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长征八十周年总结 -- 万年看客

外链出处

不要说什么张学良脑子发热，不要扯什么偶然事件救了共产党，小张必须服从地方军阀的历史行程，他不抓蒋介石才是小概率事件。换了他爹张作霖处理同样的局面，怕是下手还要再早一点。

先不说张学良，几百年前的吴三桂为什么主动造反？为什么造反后会主动出击？第一个原因是清朝即将巩固中原，如果等大清再搞定西北（噶尔丹）和东南（台湾），必定要来消化自己这个旁系军阀。第二个原因是他这个最强的外系军阀被封到了最穷的云南，财政上靠中央支持才能养兵。

所以，只要清朝皇帝翻脸，吴三桂闭门自守也当不成西南王。与其守上几年，等部队拿不到军饷自行溃散，不如提前打出去，起码手里还有主动权。

【历史⑨课】中国历史地图の重绘详细版

吴三桂起兵形势

军阀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到了民国中期，只要国民党中央军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地剿共，剿共区域内必然有军阀会反蒋，而率先反蒋的军阀肯定是对地盘控制最弱的那个。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中央军剿共之后一定会去收拾他，其次没有固定地盘的军阀要仰赖蒋介石的财政支持，所以屡屡被赶到剿共前线。这样的军阀死的最快，怨气最大，危机感最深，也没有守住地盘慢慢发展的退路，当然会选一个好机会拼死一搏——我说的不是张学良，而是蔡廷锴、陈铭枢。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了十九路军的独立建国事件：

这和张学良的反戈一击像不像？都是国民党全力剿共，都是调集兵力企图一举全歼红军的前夕，都是在蒋介石的背后狠插一刀，都差点带来国民党的总崩溃。之所以两者这么像，是因为军阀的想法都差不多，在类似的环境下当然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十九路军本来是参加北伐的粤军，南昌起义的时候还差点被共产党拉走一部分，但很快被老领导陈铭枢带到了福建，名义上服从蒋介石，算是勉强有了个根基。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只控制四大集团军之一，西有冯玉祥，西北阎锡山，西南李宗仁，哪个都有可能要他命。所以蒋介石给十九路军的待遇还不错，十九路军先后在济南打败阎锡山，在湖南打败李宗仁，在郑州顶住冯玉祥，巩固了自己中央系支流的地位。但紧接着就被调到江西剿共——打的很艰苦。陈铭枢在回忆录中这么写：

红军这边的记录，就是著名的“高兴圩大战”。毛、彭、林精锐尽出，企图一举吃掉十九路军，结果啃了硬骨头，损失三四千人没拿下来。而蔡廷锴也死了2000多老兵，伤了元气，赶快退走。但没等十九路军恢复过来，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被调到上海打日本人，打的依然很凶，以至于在中学历史课本能占大半页。等到蒋日和谈，十九路军回福建，任务是从东面继续打共军的中央苏区。打到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掏空家底准备干掉共产党。就在这关键的当口……十九路军反了！

十九路军为啥反？因为蒋介石始终无法把这支粤军“中央化”，而十九路军也始终视自己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团体，有资格占一个省割地称雄。

地域关系的欠缺以及陈铭枢的思想复杂也是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关系中的隐患。十九路军是以广东人为主体的军事集团，亲历福建事变的陈祖康甚至断言十九路军“绝对不信任广东以外的人”。蒋介石对陈铭枢的粤人身份也有疑虑，怀疑他已成为粤籍元老胡汉民在“军队之人”。与蒋光鼐、蔡廷锴等较单纯的军人不同，陈铭枢兴趣广泛而思想复杂，这也不利于维持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这样一支自成体系的部队，和蒋介石粘在一起只能靠利益关系。蒋介石看重他是因为始终有强劲的外敌，十九路军则需要从蒋介石那边拿到财政支持。现在蒋介石已经压倒了冯、阎、李各路军阀，与日本人谈了和平协议，只剩下共军还没摆平，眼看就用不着旁系军队帮自己打仗了，再加上十九路军一贯相对左倾，陈铭枢蔡廷锴终于下定了决心。就在第五次围剿的高潮阶段，十九路军作为最靠近共军的围剿部队，果断割据福建，反蒋独立建国。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华共和国”，最高政权机构是“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执政党是“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国旗是红蓝两色中间夹着五角星，意思是老子不国不共，算独立势力，希望能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起码也要待价而沽。

当然，左倾的军阀也还是军阀。对于十九路军要给自己刷一半红漆的做法，蒋介石在军事上全力对付，政治上则远不像对红军那么重视，甚至可以说鄙夷，颇有“别给我装了”的意思：

所以，推断十九路军为什么独立，意识形态是一方面，归根结底还得从军阀利益上分析。这支部队离开了自己起家的地盘，很靠近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又不肯融入中央军体系，当然担心蒋介石击败红军就来搞自己，造反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他们和吴三桂一样，都未控制能自筹军费的富庶地区（福建为穷省，每月仅从广东方面就接受20万银元的接济），都没有闭关自守的选择，所以必须选对手最脆弱的时候，主动出击以求挽回局面。这就是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根源。

看了吴三桂和陈铭枢这两个前辈，张学良的选择就很顺理成章了。东北军也离开了起家的地盘，西北的地盘也不足以养兵，国民党还赶着他们去剿共，矛盾本来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偏偏共产党还很扎手，先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狠揍过东北军，然后徐海东带25军过路也在东北军身上刷了1000多条枪的装备，最后中央红军到陕北，四战四捷，吃掉东北军3个师，中央军直接就砍掉了这三个师的编制，停发军饷。（东北军总共只有十几个师的兵力）换了你是张学良，你反不反？如果共产党不进攻，你会不会主动打红军？蒋介石跑过来威胁你，说不剿共就交出地盘，你抓不抓他？

最后还要回到毛选第一卷的总结：

其实类似的事件之后还发生过一次——高树勋投共。那是1945年9月的事情，日本刚刚投降，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有绝对优势，不是1949年大决战后望风而降的状况。但国民党为了反共，更为了消耗其他军阀，逼着老西北军打头阵，企图让华北解放军和这些杂牌军同归于尽。结果高树勋没地盘、没出路，没补给，果断带着新8军和上万地方部队投共，刘伯承因此痛快淋漓地赢了一仗，吃掉了高树勋的上司孙连仲。

总而言之，红军之所以能在旧中国站住脚，原因不是西安事变之类的偶然事件，而是因为红军看准了旧中国的社会结构，通过科学分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长征后，红军被四五家军阀三面包围在陕北看似凶险，实际上在政治上很安全。无论蒋介石在哪个方向策动剿共，被送上来当炮灰的地方军阀都必然和中央军发生矛盾，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军事冲突。有十九路军的例子在前，只要东北军或其他军阀还占据着西北地区，我可以推断，就算没有一个西安事变扣住蒋介石，XX事变也是迟早的事情，比如说入晋的中央军就绝不会与和阎锡山长期“和平共处”。所以，在远离蒋介石统治中心的西部地区，蒋介石通过“围剿”来消灭红军是不可能的。

一 为吃饭而来，为革命而战

2004年，新华社和北京青年报采访了76位老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但问到当年为何要参加红军时，没有一个人回答“为革命”或是“为了共产主义”。相反，几十位老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为了吃饱饭”。

这一点得到了同时代其他视角的佐证。二方面军长征路上曾经捉住一个懂中文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他随着红军走了几千里后被释放，期间曾经为红军翻译军事地图。在薄复礼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当年红军招募士兵的场面：

正如前两篇总结所说，红军不是天生的，红军士兵也不会入伍就变成共产主义战士。之所以苏区遍布大半个中国，之所以长征经过十几个省处处有人参军，首要原因倒不是共产主义理想吸引人，而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旧秩序已经濒临崩溃，自耕农破产，佃农食不果腹，流民死于沟渠。红军不需要对共产主义做过多的宣传，只要打土豪分田地，给普通百姓一条看得见的活路，就能在军旗下聚集众多没有出路的青年。当年李自成也是这么做的。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红军只是一支对穷人格外友善的军队，为他们打仗或许可以多换一碗饭。然而，从入伍第一天起，这些青年就会接触到闻所未闻的教育。进入红军之前，他们多半是闭塞山村的文盲，但只要在红军中服役几年，相对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口，每个红军战士都是见闻广博，能读会写的“知识分子”。前面提到的那本薄复礼回忆录也提到了这些战士的生活细节。

两年后，红军到达陕北。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则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列宁室”和其他教育娱乐活动：

从斯诺的采访来看，不计晚上的分组讨论和音乐活动，红军实际上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2小时体育训练，2小时军事训练，2小时政治课，2小时文化课。至多只有一半时间在做传统军队的“正事”。就算在行军途中没有驻地的这些硬件，红军也要想尽办法实施教育。比如说在每个士兵背上悬挂条幅供身后的士兵学习，然后定期轮换行军队形让士兵识字阅读，就是当时的中宣部长张闻天想出来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六七十年代。

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少的农业国，劳动生产率很低，供养一个士兵就算不发军饷，也要七八户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才够。所以，对当时的社会而言，这样“使用”青年人的时间已经不仅仅能用“善待”来形容了，简直就是奢侈和浪费。在红军根据地之外，大多数军队要么让士兵在作战之余充当苦力，要么放任自由，作为他们上阵打仗的奖赏和压低军饷的补偿，只有“洋学堂”里的学生才可能过上和红军战士类似的生活。

然而，红军心甘情愿地“浪费”一半时间去改造士兵的思想。他们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领袖一样，相信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刺刀会更锐利。红军的教育首先让士兵了解山村之外的大世界，再分析个人苦难和世界秩序的联系，最后树立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信心，教给他们改造世界所需的文化知识。几千年来从未有人如此关心底层农民的教育水平和精神生活，红军因此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新型军队的轮廓，把农民起义破坏性的“洪荒之力”变成新时代的建设基石。这就是红军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新启蒙时代的开始。

二 岂知塞北江南，而今真叹河山阔

无论中西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就是并称的教育方式。在缺乏书籍、影像资料的古代，长途旅行比今天更不可取代，甚至可以说是建立正确世界观的唯一手段。许多民族的史诗乃至精神支柱就来自一次次的远行。比如说犹太人乃至基督教世界到现在还要每天引述摩西的十诫，用“出埃及”、“ 分开红海”来形容伟大的创举。

古希腊文明有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色诺芬的代表作是《长征记》，记录了一万个希腊雇佣兵从亚洲腹地艰难回乡的亲身经历；修昔底德是雅典的将军，带兵东征西讨，还为了积累军事经验而到西地中海世界旅行；那个直接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历史》的希罗多德更是见多识广，东面深入亚洲，西面到了西西里岛，北面穿越黑海到俄罗斯大平原，南面深入沙漠寻访金字塔，从而建立了那个时代最完善的人文世界模型，为希腊文明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随着各个文明的成熟，统治集团开始有意识地给未来的统治者准备远行机会。中古儒家官僚进入翰林院就有了高级官僚预备队的身份，得到的第一个实职往往是远方省份的“学政”，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职位可以让他们在不负责太多实务的情况下长途旅行，增加阅历，为将来正式处理军政问题做准备。到了近代，随着西欧文明逐渐掌握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权利，欧洲尤其是英国中产以上阶层的子弟形成了毕业旅行传统，在就业前要去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游历一番，认为这是制造 “绅士”或“女士”的必要工序。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曾经在《帝国的年代》中这样回忆自己的家庭：

而在欧洲第一强国、统治世界200年的英国，上层社会对这个传统尤其看重：

当然，一直到21世纪，这种经历对于普通年轻人来说都是绝对的奢侈品。虽然新一代学生的生活压力已经比他们的父辈小得多，近来的“慢就业”概念依然遭到全社会上下的普遍抨击。“Gap Year”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更是匪夷所思。只有那些非常确定自己会进入社会统治集团的年轻人才会自信地设计旅程。

然而，就在80年前的中国，十几万名参军后才认识自己名字的农村年轻人打起背包，向自己闻所未闻的广阔天地行进。他们走出熟悉的稻田丘陵，一路上踏过高耸入云的雪山，穿越深达数公里的峡谷，和十几个民族结盟或作战，喝过世界上最香醇的美酒，也曾吃掉自己的战马以通过茫茫沼泽，路侧随便一条小山谷都是几十年后的著名风景区（如黄龙、九寨沟）。整个旅程的神奇程度超过任何史诗电影，拍上七八部《魔戒》级别的电影也不会缺乏素材。

当然，更重要的经历是红军穿越了众多平凡的乡村和城市。

我们今天从事后的角度观察，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是大势所趋。但在当年那些普通士兵的局部视角看来，革命胜利在一开始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而仅仅是自己不得不投身的一场地方性运动。但是，当农民战士进入繁华的商业城镇，穿越公路铁路和山间小路，走过无数个和家乡神似的小村，他们最大的发现是大多数中国人和自己一样，在不同的地方过着贫困的生活，渴望一个温暖富庶的新世界。可以设想，对于几乎从未离开过家乡的红军战士来说，这会产生多么深刻的精神冲击。

从一个普通红军的视角来看，长征前政治教员反复讲述的阶级压迫，曾经只意味着故乡小村的地租和高利贷，现在摆在面前的数亿人的日常生活。更何况一路上都有和自己一样的穷人加入队伍，处处都有农民为打土豪带路，几千里外居然真的会有上万同样头戴红星的军人前来迎接……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红军战士不再是当年那个只期盼分田的普通农民，而是和苏维埃领导人一样，对革命胜利拥有强烈的的期盼和信心。这是红军大学校的第一次“毕业旅行”，是农村革命者领导这个国家的序幕。

前面的描述绝非我在几十年后的臆测。打开30年代编写的红军长征回忆录原始版本，当年那些好奇的目光和变化的心思跃然纸上，让读者感同身受：

甚至随行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也记录了红军战士在好奇中获取见闻的细节：

要注意，无论是在30年代就留下文字回忆录的红军成员，还是负责和传教士交流的士兵，在红军乃至全中国都已经是文化水平最高，见闻最广的一批人。从回忆录来看，他们能写出水平很高的文章，之前也曾走南闯北，但在长征途中依然是惊奇万分。对于那些几乎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农民士兵来说，长征必然是更教育人的一次“毕业旅行”。事实证明，这些红军战士“毕业”后的成就很值得赞叹，几十年后，毛泽东说全国最核心的一批干部就是几百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可见长征淬炼了多少淳朴的农民战士。毛泽东60年代发动大串联，鼓动年轻人“经风雨见世面”，70年代再次发动全国军民长途拉练，经常号召部队参与外部政治活动，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长征的影响。

三 年轻的军队 成熟的士兵 理性的信仰

这几天是长征会师80周年，读了许多纪念文章，看到最多的关键字是“信仰”、“意志”、“精神”，形容红军战士大多是“单纯”、“激情”、“年轻”。我承认这些描述都不算错，的确红军是一支充满精神动力的年轻军队。但是，严格说来，年轻只是表象，信念只是结果，如果把这两点当做决定性要素，那么，中世纪欧洲的“儿童十字军”、现在中东的IS武装应该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军队，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红军战士的确有信仰，坚信自己从事的是正义事业，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胜利，但这不是宗教性的盲信，不是纯感性的好恶，而是他们理性而冷静的选择。

20世纪初的中国，旧制度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人口已经接近了传统农业能养活的极限，社会的总危机即将到来。从普通农民的视角来看，地租高，手工业被外国工业挤兑，军阀的枪炮越来越不可反抗，破产和战乱时刻都要夺走他们的生命，旧士绅和新官僚却既不打算解决物质问题，也不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只是一味的剥夺。

在这种现实下，苏维埃政权分土地解决眼前的经济问题，共产党干部告诉他们人人平等，红军连队耐心地提供前所未有的教育和娱乐，最后还带他们打了胜仗，击败了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军阀士绅，他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实际上共产主义是他们唯一看得到、摸得着的美好未来，红军是他们唯一能体会到尊严和成就感的群体，苏维埃俱乐部是他们唯一能打篮球的地方，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给底层人口提供类似的物质-精神生活。

等到走完了长征路，半个中国的阶级矛盾和大好河山都成了眼前的现实，个人的苦难和梦想居然和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命运一起共鸣，这简直是人生最完美的形态。红军士兵必然会为已经得到的这一切而战。坚定程度远远超过创业的商人捍卫自己公司的控制权，也压倒高三考生对高考分数的狂热——战士们追求的是独一无二的美好生活，是自己和国家的现实目标，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与之相比，宗教信徒不过是对现实失望而寻找新的“虚拟现实”，最多与vr游戏的玩家相当，怎么能和红军战士的现实选择相提并论呢？

说红军官兵很年轻也是对的——平均只有22岁，军长一般不超过30岁。但是，从心理成熟度和做人的担当来说，他们绝对远远超出自己的生理年龄，尤其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年轻人。从文化水平看，他们识文断字，能写能算，几年后就要分散到整个日占区当基层干部；在阅历方面，他们见过生离死别，走过千山万水，打过土豪，发动过土改，这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促使年轻人飞速成长。更何况在红军早期的战斗中，他们挑战过最强大的敌人，执行过最不可能的任务，活下来的战士当然自信而勇敢——并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自大和悍勇，而是在明确目标，清楚实力对比前提下的冷静决策，哪怕党中央要他们出境打败超级大国，他们也只会默默地研究对方的作战风格，追求最大的胜利可能。

其实，把信念和激情当成本质的人不止是今天的网文作者，当年的很多红军领导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胜利的原因，以至于盲目崇拜“革命精神”和“自发的勇敢”，以为红军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持自己的战斗力。长征出发之前，本来红军已经损失到不足五万，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也为了带上苏区的笨重财物，中央苏区临时“扩红”数万，最后带着八万多人的队伍出发，貌似声势浩大。可湘江一战，这些未经训练，未经教育，也从未经小规模战斗锻炼的“淳朴战士”一哄而散，反而涨了敌人的信心，拖累了主力，最后过江的基本还是久经锻炼的那些老红军。

同样在这个时期，博古领导的中央军委对军事决策绝对保密，从普通红军到军团长都不知道下一步的战略动向，部队完全没有对远征做宣传动员。结果，行军离根据地越远，红军越迷茫，士气明显下降。等到局势不再允许和二、六军团汇合，短期内没有进入老根据地的可能性，连中央军委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了。许多基层干部私下猜测，开始为分散打游击做准备，不愿再参加大兵团作战。若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改变了战略，开始宣传新的运动战方针，让基层单位有了盼头，中央红军最可依赖的士气因素几乎要丢光。

与之类似，四方面军在张国焘自立中央南下后也经历过类似的士气下降阶段，在南下和北上之间犹豫的时候更是出现众多逃兵，许多四方面军将领甚至开始仿效旧军队的军阀作风来控制部队。而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中都非常明确自己的目标，对普通战士也做了政治动员，从湖南走到陕北，兵力几乎没什么损失。再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一度撤销了各单位的政委，对统一战线抗日也缺乏细致的宣传，于是就有走过长征的高级干部以为党放弃了革命目标，不辞而别，回乡种田做生意去了。可见红军的“信念”是一个很符合唯物主义规律的指标，需要明确的目标和细致的政治工作来保证，绝不会是天上落下一道圣光、红军剧团唱几首歌就能在士气上压倒敌人。

当年长征精神的形成，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指导性意义。上个月我幸运地参与了军委政治部网络舆论局组织的长征纪念活动，随“我们的长征在路上”参观团走了七八处军营，和海、陆、空、陆战队和边防官兵都有直接的交流。我惊奇的发现，和十几年前我对军队的印象不同，即便在步兵一线连队中，十八九岁的年轻士兵也远远不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在许多单位甚至不算重要的组成部分。步兵战车上的射手、轮机舱里的修理兵、海防工事的炮手几乎都是服役过两三期以上的士官。海空军单位的士官化程度更深，许多舱位走过去，每过一道门就能看到一个比船长年纪还大的资深士官。生于1981年的我，居然能在基层单位看到许多同龄人，甚至某些士官要让我称一声长辈。

这说明中国军队已经基本完成了职业化转型，十八九岁的义务兵虽然还将长期存在，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主要是充当辅助力量和士官的预备队。除非发生世界级的大战，否则中国未来可能会像美国一样，长期维持一支士官比例过半的职业军队。实际上，2007年的时候，士官数量已经超过了义务兵，现在恐怕要到60%或更高。

就在十几年前，对于大多数军人来说，军营生活还只是青少年阶段的数年插曲，能在部队提干或当士官（志愿兵）固然好，但留不下也无所谓，二十岁出头走出军营，一切事情都可以从头开始，人生往往还更精彩。现在士兵真正成了一个职业，就必须用成年人的眼光来看待军人的心理问题。我和这些士官交流，发现他们和军营外的同龄人差不多，最操心的问题也是职业前途、子女升学、家庭娱乐、父母就医这些琐碎杂事。许多士官家属不足随军标准，抱怨夫妻两地分居；地方转业政策不完美，担心退伍没出路；子女长期不在身边怕教育有偏差，外出驻训时间太长耽误了装修房子等等。过去在新闻上看到类似的矛盾，主角往往是艰苦地区的军官，现在则开始向大多数士兵转移。

而且军营再也不是一个信息上的“无菌区”。基层士兵几乎人人都有智能手机，以至于每天训练前都要由专人收缴。在休息时间，看得出那些只能上军队内部政工网的电脑几乎没人用，但手机游戏、微信朋友圈、八卦新闻和军营外面一样普及。如果政治工作还像当年那样瞄准年轻而单纯的义务兵半大孩子，还把军营当做意识形态上的世外桃源，怕是效果有限。

当然，最近几年调整军人待遇，大幅增加士官的工资福利的政策很受欢迎，把许多业务骨干稳定在军营。但是，人作为高等动物，在饿肚子的时候或许只有一个诉求，吃饱了以后有则会有一百个诉求，涨待遇之后的问题完全可能更复杂。好几名部队的技术骨干曾在交流中表达过相似的问题：

可见仅从经济角度看，涨工资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手段。

这时我们应该回顾一下长征时期的军队思想建设。当年的共产党抛弃了旧统治集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唯上智下愚不移”的过时思路，认定新时代的精神生活属于所有人，认定文盲农民也需要利益、尊严和事业成就感，所以能通过阶级利益做动员，用细致的政治工作在底层社会激发最强的信念和创造性，打造一代成熟理性的革命军人和行政干部，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夺取政治工作主动性的宝贵经验。

今天的基层政工干部面临的挑战更大。他们刚刚走出军校，就要和年龄不比自己小的一批士兵打交道，就要应付21世纪成年人的复杂生活，不可能再用“热血”、“报国”等简单概念来制造战斗力，不可能唱几首红色歌曲就保证士气和忠诚。对此，解放军必须承认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承认军队的平均年龄和阅历在增长，承认军人对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提出了新需求。

在认清现实的前提下，政工干部自己得先融入21世纪的现代化生活，对当前的所有社会现象包括网络思潮都有合理的分析和解释，能从细节上讲清党军队的政治目标，再用细致的工作把军人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宏观政治目标连接起来。这样，一支职业化军队才能继续保有革命时代的信念和勇气，才算是继承了长征的政治遗产。

在全文的最后，我决定还是引用一段曾经被收入中学课本的文字，借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第三篇完）

对长征胜利80周年的总结结束了。如果要做一个“总结之总结”的话，我最想强调的是两个词：“唯物主义”、“科学规律”。

这三篇总结，第一篇从自然地理、国际形势和政府财政的角度分析了红军汇集于陕北的原因，说明历史趋势比决策的偶然性更重要；第二篇抛开以一方面军为中心的视角，分析了各支红军之间的配合，指出红军的团结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政治上坚持阶级立场，组织上积极进行内部磨合，才能不断推进。第三篇采用长征基层官兵的视角，从个人成长的角度讲述红军战斗意志的培养历程。

三篇文章的共同结论其实是同一句话：军队建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抛弃一厢情愿的唯意志论，设计完整的物质-精神套餐。否则的话，在错误的地点建根据地多半守不住，空谈团结必然出现分裂，至于不结合日常生活高喊信仰，则会被成年人嘲笑为小孩子的游戏。现在许多人读革命史，视革命口号为无所不能，说起革命组织就认为纯洁无暇，谈到革命领袖就觉得生而知之。这种唯心主义定性分析不可能从历史中得到任何借鉴，更不可能推动今天的历史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