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感谢彼得爵士，感谢将这个奖项授予我。能够从同行手里接过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实在是极大的荣誉。

正如彼得爵士刚才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或者说我们完全有能力进入——物理学的下一个黄金时代。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不仅各方面公众对于物理学的兴趣越来越强，而且物理学在大学里的应用也越来越广，许多物理学从业人员都从未见过这等盛景。我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近几年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比方说本校科研人员就刚刚因为研发石墨烯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另外自然还少不了彼得刚才提到的大型质子对撞机。

今天的大会主办方希望我能谈一谈对撞机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科学意义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彼得.希格斯的理论成果。我记得希格斯大约在1964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他和同事们在论文中预言我们其实生活在冷凝态当中。在宇宙出现后的几十亿分之一秒里，或许发生了某种相变，致使所谓的希格斯粒子冷凝成了真空状态。这个理论所涉及的数字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反复查验了好几遍。假如你问一个天真的问题，即这样的冷凝场中包含着多么大的结合能，答案是在每一立方米的真空空间当中都存在着十的三十七次方焦耳的能量，比起太阳在一千年里向外输出的能量还要多。根据我们目前的物理学知识，这么大的能量分分秒秒都会将整个宇宙炸成飞灰，但是这一幕并没有发生。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但是这个预言听上去实在古怪异常。我认为这个预言最有力地体现了数学在物理学当中不可理喻的有效性。希格斯的论文发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我们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模型与理论来将强作用力与弱作用力统一在一起。但是他的预言却一直坚持至今，促使八十多个国家群策群力建造了一台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科学仪器，并且进行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科学实验。这台仪器的运行超越了一切预期，证明了五十年前希格斯预言的正确性。这是一项极其非凡的科学成就，我们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彻底理解如此奇怪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物理新世界的大门。

但是与此同时，这次试验也具有极大的文化影响力。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条相关新闻报道标题是《太阳报》的《亚原子之恋》（笑声）。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彼得.希格斯在实验当天的所作所为。根据这份全国销量最大的报纸的说法，希格斯在实验当天因为过度兴奋喝掉了整整一听伦敦之巅牌黑啤（笑声）。另外全文当中仅仅引用了一句希格斯的言论：“偶尔正确一次感觉也挺好的。”（笑声）甚至就连《每日邮报》都认为这是科学界意义重大的一天，尽管此前的《每日邮报》头版大标题赫然写着《下个星期三之前我们是不是都要完蛋了？》（笑声）

我今天把这篇文章带到了现场。文中涉及的几个要点待会儿我还要细说，不过首先我想与大家奇文共赏一番。就本文看来，大型质子对撞机至少有两种毁灭全人类的可能。下面的内容逐字逐句都来自这篇文章：“或许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这还是危险性比较小的可能——我们绝对一丁点也看不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即将迎来戛然而止的结局。然后一连串地震就会突然出现，令地震学家手足无措地意识到自己忽视了十分可怖的危险。几天之后地震强度将会达到毁天灭地的等级。城市将沦为平地，海水将倒灌陆地。接下来巨型海啸将会席卷海岸，杀死上千万人。”——颤抖吧，这就是对撞机的威力（笑声）——“任意爆发的地震证明真正的毁灭即将到来。接下来的灾难犹如圣经当中的末世景象，地壳将会开裂，岩浆将会四处横流，海水将会沸腾，巨型龙卷风将会把摩天大楼连根拔起，高山将会倾倒，大陆将会分崩离析，地球将的形状将逐渐扭曲，从太空看去，这颗蓝色星球最终将会在一阵眩光过后消失在下水道管口当中。”（笑声，掌声）

“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拥有一点点时间来为自己料理后事（笑声）。然而第二种可能性甚至还要更糟糕。在不到二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整个地球就会骤然蒸发。两秒钟之后，月球将会步入后尘。”——我觉得本文作者大概考虑到了光速，所以才会给出这些数字——“八分钟之后太阳也将会被撕扯成碎片，各个行星均不能幸免。空间结构本身的崩溃将会以光速扩散开来，假以时日任何其他天体全都难逃此劫。”（笑声）

“有可能造成此番景象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将要在下个星期三启动的大型质子对撞机。”至于文章结尾则是这么写的：“我向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的顾虑，但是他们却一笑了之，丝毫不以为然。”（笑声，掌声）

我想说的是，这种现象真的有关系吗？你当然可以安慰自己说，粒子物理起码上了报纸头版（笑声）。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等闲视之。正如卡尔.萨根所说，我们目前生活的社会完全基于科学、技术与工程学而存在。民主制度在二十一世纪所要做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决策者必须理解科学方法，理解基于证据的推导结论方式。假如科学被人描述成了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假如我们这些科学家的作为遭到了歪曲，假如科学的成就被人云山雾罩地恣意误读，那么我们的民主制度就会面临严重问题。受教育人口不足也会导致相似的问题。

因此为了让现代民主制顺利运作，我们就需要让尽可能多的民众理解科学，如果他们不太理解科学事实，那么至少要让他们理解科学方法。未必每个人都知道基本粒子如何赋予质量，但他们应当了解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以下言论——大家可以先猜一下这段话是谁说的——“成千上万人都衷心相信顺势疗法的价值，因此在医生与患者都认可的前提下应当允许顺势疗法的进行。”说这话的是现任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这番话对于实证医学的打击相当于现任能源大臣奈吉尔.劳森对于两极冰盖的破坏（笑声，掌声）。甚至就连《每日电讯报》在这个问题上都看不下去了。引用报上的说法，顺势疗法“是中产阶级嬉皮士疑病症患者客厅里的白象”（笑声）。

因此仅仅因为不喜欢可能造成的经济冲击就否认金融城对于气候变化负有责任是不可接受的行为；不理解数据、模型与政治宣言直接的区别也是不可接受的行为。我的朋友达拉.奥布莱恩说得很好：根本不存在什么替代性草药，只有具备确实疗效的药物与装饰用的干花（笑声）。我们之所以没有发展依靠燃油的分子记忆来驱动的环保型顺势航空业，原因也正在于此（笑声）。基于信念的航空工业根本不中用，自以为可以依靠信念起飞的乘客只能干坐在地上看着别人先走一步（笑声，掌声）。

这个比喻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本周早些时候我看到了皇家工程学院发布的报告，认为如果我们不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方面加大投入，如果我们不能扭转社会上将科学家与工程师视为特殊利益团体的普遍看法，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受阻。根据这份报告，我国每年需要十万名理工科本科毕业生才能保证经济走势不至于下滑。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还要上升到百万级别，同时我们还需要五十万技师。如今我们每年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大约是九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留学生，而且大约25%的学生不会投身于专业对口的领域。可见在维持经济现状的问题上，我们目前每年都面临着两万五千到三万人的人才缺口。因此我们这些科学家应当竭力说服年轻人们相信科学与工程学值得他们花费时间与精力。

我还呼吁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科学家群体的力量毕竟有限，教育不了全体民众。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专业目前的招生标准是各科成绩全A。如此高标准自然值得赞赏，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表明了市场机制的失败，因为目前曼大的招生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没有足够的实验室、课堂与教师来应付所有有志于在曼大学习物理学的学生，尽管他们学成之后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经济。

我们绝不是负担不起教育所有这些人的成本。上周经合组织也发布了一份很有趣的报告，主题是第三级教育，内容既详细又坦率。根据报告的说法，每培养一名第三级教育学生（未必一定是理工科学生不可），这位学生在职业生涯中创造的利益减去教育成本大约是七万美元。换句话说，减去所有的学杂费以及求学期间由于延迟就业造成的损失，一名本科生依然能向经济体系当中注入七万美元。将这个数字乘以十万理工科学生的数目，结果就是七百亿美元。还有另外一些有趣的数据。接受第三级教育的男性与未接受第三级教育的男性相比平均寿命要高出八年，投票率高出27%；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当中过去十年期间一半的GDP增长是由第三级教育毕业生贡献的；尽管英国去年整体经济陷入衰退，理工科领域经济却依旧保持增长。

因此我主张增加对于理工科教育的投资。这笔投资从何而来呢？这方面有一场很有趣的运动，大家很快就会对其有进一步了解。运动的基本理念是瞄准4G信号频段的销售，频段全部售出后可以筹得十亿到十五亿美元，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还不用缴纳印花税。运动的主张是4G信号的收益理应流向科学研究以及相关基础设施，毕竟能有这笔钱全靠当年麦克斯韦的研究（笑声）。

自民党最近主张以每年3%的速率增加科研投资。这也是很重要的政策，我认为我们应当敦促各个党派在这方面群策群力。但是出售4G频段的收入对于教育理工科学生也很有帮助。而且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增长对于理工科学生的需求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几周前我到皇家学会去了一趟，有幸得见了学会1799年游说捐款人所用的简章，其中解释了这样一个促进科学与工程学的机构的重要性。当时的英国是有钱人掌权，因此文中的“富人”实际上指的是掌握权力的人以及左右公众意见的领袖。记住这一点之后，简章当中的内容读起来着实充满了现代感。简章的结尾这样写道：“在评估本机构的功用性时，我们应当意识到社会高层的实验性研究与改良扩散开来之后会给整体公众带来怎样的优势。当富人们饶有兴趣地体味并鼓励机械领域进步所带来的便利时，良好的品味以及与之形影不离的良好道德将会得到振兴，理性的经济将会大行其道，行业创新将会得到名誉与物质两方面的丰厚回报，社会各阶层都将为公共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将“富人”改成“当权者”，那么这段话完全有资格被戴维.卡梅伦以及日后的历任首相们奉为圭臬。

不要忘了，1799年的英国正身处于远比今日更甚的危机当中，几乎就在亡国的边缘徘徊，多亏1812年美英战争的胜利才缓过劲来。但是尽管如此，学会的创始人们依然相信大英帝国的国运与经济前途完全依赖于科学与工程学研究。最后我想引用一句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在这份简章发布后不久的有力言论。十九世纪初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有必要掌握的科学知识，根本没必要再去大费周章地修建什么大型质子对撞机。戴维很清楚这种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钻研科学，他答道：“对于人类心智的进步而言，最可怕的威胁莫过于自以为已经掌握了终极知识，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自然界的奥秘已经被悉数揭穿，再没有可供征服的新世界。”谢谢大家。

在任何涉及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我一直热切地相信，人生第二重要的事情就是自由地表达自我的权利。第一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是口中的食物，第三重要的事情则是栖身的住宅。我之所以将言论自由排在第二位，相信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仅次于生存，是因为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一直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在将来也十分有望将这份权利保持下去。就我个人而言，任何意在压制言论自由的现存法律都不太可能令我锒铛入狱，因为像我这样享有公众声誉的人物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更为超然的地位。

因此我并不太担心自己，而是更为那些不如我出名因此更容易受到侵害的普通人们感到担心——例如最近在牛津因为声称某位骑警的马匹是“同性恋”而被捕的人，或者某位因为声称科学教是“邪教”而被捕的少年，或者因为在电视屏幕上播放圣经文本而遭到逮捕的咖啡店老板。

当我听到这些荒诞可笑的罪行与指控之后，立刻意识到我以前曾经在虚构创作当中涉及过这个问题。多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档名为《恶搞整九新闻》的节目，其中格里夫.林斯.琼斯饰演了一位明目张胆搞种族歧视的煞笔奇警官，一心打算用一连串可笑、愚蠢且四六不靠的指控逮捕一名黑人男子，而我作为他的领导则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煞笔奇警官逮捕温斯顿.克多格先生的罪名如下：踩着人行道的裂隙走路（笑声），在天黑以后穿着大红大绿的服装在居民区游荡（笑声），还有我本人最喜欢的罪名，即到处走来走去（笑声）。其他罪名还包括擅自在公厕里解手以及斜眼看人（笑声）。谁成想生活对于艺术的模仿居然如此活灵活现呢？

我曾经听到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们提出，牛津警马案从未进入起诉阶段，被捕者也在拒绝支付罚款之后得到了释放，科学教一案也在审理过程中不了了之，这两件事都说明现行法律制度可以行之有效地保护言论自由。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以下事实：这些案件之所以不了了之完全是因为案件本身吸引了太多的公众注意，警方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笑柄，这才偃旗息鼓。与此同时，还有许许多多情节上没那么可笑因此没能得到足够公众关注的与媒体报道的案例。即便在不了了之的案例当中，被告人也遭到了逮捕、讯问以及审判，最终才被释放。这不是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而是寒意彻骨、恣意欺凌言论与抗议自由的审查行为。

下院当中的联合人权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精辟的总结：“尽管在具体情况下，逮捕一名口出威胁或辱骂言论的抗议者未必就一定不是妥善之举，但是单纯的侮辱言论或行为依然不应成为逮捕某人的原因。” 将侮辱言行非法化的问题显然在于侮辱二字的涵盖范围过于宽泛模糊。任何批评都可以被受批评者视为侮辱，讥讽很容易被视为侮辱，讽刺很容易被视为侮辱，不甚恭维的两相比较很容易被视为侮辱，提出背离正统的替代性观点也很容易被视为侮辱。考虑到这么多事项都可以被人当做侮辱，的确被人当做侮辱的言论如此之多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法律已经存在了二十五年，但是这项法律其实指明了历届政府都未能摆脱的一套文化。本着理性且用心良好的抱负，人们试图遏制社会当中的丑恶因素，结果却创造了一个本质上极度威权且禁锢人的社会。这就是所谓的“新式不宽容”，一种新型但十分强烈的试图堵塞一切难听声音的冲动。“我不是不宽容的人，”许多轻声细语、教育良好、思想自由的人这样说道，“我只是不宽容其他人的不宽容行为而已。”“言之有理。”许多人点头附和道。但是假如把这句话仔细琢磨五秒钟，你就会意识到这句话不过是主张用一类不宽容来取代另一类不宽容而已。在我看来这根本算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进步。

逮捕发言者并不能解决相关言论当中潜藏的偏见、不义与怨憎，这些因素只有依靠讨论与恰当应对才能解决，而且最好不要牵扯法律体系。就我看来，提升一个社会对于侮辱言论抵抗力的最佳方法就是对其多加接触。就像儿童培养免疫力的过程一样，只有早早暴露在细菌面前，长大后才能抵抗疾病。我们的社会也要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唯此才能应对合理批评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应当应对信息而不是收拾信使。正如奥巴马总统几个月前在联合国所说的那样，“控制言论的可敬努力往往会沦为封缄批评或者压迫少数派的工具。应对仇恨言论的最强武器并不是压制，而是各种各样的更多言论。”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茁壮的社会，就需要更加茁壮的对话，这就意味着赋予人们侮辱冒犯他人的权利。不受冒犯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

取消这些法律条文仅仅是微小的一步，但对于暂缓并缓慢逆转审查文化的长期进程却很可能意义重大。用萨尔曼.拉什迪爵士的话来说，我们要应对的是一整套“愤恨工业”。自封的公益卫士们鼓励媒体煽动愤恨情绪，致使警方在重压之下不得不采取行动。报社给苏格兰场打电话，说某人在推特上略微冒犯了一位我们眼中的国宝级人物，你们打算怎么办？慌不择路的警方随即采取了最不妥当的做法，也就是抓住了《公共秩序法》第五节的内容：任何人只要说出了在他人听来等同于侮辱的言论就应当遭到逮捕。甚至都不需要真正的受害人，只要警方觉得有人在读到或听到这些言论之后有可能受到冒犯就可以批准逮捕。如此天罗地网简直令人无语。

推特与脸书评论栏里的风暴引起了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目前还没能给出恰当的回答。首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这一课的确很有学习的必要。不过其次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如今对于其实并不算出格的负面言论究竟不宽容到了怎样的地步。法律不应当为这种新兴的不宽容煽风点火。如果法律妨碍我们直面言论自由的必然后果，言论自由本身必然遭到妨害。因此我本人全心全意地支持针对《公共秩序法》第五节的改革。谢谢大家。

欢迎各位家长，并且祝贺凯尼恩学院05届毕业生们。

有两条年轻的鱼迎面遇到一条老鱼。老鱼点头打招呼道 “早上好孩子们。水怎么样？”两条年轻的鱼继续游了一会儿，终于其中一条忍不住看看另一条说道 “‘水’是什么东西呀？”

美国大学毕业典礼演讲的标准开场通常是一个富于教育意义的小故事（笑声）。我讲得这个故事与毕业典礼上的常见说教相比还不算太扯淡。但是请不要以为我打算摆出智慧老鱼的派头，来向你们这些小鱼儿传授水的真谛。我并不是那条智慧的老鱼。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很简单：最明显、最重要的现实往往最不易得到察觉或讨论。当然，这种说法也只是老生常谈而已。但是事实上，在日复一日障碍重重的成年生活中，老生常谈确是关乎生死。这就是我想在这个清爽美好的早晨与你们分享的一点想法。

当然这类演讲的主要目的在于我应该给你们讲讲通识教育的意义，给你们解释，为何你们马上要拿到的学位有着实在的人本价值，而非仅仅物质上的回报。所以我们来聊聊毕业典礼模式中最常见的陈词滥调，即通识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填充知识，而是所谓的“教你如何思考”。

如果你像当年上学时候的我一样，那你一定不喜欢这个调调。你恐怕还会觉得让别人来教你如何思考实在有点丢人。你能够考进这么好的大学这件事本身似乎就证明了你早就懂得了如何思考。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通识教育的陈词滥调一点也不侮辱人。因为在事关思考的问题上，我们在大学这样一个地方理应获得的真正重要的教育并非思考能力的培养，而是思考内容的选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显而易见地完全有自由去选择思考内容，以致于讨论这一点纯粹是浪费时间，我希望你琢磨一下鱼和水的故事，并且在接下来几分钟时间里，暂且搁置你对于显而易见的事物价值的质疑。

再讲个小故事。有两个人在阿拉斯加的偏远荒野酒吧里面喝酒。一个是很虔诚的信徒，另一个是无神论者，俩人在讨论上帝的存在。酒过三巡，讨论气氛紧张起来。无神论者说：“听着，我不是无缘无故不信神。你也别以为我没从没经历过上帝与祈祷之类的事。上个月我被一场暴风雪困住，完全迷路了，看不见任何东西，温度降到了零下五十度还要低。所以我就试着祈祷了一下。我跪在雪地上哭喊道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帮帮我吧，不然我就要死在暴风雪里了。”教徒迷惑地看着无神论者说，“那你现在应该已经确信无疑了啊。毕竟你现在好端端坐在这里呢。”无神论者一翻白眼说：“哪有的事！上帝根本没显灵，最后全靠一群路过的爱斯基摩人帮我指明了返回营地的路。”

用通识教育的传统来分析这个故事并不难：对不同的人来说，完全相同的经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前提是这两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信仰模式，并且会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构建经验。我们鼓励信仰之间的包容和信仰的多样性，所以在分析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论断这两个人的观点孰对孰错或者孰好孰坏。这当然很好，只不过我们同时也永远没机会探究这些个人思考模式和信仰的根本来源。换句话说，它们是如何从这两个人的心里生发出来的。我们似乎认为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最基本认知以及他的人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身高和脚码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或者就像语言学习是自动从周围文化当中吸收而来的。就好像我们构建意义的方式与有意识的个人选择并无关系。此外傲慢的态度也是个问题。比方说那个非教徒就十分确信爱斯基摩人的出现和他的祈祷毫无关系。当然，很多教徒也很狂妄，对自己的认识坚信不疑。至少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可能比故事里的无神论者更让人讨厌。但是宗教卫道士们与这个无神论者有着相同的问题：盲目自信，思想封闭，相当于自囚于密不透风的监狱之中，而且囚犯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正身陷囹圄。

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所谓“教会我如何思考”的部分意义。少一点目中无人的狂妄。多一点有关自己和自己信念的批判性自我认识。因为很多我不假思索就确信的事情到头来只不过是谬误与虚妄而已。我吃尽了苦头才学会这一点，而且我敢说你们毕业以后也免不了类似经历。

有个例子可以证明我倾向于不假思索就全盘接受的观点其实大错特错：我的所有切身经验都在支持一项深切的信仰，即本人是宇宙的绝对中心（笑声），我是现实当中最真切、最鲜活、最重要的人。我们很少花时间去分析这种自然而基本的自我中心理念，因为这种想法在社会上极其令人反感。但另一方面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默认设置，一出生就安装在了我们的头脑当中。想想吧：你所经历过的一切体验都以你自己作为绝对中心。你所接触的世界要么在“你”面前，要么在“你”身后，要么在“你”左右，在“你”的电视屏幕或显示器上显现。别人的思维和感受必须要通过沟通才能为你所感知，而你自己的思维与感受却如此直接、迫切与真实。

请不要担心，我不准备向你们宣讲同情、考虑他人或者形形色色的所谓美德。这不关美德什么事儿。这关系到我是否应当做出选择，付出确实的努力，从而改变自己的天性，或者将自己从天性当中解放出来。天性的默认设置使得我们在潜意识里以自我为中心，并以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一切。那些能够调整这种天然默认思维方式的人经常被他人称作“调适良好”的人。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术语。

考虑到这座学府的学术底蕴，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调整默认设定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实际知识或者说智识。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学术教育的最危险之处——至少对我来说——就是助长了我凡事都要掉书袋的倾向，总是会迷失在脑海内部的抽象辩论当中，只顾关注内心的纠结，却忘了关注眼前的外物。

我想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意识到，人们很难保持警醒与关注。大脑中不断进行着的自我独白很容易就会催眠我们（也许这种事现在就正在发生）。在我大学毕业后二十年以来，我渐渐了解到尽管“教会你如何思考”这个概念已经被讨论通识教育的人们说滥了，但是当你意识到接下来更深一层的解读后，就会发现人们其实低估了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学会如何思考”的真正意义是学会如何控制你每时每刻的思考内容与思考方式，这意味着你要能够保持清醒的意识，去选择注意力的投放对象，并且从自己经历的事中提炼意义。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你不能像这样控制自己的思维，你就完了。还记得那句老话吗？心智是佳仆，但也是恶主。就像许多陈词滥调一般，这条乍一看平淡无奇的言论其实表明了一个伟大而骇人的事实。用枪支自杀的成人总会瞄准自己的头，这并不是一个巧合。他们射杀了自身的可怖主宰。事实上他们早在扣动扳机之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我承认，你所接受的通识教育之所以具有真实而非扯淡的价值，原因就在于通识教育能够阻止你死气沉沉、无知无觉地度过舒适、顺遂、体面的成人生活，阻止你沦为头脑的奴隶，在默认设置的制约之下日复一日地孑然一身、格格不入而又妄自尊崇。 这或许听上去像是夸大其词或者抽象的废话。那我们就来说点实在的。简单说来，你们这些毕业生对“日复一日”这四个字究竟真正意味着什么还全无所知（笑声）。大学毕业演讲从来没有提到过美国成人生活当中的许多重大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由无聊、乏味与鸡毛蒜皮的挫折组成。在场的家长们和年长者们应该都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姑且设想成年生活的平常一天。你早早起床，奔赴充满挑战、只有大学毕业生才能胜任的白领工作岗位，努力工作了八到十个小时。一天结束后你不仅疲惫不堪而且还压力山大。所以你只想回家吃碗热汤饭，有时间的话放松一小时，然后早早上床。因为你第二天还得早起，度过相同的一天。但是接着你又想起来家里没吃的了。因为你那份充满挑战的工作，你这周还没来得及买菜。于是下班后你还得开车去超市。

下班路上自然堵得是一塌糊涂。你花了比平常长得多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来到超市，却发现超市里面同样拥挤不堪，因为别的上班族也只能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挤点时间买菜。超市里的日光灯射出刺眼的白光，充斥着了无生气的背景音乐或者铜臭熏天的流行歌曲。你恨不能立刻离开，但是无论进去还是出来都不容易。你不得不在光亮刺眼且庞大无比的超市里游荡，走过一条条错综复杂的过道，一件一件的挑选自己想买的东西。然后还得推着笨重的购物车从那些同样疲倦、同样焦躁、同样推着笨重购物车的人们中间穿过去——诸如此类等等，我就不再细说了，毕竟咱们时间有限（笑声）。

到最后你终于买全了所有食材，可是收银台的开放数量又太少。尽管当时是全天最繁忙的时刻，还是有好几个收银台无人值守。因此等待结账的队伍排出老长，看上去既愚蠢又丧气。但是你又不能向手忙脚乱的收银台大妈撒气，不仅因为她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还因为我们这些高等学府出身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她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么乏味与无意义，你的那点问题与她相比不过是无病呻吟而已。

但是不管怎样，你最终还是来到了收银台的最前端，交完了钱，然后就听到收银大妈说道“祝您一天愉快”，这声音听上去就像丧钟一样骇人（笑声）。接下来你不得不把十几个塞满各色杂物、鼓鼓囊囊且一捅就破的塑料袋扔进超市推车——推车有一个轮子总是一个劲地向左拐（笑声）——穿越拥挤不堪、坑坑洼洼、遍地垃圾的停车场。回家路上永远堵得水泄不通，路面上永远塞满了一辆辆家用越野车，等等，等等。

在场的人肯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成为你们这些毕业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不过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笑声），而且实际情况还会更枯燥、更烦人、更不确定、更没有意义。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上述令人抓狂的烂摊子正是个人选择发挥作用的地方。拥堵的交通、拥挤的走道、收银口跟前的长队都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如果我不能利用这些时间去理智地做出决定，去思考与关心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每次购物我都会气个半死。因为我的天然默认设置想当然地认定这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我的饥肠辘辘，我的疲惫不堪，我急着回家的渴望，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本着这种想法，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人都在与我作对。而且他们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看看这些堵在收银口的东西吧，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让人作呕，身体好比蠢牛，眼中没有一丝生气。那个在队伍中间扯着嗓子打手机的家伙难道一点规矩都不懂吗？我究竟做了什么孽才会沦落到他们当中啊！

又或者，如果我的天然默认设置采取了更具社会意识的通识教育形态，我在下班路上还会因为那些巨大呆蠢堵塞道路的家庭越野车、悍马吉普车与皮卡车而忿恨不已。将这些装着四十加仑油箱的喝油怪物开到路上简直就是存心报复社会。更何况这些车辆的外形越是笨重恶心，司机的相貌越是丑恶粗俗，在道路上的表现越是横冲直撞不讲公德，车辆的保险杠上就越有可能贴着充满愤青气息或者宗教内容的贴纸（笑声）——你们这么笑就是不加思考的典型表现。我还可以想象，我们的后世子孙们将会因为我们如此浪费未来的能源——而且还很可能导致了全球变暖——而感到多么失望，今天的我们究竟多么自私、愚蠢、讨人嫌，现代消费文明究竟多么糟糕透顶，以及其他等等类似的事情。

如果我在超市里或者高速公路上自主选择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那固然很好。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只不过这种想法如此简单且自然而然，以至于根本算不上选择。这是我的天然默认设置。正是因为我自发且无意识地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我在当下的需求与感受是全世界的最优先事项，我才会以这种不由自主的方式来体验成人生活当中无聊、沮丧且拥挤不堪的那一部分。

问题在于，在面对上述情景的时候还有另一种有完全不同的思路。在路上，我前面的确停着或者堵着许多家庭越野车。但是这些越野车司机当中未必就没有人曾经经历过严重车祸，如今一上路就害怕，以至于心理医生只得劝说他们弄一辆庞大且笨重的车子，从而增加驾驶时的安全感。又或者，刚才开着悍马越线超车的家伙其实是一位父亲，正急着将患病或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他其实比我更有理由着急：其实是我挡了他的路。同样，在超市里也我可以强迫自己去考虑以下可能性：每个在收银台前排队的热都和我一样无聊沮丧，有些人过的日子与我相比甚至还要更艰难、更琐碎、更痛苦。

再说一遍，请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提供道德建议，或者觉得我认为你们就应该这么想，或者觉得有人期待你想当然地这么做。因为做到这一点极其困难，需要付出极大的意志与努力。如果你和我一样，那你就总会有那么几天做不到这一切，或者因为疲惫不堪而根本不想这么做。

但是大多数时候，假如你足够有意识地给自己一个机会，还可以选择试着用另外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一下收银队伍中那位身材肥胖、眼睛无神、浓妆艳抹、对着自己小孩大喊大叫的妇女。也许她平常不是这样。也许她已经连续三个晚上为罹患骨癌的丈夫陪床护理，紧紧握着他的手却又无能为力。也许她是车管所的基层职员，昨天你的妻子还靠着她的笔下留情而逃过了一大套繁缛的手续。当然，这些假设都不太可能成真，但是也绝非毫无可能。这仅仅取决于你怎么思考。假如你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知道现实是什么样子，并且按照默认设定行事，那么你大概就会像我一样不会考虑那些并不令人感到厌烦与可悲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真的学会了怎样用心，那么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你完全有能力在拥挤闷热慢慢腾腾的消费者地狱当中不仅感受到意义，而且还能获得神圣的体验。点燃漫天星辰的力量——博爱、友谊、万物共有的神奇本源——完全可以在这种场合与你融为一体。

倒不是说这些神秘的事物就一定是真实的。唯一大写的真实就是你会决定你要自行决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因此我主张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带给人们的自由，也就是学会如何调整自身。你必须有意识地自行决定哪些东西有意义而哪些没有。你必须决定自己崇拜什么。因为日复一日成年生活的战壕当中还有另一条古怪但真实的道理：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无神论。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唯一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究竟崇拜什么。我们之所以要选择某位神灵或者属灵层面的事物当做崇拜对象——无论你选择了耶稣还是安拉，无论你选择了耶和华还是威卡教的圣母，无论你选择了四圣谛还是其他不可违背的道德准则——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原因：因为选择其他任何事物来崇拜都是自取其祸，你的崇拜对象早晚要把你生吞活剥。

如果你崇拜金钱或者身外之物，如果你将人生的意义维系在这上面，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那一天，永远都得不到满足感。如果你崇拜自己的身体、美貌与性吸引力，那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很丑。而且当时光与岁月开始留下痕迹时，你在阳寿耗尽以前就已经死了一百万次。在某个层面上，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已经被编纂成了神话、谚语、警句、寓言以及其他各种老生常谈，已经成为了每个伟大故事的骨架。总之，秘诀就是日日警醒，将真理摆在自己面前。崇拜权力，最终你会感到无力与恐惧，为了麻醉自己的恐惧，你将需要更多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崇拜自己的智识，或者说自己在他人眼中的聪明人形象，你最终将感到愚不可及，时刻担心会被人拆穿。可是这些崇拜形式的险恶之处并非因为其本身有多么邪恶，而是因为它们是来自无意识层面的默认设定。这样的崇拜会使得你逐渐深陷其中，日复一日，你的视野与价值衡量标准将会越来越狭隘，而你甚至都意识不到这一切。

而且所谓的真实世界并不会阻碍你按照自己的默认设定去为人处世。因为在所谓的真实世界当中，人、金钱与权力全都其乐融融地泡在一个注满恐惧、愤怒、沮丧、物欲与自我崇拜的池塘里。我们当今的文化运用这些力量滋生了巨量财富、舒适与个人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成为颅骨之内小小王国的至高元首，成为一切造物的唯一核心。当然这种自由确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不过世上也还有其他几种类型的自由，而校园外面由汲汲营营的成功学所驱动的广大世界并不会高声谈论这其中最宝贵的一类。真正重要的自由包括了关注、认知与自律，真正关心他人的能力，以及以无数琐碎无趣的方式日复一日反复为他人作出牺牲的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就是受过教育并且懂得如何思考。这种自由的反面就是无意识与默认设定，狗撕猫咬的竞争，时刻感到自己曾经一度拥有却又失去了某种无限美好的事物，因此心中永远刺痛难耐。

我知道，我这番话可能这些听上去并不轻松有趣，也并不像毕业演讲理应摆出的架势那样启迪心灵。就我看来，我今天讲得全都是洗尽铅华之后的大写事实。当然，你怎样想是你的自由。但是请不要将这番话当成空洞的高台教化。这一切与美德、信仰、教条或者来生之类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没有关系。大写的事实就是死亡之前的生活。真正教育当中的真正价值几乎跟知识毫无关系，但是却与简单的认知密切相关。我们需要认清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周围，隐藏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实与本质。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

“这就是水。”

“这就是水。”

在成人世界的日复一日当中，想要维持意识与活力的难度超乎想象。这意味着另外一句老生常谈也是对的：你的教育的确是一辈子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始于当下。

我祝你们将来不仅仅拥有好运。

女士们，先生们：

有些场合下，实话实说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还能给人带来相当的快感（笑声）。眼下正是这样的场合。今天能来这里我感到很荣幸，但同时也很紧张。如此紧张的原因很简单，即今天的议题与我有关，而且是密切相关。这不是一个笑话或者游戏，也不是单纯的辩论。我衷心的相信，天主教会——用最客气的话来说——不是一支在世界范围内行善的力量。因此我很有必要尽我所能地在这里罗列事实以说明我为什么这样认为。

但是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不想与任何虔诚投身于这一教会的个人进行争执，我也希望我的言论不致被理解为任何对他们的反感。我完全能够接受他们对圣礼，圣徒遗骸以及圣母玛利亚的信仰，以及他们通过这一信仰所取得的安慰与快乐。我对这一切全无意见。如果我竟敢针对任何希望以他/她所选择的任何方式寻求救赎的个人表达任何敌意，这一行为将是非常无理而错误的。这一原则之于我的神圣程度，可以和任何经文典籍对相应教派信徒的神圣程度相比。

同样重要的是，我恰巧有我自己的信仰。我相信启蒙与发现道德真理的永恒努力，“发现”这个词很重要，我们稍后再说。这是一场大战，缘起于上个千年的中期，我们现在称之为启蒙运动。可悲的是，天主教会最爱攻击启蒙运动，当时就是如此，伽利略就因为试图发扬哥白尼的天文理论而身受酷刑。这是历史，也就是薇迪肯女士所说的“无关紧要”的历史。现在真正重要的是每年从这个伟大机构中流出的数十亿美元的善款，正是这笔钱救济着全世界的穷人，历史在此并不重要。我对此不敢苟同。历史是这片一英里见方的土地上，这个大厅里每一个人体内震颤无休的一部分。

我们稍后再来谈论这一英里见方的土地。首先来看看“林薄狱”（limbo）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看上去如此无聊而愚蠢，但是从阿奎那到奥古斯都宣扬着这一了不起的观点，即未经洗礼的婴儿不能上天堂。他们还鼓吹炼狱的存在，圣经原文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不能不说这是想象力的伟大创造：灵魂欲上天堂，必须有人为其祈祷，唯有如此才能搭乘上天堂直达航班的头等舱（笑声）。而且人们不禁诧异于千百年来这类祈祷的要价竟然如此宽厚：只需支付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就能保证已故亲友顺利升上天堂。金钱可以独力确保你夭折的孩子与故去的父母进入天堂。如果你财力充足，还可以追加一笔咏唱费，好让僧侣们做长年祈祷，这样夭折孩子的灵魂进入天堂之后还会一路上升，直到升至最高天与上帝本尊同桌用餐为止。

这些都是过去，按照薇迪肯女士所说是“无关紧要”的过去。的确是无关紧要的很，只不过一点除外：这一教会建立于祈愿基础之上，只有通过使徒传承，只有通过对那位拿撒勒的木匠的染指——我们本来都有权敬仰此人——以及对他的使徒的染指，自圣彼得以降，至各代主教，再到在这一房间里接受圣职的每个人，人人都知道他们拥有神奇的法力，可以“在实际上”将红酒转化为鲜血，“在实际上”将面团转化成肉体，还有权赦免世界各地每每受其盘剥的穷苦百姓身负的罪孽。唯有这一教会信奉如下了不起的原则：只有这些男性教士——必须且只能是男性——才拥有此等神力。这是不可违背的教条，“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教门之外再无救赎”。这就是天主教会用来为传教士们在南美、非洲、菲律宾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犯下的的种种恶行、强暴、酷刑，还有对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的屠杀进行开脱的不二法门。

自然，其他教派与文化也犯过类似的罪孽，这些罪孽绝非天主教会所独有，我从未这么说过，今天的议题也没有这么说，至少对这一议题的反对并不必然意味着天主教会对这些罪孽的垄断。但是，（他们）尤其侧重于剥削贫弱幼小之人——如果我现在和一名牧师交谈，这位牧师必然老于世故，魅力四射，谦冲自下，今天天气哈哈哈。他兴许还会当着我的面抽烟，真乃胆大包天！如此一位“今天天气哈哈哈”做派的牧师，足以颠覆关于教会的所有风言风语。加入教会吧！享受身为天主教徒的美好时光吧！世界多么美好！但是一定要保持贫穷！保持无知！对于永劫与原罪理论的任何最细微的细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出自己的反驳意见——我们再来回想一下这一英里见方的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吧。好好回想一下，在此地曾有多少人仅仅因为用英语朗读圣经就惨遭火刑？

当年的行刑者与点火者中有一位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你们可能听说过。“无关紧要的陈年旧事”，说得真好啊。只不过就在上个世纪，这位托马斯.摩尔刚刚受封圣徒，而且2000年时，上一任教皇保罗还封他为政客们的主保圣人（笑声）。这个人可以因为某人胆敢拥有一本英文版的圣经就对他动用大刑，拥有一本母语版本的圣经就是他们深受折磨的唯一理由。说什么天主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是传播上帝的意旨，纯粹是无稽之谈！他们是唯一真理的唯一拥有者，为此他们才能夸口说自己坐拥数以亿计贫困而未受教育的信众，而只有他们才有权阐释，有权欺凌，有权压制。

我们再来谈谈儿童问题。说漂亮话很容易，什么这个世界需要引导，什么人们对于儿童虐待的危害没有正确的认识。我想给大家念一段现任教皇拉青格的言论。一想到他居然是一国元首，真令我震惊。薇迪肯女士刚才说：“我们不具有主权国家的权力”，大错特错，你们就是个主权国家（掌声）。另一件算不得巧合的事情是，在联合国开罗国际人口会议上，以主权国家身份与会的梵蒂冈与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若干最为极端的伊斯兰国家共同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谨代表世界上的主要宗教”，试图否决世界范围内女性争取性自由的一切可能。众所周知的是，伊斯兰教与天主教会一向不遗余力地抵制妇女处置自己身体与选择命运的自由（掌声）。总之，2003年时，拉青格时任信义联合会（congregation of doctrine of faith）枢机教长，应对虐童丑闻是他当时的责任。而他的第一项举措是给各位主教写信，以逐出教会相威胁他们“不得与警方或任何他人交谈”。根据信中所写，相关调查需“以最为隐秘之方式进行，结果需永远埋藏于缄默之中”。墨西哥“基督军团”运动领导人Marcial Degollado 就因此而摆脱了虐待儿童的指控。正如拉青格所说：“如此接近教皇之人不能受审。”当指控已无法否认之时，Marcial Degollado 所接受的“制裁”——好一个制裁！——也只不过是“终身祈祷与忏悔”而已（笑声）。

拉青格对这一事件的说法是：“令教会与我个人都饱受折磨”（笑声）。而就他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拒绝同性恋者加入教会”。身为同性恋者，我觉得这不太公平。这个组织是世界上规模以及势力最大的教会——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数十亿信众——而就他们看来，用拉青格的原话，我“心智不全，道德上有邪恶之罪”，只因为我希望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说我道德上先天邪恶，我有点难以接受，因为我一直自视为一个为爱而生之人，我生活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爱，感知爱，来自自然、世界以及他人的爱。如同其他有教养且受过教育的人一样，我还知道获得爱是一场持久而艰苦的斗争，不需要一位教皇来帮倒忙，尤其用不着他来告诉你你的本性邪恶。目前青少年自杀总数中6%是同性恋，羞辱与加害无异于是对歧视与欺凌的火上浇油，“你是个心智不全，道德败坏之辈”，说这种话可实在不能算行善（喝彩，热烈掌声）。

伴随天主教教育而来的残忍以及对儿童的——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吧，根本不是什么虐待，就是强奸——对儿童的强奸已经制度化地进行了如此之久，不过姑且设想一下吧，假设我们能够忽视这一切并宣称这与天主教会本身的性质以及组织方式无关，与他们那扭曲、神经质且歇斯底里的领袖选举方式，独身制度，修女，修士，神父无关——如今已经是2009年了女士们先生们，综上种种未免太反常了（掌声）我很抱歉，但事实如此。就是这群性生活极端不能自理的人士居然叫我变态，真是滑人类历史之大稽！（笑声，喝彩，热烈掌声）

我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非永远无解。我也希望十年之后我还能回到这里，从反面阐述我的论点。尽管我关于这一组织的种种历史过往与结构缺陷已经说了很多，我还尚未谈及我最为重视的一点。我在欧洲拍摄过三部关于艾滋病的纪录片。我最喜欢的国家是乌干达，去过很多次。乌干达曾是世界上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但是通过一项名为ABC的了不起的运动——节欲（abstinence），忠于配偶（be faithful），正确使用安全套（correct use of condom）——我不否认节欲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措施，忠于配偶也是，但使用安全套同样如此！不准否认这一点（热烈掌声）！就是这位教皇不满足于仅仅说“安全套与本教教义不合，请首先采取节欲与忠于配偶等措施，仅将安全套作为最后的选择”。他竟然散布谎言，说安全套的使用会增加艾滋病的发病率！他信誓旦旦地宣称不用安全套才是预防艾滋病的方法。

这个教会最古怪的地方就在于此，即其对性的完全痴迷（掌声）。他们说我们社会的放纵风气与三俗的段子表现了对性的痴迷。不，我们的态度很健康。我们喜欢性，这使人感觉很好。这是我们的生物本能，当然它也可能很危险，给人带来危害。从这一角度看来，性其实很像食物，只不过更加刺激（笑声）。唯一会痴迷于食物的人是厌食症患者与肥胖症患者。从性学角度来说，这正是天主教会的写照（喝彩，掌声）。

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反对宗教，我完全理解，在这个错综复杂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有人试图寻找精神层面的回报。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们急切地寻求着答案。但是我们的选择很多。比如贵格教，谁能说他们的坏话？他们谦和，开放，简朴，不以教条压人的作风——我绝不是说要用新教来解决天主教会带来的问题，我只是想说，寻求真理的道路成千上万，而上路之时你不必套上一身镶珠嵌宝的黄金甲胄——你知道天主教会最不能接受的红衣主教人选是谁吗？ 那位拿撒勒的犹太裔木匠。他们会毫不客气地一脚将他踢出门外，因为他的作风与信条与教会如此格格不入。这个单纯而又卓越的人，他会对圣彼得大教堂做何感想？他会对教会的财富与权势，自认正义与政治手段做何感想（掌声）？他会怎么看那个独身终生却要他人以父亲相称，还如此热衷于宣讲家庭价值的人？他对这一切究竟会做何感想？恐怕他会十分惊诧。

不过解决之道是存在的，答案是存在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补救的方法是存在的。教皇可以做出决定，让教会成员将教会的所有财富分散向整个世界，尤其是那些他们曾经欺凌过的国家，那些原有的信仰体系与生活方式被他们践踏在地的国家。他们自己则可以专心投身于他们自身信仰的实质之中。当这一天到来之时，我也许还会站在这里，说天主教会的确是在世界范围内行善的力量。但这一天眼下还没有到来。谢谢。（长时间热烈鼓掌）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科学与人类价值。一般认为，道德方面的问题，例如是与非，善与恶之类，没有科学发言的余地。科学能够创造价值但却无法定义价值。因此大多数人——包括今天在场的大多数人——大概都认为科学无法回答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什么值得为之而生，什么值得为之而死，有价值的生活由什么组成，等等。我今天要证明的就是：科学与人类价值的分离只是一个人为的假象，而且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还是很危险的假象。

人们一般认为，科学不能成为道德与价值体系的基础，因为科学关注的是事实，而事实与价值属于不同的领域，我们无法通过对世界的描述来得知理想化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我认为这一点很明显不正确。价值是一种特殊的事实，即有意识生物的福祉。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自己对岩石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因为我们不认为岩石也会受苦。如果说与昆虫相比我们更关心我们的灵长目表亲——我们也的确如此——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灵长目感知快乐与痛苦的能力要强的多。这里要注意的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实证性的命题，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我们可能对生物复杂性与感知可能的理解有误，因此误解昆虫的感知能力。我所遇到过的所有道德观念与道德体系，都会在某个点上还原成对意识体验及其变化的考量。即便在宗教里也是如此，宗教的善恶观最终总要与死后的世界联系起来，要么是天堂里的永恒喜乐，要么是地狱里的无尽折磨。在这里我们考虑的依然是意识体验及其变化。人死后依然能够保有意识这句话也是一个实证性的命题，自然可能对也可能错。

在讨论人类此生福祉时，我们讨论的是一系列事实的连续体。我们知道事情出错能达到如何严重的程度，母亲会丧失抚养孩子的能力，陌生人之间无法找到进行和平协作的基础，屠杀会夺去所有人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连续体上向着更美好的方向移动，最终来到能允许召开像今天这样的大会的地方。我们知道，说起移动的方向，答案有对错之分。往水里掺杂霍乱细菌是个好主意吗？恐怕不是。让所有人都相信邪眼的存在并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自己的邻居是个好主意吗？恐怕不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才能兴旺发展，存在着一系列的事实，尽管我们对其未必全部了解。而道德就是要与这些事实打交道。价值与事实是一体的。

当然，我们对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可以从许多层面加以理解，从基因的层面到政治经济体系的层面。但是要讨论人类福祉就不能不谈到大脑，因为我们对世界以及自我的感知是通过大脑来实现的。就算那些劫机者真能在来生获得72个处女，他们在此生的不幸人格还是由他们的大脑决定的。如果说文化改变我们——事实的确如此——这种改变也是通过改变大脑而完成的。因此所有的文化变体与人类发展的方式都至少在原则层面上可以通过不断成熟的神经学与心理学来加以理解。

所以我想说的是，价值能通过关于意识以及意识体的事实来推导。因此我们可以假想一个空间来体现意识经验的各种可能变化。可以说这是一幅道德地形图，图中的高低起伏代表了有意识生物的福祉在个体以及集体层面的不同。需要注意的是，可能某些状态的人类福祉我们尚未加以考虑，还有待我们的发现。可能有些状态可以称作“精神的”或者“属灵的”福祉，可能有些状态我们由于自己的大脑构成而无法领会，但别人却可以。

我在这里明确一下，我不是说科学就一定能描述这张地形图的全貌，或者每一个我们能想到的道德问题都有科学的解答。我不认为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建造一台超级电脑来决定你是否应该生二胎，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或者我们今天开会的费用能不能报销（笑声）。如果我们的问题与人类福祉的事实有关，那么答案就一定存在，不管我们能否找到。承认在事关人类繁荣发展的问题上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答案，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看待道德的方式以及未来人类的合作方式。

例如，目前在我国有21个州认定课堂内的体罚只要不造成瘀伤或皮肤破损就是合法的。这些教化开明之处的所在地恐怕不会令各位感到吃惊，我们说的不是康涅狄格。这种做法背后的合理性支持完全是宗教性的，宇宙的创造者就亲口说过：“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箴言23-13里的说法。不过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最明显的问题，一般来说，让儿童遭受疼痛、暴力与公开羞辱借以培养他们健康的人格与良好的举止是不是个好办法（笑声）。有没有人怀疑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而且这一答案事关重大？

许多人可能担心，福祉这一概念无法定义而且不断遭到各种诠释，以至于不存在客观的福祉标准。想象一下生物学上的健康概念，这一概念的定义也是不断变化的，人类的平均寿命曾经只有30岁，现在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80岁。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基因加以改造，到时候200岁的人如果跑不动马拉松就会被他人视为极端不健康，社会上的好心人们还会为你捐款（笑声）。健康标准的不断变化并没有使其丧失意义。健康的活人与没有气的死人之间的区别是明确的，重大的，也是科学的。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道德地形图上有很多山巅，即不同的兴旺发展之道。它们在组织人类社会以及最大化人类繁荣方面的做法不同，但效果很可能一致。为什么这一点不会削弱客观道德的基础？ 想象我们讨论食物的方式吧。我永远不会和你争辩人类是否应该有吃饭的自由。健康的饮食方式中包含有许多不同食物，但从没有人会把食物和毒物搞错。 当我们问“什么是食物？”的时候，大量的正确答案并不会阻碍我们研究营养学。

许多人担心，普世道德必须由不允许例外的基本教义来支撑。比如说，如果说谎是错误的，那就必须永远是错误的，如果你能找到例外道德真理就不存在。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让我们以国际象棋为例，如果你想下一盘漂亮的国际象棋，“保住皇后”是一条很好的指导性原则。但这一点也有例外，在某些时候牺牲皇后是高明的一招，甚至可能还是唯一的一招。但国际象棋是一个绝对客观的游戏，这一点不会因为棋局中某些原则的例外而改变。

这样我们又说到了人们在道德场域里的一般做法。想想关于女性身体的问题吧。我们该怎么做？你可以把她们遮盖起来。我们的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不喜欢这这种，我们觉得在波士顿或帕羅奧多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这些古老文化的骄傲后裔不应该强迫它们的妻子和女儿在口袋里度过一生？如果她们拒绝口袋套头的待遇，他们就会用钢索痛打她们或是把强酸泼到她们脸上，可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他们是错误的？ 我们凭什么有资格不这么说？ 我们怎么可以假装完全不了解人类福祉并对此类行为保持中立？ 我说的不是那些自发遮挡面目的妇女，我认为女性的着装是个人的自由。但如果有这么个地方，在一个女孩被强暴之后，她父亲的第一反应 往往是谋杀她以免家门蒙羞，在这里自发一词又当如何理解？ 我先让这些事实在你脑中转一转：你的女儿被强暴了，你的反应竟然是杀掉她，这种做法在多大的可能性上最高体现了人类繁荣呢？

我并不是想说我们的社会就尽善尽美。举例来说，现在你在任何文明国家的报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背景屏幕上出现大量色情杂志的封面）。我必须承认，对大部分的男性来说，必须要拿到哲学学位才能看出这一点有什么问题（笑声）。但在我们也可以自省地发问：“这是不是在尊重考虑青春、美丽与女性身体之后的心理平衡的完美体现呢？”这是不是抚养我们的子女的最佳环境呢？ 大概不是。所以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应该有一个点，能体现比较健康的平衡（掌声）。 或许这样的平衡点还不止一个 。

在这个多元的世界里，我们的道德地图或许有许多不同的山峰。但重点是这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道路通向山峰以外的其他地方。在我看来，讽刺之处在于一般认同我的说法并相信道德问题的答案有正误之分的人大都是宗教领袖。他们当然会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是从在天外之声中听到这些答案的，而不是因为他们理智思考和分析过人类和动物的福祉问题。 事实上许久以来，宗教作为人们关注道德的首要视角割裂了绝大多数的道德议题与人类和动物所遭受的实际痛苦。所以我们耗费时间讨论同性婚姻而不是种族灭绝、核扩散、贫困或其它重大议题。但这些宗教领袖们说对了一件事：我们的确需要人类价值的普世概念。

我们的主要障碍有哪些呢？首先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讨论道德时会产生差别待遇，尤其是我们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有学术背景的、科学家型的人们。当我们讨论道德时对不同意见的尊重程度是我们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所做不到的。举例来说，达赖喇嘛每天早上起来思考仁爱精神，他认为帮助其它人是人类幸福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还有 Ted Bundy，他的兴趣是绑架、强暴、虐待和杀害年轻少女。很明显，每个人对利用时间的最佳方式都有不同的看法（笑声）。 大部分的西方知识分子看到这种状况会说：“嗯，事实上达赖喇嘛也不是完全绝对地正确， Ted Bundy 也不是绝对错误，在科学范畴里这一点没有真正的讨论价值。某人喜欢巧克力，别人喜欢香草，只是个人偏好而已，谁也没有说服别人的资格。”

但我们不会这样讨论科学。左边这位是爱德华威滕，他是弦理论的专家。如果你问你旁边最聪明的物理学家谁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物理学家，我的经验是一半都会说是爱德华威滕，另外一半会告诉你他们不喜欢这个问题（笑声）。 那么如果我出现在一个物理研讨会上说：“弦理论是个假货，我对它没有感觉，这不是我选择的宇宙观，我不是这个理论的粉丝。”（笑声）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我不是物理学家，我不懂弦理论，我是弦理论的 Ted Bundy （笑声），我不想加入任何愿意接受我的弦理论社团。

重点在于，当谈论事实时我们必须排除某些意见，这就是术业专攻的意义，这就是知识的重要性。我们究竟花费了多大气力来说服自己相信在道德领域没有所谓的道德专家，道德人才，甚或道德天才？我们究竟花费了多大气力来说服自己相信所有的意见都应该纳入考虑？我们究竟花费了多大气力来说服自己相信所有的文化对这些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并值得纳入考量？难道塔利班对物理学的意见也值得我们考虑吗？不。（笑声） 但他们对人类福祉的无知和他们对物理的无知有什么不同？ （掌声）

所以我认为现在世界所需要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们承认在人类福祉的问题上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答案，而道德和事实有直接关联。个人或整个文化很可能过分关心某些错误议题，他们的信仰和想法也绝对有可能为人类带来无必要的痛苦。承认这些事实会改变我们讨论道德的方式。

我们住在一个国界的意义不断减弱的世界，有一天国界将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住在一个充满毁灭性科技的世界，这些科技一旦问世便无法抹杀。破坏永远比修复容易。我明确地认为，我们不能再尊重和容忍人类福祉方面的巨大观点差异，就像我们不会尊重和容忍在传染病的散播或是建筑与飞机安全标准方面的任何观点差异一样。我们必须在这些人类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些问题能找到答案。谢谢大家。 （掌声）

几个月以前，我在《纽约时报》科学版上见到了一篇文章，讲得是弦理论。这篇文章包含了以下句子：“‘自然的存在基础是无数细小的弦’，这项假设革命性地颠覆了我们对于宇宙的认知。弦理论令理论家们意识到，时间与空间其实都是幻觉。自然其实只是三维物体投射在二维银行卡上的全息图像。我们希望弦理论最终能够帮我们理解，我们称之为宇宙的这个多维现实的投影究竟是如何构成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段话是法语系的某人写出来的。《纽约时报》的头版一向是抵挡讥讽的要塞。在《新批评》、《新共和》、《纽约书评》、《评论》以及《国家评论》之后，《纽约客》也刊登了一片深思熟虑的社论（笑声），认为尽管这理论看似荒诞，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尊重各种观点，而且法国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笑声）。

这种事的确不太好理解。假如你说诗歌没有确切的价值，很多人都会指责你妄图毁灭西方价值观，而且这些人往往从来不读诗歌。但是假如你说宇宙其实就是一张提款卡，却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社会或自然科学家说的话无论多么反直觉往往都能得到社会的宽待，但是文学教授就只能肯定人们的常识。人文学科的从业者们怎么就把自己逼到了这样的死角里面呢？

问题分两种，一种是确实存在的问题，另一种是对于问题的过度痴迷所导致的问题。人们很容易就会觉得，人文学科之所以与大众脱节，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文学科的从业者们花费了太多时间来讨论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在为了这个题目而参加各种会议。我们的内在批评机制对于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用力过猛，而这可能正是我们的困境。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文学科的内部批评对于学科自身的了解要比往往失之偏颇并且毫无价值的外部批评多得多。人文学科可能把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变成了研究方向之一，但是毕竟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所以今晚我要谈一下人文学科的学术现状。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种非学术方面，如今人文学科还是很茁壮的。举一组数据：自1990年以来，英语文学专业每年的本科生毕业人数至今的确下降了1%，不过其他所有专业的毕业生人数总体上涨了13%。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专业的本科生毕业人数自1990年以来尤其增加了45%。人文学科的真正问题出在学术方面。文学院的体制向来很弱，因此在文化领域也很弱。我并不认为责任全在文学教授们的身上，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养成了许多跟自己过不去的坏习惯。我想谈一下这些坏习惯，然后再说说最近兴起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及其对人文学科未来的影响。

首先我认为文学专业遭到了“最伟大一代”叙事的扼杀。所谓“最伟大一代”叙事大抵内容如下：1966年10月，僵化的教育体制轰然崩溃，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反基础主义的巨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走于大地之上。他们的脚步令大学教室为之摇撼，震感一直传播到法学院（笑声）。许多人痛恨这些巨人传播的信息，有些人竭力加以抗拒，但是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不能回避。简而言之，这条信息的要旨就是“要进行自上而下的诠释”。在冷战期间的知识工厂里面，这条信息可谓振聋发聩。而且人文学科从业者们尤其感到兴奋，毕竟诠释是他们的本行。这句口号恰好挠着了他们的痒处。

很快，女权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与文化多元主义者也加入了反基础主义者的行列。这几位后来者的影响范围相对更小，但是却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了人文学科，并且为一大帮门徒开创了全新的职业道路。这些人的入行时间恰好正是学生利益与人文学科发展的最高峰，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从七十年代以后，人文学科就走上了下坡路。就读人文学科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反基础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信息也已经渗透了学术界的最深层，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了。学术世界似乎变小了。

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的资深人员——全都饱尝了“最伟大一代”犯下的错误——提出要收缩阵线，重新主张久经考验的读写技能的价值。他们也曾坐在巨人的肩膀上饱览天下风光，现在他们则建议学术圈要重新来过。尽管这样做确实令人兴奋，但是圈子里的空气却比以前稀薄了一点点。到头来，文学理论并没能在资本主义世界闹出多大动静。谁能想到呢（笑声）？有人说我们要重返文学与美以及类似的题目，而当年正是“最伟大的一代”将我们从这些题目当中拯救了出来。世界变小了，人们的抱负也跟着变小了。

这种叙事压制了学术界的革新。批判性学术研究需要年轻的捣乱份子来维持活力，而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捣蛋鬼了。在如今的年轻人当中的确有一群后理论团体，团体里充溢着管天管地的态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其实不过是另一个理论团体而已。他们的态度并不是“你说错了”，而是“别啰嗦了，我都听烦了，我比你知道的多得多”。现在我们这一行其实的确需要几个真心认为前辈们大错特错的年轻人。

之所以现在捣乱分子这么少有，一方面是因为“最伟大一代”叙事导致了足以瘫痪整个学术界的祖先崇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术界补充新血的方式周期太长。只需要上3年学就能成为律师，只需要上4年学就能成为医生，读双学位医学博士撑死也只需要6年。但是想要在人文学科混成助理教授，一般来说总得花上八九年。这八九年还没有算上中途请假的时间，而且也没算上读取本科学历的时间，而是从博士生入学的时候开始算。考取人文学科博士学位的学生当中有一半会中途退出，而且还未必就是成绩较差的那一半。成功考取博士学位的学生当中又有一半人在毕业当年找不着工作。所有这些障碍对于打算入行的新人来说都是很要命的。

考取人文学位所需时间之所以长到变态，背后有很多历史原因，不过你可能会以为市场的力量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只是社会资源的低效利用而已。在1971年，人文学科博士的平均就读时间是四年半，只是今天的一半。在1970-71学年，全美国的英语文学专业一共颁发了64000份本科文凭，占所有学科（包括商科这样的非典型文科专业在内）颁发文凭数量的7.6%；全美国颁发的英语本科文凭数量几乎超过了文科专业当中的所有其他门类，唯二的例外就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后者当时包括了好几个下设学科。30年后的2000-01学年，所有学科本科学历颁发数量比起1970-71年高出了50%，但是英语专业颁发的文凭数量所占比例却下降到了4%。就绝对数量而言，英语专业本科生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是博士生的产出数量与七十年代相比却没有变化。由于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数量减少，这些博士生想要获取终生教职制度下的工作也越来越难了，对于英语文学专业人员的需求也因此而减少了。但是尽管今天学生们花在文科课堂上的事件比三十年之前要少，但是以学生们获取学分所花费的时间来衡量，排名第一的高等教育课程三十年来并没有变化，也就是作文课。英语专业不仅产出博士，也产出准博士，因为我们要装满作文课的教室。

读取文科学位的耗时之所以成为问题，不仅是因为令人尴尬地消耗了大量人力，还因为这一点牵涉到了智识层面。取得职业成功的入门代价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学生在入行之前就自行分流了。他们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在研究生期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学术会议上把这些话再说一遍。在职业道路的另一端，实习岗位与终生教职制度导致的焦虑也并不鼓励人们破除偶像。就读时间、实习机会与终生教职的颁发比率一起在人文领域营造了一种服从文化，人文学科与其说在自我增生，倒不如说是在自我克隆。这方面的迹象之一在于过去十年里的论文题目全都大同小异。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工具箱就没怎么变动过。假如博士教育的入门与出门成本都能再便宜一点，我们的学科或许能够得到更多比前辈们投入更少、而心气则更高涨的新人的滋养。

理工学科以及一部分社会科学学科的从业者往往认为人文学科从业者只会反身性地与自己作对，因此对他们颇为轻视。这种看法主要还是基于无知。例如E.O.威尔逊的《融通》（Consilience）或者史蒂芬.平克的《空白石板》（Blank Slate）都集中记录了许多错得离谱的关于人文学科的观点。但是此等无知真正令人丧气之处在于它表明了人文学科从业者未能向其他人解释清楚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人文学科也能够像基因学或者经济学那样为社会投资带来可观回报。人文学科从业者的言论经常与理工科与社会科学的批评如出一辙，因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偏见。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回答都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别人说X，我们却说“这件事的原因很多”；别人说Y，我们却说“反例确实存在”；别人说Z，我们却说“这个概念只是社会构建的结果”或者“这个理念历来有争议”。人文学科已经成了童话里的小男孩，不过我们喊得不是“狼来了”，而是“这不是一回事！”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并没有说错。这的确不是一回事，事情的确没那么简单，概念的确是人为构建的结果，但是我们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问题却不回答。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必须构建另一套范式，而且这套范式不能将文学或文本性之类的理念当做原材料，否则还是站不住脚。

很难解释人文学科在学术圈里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如今通识教育在学术圈里面正在萎缩，而且许多人文学科正在经历重新定义。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重新定义与消解定义并没什么区别。人们经常抱怨通识教育总是要以实用性为基础来为自己辩护，言外之意是根本就不该将实用性当做衡量通识教育的尺度。但是我们最好还是现实一点：四年的求学时间与十几万美元的学费如果无法带来一丁点显而易见的实用性，那也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尤其不要忘了其他选择还有很多。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界已经是买方市场了。

通识教育为什么对于实用性如此过敏呢？原因潜藏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历史当中，可以一直追溯到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查尔斯.威廉.艾略特于1869年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举行于当年10月，用哈佛校史的话来说，“能够活着看到下一次就职庆典的在场人员可谓寥寥无几”，因为他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干了四十年，直到1909年才退休。届时人们已经将他与美国研究性大学与战前高等学院的几乎所有差异联系在了一起。地方学徒制的废除，必修课制度的废除，本科生选课机制的引入，研究生院与博士教育项目的建立，作为大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纯应用性研究——简而言之，他塑造了研究性大学的模型。

艾略特在上述发展当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毕竟他是全美头面大学里面的头面人物。但是他并不是这些举措的创始人。早在哈佛大学之前，许多其他学院都采取过许多类似措施。与艾略特关系最密切的措施要算本科生选课制度。他的确于1900年在哈佛彻底废除了必修课，结果一半哈佛学生将四年时间全都花在了入门课程上面。早在此前的1868年，康奈尔大学正式成立。用赞助人艾兹拉.康乃尔的话来说，“任何人都能在这座学校获得指导并且找到学习的方向”。更早的时候，本科生选课制度在1840年的布朗大学也得到过试行。就任哈佛校长之前，艾略特对于自由选课制度多少有些怀疑。但是当他发现哈佛监事会的许多成员都特别热衷于这套制度的时候，也就随之改变了观点。

不过艾略特的确在任职期间原创了一项革命性的举措，也就是将本科文凭设置成了进入职业学院的必需条件。这项举措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但其实却是内战后几十年间美国高等教育结构转变的关键。在艾略特之前，本科生入学之后可以自行选择职业学院或者全科学院。在艾略特就任校长的1869年，一半的哈佛学生都在法学院就读，而哈佛医学院学生当中有四分之三从没上过全科学院。这些数字还算是好看的。同样在这一年，密歇根大学411名医学院学生以及387名法学院学生当中分别只有9人与0人持有本科学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理工科教育一般在独立学院里进行。这些独立学院的教学质量很不像样，艾略特称其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丑陋雏鸟，懒惰与愚蠢的避风港”。达特茅斯大学的钱德勒学院就是这样的独立学院，该学院成立于1851年，14岁的学生就能入学。到了1868年，学院一共产出了104名毕业生，全都没有全科学院的文凭。从1846年到1868年，哈佛大学里面只有22名职业学院的学生拿到了本科文凭。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学院根本没有入学条件，哈佛大学法学院在艾略特入职的时候也是一样。只要看上去为人正派且负担得起几百美元的学费——最终会流入法学教授的腰包——谁都能进入法学院。此外1869年的哈佛法学院也没有考试或者评级之类的做法。学生们往往在两年课程结束之前就走出校门投入工作当中，但是依然能拿到学位。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也在1861年进入了哈佛法学院，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当时他19岁，从未接受过全科学院的教育，仅仅在欧洲零零散散地接受过一些二级教育。他的上课出勤率很不错，尽管法学院对于出勤率并没有强制要求。他把空闲时间全都花在了读闲书上面。几年之后他就不声不响地退学了。

艾略特认为这种情况简直好说不好听。就任校长之前几个月，他还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提到了这一点。新官上任之后，他立刻着手在哈佛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与理工学院推行入学与毕业核准制度，强迫这几个学院提供有意义的考核标准。短期内这些措施造成了入学人数的下降，因为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必须要认真学习才能拿到学位。艾略特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落实了将本科文凭作为职业学院入学条件的改革。直到1901年以前，想要进入哈佛医学院都不用本科文凭。但是这些措施一旦得到广泛接受，就对美国教育与美国社会造成了许多长期影响。首先他促成了相关职业的专业化，为过去的阳关大道设置了障碍，强迫未来的律师与医生们先接受四年通识教育，然后才能接受执业资质教育。从业的标准提高了，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法学院的学生不再是想要走捷径找好工作的青少年，而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知识，迈不过障碍的人就没资格从业。换句话说，艾略特的改革使得大学成为了颁发执业资质认证的独家机构。

艾略特最不以为然的改革就是纯研究工作——即教授的成果不必有任何实际应用意义——也成了大学的组成部分。作为选课制度的鼓吹者，他认为课程不如老师更重要，而且相信精英化职业学院对于社会的价值。他同样相信大学应当为本科毕业生提供某种形式的进一步教育。但是他过于尊奉放任主义，以至于不相信无法在市场上衡量价值的研究有什么好处。结果就是哈佛大学直到1890年才建立研究生院。但是一旦艾略特投入这方面，他就意识到了研究生院与职业学院在体制上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博士生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对教授职位加以专业化，就好比医学院与法学院为各自的领域设定了系统化的标准一样。进入研究生院之后，所有人都要跨越同样的障碍才能拿到博士学位。越不过这些障碍或者从一开始就没参加比赛的人遭到了边缘化。与体制内的同行们不同，这些独立学术人员在经济上没有保障。为了谋求生计，他们不得不走上了所谓“贴近公众”的路线。借用二十世纪的术语，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大学已经走上了“多元大学”的道路，不再像旧式学院一样有一根主干支撑，而是由许多互不重合的专业领域聚合而成。这一趋势改变了美国智识界的文化，而且并非所有学术机构都能适应。

但是艾略特的改革拯救了通识教育学院。通过将通识教育学院设定为职业学院的门户，艾略特不仅将通识教育学院与后者的上升运势联系在了一起，还在一个越发世俗化且倾向实用主义的时代保障了通识教育学院的反实用主义气质，因为他坚持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一刀两断。他相信职业学院应当将实用性作为第一要义，但是实用性这个词在通识教育学院连提都不能提。他在《大西洋月刊》的另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务实的精神与学术的精神都很有益，但是两者不兼容。强行混在一起只能同时败坏两者。”对于艾略特来说，通识教育学院的要义就是为了获取知识而获取知识。所以他才要推进自由选课制度，从而使得学生们能够畅游于整个课程范围当中，而不至于受到主攻方向的束缚——艾略特就任时哈佛大学还没有专业这一说。自由化通识教育是专业化职业教育的前提，而后者正是法学院与医学院的存在目的。从那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模式就确定了下来。

现在的问题在于，艾略特将通识教育学院与职业学院隔离开来的做法究竟有没有危险呢？他在通识教育与专业主义之间树起了一堵墙，致使通识教育学院对于职业主义这个词产生了过敏反应。当然通识教育体系多少有些虚伪，因为通识教育至少对于一门职业很有用处，那就是当教授。艾略特退休之后，劳伦斯.洛威尔接任了哈佛校长。此人推行的诸多改革之一就是本科生专业制度。从那以后，本科教育就成了专业体制的天下。但是就本质而言，本科专业是为了考研做准备，而在本科阶段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是最有可能进入研究生院并最终成为教授的学生。不过在其他各个方面。艾略特依旧在通识教育学院与职业世界之间树立了防火墙。

因此值得一问的问题在于这堵墙究竟还能不能立得住。更进一步说，问题还在于该不该让这堵墙继续存在下去。通识教育与人文学科在今天面临的危险似乎与艾略特的时代同出一辙，也就是可能会遭到边缘化，被越发蓬勃诱人的非通识教育比下去。很多经验性证据都助长了这种焦虑情绪。根据卡内基美国大学分类体系，假如一座大学当中只有不超过一半的本科学位是通识教育学位，这座大学就不算通识教育学院。根据这种评价标准，美国目前4000多家大学当中绝大多数都算不上通识教育学院。甚至就在那些领先的研究性大学当中——卡内基美国大学分类体系过去将其称为“一类科研学院”（research one），现在则称为“博士科研扩展学院”（doctoral research extensive）——通识教育学位也仅仅勉强达到一半。目前美国招生规模最大的本科专业是商科，占到了颁发学位总数的20%。教育学占到了10%，医疗相关专业占到了7%，社会工作专业颁发学位总量相当于所有文学与外语相关专业的总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一百年里，通识教育学历颁发数量所占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仅仅在1955年到1970年之间暂时回升了一段时间，原因则在于由于冷战、婴儿潮以及在校生可以推迟服兵役的政策。除去这十五年以外，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扩招规模越来越大，入学人数越来越多，通识教育学科占整体的比例越来越萎缩。目前美国本科学历持有人的数量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字可以说非常漂亮。但是这一半人口当中只有35%接受过通识教育。绝大多数美国人上大学都不是为了通识教育学位。

人文学科的本能反应往往是拉起吊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贞洁。我倒是觉得这种三贞九烈的心态正在断绝我们的活路。我们完全可以稍微怀个小孕而不至于在第二天早上看轻自己。换个角度来看，通识教育究竟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出于非功利目的追求知识的领域。通识教育当中的任何分支都可以转向某个更加侧重实用技能的方向，并且变成非通识教育。英语系可以开设公文写作课程甚至出版业课程，纯数学可以变成应用数学甚至工程学，社会学可以变成社会工作，生物学可以变成医学，等等。但是反过来说，同样重要的一点在于任何实用教育与专业教育学科也都有可以转化成为通识教育，只要更侧重于该学科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层面就可以了。有些通识教育学院里的经济系很抵触会计学的开设，尽管学生们要求开设会计课的呼声很高，因为校方觉得会计学属于职业教育而不是通识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铭记那句千古名言：“垃圾就是垃圾，但是垃圾的历史则是学术研究。”（笑声）会计学是职业教育，但是会计史却是非功利的治学研究。在关于跨学科高等教育的呼声如此高涨的今天，这样的跨学科教育才真正值得一提。就像文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写诗来更好地理解诗歌一样，对于法律的哲学分析也能为未来的律师们带来很大好处。

这个事例多少能让我们理解一点通识教育的附加值潜力。正如我们所知——因为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也会这么说——历史与理论层面的研究能够暴露当前局面的偶然性，使得当前假设所掩埋的优先事项得以重见天日，掀开帷幕暴露出操纵机关的幕后人，让我们得以一瞥盒子外面的世界。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将幕后人展现在观众面前会破坏奇观的效果，致使学生们对于自己所学的知识产生怀疑。但是揭示现有知识体系的偶然性与人为构造并不会破坏基于体系的奇观。现在学生们有了足够的知识去怀疑幕后人的存在，去怀疑自己所学的学科毕竟摆脱不了人类世界的影响，他们知道当前的现状是历史进程而非自然生成的结果，知道每一段对话都潜藏着人为设定的优先顺序，知道多么大的盒子也装不下整个世界。具有这些知识的学生不仅是一个更优秀的批评家，也是人间舞台上更优秀的演员。对于所学学科的透彻理解能够令学生们终生受益。通识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罢，教育的主旨总是在于让人更强大，让人更有信心与能力来主宰自己的生活。非功利性与务实的抱负绝对兼容，务实的抱负与非功利性也是一以贯之的。或许我们不应让职业学院垄断法律、医学、教育、商学、建筑学、公共政策、社会服务与科技等方面的教育。或许我们同样不应该过度强调通识教育“无用之用”的方面，而是应该放下架子教一点实用的内容。

力图将通识教育以及人文学科与实用世界联系起来的焦虑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压到了人们眼中阻碍了知识传播的各个学科的头上。“不能怪我们，都怪我们的科系。”传统而言，学术学科是栖身于体制当中的范式。比方说人类学与英语既是科系的名称，同时也是自成一体的学科名称。三四十年前，如果你询问十几位人类学教授，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或者说人类学教授与社会学、文学与历史教授的区别在哪里，你可能会得到许多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很可能相互冲突——毕竟在每一个学科里面都有不同学派——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教授们都会给出明确具体的答案，为自己的学科进行定义。“人类学是（）”这道填空题对于他们来说很容易解答。今天你要是再问这个问题很可能得到两类回答，要么具体得吓人，要么实用得吓人。第一类回答是：人类学就是对于人类学假设的研究。这是通常所谓的批判性定义。另一个回答是：人类学就是人类学系那帮家伙整天忙活的事情。这是通常所谓的实用性定义。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通识教育学科的处境都这么囧。比方说英语系目前就是这样的处境，但是哲学系则并非如此。这种局面不仅进一步混淆了人们的认知，还加剧了例如哲学系这样谨守范式的科系与英语系这样任意而为的科系之间的紧张关系。说得稍微夸张一点，哲学教授往往认为英语教授的工作全无章法，而英语教授则认为哲学教授的工作狭隘而缺乏自我批评。

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工作与传统科系之间的联系如此理所当然，因此成为了许多会议上的话题以及笑话当中的笑柄。几年前我去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开会，会议议题是“人文学科崩溃了吗？”大会主持人为我们念了一份清单，上面写得是人文中心研究员职位申请人报送的研究课题名称。她让我们根据这些题目猜一猜这些申请人出身于什么学科。我们一共只猜对了一次：课题是政治研究，申请人来自英语系（笑声）。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觉得不舒服，是因为大学很不喜欢将不同学科搅在一起，除非打着“跨学科交流”的旗号，而且行政层面上少不了要大张旗鼓炒作一番。“跨学科交流”成了近几年的热门词汇，许多毕业生在申请大学初级教职的时候都会煞费苦心地说服研究委员会相信自己的工作的确是跨学科的。除非你引起了人们对于学科本身人为性的注意，否则学科是不会注意你的。人文学科从业者们整天念叨着需要加强跨学科交流。跨学科交流的确很不错，但是说到底这也只是对于学科分隔本身的承认而已。跨学科交流的前提暗示着学科本身是进行严谨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学科的存在绝对算不上倒行逆施。将心理学教授与音乐教授或者社会学教授与文学教授安排在同一间教室里，双方仅仅是碰头见面就很能说明问题。我的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的孩子每到周六早上都要早早起床看儿童节目，一个节目是《罗杰先生》，另一个则是《袋鼠队长》。有一个周六早上，孩子冲进父母的卧室，兴奋地大叫着，“爸爸，爸爸，罗杰先生跑到《袋鼠队长》里面去了！”这就是所谓的跨学科交流（笑声）。

人文学科不应仅仅满足于跨学科交流与后学科交流，现在还在搞所谓的“知识大融通”，最后这一手基本上就是与魔鬼做交易。他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主动出击，向自己觊觎的课题领域殖民并将其据为己有。很多研究生项目的入门第一关就是学科规范与学术选集概览，这些项目其实是在搞自我隔离。为什么文学专业研究生就用不着接受社会学课程、哲学课程或者科学课程呢？许多文学专业学生都要去历史系上历史课，而文学院其实也可以为文学专业学生开设历史课。这种事看起来只是课程安排上的细枝末节，但是却反映了学术人员的恐惧心理，他们担心万一自己偏离了本学科专业的传统定义，就难免会变傻。但是真正使人变傻的正是这些定义本身。跨学科交流必须从自己所在的阵营起步。

人文学科是在文化维度上对于人类生活的研究，而我们每一个人碰巧都生活在这个维度当中。你尽管可以从生物学或者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生活，例如研究基因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者研究个人算计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方式，但是想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就必须默认文化是一个不变的常量。文化并不是人类存在的生物学与社会学条件的补充，而是我们这个种族的自我认知的基本构成。人类产出文化就像他们产出二氧化碳一样，根本停不下来。文化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媒介，而且从纯理性角度而言，这个媒介总是免不了扭曲与失真。正是因为文化，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在现实生活中才会失灵。正是因为文化，人们的行为才会经常违背社会学的预测。用康德的话来说，人类就是一段七扭八歪的木材，从中根本切不出一根直料。这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我们专门研究扭曲与变形。

去年秋天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一场会议，议题是总统选举。与会人员有职业民调分析师，两位候选人的竞选班底，还有政治科学家。他们翻来覆去地研究选民数据，想要搞明白选举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上我询问了一位替克里工作的分析师，问他与他的同事们对于政治科学家的工作成果感不感兴趣，会不会关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说不会。根据他的说法，政治科学家研究得是模因，而分析师更关注如何打动边缘人群。政治科学家试图理解主流选民，分析师则更关注非主流选民。这段描述似乎也可以用来区分社会科学家与人文学科从业者。人文学科从业者更关注非主流。我们不关心模因，只关心偏离模因的现象。在人类生活的全景当中，我们所研究的文化产物往往就存在于这样的偏离当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是“现有模因如何产生了这样的偏差”，而是“考虑到现有偏差的各种可能性，模因本身怎样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与社会科学家相比，我们认为主流民意没那么显而易见，没那么容易预测，也没那么自然而然。因此我们拒绝将主流民意当做规范。

如今有一种令非人文学科从业者们看着比较舒服的人文学科存在方式，就是将艺术与文学当做人类生活经验性叙述的装饰品，或者认为前者需要后者的阐述。艺术与文学并不是人类生活的伴生产物，这两者本身就具有认知层面上的价值，本身就是对于人类生活的叙述。绘画与小说都是对于生活经历的报告。如今的文化强烈地怂恿着人们将这些报告普遍化，将它们视为对于某种恒定人性的独特而不容变易的叙述。我认为这种立场必然会滑向装饰主义的陷坑。十九世纪小说家的作品就是对于十九世纪生活的记录，而不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生活的指导手册。但是十九世纪小说的确属于全部人类可能性的组成部分。开发一套用来理解十九世纪小说的学术工具也就等于开发了一套理解我们自己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人文学科知识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用这套工具来分析小说，也用来分析涉及人类价值的一切领域。这样的理解会使得人文学科从业人员自然而然地对于所谓透明性、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之类的主张抱有怀疑。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主张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主张只有在情境性当中才真正具有活力——借用一个更有分量的术语，就是难免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而且往往容易陷入自欺。对于经验性知识的怀疑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离开了怀疑主义的经验性知识一文不值。至于人文学科对于其他领域的渗透，我认为我们应当继续攻城略地，不留俘虏。

人文学科与通识教育对于自身与校园以外生活的联系往往展现得并不显著。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就应当一味追求公众性。911之前，很多人都一度以为文化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我们难免会认为卷土重来的文化战争并不是一场闹剧，但是第一次文化战争其实就已经很闹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战争为当时的人文学科从业者们带来了身经战阵的满足感。如今很容易就能在人文学科内部感受到追忆往昔的气氛。塞缪尔.贝克特曾经设想过往生的景象，他认为到时候人们肯定会围坐一圈，怀念将死未死的美好逝去时光（笑声）。敌视总归胜过忽视，前者至少说明有人在注意你。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战争损害了人文学科学术圈的公众声誉。来自右翼的攻击自然不出意料，这也是变革所必须的代价之一。但是人文学科的学术人员同时还疏离了学术圈之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作家。去年《纽约时报》上那篇夹枪带棒的雅克.德里达讣告就有力地提醒了我我们，学术圈以外的人们对我们抱有怎样的反感。

对于报界与出版界的敌意，有一种应对方法就是增加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能够面向公众进行写作的学术人士——的数量。只要能够解释清楚我们的所作所为，学术圈以外的人们自然会理解我们。问题仅仅是沟通不畅而已。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公众很清楚人文学科学术人员说的是什么，问题在于他们根本不想听。说得再清楚也无济于事。人文学科学术人员最不应该接受的假设就是他们的观点的价值要由常识与大众文化对于这些观点的反应来衡量。知识分子与理论层面的思考方式本来就意味着脱离常识与大众文化的界域，无论你研究得是弦理论还是解构主义。德里达对于语言的看法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普通报社记者对于语言的看法。这能算是丑闻吗？哲学家是干什么的呢？话说到这里，大学又是干什么的呢？难不成大学存在的意义就只是为了阿谀逢迎公众的自我认知吗？许多比我们这些学术人员强大一百万倍的势力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知识分子文化面临着盲目信仰两套范式的危险。其一是人类行为可以在生物层面上得到彻底的理解，其二就是古典经济学的术语表。这两套范式之所以看上去如此诱人，是因为它们看似提供了预测与控制整个人类世界与超越文化中心主义局限的全套工具。人文学科从业者所提供的正是对于文化中心主义的批判，这也正是谁都不想听我们说话的原因。美国公众对于人文主义从业者的期待是想让我们将文化历史解读成为对于美国政治现实的肯定。诚然，自我肯定与自我欺骗是人类生活永远无法彻底摆脱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形形色色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欺骗在美国简直多得异乎寻常，这一现象不仅对于我们有害，对于其他人同样有害。无知在美国几乎已经成为了值得夸耀的头衔。美国的自由派们宁肯投靠右翼，也不愿触犯未受教育人群的迷信。就像从前一样，美国学术人员所收到的邀请依然是要我们运用自己的所学所知来维护知识界的既成现状。而我们则应当毫无悔意地将这份邀请拒之门外。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就是神”，多么大的口气啊。我做这次演讲的起因是因为我读过了恩斯特.贝克尔的1974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拒斥死亡》。伍迪.艾伦曾经在《安妮.霍尔》一片中将这本书赠送给女主角。根据《拒斥死亡》的说法，死亡意识决定了人类独一无二的境遇。换句话说人类是唯一意识到自己必然要死的物种。死亡意识为人类带来了极度的焦虑情绪，折磨得我们几乎要发疯，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解决办法。

贝克尔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共有过三种应对死亡的方法。首先是借助宗教。宗教提供了一套叙事，声称灵魂可以进入神国。人们不必担心死亡，因为神最终会把你照顾好。但是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使得宗教变得日益不可信，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借助爱情。我们将爱人塑造成神，将爱情当做自己的救赎。但是任何爱人都无力承担神的角色，你一手捧起来的神灵难免会露出粘土塑造的泥足，而死亡的恐惧也会卷土重来。贝克尔声称我们都是“长着肛门的神”。我们的思想可以穷尽无限，我们似乎无所不能，我们可以追溯时间的源起，推演万物的结局，借助天文学与天文望远镜的帮助，我们的视觉神经可以探寻整个宇宙。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生命却受困于一具心跳不止、呼吸不止且日渐朽坏的肉体。如此神性与物性的结合简直残忍之至。

最后的方法是借助创造。我认为出于各种原因这是最有趣的一种方式。当然，从象征主义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通过伟大的艺术创作在身后留下流传千古的遗产，从而使得我们在象征层面上获得不朽。但是通过创造来解决死亡在我看来更是一个工程学问题，我们要依靠创造来改造世界，依靠科学技术来突破自身局限。这一点特别令我兴奋，因为归根结底这正是我对于科技的看法。科技其实就是脚手架。认知哲学家安迪.克拉克认为技术就是我们的第二层皮肤。泰伦斯.麦肯纳则认为技术是人类种族的真正皮肤。通过技术，我们超越了思想、肉体与视野的局限，突破了时间、空间与距离。按照道金斯的说法，技术就是我们的血型。摩天楼与喷气引擎就是我们的性状，好比不同种类白蚁巢穴里不同的温度与湿度也是白蚁的性状一样。

我是个电影工作者。我曾经在电视圈工作过一段时间，曾经在阿尔.戈尔的电视网打工。这段工作经历让我爱上了拍摄短片。短片的内容可以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与分享。所以我开始制作一系列短片与迷你纪录片，主题则是人类与技术的共同进化。因为我十分热爱通过科技突破自身局限的想法，所以我相信这种叙事角度应当在全世界得到普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愁眉苦脸的世界里，我们的媒体以追逐苦痛为要务。这种现象自有其根源。我的朋友彼得.迪亚曼迪斯是奇点大学X奖金的设立者。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富足：为什么未来会比我们的想象好得多》，在书中他认为人类从非洲原始人那里继承得来了过度活跃的杏仁体，这种构造对于原始人来说是生物学上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够时刻警惕各种危险，免得被老虎吃掉。但是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要比当年安全得多，也远远没那么暴力了。史蒂夫.平克认为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的可能性如今已经创下了历史最低记录。马特.雷德利展示了科技为我们带来的可衡量进步以及世界为什么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美好。汉斯.罗斯林创办了gapminder.org网站并且在几年前风行一时，表明世界一切国家根据一切可衡量指标都在进步。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因为我们的杏仁体在一刻不停地寻找危险，而发达的传媒世界也很乐意向我们展示各种危险，尽管现实世界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

因此我相信目前我们有具有开展新对话的余地，对话的主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如何看待技术。我认为在线视频已经足够普及，可以产出短小精悍且感染力强的内容。于是我拍摄了一系列短片，称为“哲学絮语”。这些短片的用意在于把你一把拽出日常环境，强迫你在无处不在的日常奇迹面前瞠目结舌，因为我们的文化脾性似乎会使得我们视而不见。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展示几部短片，说服你们相信我们正在成为神。第一部短片是对于思想的颂歌。

“我热爱激进公开的理念，热爱信息的自由交流，用马特.雷德利的话来说，自由交流为思想提供了发生性关系并且衍生新思想的空间。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因为詹姆斯.格雷克告诉我们，思想就像其所栖身的神经元一样真实。一个独立于自然生物的新生物界正在崛起，思想就是其中的生物，因为思想具有许多有机体才有的特性。它们从一个头脑扩展到另一个头脑，争夺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思想能传染，能扩散，理查德.道金斯干脆将它们称作‘新复制者’，诞生于文化的原始汤当中。思想借助语言与电子通信而扩散。尽管思想并非由核酸组成，但是思想的进化与变异速度却一日千里，令基因望尘莫及。雷.科兹威尔说过，人类在头脑当中构建虚拟模型的能力，再加上其貌不扬的双手拇指，两者结合共同发动了推动进化的第二力量，也就是技术。而且这股力量的发展不会终止，直到整个宇宙都被置于我们的掌中为止。技术契合了进化变革的放大本质，过去一百年的技术变革要超过此前的十亿年。泰伦斯.麦肯纳曾经写道，‘自从人类发明语言之后，生物进化就基本停止了，人类进化成为了外成文化现象。’我们将低等组织放进思想的滤器，挤出来的则是太空飞船与苹果手机。想象基金会告诉我们，想象力让人们设想美好未来的各种可能，选出最神奇的那一个，然后生拉硬拽着当下去迎合未来。想象一下吧，假如在梵高生活的时代我们没有发明油画技术，或者在莫扎特与贝多芬生活的时代没有发明相应的乐器，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失去怎样的瑰宝啊。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与纳米技术以及信息自由交换让我们能够设想极其新颖的新生事物。弗里曼.戴森认为，就像布莱克与拜伦能够流畅地撰写诗句一样，新世代的艺术家们将会同样流畅地撰写染色体。尼采说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桥梁而非终点。凯文.凯利说我们正位于天然与人造的抛射轨道上。所以激进开放实在非同小可，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宇宙，是浸满五彩的灰色，是不可见事物的揭示，是将平庸炸得粉碎的惊奇赞叹。我们应该将激进公开当做参与以及加速进化进程的方式并加以培养。哇！”

的确有必要哇一声（笑声，掌声）。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制作视频,为什么选择艺术.归根结底我并不是技术员,也并不是科学家，尽管我一直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即如今一小群怀抱激情的技术人才就能完成十年前只有大公司与政府才能做到的事情。这种事在如今这个科技呈指数增长的时代已经不稀奇了。待会儿我们还要细说这个话题，但是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言论，因为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我的动机。“艺术家总能发现新媒介为人们带来的新可能。他们意识到未来其实就是现在，并且用自己的作品为未来奠定基础。”刚才那段视频讨论的是思想改造世界的能力，就像我在视频里说得那样，尽管模因并非由核酸组成，但却取得了远远超越生物进化的成就。想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理解科技的指数增长。植树增脏与人类大脑理解世界的方式背道而驰。人类大脑是在一个线性区域化的世界里进化出来的，而如今我们却生活在一个指数性全球化的世界里。简而言之我们的大脑已经过时了，根本无法理解如此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相互教育。我的朋友雷.科兹威尔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未来学家，对于指数发展的预测准确程度令人侧目。他举过一个简单但很有力的例子。假如你按照线性原则走三十步，就会远离出发点三十步。这正是人类大脑推测距离与未来的方式。但是假如你按照指数原则走三十步，就会距离出发点十亿多步。这就是为什么四十年前的超级电脑占地半座大楼，耗资六百万美金，而今天的一款大路货智能手机价钱要便宜一百万倍，体积要缩小一百万倍，运算能力却提升了几千倍。过去的半座大楼如今装进了你的口袋。换句话说如今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足以改变世界的工具，一人一台曾经的超级电脑。有个拿着手机的非洲小孩就享有比二十五年前的美国总统更高端的通信条件。好好想想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吧，再过二十五年，手机就要像血细胞一样大了。比起今天的超级电脑性能高超一万亿倍的电脑可以融入人体。人们总以为技术是与人隔绝的人工造物，但是其实人类与技术是共生的关系。技术是人类身份与本质的一部分。早晚有一天，技术将会进入人体内部。

如今正在发生的三场相互重叠的革命尤其令我感兴趣。最显著的就是信息技术革命，摩尔定律之类的说法大家都很熟悉了。然后是信息技术革命，也就是掌握生物层面的信息处理过程。我们要理解，生物学本市上是个软件问题，而软件是可以升级的。为什么这一点这么令人兴奋呢？因为假如你掌握了生物层面的信息处理过程，就能让软件自己编写硬件。计算机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但是生物学可以。几年前克雷格.温特创造了全世界第一个人造有机体。人类创造了生命，人类成为了神。阿兰.哈灵顿写了一本名为《不死者》的书，其中说道：“死亡已经成为了强加在人类头上的外物，再也无法得到容忍了。任何接受死亡的哲学都不能被人视为活的哲学，它们的命题毫无意义，它们的思考毫无价值。”或许这些技术只是我们的预言，或许通过对于生命的反向工程学解构，我们能够像爱德华.奥威尔森所说的那样废止自然选择。现在我们必须深切地反省自身，从而决定我们想要成为什么。进化已经觉醒了，进化过程自身也正在进化。正如视频当中凯文.凯利所说的那样，我们正位于天然与人造的抛射轨道上。人类是桥梁而非终点。第三场革命是人工智能革命，我们创造了非生物智能，不受生物学遗传制约的意识，可以无限升级的数字化心智。人们对此很担心，往往会想到《终结者》里的场面，认为机器人将要取代我们。但是上述的技术就是我们。用安迪.克拉克的话来说，我们一定要克服所谓的皮囊偏见，即只有身上的组织器官才算是自然的，我们自己的造物则是不自然的。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技术是人类心智的外延，技术是具象化的想象力，技术就像迷幻药一样，能够将人类心智彰显在外。泰伦斯.麦肯纳认为我们生活在浓缩的自身想象力当中。有人想象飞行，如今我们满世界飞来飞去。凭借塑料与金属制成的手机，我们只需按几个按钮就能让自己的思想跨越时间与空间。我们已经是神了。

下一个视频讨论的是意志胜过物质的问题。在想象力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上我对于实例更感兴趣。还有一位我很喜欢的作者叫大卫.多奇，他的作品《无限的开始》尤其令我兴奋，因为他举了很多很多例子。所以我决定做一个视频，展示一下我们的思想可以怎样泼洒出来，改变这颗行星乃至宇宙。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记得李奇.道尔在《达尔文药店》里说过的话，‘梦想并不缺乏现实性，因为梦想是切实的信息模式’。想象基金会告诉我们，想象力让人们设想美好未来的各种可能，选出最神奇，最令人兴奋，最令人狂喜难耐的那一个，然后生拉硬拽着当下去迎合未来。我们所做的就是将想象力变成现实。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具备了将心智机能外包给工具的能力。我们操纵物质世界的能力正在指数式地增长，想象力在物质世界化为现实的滞后时间正在缩短。大卫.多奇在《无限的开始》当中说道，看一看曼哈顿岛的地形吧，这就是经济文化与人类意图压倒地质运动的明证。今天的曼哈顿岛根本不是地质运动的产物，而是经济、文化与心智的造物。大卫.多奇认为，早晚有一天这将会是整个宇宙的命运。重力与反物质或许仅仅负责在宇宙初生的最乏味阶段塑造宇宙，而整个宇宙早晚都将臣服于源自培养基但力量无远弗届的智能心智。想想这样的未来吧，真令我心潮澎湃啊！”

说的没错啊（掌声）。这种未来的确令我心潮澎湃。这种可能性只要想一想就令我神往，我的大脑都要高潮了。我之所以制作这些视频的原因之一在于我是个控制狂，生命的无常令我坐立不安，灵感的无常同样令我不安。灵感是一种稍纵即逝极其孤寂的感受。无论艺术家的创作手段是绘画、歌曲还是电影，他们的目的都是将受众邀请到自己的头脑当中，邀请我们砸烂彼此之间的疏离感，并且告诉我们，这就是我的意识对于世界的理解，我希望我能将这种理解方式传达给你们，并且让你们接受这种方式。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阿兰.德波顿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说得是艺术与其他手段相比——比方说新闻（笑声）——让人真正感受事物的能力。“艺术家很乐意牺牲天真的现实主义，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现实主义。诗人对于事件的描述虽然赶不上记者那样确凿，但却能揭示其他文体无法揭示的真理。”应当这样理解技术指数增长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对于生命进行反向工程学研究的时候，当生物学成为审美设计的全新画布的时候，我们会释放出来怎样的新天才呢？就像凯文.凯利在我的第一个视频里面说的那样，假如油画技术没有及时发明出来，不能让梵高充分施展，我们的世界将会失色多少呢？眼下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的发明又会在未来释放出怎样的天才呢？人们担心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但是今天有多少工作在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前并不存在呢？二十年后的许多工作今天还没出现呢。这些工具以及我们与工具的共同进化将会造就怎样的全新艺术门类呢？将会造就怎样全新的人类表达方式呢？将会造就怎样全新的职业呢？至于我为什么选择电影作为传达思想的方式，吉恩.杨布拉德总结得最好。他在《扩展的电影》一书中写道，“电影就像生命一样，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是人类试图在外部世界彰显思想并且让他人看见的历史性不断努力的一部分。”

当然，在谈论技术问题的时候还有更实际的角度，例如大数据与隐私泄露，大企业与政府将会越来越了解我们的行为，将我们的一切行为输入算法，赶在我们自己之前就知道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昨天的大会上有人引用过我的话。我确实认为靶向广告是信息工程学的了不起成就。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更倾向于支持激进公开的态度，我一听到大数据就兴奋，因为我们有了审视自身的新方式。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说是蜜罐蚁的觅食模式与TCP/IP协议管理网络信息的方式很相近。我在纽约现代美术馆见过一场名为“对我说”的展览，展览当中有一张动画图表，看上去很像全球气候模式，但是主办方告诉我这其实是逃离冲突地区的难民人流。随着我们的度量能力越来越强，随着我们采取远景全局的视角，我们将会看到相同的模式一再重复，从纳米层面到星系层面，从有机层面到人造层面，一切都只是连续体的一部分，是自然界复杂性的展示，只不过具体的展示层级与领域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自己是具有主动性与能动性的个体，但其实我们就是自然界。我的朋友史蒂夫.约翰逊写了《好主意从哪里来》这本书，在书中他将珊瑚礁称作大海里的城市，因为令珊瑚礁具备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模式以及其中的生物创新像极了人类城市的分布于创新，而城市正是模因的主要发源地，因为城市正是思想相互碰撞乃至发生性关系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创新，就要为思想多多创造发生性关系的空间。我们应当促进信息流通与透明性，这样我们就能越来越透彻地理解自身的运作方式。所以我做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旨在向大数据致敬。激励我制作这个视频的原因是以赛亚.柏林说过的话，即理解某事就是发现其中的模式。

“理解即发现模式。这话的意思是要关注模式，模式，模式，横跨不同层级与界域不断反复出现的模式。互联网的信息共享系统看上去就像暗物质模型，就像大脑神经元，都是相互纠结的细丝构成的网络。这是网络结构的兴起，人造的系统看上去与自然系统一模一样。我们能够测量的东西越多，能够看清的东西就越多。能够看清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扩展我们的意识。模式在现实的不同尺度上一再重复的程度简直令我抓狂。技术越发成为了人类意识的外延，扩展了我们的思想、能力与眼界。过去我是盲的，现在我能看见了。圣塔菲学院的杰佛里.韦斯特认为城市就像有机体，大街就像大血管，小巷就像毛细血管。人造系统的行为表现居然与自然生成的系统一样，这怎么可能呢？人造系统的效率越高，看上去就越像自然系统。但是这一点让我成了乐观主义者。还是用史蒂夫.约翰逊的话来说，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切，那就真的没有不可能了。可能性距离我们只有咫尺之遥，未来就在阴影中若隐若现，当下世界自我改造的路线图已经画好了。哇，真是太美了。”

的确是太美了（掌声）。我特别佩服史蒂夫.约翰逊，他的新书《完美未来》讲得是进步与同辈网络解决问题的力量。视频当中最后一句话提到的“近在咫尺的可能性”很值得我们反复琢磨。你能不爱这个想法吗？我们不应当按照现在的样子来看待这个世界，而是要看到它能够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应当绘制路线图，穷尽所有改造当下的方式。我开始制作这些视频的时候，它们还是非商业性质的实验作品。我只是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从而可以用我喜欢的方式与别人交流思想。于是就有了这些嗨到翻天、试图将片刻灵感化为永恒的尝试。我喜欢这种“我们绝不会沉静地步入黑夜，尽管光明逐渐黯淡，我们却要怒火冲天”的心态。人类-机器文明的存在目的就是超越一切限制，最终成为神。就像斯图尔特.布兰德说的那样，我们反正都要成为神的，那还不如干得漂亮一点。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抓住这些稍纵即逝的灵感时刻，不让它们白白逝去。这几个短片的点击都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在我看来这说明认为对于高层次对话的胃口还是很大的，但是对话本身必须短小精悍。我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大大咧咧地要求别人在我这里花费时间，因为现在的媒体已经饱和了。现在已经出现了由于无法处理这么多信息而导致的所谓认知综合症。但是归根结底，我想向大家传递的是惊叹与惊奇的感受。我的偶像之一卡尔.萨根就特别擅长激发这两种感受。提摩西.莱利与巴克明斯特.富勒曾经自称表演哲学家。他们借助即时媒体的力量来传达足以跨越星系的思想，将其变成能够自我复制的模母并且在全世界扩散。这种惊叹感具有令人安心的特质，这是思考自身存在并且对自身感到惊奇的能力。索福克勒斯说过，在无数奇迹当中，人是最伟大的奇迹。重点在于创造积极的叙事角度，从惯例与熟悉的倦怠当中唤醒心智，将其引向存在的绚烂多彩，因为奇迹的数目是无穷的。最近我看到一份斯坦福大学的报告，认为经常性地感到惊奇对于心理健康有益。每一次突破认知边界都会使我们重生并焕然一新，为我们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好处。我觉得这样很酷，因为我这些哲学絮语视频的用意就是引发人们的惊叹。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做一个关于惊叹的视频，告诉人们惊叹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惊叹这么重要呢？所以今天最后一个视频的主题就是惊叹莫名在生物学上的优势。我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们起一身寒战。

“著名心理学家尼古拉.汉弗莱对于惊叹情绪的生物学优势这样写道：一个物种对于自身存在感到惊奇赞叹的能力居然具有进化上的优势，这难道只是巧合吗？换句话说，惊叹情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这种情绪使得生命感到自己在宇宙当中具有意义，并且更加努力地生存与发展。再换句话说，惊叹情绪有助于我们的生存。最近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研究发现，经常感到赞叹的人能够得到切实的好处，他们更容易对他人抱有同理心与激情，更倾向于利他主义，心理也更健康。这项研究将惊叹定义为感知的扩展。感知扩展得如此广大，以至于你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智结构，唯此才能适应并且接受这样的体验。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例如第一次俯瞰大峡谷或者第一次被IMAX影院的效果所压倒的时候。对于惊叹感受的最精妙描述或许来自罗斯.安德森。他在谈论哈勃望远镜的时候这样说道：哈勃望远镜为我们带来了主体论层面上的觉醒，有力地叫醒了我们，迫使我们在几乎逼近无限的尺度上思考时间与空间。凝视着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深空照片，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的视神经来感知宇宙之初直到今天的整条时间线，将大到不可思议的事物容纳进小到不可思议的事物当中。他说通过这些探索成果的美学力量，哈勃望远镜将极其复杂而抽象的天文学概念凝练成了一目了然的光线与颜色。这也再次证明了我们所熟知的名言，真既是美，美既是真。”

即便是现在，一想到悬浮在太空中的人造机械与视神经的结合可以用光与色来揭示天体物理学的奥秘，我还是忍不住激动不已。这里我与大家分享一句名言。我们不妨将天文望远镜视为一个比喻，喻体则是技术对于人类心智扩展所起到的作用。罗斯.安德森说：“望远镜改造了夜空。夜空不再是装饰性的穹顶，不再是贴满亮闪闪的神像贴纸的死板半球，而是成为了孕育着这个地球以及许多新地球的整个宇宙。”我还想最后分享一句令我惊叹的话，来自一个名叫“临近自然”的网站。在座的艺术家们尤其应该注意听。“设计就是范式的变换。今天的涉及从原子层面开始，我们滑向了不可见的世界，虚拟现实，纳米技术与生物技术正在越发强大地影响我们的常态，为我们构建现实提供越发强大的工具。”了不起的阿兰.海灵顿也说过应和这个主题的话。他的著作《不死者》已经绝版了，我推荐所有人都读一读。他说：“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是宇宙当中的革命者，决不能心甘情愿地为杀死一切生命的自然秩序充当走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