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对于霍利斯.沃特金斯和柯蒂斯.海耶斯这两位摩西在麦库姆最早招募的新兵来说，摩西后来又从非学委拉来了十五名成员成为了他们的同事。这些人推行的选民登记项目如今遍及了富饶的三角洲种植园地区，散布在密西西比河和亚祖河支流之间的六个县当中。团体标签对于成员们来说无关紧要，黛安.纳什.贝弗尔为非学委工作，与此同时她的丈夫詹姆斯.贝弗尔则在领导大会领取一份半常规的薪水。其他人对此略感羡慕，但丝毫没有因此而轻视这对夫妻的念头。阿姆齐.穆尔和艾伦.亨利都是协进会的成员，经常作为长辈参加年轻人们举行的夜间会议。

经历了1962年的挫败之后，选民登记项目在1963年的现实目标依然没有超出勉力求生的范畴。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统治阶层已经表明了他们对于黑人投票非常不满，即使很多县城里只有不到5%有资格登记的黑人确实进行了登记。历来对政治危险十分敏感的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为选民登记程序追加了一项条件，要求选民申请人的名字要提前两周在报纸上公示，另一项新法律允许目前的选民对新申请人的“思想品德”进行反对评议。有了这些法条的制约，加上枪击事件以及大门紧闭的教堂，密西西比州没有哪个黑人能够安静地进出登记机构而不被注意。

登记活动只能栖身在一间小小的玻璃房子里面。非学委工作人员一个月只能领到不超过三十美元的经费，还要用这笔钱来支付全部个人开销以及全县试点项目的办公费用。这笔钱的发放时断时续，而且还经常发错地方或者发错人。经费短缺与内部混乱严重限制着运动的一系列运作，并且邮局、电话公司以及所有其他公共设施都控制在敌方手中。登记运动的人力物力都匮乏到了极限，简直令人发噱。 发送消息也是一门艺术；搭趟便车也堪称考验；找到聚会场所更是传奇级别的成就。就算志愿者掌握了交通手段与沟通平台，满心恐惧的黑人居民们也总会把他们拒之门外。只有二十个小佃农出席的会议也堪称规模盛大。 1962年12月，摩西向选民教育项目承认道，“我们在本州任何地方都无法发动大量人员参与选民登记”。他列出了改变当前状况的三个条件：（1）剥夺掉白人公民委员会在密西西比的政治控制权；（2）由司法部采取行动，以确保黑人安全登记；（3）瞻前顾后的文盲黑人集体挺身而出，要求立即拥有投票权。“为了取得突破，这三个条件将很有可能都必须得到满足，”摩西写道。

走投无路的摩西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手段。1月1日，在马丁.路德.金的认可与甘地协会的支持下，摩西来到华盛顿，针对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埃德加.胡佛提起了联邦诉讼。本次诉讼的原告都是非学委的年轻人，除了摩西之外还包括山姆.布洛克、霍利斯.沃特金斯和其他学生。摩西打算寻求一条法院裁决，命令罗伯特与胡佛执行六节联邦法律。根据这六节法律，骚扰或恐吓试图投票的人们是犯罪行为。他们希望依靠判例来打破现有格局。他们希望白人孩子去问父母，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会去逮捕一位司法官或者一位登记员，无论被捕人员是否会被定罪。现行的司法实践仅仅要求联邦调查局特工收集民事诉讼可能会使用得上的相关信息，而这些诉讼未必就一定能在若干年后导致法院命令。摩西希望自己的起诉能够明显改变联邦调查局的执法方式。

摩西认为这场起诉其实是善意的体现，从根本上是为了两位被告着想。这样套说辞要么极其天真，要么言不由衷。他表示本次诉讼“绝不意味着原告对被告抱有任何反感，或者不认同司法部民权司两年来的工作成绩”。相反，原告从字面上接受了司法部关于联邦执法权限限制的免责声明，并且试图向罗伯特和胡佛证明他们两个“拥有大到不可估量的权限”。不出所料，罗伯特.肯尼迪并没有领会摩西的这番好意。他认为这场诉讼威胁到了肯尼迪政府的整体威信，因为诉讼的明确前提就是司法部“系统地拒绝采取行动”。司法部的律师赶紧施展手段，以用意不良的名义阻挡了这次起诉。

与此同时，密西西比州当局也正在越发积极地攻击选民登记项目。这一次他们的手段是切断联邦剩余食品救济在三角洲两个县的供给分配。联合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意识到选民登记运动的核心地带即将迎来一场饥荒，于是向全国范围发出了紧急援助呼吁。起初只有几个特定群体做出了回应——自由乘车运动的资深成员，民权团体成员，开车载着捐赠罐头向南方驶去的学生——但是援助计划还是在寒冬一般的严苛环境当中顽强成长了起来，部分原因在于密西西比州的严峻现实强化了这个州的恶名。此次切断影响了詹姆斯.伊斯特兰参议员的家乡森弗劳尔县，还影响了邻近的勒弗洛尔县，埃米特.提尔在此地遭受了私刑，白人公民理事会一直将总部设在这里。勒弗洛尔县共有两万两千人仰赖联邦食品援助——相当于全县人口的一半，其中绝大部分是黑人，年收入低于五百美元的贫民占到了三分之一。非学委于2月1日举行了第一次重大募捐活动，地点是卡内基音乐厅，主打演员是哈利.贝拉方特与奥尔巴尼自由歌手演唱团。几天后在芝加哥，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宣布，饥民的悲惨故事深深打动了他，因此他决定自掏腰包包机运送七吨食物送往密西西比州。

超过六千名佃农在格林伍德的韦斯利礼拜堂门外排起了长队，希望领取一些救济品。漫长的黑人队列当中夹杂着几名印第安人，彰显着三角洲地带挥之不去的印第安文化遗产（勒弗洛尔县以及县内主要城镇格林伍德都得名于乔克托部落的最后一位大酋长）。即使飞机卡车运来了三十吨救济物资，依然只有七分之一的排队人员能领到奶酪和毛毯。超过90%的排队人员都是文盲。这些赤贫的佃农都是最不可能参加或者通过登记测试的黑人，因此似乎并不是最值得联组委下力气笼络的群体。但是登记活动的进度反正已经非常难看了，之前八个月只有五十名黑人参加了选民资格测试；而且佃农也确实正在三三两两地出现在深夜选民登记会议上。因此联组委决定干脆死马当成活马医。2月11日，共有七十五人前来聆听詹姆斯.贝弗尔的宣讲。按照三角洲地区的标准，这次活动的规模简直可歌可泣。他高唱了几首自由歌曲，然后宣讲了选民登记工作与食品救济被切断之间的关系：“白人已经欺负了你们一辈子了，不要让他们继续欺负你们的孩子。”

第二天远在白宫，密西西比州黑人佃农的痛苦闯入了林肯生日接待会的仪式现场。民权委员会的成员利用他们与肯尼迪总统相处的私人时间向总统表明，他们觉得政府有责任立刻调查密西西比州种族情况。委员会主席约翰.汉纳表示，委员会成立五年来从未针对密西西比州举行过听证会，而这个州远比其他各州更需要各位委员履行他们收集事实与教育公众的职责，这一事实实在令他感到无地自容。汉纳知道他提出了一个敏感话题，因为眼下司法部正在到处游说，不让民权委员会插手密西西比州的事务。总统表示他认为在密西西比州举行听证会没有一点用处，并且还有可能毁掉司法部的逐次县级诉讼的仅有胜算。

关于密西西比州问题的私人争论由一条不同的路线传到了选民教育计划主管威利.布兰顿那里。他已经将选民教育项目一部分补助资金注入了联组委。布兰顿十分震惊地意识到，鲍勃.摩西在正式汇报当中提出要用选民教育项目的资金购买大量食品衣物。布兰顿喝令摩西说清楚，像这样公然违反选民教育项目规则的举动有什么意义。任何一位不算特别脑残的国税局审计师都能从这些汇报当中看出选民教育计划的运作已经超越了免税优惠政策的许可范围。因此他严厉地斥责了摩西，叫对方不要多事。

“我了解，威利，”摩西回答说。“但如果是你面对着排长队的人们又会怎么做呢？”

摩西不顾布兰顿的厉声呵斥，耐心地描述着救济队列的情形。这番软磨硬泡最终还是打动了布兰顿。“好吧，但是别往文件里记录！在汇报当中也不能提！”布兰顿刚刚放下电话就有了别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一直很偏袒密西西比州计划。学生们的工作与其他地方的计划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他地方的成年人运动领导经常为了多大比例的项目资金可以用来支付个人开销而斤斤计较，而且布兰顿去年8月在联组委创立大会散会之后也亲身见识了当地警察的蛮横行径，真切体会到了密西西比州选民登记员工面临着怎样绵绵不绝的威胁。尽管如此，布兰顿在本性上依然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并不会因为感情用事而轻易涉足黑人法律的危险领域。头脑当中负责理性策略的那一面告诉他，罗伊.威尔金斯是正确的——边缘选民登记资金在密西西比州遭到了浪费。布兰顿意识到，他要么必须把更多资金投入密西西比州，要么一分钱也不投入。于是他派遣选民教育项目现场主管兰道夫.布莱克威尔（Randolph Blackwell）前往当地进行考察。

格林伍德的局势早在布莱克威尔到达之前就爆发了。2月20日，非学委的一位志愿者接到一通匿名电话，声称她不会继续在格林伍德工作了，因为当地办公室“已经被人关照过了”。她赶到市中心，发现非学委办公室附近的四家黑人商铺遭到了焚毁。虽然办公室逃过一劫，但当地许多黑人都认为这是有人蓄意纵火，旨在反对登记运动以及救济项目。山姆.布洛克在两天后的一次小型集会上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然后格林伍德警方就以“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罪名逮捕了他。

作为一名非学委的学生，在格林伍德连续参与了九个月的登记计划，布洛克已经在当地养成了坚忍孤僻的名声。他与他的同伴们组成了行止怪异不避危难的新一代虔信徒。火灾当天他向六百多名贫民分发了食物，几个月以来他多次陪同那些打算登记的人们前往法院，还反复承担了官方的报复打击。算上这次，他在格林伍德已经进了七次监狱。他在监狱里度过周末的时候，监狱外面的人们都在交口谈论他的举动。有些人被他纯粹的执着所吸引，其他人则会津津乐道地评论他在小型弥撒大会上的歌唱表演。他首先采用特别欢快的基调演唱了几首呼应式灵歌，唱腔里带有明显的卡利普索切分音。他最近这次被捕在第二周的周一引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百余位格林伍德的黑人居民涌入法院旁听了针对山姆.布洛克的审判。

法官判决布洛克有罪，并且提出如果被告同意停止在非学委会办公室工作、放弃选民登记项目并且离开当地，就可以判处缓刑。“法官大人，”布洛克回答说，“我是不会这么做的。”眼看着他接受了六个月的牢刑与五百美元罚款，旁听人群敬畏地窃窃私语起来。根据记录当天晚上共有二百五十人挤进了格林伍德弥撒大会现场。鲍勃.摩西将布洛克欣然受难的姿态与救济粮活动当成了激励人们争取自由的最佳素材。他告诉大家，自由的底线就是拥有投票权。

集会活动与参与者的情绪相互助推，愈演愈烈。根据摩西的计算，第二天早上共有超过五十位格林伍德最穷的黑人在登记办公室外面列队排开，另外还有一百五十人在办公室关门之前陆续加入进来。登记员用尽了拖延搪塞的手段，仅仅让少数几个人接受了测试，这其中大多数人最终又会遭到拒绝。但几乎所有人都坚守阵地，即使警察让他们回家，他们依然不肯动摇。过去将近一百年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从未采取过如此硬气的姿态，就连想都不曾想过。这番奇景促使摩西在第二天即2月27日给芝加哥的支持者写了一封信。“我们真没想到能闹得这么大，”他老实承认道。“在法院没有发生直接暴力事件，这让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但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

选民教育项目的副主席兰道夫.布莱克威尔恰逢此时来到了三角洲地区，调查当地选民登记项目的前景。2月28日晚上，他在格林伍德非学委办公室举行了会议。布莱克威尔的做派可谓有型有款——他是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社会学教授以及一套经济学与商学教科书的作者，布兰顿之所以聘任他是看中了他的指挥型人格与法律学位——不过他这套一本正经的派头并没能降服面前这些满心兴奋、急需经费的选民登记员工，反倒是年轻人们的激情点燃了他心中兵行险着的冲动。他们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地讨论了各地的登记项目都有哪些需要，一直谈到深夜。这时一位名叫吉米.特拉维斯（Jimmy Travis）的员工打断了会议，警告说三名白人男子正从一辆无牌别克车中监视着办公室。

参会人员立刻做出了演练娴熟的反应。摩西宣布他们最好休会，以免成为过于集中的目标。然后所有人四散回到了各自的县城。布莱克威尔决定护送摩西回家，他的住址位于森弗劳尔县另一头，与会场之间约有四十英里的距离。特拉维斯是一位二十岁非学委学生志愿者，这次他担当了布莱克威尔的司机。早就学会了怎样在密西西比州的道路上开夜车的特拉维斯拉着布莱克威尔和摩西，缓缓地跟随詹姆斯.贝弗尔的车子出了城，密切关注着四周的埋伏以及警察。他在后视镜中看到了那辆可疑的别克，于是停靠在加油站，希望把这辆车让过去。然而那辆汽车却等在了在街对面。于是特拉维斯关掉车头灯，从加油站后面的出口逃进了没有路灯的漆黑辅路上。逃窜了几分钟之后，他终于摆脱了别克车，可也跟丢了贝弗尔。贝弗尔此前已经驶向了位于萧县的临时住所。

特拉维斯回到了82号公路，继续朝着森佛劳尔县的方向驶去。一车人刚刚稍微松了一口气，那辆别克就突然出现在了他们对面，直冲着他们开了过来，然后一个急转弯继续跟在他们身后。特拉维斯面临着令人窒息的选择：他可以加速行驶，试图将别克车甩开；他也可以减速行驶，希望别克车有那么一丁点放过他们径直开走的可能；最后他还可以直接停车，与别克车上的三个人当面顶撞一下。他选择了第二个选项。两辆车一前一后地行驶着，来到了距离格林伍德大约七英里的地方，这时别克终于超了过去。希望与恐惧轮番戳刺着特拉维斯和两名乘客的心，然后他们的车窗玻璃就突然爆裂了开来。

“我中弹了！”特拉维斯哭喊道。他松开方向盘，栽倒在摩西的腿上，车子随即冲出了高速公路。

“踩刹车！”布莱克威尔大叫道，“踩刹车！”摩西一手抓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撑着特拉维斯的身体，一面用脚摸索着踩住了刹车。

摩西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别克车早已经不知去向了。可怕的枪声与刺耳的轮胎摩擦声很快就被碎玻璃嘎吱作响的声音取代了，仿佛每一扇车窗都在扭动着检查自己的伤口一般。前挡风玻璃以及其他窗户全都震碎成了几千片。特拉维斯有两处中枪，一处在肩部，另一处在颈部。摩西与布莱克威尔把他小心翼翼地抬到后座，摩西开着这辆刚刚遭受强行改造的敞篷汽车到处寻找接受黑人贱民的医院。两天后在杰克逊医院，医生从特拉维斯的脖子中取出了一枚点四五口径的子弹。

一场交通罢运活动让伯明翰的这个周三比往常都要安静。那天是4月3日，也就是预计开始民权抗议的“B日”。沃克正在动员他电话清单上的人，号召他们去填补监狱——根据他的统计，他共打电话给三百五十人；但金后来记得是二百五十人——这些人当中共有六十五人履行了承诺。在A.D.金的教堂地下室中，沃克向他们简要叙述了情况，宛如一位即将发动轰炸任务的空军指挥官，还在黑板上勾勒出了人力物力安排的简图。接下来金和詹姆斯.劳森最后重申了非暴力的理念。然后一行人动身前往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与夏特沃斯碰头。教堂坐落在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的对面，穿过公园就是金位于加斯顿汽车旅馆的指挥总部。夏特沃斯已经派遣了两位最彪悍的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人员去申请示威许可。这两人与公牛康纳本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据他们报告说，康纳把他们从办公室里轰了出来，并且咆哮道：“示威是吧？我把你们都示威到监狱里面去！”夏特沃斯亲自向记者们散发了《伯明翰宣言》的印本。“被压迫的人民不能永远忍耐下去，”声明开篇这样写道。“正义缺失、毫无进步的伯明翰要求我们做出道德见证，为我们的社群提供继续存活下去的机会。”

然后这六十五人就正式穿过了常规生活与抗议作乱之间的隔膜。他们分成五队来到了爱情男子餐厅、必兹斯餐厅、克雷斯餐厅、伍尔沃斯餐厅和布里特餐厅的午餐柜台旁边。他们已经做好了遭受逮捕与监禁的思想准备，但是前四家餐厅的服务员全都进行过精心排练，十分娴熟地控制住了局势。他们劝告白人顾客说店里已经打烊，等到白人顾客全都离开之后就将沿街窗帘拉了下来，将不知所措的黑人抗议者们留在店里干坐着。只有布里特餐厅的管理人员叫来了警察，警察用囚车拉走了二十一名示威者。刚刚在第二轮市长选战当中惨败给艾伯特.鲍特韦尔的公牛康纳一直在办公室里生闷气，满心盘算着如何制定一个孤注一掷的计划，不顾选举结果也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得知静坐示威开始的消息后康纳冲出办公室，公开抨击前四家餐厅业主未能配合他的计划来监禁每一位挑战种族隔离的黑人。他重申了他的公众承诺，要“让监狱爆满”。

金也像康纳一样因为受监禁人数太少而感到失望。他原本希望这次抗议运动的开端更加惊心动魄一些，尤其考虑到复活节正在临近。他和助手们都感到在黑人活动家当中涌起了一股惊人的反对态势，他们中许多人更愿意庆祝康纳的失败，却不愿谈论进监狱的安排。在当晚的特殊弥撒大会上，夏特沃斯宣布他将每晚与众人碰面，直到整场运动结束。阿伯纳斯在四百位会众面前针对时间的紧迫性开起了玩笑：“白人能在两周内学会咱们的扭腰舞，但是咱们花了二百年还没学会如何相互适应。你们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他劝导七十五位新的志愿者自告奋勇登上入狱名单，但第二天被他们成功送进监狱的却只有其中四人。一切似乎都出问题了。少数几位一直在关注伯明翰局势的记者对于当前运动的贫瘠成果与金所承诺的针对种族隔离的“全面进攻”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在伯明翰危机的初期障碍当中，影响最严重的障碍或许就是金的形象问题。人们将他视为一名不情不愿并且接连吃败仗的的斗士。自从他撤离奥尔巴尼之后，大致从公众视线当中淡出了八个月，他的名字已经褪色了。他看似一位来自五十年代的象征人物，不自量力地试图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领袖，结果却跌了跟头。

一切都好像在重复从前的情况。金原本打算在第三天亲自去坐牢，但后来又决定留在外面继续巩固运动的内部力量。他投入了艰苦的补救工作，几乎不断地与成群结队的牧师们会面并且向他们说教，回答他们那些充满怀疑甚至怀有敌意的问题。店主们的防御战术对于静坐示威来说十分棘手，因此运动领袖们转而来到市政厅门前举行抗议游行。弗雷德.夏特沃斯在4月6日星期六那天领导了第一场示威，带领四十多人跟他一起被关进了监狱。这还算是个拿得出手的数字。沃克认为尽管抗议运动的脉络不够明确——换句话说针对午餐柜台的静坐抗议与市政厅门前的游行抗议之间没能建立起清楚可见的联系——但是运动本身已经显现出了活力充沛的迹象，足以抵消之前的败相。然而在私人战略会议上，他们依然很难找到足够有威信的布道人跟随夏特沃斯在第二天进监狱。自从1月起，金一直在领导大会内部寻找志愿者，但是只有詹姆斯.劳森甘愿亲赴前线，而他又偏偏不能坐牢，否则非暴力讲习会就没人主持了。于是金只得将目光转向了“火球”史密斯，夏特沃斯在阿拉巴马基督教人权组织的副主席。史密斯绕来绕去地表示自己还身负布道责任，但是金却一句话就刺穿了他的托词：“史密斯，我要你去坐牢。”史密斯极不情愿地同意了。金又让他弟弟A.D.陪同史密斯一道去监狱，然后他招募约翰.波特组织一队布道人，带领第二天的游行队伍前往市政厅。

公牛康纳率领麾下的“冲锋九号”兵团在人行道上当着一大群围观者的面拦住了示威队伍。一位名叫勒罗伊.艾伦（Leroy Allen）的十九岁示威者被眼前一群警犬吓得十分不安，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陶土哨子。两条警犬立刻冲向他，在人行道上将他扑倒在地撕咬起来。工作人员终于拉开了狗，把艾伦同其他二十多位示威者以及三位布道人一起拉上了警车。当天晚上这起警犬伤人事件迅速传遍了伯明翰的黑人社区。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另一则故事讲的则是身着棕枝主日华美长袍的三位布道人如何气宇轩昂地被警察领进监狱。

尽管如此，主动入狱的志愿者仍然很少。虽然沃克十分看重这些鼓舞士气的细节，但是仅凭这些细枝末节还不足以让整场运动摆脱掉一时兴起缺乏后招的表象。与金以往的冒险相比，伯明翰运动陷入了新闻报道匮乏的泥潭。就连当地黑人创办的双周刊《伯明翰世界报》都把金的运动当作令人心烦的流言，根本没有针对示威运动进行任何现场报道。双周刊上的一篇社论甚至还攻击这场直接行动“浪费资源并且毫无价值”，还向当选市长鲍特韦尔寻求安慰。几天后进入伯明翰监狱的示威者已经达到了百余人，这份报刊的头条报道却是罗伊.威尔金斯在肯塔基州的午宴演说。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份报纸的立场并不能让沃克与金感到意外，因为这份报纸是《亚特兰大世界日报》姊妹报，后者的主编C.A.斯科特是以便以谢教会的受托人，此人与金之间的矛盾足以追溯到静坐示威刚刚兴起的时候。

伯明翰运动在其他媒体上面的宣传力度同样不尽人意。金推出C计划的时候，伯明翰刚好充满了乐观主义和政体革新的精神。社论漫画上面即将掌权的全新市政领导层成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摆出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架势。白人报纸把种族隔离主义者连同金一起阻挡在了页面之外，将他们视作改革运动的污点。公牛康纳和其他两位市政专员宣布，他们将拒绝在4月15日离职——这套说辞无异于威胁要以下克上，在伯明翰掀起一场两套市政班子之间的战争——但是各家报纸都拒绝为他们摇旗呐喊，以至于三个人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广告版面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新闻报》倒是几乎有些自豪地刊发了一则短篇新闻，内容是乔治.华莱士州长与弗雷德.夏特沃斯都对于针对静坐示威的“新闻封锁”表示不满。白人报纸以认同的基调传达了当选市长鲍特韦尔对待金的政策：“我呼吁大家，无论白人还是黑人，请冷静地忽视他们如今企图在伯明翰所做的一切。”

尽管金名声在外，伯明翰在种族隔离方面的公共形象也堪比巴士底狱，但是外界观察员却依然忽略了双方的对决。肯尼迪总统没有就这一系列示威活动做出任何陈述，也并未回答问题，因为华盛顿的记者们根本没有询问。政府的唯一举动就是让伯克.马歇尔给金去了一通电话，按照《伯明翰新闻报》出版商的要求呼吁金推迟运动计划。马歇尔告诉沃克，罗伯特.肯尼迪本人反对游行示威活动，认为这不过是一场“不合时宜”的伏击，只能给立志改革但却尚未正式掌权的新任市政府找麻烦。全国级别的出版物也反映了白宫的情绪。《纽约时代》将伯明翰的消息刊登在了最后几版上。这是《纽约时代》首次报道C计划，文章的分段标题包括“种族融合势头放缓”、“静坐与游行示威计划未能实现”以及“游行示威活动并无进展”。金抱怨说他的工作在北方从没遭到过如此负面的新闻评论。

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心情关注伯明翰。古巴灭世危机之后的第一个春天在美国人眼中格外生机盎然，几乎一切体现乐观情绪的文艺作品都能得到大众文化机构的广泛传播。《生活》杂志高调宣扬了政府使用氢弹爆破开掘新港口以及再造第二条巴拿马运河的宏伟规划，还预言迷幻药、佩奥特仙人掌以及其他致幻药剂会很快得到利用，让人们得以“提高生产力与整体工作效率”。对于科技奇迹的敬畏心态颇具感染力，这些奇迹既可以像DNA分子结构的发现那样意义深远——“生命本身的钥匙”——也可以像啤酒易拉罐的问世那样平易近人。年轻的高尔夫球手杰克.尼克劳斯在大师锦标赛上挑战阿诺.帕尔默并且屈居第二。当年4月全美最流行的歌曲是Chiffons合唱团欢快热情的《他真帅》。

待到金的志愿者们终于开始一寸一寸向前挪的时候，新闻界对于民权题材的贫弱胃口早已在其他地方得到了餍足。在密西西比三角洲，非学委的选民登记运动领导层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取得了金殚精竭虑也尚未实现的成果：构建一场能吸引全国关注的运动。他们的工作如此成功，以至于肯尼迪政府关于民权问题的内部消息全都集中在密西西比州而不是伯明翰——即使是在金的追随者开始填补公牛康纳的监狱之后。密西西比州学生们充满梦想的坚毅精神为新闻界编织了一个关于暴力与纯真的诱人故事，吸引着克劳德.西顿等主要记者与鲍勃.摩西一起在格林伍德留了下来。

进行了关于邪恶的布道之后，金又在同一天急忙赶去了伯明翰。夏特沃斯在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的首席助理，尼尔森.“火球”史密斯牧师（Nelson "Fireball' Smith）邀请他来到自己的教堂里布道。市政改革公投获得通过之后的伯明翰在这一周的周二举行了市长选举。按照怀亚特.沃克原本制定的C计划，游行示威活动原本要在市长选举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6日举行。但是伯明翰当地黑人的反对已经迫使这场示威推迟到了3月14日。 之所以要推迟示威，理由是在选举后需要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为接下来的全面斗争做准备，此外还要看看公投是否在伯明翰产生了更为有利的政治气候。经过妥协之后的3月14日距离沃克所谓的复活节前“黄金购物季”正好间隔一个月。假如在购物季发动经济抵制，并且与不断升级的游行示威搭配在一起，必将最大程度地提升在伯明翰打破种族隔离的胜算。

不过3月5日的市长选举并没有产生优势显著的候选人。公牛康纳与竞争对手艾伯特.鲍特韦尔（Albert Boutwell）将会在4月2日再次举行选举。伯明翰政坛只得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继续维持不上不下的局面。于是在金-夏特沃斯联盟内部又有人再次提出了推迟运动的主张。无论黑白的全体伯明翰市民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一项重大决定：是否要就此终结公牛康纳把持伯明翰的时代。康纳不仅是民权运动的死对头，也是伯明翰商会的眼中钉。因此受压迫群体这一次与精英阶层站在了一起。黑人、工会、白人报纸、市政改革派、例如西德尼.斯迈尔这样极其看重公共形象的商人——这些乍一看不搭界的人们心照不宣地组成了反康纳联盟，每一个群体都不由自主地摆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唯恐被盟友们看笑话。在反康纳联盟看来，1963年春天突然变成了在伯明翰发动种族示威的最糟糕时刻。A.G.加斯顿极力反对这场运动。浸信会教士联盟主席J.L．威尔牧师（J. L. Ware）差点就打破了针对金的计划的公共沉默。他在浸信会教士联盟内部提出一项决议，希望联盟警告金远离伯明翰，这项决议差点就得到了通过。黑人领袖的私人意见非常强烈，以至于就连夏特沃斯——他历来认为两位市长候选人只能算是半斤八两，还认为鲍特韦尔不过是个“知道要脸的康纳”——一时间都不敢逆潮流而动。毕竟他现在已经逃离了伯明翰，搬到了辛辛那提居住，在伯明翰当地黑人面前说起话来未免底气不足。

反对推迟计划的人很少，詹姆斯.劳森是其中说话最有分量的一位。自从1月在多尔切斯特度假别墅里开过会之后，他就经常从自己位于孟菲斯的教会来到伯明翰打探虚实，还为夏特沃斯的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举办了若干场非暴力研讨会。劳森的人物就是为了C计划操练人马。此前在纳什维尔等地旷日持久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当中他一直承担着这项任务。他将集会地点选在教堂地下室与私人住宅里面，由怀亚特.沃克负责引见。他在集会上招募新人，说服他们投向非暴力原则，并且教导他们如何从事。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寻找愿意在伯明翰监狱忍受十天监禁的志愿者。刚刚加入研讨会的志愿者全都意气风发，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经受住研讨会安排的实践检验。经过这一关的志愿者们则会签署劳森设计好的非暴力承诺卡。到3月为止，沃克的“监狱文件”当中已经收录了二百张卡片。劳森反对延期，理由是这二百人的意愿和士气才是真正应该指导运动决策的关键，不能让伯明翰政坛的一时风头来干涉运动决策。

沃克也听到有人引用他之前关于复活节销售旺季极端重要的说法来主张推迟运动。现在他们不得不等到4月2日的决定性市长选举之后再动手，而且在选举结束到复活节之间的时间并不足以组织一场成功的运动。此外伯明翰黑人到时候肯定已经将钱全都花光，直到圣诞购物季之前都将会无法组织有效的抵制。综合考虑起来，也许他们应该将运动推迟到1963年底。这些林林总总的评论充分证明了劳森的观点：所有这些反对意见虽然全都声称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但其实无非是恐惧心态的外在流露，而恐惧永远都是遏制大型抗议运动的消极因素。要想推迟一场大型抗议运动，永远都不会缺乏足够好的理由。但是伯明翰的严峻现实却将所有这些消极因素集中在了一起，以至于很可能致使这场运动失去当地黑人领袖的支持，对此金实在无法等闲视之。劳森认为长时间的拖延对士气极为不利。一旦入狱志愿者的队伍因为长期拖延而自行解体，要想把这批人再次聚拢起来必定难上加难。金很认同这个观点。此外他还意识到，支持推迟运动的主张当中也混杂着针对夏特沃斯本人的责难。伯明翰的布道人们正在恣意倾泻他们对于夏特沃斯的反感，骂他是一名不在其位的专权独夫。就连金的身边人也未能免俗。比方说有一位约翰.波特（John Porter），此人是金在德克斯特教会工作时期的助理牧师，也是金的徒弟，金最近刚刚亲自出面为他在伯明翰安排了一座布道坛。但是他却并不支持C计划，还认为夏特沃斯是一位精神状态不甚稳定的独裁者。

发动运动的冲动与推迟运动的压力相互顶牛，以至于裹挟其中的每一位运动组织者也全都脚步踉跄进退不定。3月9日星期六，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了一通杰克.奥德尔和斯坦利.利维森之间充满密语的电话交谈。利维森询问“无名城市当中”的运动是否仍然如期进行。奥德尔回答说是的。然而就在第二天，金亲口告诉利维森，他已决定“将那件事推迟到市长选举之后，因为公牛康纳也要参选。我们觉得如果在那之前采取行动，他很可能利用我们的运动为自己造势拉票。”金还向利维森坦承，还有另一项因素也让他倾向于推迟运动：他认为伯明翰的白人将会“尽一切可能去破坏领导大会的形象。”他特别提到了来自《伯明翰新闻》的攻击，这家报纸指责金雇佣奥尔德这样的美共颠覆份子为自己工作。

监听到这段对话意味着联邦调查局首次意识到金正在预谋一场新运动，于是立刻在调查局内部发布通知，要求尽快查明“金来到伯明翰的目的”。在这一周周日的以便以谢教会，金在布道当中借鉴了弗农.约翰斯在“死后的隔离”布道词当中讲过的乞丐拉萨路与富人达维斯的寓言。第二天他并没有依据惯例前往伯明翰参加弥撒大会，不过夏特沃斯从辛辛那提飞到了伯明翰主持局面。尽管第二轮市长选举即将举行，尽管金也希望暂且按兵不动，但是夏特沃斯依然心心念念地想要立刻发起运动。这天晚上的弥撒大会笼罩着跃跃欲试与逡巡不前相互交织的氛围。“这里再也不会有人管我们叫黑鬼了，”一名发言人信誓旦旦地宣称。不过他立刻又找补了一句：“就算还有人管我们叫黑鬼，后面也得加上‘先生’两个字。”夏特沃斯告诉会众们，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将会保护他们挺过即将到来的危局，不过他并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因为现场有好几名公牛康纳的密探。第二天，怀亚特.沃克和伯明翰领导人继续就推迟运动是否明智进行辩论，直到周五夏特沃斯才终于同意推迟运动。这个决定与他的人设完全背道而驰。此前他满口承诺，气势逼人，大包大揽地宣称自己能够控制伯明翰的全体黑人牧师，现在他写给金和沃克的信件却充满了大段大段语焉不详的空话，以此来掩饰他做出让步的事实，无论做出让步的原因是顶不住同僚施压还是意识到了局面确实很不利。

此时的金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这次要做一件多么大的大事：他必须改变伯明翰，否则伯明翰的过去就将会是他的未来，换句话说他的民权斗争之路将会走到尽头。前方的挑战重大而又艰巨，但是金的明面实力却似乎达不到赢得挑战的最低限度，此外还遭受了一连串的厄运以及多于平时的内部纷争。民权阵营内部各个派系的律师们正在因为C计划将会带来的官司而争执不休。一位心怀不满的前任领导大会工作人员——此人未经许可就擅自使用了领导大会的差旅经费并且在遭到申斥之后主动辞职——公开指责金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出卖给了洛克菲勒州长”。简而言之，金目前诸事不顺，各种纰漏逼得他紧张万分，以至于花费了3月的最后两周对计划进行补救：如果伯明翰运动一败涂地，他将会呼吁外地志愿者涌入伯明翰帮助他填补监狱。金觉得自己万分需要这样一套应急预案，因此不惜远赴华盛顿向值得信赖的朋友们求助，让他们秘密招募一批骨干志愿者暗中待命。沃克在神学院的老朋友沃特.方特罗伊（Walter Fauntroy）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很快就在首都积蓄了一支人数日渐增多的储备军。这份功劳让他在金的心里留下了踏实可靠的印象。

3月27日，金从华盛顿飞回亚特兰大的家中，恰好赶上柯瑞塔临盆。他赶紧将妻子送去医院，迎接他们第四个孩子柏妮丝.艾伯丁的出生——也就是在奥尔巴尼怀上的那个孩子。他在亚特兰大停留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和妻子孩子一同摆姿势，让《黑玉》杂志的记者拍照。然后他在3月29日返回了伯明翰，又在31日飞往纽约参加了一场秘密集会。这次密会一部分是哈里.贝拉方特的主义，还有一部分是利维森的主意。这两人都注意到金习惯于习惯在危机期间来到北方拉拢支持者。他们认为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提前将C计划私下告知这些支持者。这样金会显得更有城府，而支持者也会更加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大戏，因此更有可能回应金的求助。留在伯明翰的怀亚特.沃克很看不起这个计划，认为这是为了取悦名人举办的“捋毛大会”，无非是“一点噱头而已”。但金却丝毫不敢怠慢。他与夏特沃斯、阿博纳西、利维森和克拉伦斯.琼斯一起挤进了贝拉方特的公寓，房间里早已人头攒动了。到场宾客包括安东尼.奎因和弗雷德里克.马奇这两位演员，威廉与洛特.孔斯特勒夫妇，洛克菲勒州长的媒体负责人休.莫罗，《纽约邮报》的詹姆斯.韦克斯勒，以及其他七十多名记者、高官、朋友和陌生人——所有人都宣誓要保密。当晚金在演讲时表现还算正常，但是在夏特沃斯情绪激动地描述伯明翰的各种危机时，金的头部却轻微抽搐起来。贝拉方特认为这是紧张造成的痉挛。他以前还从没看到金流露出紧张的身体表征。

黎明即将来临，除了阿博纳西以外的所有人都已经回家了，这时金终于开始放松了起来。朱莉.贝拉方特拿出了她私藏的夏薇雪莉酒。自从她让金初次品尝了雪利酒之后，金一直开玩笑说他很喜欢这款最有格调的纽约客尤其青睐的睡前饮料。只要他来到贝拉方特家里过夜，朱莉总会拿出这瓶酒来款待他。每次喝完酒之后金都会在商标上画一道横线来标注剩余酒水的多少，下次再来的时候他则会煞有介事地检查一下酒水平面没有低于上次的划线。那天晚上，金一边细细品酒一边取笑他的战友。“我必须确定这次进监狱的人们全都不打鼾，”他一本正经地说道，视线在阿博纳西身上转来转去。

阿博纳西强烈抗议，表示自己从来不打鼾。

金乐得睁大了双眼，“快别瞎扯了，跟你一起坐牢简直就是受刑，”他说道。“白人的折磨手段全都赶不上你。只要他们别让我和你的鼾声呆在一间囚牢里，他们想让我承认什么我都乐意。”

金和阿博纳西开怀大笑，手舞足蹈，直到困意来袭为止，就像当年在蒙哥马利的时候那样。之后两人飞到亚特兰大，金原本想要观看最近实现种族融合的大都会歌剧院巡演，结果却得知戏票早就被抢购一空了。4月2日周二，他带着柯瑞塔和宝宝离开医院回到家里，当天下午他就前往了伯明翰。这一天伯明翰全城的心思都扑在了当天的选举选票计数上，因此金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关注。他投宿进入了加斯顿汽车旅馆，找到了等在那里的怀亚特.沃克。沃克手拿写字夹板，身边带着全套清单——入狱志愿者名单、电话志愿者名单单、交通委员会名单、食品发放明细表，邮件室列表，还有市中心午餐柜台位置的布局图——他在街道地图上标出了前往各处午餐柜台的最佳路线。沃克确切知道一位老人走到麦克罗力参加静坐抗议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比一位青年长多少。然而所有这些堆积成山的清单与计算数据比起一座美国城市的核心身份似乎都渺小得可怜。说到底，C计划并不是什么社会科学准则的产物，并非基于政治风险评估，也与任何形式的理性思考无关，而是朝向冰水池的纵身一跃。

1963年3月初，关于肯尼迪总统任命种族隔离主义法官的争议热度甚高。在3月的最初两个周日，金在以便以谢教会进行了两场布道。面对着他本人的会众，金的布道风格多少有些关起门说私房话的意思。此前金已经从公众视线当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为接下来的伯明翰运动而洗练身心，现在他的布道语气比平常更加固执了。这次他的布道主题是他毕生关注的哲学疑问：人世间邪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他采用了标准的布道素材，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内容是门徒们无法从一个疯子体内中驱走邪灵，他们的信仰由此遭到了动摇。“我们为甚么不能赶出那鬼呢？”他们询问耶稣。

金在布道中做出了这样的回答：邪恶的存在超出了上帝责任，同样也超出了人的能力。他讥笑那些把正义事业留给超自然力量来维护的人们都是一帮伪君子，例如整天坐着凯迪拉克到处招摇的“大牌黑人牧师”以及假装虔诚的胆小鬼，这些人要么贪图舒适，要么固守习惯，总之将良心发出的指令扔到了一边。金一再强调这个主题，展现了驱使他前往伯明翰的激情，不过与之相关的情绪也同样强劲。他告诉会众们，门徒之所以没能驱鬼，是因为邪恶在人性当中扎根太深。一切已知、未知、已经开发或者尚未开发的人类能力都无法触及邪恶的本源。哪怕再来上十几场启蒙运动，将自由理性彰显到极致，哪怕科学进步将人类的一切疯狂梦想变成现实，也依然不足以根除邪恶。在金看来，“人文主义的希望无非是一场空。”

为了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金并没有选取奴隶制、大屠杀或者原子弹之类的常规题材，而是邀请会众们和他一起反躬自省，检视一下成瘾现象。成瘾起初看似平淡无奇，可是却会逐渐滋长，宛如跗骨之蛆一般顽强，直到最后压倒一切良善的意愿。成瘾的邪恶特质不仅坚不可摧，而且甚至还堪称纯净无暇，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但又像牙痛一样入脑入心。“你们当中许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知道与罪孽做斗争是什么滋味。年复一年，你意识到了可怕的罪孽占据了你的生活并且奴役了你。你的奴隶主可能是酒精，可能是心口不一，可能是利己主义，也可能是滥交。随着岁月的流逝，罪孽也越发滋长壮大。你一直都知道罪孽是非自然的外来入侵者，但却无法根据这一事实做出调整。你一直都知道罪孽是错误的，是侵犯了你的生活的非自然外来入侵者。你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会起身驱除邪恶。我知道这是错误的。它毁了我的品格，也让我的家人蒙羞。’最后你终于许下了新年愿望，决定彻底摆脱可鄙的邪恶。可是在新一年里你却依然故我。你是否还记得当时你有多么惊讶与失望呢？尽管你诚心许愿，尽管你赌咒发誓，旧日恶习却纹丝不动。你不禁惊讶地发问道：“我怎么就不能将邪恶驱逐出去呢？”在这绝望的时刻，你决定把你的问题交托给神……然后你意识到邪恶依然与你同在。上帝不会替你驱逐邪恶。”

金极其真诚地表露了他在实务领域之外的热情——他对于邪恶感同身受，以至于不惜自轻自贬，呼吁悔过。金的内心充斥着熊熊燃烧的谦卑感受，这种感受如此低伏卑下，却又比任何人的感知都更加敏锐。这种感受一旦与崇高的正义感相碰撞，就会产生金所特有的复合型激情。他简单明了地为会众们解决了这一矛盾。仅凭上帝或者人类都不足以改变人类本性；人类必须向上帝敞开心扉，让自己成为上帝攻击邪恶的器具。“要想摆脱日积月累的罪恶重负，这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必须允许上帝的能量在我们的灵魂当中得到释放。愿我们今天走出教堂之后全都大有信心。”随着布道进入尾声，金转向了传统神学理论，认为人性与神性必须建立合作关系。就连最粗鄙不文的以便以谢成员都能理解他的论述，就连最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也不会反对他的结论。然而大多数会众依然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浸信会布道。金针对“凯迪拉克牧师”的猛烈抨击彰显了他蓄意挑起争议的可怕决心，他对邪恶的思考则体现了真切的绝望。

为了向会众们传递希望，金并没有选取日常斗争的例子，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千秋不朽的伟人们。他谈到“沙子般的西门如何转变为磐石般的彼得”，“迫害者扫罗如何转变为传道者保罗”，“充满欲望的奥古斯汀成为了圣徒奥古斯汀”。他引用了托尔斯泰短语洗心革面的主张：“好与坏在我心中调换了位置。我以前爱做的那些事现在都不做了，我从前经常去的那些地方现在也再不去了。我从前经常想的想法如今也不会再去想了。”金提到的这几位传说级别的罪人都曾经饱受内心煎熬，也全都将煎熬转化成动力，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奇迹。要说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些人彻底洗心革面，那就是他们身后留下的世界再也不一样了。金本人也想在伯明翰创造历史奇迹，他的布道则显现了他的公共人格与私密人格之间存在着怎样波涛汹涌的冲突。或许他可以倚靠公共人格的非凡功绩与崇高牺牲来救赎私密人格的罪孽。又或许纠缠私密人格的心魔不仅能驱使公众人格拼尽全力，还能在必要时向其施加援手——打压公共人格的傲慢，让他将反对势力视为对手而不是敌人。如果说金也会感到愤怒，那么他的怒火并非指向公牛康纳，甚至就连最恶毒的种族主义者都不能令他动怒，因为还有很多人背负着比他们更加深不可测的罪孽。真正能让金感到怒不可遏的人们是那些事不关己的温和派与闭目塞听的教士，因为这些人拒绝看到金正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从而摆脱一项显眼得令人抓狂、相对而言又比较容易驱逐的罪孽——也就是反对四海一家的兄弟情义。

这就是金的前进方向，但是这个方向不仅算不上清楚明确，而且也带不来多少慰藉。如果某人公开宣称自己毕生都充斥着吞噬身心的罪孽，同时却又被公众抬举上圣徒的宝座，那么这个人必然做不到心安理得，而且此人的人生轨迹也会迫使金对于邪恶的根本理念陷入悖论。按照十九世纪辩证学家的论辩方式，金似乎彻底颠覆了尼布尔的主张。按照他的论述，存在于个人内心当中的邪恶远比社会层面的不公正更加棘手。如果就连金这样的罪人都能在伯明翰创造一场公众道德奇迹，那么人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尼布尔的著作《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呢？尼布尔神学又将会何去何从呢。以便以谢的会众们总能看穿这些浑浊的泥沼。布道结束时的金看上去心情郁闷，几乎有些魂不守舍，离开布道现场的会众们则纷纷为了自家牧师力量感十足的宏论而摇头叹息。大家都觉得金是一个“被上帝搅乱了心神”的人，随时都有可能撼动整个白人世界。

2月8日，金还在牙买加度假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负责国内安全部门的J.沃尔特.耶格利（J. Walter Yeagley）向胡佛呈交了一份备忘录，把胡佛吓了一跳。备忘录表示国内安全部门希望针对斯坦利.利维森是某颠覆组织成员一事进行刑事起诉。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建议，因为司法部长久以来一直以宪法为依据严格限制以“成员身份”为罪名提起诉讼。这种罪名曾经是《史密斯法案》的惯常目标。这项法案促成了四十年代晚期的一系列共产党人公审，并且让赫伯特.菲尔伯里克（“我过的是三面人生”）作为联邦调查局线人而名扬全国。自从1956年以来，《史密斯法案》起诉就几乎销声匿迹了。这一年，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布劳内尔规定，假如没有证据表明目标人物正在按照“暴力革命的实际计划”采取行动，那么司法部就不会对此人提出起诉。根据1950年的麦卡伦法案，司法部通常只会针对那些明明是全国级别美共干部却没有注册的人们提出诉讼。尽管就算根据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描述利维森也依然不符合以上两条标准的任何一条，然而耶格利却认为他是一名危险的美共爪牙，就像胡佛在保密文件当中一再主张的那样，因此司法部应该做好放弃限制的准备。如果能够通过起诉和审判干掉利维森——哪怕不能让他直接进监狱——那么司法部承担一点政治压力也是很值得的。在他的备忘录中，耶格利要求胡佛出示一份“当前的起诉总结报告”。

在联邦调查局，尽管胡佛和迪洛克在1月差点就要与金正式宣战，耶格利的倡议仍然非常不受欢迎。因为他的做法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将不得不主动证明自己针对利维森的指控确有实据。当然联邦调查局也可以推卸掉举证责任，承认所有针对利维森的指控都仅仅来自蔡尔兹兄弟（Childs brothers），不过这样一来胡佛就不得不让这两位重要线人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质询。这两种前景对于胡佛来说都没有多少吸引力。胡佛更喜欢从事政治情报工作而不是亲自执法，因为执法意味着严格限制与各种风险，而政治情报工作的活动余地则要大得多。胡佛迫切想要另找出路，于是命令纽约办事处的情报人员另外找寻几位可能指证利维森的线人。手忙脚乱的特工们地询问了手下最能爆料的十四位线人，却发现没有一人见过利维森的姓名或照片。他们只得告诉胡佛这都是无用功。怀揣着最后的希望，胡佛命令罗德岛的特工去询问一位路易.布登兹（Louis Budenz）。此人曾在四十年代与莫里斯.蔡尔兹一同在《工人日报》工作。他与菲尔布里克堪称是史密斯法案审判当中最出名的一对头号证人。然而就连他也不认识利维森。

于是胡佛再一次开启了间谍专用的逃生门：之所以没有次一级证据指证利维森，恰恰说明了利维森的工作极其机密，甚至就连一般的美共办事人员都不知道。2月12日，肯尼迪总统举办林肯生日接待会的当天，胡佛写信给耶格利，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可能不会提供有关利维森的“起诉摘要”，因为这些信息来自“身份极为敏感的线人，此人不能接受审问或出庭作证”。这句话无疑是赤裸裸的诈唬，显然胡佛已经使出了压箱底的招数。耶格利可以选择退避，也可以直接抗议皇帝没穿衣服。面对J.埃德加.胡佛的熏天权势，耶格利选择了退避。针对利维森与金的调查依然属于政治情报的范畴，正合胡佛的心意。此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关于取证工作徒劳无益的内部报告被束之高阁，上面标志着“禁止宣传”。

在白宫这边，肯尼迪夫妇的派对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然后总统就在楼上生活区的拥挤人群中看到了小萨米.戴维斯。肯尼迪大吃一惊——按照李.怀特一年后的说法，总统当时“绝对吓得毛发倒竖”。就个人层面而言，总统并不讨厌戴维斯。事实上他也曾经在弗兰克.辛纳屈以及彼得.劳福德的陪同下与戴维斯有过交往，但那是在加州而不是在白宫。作为美国最有名的跨种族夫妻当中的丈夫，戴维斯注定会吸引等在楼下的新闻摄影师军团的集中关注，正是这一点最让总统感到坐立不安。肯尼迪担心他和戴维斯夫妇的合影将会为政敌们提供抹黑他的致命素材。此外作为一名颇具天赋的新闻观察员，他还意识到到萨米.戴维斯在白宫的照片将会极大地吸引新闻界的兴趣，从而刺破皮埃尔.塞林格围绕招待会精心构建的媒体静默屏障。

肯尼迪将助理们挨个拽进白宫各处的小房间里，想要知道小萨米.戴维斯究竟是如何通过大门的。这一点其实都是路易斯.马丁的功劳。在招待会筹备阶段，戴维斯的名字从宾客名单当中消失了好几次，而马丁则会锲而不舍地将他的名字反复添加回去。不过包括马丁在内的全体助理面对总统的质问都采取了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态度，认为肯定是哪一步筛选程序不知道出了什么纰漏。最后总统终于压抑住了情绪，开始着手处理实际问题：如何不让戴维斯出现在照片上，同时还不能惹他生气或者吸引新闻界的兴趣。助理们暗中商量对策，肯尼迪则继续迎接宾客。助理们想出了一招，让肯尼迪夫人赶在摄影记者获准进入白宫之间把戴维斯拉到一旁进行私下谈话。但是肯尼迪夫人接到指示之后没多久，恐慌的消息就蔓延了开来：肯尼迪夫人认为这项计划十分可恶，要么冒犯了她本人，要么违背了白宫的待客之道，要么侮辱了戴维斯或者戴维斯夫人——助理们也不确定她到底为什么生气，反正第一夫人拒绝下楼帮忙。肯尼迪总统本人不得不跑回楼上抚慰妻子。

对于李.怀特、路易斯.马丁以及其他总统助理来说，总统因为戴维斯到场而骤然爆发的愤怒确实令人难以忘怀。不过除此之外当天晚上的活动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还算四平八稳。戴维斯的面容也确实没留下影像记录。此外这次招待会还收到了釜底抽薪的成效。尽管共和党也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林肯诞辰庆祝活动，但却没能拉拢最知名的黑人发言人前来助阵——白宫方面自然也意识到了招待会在党派争斗层面带来的间接收益。塞林格的新闻办公室将招待会仔细包装了一番，使其看起来只是肯尼迪总统随手办妥的一件小事。相比之下真正的大事则是他从民权委员会接收了一份林肯百年诞辰纪念报告。塞林格引导记者着重关注报告当中威胁性比较小的方面，比如市区学校的黑人学生人满为患。《纽约时代》发表了题为《民权斗争转移到北方》的文章，文中顺带提了一笔这场招待会，指出参与者包括“民权领袖与政府官员”。此外这篇文章略过了几乎所有与会宾客的姓名，仅仅提到了约翰逊副总统。对于路易斯.马丁来说，为了摧毁白宫的反黑人社会壁垒，难免要付出一定代价，这次的代价就是闪烁其词的宣传。尽管黑人社会讳莫如深，不过还是有人意识到了这次招待会的意义——比方说《新闻周刊》就认为这场非正式招待会堪称一座“里程碑”。话说回来，就算必须保密，马丁仍然自豪地认为自己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将整整一代黑人领袖放进了白宫的大门。事无巨细的会务安排严重消耗了他的精力，大约在金从牙买加回国的时候，他动身前往迈阿密疗养去了。

和金一起抵制肯尼迪派对的人很少，但都非常出名。比方说A.菲利普.兰道夫和克拉伦斯.米切尔都没买总统的面子，而且这两人也都比金更明确地表示她们之所以拒绝参加派对是为了抗议肯尼迪总统的胆怯与不作为。兰道夫对于当前局势忍无可忍，以至于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与贝亚德.拉斯廷商量，重新发动他曾在1942年领导的华盛顿大进军。那一次他凭借诈唬手段促使罗斯福总统在军工部门实现了种族融合。协进会在华盛顿的首席说客米切尔也待在了家里，因为肯尼迪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用来游说国会的材料。他对于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的评价远比他的老同僚罗伊.威尔金斯更低，以至坊间流传着他们两人长期不和的传闻。一连几个月来，米切尔一直在半遮半掩地警告肯尼迪政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未必就一定不会投靠共和党，因为国会里的共和党已经提出了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就业歧视以及反对选民恐吓的法案——涵盖了1960年两党许下的全部承诺。

2月下旬，肯尼迪总统提出了一项投票权法案，借此对米切尔的警告做出了回应。他的决定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李.怀特等人不得不彻夜工作起草立法。这项急急忙忙送到国会面前的法案充其量引发了一片不冷不热的掌声。自由派共和党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立法内容更加过硬。失望的民权领袖认为尽管这份法案很有价值，但依然只是思路狭隘受限的马后炮。甚至就连刚刚沐浴过林肯诞辰招待会的光芒的客人们都无法心口一致地热情赞美这次初步行动。个人的政治倾向与党内的南方势力相互拉锯，致使肯尼迪总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过去各方各面都因为他在民权领域没有做出实质性工作而批评他。如今他终于做了一点点实质工作，可是批评的声音反而更响了。

洛克菲勒州长也抓住了眼下的时机来攻击肯尼迪的民权记录。在纽约州北部举行的协进会集会上，他公布了克拉伦斯.米切尔的私下言论。并且尖锐地抨击了肯尼迪极力宣传的通过总统任命来促进种族进步的计划。他指出总统最关键的任命就是四名素来奉行种族隔离主义的南方法官。洛克菲勒是未来1964年大选的主要竞选人，他的攻击引发了肯尼迪总统下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唯一一次涉及民权的提问。总统称赞他手下的四名法官“卓有成效地履行了他们的就职宣誓”，并且认为自己任命的南方法官胜过艾森豪威尔任命的南方法官，然后就将话头转向了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提问。

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叫来了司法部的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情况真的很糟糕吗？”他问道。这个问题将卡岑巴赫卡进了尴尬的死角。一方面卡岑巴赫很清楚地知道洛克菲勒的攻击实际上并未使出全力：南方最优秀的民权法官都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这些人正是司法部通过法律途径实现种族平等的唯一希望，而最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主义法官都是肯尼迪的人，并且在数量上不止四个。一方面卡岑巴赫是总统的下属，而总统此时很可能正在盯着《纽约时代》的头版，版面上一边印着他的“卓有成效”言论，另一边则是关于法官任命问题的难堪对比。总统现在真正想要的是一颗定心丸，想要确定危险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愚弄他。卡岑巴赫支支吾吾地答道，肯尼迪的法官任命“并非彻底错误”。他勇敢地向总统吐露了一部分最坏的消息——例如密西西比州的法官考克斯“一直不怎么好”。总统近乎哀怨地评论道，“我们其他的任命都还算，嗯，嗯，相当不错是吧”，然后就等着卡岑巴赫搭腔。既然领导定了基调，卡岑巴赫也只得在残酷事实的表面涂抹了一层蜜糖：“我觉得关于这项任命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不好意思的。”

最终杀向伯明翰之前，金拖延了三个月，旨在与各方各面预先通气。新年伊始他就来到华盛顿，与司法部长私下碰了碰头。此次会面没有留下记录，但是间接证据表明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越发深入地承担起金与胡佛的中间人这一角色，一方面主动迎合这两个人，同时又在他们面前强调另外一方的缺点。离开华盛顿的时候金很不情愿地意识到，针对奥德尔通共的指责并不能像他在去年秋天尝试过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打发掉。他无奈地通知奥德尔说，他需要一份“纸质证明”来表示他已经认真处理了奥德尔通共的指控。他要求出示一份奥德尔与美共联系的书面证明，还让奥德尔以书面形式重申他奉行非暴力并且效忠于美式政府的立场。奥德尔答应了这些要求之后，金请求克拉伦斯.琼斯写信给罗伯特.肯尼迪，利用奥德尔的声明来证明金让他继续在领导大会工作的决定正当合理。琼斯很清楚金的身边环绕着怎样疑神疑鬼的敌视氛围，也知道罗伯特手下的官员多么喜欢保密，因此将信件草稿当中每一处奥德尔的名字都涂抹掉了。

金保护奥德尔的代价相对来说不算太大。但是对他来说，这场偷偷摸摸、毫无体面可言的品格调查无非是空耗精力的多此一举。肯尼迪政府对于这种事的额外关注标志着当局在基调与实质上都正在与民权运动渐行渐远。肯尼迪总统有一次接受黑人报纸的背景访谈，认为美国在种族问题方面并不存在“严重分隔”，当局可以通过促进教育改良与经济增长的整体性政策来解决黑人面对的问题。总统的民权事务助理李.怀特只会对总统说他想听的话——黑人人口“总体来说情绪非常稳定”。金与司法部长会面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里直接与肯尼迪总统通了电话，恳请总统在不久后的国情咨文演讲当中提一下民权立法问题，这场演讲将会标志肯尼迪在白宫执政第三年的开端。迄今为止，肯尼迪还从来没有推动过1960年民主党政纲当中承诺过的民权立法，而且再次决定要推迟民权立法。总统认为当时承诺的民权立法永远不会得到通过。与其徒劳无益地摆出成本高昂的姿态，向国会呈交肯定通不过的法案，倒不如多任命几位支持民权的官员以及多签发几份行政命令。

总统提到的行政命令只能让金更加失望，因为他知道肯尼迪总统这是在含蓄地拒绝发布任何林肯风格的反对种族隔离法律宣言。在林肯诞辰当天迈出历史性一步的最后一次象征性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肯尼迪政府决定按照路易斯.马丁的设想利用白宫招待会来纪念这一天。马丁和他的盟友们面向各个群体的众多黑人精英阶层发出了一千份邀请函。大学校长群体的受邀嘉宾包括霍华德大学校长纳布里特，牧师群体的受邀嘉宾包括J.H.杰克逊。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健在文人之一兰斯顿.休斯也在受邀之列。马丁热情地吹嘘道，肯尼迪总统在这一个晚上邀请的黑人宾客数量将会超过白宫历史上的总和。

与此同时，白宫将所有媒体宣传都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即将到来的盛会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在个人层面奉承各位宾客，另一方面也要尽量在政治层面控制公众影响，尤其是不能影响到白人。大部分宾客都不介意肯尼迪政府斤斤计较公关问题的做法。他们认为请柬本身不仅在个人层面是一份厚礼，而且在政治层面也大有裨益——在象征最高权力的殿堂里度过一夜，与肯尼迪结成相互托付的盟友，这样的机会极为难得，就算为此要保持低调他们也认了。就连黑人报界也遏制住了一贯的大鸣大放作风，特意淡化了对于本次事件的报道。惯于传播八卦的《黑玉》杂志很不客气地斥责了受邀宾客之一，夜店明星迪克.格雷戈里，因为他试图利用请柬为自己的表演做宣传：“宝贝，肯尼迪总统请你做客可不是为了让你到处招摇。”

仅仅在六年前，金曾经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巧使手段获得了白宫的邀请。造访白宫之后的演讲显然表明他很渴望能有更多机会出入于盛装华服的顶层权力场合。可是如今他却成了极少数对于受邀前往白宫另有想法的人。直到2月4日他依旧没能打定主意。这一天他和沃克开车来到了“可怕”的特雷尔县郊区。一座去年夏天被烧毁的当地教堂正式破土重建，金在开工仪式现场发表了讲话。然后他又从佐治亚州南部飞到纽约，在美国犹太人大会上进行了致辞。这场致辞对于金来说很重要，因为斯坦利.利维森促使美国犹太人大会在苏利文诽谤案当中成为了民权阵营的主要支持者。阿拉巴马州法院判处苏利文案件被告赔偿五十万美元——这是1960年静坐运动开始之前阿拉巴马州法院针对金的伪证指控所作出的第一批若干项惩罚之一——而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接受了针对这一判决结果的复核。最高法院即将做出的最终判决引起了宪政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判决结果很可能深刻影响到宪法第一修正案。

在参加美国犹太人大会募捐集会之前，金与利维森碰了碰头，最终下定决心抵制肯尼迪的林肯生日招待会。此时白宫方面恰好在最后关头作出了会务安排调整。按照华盛顿的标准，这项调整使得接待会具有了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肯尼迪的社交秘书鲍德.瑞奇告知客人，他们不必按照请柬上的指示前往白宫东大门报到，而是要先去西南门。总统夫妇将会在那里“特别邀请”他们进入白宫二楼的居住区参观。金发送了一份彬彬有礼却又言不由衷的电报，表达了自己对于不能赴会的遗憾之情。他在电报中表示柯瑞塔“即将生下我们的第四个孩子”，金本人也即将“出国”做演讲。但是柯瑞塔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月，金的海外演讲也没有他所宣称的那样重要，这些说法仅仅只是托词而已。金在纽约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进行了一场布道，又参加了几场募捐活动，随后就飞到牙买加度假去了。

金变成了一个终日沉思的人，整天都在考虑接下来的纵身一跃。在伯明翰运动之前的若干演讲当中，金重新谈起了曾经塑造了他的信仰的若干人物，似乎想要通过回归初心的方式为自己壮胆。他谈到了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小洛克菲勒的河滨教堂的创建人。他引用福斯迪克关于可强制义务与不可强制义务之间的区别：“人为的律法保证公义，但更高层次的律法才能产生爱。没有任何行为准则能够迫使一位父亲去爱他的孩子。”他引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马丁.布伯的话。在谈及宗教自由和心理自由对于人类性格发展的必要性时，他提到了田立克：“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他是自由的。”关于社会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必要性，他引用了康德的绝对律令原则，然后又加上了一段自己的观点：“两个彼此隔离的灵魂永远见不到上帝。”他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的警告：“那些在其他人承受痛苦之际自己却要休息的人是娇嫩的乌龟，他们用耻辱来买取自己的安宁。”在标准演讲稿的手写补充当中，金恳求各家教会在自由遭遇危机之际舍弃安宁投身斗争，从而把自己从“尼布尔最近所谓的‘琐碎之罪’”当中挽救出来。

过去几个月以来，对于建制派教会势力的恼怒与不满逐渐从金的内心深处流露到了表层。多切斯特战略会议结束后，金来到芝加哥参加了一场历史悠久的宗教与种族年会。他告诉八百多位身份显赫的神职人员：“高尚的主张渗透进全社会的速度太慢了。”他呼吁教士群体要勇于牺牲：“如果我们认为宗教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尘世的痛苦与挣扎，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他传达给所有神职人员的信息，无论身份与种族。尽管他正在面向芝加哥的自由派白人神职人员布道，但是周身上下却充溢着在自家门口以便以谢教会培养出来的直白怒火。“这么多黑人牧师开豪车住豪宅，却丝毫不关心供养他们的教众遭遇了怎样的疾苦创痛，此情此景简直令我感到恶心。我仿佛听到全能的上帝申斥道：‘停止你的大声讲道吧，不准你再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俗物供奉堆到我的面前，因为你的手上满是污渍。我派遣你去服侍的人们亟需援助，而你的所作所为却表明你只关心你自己。’我似乎听到上帝宣称时辰已到，我们必须立刻挺身而出扫清宇宙当中的邪恶，因为上帝不会替我们完成所有工作。忽视这一点的教会必将面临被世人抛弃的危险。”

金也将内心深处的暴风雨带到了牙买加。仅仅几年前，怀亚特.沃克还曾经在这里教会了他如何打高尔夫球。然而自从自由乘车运动之后，金就将高尔夫当成了批判对象之一，认为这项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气息太重并且在气质上太过轻佻。沃克早就养成了银行家的习惯，认为每周三下午是他的“高尔夫球时间”。因此他一直在没完没了地与金争论金是否让民权运动过度干涉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次牙买加度假对于越发心事重重的金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但是他刚刚跨过大海来到度假地，一连串迫切事务就跟了上来。洛杉矶的杜图唱片公司是美国第一家黑人所有并且影响力遍及全国的唱片公司，依靠录制里德.福克斯以及其他喜剧演员的录音而一炮打响。现在这家公司正在贩卖金演讲的盗版专辑。金担心对这家公司提起诉讼会显得他非常贪婪，破坏他今后与杜图唱片公司签订合同的机会。但沃克说服了他：如果他想保护自己为民权运动筹款的能力，那就别无选择，必须追究这家公司的责任。于是金要求杜图唱片公司赔偿二十万美元，并承诺将全部赔款捐献给领导大会。 接下来纽约第五大道的斯蒂芬.柯里尔寄来了一封措辞优雅的信件：他手下的泰康基金会正“重新审视我们的主要捐款承诺”，比如面向选民教育项目的捐款以及为多尔切斯特公民学校提供的津贴。柯里尔邀请金加入泰康基金会受托人行列，与其他入选慈善家进行圆桌协商，“评估一下到目前为止捐款项目为黑人带来了多少好处……并且再进行一场信息充分且细致深入的讨论，研究一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应当期盼怎样的成果。”金历来不爱求人，但他却不得不忍受金钱管理者的任性而为——无论是像杜图公司那样散漫还是像泰康基金会受托人那样生硬。

新年过后金立刻行动起来，因为已经没有继续等待下去的必要了。首先他召来怀亚特.沃克询问他是否已经为伯明翰运动起草好了计划。确定已经起草完成之后，金让沃克帮他为一场秘密计划会议编制一张参会名单。这是金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拒绝接纳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参加自己主持的回忆，因为他知道他们会把自己的打算扼杀在摇篮中。他没有邀请父亲前来参会，也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并不为他工作的布道人，只有夏特沃斯与约瑟夫.洛厄里是两个例外。他们都在阿拉巴马州工作多年，具有至关重要的实务经验。夏特沃斯的出席尤其不可或缺，因为他在运动当中的地位不亚于金。金挑选了三位来自亚特兰大领导大会高层成员参加会议，分别是阿博纳西，安德鲁.扬以及多萝茜.科顿。此外他仅仅邀请的四个人：克拉伦斯.琼斯、杰克.奥德尔、斯坦利.利维森和詹姆斯.劳森。这样包括金和沃克在内参会人员总共十一人。金打电话告诉克拉伦斯.琼斯说时候到了。他希望琼斯安排三个纽约人在1月10日来到多切斯特的休息寓所。就算金没有把话挑明，琼斯也大概知道此行的目的，于是他打电话通知了利维森，却没想到这通电话引起了J.埃德加.胡佛的警觉。

参会人员首先在亚特兰大集合，然后搭乘清晨的航班飞到了萨凡纳。这片地区笼罩着不留情面的实用主义气氛，但是前来参会的布道人们却另有看法。如果想要发动一场植根于宗教的革命，那么萨凡纳的确是个天造地设的原点。1738年，英国复兴主义者乔治.怀特菲尔德从萨凡纳出发，发起了美洲殖民地的第一场惊人布道之旅，所到之处的民众们无不如痴如狂。这场布道之旅史称“大觉醒”，横扫了佐治亚州与新罕布什尔州。他在1740年吸引了三万人来到波士顿公园，那时波士顿的总人口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萨凡纳也是约翰.卫斯理从英国来到美洲殖民地的第一站，渡海期间怀特菲尔德的布道极大地动摇了他的圣公会神学理论，为他日后创建卫理会埋下了伏笔。怀特菲尔德的影响力从萨凡纳发散开来，催生了众多浸信会与卫理会教会。这座疟疾肆虐的佐治亚州小海港就这样孕育了两个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新教教派，吸引了无数早期美国信众。萨凡纳当地的皈依氛围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白人都不介意向黑奴宣扬宗教。北美大陆最早的黑人教会之一非洲第一浸信会就在1788年成立于此地。谢尔曼将军向海岸进军时抵达萨凡纳，非洲第一浸信会的牧师还带领一群黑奴布道人与谢尔曼将军商谈过停火事宜。近一个世纪之后，就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前夕，马丁.路德.金获得了在非洲第一浸信会教堂进行解放日布道的殊荣。面对着历史积淀深厚的会众，金首次宣讲了《我有一个梦想》演说的早期版本。

金一行人从萨凡纳出发，到达了位于多尔切斯特的旧公理会教友休息寓所。这座小镇浸透了萨凡纳的丰富历史，同时又具有自成一格的奇特变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小镇都是南方蓄奴州当中的唯一一片清教徒飞地。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最早一批清教徒逃离了英格兰的多尔切斯特，来到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另一个多尔切斯特。1752年又有一批清教徒离开马萨诸塞州多尔切斯特来到萨凡纳附近创建了第三个多尔切斯特。这个镇子保留了严守秩序的虔诚氛围，以至于南北战争过后前来南方旅游的游客们惊讶地发现，在当地最近获释的黑奴当中居然就连一个黑白混血都没有。即使在种植园衰落之后，北方的家庭依然与多尔切斯特保持紧密的联系。西奥多.罗斯福的母亲是多尔切斯特当地人。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与画家兼莫尔斯密码发明人塞缪尔.F.B.莫尔斯的父亲都曾在当地的中途公理会（Midway Congregational Church）做过牧师。说到同样接手过中途公理会的南方神学家，有一位C.C.琼斯值得一提。他是一位富有的农场主，一生都在黑奴当中进行事工，并且试图把奴隶制与基督教调和起来。最终他成为了美国宗教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一名提倡自由主义的奴隶主，他遭到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毁灭性攻击。两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关于奴隶制的存废之争在题材与精神两方面都预示了日后的民权辩论。琼斯的曾孙子眼下担任阿拉巴马州圣公会主教，阻挡在金前往伯明翰的道路上。

金在多切斯特主持了会议的实务阶段，但会议一开头是由沃克来进行情况介绍。他提出了一张蓝图，把伯明翰的斗争分成四个阶段。首先他们将进行小规模的静坐，从而为他们反种族隔离平台吸引人气，同时通过夜间弥撒大会来积蓄力量。其次他们将组织针对市中心商业区的全面抵制并进行稍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再次他们将会发动大规模游行，一方面加强抵制活动的力量，另一方面填充监狱。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面向全国号召外地志愿者前来伯明翰助阵，通过宣传、经济抵制以及监狱超员的三重重压来多方面削弱伯明翰的力量，就像自由乘车运动那时一样。

作为本次运动的总体原则，沃克宣称坚挺二字是整场运动的关键。如果他们展现出实力，那么外界支持也将会超比例地增长。然而运动一旦开始，任何退却都必然导致失落与沮丧情绪，而在伯明翰这两种情绪很可能引发致命的黑人暴力。沃克认为，无论如何伯明翰的运动规模都不会比奥尔巴尼更小，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做好一次性往监狱里送进超过一千人的准备，而且从入狱到接受保释的平均时间至少要达到五六天。沃克计算并对比了领导大会需要交纳的各种保释金与伯明翰运营监狱的成本。他估算了伯明翰黑人每周的购买力，由此计算出不同程度的成功抵制将会让市中心商家损失多少收入，这些损失又相当于正常营业额的百分之几。为了让抵制活动奏效，需要大量的事先准备、完美的时机以及巨额钱财。

沃克很有营造戏剧性效果的天赋。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作C计划——字母C是“对抗”（Confrontation）的首字母。他还觉得公牛康纳很可能窃听他们的电话，于是他用白人政要的姓名充当代号分配给了各位运动主要领导者，从而让康纳意识到他极度尊重白人权威。比方说金就是JFK，阿博纳西的代号是迪恩.拉斯科（其实并不符合阿博纳西的喜好）。沃克本人是RFK。约翰.德鲁——伯明翰当地的一位保险推销员，金曾经在他家中待过——是若望教皇。这次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夏特沃斯则是麦克，取自国防部长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沃克的陈述既惊心动魄又异想天开。他所属的组织并不以效率而见长，曾经花费四年时间只为找一台油印机，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如今却想要发动一场计划严密、足以青史留名的大进军。

尽管如此，眼下依然是沃克在领导大会当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的计划书就连一个标点都没有遭到改动。相反，秘密会议花了近两天的时间不断讨论计划细节并且祈祷计划确实可行。他们的优势之一在于伯明翰的竞争环境相对真空，便于集中力量。协进会在阿拉巴马州依然不合法，因此可以不予考虑。非学委在伯明翰也没有任何计划。夏特沃斯是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Alabama Christian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毫无争议的领头人，他在将近七年中从未错过周一弥撒大会。只要金和夏特沃斯相处得来，就不必担心领导层分裂导致运动陷入瘫痪。另一个潜在优势是伯明翰的经济结构。伯明翰基本上是一座南北战争之后趁势崛起的城市，北方钢铁公司以及其他大企业在这座城市的话语权非常大。沃克和奥德尔已经列出了此类公司的名单，使得领导大会的支持者可以在这些公司的本部所在地发挥杠杆作用。

回头再说说劣势。阿州基人运组织只能提供一小部分他们所需要的人力。与会者也都承认大部分的伯明翰黑人领袖并不打算全力支持他们。比方说A.G.加斯顿就很有可能反对这次运动。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一直因为去年9月领导大会全国年会期间在教堂里点两晚上蜡烛的费用与领导大会纠缠不清——很难说这种做法足以表明他们对于领导大会的全力支持。安德鲁.扬表示他面向伯明翰布道人的游说并没有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沃克也承认保守的黑人牧师协会很可能会积极反对他们。他们一个名字挨着一个名字地分析了伯明翰每一位黑人布道人的具体情况，直到夏特沃斯打断了他们：“不要担心，马丁。布道人那边全都交给我来对付就好了。”

金勉强微笑着回答说：“你可得把他们全都摆平了啊。”

公牛康纳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会场。多年以来他早就将伯明翰打造成为了他自己的种族隔离私人封地，他手下的警察历来奉行粗暴执法的策略，丝毫无助于遏制当地的义警暴力传统。伯明翰的黑人居住区到处散布着炸弹废墟，默默地彰显着康纳警队的颟顸无能。不过在金看来，暴力的可能性并不构成伦理问题：“倘若暴力当真爆发了，那么我们就把它彰显给全世界看看。”问题在于C计划能否承受体制化的镇压。十一人当中的大多数都认为他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因为眼下伯明翰市政改革运动分化了白人群体，也迫使康纳陷入了守势，这么好的机会绝不容浪费。

就在第二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金严肃地向奥德尔询问情况：“杰克，告诉我关于钱的事。如果我们这一次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把钱花光了，新闻界肯定会说我们去伯明翰只是为了摆脱债务。”

奥德尔早就着手筹钱了。在1962年第四季度，领导大会的净盈利额度达到了两万五千美元，这还不包括从萨米.戴维斯那里筹集来的一万两千美元。纽约办公室的大规模民众筹款项目预计将会把1962年的收入翻倍甚至翻三番。“现在我们一次就能寄送二十万封请求捐款信件。”他说道，还拿出了经过事实证明的捐款信回报率清单。根据最近纽约办事处已经发出与即将发出的捐款信数量，奥德尔做出了自信的预测：直邮捐款收入肯定能超过未来六个月领导大会的常规费用。

金一直在讨论是否应当推迟伯明翰行动，先去举行一轮筹资巡回宣传。听了奥德尔的话之后，他放下了这个话题，转而绕着会议桌逐次询问各位同事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有些人打趣了几句，有些人没什么话说，斯坦利.利维森则提醒大家别忘了公牛康纳早在三十年代就投入了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伯明翰某钢铁公司的雇员，一手破坏了当地的工人运动。三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势力远比民权运动大得多，但是依然没能斗得过公牛康纳。因此他们现在没有犯错误的余地，接下来的斗争必定十分艰难。

金面色严峻地宣布会议结束：“这里的十一位与会者评估了我们将要面对的敌人的类型。我必须告诉你们，根据我的判断，这场运动过后今天在座的各位恐怕不可能全都活着回来。我希望你们好好想想这一点。”

之后没过多久，联邦调查局萨凡纳办公室的特工们就拍摄到了十一位心事重重的参会者进入飞机场的情形。对于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官僚机构来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准备好监视工作并不是小事——要从其他岗位调来人手，要与机场经理实施安全联络工作，要处理相关人员的情报，要将照相机放置在隐秘地点并且现场操作。所有这一切俨然都是胡佛局长本人专横命令的产物。他关于此次度假地会议的进度报告已经放在了司法部长的办公桌上。针对局内黑人线人的快速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会议的任何内容，并且局内也不知道会议讨论了什么。就算利维森和奥德尔这次没有参会，会议的绝密性质依然会促使胡佛将本次会议视为酝酿阴谋的渊薮。现在既然利维森和奥德尔都是参会人员，胡佛的看法就更好不了了。在他看来，金偷偷摸摸地会见了两位美共份子，其中一位本来打算要辞去金手下的工作，但是却悄悄留了下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报告引起了司法部长的怀疑。“伯克——情况越来越糟糕了。”罗伯特.肯尼迪在一份胡佛呈交的备忘录上写道。

罗伯特的关注助长了联邦调查局内部义愤填膺的情绪。他们在间谍的巢穴里按住了金，多尔切斯特会议还不如直接在红场举办。与此同时，德科.迪洛克写完了关于去年11月金拒绝给他回电话事件的备忘录。在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内部，迪洛克历来很擅长领会上级态度与工作气氛的转变，因此这份备忘录也刻意写得火气十足。“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进一步联系金牧师，因为他显然不希望给我们提供真相。他和斯坦利.利维森频繁交往并根据其指导行事，而斯坦利.利维森又是纽约共产党的秘密成员。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是一名无耻骗徒的事实。”

“我同意。”胡佛在备忘录的最下面潦草地写道。就这样，在金的34岁生日那天，联邦调查局正式把他列入了不适合进行调解或者协商的人选。换句话说，倘若日后联邦调查局收到有人试图杀害金的情报将不再对他做出警告。向夏特沃斯这样的潜在刺杀目标提出警报原本是联邦调查局的常规做法，拒绝向金发出警告也就意味着联邦调查局把金完全摆到了敌人的位置上，而金却押上了自己的生命与信仰只为赌一个征服敌对理念的机会。一家情报机构一口咬定金是自由的敌人，同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金刚刚掀起了美国过去一百年以来最浩大的争取国民自由的风暴。这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讽刺之一。

12月初，《国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肯尼迪：不情愿的解放者》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南方地区理事会关于奥尔巴尼市的报告。这一点小小的公众提示揭露了肯尼迪与林肯之间的联系。在令人失望的过去一年里，金的心中一直挂记着这一点。新年前夜，奴隶的后代们将会庆祝获得自由一百周年。通过宣告南部邦联内的奴隶“永远自由”，林肯把南北战争转化成了解放战争。金比任何时候都想让肯尼迪针对种族隔离发表类似的言论，因为这样的言论能够为即将在伯明翰展开的民权斗争提供一根强有力的道德大棒。

在整个12月份，金一直在与非裔美国人遗产协会之类的组织一道进行私人游说，希望肯尼迪总统发布《第二次黑人解放宣言》。一开始游说的前景很不看好，因为内战百年委员会拒绝安排任何仪式来纪念黑奴解放日。出于诸多“实际考虑”——这些考虑的核心肯定是南方各州内战百年纪念委员会提出抗议的威胁——肯尼迪政府的预算管理处得出结论，“使用百年委员会作为废奴仪式的庆祝载体十分不可取”。在过去四年里，政府不止一次地与南北战争百年纪念拉开距离，这一次的做法可谓最为扎眼。金原本打算邀请总统出席废奴纪念仪式，可是现在就连仪式本身都搞不起来了。白宫对他的建议显然没多大兴趣，因此威廉.孔斯特勒建议他在新年那天前往白宫——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穿过大门——第二次向肯尼迪总统呈交他的《第二次解放宣言》。孔斯特勒还认为他或许能说服研究林肯的历史学家卡尔.桑德堡与金一起去，但金并不打算把解放纪念转变成抗议活动*。12月17日在白宫参加了非洲问题会议之后，金再度恢复了乐观心理，因为他发现总统很有同情心，对于具体情况相当了解，并且“消息非常灵通”。金和他的助手们几乎每天都与路易斯.马丁、李.怀特、阿瑟.施莱辛格以及民权委员会的贝尔.伯恩哈德（Berl Bernhard）谈话。

按照白宫内部的惯例，关于总统是否应当发表《第二次解放宣言》的决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没有拍板。肯尼迪政府此时正因为另一件事而忙得焦头烂额：罗伯特.肯尼迪正在想尽办法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筹集六千二百万美元的赎金，旨在换取猪湾战俘从古巴回归。文艺复兴风格的肯尼迪政府已经经历了好几次连轴转的马拉松考验，这一回罗伯特派遣助手们四面出动，违反税法，征用飞机，到处搜刮药品和医疗用品，从而满足卡斯特罗的要求。此时已是周末，各家银行全都关门了。司法部长在最后关头向波士顿红衣主教理查德.库欣拨打了一通紧急电话，借来了最后一百万美元。这番辛劳的结果就是一千一百名战俘终于离开古巴，在迈阿密度过了圣诞节。第二天在棕榈滩，李.怀特向皮埃尔.塞林格提交了《第二次解放宣言》的草案，由总统做最后决定。在这篇草案当中，金放弃了针对种族隔离的正面进攻，也收敛了充满暗示的华丽辞藻。不过这篇文字篇幅虽短，却暗藏了一条全新的总统承诺：

“鉴于黑人公民受到宪法与美国法律保障的权利仍然遭到剥夺，保障这些权利就成为了我们尚未完成的伟大民主任务之一：”

“因此，我，约翰.F.肯尼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此发布《解放宣言》来明确我国的政策。该政策的基础是正义与道德，因此在1963年全年期间纪念历史性的《解放宣言》发布一百周年是非常合理且恰当的行为。”

怀特向塞林格建议：“不要发布捅娄子的声明。”

在华盛顿，民权阵营的小集团聚集在贝尔.伯恩哈德的办公室，讨论从棕榈滩传回来的保留意见。总统的身边人认为《第二次解放宣言》这样历史意义重大的文件绝不能话说半截，真要这样的话还不如什么都不说，特别是要考虑到美国公众根本没有纪念南北战争一百周年的兴趣。面对这套推论，伯恩哈德办公室的顾问们开始设法挽救他们过去一年来的努力。他们知道肯尼斯.奥唐纳以及总统身边的其他人此时此刻依然因为不让总统公开支持《第二次解放宣言》而觉得多少有些过意不去，他们决心利用好这一点。枪毙了一大堆主意之后，路易斯.马丁认为关键在于让肯尼迪总统感到自己能够发挥个人优势。在马丁看来，拉拢总统与其说是个政治问题，倒不如说是个社交问题。从政治方面来说，总统与南方民主党人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因此宣言草案的政治含意肯定会吓得他退缩不前。可是从社交方面来说，肯尼迪夫妇在黑人的社交聚会上丝毫不感到拘束，在这一点上肯尼迪与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就种族问题而言，他在其他任何方面与艾森豪威尔的对比都不如社交方面这样有利。因此他们应当争取让白宫为黑人名流们举办一场招待会。

马丁说完他的想法之后，阿瑟.施莱辛格振作了起来。“我认为路易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提议将这场盛大的白宫招待会安排在2月12日——也就是林肯诞辰那一天。这个特殊日期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来自两党白人党员的批评，活动本身也可以包装成为对于一位杰出共和党总统的盛大纪念活动。马丁相信这场接待会肯定能提高肯尼迪总统在黑人当中的信用。对于黑人来说白宫一直是社交禁地，只有寥寥几人曾有幸涉足。黑人名人集体出现在白宫的景象必定会吸引黑人报界的头版头条——就吸引力而言恐怕还会超过《第二次解放宣言》。根据这套理念，马丁同其他人一起与棕榈滩的白宫班子达成协议：放弃《第二次解放宣言》换取白宫招待会。

肯尼迪总统在之后几天里两次观看了迈阿密橙碗橄榄球联赛。12月29日，他和夫人检阅了刚刚从猪湾获释的士兵。肯尼迪夫人用西班牙语向他们致敬，总统则许下了感人的承诺，要“在自由的哈瓦那”把破烂的战旗归还给他们。元旦那天，总统再次来到橙碗赛场，他一边大口吞吐雪茄，一边看着年轻的四分卫乔.纳马思带领阿拉巴马大学战胜了俄克拉何马州代表队*。接下来总统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汤姆.威克的长篇新年采访，在采访当中他预计卡斯特罗政权必将被推翻，还表示美国不会为卡斯特罗之后的古巴政府设定任何先决条件。

在哈瓦那，卡斯特罗抨击肯尼迪的橙碗承诺无非是“粗俗海盗首领”的胡言乱语。他炫耀了猪湾事件赎金的金额，并且宣称“这还是帝国主义者在历史上首次支付战争赔款。”切.格瓦拉更加冷静地发表了有关财经纪律的讲话，要求古巴各家企业的经理们提高盈利水平。还是在元旦这一天，北越炮兵袭击了一支美军运输队，击落了十五架护航直升机当中的八架。纳尔逊.洛克菲勒也在这一天宣誓连任纽约州州长，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任期。“这是一个历史纪念日，”他的就职演说这样开场。“就在一百年前，在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成为了法律。”

金、胡佛和肯尼迪在各自的世界里共同走进了新的一年，三个人都在掂量着其余两个人的斤两，三个人都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也都忽视了其他人觉得显而易见的东西。只有金才知道民权运动的下一个战场是伯明翰，他在这里可以自行选择阵地，吸引所有人注意他所定义的自由。12月，他派怀亚特.沃克和安德鲁.扬来到伯明翰，招募人手，筹划安排。12月9日礼拜天，金飞往纽约参加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萨米.戴维斯筹款会。临行之前他本人在伯明翰进行了一次布道——布道门外并没有针对杰克.奥德尔的抗议人群——接着又参加了甘地学会的理事会会议。第二周的周五，一颗炸弹在伯明翰伯特利浸信会外面引爆，吓坏了教堂里的所有人。彩绘玻璃窗与所有其他易碎品全都被震碎了，墙壁本身也布满了锯齿状的裂口。冲击波撕毁了教堂隔壁牧师宅邸的屋顶，摧毁了牧师的汽车，切断了教堂的电线与电话线，将周围其他三间房子炸开了洞，两名婴儿因为玻璃割伤不得不住院治疗。正在整装待发准备竞选市长的公牛康纳与消防员、警探以及警犬一起赶到了现场，并且亲自负责调查本案，但是最终却一无所获。“混蛋，这帮家伙抓着以后就该当场吊死，”康纳这样告诉记者们。《伯明翰新闻报》指出，伯特利浸信会教堂是夏特沃斯曾经执掌过的教堂，曾在1961年5月为挨打的自由乘车者提供避难所，之前曾经两次遭到过轰炸。但是有一点却让报纸与康纳都百思不得其解：夏特沃斯早就启程前往辛辛那提了，为什么有人要等到他离开伯明翰将近一年之后才来袭击教堂呢？教堂的新任牧师同样在晕眩恐慌之余感到茫然，因为他自从上任以来还从未允许过这家教堂举行任何民权集会。“我们再一次为伯特利浸信会教堂的爆炸事件感到震惊。”金打电报告诉肯尼迪总统。他在伯明翰呼吁帮助，并且将伯明翰称作“迄今为止种族关系最恶劣的美国大城市。很多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都得到了高层政府官员的默许。”

三个晚上之后的12月17日，金和其他几位民权领袖与肯尼迪总统商谈了关于非洲的事务。他们希望肯尼迪能实施一套非洲版的“马歇尔计划”向贫困的新兴独立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此外他们还希望美国针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施行制裁，并且通过更大的外交压力来解放非洲大陆上的其余殖民地。他们尤其提到了最近一份联合国的提案，主题是削减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安哥拉、葡属几内亚殖民地镇压独立运动的武装力量。总共只有七个国家反对这项决议，其中一个是美国，其他六国包括南非与五个欧洲国家。

肯尼迪总统表示他很理解他们的情绪，这样的表态让客人们放松了不少。美国肩负着身为北约成员国的义务，因此不可能一刀两断地终止向葡萄牙运送武器，而且葡萄牙也承诺过不会利用北约运送的武器来镇压非洲反殖民运动，但总统很怀疑葡萄牙人会不会说话算数。事实上肯尼迪向黑人领袖们保证，他本人并不比他们更相信葡萄牙政府。有效政府的任务是设计一套保障措施，一方面支持北约，另一方面防止葡萄牙依靠武力来维持殖民地。总统对这项任务的复杂细节非常投入。他与黑人领袖之间的私人会议原定只有半小时，期间他还暂时离开会场点亮了白宫圣诞树，不过回来之后他将会面时间延长了半小时——之后又延长了两个多小时。总统助理们这次不得不为了照顾民权领袖而修改总统的行程表，缩短总统与其他政要的会面时间或者干脆取消其他会面。黑人报界兴高采烈地指出，这次会议是“黑人与美国总统在白宫所召开的最长会议”。

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与三大电视网的记者们录制了一卷随心所欲的访谈。此时他处于自己的最佳状态——坦率爽直、条理清晰、机智诙谐。他掰开揉碎且津津有味地讨论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转折点。他强调了政府权力顶峰决策的变幻无常，列举了导致二十世纪每场主要战争的各种“判断失误”。他仅仅提到了一次种族问题，抱怨密西西比大学危机使得教育法案更加难以通过。

总统强烈意识到，自从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以后，他的国家已经主导了世界政治。“我认为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他说道。“如今有一百万美国人正在国门之外服兵役。自从世界创生之初还没有哪个国家承受过这样的负担……希腊、罗马、拿破仑以及其他所有强权都是征服者。然而驻扎在海外的百万美军却试图保卫其他国家。”美利坚帝国的时代正在降临，足以与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帝国相提并论。就像历史上的帝国前辈一样，美利坚帝国同样自认为自己的强权是行善的力量。肯尼迪认为美国曾两次成为“保卫世界的伟大手段”，第一次是对抗纳粹，第二次是对抗苏联。“我认为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6%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并不愿意承担这些负担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我想今年圣诞节我们大家都应当对自己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