所爱的人成为了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还想秉承这种观点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憎恨加害者是最自然不过的反应。但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平时更为冷静客观的大多数时候，在我们制定公共政策或者研究科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如此看待世界。为了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道德本能需要得到怎样的调整，请想象以下这个例子。假设我们发明了一种可以根治邪恶的药物（只要我们透彻理解了心理变态机制及其神经学基础，这种药物并非遥不可及），而且这种药物价格极其低廉，可以像维生素D那样添加进每一个人的日常饮食当中。今天所谓的邪恶只不过是成明天的营养不良症状。这样的话，为惩罚某个杀人犯的罪行而故意不给他吃药是否道德呢？再想像一下那位因为脑瘤压迫而忍不住杀人的连环杀手，假如我们为了惩罚他而故意不给他做手术，这样做又是否道德呢？我们之所以追求复仇，仅仅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类行为的真正根源。

这样一来我又说到了宗教问题。上帝的正义就是纯粹的报复。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全都极力主张自由意志，这并不是意外。面对人们对于上帝的质疑，自由意志往往是唯一的答案。为什么上帝眼睁睁看着纳粹杀死这么多无辜者呢？因为尽管上帝是至善的，却不能干涉人们的自由意志。显然这个答案解决不了海啸与瘟疫之类的问题，但这已经是为上帝的变态道德观进行辩护的宗教信徒们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了。此外自由意志也是罪孽的基础。宗教告诉我们，罪孽是来生永劫的缘由。在我看来，罪孽也是所有文化战争的根源。这才是科学真正给宗教拆台的地方。正是因为亚当与夏娃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至今才身负原罪。之后的千百年里，上帝一直在指导我们。祂写了一本各篇章水平参差不齐的经书（笑声），塞满了各种古代神话传说。基于这些经书，我们只要对祂的存在表示一点点怀疑，祂就会对我们加以严惩。不过为了存心跟我们过不去，祂又赐予了我们理性思维，使得我们有能力撰写出来远比那本所谓祂亲自执笔的圣典更有趣的书籍（笑声，掌声）。

更有甚者，在宗教信徒看来，背弃上帝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自由意志是我们怀疑上帝的根源。我之所以缺乏信仰，原因完全在我自己。这种说法不仅不对，而且我们甚至无法设想一个能够支持这种说法的宇宙。信仰也只是此前原因的产物而已，无论是决定论的原因还是任意随机的原因。并不是说你随心所欲地拨转几个旋钮就能改变自己的信仰状态。抛弃了自由意志论之后，一神教世界观与基于上帝的永恒正义观念就会现出原形：一套彻头彻尾的疯狂且恣意施虐的世界观。讽刺的是，宗教信徒的诸多恐惧之一就是有朝一日科学对于人性的彻底理解。这种恐惧我们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毁灭人性，我却认为这样做能丰富人性。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信宗教或者崇拜了错误的神灵，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错误的事件出生在了错误的地点，摊上了错误的父母，受到了错误的神学与智识影响。可是他们却要自行承担这一切责任，并且活该遭受永世烈火的烧灼。还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加泯灭人性呢？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我们的意识体验。自由意志将一个棘手的谜团摆在了我们眼前。一方面我们坚信自己具有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却怎么也无法将其准确定位。我认为这一点体现了我们自己的认识不清。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自由意志在客观层面上毫无意义，而且在主观层面上同样毫无意义。我们不仅在实际当中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自由，甚至在感觉上也步入我们设想的那样自由。所谓的自由意志幻觉本身就是一个幻觉，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幻觉。思想与意图仅仅就是出现在心智当中而已。它们还能做什么呢？

你们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这么说很丧气，剥夺了某些你所珍视的东西。一点不错。这种说法剥夺得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但是我认为这样其实是极大地解放了人们。我们并不是彼此隔绝的个体。我们与彼此以及我们共同的过去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是同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行为有着切实的意义。你所具备的才能并非源自于你，但是恰当利用自身才能却有着切实的意义。你的缺点其实也不是你的责任，但是改正缺点却有着切实的意义。归根结底，不必为才能而骄傲，也无需为缺陷而羞愧。但是话说回来，骄傲与羞愧本来就没什么意思（笑声）。它们只是孤立的情感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改善自身与他人福祉的决心与投入。爱与同情永远都有意义。

当然，我上面的言论丝毫不会贬低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的价值。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你的头，无论他的意图来自何处，这都是一个很有必要纠正的问题。但是认为我们作为有意识个体对于自己心智的所有特质负有完全责任的理念根本就是不切实际。如果我们希望以事实指导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依赖祖先们创作的奇幻小说，那么我认为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看法就必须得到扭转。谢谢大家。

时间是2002年8月16日，阿富汗某峡谷的上空飞过了两架A10疣猪攻击机。这种飞机身披重甲，速度慢，高度低，主要功能是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天晚上阴云密布，两架飞机在半空盘旋，随时准备接应地面部队。

天上夜色美不胜收，明月高悬，群星璀璨，厚实的云层如同积雪一般铺开。但是在地面上，22名特种兵正在执行任务，而且他们能感到情况不妙。天上的两位飞行员当中有一位代号约翰尼.布拉沃。他从无线电通讯当中感到了地面上的紧张情绪，于是决定飞下去看一看。他让僚机守在天上，自己飞了下去。还没穿过云层，约翰尼就通过无线电得知敌我两方已经交火了。约翰尼.布拉沃立刻全速下行，当他穿过云层之后，距离地面只有一千英尺左右，而且两侧都是山崖峭壁。2002年的美军飞机普遍尚未装备贴地雷达，更糟糕的是当时他们只能依靠以前俄国人绘制的地图。无论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电影里，他都从没见过眼前的景象：曳光弹从四面八方喷射而出，全都指向峡谷正当中22名特种兵的阵地。他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火力点，开始进行火力压制。当时他正在飞行，随时可能撞上山崖。不过他知道自己的飞行速度，并且对照地图估算出了自己与山崖之间的距离，一边飞一边大声报数：一个一千，两个一千，三个一千。即将飞到头的时候他猛地拉起机头飞回云层上方，再次俯冲下来并且继续报数：一个一千，两个一千，三个一千。“命中了！命中了！”无线电里传来兴奋的呼叫声。他俯冲了一遍又一遍，燃料虽然还有富余，弹药却打完了。于是这一次他飞回云层上方的时候告诉僚机，“你也得下去。”僚机不了解地面情况，于是他就在一旁护航。两架飞机并肩俯冲下来，机翼间距只有三英尺。一个一千，两个一千，三个一千。

那天晚上22名美军士兵无一伤亡。

我的问题是：约翰尼.布拉沃这样的人来自何方？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愿意赌上自己的性命去救助别人呢？我采访过约翰尼.布拉沃，问他为什么要为了别人这么拼命。他给出了任何一个当时在他的位置上的人都会给出的回答：“因为他们也会为我这么做。”

在军队里，人们会向那些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人颁发勋章。在商业界，我们则向那些为了自己牺牲别人的人提供奖金。我们的做法完全弄拧了。如果有这样一个组织，你完全肯定组织里每一个你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都愿意为了你而拼命，难道你会不愿意为这样的组织工作吗？我们这里说得还不是舍弃性命，实际上商业界的许多人甚至就连功劳都不愿意分给别人。

约翰尼.布拉沃这样的人来自何方？这是一个历时千百年的问题。像这样的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磨练出来的。我们来看看这头名为人类的动物吧。这头动物的体内充满了各种系统，试图让人们做出各种有助于人类动物生存的事情。在公司当中，如果你希望人们做某事，就会提供某种正向或者负向刺激来指导他们的行为。如果你希望人们达成某个目标，就将目标与奖励挂钩，这样人们就会为了获得奖励而达成目标。这是个很简单的体系。人体的运作机制正是如此。人体会产生各种化学物质来促使我们做出最有利自我利益的事情。当你感到幸福、骄傲、爱与满足感的时候，这些感受其实都是化学物质生效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化学物质一共有四种。这四种物质产生了一切我统称为幸福感的感受。它们分别是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与催产素。

我将内啡肽与多巴胺称作“自私物质”，因为你不需要他人帮助就能产生这两种物质。内啡肽的唯一功用是掩盖肉体疼痛。比方说你是个田径运动员，刚刚完成了高强度锻炼，那你就会感受到内啡肽带来的快感。这位运动员将自己的身体推到极限的时候感觉很好，锻炼刚刚结束的时候感觉更好。一个小时之后他才会感到肌肉疼痛。这就是内啡肽的效果。之所以原始人当年要进化出这种化学物质，是因为当年的智人曾经与多种其他类人猿共存，但是只有我们幸存至今。为什么这个种族如此善于幸存呢？在所有原始人当中，智人不是最强壮的，更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智人是群居物种，我们相互扶持，相互保护，确保我们都能幸存。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速度最快的。但是人类动物有一项特技，就是耐力。我们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长途追击猎物，然后又不顾疲劳伤痛将猎物拖回洞穴。筋疲力尽的感觉如此之好，以至于甚至有些人第二天自愿再次出去打猎，就像我们今天会锻炼成瘾一样。对于群体的生存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系统。顺便说一句，开怀大笑之所以感觉很好，是因为大笑会扭曲器官导致疼痛，而人体则会分泌内啡肽来掩饰疼痛。所以在内啡肽效力褪去之后人们就会感到“笑得肚子疼”。

多巴胺负责在你找到某件想找的东西或者达成某个目标的时候产生满足感。将待办清单上的事项划掉时的愉悦感受就要归功于多巴胺。打中目标时的快感也要归功于多巴胺。多巴胺的作用是促使你完成工作。多巴胺的存在意义在于，假如原始人直到肚子饿的时候才去觅食，那么八成没得吃。所以多巴胺促使我们在不饿的时候也会出去觅食，等到我们觅食归来开始吃饭的时候身体就会产生多巴胺。这也是我们喜欢吃饭的原因之一。如果你看到某件提醒你想起这种美好感受的事物，就会想要采取导致这种感觉的行为。比方说你出门散步，看到一棵苹果树，你的身体立刻产生了少量多巴胺，提升了你的注意力。你向苹果树走去，随着距离逐渐拉近，你的身体又产生了一点多巴胺。走到树底下以后，你感到自己终于达成了目标，快感也达到了峰值。所以人们才经常说要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人类是非常仰赖视觉的动物，只有看清自己的目标才能在生物学层面上保持注意力。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目标，就很难保持斗志。比方说企业愿景，为什么要称之为“景”呢？就是为了看到。成为规模最大的企业，成为最受尊重的企业，成为增长最快的企业，这些都不算愿景，因为人们看不到。最受谁的尊敬啊？你妈还是你妹？你自己还是你哥们儿？还是股东？谁知道？怎么才算受到尊敬？没有标准。就好像我告诉你，假如你干得更多我就给你发奖金。你问我要多干多少，我说反正多干就是了。这样肯定不行。你需要确实的目标。马丁路德金做得就很好：“我有一个梦想，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我们一闭眼就能想象到这一幕。每次我们完成一个目标，取得一个阶段性胜利，感到自己距离眼前的宏大愿景更进一步，就会获得一剂多巴胺。于是我们不断前行，最终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几天前我出门办杂事，临走之前写好了一张待办清单。结果走在路上突然想起一件没有写在清单上的事情，而办事地点恰好就在附近。于是我先去办事，然后掏出清单写上这件事，再然后又随手划掉了（笑声）。因为人家想要多巴胺嘛！感觉太爽了！

多巴胺同时也是一种很危险的物质，因为它的成瘾性非常、非常、非常强。下面几样东西都能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酒精、尼古丁、赌博、手机（笑声）。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是吗？我们都听人说过，假如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酒喝，那么你就是个酗酒者。这样说来，假如你早上起来还没下床就开始玩手机，那你也是上瘾了。假如你在自己家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都一直盯着手机看（笑声），那你肯定上瘾了。假如你在开车的时候竖着耳朵听手机接收短信的“叮——”声音——我们痛恨发邮件，却特别喜欢接收短信的“叮——”或者“嗡——”，简直就像仙乐一样（笑声）——明明不是急事却非得在停车之前就查看手机，那你肯定上瘾了。假如短信上说得是“下周四有没有时间吃晚餐”，而你却非得在十分钟之内回复不可，那你肯定上瘾了。八零后九零后的听众们或许觉得自己从小熟悉科技，擅长一心多用。但是你们在回复短信的时候照样容易撞车（笑声）。你们并不更擅长一心多用，你们只是更容易分心而已。实际上根据统计数据，注意力缺陷与多动症在过去十年的发病率提升了66%。注意力缺陷与多动症都是前额叶病变导致的。难道说过去十年青少年前额叶病变率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提升了66%吗？不是这么回事。科技导致的多巴胺成瘾的主要症状就是分心，难以完成任务、难以长时间保持注意力。而我们往往将这些表现当成了多动症症状。

在公司里面，我们的业绩也会导致多巴胺成瘾。公司会提供给我们一个又一个需要刷新的数字，后面跟着一笔又一笔近在眼前的奖金。这两者都极大地刺激了我们的多巴胺分泌，我们失去了控制，只想更多还要更多。我们的经济毁在银行从业者手里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多巴胺成瘾者愿意牺牲自己的所有资源与一切人际关系来获取下一次的快感，酒鬼、赌徒与吸毒者都是这种情况。遭到滥用的多巴胺是很危险的东西。在舒适且均衡的环境下多巴胺十分有用，但是一旦均衡被打破，多巴胺就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你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获得这两种物质。出去跑两圈，完成自己设定的任务，你的身体就能产生内啡肽与多巴胺。但是仅仅如此并不能使你感受到满足、信任与爱。这些感受才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些感受才是约翰尼.布拉沃的出处。正是因为有了血清素与催产素，领袖们才会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各种危险。在原始人的时代，危险可能是剑齿虎，可能是恶劣天气，可能是资源紧缺，等等。所有这些危险全都毫无愧怍地试图杀死你。我们如何才能幸存呢？只能合作。我们组成了部落、团体与公司，从而获得归属感，与那些与我们信仰相同的人在一起，唯此才能感到安全。当我们相信团体其他成员全都挂念着我的根本利益，并且因此而感到安全，就会与他人协作，共同应对外部的危险。不要忘了，外部的危险是常量。在现代世界，外部危险可能是试图将你排挤出局的业界对手，可能是经济的起伏无常，也可能是恐怖主义。所有这些未知因素都想逼你破产或者砸你饭碗。这一切针对的都不是你个人，只不过世界就是充满了这样的常量而已。

但是在我们的团体内部，危险并不是常量，而是变量。决定变量的关键就是团队领袖营造安全感的能力。伊索寓言说得很透彻：四头公牛尾部相对，犄角冲外。无论狮子从哪个方向进攻都会撞在牛角上。但是后来四头公牛因为争执而分道扬镳，于是就逐一被狮子吃掉了。并肩协作的我们更有能力抵御外部危险。但是假如领袖们不能为我们提供安全感，不允许我们在公司内部拥有足以使自己感到安全与归属感的空间，我们就不得不耗费自己的能量来提防彼此，同时将自己暴露在外部危险之下。如果你整天担心办公室政治，整天担心别人抢你的功劳，整天担心自己的老板未必会在关键时刻支持你，那么原本应当花费在经营运作、产品研发、本职工作、创新发展上面的精力就都都会被用来为自己营造安全感。

领袖的责任分两方面。首先要决定加入团体的资格：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相信什么？谁可以加入我们？其次要决定团体的规模：我们的安全圈子要画多大？是不是仅限于高管级别的小圈子？是不是应该听任小圈子以外的其他人自生自灭，或者说也应该为他们留一点有朝一日打入小圈子的念想？又或者我们其实应当将安全感与归属感的圈子扩展到整个组织的最外缘呢？真正伟大的领袖都会采取后一种做法。在他们的团体当中，级别最低的成员也会感到，像约翰尼.布拉沃那样的人正在头顶上罩着自己。这就是血清素与催产素的功效。

血清素别名“领袖物质”，负责产生骄傲与地位的感受。所以来自公众的承认才会这么重要。我们是社会动物，我们需要其他人的承认。所以我们才会有奥斯卡奖，各种公共颁奖，还有大学生毕业典礼。大学毕业需要什么条件呢？首先你要满足所属专业的最低学术要求，其次要缴清学费，最后要修满学分。这三个条件全都达成之后，你就可以毕业了。学校完全可以给你发一封电子邮件，“祝贺你以优异成绩达成全部毕业条件，附件里是PDF格式的大学毕业证书，请自行打印。”但是这样做感觉不对。于是学校组织了盛大的典礼来宣扬你的成就。你的朋友、家长与老师，所有曾经支持过你的部落成员，都应邀坐在台下。我们盛装出席，走到台上接过毕业证书。这种感觉无与伦比。我们感到了骄傲与地位的提升，这一刻你体内的血清素达到了峰值。顺便说一句，血清素也有提升自信的效果。

血清素的妙处在于，正当你在台上接过毕业证，体内血清素达到峰值的时候，坐在台下的父母体内血清素含量同样会急速上升，他们也会感到十分骄傲。这就是血清素的功效，血清素能够加强给予者与受惠者之间的联系：家长与子女，雇主与员工，教练与运动员。想一想获奖感言都是怎么说的吧：“感谢上帝，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教练， 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成功。”我们感谢那些在我们看来曾经照顾过我们的人。“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成功。”你在台上这么说。而他们在台下则衷心为你感到骄傲。真正伟大的团队不想拿冠军，而是想为教练拿冠军，让教练感到自豪。等到我们当真让家长感到自豪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地位也会提升，我们的自信也会增长。日后我们又会同样去照看别人，好让他们也取得同样的成就。这就是血清素竭力促成的效果。

可惜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欺骗血清素。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社会，衡量地位的标准往往是看你挣了多少钱。任何炫耀财富的行为都能提升你的社会地位。所以商品标识才会印在商品的外面，因为印在里面别人就看不见了。我们恨不能所有人都注意我们佩戴的红线普拉达太阳镜。穿上古奇的订制鞋子感觉为什么这么舒服？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了。问题在于，这样的地位提升感受并不能加强人际关系。你欺骗了血清素。所以我们才会不停地购买各种身外之物却永远得不到满足感，因为你缺少了人际关系的支持。你体内的血清素不是辛苦付出挣来的，而是投机取巧骗来的。

血清素被人称作“领袖物质”有着一个十分简单的历史原因。智人这个物种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我们过得是群居生活，生活在150到200人的群体当中。假如你饿了，想要吃饭。外出打猎的人们扛回猎物往地上一扔，大家立刻一拥而上。假如你有幸长着一副运动员的体格，自然能挥动胳膊肘把其他人推搡到两边。不过假如你长得比较富有艺术气质（笑声），就难免被别人一胳膊肘捣在脸上。这个系统很不利于团体的存续，更不利于团体成员的合作。集体生活的好处就在于，假如我信任你，晚上就能安然入睡，并且相信万一有危险你一定会叫醒我。我要是不相信你，晚上就不敢睡觉。在公司里，假如我们彼此毫无戒备，就能大胆承担风险，集中精力搞创新，全心全意改变世界。假如我不相信你，我就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集体生活与集体工作的价值。假如开饭的时候你的脸上挨了一胳膊肘，晚上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不会叫醒那个用胳膊肘捣你脸的人。所以人类进化成为了等级意识强烈的物种，无时无刻都在相互评估。谁是老大？谁说了算？谁气势最足？谁能力最强？原始人看肌肉，创意产业看才能，军队看勇气，总之衡量老大的标准没有一定之规，而是由我们所处的环境来决定。此外我们自己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假如你在与某人见面时感到紧张，那你就不是老大。假如对方感到紧张，那你就是老大。

顺便说一句，我们知道许多女性住在一起之后经期会逐渐协调一致，除非她们吃了避孕药。但是协调的标准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永远以地位最高的女性为准。原因在于经期的女性不能怀孕。地位最高的男性与地位最高女性更倾向于结合，并且生育存活可能更高的后代。但是假如地位高的女性处于经期，就不得不退出生育竞争。所以大自然设计了巧妙的方式，让她拉着其他女性一起退出竞争（笑声）。

言归正传。我们不断地彼此评估谁才是老大。一旦老大确定下来，所有人都会自动地退让一步，让老大先吃饭。老大可以优先挑选食物与交配对象。老大可以吃到最好的食物，其他人虽然只能吃次一等的食物，但是毕竟都有的吃，而且不用担心胳膊肘捣脸。因此待会儿我们也会很乐意地提醒老大注意危险。这是个很好的系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处心积虑提升自己地位的原因，因为当老大是很有好处的。人们会为我们做事，会主动提供给我们许多好东西。直到今天，我们还会毫不介意地为老大提供特别待遇。你可能觉得你的老板是个混蛋，但是你绝不会因为他的工资比你高或者办公室比你大而抱怨。我们不会因此而生气。这是根深蒂固的人类心理：在老大面前，我们会心甘情愿地退让一步，让老大享受挑选食物与配偶的优先权。当国王的好处是大大的。你生活在特殊优待当中，人们向你表示爱戴与尊敬，你体内的血清素含量居高不下，走到哪里都是一副挺胸抬头的气势。简直帅呆了。

但是当老大是有代价的。团体成员都不是傻子，不会平白无故地提供这么多优待。当外部危险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希望那个比我们更强壮、比我们吃得更好、血清素含量比我们更高因此也比我们更自信的家伙一马当先冲向危险并且保护我们。这就是领袖的意义。成为领袖的代价就是牺牲自我利益。假如你不愿意在关键时刻放弃福利，那么或许在一开始就不该得到提拔。你可能占据着掌权的位置，但你绝不是领袖。你绝不会因为地位提升而少干活，只能多干活。地位越高，就越要为了照应别人而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是领袖的人类学定义。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自己己开具巨额高薪的银行家这么招人恨的原因。我们不是因为具体金额多么大才憎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践踏了千万年来根深蒂固的社会契约。我们知道，他们一面自己捞钱，一面看着其他人牺牲。实际上这帮王八蛋根本就是通过牺牲其他人才捞到了这么多钱。假如我说我要给纳尔逊.曼德拉捐款一亿五千万，谁有意见？给特蕾莎修女捐款两亿五千万，谁觉得不妥？可见数字并不要紧。我们之所以对这些家伙恨入骨髓，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他们捧上了老大的位置，他们却没有履行老大的责任。他们理应为了我们牺牲自己，而绝不能为了自己牺牲我们。所以我们才会如此义愤填膺并且将他们视为背信弃义的王八蛋，因为他们辜负了我们（掌声）。

再来说说催产素。催产素负责产生爱、友谊与信任的感受，就像彩虹与独角兽一样温馨可爱。正是因为催产素的效果，我们才喜欢与朋友们呆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一起看电视。今天在座的各位恐怕都与自己的朋友与熟人坐在一起，而不是随便在哪个陌生人身边坐下。为什么？因为这样你会觉得更安全。这就是催产素的效果，因为相信其他人正在照应着你而产生的安全感。让身体生成催产素的方法有很多种，比方说肌肤接触。所以拥抱的感觉才这么好。分娩当中的妇女会体内会生成巨量的催产素，从而加强母婴之间的情感纽带。

正是因为催产素的存在，握手才会如此意义重大。假设你和某人谈生意，到了签约的时候，你把合同摆在他面前说“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并且伸出手去。但是对方却把手往回一缩：“没错没错，预祝我们合作愉快”。你说：“那咱们握手庆祝一下吧。”他却说：“不不不用不着，合同条款我都没意见，咱们赶紧签字就是了。”兴许合同条件完全符合你的心意，但是做生意其实就是做人，而做人往往并不总要依靠理性。你需要安全感，需要相信对方可以依靠，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我们确定人际关系的方式之一就是身体接触。完全拒绝握手的结果有两个，要么生意告吹，要么你在签约之后长期紧张不安。人类纽带是很重要的。

另一种获取催产素的方式是展现慷慨。这里的慷慨指的是付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不期待任何回报。光靠撒钱是不行的。假如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我给慈善机构捐了一千美元，你会怎么想？“不错嘛，我给你颁个奖你要不要？”但是假如我告诉你，上周末我在内城某小学义务粉刷了整整一下午的墙壁，你又会怎么想？“你真棒。”我这一个下午的劳作远远不值一千美元，用一千美元我可以雇佣好几个民工替我去刷墙。但是作为人类，我们更重视时间而非金钱，因为时间是对于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等价商品，还具有不可赎回的特质。捐出去的钱还能挣回来，花费的时间却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更重视那些为我们耗费时间与精力的人。如果有人对你说“我花钱请你干某事”，这人并不是领袖。真正的领袖会坐在你的身边问你：“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采访过几位石油公司的CEO，他们都竭力向我保证自己多么关心员工工作得是否愉快，我说“才怪”。我对他们说，你们肯定是花大价钱聘请了咨询公司的人搞内部民调。这就好比你给你儿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亲爱的儿子，你母亲和我都希望你能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当中有价值的一部分。请坦诚的告诉我们，为了让你感到自己属于这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真的非常爱你。”或者你也可以走进他的卧室，坐在他的床边上说：“亲爱的儿子，你母亲和我都希望你能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当中有价值的一部分。请坦诚的告诉我们，为了让你感到自己属于这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真的非常爱你。”一字不改的同一段话，表达了同样的诉求。区别在于后者耗费了你的时间与精力，而前者并没有。邮件的问题就在于此：发邮件总让人觉得太简单了，读起来没有感觉。假如我到你家吃晚饭并且受到了热情接待，我可以在第二天发给你一份感谢邮件，或者在三天以后寄给你一封手写的感谢信。肯定是手写信件让你感觉更好，因为手写信件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更多。领袖就是那些在我们身上花费时间与精力的人。为我们花钱的人不算领袖，因为人类在生物学层面上对金钱没有反应。

想要获取催产素，就要为别人做好事，为别人花费一点一去不回的时间与精力。如果你期望回报，那么从一开始就不该费事。为了求职而请人吃饭并不算建立人际关系，只能算是延期进行的利益交换。讲个真事：有一回我在纽约街头看到前方某人正在捡拾洒落一地的文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背包拉链开了。于是我过去帮他拾起文件并且提醒了他。我小小地慷慨了一把，我体内产生了一点催产素。我感觉很好。作为我的慷慨行为的受惠者，他体内也产生了一点催产素。他对我说谢谢。他感觉也很好。然后我在斑马线上等着过马路的时候，旁边有人对我说：“我看到你刚才干了什么。你干得真漂亮。”原来目击别人的慷慨之举也能产生催产素。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体试图让我们重复那些对我们最有利的行为。通过让我们在接受慷慨或者见识慷慨的时候感觉良好，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促使我们也去采取慷慨行为。而且催产素还能提升人们的慷慨倾向。换句话说，你为别人做得越多就越想为他们做得更多。不仅如此，大量催产素还能抑制多巴胺成瘾，增强免疫系统，让你更健康。所以幸福的人才更长寿，所以美满夫妻才更长寿。催产素能提升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创造力，而且还不会上瘾。

不过催产素发挥效力需要时间。我昨天晚上第一次与一个姑娘一起吃晚饭，结果一见钟情，下个礼拜我们就要结婚了（笑声）。你们之所以笑，是因为你们本能地知道七天时间无法形成足以缔结婚姻的纽带。假如我告诉你，我和女朋友已经处了七年还没结婚，你又会说什么？“你有病吧？”（笑声）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并不明确婚姻强度的纽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形成，但是的确知道比七天更长，比七年更短。又好比你入职了一份新工作，你很兴奋，用人方面也很兴奋。但是一时半会儿你还感不到归属感。归属感需要逐渐养成，你需要为自己的新同事们付出一点慷慨。又好比谈女朋友，你不会一上手就给人家买钻石。一开始你先带人家去吃饭，喝杯小酒什么的。然后你约她出去。然后她约你出去。然后你请她看电影。然后她给你做饭。然后你给她买花。然后你说“我爱你”。然后有一天早上你一醒来就会感到有人突然按下了按钮：“我恋爱了！”工作归属感也是这样养成的。某一天你会突然感觉到“我属于这里”。

但是我们现在整天忙着发邮件。邮件很适合交换信息。“这是你的报告。”“会议在四点开始。”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你对我的意见怎么看”，千万不要发邮件。这是个感性问题，而邮件四个理性工具。你应该站起身来，走到三十英尺以外的另一张办公桌旁边，面对面地告诉那个人，“我觉得你的想法还可以在这些方面再改进一下。”这样你不仅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见，还能拉近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做能够产生催产素。你要是实在懒得走路，打电话也有同样的效果。“嗨。”“嗨，什么事？”“没事，我就是回复一下你的邮件。我有点想法向跟你说说。”（笑声）“啥？”（笑声）我们之所以整天处理邮件，是因为每一封邮件我们都会回复。邮件往来导致了误会，最后还是得打电话解释。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打电话。更快，更简单，更好。

付出时间与付出精力，这正是担当领袖如此困难的原因。因为你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照顾不了所有的人。你只能希望你信任的人也值得别人信任，而这些别人又值得其他人信任，从而营造一个足够大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圈子。这正是有效体制的样貌。如果你是某个团体的最高领导，你的职责就只有一项：记住所有那些每天都会接触你的人的名字，并且让他们确信你会照看他们，从而鼓励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各自的下属。拥有安全感的员工也会为客户带来安全感。拥有安全感的员工才会真正将客户当人看。有一次我搭乘了一家服务质量特别恶劣的航班，气得我忍不住出声抱怨：“你们怎么能拿着乘客当牲口呢？”结果一位空乘对我说：“对不起先生，因为我要保住我的工作。”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所为之工作的组织不能让我感到安全，无法为我提供归属感。所以为了保护我自己，我要拿乘客当垃圾。相比之下，拥有安全感的员工则会这么说：“先生，我愿尽我所能地令您感觉良好，因为我不用为自己担心。”高效组织就应该这样。

除了上述四种化学物质之外，还有一种物质值得一提，也就是皮质醇。皮质醇负责制造紧张与焦虑的感受。人类以及所有群居动物都会产生皮质醇。我们在电视上都见过类似场景：一群羚羊正在吃草。其中一头羚羊觉得自己听到了草丛里有动静，于是猛地一抬头，“咦？！”（笑声）皮质醇的功效就是保住我们的性命。分泌皮质醇是战逃反应的第一阶段。皮质醇使我们疑神疑鬼，使我们的感官高度敏锐，向我们的肌肉当中注入葡萄糖，为战斗或者逃跑做准备，加快心跳速度，并且促使我们到处寻找危险。皮质醇的妙处在于，假如你生活在社群当中，那么其他成员的紧张反应也会促使你的身体产生皮质醇。所以所有的羚羊都会“咦？！”（笑声）。它们可是什么都没听见，但是它们现在全都在寻找危险。如果有一头一开始并没听到响声的羚羊看见了狮子，就会撒腿逃跑。所有的羚羊都会紧跟着逃跑。于是大家都能多活一天。这是个好系统。比方说你去上班，有一位同事突然说：“听说公司要裁员啊！”所有人都会一下子抬起头来，“你说啥？”我们全都会立刻紧张起来。“哎呀，昨天我在会上说错话了！”我们会开始疑神疑鬼，我们的心跳会加速。这都是皮质醇在发挥作用。晚上睡觉突然被声音惊醒，你会怎么样？你会立刻把枕边人推醒。他/她又会怎么做？“咦？！怎么了？”假如只是虚惊一场，假如你没有看到危险的迹象，你就会长出一口气，肌肉放松下来。体内的皮质醇也会消失。

皮质醇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人体提供额外的能量，使人疑神疑鬼，并且格外关注自己的利益。但是为了获取额外的能量，皮质醇会暂时关闭体内眼下用不着的系统。例如生长就会暂停。在皮质醇作用下你的指甲不会变长。另一套遭到关停的系统是免疫系统。问题在于，皮质醇不应当在体内长期存在，产生之后就应当尽快消失。假如我们的工作环境不能让我们感到安全感与归属感，那么我们体内就会长期存在低水平的皮质醇。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我的老板讨厌我。我就知道他讨厌我。他肯定讨厌我的想法。”皮质醇会抑制催产素的产生，所以我们也会更加关注个人利益。假如你长期处于紧张的工作环境当中，在生物层面上你的同理心就会遭到削弱，而且还会变得不那么慷慨。我们整天忙着自我保护，根本没有闲心照看他人。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这样遭到了严重破坏。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教育，最好的医疗技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还有最好的药品。那么为什么糖尿病、癌症与心脏病的发病率却一直有增无减呢？因为我们的工作正在谋害我们。对于这一现象负有完全责任的人正是我们的领袖。我们还知道，如果家长下班回家的时候看上去紧张兮兮，孩子们的工作观念就会遭到误导，他们会认为工作理应让人暴躁而郁闷。而且有些研究显示，像这样的孩子们受到的负面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学校里更容易欺负别人。全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工作环境当中承受了太多紧张与压力。

我们的公司正在谋害我们。我们要怎么办呢？真正的领袖与等级无关，也与职位无关，而是取决于你所做的决定与选择。只要你决定照看左右两旁的身边人，那你就是领袖。《斯巴达300勇士》这部电影想必大家都看过。斯巴达人的强大战力源自哪里呢？不在于他们的肌肉，也不在于他们的长矛，而是源自他们的盾牌。斯巴达人用盾牌结成了坚不可摧的方阵。斯巴达男孩从小就接受教导：要么擎着盾牌胜利归来，要么让别人用盾牌把你的尸体抬回来。阵前丢弃盾牌必然受到军法严惩。因为失去盾牌就意味着你无法保护左右战友，方阵也会毁在你的手里。胜利的关键在于盾牌而不是长矛，在于你为他人牺牲的意愿。未必非得牺牲性命，或许是牺牲时间，或许是牺牲精力。你为别人举起盾牌，让别人感到安全，这才是成为领袖的关键。

你知道应当如何遏制多巴胺成瘾吗？匿名戒酒会的十二步戒酒法在全世界已经风行了八十多年。我们经常拿十二步的第一步开玩笑，也就是承认自己有问题。不过你知道第十二步是什么吗？匿名戒酒会很清楚，就算你完成了前面的十一步，只要你你没有完成第十二步，就一定会再次酗酒。如果你完成了第十二步，你就能与酗酒一刀两断。第十二步就是扶助另一位酗酒者。也就是为别人服务，发挥催产素与血清素的力量。我们越是照看别人，就越感到安全与归属，也越容易同心合作，共同抵御外部危险。你只要像这样为别人付出，他们就会成为约翰尼.布拉沃。谢谢大家。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儿童文学究竟——这里要加一个表示语气的脏字（笑声）——是什么”。我希望大家不是为了获得答案才来听我演讲的。作家特别不擅长提供答案。这话其实不确切。作家整天没事就知道提供答案，但是我们的答案往往不可靠、不通用、不系统而且不实际（笑声）。假如你想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运用这些答案，那么这样的答案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同样这些特质对于提问题来说却都是好事。作家特别擅长提问，而且我们的问题往往都很有价值。

我喜欢将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变成作品。我写《美国众神》，是因为我此前在美国住了快十年，因此自觉应当写一下自己的感受。我写《鬼妈妈》，是因为我小时候总是想，万一我放学回家发现我父母没跟我打招呼就搬家了，那我该怎么办（笑声）。未必不会有这种事（笑声）。说不定他们忘了呢（笑声）。毕竟他们两个当时都很忙（笑声）。他们可能会忘记到学校接我，结果学校方面不得不晚上十点给我家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让我在学校过夜（笑声），然后我才脱困。他们还有可能送我去上学却没注意到当天学校放假。于是我只得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学校里溜达了大半天，才被学校的花匠送回去。这些事情都不太可能发生，但还是有可能的（笑声）。万一他们真的搬家了，然后又有两个跟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搬了进来，我怎么才能知道呢？知道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话说到这里，我们家画室尽头那扇一眼瞧不见的砖纹怪门通向哪里呢？于是我就写了这方面的故事。

我写这份演讲稿也是为了理清思路。我所想的问题就是：儿童文学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儿童文学究竟——加个脏字——是什么？我小时候上过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在那里仅仅上了一年学。当时我八岁。某一天有个男同学拿来了一卷印着裸女的杂志，这是从他父亲那里偷来的。我们竞相传阅，想看看裸女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得那些裸女的相貌了，但是我的确清楚地记得照片旁边附带的人物简介（笑声）。有一位裸女是魔术师的助手，对此我觉得很了不起。同一年的春天，有一个我平时一起玩的孩子给我讲了一个黄色笑话。笑话里面有一个脏字——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法应该是，笑话里面有“那个”脏字（笑声）。这个笑话并不特别好笑，但是脏字就是脏字。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几位同班同学，想要逗他们一笑，就算他们不笑，至少我可以装一下逼（笑声）。有一位同学晚上回家把这个笑话又告诉了他妈（笑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笑声）。就因为我的笑话，他父母给他办了转学，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跟他说再见。

第二天早上班主任与学校校长亲自审问了我。这位校长最近才把学校买下来，打算第二年转手卖给房地产商。在此期间他要榨干这座学校的最后一滴利润。当时我已经把笑话的内容给忘了。他们逼问我笑话里有没有“四个字母的单词”。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是当时我的词汇量已经很大了。我还以为他们要考察我的学习情况，就把我知道的四字母单词一个接一个全都说了出来，最后他们叫我闭嘴（笑声）。他们问我这个笑话是从哪里听来的，我又告诉了谁。当天晚上我妈被叫到了学校。回家以后她说，老师告诉她我说了一个很糟糕的脏字，班主任和校长都不好意思复述。你到底说什么了（笑声）？我不敢大声说话，就悄悄地告诉她，“操他妈的”。你以后绝对不能再这么说了。我妈这样告诫我。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字眼。我本来可能当天晚上就遭到开除，但是由于其他几个被我污染了的男生已经跳出了这个脏字横行的粪坑，校长不想再失去一条学费来源（笑声）。于是我躲过了一劫。

我从这件事情当中学到了宝贵的两课：首先，一定要小心拣选受众（笑声），其次，言语有着切实的力量。

儿童是一个相对无力的少数群体。就像所有的受压迫群体一样，他们对于压迫者的了解远胜过压迫者对他们的了解。对于受压迫者来说，信息就是硬通货。而最宝贵的信息就是那些有助于破解占领军语言、动机与表现的信息，尤其是因为你的衣食住行都要仰仗这帮占领军。儿童对于成年人的行为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了解我们。他们往往会发现，成年人的行为机制古怪无聊而又令人反胃，就像横卧街头的醉汉那样。你不想与这个醉汉扯上关系，也不想成为他的世界的一部分。于是你就转移了视线。儿童很擅长转移视线。

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当小孩。我觉得童年是一段不得不忍受的时光。整整十五年有期徒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相对没那么有趣的世界里，眼巴巴地看着其他族群享受着更加有趣的世界。我竭尽所能地试图了解成年人，尤其想要了解他们对于自己童年的感受。我父母的书店里有一份剧本，名叫《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讲的是二战期间某女校师生为了安全转移而与某男校合并的故事，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笑料（笑声）。我父亲饰演过这部戏里的学校看门人。他告诉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指的是在学校里的日子。即便是当时我也依然觉得这话不靠谱。这句话要么是成年人的洗脑宣传，要么证明了长期以来一直令我惴惴不安的假设，即成年人根本不记得当小孩是什么感觉（笑声）。

平心而论，任何事物都不能像学校那样令我感到长久且深切的厌恶：不讲道理的体罚，毫无力量的处境，全无意义的日常。因此我难以避免地沉湎于自己的世界，与外部环境若即若离，永远无法获得学校里的其他人居然都能获取的信息。我在学校里的第一天苦不堪言，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则如释重负。在我看来，“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种说法无非是另一个成年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而已。类似的说法还有“没事，一点都不疼”（笑声），不疼才怪。

作为抵御成年人世界的手段，我开始阅读我能搞到的一切书籍，不管我当时理不理解。当然我这是在逃避现实。J.K.切斯特曾经十分明智的指出，逃避主义一点错都没有，只有监狱看守才会反对逃避主义。但是我确实在学习，通过别人的视角看待世界，体验我自己从未有过的观点，培养同理心，意识到并且理解了故事当中各种各样不是我的“我”，他们将自己的智慧传承给我，让我得以从他们的错误当中学习。就像今天一样，当时我就意识到了真实并不等于的确发生过的事情。

我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如果封面看上去有趣，如果头几页还算抓人，我就会读下去，不管书里究竟写了什么，不管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有时我也会遇到我尚且没有准备好的内容，令我感觉很不舒服的内容，令我希望自己从没读到过的内容。儿童其实很擅长自我审查。他们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准备好了接受哪些内容，没准备好接受哪些内容，并且十分明智地踩着边线前进。但是踩着边线前进也就意味着偶尔越过边线。我至今依然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令我心惊肉跳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夫妇在丧女之后前去参观马戏团怪物展览，看到一头金眼睛的怪物，很可能是他们的女儿。邪恶的医生扭曲了小姑娘的形体。还有一个故事名叫《杀人速度》，讲的是一个邪恶的交通巡警。这个故事告诉我，坏警察可以打着检查血液酒精含量的旗号强迫女性往瓶子里撒尿。还有一个故事名叫《美国制造》，里面有一位机器人姑娘被歹徒用刀逼着脱去全身衣服，好让歹徒们看清她没有肚脐眼。

有时候我也看报纸，当时我大约八九岁，等着父母来接我的时候百无聊赖地拿了一份报纸来看，结果报纸上是整整十六版图文并茂的纳粹集中营专刊。我真心希望自己没有这么早就接触到如此可怖的纳粹暴行，因为自从那天以后我的世界观就黑暗了许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集中营里的上百万名死者都像是自家亲人一样真切。一批人类居然可以向另一批人类施加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而且居然用得还是医疗器械，而且受害者完全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是最令我不安的情形。一想到坏人可能会从我父母身边把我偷走，将我变成他们再也认不出来的怪物，一想到人们可能被迫在瓶子里撒尿或者赤身露体，我就会感到无能为力，尴尬窘迫，手脚发软。这些事情令我坐立不安，而我又没有足够有力的反制手段。

相比之下，性描写倒是对我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大部分内容我都看不懂。成年作者的性描写似乎都是用密码写成的，除非以在没看之前就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否则你根本看不懂。多年以后，我在《星尘》这部小说里尝试着用这种密码笔法进行性描写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写了什么，家长们则纷纷抱怨我的文字露骨得令人尴尬（笑声）。

尽管我遇到过许多令我不安的内容，但是什么内容都不能阻止我继续阅读下去。为了发现我自己的认知界限，我一次次越界而出，步入自己不理解的世界，然后再紧张兮兮地退回自己所熟悉的区域。就这样，我逐渐地成长，逐渐地变化，逐渐地成为了另外一个人，最终成为了一名成年人。

除了青少年文学以外我什么都看。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青少年文学，仅仅是因为无论是在儿童时期还是在青少年时期我都没有遇到多少青少年文学。市面上的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相比在数量上永远占压倒优势。在我大约十一岁的时候，男生们在学校午餐前后的休息时间里人手相传的书都是诸如《007》、《女谍玉娇龙》（Modesty Blaise）、《潘氏恐怖故事大全》（The Pan Book of Horror Stories ）、柯南道尔、迈克尔穆考克等等。当时的确有几个我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是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在书店里总是找不着，只能在家门口的图书馆里看一看。例如玛格丽特.斯托里，她的魔法奇幻小说极大地充实了我的内心世界，对于我的影响足以与C.S.刘易斯相提并论。另外还有J.P.马丁，他创造了一头名叫“叔叔”的特别有钱的大象。

省钱的动机塑造了我的购书习惯。币制改革之后不久的英格兰物价飞涨，我发现用先令计价的书籍往往比用十进制英镑定价的书籍便宜一半。于是我经常在书店里翻找用先令计价的书籍，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有限零花钱的购买力。所以我读了很多坏书（笑声）。儿童以及少年时期的我对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视同仁，碰到什么就读什么，从不挑挑拣拣。我坚信，这正是最理想的读书方法。

经常有家长问我，如何避免自己的孩子读坏书。这种想法令我十分担忧。同样一本书在儿童与成人的眼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在成人眼中俗套乏味的内容在儿童看来却新奇刺激，足以起到颠覆世界观的效果。而且读书就意味着将自己代入书籍的世界，而儿童则特别擅长发现书中的神奇之处，就连原书作者往往都要在他们面前甘拜下风。

十二岁那年，我的一本书被老师没收了。这是一部以冷战为背景的荒诞政治小说，作者是大卫.弗罗斯特，题目叫做《我将这座岛屿留给我的侄子艾尔伯特，这是我从胖黑根手里打牌赢来的》（And to My Nephew Albert I Leave the Island What I Won Off Fatty Hagan in a Poker Game）（笑声）。如果我记得不错，这本书之所以被没收是因为封面上有一对赤裸的女性乳房，乳房上面还分别画着美苏两国的国旗（笑声）。我竭力向老师解释，说封面设计其实是误导，全书当中除了一段太阳浴情节以外根本没有描写裸体或者性行为的内容。老师根本不听我的（笑声）。直到期末，我才从老师那里把这本书要回来。我撒谎说这本书是我父亲的，我没有征得他同意就偷偷地将这本书拿了出来。老师这才勉强把这本书还给了我。于是我又学到了宝贵的一课：不要在学校里阅读封面印着乳房的书籍（笑声），至少也得包个书皮。令我大感欣慰的是，我所钟爱的迈克尔穆考克作品当中虽然充斥着超现实的激烈性描写，但是封面图画却十分素净，一个乳房也没有（笑声）。

当然我也学到过错误的经验。因为我对于惊悚小说情有独钟，我的女儿霍莉也养成了相对而言的重口味。于是在她十一二岁那年，我从图书馆里如获至宝地为她请回了一本斯蒂芬.金的《魔女嘉莉》（笑声）。结果在少年时期的剩余时间里，霍莉将轻小说当成了自己的主要阅读方向（笑声）。甚至在十五年后，当我们偶尔谈到斯蒂芬.金的时候，她还是会冲我翻白眼（笑声）。我在《美国众神》当中安排了许多我不希望儿童阅读的场景，我之所以不想是因为因为我懒得向刨根问底的儿童读者们多做解释。不过我并不担心这些内容对于儿童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因为任何没有准备好理解这些内容的读者都会觉得它们非常无聊。

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依赖文字维生的职业作家。我写过成人文学，也写过儿童文学。我写过几本原本打算面向成人读者、最终却荣获儿童文学界艾力克斯奖的作品。我笔下的几本儿童文学也曾经在重印时更换了更为体面的封皮，使得成人读者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公共场所阅读而不至于被人笑话孩子气（笑声）。我曾经因为创作成人文学而获奖，也曾经因为创作儿童文学而获奖。我的第一本儿童文学《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早在十五年前就出版了。因此我不得不十分尴尬地承认，尽管在过去五个月里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至今依然说不清楚儿童文学是什么，成人文学又是什么，我正在写的是什么，为什么。

我认为儿童文学就像色情片一样，看到了自然就能认出来（笑声）。这话也有一点道理。但是《鬼妈妈》这本书之所以在出版时被划入儿童文学完全是出于一个谎言。玛丽莲.艾菲斯女士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担任我的经纪人。当初我把《鬼妈妈》给她看的时候，她认为不能将这本书当成儿童文学，因为其中的内容太吓人了。于是我说要不然你把这个故事读给你的女儿们听吧，如果她们觉得害怕，我就把这本书交给专门负责成人文学的编辑。这两位小姑娘分别是八岁的艾米丽与六岁的摩根。她读了，她的女儿们很喜欢这个故事，急着想知道结局，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于是这本书就正式划归进了儿童文学的行列。八年之后，我在音乐剧版《鬼妈妈》的首演现场见到了已经十五岁的摩根。我告诉她，正是因为当初她没有害怕，《鬼妈妈》才成为了儿童文学。摩根却告诉我，“我当时都快吓死了（笑声），但是我一直硬撑着假装不害怕，要不然就不知道结尾是什么了（笑声）。”

去年我写了三本书。其中包括一个绘本，名叫《小楚的一天》（Chu’s day）。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打喷嚏不止的熊猫宝宝。这是我所创作过的内容最单纯的一本书，目标读者则是还没完全学会阅读的低龄儿童。这个绘本之所以会问世，是因为此前我的童书绘本还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过，在港台地区倒是有过出版先例。中国人告诉我，我的童书之所以不能出版，是因为书里的主人公不尊敬家长，做坏事不会受罚，随意捣蛋，还无视权威。从此以后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中国大陆出版一本包含上述所有元素的童书（笑声）。我写了文本，画了插图，出版社又找来亚当.雷克斯画了质量远远更加上乘的插图（笑声），我现在正在等待这本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尽管这是一部童书，但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却一心想着成年读者的反应。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让小孩子们想象、幻想、假装自己是熊猫、假装打喷嚏。我希望成人们会喜欢为孩子们朗读这本书，喜欢在一周里第十次、在一个晚上第三次为他们的孩子读这本书。这本书里包含着儿童应该注意到但却注意不到的细微信息，对于儿童以外的其他一切读者都有着破坏力极大的效果。此外书中的绘图也是栩栩如生。我不仅希望童年的我能够喜欢这本书，也希望身为家长的我能够欣赏这本书。

我的第二本书则是一本实打实地为儿童创作的图书，名叫《幸运的牛奶》（Fortunately the Milk）。我原本只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个短篇，当做《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的续篇。《爸爸换金鱼》讲的是一位人在心不在的父亲，孩子用这位父亲跟小伙伴们换来了一个猩猩面具，一把电吉他，一只小白兔与一对金鱼，期间这位父亲毫无察觉，只知道看报纸。为了平衡起见，这次我想写一位冒险经历极其丰富、或者说至少在为孩子们冲泡早餐麦片的时候想象自己冒险经历极其丰富的父亲。这个故事越长越大，超越了绘本的容纳极限，但是在真正成为长篇小说之前又没词了。我的编辑看到书稿之后问了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既然你说这是儿童文学，那你怎么让父亲当主角呢？难道主角不应该是他儿子吗？”对此我没有合理的回答，因为我在构思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考虑合理性的问题。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父亲出门拿牛奶的时候经历了奇妙的冒险，回家以后兴奋地跟孩子们大肆宣扬，可孩子们却不可置否或者不以为然。这个故事个创作根本就没有合理性什么事。与其说这个故事是我创作出来的，倒不如说是我不小心碰到的。我只是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转告全世界而已。我不能改动其中的情节。于是父亲就成了主角，并且带着牛奶回了家。

第三本书是今天这次演讲的灵感来源，名字叫做《车道尽头的海洋》。全书几乎都是用一位七岁小男孩的视角写成的。书里面有魔法，有一位科幻风格的古怪女巫，住在主人公家车道尽头的古旧农舍里。书中角色黑白分明，还有一个自从《鬼妈妈》以来我所创造过的最邪恶的生物。这本书大约四万字，对于成人文学来说太短了一点，对于青少年文学来说却正好合适。书中包含了童年的我必然喜爱的一切内容，但我却不认为这本书是给孩子们写的。这个故事写得是儿童时期的无力感，儿童对于成人世界的莫名其妙，书中包含了自杀这样的坏事，而且自杀正是书中情节的主要驱动力。

这本书是我为我自己写的，我想将我自己的童年展现在我妻子面前，重现一个已经逝去四十多年的世界。故事的场景就是我长大的房子，主人公几乎就是我，主人公的父母几乎就是我的父母，主人公的姐姐几乎就是我的姐姐。由于情节需要，我的妹妹在这本书中没有出现，为此我还专门向她道歉过。我在废纸与其他书籍的空白处做笔记，一边写一边想自己写得究竟是儿童文学还是成人文学。这些思考并不会改变这本书的性质，但却会影响完稿之后的后续安排，应当选择哪家出版社，具体的发行方式又是什么。有一条笔记写着 “在成人文学中，不妨保留无聊的部分”（笑声），还有“儿童文学不应当包含父亲溺死在浴缸里这样的情节”（笑声）。即便在完稿之后，我依旧一头雾水：这本书是儿童文学吗？是成人文学吗？是青少年文学吗？是跨界文学吗？又或者仅仅是文学呢（笑声）？

我曾经为一部优美的外语动画片撰写过英语脚本，制片方特意请求我在其中夹杂几句脏话，因为他们想主打PG13级以上的市场。但是我认为脏话并不能使得一部文学作品成为成人文学。成人文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只有当你自己成为成人以后才会理解这种方式。又或者你只是还没有准备好。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会不管不顾地读下去——至少我当年是这样——尽可能吸收你能吸收的内容。多年以后回头再看，你会发现这本书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你已经不一样了。书中的内容变得更聪明或者更愚蠢了，因为与童年时候相比你也变得更聪明或者更愚蠢了。

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这些，是因为我希望通过将这些想法付诸文字并且广而告之，多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我更清楚地回答这个恼人的问题：儿童文学究竟他妈的是什么。今晚我说了很多，但是恐怕我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本来就不应该向作者寻求答案，而是应该寻求问题，因为我们很擅长提问。我希望在今后的时间里，大家都能时常在不经意间想起这些问题：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分界线在哪里？为什么这条界线如此模糊？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条分界线？文学的读者到底是谁？我希望这些问题也将会纠缠你们，而你们也将会无法提供完全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我们今天共聚的时间就没有虚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