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说几句话：批驳“鲁迅活着怎么样：进监狱？沉默”的谎言 -- 2313234454dfsd
家园 再说几句话：批驳“鲁迅活着怎么样：进监狱？沉默”的谎言 我们可以肯定，关于鲁迅活着会怎么样的问题，的确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不用证明，《毛泽东传》（中央文献版）已经作出明确的回答，刀笔小吏们也都承认这一事实，况且还是刀笔小吏们捅出来的。
分歧在于，毛主席是如何回答的？
如今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毛泽东传》（中央文献版），称之为毛版。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日于颐年堂举行的座谈会，参加人员有：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术、周扬、钱俊瑞等参加。……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摘自《毛泽东传》（中央文献版）1597~1598页。第二个版本是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之“再说几句”，且称之为周版。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在今年（二○○一年）七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致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摘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之“再说几句 ”（注：没有印刷版，电子书上没找到这一篇，在网上放狗搜了这一段文字。其中加粗者，是最重要的核心信息。）
从上面两种回答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两个版本的回答是自相矛盾的，二者必有一个在说假话，也即，两个版本只有一个版本是真的。那么，那个版本是真的呢？
我们先说逻辑上的原因：
1、周版的回答不符合1957年时期毛主席的思想。
1956年国际国内出现新的形势和爆发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国际上，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报告引起了极度的混乱、铁托的普拉演说等，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社会矛盾性质划分以及如何处理的现实问题；国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6年，国内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有的还很激烈，甚至罢工、罢课、农民退社，还有小民主、大民主的争论……总结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如何对待？是按照革命年代的敌我矛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正处》理论和“双百方针”的大背景和原因。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矛盾的处理基本上都是按照敌我矛盾来处理的，中国想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得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1957年的反右，是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发展一步一步形成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计划，甚至阴谋或阳谋。至于后来发展成反右，甚至扩大化，那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儿！不能用后来的历史演变反推，读历史要深入其境，而不是事后诸葛亮。
基本上1957年时期的毛主席思想演变可以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两个时期。上半年，毛主席还处于对《正处》理论和“双百方针”的高度自信和热情幻想之中，认为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导。同时，这时毛主席激情高涨，对未来的整风充满信心。下半年，随着一些民主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不负责任的鼓动，毛主席对社会形势和社会矛盾的判断日益紧张和激烈，部分地修正了《正处》理论，提出了“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口号。但此时毛主席的思想并没有根本性地修改《正处》理论和“双百方针”。
因此，说要把鲁迅关起来，本来就与毛主席1957年时期关于《正处》理论和“双百方针”相违背。
其实，这时民主党派中的部分人物，矛头直指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个核心问题，“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挑战的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挑战的是1954年以宪法确定了的一系列根本政治制度，民主党派的部分人物的做法，明显是要掀桌子，抢皇位。
2、周版的回答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应有的回答。
这个回答，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综合毛主席一生的功业及行事特点，一个开国君主霸道凌厉的英武形象跃然纸上，符合后人对他形象的预期，但回答偏激而缺乏政治弹性。刘少奇的“剥削有功”等言论曾被毛主席修改为“公私兼顾”，以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在政治方面是十分注意分寸的。
3、既然毛主席在公开的座谈会上明确地回复了“有的人”的“大胆的假设疑问”，且是3月10日的问题，后面的人再问，就是重复啰嗦，提问者何其不智？
另外，毛主席既然在3月10日回答了“大胆的假设疑问”，那么第二次回答同一问题时，会前后矛盾，自打嘴巴？在1957年的整个一年的时期里，都看不到毛主席有如此昏聩和不连续的思想及行为。
4、小一点说，周版回答并不是毛主席一贯的语言风格。对比毛版的回答，就能够很好地体现毛主席的谈话风格：轻松，幽默，风趣，又富于辩证法，充满思想的高度与深度。
下帖从纯技术流角度，批驳周版谎言：一真九假，云山雾罩，指东打西，牛头不对马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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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9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从太祖一贯的文风、语言风格看，毛版比较靠谱 主席对待敌人其语言风格也是轻松，幽默，风趣，又富于辩证法，充满思想的高度与深度。
家园 对大多数人是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样尖锐，怎么痛骂一阵，也 对大多数人是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样尖锐，怎么痛骂一阵，也没有罪。不受整，不给穿“小鞋”。“小鞋”要给右派穿。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你们游水不游水？只要一百天，每天一小时，不间断地搞，你本来一点不会游水的，保证你会游水，一不要先生，也不要那个橡皮圈，有了橡皮圈就学不会，人民就像水一样的，打比方，领导者从各级小组长起一直到我们这些同志，就是像游水的人一样，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你要顺那个水，顺着水性。不要去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不要和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错误的时候要好好讲，他不听，你就等一下，有了机会再讲，就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不要脱离水，不要逆水，要顺着水性。家园 最后一点话：不争论！ 原来这个话题也是一个马蜂窝，不能再谈了，将我自己帖子集中起来，明者自明。
只想多一句嘴，八卦考证重在八卦，不用时间检验，心证即可。但如果要作信史，那所依据的史料的可靠性，当如何处理？凡所有疑者，均不该用，这是陈寿1000多年前确立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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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假设鲁迅没有死，那他在37年以后会不会和周作人走一条路呢 家园 罗稷南这个并不是孤证啊，黄宗英当时在场，有专文回忆 http://news.21cn.com/today/legend/2008/09/09/5172752.shtml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 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秘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还是此番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怪不得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这位老导演，老制片，“ 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老应啊，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家园 这回忆录，啧啧，毫发毕现的，是拿摄像机拍的吧？ 最妙的是，前面“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后面就字字入耳了，湘音滇腔也没了，难道后面那个主席是唐国强扮演的？
吾生也早，一直的印象中，黄宗英不过是解放前的戏子解放后的演员，即便后来她扛上作家的名头，我还是觉得她是演戏的，今天看了黄栩栩如生的回忆录，才彻底纠正了我的错误认识，才真正明白，这家伙原来真是码字的，呵呵。
家园 回忆文章要有档案、实录的旁证才能当信史。否则，难逃孤证！ 我两个帖子只讲了3月和9月两次，独漏了7月那次。关于七月那次座谈，《毛泽东传》只交待了在上海市干部会议上有讲话，没有交待其他内容。要考证这次座谈的谈话内容，要查阅上海的档案资料，我一不在上海，二不是专业历史人员，怕是没这个条件了。
史教头在河中的大作我都拜读过，深觉得史教头道德文章，在河中受人尊敬。史学功底更是令人敬佩，所以，小子对于史教头的回帖，是加倍重视。
就这次座谈会毛罗对话的真实性，和黄宗英的回忆文章，我基本上是持怀疑态度的，理由不外如下：
一、回忆文章本身的主观性、创造发明历史的可能性就很高，除非有正史、档案、实录作为旁证（证人证言亦需谨慎），是不能作为信史资料的。《毛泽东传》记载，1957年5月14日和16日两次召开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对待党外人士的批评。由于没留下会议纪录，无人知道参会人员各自的态度，毛传特记之一笔，毛传之信史，可见一端。
二、具体到黄宗英的回忆文章，虽然她还有一个名人侄子的书信作证，但这种旁人的证人证言，并无太多说服力，理由同上。周海婴作为鲁迅之子，大家之后，回忆都是漏洞百出，可见回忆的东西，如何可怕而不可靠。
三，作为黄宗英的回忆文章，还有好些未解之迷，文章同样是闪烁其辞，并且，抒情性质太浓，写作主题不明（我拜读之后，不知黄文发这多感慨，抒情，为什么了？），根本搞不清楚她写此文的目的何在？是在怀念毛罗对话？是在怀念罗老高洁，还是以抒情散文的名义为周海婴证言？
如果联系周海婴的文章，就更不好说。
黄文我几天前就拜读过，当时就表示过怀疑：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分别从逻辑与技术角度尝试分析链接出处
具体到黄的回忆，我系统的怀疑可归纳如下：
1、座谈的目的。
参与座谈的地点在中苏友好大厦，时间是七月七日晚，参加人员既有演艺界，又有学术界，人员规模是36人。应该说，当时座谈的的范围很广，包含了所有可能成为“右派”的头面人物。时值反右，座谈的目的是什么？是想了解这些人对反右的认识和思想动态？还是向这些人宣讲中央反右的政策？
为什么座谈的目的至关重要？涉及一个很简单的疑问。如果座谈的目的是了解下情，那毛主席这个回答，还能起到这个目的吗？毛主席这个回答给黄宗英的感觉是“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而应家伯伯“笑眯眯”“嘻嘻哈哈”，若无其事，从罗稷南的提问口气看，也是胆战心惊，起码是迟疑不决……人们对这句回答反应如此不一。如果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就知道毛主席此话一出，这个座谈会还能够了解到实情吗？参会者还会说实话吗？还能达到座谈的目的吗？
领导一方面让大家畅所欲言，但在回答具体提问时，又告诉大家，说真话，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是鲁迅，不老实的话，也要进班房，这是赤裸裸的恫吓，这与座谈会的目的是矛盾的。此其不解之甚！
2、有哪些人听到了这个谈话。
从黄宗英的谈话，已知的有：罗稷南，应家伯伯，阿丹，黄宗英。有没有其他人听见，就不得而知了，但从其上下文理解，还是有部分人听见了。但罗列的听者有些诡异的——应家伯伯早在60年代就仙逝了，罗稷南去世于1971年，另外两人是夫妻，嘿嘿，别腹黑啊！
疑问在于，文中说座谈会是按行业分组排座，应家伯伯，阿丹，黄宗英属于电影界，罗稷南属于搞翻译的，应该不在电影组，如果电影组与罗稷南组的桌子相邻，说明两个问题，一，黄宗英组的人全部能够听见，二，罗稷南组的人也全部能够听见，至于还有没有其他邻桌的人听见，就不得而知了。
除非，罗稷南和毛主席对话时，只在电影组桌旁，且，只在应家伯伯，阿丹，黄宗英身边，且声音还要很小——很显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既然听见的人员很多，那就扯出另外一个疑问。
3，为什么都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沉默？
黄文开头就说既不是“军事机密”，也不是“党内绝密”，为什么听到的人都不约而同的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沉默，是受到某种政治压力？还是自觉地为尊者讳？
毛主席公开回答了提问，表明当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回答有何不妥。如果毛主席自己事后觉得不妥，或者上海市领导觉得不妥，当然会安排人给这些听到的人打招呼，要保密。这就是受到某种政治压力，选择沉默！但周海婴的描述，却又不像，似是罗稷南自觉地为尊者讳！
如果毛主席和上海市领导都没有觉得不妥，那就只剩下“所有”的听者自觉为尊者讳，要强调“所有”，这本身就是疑问！长达30多年，毛席的形象起起落落，这“所有”的听者都没有“利用党内政治斗争的起伏”将此事捅出来，以捞取名声，这“所有”的听者何其自律？
4，这个回答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吗？
这大概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毛主席自比秦始皇的言论都面世了，还堂而皇之地入了正史资料，真不知这条言论为何要保持长达30多年之久。难道“所有”的听者都自觉地认为这条言论比秦始皇还有破坏性，要为尊者讳？
以上四个疑问，只能对黄宗英的回忆存疑，除非有相关档案、实录作旁证，是不能取信当史料用的。旁人证言亦不可取信，即使是道德高洁之士的回忆，也只能信其五六。
史教头是我所尊重的河中大佬，史学素养深厚，对回忆性质的书籍所读甚多，当知道回忆性质的文章应该如何才能当信史用之不疑。
BTW，《毛泽东传》下卷2011才版，专门将鲁迅活着会怎么样拿出来，不知有没有以此证言之意！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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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个考据的范围，是不能心证的。信史的榜样是陈寿链接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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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9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清华大学党委会内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报告敌人了， 清华大学党委会内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报告敌人了，叫做“起义”分子，共产党员“起义”这一件事，两方面都高兴。北京大学学生党员里头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内崩溃的多一些，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些。这些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们高兴就是了。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钻进共产党、共青团，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摇摆分子。他们“起义”我们高兴，不要我们清理，他自己跑出去了。敌人方面，也很高兴。我们把右派一包围，事情就反过来了，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来揭露他，不是起义了吗？还有一些右派也要起义的。现在右派也不好混了。家园 回忆文章当然不能与档案、实录相比， 但此事很可能就根本没有档案、实录存在。没有档案、实录的历史事件多了，难道这些事件都不存在？
很简单的事，没有最硬的证据，就应该采用次硬的分析，同时，采信的标准也要提高，结论的确定度也应降低。但决不是说，没了档案、实录，只有回忆录，历史就是没法玩了。
回到此事件，我的观感是倾向于相信，罗稷南确实是对别人说过，毛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这样意思的话。毛也的确在77座谈会上回答过“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的原话是怎样，现在可能没有现场记录，难以考证了，完全有可能原话要委婉得多，甚至如秋实所转述的是“即使……”，但罗的理解和真实感受就是“不是……就是……”，所以在罗的记忆里就是这个，即使用测谎器测试，也是这个。
实际上，人的记忆什么最牢靠？就是主观感受。具体什么事，什么人，什么话，时间长了，记忆不断出现错漏，是人正常生理反应，但最牢靠是当时的主观感受，因为人的记忆就是倾向于感性主观具体，比如你以前某次考试，考试内容一定最早忘掉，然后是考试成绩，但最难忘掉的一定是你对考试感受，高兴还是悲伤，记忆时间最长，也最准确。
在此事中，77座谈会，罗稷南参加了（黄也参加了），这些都有确实的证据，不必怀疑。罗与毛有过对话，不仅有旁证，也没有什么不何情理的，我想这也没什么可怀疑的。罗是否问过毛“鲁迅活着”这个问题，你是持怀疑态度。我如你一样，也没什么铁证，所以相信谁说服不了谁，也仅是提出我的一些见解而已。
我相信的原因简单，黄宗英，秋石文章的匿名亲历者，都证实了存在“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问答，陈焜、贺圣谟证实罗稷南确实跟他们说过罗问过这个问题，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么多人都在撒谎的时候，还是不要轻易否定。
你的质疑1：目的即使了解也是宣讲，还是在震撼，这些都是。因为这都是在斗争，对于“一小撮”，说成阳谋、钓鱼也没错，因为毛事先也是如此说的，毛对于“一小撮”敌人，就是说要让他们自己跳出来，钓大鱼，引蚂蚁出洞。跳出来，正好让人民识破揪出斗争。对于坚持真理的，就得如鲁讯一样，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怕坐牢砍头，就得勇敢地说出来，即使一时被委屈，但终究会被证明。310座谈谈得实际也是如此，如果理解错了，那是读者的错，所以如果你就是“一小撮”，那你理所应当被批判，如果你自认是坚持真理，那你为何要怕坐牢呢？
质疑2，场景还原问题，我不懂。
质疑3，罗稷南不在60年代就传播了吗？陈焜、贺圣谟说的就是这个，周海婴也是听别人说的。黄如自己文章所述，胆子小。如秋石文章，黄赵在反右中也不光彩，提出来，也会刺激反右中黄赵伤害的人，从而把他们也曝光了，投鼠忌器。
4，这应不算是质疑，我也不觉得这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因为即使原话就是周版“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我的看法也很符合老毛的哲学，老毛的哲学，斗争是永恒的，坐牢与否只是斗争的一个手段，不是正确与否的标准。
家园 兄台前面句算是对了。因为有陈寿的《三国志》作榜样，引信史 “次硬的分析，同时，采信的标准也要提高，结论的确定度也应降低。但决不是说，没了档案、实录，只有回忆录，历史就是没法玩了。”
陈寿作《三国志》，是不会认同兄台的观点。
对于黄文，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都只能心证，无法与档案、实录进行佐证。
兄台一再强调的证人证言，我在文中反复强调了不可取信。因为这种没有强制性证人证言，更多地依靠证人的道德良心，这道德良心值几个臭钱！世间绝大多数是，只要价钱合适，自己亲爹亲娘都可以卖。
所以，凡是心证的范畴，不能作为论证的史料。比较有的大佬还专门开帖“心证”毛罗对话的合理性，甚至旁征博引到反右，这纯粹是借毛罗对话史料的考据兜售自己的私人理解。
另外，如果心证的话，我帖一段时间表，可供兄台参详，同样可作诛心之论：
1996年8月，《毛泽东传》上卷出版。
2001年9月，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
2001年10月26日，罗稷南的侄子陈焜2001年10月26日自美国写信给周海婴，证实毛罗对话（他本人听罗说过）。（2002年第三期《北京观察》）
陈琨的《我的伯父罗稷南》刊登于第24辑《老照片》杂志（2002年8月出版）。
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炎黄春秋》同时刊登黄宗英的文章《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证实：“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写于2002年7月4日病中）
2003年12月，《毛泽东传》下卷出版。
家园 老兄的此贴，我看得真有点害怕 您的逻辑，说白了，就是某某人道德败坏，所以他说得话都不可信。此例一开，历史论证，不变成历史材料提供者的道德审判所才怪呢。
在此事中，陈焜、贺圣谟，黄宗英，秋石文章的匿名亲历者，这么多人，先都否定他们的诚实，甚至暗示他们为了黑毛而集体造谣，我觉得在没有确切证据前，是不能这么做的，否则，这不是变成抓坏蛋行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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