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对于肯尼迪政府来说，金在伯明翰遭受监禁事件恰好赶上了关于密西西比州选民登记项目的内讧。民权委员会提交了选民登记运动专题报告的初稿之后，伯克.马歇尔给肯尼迪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批驳了报告当中的特定词句。比方说报告声称有黑人在登记队伍中“惨遭恶狗袭击”，马歇尔则指出只有一条狗咬伤了格林伍德的一名布道人，并且补充道：“警犬的使用并未遭到法律禁止。”报告还表示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因为想要获得选举权而经常遭到殴打或者恐吓”，马歇尔则告诉肯尼迪，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些表述所指代的具体案例”，但确实有一位黑人登记工人曾经“遭到了沃尔索尔县登记员的手枪枪托抽打”。这句话不动声色地将遍及全州的选民恐吓行径缩略成为了单一事件。马歇尔还让肯尼迪尽管放宽心，因为司法部“已经针对本案采取了有效措施”。不过他并没有提到这些所谓的有效措施伴随着怎样匪夷所思的限制条件：密西西比州原本打算以扰乱治安罪起诉遭到枪托殴打的约翰.哈迪，只因为联邦政府的阻挠才作罢。这就是马歇尔口中的“有效措施”。不过密西西比州的种族关系现实简直就像卡夫卡小说那样诡异而又压抑，因此就连这点微不足道的举动也堪称大胆，算得上是摆脱疯狂状态的第一步。马歇尔备忘录对于实际情况的刻意粉饰让肯尼迪以为司法部已经惩处了伤人者并且为潜在的黑人选民树立了榜样，尽管事实远非如此。

接下来身在白宫的李.怀特又把马歇尔备忘录的调门调高了几度，将其转变成了针对民权委员会的直接攻击。针对民权委员会的每一项不公正“控告”，他都列举了马歇尔备忘录当中的相应回答，从而得出结论—一该报告的内容完全不负责任。“这份报告含沙射影地指责总统和政府没有为密西西比的局势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举措，”他这样写给肯尼迪总统，“这一论断显然是错误的。”怀特接着向总统暗示道，这份报告有可能给民权委员会本身带来若干“有害影响”，因此总统应当敦促委员会针对相关内容进行删减或修正。有几句暗示几乎就相当于赤裸裸的威胁：这份报告有可能“扼杀延长委员会存在时限的提案，并且还会破坏委员会自身及其个别成员遵循理智的声誉。”

肯尼迪总统召见了委员会的办公室负责人贝尔.伯恩哈德，并且不容分说地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夹杂着嘲讽与怀疑的口吻。他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判断力低下的委员被指派进入委员会，为什么他们居然不理解这份报告“会毒化本来已经相当恶劣的气氛”？总统将怀特的备忘录当成武器，驳斥了民权委员会声称摩西的选民登记频繁遭受暴力袭击的主张。委员会还发现联邦政府正在资助密西西比州的机场建设项目，可是这些筹建机场全都奉行种族隔离制度。肯尼迪告诉伯恩哈德，他本人得到的消息并不是这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明确否认杰克逊的新机场将会配备种族隔离休息室与午餐柜台。

伯恩哈德不希望和总统发生正面冲突，于是用尽各种托词才离开了肯尼迪的办公室。他告诉其他委员们，好消息是总统并没有命令他们撤回专题报告，而且总统的立场完全基于他目前掌握的事实，而委员会恰恰掌握着最过硬的事实。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民权委员会逐渐向司法部亮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之一——一套杰克逊新机场的建筑图纸，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候机楼的午餐餐厅与休息室都分为黑白两套。等到约翰.汉纳主席陪同伯恩啥德来到白宫就这份报告进行最后摊牌的时候，政府官员不得不承认新机场的休息室和午餐柜台确实会施行种族隔离政策，但是联邦政府只会出资赞助机场跑道与控制塔的修建，因此并不算直接支持种族隔离。

进行了一番谦恭有礼的坚持后，汉纳和伯恩哈德自以为赢得了完全胜利。肯尼迪总统没有争辩他们的事实是否正确，也没有命令他们修改特别报告的内容。他仅仅要求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但通过这个缺口，总统布下了一个陷阱，大大抵消了委员会的机场设计图的效力。4月16日星期二，这一天金正在伯明翰监狱奋笔写信，怀亚特.沃克则通知马歇尔伯明翰运动打算后撤到选民登记计划的阵线上。肯尼迪总统也在这一天亲自接见了一批白宫记者，向他们通报了民权委员会特别报告的情况。他特别提醒记者们注意报告的结尾部分：委员会成员“全体一致得出结论：联邦政府必须采取进一步举措才可以阻止密西西比州颠覆宪法的行为。”肯尼迪总统不妨“探索一下他的法律权威”，将联邦开支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的工具。总统强烈暗示记者们这项建议极其不切实际，从而诱使记者们着重关注报告当中最激烈的理念。《纽约时报》报道称：《有人督促总统切断密西西比基建基金》。

白宫助理们分散在记者当中，以确保他们充分领会肯尼迪政府对于这份报告的态度有多么不屑。在政府方面看来，依靠切断资金来惩罚种族暴行不仅不切实际，而且还违反宪法。至于拿着密西西比州杀一儆百的做法更是会让人们觉得类似行径在其他州可以被接受。更糟的是，该提案对密西西比的黑人非常残酷，因为联邦政府做出任何拨款削减，都将连累当地黑人受到最严重的惩罚。各家媒体都深入报道了政府的反对意见，包括最支持民权运动的新闻机构都不例外。争取到舆论支持的肯尼迪总统在三天后波澜不惊地驳回了委员会的报告。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告诉汉纳会长，“据我所知，委员会报告中涉及的事件除去一个孤例之外全都得到了成功解决。”民权委员会提交了彰显自身良知的重大宣言，却被华盛顿方面轰出了门外。他们这才震惊地意识到肯尼迪当局多么擅长操纵公共讨论的基调。

“我需要更多的纸张，”金向克拉伦斯.琼斯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每次琼斯前来探监，都会将金的手写原稿偷偷带出去，又将上一批原稿的打字机誊写版本带进来，好让金进行修改。有时候两人会直接交换文稿，其他时候一位老年黑人模范囚犯则会秘密给他们打掩护。琼斯对于这样的例行偷运十分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些文稿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仅仅是在朝着一帮无关轻重的白人牧师们空费口舌而已。不过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写信对金有好处，至少能维持他的心智健康。琼斯后来回忆道：“我认为他有资格写信——要知道，他可是整天关在监狱里没事干。但求主怜悯，我认为他当时根本分不清轻重缓急。”探监的时候琼斯只得见缝插针地从金的口中抢出几条实务决策意见。比方说金下令加斯顿汽车旅馆赶走何西亚.威廉姆斯。收到金的求助之后，威廉姆斯从萨凡纳开车带来了一群帮手，这些人在汽车旅馆的住宿费用都由领导大会来承担。沃克觉得这批人不仅耗资不菲，而且还很碍眼，因为来自伯明翰以外的工作人员要远远多于每天进入监狱的伯明翰志愿者。金也同意沃克的看法。

金的这封长信最终达到了二十页的篇幅，信件的后半部分内容是两项坦白。金一开始正式谴责了白人牧师的种种缺点，就好像身处布道台一般。“我听说南方很多位宗教领袖呼吁他们的信众遵从种族隔离决策，因为这是法律规定，但是我一直渴望听到白人牧师这样说：‘遵照这条法令吧，因为融合在道义上是正确的，黑人是你的弟兄。’”随着他继续探讨一贯的教会失败主题，他的愤怒慢慢转为了悲叹：“我曾因为教会的放纵而流泪。不过我敢担保，我的眼泪一直是爱之泪。”一位身陷囹圄的囚犯居然会为了阿拉巴马州最受尊敬的神职人员而悲叹，将后者视为迷途羔羊，就连自身信仰当中最明显的信条都看不见。这样的行文笔调着实讽刺至极。

“我一直过于乐观，这一次又是这样，”金补充说道，仿佛期待更好的世界十分荒谬一般。“也许我应该将我的信仰转向内心的精神教会，教会当中的教会，因为这座教会才是真教会，才有资格成为全世界的希望。”即使全美国的高级教士们对于正义事业全都避之不及，丝毫不肯动用自己的权威来伸张正义，金依然不会感到绝望，因为他相信内心教会的力量。内心教会是是一道信仰的奔流，混合着美国立国理念的宗教核心。如果所有人都生来平等，那么所有人就都是兄弟姐妹。这些根本信仰将历史推向了振奋人心的既定结论——宇宙站在正义的一方。“我们将在伯明翰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自由，因为自由正是美国的目标……如果奴隶制难以言说的残酷都无法阻止我们，那么如今这些反对派也注定将会失败。我们将赢得自由，因为我们的要求一呼百应，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神圣传统和上帝的永恒意志。”

就像在布道当中一样，金并没有一味沉浸于天花乱坠的辞藻。他几乎有些漫不经心地提到了卡彭特声明当中感谢伯明翰市政当局低调处理游行示威的内容。“如果您看到了伯明翰监狱当中虐待黑人囚犯的丑陋非人行径，那么我想您肯定不会这么乐意赞扬警察。”金也承认在这次抗议活动期间伯明翰警方的执法手段总体而言还算符合职业规范，但是他又进一步向白人同工们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不应回避的问题：“但是他们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为了维持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金的非暴力理念反复主张用不道德的手段达到道德目的是大错特错的做法，而“用道德的手段达成不道德目的同样也是错误的，甚至更加等而下之。”他引用了T.S.艾略特的文字来加重语气。

接着金又充满深情地恢复了悲叹的口吻：“我希望您们称赞伯明翰黑人静坐抗议者与示威者的崇高勇气，勇于承受痛苦的意愿，以及在残忍挑衅面前令人惊叹的纪律性。总有一天南方会认识到真正的英雄人物究竟是谁……总有一天南方会知道，被剥夺继承权的上帝之子之所以在午餐柜台旁边坐下，为的是高举美国梦的精华以及犹太-基督教传承当中最神圣的价值，从而让整个国家回到当年开国元勋们奋力挖掘的民主深井旁边。”

夜深了，疲惫不堪的秘书威利.玻尔.麦基（Willie Pearl Mackey）毫不夸张地趴在打字机上睡着了。怀亚特.沃克叫不醒她，于是就把她搁在另一张椅子上，自己在打字机前坐了下来。沃克历来是个非常讲究上下级关系的人，只有最罕见的紧急情况才有可能迫使他亲手处理文书工作。但这一次沃克却亲手敲完了这篇文稿。在他看来，金的公开信精妙地融合了新约的恩典与旧约的怒火，他实在无法放着这篇文章过夜不管。在全文的结尾，金有意识地发挥了这种混合文风的效力。“如果我在这封信中夸大了事实，或者让您们觉得急躁无理，那么我恳请您们宽恕我。如果我在这封信中淡化了事实，或者让您们觉得我并不急于促成人与人之间完全彻底的兄弟情谊，那么我恳请上帝宽恕我。”

这封《伯明翰监狱来信》并没有立刻收获很多喝彩。尽管怀亚特.沃克非常努力地试图吸引外界注意。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封信始终都只是一封私信而已。信中的甘地主义主题的确打动了詹姆斯.劳森的联络人，他们愿意把这封信刊登在6月出版的《教友》杂志上，但是普通记者并没有看出这封信有什么新鲜之处。这封信乍一看去似乎只是金的又一篇冗长布道词而已。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无论在白人还是黑人新闻界都没有人提及这封信。事后看来似乎是金用笔杆子拯救了伯明翰运动，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伯明翰运动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转折以后，金的这封信才从充满急切希望的无声呐喊摇身一变成为了宣扬道德胜利的著名宣言。

这样的未来对于眼下的怀亚特.沃克来说可谓远水不解近渴。随着事先的高涨期待一天天落空，他那一板一眼的实务天赋正在一点点被现实碾碎。过去十年以来，金遭受的肉体迫害第一次没能引起旋风般的政治压力。肯尼迪政府拐弯抹角地应对的柯瑞塔的举动，之后选择保持沉默。政府官员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就算非得表态的时候也至多只肯保持中立，还在私下里批评他的运动非常讨厌。金在监狱里呆了四天后，沃克默认，金的名字已经失去了一定的象征力量。在一封写给伯克.马歇尔的信中，他通知司法部，自此以后的伯明翰运动“将会把此前积累下来的热情引导向选民登记方面”。虽然沃克尽可能地摆出了一副漫不经心的做派，将这一战略转移称作“运动第二阶段”，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他这是放弃了通过协同一致的直接行动在伯明翰打破种族隔离的庄严决心。沃克之所以给马歇尔通报消息，为的是能够效仿奥尔巴尼的先例从伯明翰撤退，同时也是向肯尼迪团队发出了求救信号：金迫切需要政府方面的支持，以至于不惜采取对方更看好的运动方向。

卡彭特主教在书房里看完了金的长信。他把那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转向副主教乔治.默里，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所以说想做事就必然遭受指责，”他说，“而且还是同时来自正反双方的指责。乔治，你必须忍受这一点。”卡彭特感到非常委屈，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尽心尽力地推动种族关系向前进步，但是这番好心却被金当成了歹意。如此激烈的情绪冲击让他像他的曾祖父一样变成了一位更强硬的邦联支持者。

金的这封信瞄准了美国政治与宗教文化的痛处。自1441年起，教会就一直是黑人政治的核心。航海家亨利王子在这一年从非洲亚撒哈拉地区带回了有史可考的第一群共计十名黑奴，并将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了尤金四世教皇。四百年后，美国两个最大的新教教会之所以分道扬镳，并不是因为神学方面的学术分歧——尽管这方面的分歧确实不少——而是因为双方在一则实务问题上争执不下：两位来自佐治亚州的蓄奴布道人在教会当中究竟应当得到怎样的个人尊重。北方人质疑这两人的基督徒资质，气得南方浸信会与卫理会教徒脱离了教会自立山头。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期间，萨凡纳的著名牧师C.C.琼斯试图阻挡住长老会内部的类似分裂。奴隶制在个人层面的影响始终令他坐立不安（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样写道：“究竟需要役使多少双手、剥夺多少人的一切，才能给我生活提供种种便利呢？我平时想到这一点的次数又有多么频繁呢？有多少头脑乃至多少灵魂要永远为了这个目的而凋零枯萎呢？！”）他毕生都致力于这个争议话题：基督徒的第一责任就是让黑人也享受到基督教带来的福祉。他深信“只要能救赎一个黑人的灵魂，就足以抵消捕奴、运奴以及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居住在我们当中所带来的全部痛苦和灾难。”琼斯从多切斯特的清教徒会众起步，开始面向黑奴传教。他一手养育了最初尚在襁褓当中的黑人教会。不料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却用一番鞭辟入骨的批判给了他迎头一击。“哎呀，真是躲得有水平！愿小偷高兴，强盗歌唱，奸夫淫妇热烈鼓掌。”道格拉斯深入揭批了琼斯在邪恶的蓄奴体系与讲良心的基督徒奴隶主之间划分界限的标志性论述，他坚持认为奴隶制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美国社会觉得这个体系还算体面，而这个体系之所以还算体面则是因为琼斯这样的伪君子被美国社会错误地当成了具有绅士风度的基督徒体面人。琼斯用愤怒的蔑视来捍卫他的毕生使命，痛斥废奴主义者都是“最恶劣的狂热份子，悖逆了一切基于人性与神性的律法”。当南方长老会终于在内战期间分裂之后，琼斯还呼吁教会采取面向奴隶的宗教指令作为最高纲领。

一百年后，金给琼斯的曾孙子C.C.琼斯.卡彭特主教写信之时，宗教体面仍然是让金怒火难耐的关键问题。卡彭特主教是批判黑人示威的报纸文章的首倡者与第一署名人，他亲手将文稿送到了伯明翰报社，并且不遗余力地阻止了各种断章取义或者编辑修改的做法。爆炸一般的种族关系紧张让这篇文章的每个字眼都显得格外严峻，更何况卡彭特还是美国圣公会的资深主教而。在种族隔离方面，他是一位思考深入的批评家，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至交好友威尔.斯嘉利主教（Will Scarlett）终身保持通信，后者经常恳求卡彭特利用自己的崇高声望来反对种族隔离*。然而卡彭特只需要挑拣出他与金在计划或者侧重方面的最微小区别，就足以让他那沉甸甸的名声成为示威运动的障碍。金试图挑动一场革命来掀翻这副惯性的重担。卡彭特指责金的理由是抗议活动缺乏基督徒的体面，却没有意识到金正打算掀起一场针锋相对的风暴，专门针对基督教教士的体面心态开刀，而卡朋特本人更是首当其冲。

克拉伦斯.琼斯每次前来探监都会设法将报纸偷偷带给金，金也总会飞快地阅读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这些新闻让他极度失望，特别是因为各类朋友和敌人正混杂在一起使用着几乎可以互换的批评短语。金本来也可以给很多人写一封《伯明翰监狱来信》——收信人可以是鲍特韦尔市长、伯克.马歇尔、A.G.加斯顿或者是《伯明翰新闻报》与《纽约时报》。然而当他看到4月13日《伯明翰新闻报》第二版后，就将世俗目标全都抛在了一边。这幅版面上刊登了他和阿博纳西在耶稣受难日游行到监狱的两张照片，照片下方的新闻标题则是《白人教士敦促当地黑人退出游行示威》。这些白人同工们首先攻击伯明翰示威活动“不明智且不合时宜”，还赞扬新闻媒体和警方“在处理示威活动时态度冷静”，然后又援引宗教权威来反对公民不服从。“正如我们从前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宗教和政治传统不认可仇恨和暴力’。我们还曾经指出，煽动仇恨和暴力的行为无论在操作层面上多么和平，都无法促进当地问题的解决。我们并不认为极端措施在伯明翰得到正当化的日子算得上是充满新希望的日子。”

这篇共有十三个段落的文章深深刺痛了金。他在自己选择的阵地上遭到了责难，并且发难的人还是自由派牧师，其中大部分人都曾经冒着声名扫地的风险批评过华莱士州长当年1月在就职仪式上发表的“种族隔离直到永远”言论。他们属于少数近来同意安德鲁.扬和其他黑人专门用绳索隔大多数白人牧师在举行周日教会活动时都不让黑人进门，只有少数人才会在自家教堂里用绳子圈出一块区域，将安德鲁.扬以及其他黑人信众放进来。这次批评伯明翰运动的几位白人牧师全都这么做过。但在金看来，过去几年来这些白人同工的道德还从没经受过真正的考验，而夏特沃斯在这些年里却遭受过炸弹袭击、持刀袭击乃至逮捕。甚至直到现在他们依然没能站出来仗义执言，反而与禁令与监狱看守站在了同一边；后者限制了金的肉体，前者则贬低了金的精神。这口气金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他坐下来，开始在报纸边缘上写写画画。他的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过去我极少撂下手头工作，专门回应针对我的工作与思想的批评。”

这一周的周二，克拉伦斯.琼斯再次到监狱中探望金，此时金已经信笔写满了报纸上的每一处空白角落。他从衬衫里掏出那张报纸，把琼斯吓了一跳。“我写了封信，需要你想尽办法弄出去，”他告诉琼斯。这封“信”看上去字迹潦草，措辞晦涩，宛如天书，围绕在灭虫广告和园艺俱乐部新闻周围。琼斯一开始还觉得这个意外干扰了他办正事。他带来了一大堆紧急公务需要金来处理，包括金即将面对的刑事审判，经费问题，贝拉方特和肯尼迪的报告，沃克搜集到的关于运动的许多怨言，等等。但是现在金根本没心思料理这些俗务。在这次探视的大部分时间里，金都忙着向不知所措的琼斯讲解如何跟随箭头与连线理顺他这篇文章的段落顺序。“我还没写完呢，”金一边说一边从琼斯那里要了几张便条纸。琼斯把报纸藏在身上，又利用剩余时间问了金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就带着报纸与珍贵的答案离开监狱，回到加斯顿汽车旅馆，其他人都在那里等着金拿主意。

金首先用几段文字回应了认为他的游行示威“不合时宜”的批评。他告诉白人教士们，“时间是中立的，”等待绝不可能必然产生进步，“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利用时间，要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的时机永远都是成熟的。”金很担心“恶人利用时间的效率要比善人更高”，并指出黑人已经为了正义等待了三百多年。“我认为对于那些从没感受过种族隔离之痛的人们来说，等待确实很容易。”然后他写了一个足有三百多个单词的长句子，试图让白人教士们体会一下基于不同情绪的时间感：

“但是当你看到恶徒对你的父母随意施加私刑，一时兴起便溺死你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当你看到充满仇恨的警察诅咒、踢打、虐待甚至杀死你的黑人兄弟姐妹却不受任何惩罚的时候；当你看到你的两千万名黑人兄弟当中的大部分虽然生活在一个富裕社会但却依然受困于密不透风的穷困牢笼的时候；当你试图向六岁的女儿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前往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公共游乐园，但是舌头却突然打结的时候；当她终于明白了儿童乐园不对有色儿童开放，并且因此眼含泪花的时候；当你看到低人一等的压抑云朵开始笼罩她那小小的精神家园，看到她无意识地养成了针对白人的仇视，她那幼小的人格开始扭曲的时候；当你五岁的儿子痛苦地发问：‘爸爸，为什么白人这么恶意地对待有色人种？’而你不得不捏造出一个答案的时候；当你开车横越全国，一夜又一夜只能在汽车后座上凑合过夜，因为没有汽车旅馆放你进门的时候；当写有‘白人’和‘有色’字眼的告示牌日复一日地羞辱着你的时候；当你的名字变成‘黑鬼’，你的中间名变成‘小子’（无论你年龄有多么大），你的姓氏变成了‘那个谁’，你的妻子母亲从来不会被别人尊称为‘夫人’的时候；当你白天饱受折磨，夜晚忧心忡忡，身为黑人的事实迫使你终日小心翼翼，每走一步都害怕失足踏空，心中的恐惧与世间的憎恶不断内外交攻的时候；当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是个无名小卒并且因此而备受煎熬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等待对于我们来说如此困难了。”

金假设了众多场景，并且每次另起一句话的时候往往总会变换语气。他不仅与千百年来的千百万人感同身受，也与出生在某个时刻的特定婴孩心有戚戚。他不仅试图通过黑人的眼睛来看待白人牧师，而且也试图通过白人牧师的眼睛看待黑人——“黑人的心中压抑着许多怨恨与挫折感……所以允许他时常游行一下吧，允许他偶尔踏上祈祷朝圣之旅吧。”。在白人牧师面前他展现了自身的各个侧面，时而是“饱受困扰”的苦难黑人——“当你独自一人连续几天里在狭小的牢房里忍受无聊的时候，除了写长信，胡思乱想以及进行漫长的祷告，还能做些什么呢？”；时而是高台教化的演说家——“任何不义都是对于一切正义的威胁”；时而放低身段真诚请愿——“各位先生，我希望您们能理解一下……”；时而又摆起了宗教大腕的架子——“如果我打算一一回应铺在办公桌上的每一封批评信件，我的秘书们就不用忙别的了”。有时他还会采用教师的口吻：“怎样才能判断法律公正与否呢？……根据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不公正的法律绝非植根于永恒与自然的法则……所有支持种族隔离的法规都是不公正的，因为种族隔离扭曲灵魂，损害人格……请允许我再给出另外一个解释……”此时他又采取了一幅宽宏大度的同学口吻，以求同存异为要务：“您们提出协商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牢牢记得在这个问题上您们各位都曾经采取过意义重大的正确立场。”

金的行文角度逐渐变得越发普世起来，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种族。他一身担负着众多身份，既是卑微的囚犯，又是强大的先知，他是父亲、是饱受纠缠的旅客，也是走投无路的领导者。他所投射出的人格宽广得几乎无懈可击。当他谈到自己案件的核心时，他利用毫不掺假的笔调贴近了触动他怒气的目标——也就是那些极力谴责他却绝口不提他名字的人。接下来的行文几乎等同于纸面上的窃窃私语，他用告解的形式呈现了最严厉的指控：

“我必须实实在在地向我的基督教与犹太教弟兄们坦承两件事。首先我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对白人温和派深感失望。我几乎可以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黑人面对的最大一块绊脚石不是白人公民理事会或三K党，而是将秩序摆在正义之前的白人温和派。消极的和平意味着紧张的缺席，积极的和平意味着正义的出席，白人温和派更喜欢前者而不是后者。他们不断地表示：‘我赞同你们所寻求的目标，但我不赞同你们的各种直接行动。’他们信奉家长统治，认为自己可以给别人追求自由的进程设定时间表……”

在加斯顿汽车旅馆里，怀亚特.沃克正在费力解读金的“鸡爪文”，越是解读他就越发兴奋起来。“这回他总算受够了那些白人布道人了！”沃克大叫道。他一直觉得金这个人过于克制，有时甚至到了忍气吞声的地步。这些年来他一直因此而忿忿不平。可是这一回金却忽然将满腔怒火全都释放了出来，简直令沃克喜不自禁。他知道监狱在早期基督教教会历史当中一直是发动属灵审判的理想舞台——最虔诚的美国人都在内心深处坚信，为了为属灵的原因而遭受迫害是保有信仰的天然代价。早期教会的场景在今天得到了重现。金就像早期基督徒那样奋不顾身地站到了罗马帝国的对立面上，痛斥帝国只懂得仇恨，同时又满心恐惧地攥着尘世间的权柄不肯撒手。为了整理这封信，沃克不惜放下了手头一切事务性工作，口述金的文字直到深夜，让秘书誊写成工整的版式。

4月12日周五晚上，金被捕之后几个小时，詹姆斯.贝弗尔响应他的号召从格林伍德赶到伯明翰，在当晚的弥撒大会上布道。他说他从小到大听够了伯明翰的情况与公牛康纳的生平。他认为伯明翰是一座充满病态的城市，白人的症状是盲目仇恨，黑人的症状是从来不会主动迈向自由。贝弗尔望着布道坛下方的三百多名听众们——他们面带茫然地坐在天然洞穴一样宽敞的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里，活像迷路了一样——并且告诉他们，这么重大的日子就来这么几个人简直少得可怜。他向两位坐在听众中拿着录音装置的白人警探伸出了一根指责的手指。“警察尽管可以参加我们的会议，他们尽管可以把他们的枪、徽章以及袖珍麦克风都带进教堂里来。但如果你想获得自由，他们根本挡不住你们。”

随着贝弗尔按照一贯的狂放风格继续布道，听众们逐渐躁动不安起来。他呼叫道，黑白双方都必须停止无谓的操心（“如果上帝能给蟑螂一口饭吃，那祂也能给黑人一口饭吃。”），睁开双眼接受灵性治疗。他宣称身心健全的形态很容易就能实现。自由就在那里，任你攫取。他引用了耶稣在毕士大池对瘸腿人说的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用这句话做引子，他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用自由来医治自己吧！他呼喊道。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站起来走路，走进弥撒大会，走进法院，走进监狱。警方侦探后来向公牛康纳坦诚说，贝弗尔围绕这个主题“把自己与大会会众推进了如此狂热的境地，以至于我们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是会众们都能听懂。贝弗尔是精神层面的神风特攻队员，目的是解放他们：“黑人三百年来一直坐在这里等死，是时候起身走两步了。”

周一下午，金喜出望外地看到克拉伦斯.琼斯的英俊面孔出现在他的牢房门口。琼斯希望免受伯明翰监狱的敌意，因此穿了一身最考究的纽约律师职业套装。他带来了金最想听到的好消息：“哈利已经筹集了五万美元保释金，”并且贝拉方特已经表态还能提供进一步资助，“无论你们需耍什么”。金后来写到，那几句话“提起了我心中的千斤重担”。这笔资金意味着谁想要出狱都能出来，而且谁也不能因为金决定投身监狱而不是去巡游筹款而指责他失策了。

琼斯还告诉金，贝拉方特和沃克正在组织一场电话加电报宣传攻势，迫使肯尼迪政府为金提供更像样的监狱待遇。到目前为止金仍然孤独地待在他的牢房里，不能打电话，没有床垫床单，晚上只能睡在金属板条上。从怀亚特，沃克那里了解到金的苦境之后，贝拉方特给罗伯特.街尼迪打了电话。据金所知，司法部长强烈反对整场伯明翰活动，更不用说金去坐牢这件事了。并且罗伯特还有进一步的理由感到自己遭到了逼迫，因为他知道金随时都能缴纳保释金离开监狱，换句话说他现在吃的苦头全都纯属自找。按照琼斯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罗伯特对贝拉方特的回应已经非常客气了，尽管言辞简练，但却不乏幽默：“告诉金牧师，我们正在竭尽所能，但我觉得眼下并不是推进监狱改革的最佳时机。”

琼斯离开后，狱卒让金从牢房中出来打了一通付费电话，说现在是时候让他跟妻子通电话了。反复进出监狱的经验让金立刻产生了疑心：看守通常并不会鼓励犯人与家属通话，如此反常的善意十有八九是为了给警方的窃听人员制造机会。电话刚一接通，柯瑞塔就告诉他总统刚刚打来了电话。金没有立刻回答。一方面他很想知道妻子有什么消息要告诉他，另一方面他也很不愿让公牛康纳知道肯尼迪总统打算做什么，于是就岔开话题与大女儿与二儿子闲聊起来。这样避重就轻的态度自然引起了柯瑞塔的警惕。

“你现在正被监视着吗？”她问道。

“是的。”他回答说。

“他们有没有给你规定通话时间限制？”

“不确定，但是他们肯定能听到所有内容，”金直截了当地说，“你说谁给你打过电话了？”

“肯尼迪，”柯瑞塔说，“总统。”

“他直接给你打的电话吗？”

“是的。他告诉我过几分钟你会给我打过来，就在大约三十分钟前。”

这是一条重大消息，很可能足以与肯尼迪总统在1960年大选前那通著名电话相提并论。“赶紧告诉怀亚特，”金做出指示，“现在就去。”

柯瑞塔重述了她和肯尼迪总统的谈话：“他告诉我，昨晚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和你谈过了。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金回答说。他再一次告诉她把肯尼迪的电话内容转告给沃克，好让沃克发布声明。柯瑞塔不太情愿这么做，原因或许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她已经以个人名义向《纽约时报》发表过了声明，而金却希望沃克来处理此事。她一直在电话里补充肯尼迪通话以及罗伯特.肯尼迪早前打来的两通电话的各种细节，而金则不停地要求她把所有这些都告诉沃克。

消息传到伯明翰之后，沃克非常希望白宫的参与能让他趁机宣称伯明翰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全国阶段。但是总统来电在弥撒大会以外引起的反应远没有那么狂热。新闻报道指出，肯尼迪总统并非像1960年那样自动来电，而是回复了柯瑞塔打给白宫总机的紧急电话。这样看来肯尼迪对于金的同情似乎不再那么坚决，因此金的事业看上去似乎也不那么可敬了。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不那么微妙的差异。伯明翰警察局否认联邦调查局特工曾访问过金，也否认肯尼迪总统的影响力可以为金争取到更好的待遇——摩尔警长甚至声称，允许金打电话给妻子是他本人的主意，因为他担心科瑞塔的产后状况。至于大多数报纸则把怀疑集中指向了最缺乏权威的一方，也就是科瑞塔本人。新闻报告倾向于把她描绘为一位焦虑的新妈妈，可能混淆了关于白宫的幻想与现实。尽管她的叙述最接近真相，但还是首当其冲地遭受了各大报纸的慢待。华盛顿《星报》对于她的说辞完全不屑一顾，报纸的头条社论标题是《实在有点假》。

一般性的新闻报道也没有给伯明翰运动说多少好话。《时代周刊》将其称作“不合时宜的抗议……对于太多的伯明翰黑人来说，这座城市即将在种族关系方面取得些许进展，而金的举动无非是在加剧紧张局势。”《华盛顿邮报》社论攻击金的伯明翰策略在“实效性上很可疑……恐怕并非出于实际需要，而是受到了民权运动领导层内斗的驱使”。《纽约时报》一方面贬低了肯尼迪总统与柯瑞塔通电话的重要性，同时又花大篇幅报道了伯克.马歇尔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表示，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在伯明翰采取行动。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对于艾伯特.鲍特韦尔在4月15日宣誓就职伯明翰市长的报道却写得热情洋溢，对于新市长治下伯明翰的前景也抱有不加掩饰的乐观态度。4月15日，也就是克拉伦斯.琼斯去监狱探望金的那天，“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新任市长宣誓就职仪式的气氛“好像野餐会那样轻松愉悦”。“过去十三天以来的抗议呼声”在仪式现场沉寂了下来，转而被“小姑娘们的咯咯笑声”取而代之。黑白双方的伯明翰公民大都期待鲍特韦尔“就算不能终结过去几天来令人担忧的种族关系紧张程度加剧，至少也要缓和一下局面。”《时代周刊》社论宣称作者没想到启蒙运动在“一夜之间”就降临到了伯明翰，而且马丁.路德，金“大概也没预料到这一点。”

对于伯明翰白人读者来说，北方新闻报道的基调总算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这一周的伯明翰当地新闻标题包括《华盛顿自由派反思示威活动是否妥当》以及《伯明翰的新闻报道形象得到改善》。南北双方似乎正在相向而行，将目光投向了美好的未来，对于眼前的局面则采取了含糊其辞的态度。《时代周刊》呼吁“相互尊重和机会平等”，鲍特韦尔市长则呼吁“相互尊重和理解”。这种观点将金与公牛康纳当成了一丘之貉，都是危险的极端分子。

金被捕的当天，世界其他地方还发生了很多同样意义重大但却隐而不彰的事件。在罗马，若望二十三世教皇中断了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一场耶稣受难日仪式，下令从祷文当中去除掉“背信弃义的犹太人”这句话。就在前一天，教皇刚发表了充满愿景的《太平通谕》（Pacem in Terris）。最近教皇一直在采取近乎鲁莽的大胆行动，从而赶在癌细胞杀死自己之前极力在顽固的梵蒂冈官僚机构内部进行普遍改革。

在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陪审团用了不到九十分钟的时间就判定L.沃伦.约翰逊警长不用为他在1961年殴打并射击查理.韦尔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时韦尔是警长车中的囚犯。如此干脆的无罪释放震惊了韦尔的律师C.B.金。他原本以为针对约翰逊的案子铁证如山，就算全白人陪审团也不能翻案，但是无情的事实再一次打了他的脸。于是他要求各位陪审员分别对本案判决结果进行表态。当陪审员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站起来确认判决的时候，旁听席上有几位奥尔巴尼开车来参加为期五天审判的黑人格外注意到了他。奥尔巴尼黑人居住区一共有三家由白人经营的杂货店，史密斯是其中一家的店主。在奥尔巴尼运动时期，这三家店铺一直因为拒绝雇用黑人职员和收银员而遭到纠察线封锁。现在他宣誓声明，约翰逊警长并没有剥夺查理.韦尔的公民权利或对他造成任何需要采取法律行动的伤害。这句话一出口，两股怒火就汇合到一起指向了他。

判决之后过了八天恰逢周六，曾经接受过奥尔巴尼运动锻炼的学生们再次来到卡尔.史密斯的商店门外拉起了纠察线。他们举着惯用的纠察标语牌，敦促店里所有黑人顾客拒绝光顾这家不为黑人提供工作的商店。像往常一样，他们的抗议只持续了一个小时就被劳瑞.普里切特的警察驱散了，还有几个人遭到了逮捕。然而这场短暂的努力却注定要成为民权运动时代成效最显著的一条纠察线。这条纠察线将种族政治推向了极端，将种族政治的影响散播得无远弗届，吸引了无数从来没听说过查理.韦尔或者卡尔.史密斯的人。史密斯担任韦尔案件陪审员一事所点燃的激情差点就毁掉了接下来8月的华盛顿大游行。

曾经在奥尔巴尼运动期间秘密保释了金的B.C.加德纳这一次代表白人使出了第一招应手。他代表史密斯起诉了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指责他们的非法抵制迫使史密斯不得不歇业。与此同时加德纳还联系了当地律师协会以及他在联邦调查局的熟人，初审法官，以及远在华盛顿的伯克.马歇尔。他声称黑人因为史密斯在韦尔对约翰逊一案当中的投票结果而蓄意惩罚他，这样做无异于妨碍司法。这一下子形势突然颠倒了过来——一名白人男性居然沦为了民权运动犯罪行为的牺牲品。此前一直在相互扯皮、相互争执乃至相互拆台的各级执法人员现在突然协调一致起来。周六纠察线事件仅仅过了十天之后，关于这一事件的初步报告就落在了司法部长的办公桌上。“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我们收到了关于有组织黑人抵制白人杂货店的投诉。那名白人店主曾是陪审团中的一员……”伯克.马歇尔这样写信告诉罗伯特.肯尼迪。“看起来这一事件要交由大陪审团处理，大陪审团将会提出控告。有一位被控告的人将会是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者W.G.安德森博士。”

有超过三十位联邦调查局探员被派去询问了很多奥尔巴尼黑人。各级执法人员都看到了施展身手的机会。有人想赢，有人想发泄自己的种族积怨，也有人想彰显法律体系的公平。然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念头：眼前的拉网式清查无疑证明联邦法律体系已经下陷到了贝克镇的水平。对付黑人的时候，司法是通往监狱的水上滑道；支持黑人的时候，司法就变成了充满托词与借口的泥潭。

查尔斯.谢罗德没有旁听哥伦布的审判。在耶稣受难日那天，他带着几个最有前途的奥尔巴尼学生参加了亚特兰大非学委第四次全体大会。尽管去年大规模示威令他失望，他仍然宣布自己决心继续推进奥尔巴尼运动。谢罗德发誓说，为了在逆境与晦暗不明的全国局势当中坚持下去，“我们愿意采摘棉花、擦地板、洗车、擦窗户、看孩子等等，只要能换取食宿就行。”

鲍勃.摩西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讲话。他温和地告诉听众们，格林伍德运动已经陷入了衰退：“我们现在不需要五百人从事基层工作，而是需要五千人。”然后他谈起了自己在抑郁状态当中透彻考虑过的自我批判抽象理念。摩西相信黑人必须追求普遍投票权——这一信念日后将会催生非学委的“一人一票”运动——而且他们还必须意识到，在三角洲地区争取普遍投票权也就意味着向当地白人提出一项全国其他地区的白人都不需考虑的要求：“本地黑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如白人，但数量却超过白人，因此允许黑人投票将会对当地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黑人选票都主要作用于黑人群体内部。黑人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但他们所选的领导人并不能管理数量较少但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白人精英。在三角洲地区情况则截然相反。我一点也不认为这个国家目前有能力或者有意向将普遍投票权强行灌输给三角洲的白人。而且强行灌输是必须的，因为当地白人早已下定了不让普遍投票权成为现实的决心。”

摩西毫不留情地细数着扼杀普遍投票权的各种困难。在他的口中，选民登记项目的敌人似乎从无知的红脖子白人农民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政治力量，民权运动的目的也从源自基督教理念的启蒙——教育人们秉承慈善与公平的原则——转向了政治革命。虽然摩西看不到实现普遍投票权的路径，但是他依然不会就此放弃，因为实现普遍投票权绝对很有必要。在他看来，只要他们将斗争目标下调哪怕一点点，都会将大量南方黑人排除在外，种族政治关系也不会受到触动，这样一来运动就算取得胜利也至多只能争取到一点象征性的特权。摩西警告非学委当中的直接行动拥护者们，“要当心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最终只会有益于“黑人小资产阶级”。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肯定想着金的伯明翰攻势。

这次亚特兰大会议共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参加，会场间歇性地爆发着紧张与困惑的情绪。在有些研讨会上，参与者合唱起了阳光乐观的自由之歌；在其他研讨会上，参与者则纷纷讲述了遭遇殴打、隔离与恐惧的各自经历，到最后全都忍不住哭叫怒吼起来。有些学生不顾长期培养的非暴力平和风度，抄起椅子就扔了出去，还有个学生甚至一拳打烂了一扇窗户。虽然有许多人赞成非学委应该像福曼所说的那样“挑战国家的政治体制”，但是也有不少其他人哀叹非学委丧失了朴素的本质。例如非学委这样的志愿组织之所以得以存在，靠得是全体成员的开诚布公与自我揭批。非学委的学生们总会催促彼此将自己的思想根源挖得再深一点。如此深入的剖析让他们逐渐意识到，在种族情谊共同愿景的背后，非学委其实是一个人员组成极为多样的集体，既有虔信圣徒也有社会青年，既有知识分子也有逃亡农民。尽管他们全都摆脱了社会常规的羁绊，但是彼此之间的文化与种族差异却依然迫使他们在相互交流时小心翼翼。许多非学委领导人刚刚投身民权运动的时候都曾经信心饱满地认定，自己心中闪亮的理想主义足以匡扶外部世界，可是现在就连他们自己的身份都做不到固守不变了。

查尔斯.谢罗德走出位于甘蒙神学院的会场，来到庭院里抓住了一棵树。突然他心中没来由地充满了对于自身的憎恶。他憎恨自己双臂的深色皮肤，厌恶自己满头卷曲的头发，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恶心，包括他说话的口音。羞愧活活噬咬着他。他甚至为了自己的母亲而感到羞愧。就在这一刻，他再次沦为了偷看完美白人世界、一心念想着白人祖先的流浪苦儿。紧接着他又因为这份没来由的羞耻心而感到羞愧。他想到这些年来他一直拿着民权运动的惯用套话教导年轻黑人们要勇于接受自我，并且把这些信任他的年轻人送入监狱。现在他却发现自己的信念似乎全然基于空想与虚伪。所有这一切念头让他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污秽不堪。等到谢罗德从这一轮精神崩溃当中恢复过来之后，他只能把这次煎熬比作旧约当中绘声绘色的皈依过程。他感到自己的内心比从前更加强大了，但从此他再也没有不假思索地谈论过采取全新种族态度的问题。

迄今为止，怀亚特.沃克的运动策略只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失望。但是现在他却发现了一项意外之喜：报纸在估计示威参与者人数的时候习惯将现场附近所有黑人全都当成示威参与者。记者不仅会将游行人员与纠察队队员算进去，就连路边的看客也不放过，这样一来反而助长了抗议运动的声势。新闻业的这一特点让沃克喜出望外。拖沓延迟原本是示威运动的痼疾，可是按照报纸的报道方式，这个缺陷反而成了优点，因为沃克有一条与之相对的媒体战略：运动实际举行时间与预计时间相比拖得越久，就越能吸引更多围观者。

这条规则的效力在耶稣受难日当天发挥到了极致。金和阿博纳西终于走出第六大道浸信会教堂宣布游行示威活动开始的时候，距离公示的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小时。大约只有四十名入狱志愿者跟随着他们，因为饱含情感的布道词没能说服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但是在预期路线的两侧，黑人旁观者却越聚越多，一个个兴奋地谈论金是否真打算正面挑战公牛康纳。人们期待了许久，终于见到了金，人群当中登时爆发出一阵庆祝与鼓励的喊声。游行者沿着几条街区的人行道不断前行，路边的喊声也越来越大。按照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的报道口径，等到前进队伍碰上警察封锁的时候，“已经有超过一千名喊叫歌唱的黑人加入了示威队伍。”金领着游行队伍来了个意想不到的转弯，骑着摩托开着警车的警察们赶紧疯狂掉头，穷追不舍的记者和白人行人紧随其后。警察重新沿着金的路线在第五大道布下了另一道封锁阵地，壮观的对抗场景骤然爆发了出来。一名警探没有给出任何警告就从金背后伸手拽住了他的腰带，扯着他脚跟离地，猛地把他推向了囚车。一位骑着摩托车的警官一把抓住了阿博纳西的衬衫，把他推向了同一方向。摄影师们按快门的声音此起彼伏。黑人旁观者看到逮捕的情形，要么愤怒喊叫，要么低头祈祷。他们与游行队伍混杂成为了一体，以至于警官们都不知道究竟应该逮捕谁。最后与金和阿西纳斯一起被捕的人数共有五十二人，其中有些人是不小心闯进了游行队伍，也有些人临时起兴加入了进来。公牛康纳告诉记者们，金既然这么想进监狱，那就让他进监狱好了。

关于金在监狱里的待遇，康纳的看法与普里切特颇有差异。金在伯明翰监狱不能看报纸，也不能穿丝绸睡衣。看守把他关进了隔离牢房，与其他人分开，并拒绝了他打电话或者与律师交谈的请求。金消失在了单独拘禁的“洞穴”当中，不仅接触不到狱友，也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沉寂让他被捕造成的骚动逐渐沦为了记忆。金早已习惯了新闻与情感的强力轰击，如今他却走进了一片昼夜不分的真空地带。一缕缕光线通过牢门上方的空隙洒在牢房里，随着光线一起传进来的只言片语则是他了解伯明翰运动持续危机的唯一线索。

或许是出于未卜先知，又或许是受到了格林伍德事态的启发，金在4月3日B日当天宣布：“他们可能会放疯狗咬我们！”六天后金将注意力转向了没那么大张旗鼓的威胁：他要在一场特别会议上面对一百多名对他抱有怀疑态度的黑人商人。后来根据金的回忆，会议现场的气氛“紧张而又冰冷”，参会人员针对他的运动抛出了一连串批评言论。有些人说他们并不需要外人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些人说金并没有给鲍特韦尔提供一个公道的机会。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更倾向于与当局合作而不是贸然举行危险的抗议示威，谁都不想看到愤怒的警察与戴着手铐的抗议人员。金将自己的口才发挥到了极致，不惜押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要说服这些人。他将自己的全面计划描述得严丝合缝，希望借此说服他们。他承诺杰基.罗宾逊和小萨米.戴维斯这样的名人将会赶来参加运动，希望借此诱惑他们。

金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这样金至少有底气宣称自己说服了黑人商人群体保持中立。 A.G.加斯顿后来就本次会议的内容发布了一份声明，金的支持者声称这是对于本次运动的认可。不过种族隔离主义者同样称赞了加斯顿，白人报纸还刊登了他的呼吁：“全体伯明翰公民应当和谐共进，团结友爱，从而解决我市的问题，并且认可本地的有色人种领导层。”加斯顿的声明没有提到到金与示威活动。金知道自己无法长期影响商人们，有些曾当面称赞他的人正在抱怨说他应该离开伯明翰。他在当晚的弥撒大会上宣布，他决定推迟了亲自坐牢的计划。他希望他自己的监禁能够为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起到火上浇油的功效，而不是沦为这场运动用来苟延残喘的救命稻草。

也就在这一天，一心想要灭了金的阿拉巴马州白人官员在蒙哥马利与华莱士州长秘密谋划起来。他们知道民权阵营的保释金经费并不充足，于是就起草了一份法案，仅在伯明翰将轻罪最高保释金的数额从三百美元提高到两千五百美元。他们还补充了一项决议，宣布伯明翰“已经被外来者入侵，他们企图通过武力和暴力推翻他们可能不喜欢的法律”。将这些措施落实到立法机关之后，白人政客们开始争论最恰当的警力运用战术。公牛康纳和华莱士州长想要派遣一百位人高马大的州骑警组成一支震慑力十足的部队，用来恐吓并击垮黑人游行示威队伍，但伯明翰建制派当中的改良派系——警长、报纸、商业巨头和鲍特韦尔市政当局——更赞同奥尔巴尼警察局局长劳里.普里切特的“天鹅绒拳头”战术。他们都认为任何加剧冲突并使其更加暴力的步骤都会造成反作用。

这些幕后争议浸透了政治算计。公牛康纳刚刚提出诉讼，要求阿拉巴马州的法官们推翻或者推迟执行新的市政宪章。假如他打赢这场官司，近期的市政改革公投与市长改选结果就会失去效力。因此康纳与建制派都想将法官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康纳需要将金的运动激化成为一场种族冲突的火爆大戏，从而趁机将自己塑造成不可或缺的铁腕强人，让人们将他视作当代的石墙杰克逊。建制派则希望无声无息地地将金的运动悄悄捂死，唯此才能确保他们身为体面社会卫士的地位。双方在周二达成了妥协：眼下姑且暂不派遣州骑警，但康纳将会获得一份奥尔巴尼风格的法院命令来禁止黑人举行抗议。这样的禁令要么会削弱抗议运动，要么能为公牛康纳一心想要发动的大规模逮捕提供政治意义更强的目的。

在周三全天，即将落实的法院禁令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伯明翰市政府的公诉律师们正在急忙准备宣誓书。金自然听说了这件事。唯一的好消息是康纳向州法院提出了申请而不是联邦法院，因为他觉得州法院的法官更可靠。这对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禁止令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而不是联邦政府。“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都要勇于牺牲，”金在那晚的弥撒大会上宣讲道。但是眼下的困境让他情绪十分暴躁。他谴责那些不顾抵制运动依然前往市中心购物的人们是“黑人种族的叛徒”。下一个登台演讲的阿博纳西做出了感人的承诺，宣誓要在耶稣受难日坐牢。弥撒大会之后，运动领导人的战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接收着紧急禁令申请进度的报告。威廉.A.詹金斯法官（William A. Jenkins）大约在晚上九点钟签署了相关文件。午夜过后一点钟多一点，一位县治安官走进加斯顿汽车旅馆的餐厅，向运动领导层送达了禁令。这一举动无异于宣战仪式。金在餐厅里与治安官对面而坐，他的两旁分别是阿博纳西和夏特沃斯。金默念着法院命令，一大群记者在摄像头和麦克风后面等待着他的回应。这份禁令的范围十分宽泛。为了维护公共秩序，防止预料的“流血和暴力事件”，詹金斯法官明确下令一百三十三人不能参与或促成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包括“游行、示威、抵制、非法侵入和纠察活动”，甚至就连“通常所谓的跪祷示威”也不允许。金的名字在一百三十三人当中位列第一。

对于三位黑人领袖来说，谴责这项命令公然违反宪法很容易，在第二天宣称他们“不能凭着良心服从这道禁令”而且运动也不会因此停下来相对而言也还不算太难，真正异常困难的是最后一步：设想一个足够可行的运动计划。这项计划必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抗禁令造成的痛苦，并且赋予运动参与者们取得积极成就的期冀。声势浩大的伯明翰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病入膏肓的败相。在过去八天里他们送进监狱的人数还不到一百五十名。相比之下，规模寒酸的奥尔巴尼运动在大规模抗议开始的第一天就向监狱里送进了接近两倍的人数。尽管许多运动支持者都来到加斯顿家的阳台下面，为了三位运动领袖决心在耶稣受难日游行到监狱的承诺而大声欢呼，但是他们当中只有七个人自愿参加4月11日星期四的示威，不到五十人宣誓参加陪同金前往监狱的游行。

第六大道浸信会教堂在周四晚上举行了弥撒大会，但是金却没有参加，借此避免做出进一步的承诺。金老爹赶紧从亚特兰大冲过来救场，代替儿子进行了当晚的布道，总算将这一轮危机应付了过去。此时事态的最新进展似乎预示着他的儿子用不着进监狱了。伯明翰市政当局通知抗议运动的保释金担保人，他已经耗尽了信用限额。换句话说市政府向入狱计划下达了破产通知书。运动组织者再也不能向入狱志愿者们保证他们一定能得到保释了，现在最穷的志愿者可能要面临六个月而不再是六天的监禁。金和他的顾问们围绕这一事态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一直讨论到了深夜。他们能否预先提醒潜在的入狱志愿者们做好思想准备，同时又不至于破坏现有的士气呢？金目前的首要责任是承诺自己要去坐牢吗？还是说他应该作为领导大会唯一一位久经考验的募捐者去巡游全国募集经费呢？如果他采取了后一种举措，运动势头能维持到他返回伯明翰的那一天吗？

“让我们好好想一想，”金不停地说道。但更加活跃的怀亚特.沃克经常在滔滔不绝的讨论期间突然离开会场，去其他房间监督自己的项目。他安排一组志愿者登门递送了一千五百封宣传信件，又让另一组志愿者分发了五万份传单，内容都是支持购物抵制活动。沃克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浸于组织细节当中不可自拔，似乎是在刻意回避运动总体疲软乏力的现实。伯明翰的黑人们正在忙着洗衣服、聊闲天或者打篮球，完全无视抗议运动领导层的全盘计划。沃克的筹谋并没能撬动这座城市。金多次派人叫他回来开会，气得沃克一下子把笔记板摔在了桌子上。“催什么催？我又不会分身术！”他向金喊道。震惊的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等一下，等一下。”

4月12日耶稣受难日的上午，来自协进会纽约分会的律师诺曼.阿玛克（Norman Amaker）向金以及其他二十多名运动领导人进行了局势简报。大家挤在金301房间的客厅力——加斯顿汽车旅馆客厅就只有这个房间够得上套房标准。阿玛克告诉他阿玛克最后表示，无论金决定怎么做，都能在法庭上得到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的支持。金为接下来的讨论设定了阴郁的基调。他说他不想将余生耗费在监狱当中。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相互冲突的义务让他感到茫然无措。虽然他不想让禁令迫使自己食言而肥，就此脱离伯明翰运动，但同时他也不想带领一批新人盲目入狱，更何况现在他还不知道这场运动将如何保释那些已经入狱的人们。他向其他人寻求建议。一阵沉默之后，有人说金不能进监狱，因为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支持，这场运动将会消亡。金老爹建议儿子不要触犯禁令。有位律师大言不惭地夸口说，如果金当真被捕，他就去搞掉这条禁令，从而把金救出来。安德鲁.扬和其他几个人表示，无论金如何做决定他们都将全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夏特沃斯在内，没有任何人建议其他领导代替金入狱。所有人的意志都在愈发消沉下去。金后来回忆道：“就连我们当中最甘心奉献的领导人也被绝望压得不堪重负。”

金没有回复这其中的任何一条建议。当其他人逐渐沉默下来之后，他一言不发地起身走进卧室并且反手关上了屋门。金极其敏锐地意识到，此刻他最亲密的战友形成了最难挪动的负累。在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路通向监狱的深渊，倘若选择这条烈士之路，他的被捕或许真能打动远在白宫的肯尼迪总统以及近在眼前的伯明翰黑人，但是也只有烈士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做胜算很大。另一条路通向新闻发布会，他可以在在发布会上详尽解释为什么很有必要再组织另一场巡回筹款，从而发动一场更加安全的运动。选择这条路同样需要他极力夸大胜算，同时还会在他的心中充满无言的恐惧：或许这里就是终点，身为领袖的他不能拿着追随者当成挡箭牌。几分钟后金走出了卧室。他上身换了一件工作衬衣，下身换了一条卷着裤腿的崭新蓝色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懒汉鞋。这一幕着实让人大受惊吓，房间里的有些人从未见过金穿过深色正装之外的任何服饰，更不用说穿得这么随便了。

刚刚出现在众人面前，金就宣布他要去坐牢，整个房间顿时鸦雀无声。“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说道，“我也不知道钱要从哪里来。但是我必须做出充满信念的行为。”

他转向了阿博纳西。尽管后者发表过要在监狱里度过复活节的演讲，但其实依然打算回到位于西亨特教堂参与教会年历当中最重要的节庆。他在私下里一直对金抱怨说，金比他更容易在缺席状态下安排复活节的敬拜活动。毕竟阿博纳西在西亨特孤身一人，而金身旁永远都有来自父亲的支持。距离复活节眼看只有两天了，到哪里才能找到替代阿博纳西主持复活节活动的牧师呢？这些理由金全都清楚，但他还是向阿博纳西提出了沉甸甸的公开请求。“我知道你想在复活节那天让我出现在你的布道坛上，拉尔夫。但我想让你和我一起进监狱。”

阿博纳西没有回答，金老爹认为眼前的僵局表明这一决议还没有最终拍板。他再次建议他的儿子不要“在这个时候”违反禁令。但是他显然有些底气不足，说完这番话之后又往回找补了一句：他觉得不管自己说什么，他的儿子终归总要自行其是的。

金坚定地宣称他必须参加示威游行活动。“如果我们遵守禁令，那么我们就出局了，”他说。

金老爹的身形明显垮了下来。他在座位上来回扭动，好像要在地上找什么东西似的：“你这套非暴力显然不是我教给你的，一定是从你妈那里学来的。”

“我必须去，”金再次轻声说道。“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去进行游行示威。”

“等一下，”阿博纳西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我看看我能不能跟我的执事联系一下，因为我要在伯明翰监狱度过复活节了。’

阿博纳西让在场的人们再次陷入了沉默。该说的话已经全都说完了。众人合唱了《我们必胜》，然后就离开房间分头行事去了，只留下金老爹守在301房间里。

吉米.特拉维斯中枪事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非学委成员投票决定集中全部人手赶赴格林伍德，从而证明恐怖袭击吓不倒选民登记项目。他们还认定，当地文盲黑人刚刚展现出来的奇迹般的勇气迫切需要公民辅导班的辅助与强化。于是他们求助于塞提玛.克拉克在高地人学校时期的教学合作伙伴柏妮思.罗宾逊（Bernice Robinson），把她也请到了密西西比州。安德鲁.扬认为在密西西比州建立另一个领导大会公民培训中心无异于自杀，因此不批准这项计划*。不过他的确同意让一位新近在切斯特接受过培训并且为塞提玛.克拉克担任助理的阿内尔.庞德（Annell Ponder）来接手吉米.特拉维斯在格林伍德的岗位。她在枪击事件一周内就搬进了特拉维斯原本的住所，此时三角洲的黑人教堂终于向选民登记活动敞开了大门，詹姆斯.贝弗尔很快就拉着第一车格林伍德居民来到了切斯特，他们在一周之内掌握了基本阅读能力，然后又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周的“高级”教师培训。

格林伍德袭击事件在全国各地的黑人报纸头版上爆裂了开来。《纽约时报》刊登了威利.布兰顿发给肯尼迪总统的电报摘录：“这种事决不能再继续得到容忍了。鉴于当前事态，我们今天宣布发动一场集中饱和式的选民登记活动，让勒弗洛尔县的每一位合格黑人都完成登记。”布兰顿还向司法部长以及民权委员会的约翰.汉纳发出了呼吁。他的举动触及了政府内部的痛点。汉纳此前一直在筹备一份关于密西西比州的报告，如今他冒着与罗伯特.肯尼迪公开翻脸的风险加快了筹备进度。罗伯特.肯尼迪派律师来到格林伍德调查当地食品援助遭到中止的详情，他认为这是引发激烈冲突的直接原因。

来自格林伍德的消息不仅震动了肯尼迪政府，还通过不断增长的民权亚文化散布开来。在纽约的咖啡馆里，民谣歌手皮特.西格很快带着鲍勃.迪伦踏上了他第一次通往南方的朝圣之旅。到时候伯明翰和数百个其他城市都将会爆发示威游行活动，但迪伦届时只会在格林伍德的一小群黑人观众面前登台献艺，为大家演唱他的成名曲《飘在风中》。这首歌曲由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唱录音，刚刚登上流行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取代了软绵绵的情歌。

从一开始，勒弗洛尔县的白人当局就公开谴责外界关注。在联邦调查局的压力下，他们以枪击特拉维斯的罪名逮捕了三名在当地颇有名气白人。但是当地白人声势浩大地支持各种民间武装团体，因此这三人的审判遭到了无限期推迟。勒弗洛尔县的官员们依然坚定不移地敌视登记顼目。当地黑人与白人的人数比例大约是三比二，任何接近公平登记的措施都让白人感到芒刺在背。倘若黑人选民登记人数当真提升上去了，最好的情况下黑人选票也会在选举结果摇摆不定时起到决定作用，最糟的情况下战后重建时期黑人干政的幽灵甚至有可能卷土重来。一位白人选民向记者袒露了出于本能的看法：“为了夺取这个国家，我们就连两个月大小的印第安婴儿都敢杀，现在他们居然要我们把这个国家拱手让给黑鬼，简直是扯淡。”

格林伍德的政客一方面刻意迎合白人民间武装团体——因为这些人正是他们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也在极力突出自己对于当地局面的控制力，以免联邦力量插手进来。就算他们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同时达成这两个南辕北辙的目标，因此他们不惜抛出各种伪装，以至于干脆公然颠倒是非。从今往后，颠倒是非将会成为外地人眼中南方种族主义者的金字招牌， 3月6日晚上，萨姆.布洛克与另一位选民登记员工威利.皮科克（Willie Peacock）一起乘车出门，遭到了来自另一辆车的枪击。格林伍德市长查尔斯.桑普森（Charles Sampson）对于这件事的应对方式可谓独树一帜：他不仅谴责了枪击，同时还谴责了黑人，甚至还暗示枪击事件有可能是非学委自导自演的苦肉计，旨在谋求宣传效果。暴力行为在3月份步步升级，桑普森也越发坚持他的阴谋论主张。3月24日，纵火犯焚毁了非学委的办公室*。两夜后，一位老杜威.格林（Dewey Greene, Sr.）在进家门的时候遭到了霰弹枪击。

老杜威.格林是一位健壮的中年裱糊工人，也是登记队伍的一名志愿者。他的儿子已经申请接替詹姆斯.梅瑞狄斯成为第二名报考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学生。格林伍德的黑人都对他很有感情。第二天一早，一大群人聚集在韦斯利礼拜堂门外为他祈福。“我们唱啊唱啊唱啊，”摩西回忆说。最后所有人围成一个大圈，唱起了《我们毕生》，然后摩西发表了演说。“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来，”他说。“昨天晚上的弥撒大会挤满了人。”对于平日里轻声细语的摩西来说，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已经相当慷慨激昂了他向在场的人群宣称，既然大家来都来了，不如趁机一起去县法院进行选民登记，以此为杜威.格林张目。约有一百五十人跟从他前往。

一行人动身之前，詹姆斯.福曼插了进来。他建议大家首先去市政厅门前游行一下，抗议最基本警察保护的缺失。这个主意同样引发了众人的一阵欢呼，领导层则因为福曼的横生事端而陷入了短暂的混乱。摩西认为这次抗议游行应当集中精力推进选民登记，而福曼的建议无异于分散兵力。此外假如大家当真游行来到市政厅门口，格林伍德的白人当局肯定会将这一举动视为挑衅并且加以打击。福尔曼则回答道，人们对于暴力行径的不满必须发泄出来。数百名示威者亟待出发的压力迫使摩西和福曼不得不仓促达成妥协：本次游行的目标依然是县法院，不过要选择一条途径市政厅的路线。示威的消息早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就传播了开来。当游行队伍走近市政厅的时候，桑普森市长与十二名警察早已在门外拉开了架势，其中一名警察紧紧拽着一只德国牧羊犬的狗绳。桑普森朝人群大喊，让他们必须立即回家：“如果你们不听话，我们可就要放狗了。”

摩西喊道他想与警察局长谈一谈，然他没有收到回应，市长只是下令警察们排成一列向前推进。警察冲进游行人群，德国牧羊犬一口就撕烂了摩西的裤管，口子一直开到大腿根上。这条狗接下来又咬伤了游行者马修.休斯（Matthew Hughes）的腿，严重撕裂了肌肉，致使其不得不住院。陷入骚乱的游行队伍开始撤退。有位女性后来回忆，当时有个警察不停喊着“肯尼迪是你的上帝”。领导者们大叫着呼吁大家不要逃跑，他们必须去法院办正事。

摩西领着大家撤回了韦斯利礼拜堂。歌声再次响起。会众们重振了他们的信心，非学委领导人开始帮助人们分批坐上汽车前往法院，来一场不那么容易遭受攻击的登记之旅。然而一路跟过来的警察却先发制人，逮捕了摩西和其他七名他们认定正在三角洲推进登记计划的人员。不久他们就在格林伍德城市监狱中重聚了。福曼在牢房里兴奋地告诉其他人，他将一卷胶卷偷偷交给了自己的同伴，很快全世界都会看到那条龇牙咧嘴的警犬。

这天早上的警方袭击通过电话飞快传播开来，以至于《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当天就赶到了格林伍德。其他全国媒体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他们都凭着直觉认为这个故事意义重大。他们的直觉在第二天得到了回报。这一天警察增加了警犬的数量，还从周围县城调来将近一百名执法人员。一支由四十二名黑人组成的队伍在从法院返回韦斯利礼拜堂的路上遭到了警察的拦截。路边的白人旁观者大喊道：“弄死他们！弄死他们！”一条警犬在五六名摄影师的注视之下跳入游行队伍，将韦斯利礼拜堂的牧师咬得血流如注。一些游行者赶紧把他抬走，其他人则吓得四散而逃。官员们没收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摄像师的胶卷，还威胁了那吃惊的记者们。记者们立刻围住桑普森市长，想知道警方为什么要袭击这些手无寸铁打算回家的黑人。“他们收到了报告说黑鬼们要去爱丽丝咖啡厅静坐，”市长答道。还有一种更有可能的情况：格林伍德警察叫来外地同行充当后备队是为了对抗暴动带来的巨大威胁，结果黑人却根本没有闹暴动的打算，仅仅进行了一场安静的选民登记尝试。当地警察觉得自己遭到了羞辱，因此不肯善罢甘休，非得让黑人们吃点苦头不可。

到了第二天早晨，格林伍德已经成为了新闻快讯的十字路口。接连两天的警犬伤人事件登上了黑白双方周五报纸的头版。《芝加哥卫报》仿照珍珠港事件的报道先例打出两行大字：《密西西比州选民再次被狗袭击——牧师遭到撕咬》。《纽约时报》则较为内敛，头版标题为“警方放狗袭击黑人团体，牧师被咬”，不过这篇文章还搭配了一幅格林伍德警察在狗身后下令的照片。更糟的是，从肯尼迪政府的角度来看，警犬狂奔的照片上方正好是共和党国会领导阶层的合影。共和党正在推进自己的全新一揽子民权立法。纽约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声称，共和党不会在民权领域继续等待来自肯尼迪总统的领导。

对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来说，3月29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星期五。肯尼迪总统想要知道针对密西西比州警犬伤人时间可以采取哪些举措。马歇尔不断地为了达成休战协定而讨价还价。他威胁要通过诉讼来申请联邦禁令，命令格林伍德官员维护准选民所应得的最基本宪法保护。然而他的谈判底气并不太足，因为他也是在诈唬。马歇尔知道诉讼不可能成功，至少在最开始不可能，因为决定诉讼结果的密西西比州联邦法官非常难搞。按照马歇尔此前向罗伯特.肯尼迪的描述，此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即使打赢了这场官司，马歇尔和肯尼迪依然不想让联邦军警承担起触发种族关系革命的责任。这是他们从自由乘车运动与密西西比州那里学来的政治教训。因此他们才会对摩西要求他们提供联邦保护的诉讼冷眼相对。

与此同时，民权委员会又在马歇尔的后方发动了攻击。委员会成员给马歇尔捎话说，他们必须立刻针对密西西比州的问题发布声明。民权委员会此前一直默不作声地听任肯尼迪政府的安排，如今这份顺从却被肯尼迪政府恣意拉扯到了同流合污的可耻地步，六位委员都被这一局面气得怒不可遏。马歇尔施展出了软磨硬泡的全副手段，最终换来了民权委员会的一个承诺：委员们愿意再给总统一个在白宫接见他们的机会，在这次接见之前全体委员将不会采取任何公开行动。“但是从长期来看，委员会里至少有四名成员很不可靠，”当天晚上马歇尔写信给罗伯特.肯尼迪说道。“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不得不面对来自约翰.汉纳（John Hannah）、西奥多.赫斯伯格（Theodore Hesburgh）、欧文.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和罗伯特.斯托（Robert Storey）的辞职。”

整个周末，民权领袖们纷纷涌进了格林伍德，其中有协进会的麦德加.埃弗斯，平等大会的詹姆斯.法默与大卫.丹尼斯，以及非学委的查尔斯.麦克迪尤。周五，威利.布兰顿从亚特兰大飞来，代表摩西、福曼以及其他六位在周五与他们一起出庭受审的非学委选民登记员工。这八个人很快就被判行为不检并且领受了监禁四个月的最高量刑。布兰顿向法庭宣布，他的委托人情愿服从宣判，不再继续上诉。身陷囹圄的八个人成为了向联邦政府施压的发力点，民权阵营希望联邦政府能为格林伍德带来最基本的公平。外界的喧嚣传入了摩西的牢房，各种相互冲撞的力量所具有的潜能让摩西勉强接受了一个他一直不愿承认的观点：合作、法律或者逻辑都不如窘迫与压力更能促使联邦政府做出反应。

4月2日星期二，格林伍德选民登记游行已经连续进行了五天，这一天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也赶了过来。“你们可不知道上个礼拜我坐在纽约市阅读格林伍德的报告时有多么难过，”他在韦斯利礼拜堂门前告诉即将游行的人们。“倘若俄国折腾西柏林的劲头能赶上你们的一半，我们这些人早就赶过去了。”当天格雷戈里三次走到法院，三次被警察强行赶走。作为第一位参与格林伍德游行的全国名人，他把每一场对抗都转变成了表演的机会，他对于眼前局面的评论可谓泼辣大胆，时而近乎疯癫，时而灵光闪现。“快来抢新闻啊！”他向国内的记者喊叫道。“想要参加选民登记的老太太遭到了枪支棍棒的招待！”眼看着警察把黑人推出法庭，他就朝着杂乱的警察队伍挥手示意：“都看看这帮不识字的白人，你看他们像是能通过选民资格测试的样子吗？”之后桑普森市长滔滔不绝宣称黑人具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因此没有资格投票。格雷戈里挤着穿过人行道上的记者，笑容灿烂地打断了市长的话：“市长先生，您昨天晚上吃的是什么药，把满嘴‘黑鬼’都给压下去了？”如此口无遮拦的做派令勒弗洛尔县的黑人大为吃惊，白人官员在格雷戈里面前支支吾吾的样子同样令他们印象深刻。当地黑人全都没见过像他这样满嘴跑火车的人——他们要是胆敢这么说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但格雷戈里的明星气质却好似一身无形的甲胄保护着他。当天晚上他发表了一篇认真热情且颇为幽默的简短讲话，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你们不就是有几条狗么？我们照样走过去！”他喊道，“就算你们牵出大象来，我们照样要走过去！有本事你们把老虎也牵出来，我们还是要走过去！”

格雷戈里为期三天的宣传推动了司法部的进程。第二天一早，约翰.探望了摩西和其他囚犯，此时是他们进入格林伍德监狱的第八天。他宣布他们第二天将要参加联邦法官克洛德.克莱顿的法庭听证会，所有人都必须呈现出最好的一面。多尔打算向法庭要求一项命令，下令让格林伍德官员做到三件事：首先，针对八名非学委领袖的非法干扰投票权指控必须取消；其次，停止骚扰或恐吓想要登记的黑人公民；最后，在法院登记机关提供公正且充分的警力保护。如果当地官员不服从命令，联邦政府必然会向格林伍德派出法警。多尔表示尽管他不认为能从克莱顿法官手下获得这份命令，但是依然有信心在上级法院胜诉。

4月3日星期三，紧张的志愿者们在伯明翰举行了第一场午餐柜台静坐示威。同一天在格林伍德，消防队将消防车停在了通往法院的路上，试图帮助警方镇压选民登记示威队伍。对于大功率消防水龙的恐惧一度迫使行军队伍瘫痪了下来，然后詹姆斯.贝弗尔大胆地走到消防队长面前说：“我们的内心中有一团火苗，但你们不能把它熄灭。”在纽约，迪克.格雷戈里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早版《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他的胳膊被警察扭到了背后。在华盛顿，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格林伍德的故事。有记者询问司法部是否会进一步推动选民登记，肯尼迪回答说司法部已经在格林伍德提出了一项新的投票权诉讼，“应该很快就会召开听证会——可能就是在这周。”总统希望多尔的行动能够表明“当地显然出现了公民权利遭到剥夺的情况，这一点在我看来很明显，但依然需要法院做出裁定。”

在格林伍德监狱，刚刚成为联邦诉讼原告的犯人们都不禁有些飘飘然。他们在早上得到了来自多尔的简报，得知肯尼迪总统本人明确同意当天晚些时候在全国电视上支持他们的诉讼。当天晚上，联邦法警从州政府当局手中接管了他们。看起来胜利似乎更近了一步，然后法警就开始给他们戴上手铐并把他们拦腰绑在一起。尽管他们只是被转移到联邦拘留所去参加第二天的听证会而已，这种待遇对联邦政府的盟友来说似乎还是有些过于苛刻了。几个戴着手铐的学生挖苦地评论道，他们的保护者显然想要博取格林伍德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同情。与往常一样，福曼的反应在某些方面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细致，但在其他方面却又比其他人细致得多。他奋力想要与执法官或者高级法警说话，同时还试图让记者们拍一张非学委的犯人被“联邦锁链”拴起来的公共宣传照片。眼看着福曼一边忍不住满腹盘算、一边又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架势，摩西和其他几个学生只得摇头苦笑。此外福曼也向警长提出了许多正当的抱怨——例如医疗待遇、缺乏毛巾以及监狱伙食的质量：“没有理由不给囚犯提供均衡的饮食。”

监狱政治的讽刺转折对摩西来说微不足道。在密西西比州当局的铁腕之下挣扎了整整两年之后，他终于看见了打开局面的突破口：黑人没有权利就不可能获得自由，没有自由又无法获得权利。他必须设法打破这个悖论。到了第二天早上举行听证会之前，摩西一改往日的安静姿态，在牢房里大声欢呼。他“十分少见地站在监狱围栏后面，独自歌唱，”福曼回忆道。在其他非政治犯的敦促下，摩西开始放声高歌：“你想要你的自由吗？你准备好去坐牢了吗？”甚至他周围的盗贼和流浪汉都把他的歌声当成了希望的启示。然后看守就突然打开了他们的牢门，为他们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消息：格林伍德在预审谈判期间屈服了，他们的判决已经遭到延迟，文件已经签署，他们自由了！八位非学委员工合唱着《我这一点光》走到监狱外面，参加了胜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眼球瞪眼球，对方先眨眼了，”其中一人告诉记者。国务卿拉斯克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夸口用在这里也算恰如其分。

庆祝活动进行了很久，摩西却早早地陷入了忧郁当中。他得知当天法庭并不会针对多尔诉讼的另外两个目标举行听证会：其一是要求当地政府停止骚扰，其次是在格林伍德的选民登记申请人排队的时候为其提供保护。多尔原本打算申请联邦法院命令来确保这两点，现在他却告诉记者，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为诉讼做准备，接着又表示说他认为当下要务是让摩西等人赶紧出狱，而不是一味忙于推进案件进展。最后记者们证实了传言：多尔在华盛顿的上级已将案件搁置到了一边，以此换取八名囚犯的释放。记者们没有意识到联邦政府与当地政府的讨价还价还包括另一项内容：恢复勒弗洛尔县的食品救济活动，联邦政府同意负担在当地分发救济的成本。勒弗洛尔县的领导人因此可以声称他们勇敢地顶住了来自华盛顿的压力，绝不会花费一分钱的当地税款来喂饱那些闹事的黑鬼。实际上他们这是要让联邦政府为了关停食品救济的行为向他们付钱。

多尔来到格林伍德的黑人社区，到处寻找摩西。与其他政府同僚相比，多尔尤其因为充斥民权政治领域的暴行而心如刀绞，因此很想与摩西当面把话说清楚。他十分敬重伯克.马歇尔与罗伯特.肯尼迪，因此完全接受了这两人为了放弃起诉决策而提出的理由：假如联邦政府打算动用自己的权威来支持选民登记，就必须准备好承担无远弗届的警务责任——不只是在勒弗洛尔县，而是在整个南方地区。根据马歇尔的推断，假如联邦政府获取了禁令，那么地方警力很有可能来个一推六二五，彻底放弃维持治安的责任。这样一来联邦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武力介入。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可能不得不来到格林伍德指挥交通，应答火警，以及向以吉米.特拉维斯为代表的一千多名选民登记员工提供安保。

多尔理解肯尼迪和马歇尔想要避免这种局面，但他也知道摩西为了与联邦政府合作付出了多大努力。摩西一直认真遵循政府建议，推进选民登记而不是示威游行，并且精心撰写了关于殴打、枪击以及其他骚扰情况的详细报告，可是华盛顿方面却不愿参与格林伍德的计划，宁肯耍花招脱身。多尔很清楚摩西此时一定倍感失望，但他仍然没有准备好面对摩西脸上的抑郁表情。多尔终于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了摩西。尽管他正置身于庆祝非学委八人组获释的黑人队伍当中，但却与周遭的欢庆气氛格格不入。多尔觉得摩西似乎凭直觉看穿了联邦政府与格林伍德之间的讨价还价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算计，并且因为这套算计有可能对密西西比选民登记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感到绝望。摩西的眼神活像两把锥子，扎得多尔根本无法开口辩解，摩西也很知趣地没有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两人略显麻木地相互道别，从此以后政府官员多尔与心累的求援者摩西之间就平添了一层客套的隔膜。

大量迹象都表明了摩西早已了解的事实：格林伍德运动正在瓦解。迪克.格雷戈里离开了镇子。弥撒大会的规模也萎缩了下去。返回亚特兰大的途中，詹姆斯.福曼在伯明翰驻足，希望能将格林伍德运动发展成为非学委与领导大会的联合项目。他迫切地希望借助这一手来鼓舞萎靡的运动士气。不过怀亚特.沃克却觉得他是个只会登门乞讨的麻烦精，并且毫不客气地把他轰了出去（“如果我割过谁的喉咙，”沃克回忆说，“就是那次。”）。与此同时桑普森市长的明面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派出一辆城际公交车来运送那些确实想参加登记测试的黑人。这一姿态是联邦官员不断催促的结果，他们终于让勒弗洛尔县的政客们相信维持政治控制比炫耀控制力更加重要。县政当局收回了警犬。作为交换，他们保留了源自战后重建时期的特权，也就是有权决定谁符合选民资格。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不知疲惫的勒弗洛尔县登记项目员工带来了一千五百位黑人进行登记测试，其中只有五十人通过。虽然当地黑人居民的数目远远超过白人，登记选民当中黑人与白人的比例却仅仅是三百人对十万人，在选举当中依然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一次克劳德.西顿的同情心压倒了他追求事实的精神。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读者，登记运动的“势头已经回升”，还宣布勒弗洛尔县是民权运动的“主战场”。但这是他从格林伍德发回的最后一篇重要报道。当地新闻素材蒸发殆尽，迫使他在不久后离开了这里。身在亚特兰大的威利.布兰顿怒气冲冲。他并没有把格林伍德运动的突然消亡归咎于密西西比州的抵御能力，而是将马丁.路德.金当成了罪魁祸首。他恨恨地向他的同事们抱怨道，充满嫉妒的金看到密西西比州在没有他领导的情况下依然敢于抓住机会打破种族隔离，就在伯明翰另起炉灶给他们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