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接下来的感恩节周末，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赶到了纳什维尔参加非学委南方地区会议。詹姆斯.劳森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在这座城市已经推行了三年。会议结束后，来自远方的学生们参加了好几轮针对死硬派种族隔离机构的静坐示威。一直与鲍勃.摩西斯在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推进过选民登记项目的山姆.布洛克这次也赶过来参加了静坐示威，滴答餐厅的所有者用灭火器喷了他一脸。一周后约翰.刘易斯也来到同一家餐厅参加静坐示威，两名警察把他拉去了监狱。每天的示威游行都会占据报纸大标题报道并且吸引大批围观者。私下里也有些流言蜚语声称抗议纠察线背后隐藏着一道文化鸿沟。刘易斯很担心非暴力运动的纪律会崩溃，因为很多来自北方的学生都着装随意，公然抽烟，还对前来助阵的来访者缺乏必要的崇敬。某些经多见广的北方学生则在背后嘲讽纳什维尔的同学们过于古板拘束，并且给刘易斯起了个外号叫“方块”。尽管如此，真到了该进监狱的时候，南北两边的学生都不含糊。

民权阵营内部的另一条流言注重于金在奥尔巴尼的表现。自从奥尔巴尼运动最初兴起已经过了一年。周年纪念由为期一周的一系列夜间弥撒大会组成，模仿教会复兴的模式。金来到第三齐沃基浸信会教堂发表了讲话。他在讲台上局促不安地宣布，他打算“在全国经济的层面上”针对奉行种族隔离的企业组织一场联合抵制。这一建议在当时不过处于胚胎期，而且注定要因为不切实际而遭到否定，但自豪感与细腻情感却敦促金要为听众们留下即将出大事的印象。经历了在奥尔巴尼说过做过的一切之后，他实在张不开嘴告诉听众们他要离开他们前往其他城市，比如伯明翰。此外他也不可能承认他已经放弃了在奥尔巴尼打开局面的希望。相反，他撤退到了宏伟却渺茫的大规模计划背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愿回到奥尔巴尼坐牢，”他向他们保证道。

奥尔巴尼运动周年纪念正在进行的时候，南方地区理事会公布了一项研究。克劳德.西顿为《纽约时代》撰写的报道标题准确地概括了这项研究的内容：《总统斥责佐治亚州奥尔巴尼无法保障黑人权利》。这项研究一方面批评了几乎所有涉及奥尔巴尼危机的当事方——司法部、当地警方、联邦调查局和黑人领袖本身——另一方面又认为导致危机的主要责任在于肯尼迪政府未能保护宪法权利。西顿援引了这项研究的说法：联邦政府“从一开始就盘旋在奥尔巴尼上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在整个过程中却一直没有采取行动”。这项记录与肯尼迪总统竞选时所承诺的大胆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清楚地表明“在种族争议方面政府不会轻举妄动，除非出现不可控的暴行”。西顿的报道出现在头版上，点燃了岌岌可危的种族观念的导火索。

在感恩节前夕的礼拜天，也就是西顿报道发表的三天后，金离开奥尔巴尼来到了纽约的河畔教堂。礼拜仪式过后，金回到牧师房间脱去牧师法袍，这时一位《泰晤士报》的记者走了进来，想让他就南方地区理事会的奥尔巴尼研究发表意见。第二天的报道声称金在所有细节上都赞成认可这项研究，包括针对他本人的战略失误的批评。然而这篇报道的大标题却与文中内容大相径庭：《金博士声称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当地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支持种族隔离主义者》。突然批评家变成了金而不是南方地区理事会，更为重要的是批评目标也由肯尼迪总统变成了联邦调查局。

就算金冲着胡佛的办公室直接扔几发闪电也不会造成更大的冲击了。就像每次联邦调查局被公开批评时的惯例那样，胡佛的高级助理们立即交换了一番愤慨的备忘录。助理主管亚历克斯.罗森（Alex Rosen）认为这一番言论进一步证明了金正在遭受美共的“支配”。局里职位第三高的官员艾伦.贝尔蒙特（Alan Belmont）和第二高的官员克莱德.托尔森（Clyde Tolson）以及胡佛本人都一心想要报复回去。颇具意味的是，他们并没有在白人世界驳斥这篇报道，因为这样做会带来惹怒种族隔离主义白人以及肯尼迪政府的风险。由于战术原因，联邦调查局将充满恨意的回复引入了黑人世界。正如金向来知道的那样，联邦调查局从不缺乏与上层黑人记者的友好往来。局内官员说服了《乌木》和《黑玉》两本杂志的代表，又让他们说服了四个黑人报纸出版商，以及罗伯特.阿伯特在《芝加哥捍卫报》的继承人约翰.森斯塔克（John Sengstacke）。这招反击立刻产生了结果，全国最大的几本黑人杂志都刊登了一系列针对金的反驳。所有文章都集火批判了《泰晤士报》报道当中金的一句发言：“在南方我们与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时的重大问题之一在于局内特工都是被社会习俗所影响的南方白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必须和支持种族隔离的当地警察以及居民保持友好关系。每当我看到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都和当地的警务人员在一起“”

联邦调查局官方授意的反驳文章抓住了这句话的漏洞，指出联邦调查局派驻在奥尔巴尼的五位正式成员当中有四位都是北方人。在事实上反驳了金之后，这些报道又全盘否认了联邦调查局的错误。《黑玉》杂志称，准确来说是司法部耽搁了对坎贝尔警长殴打C.B.金案件的起诉，不应将此事归咎于联邦调查局。编辑们警告金，不要把联邦调查局当成“替罪羊”，并且还奉劝他：“小弟，找总统和总检察长算账吧。”更加尖锐的是，《芝加哥捍卫报》的报道引述了联邦调查局雇员德科.迪洛克（Deke DeLoach）的指责：“金博士的言论表明他不仅对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真实性格一无所知，还对局内保护民权的记录一无所知。”

不过这些反驳文章遗漏了另一项事实：五位派驻奥尔巴尼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当中确有四位是北方人，但唯一的南方人马里恩.奇克（Marion Cheek）却亲自负责一切有关民权的投诉。就其本身而言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种族隔离主义者也曾经投诉奇克过度实施暴力，而且奇克还很因为这些投诉记录而感到自豪。作为即将到来的查理.韦尔诉讼的关键证人，他总会滔滔不绝地宣讲各种事实来支持他对本案的看法，即约翰逊警长残忍地射杀了查理.韦尔。奥尔巴尼种族隔离者声称“短吻鳄”约翰逊清白高尚的主张令他嗤之以鼻。在最坏的情况下，就算奇克确实是一位种族隔离主义者，至少他办事很有分寸，而且与金的关系历来不错。现在金的言论让他非常不满，他觉得金不只诽谤了他的职业操守，还侮辱了他的长官——奇克对于胡佛的态度近乎崇拜，他经常告诉同事们胡佛曾允许他调换工作地点，从而方便他照顾患病的妻子。

胡佛与肯尼迪政府哪一方应该为奥尔巴尼危机承担更多责任的争论并不是小事。相比之下金只是搞错了特工们的出生地，这点错误可以说微不足道，但是他依然因此被卷进了争端当中。根据胡佛的指示，德科.迪洛克打电话到金的办公室寻求立即约见。他与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将会在会面期间直接将事实真相告诉金。多拉.麦当娜拒绝了他，表示金正闭关撰写一本关于布道的书籍。于是迪洛克要求亚特兰大的特别负责探员为他与金安排一次会面。第二天特别负责探员回复说他实在运气不佳——金正忙着旅行。虽然见面请求并不正式，也没有涉及任何联邦调查局的官方调查，但是迪洛克依然非常生气，认为金存心躲着他。他再也没有给金打过电话，也没有给金写信阐述联邦调查局对《泰晤士报》上文章的异议。迪洛克没有去验证这篇报道的准确性与平衡性，并且认定金做出这番评论的动机必定十分卑下。两个月后，他以以一篇文笔刻薄的备忘录为这件事画上了戛然而止的句号，文中字里行间都在暗示他对金保持着一肚子最纯粹的怨恨，并且对此感到满意。“似乎很明显，金牧师不希望被告知真相，”迪洛克这样写给他的上级。“很明显，他采用欺骗、谎言和背叛作为宣传手段，从而进一步促成他自己的意图。”在备忘录当中其余两个段落谈到金的时候，迪洛克用了五次“谎言”这个词。

这一切都发生在政府内部，由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和两个没有回拨的电话促成。如此隐秘的愤怒反过来又部分归因于南方地区理事会在协商选民教育项目过程中的隐秘角色。在那段漫长的过程中，莱斯利.邓巴和其他南方地区理事会成员向民权领袖们传达了肯尼迪政府的保证，即选民登记将会获得联邦保护。话虽如此，但是摩西在密西西比州的选民登记计划以及非学委在阿尔巴尼附近推行的选民登记计划都遭受了暴力袭击。邓巴虽然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并且本性非常谨慎，但却依然认为自己要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正是他对于肯尼迪政府的失望才促使奥尔巴尼局势研究进入了公众视线。但是邓巴又不敢明确指出肯尼迪政府违背了哪些承诺，否则必定会危及到早已摇摇欲坠的选民教育项目免税安排。种族政治的公众面貌再次体现了骨子里的遮遮掩掩：乍一看去一切都黑白分明，简直有些沉闷乏味，然而最核心的戏剧性事件却依旧隐而不显。

10月26日，一份新奥尔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断然声称杰克.奥德尔是一位“渗透进入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高级管理层的美国共产党员”。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引用了“高度权威的消息来源”，将奥德尔称作美共全国党委的“秘密成员”，多年来一直打着民权工作的幌子“执行美共的任务。”

这场突然袭击导致金的阵营爆发了内讧。金早就知道奥德尔已经被逐出了全国海员工会，而且自从他作为疑似共产党员被众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传召之后，他已经丢掉了在蒙哥马利卖保险的工作。他想要确定奥德尔的背景没有什么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猛料，没有什么暴力背景或者见不得人的内容。奥德尔疲惫地告诉金，他不像文章所声称的那样是一名美共成员，更不用说全国党委的成员了。但他确实认识几位全国党委成员，过去还曾经旁听过他们的会议。1956年他写过一篇关于路易斯安那州种族政治的文章，刊登在了美共发行的期刊上。奥德尔认为这次传唤归根到底跟这件事有关系。仅仅在四年前，国会调查员们还给奥德尔贴上了恶魔傀儡的标签，认为他是“共产主义阴谋的组成部件”，不仅嘲弄了他的理想主义事业，还贬斥了他的黑人身份。

反美行为委员会质询员：你是否曾经真心感到，以及你是否试图让本委员会和本国人民相信，你作为共产主义阴谋的同党以及克里姆林宫意志的执行者，真正地关心本国黑人的福利？

奥德尔：我没有试图让你们相信任何事情。

金并不怀疑奥德尔为领导大会所付出努力发自真心。但是真心与否在这里毫无意义。奥德尔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人应该像法国人或者意大利人那样将共产主义路线当成任何其他政治路线那样加以辩论，但他却忽视了白人文化当中冷战政治的残酷现实——某一类来自敌方的思想很容易就会与另一类敌方思想勾搭起来。在政治层面上，报纸刊登文章的最要紧之处在于文章的公众影响。这篇文章出自何人之手？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什么？金把这则故事看作是这两个月以来第二个告警信号——凯利.米勒.史密斯牧师先是从华盛顿传来了第一个善意的警示，如今报纸上发表的恶意攻击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这些颠覆指控细节详尽，听上去很有官方派头。早已深陷苦战的领导大会根本挺不过这样一轮持续性的宣传攻势。金告诉奥德尔，整个领导大会理事会都对现状感到不安。“我该怎么做？”他问道。

奥德尔认为这篇文章很可能出自新奥尔良的警察或者国会反美活动委员会的手笔，因为文章提到了他在新奥尔良的家已经被搜查过的事实。他建议金无视这场攻击。目前似乎只有一份小报报道了这篇文章，整个事件很有可能就此逐渐平息下去。想让种族隔离主义者们承认他们这些人拥有纯洁无瑕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谁要打算这么做，就等于自取失败。如果金觉得自己不得不回应这篇文章，奥德尔可以发誓说他从未效忠过任何国外势力，也绝不支持以武力瓦解美国政府。除此之外他拒绝回答所有关于他的政治信仰的审问。他拒绝谴责美共和他的美共友人，即使是在事实允许的情况下。“我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他说道。

金很赞同奥德尔的观点：自由社会一旦开始监管个人信仰就等于背叛了自身。然而他实在不敢将这篇文章扔在一边不不理睬。为了打破公众质疑的枷锁，他决定反驳奥德尔与领导大会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反驳奥德尔与美共的联系。11月1日，他根据要求做出了一份辩护陈词，不过并未大肆张扬。声称奥德尔先生是领导大会东南地区领导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不仅从来未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而且领导大会也从没考虑过让他担任这一职务。”金不惜通过说谎来最大程度地弱化领导大会与奥德尔的联系，他声称奥德尔“只是一名单纯的技术人员，90%的工作是在北方进行，他本人也住在北方。他的主要职责是参与邮寄程序方面的机械化操怍。他偶尔只会暂时填补选民登记活动的某些空缺，但是早在本次的文章公开发表之前他就已经不再行使职责了。”奥德尔之所以辞职则是为了“避免给领导大会带来尴尬”至于金本人也愿意“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和澄清”。

私下里金向奥德尔保证，这篇辩白书的作用仅限于平息公众舆论，所谓“进一步的调查”已经结束了，奥德尔也早就回到了员工队伍当中——事实上他从未离开片刻。奥德尔尽可能优雅地放低了身段，但他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非常骄傲且独立的人。对于金来说，卷入这场充满矢口否认与半真不假的陈述游戏只会削弱他的立场，致使他不断抱怨，而且被否认的人也会非常痛苦。根据奥德尔的估计，无论是在纽约邮件收发室还是在选民教育项目文件处理团队当中，直接向他本人汇报工作的人都比向怀亚特.沃克汇报的人更多，然而金现在居然假装不认识他。

新奥尔良市报纸上的文章让金非常不爽地分散了注意力。他强烈希望这个话题会逐渐消失。政治恐惧致使他开始含糊其词，布设伪装，很像是肯尼迪总统在处理民权问题时的手法。尽管金很不忍心伤害自己的同事，但是依然有几位民权阵营的盟友们认为他对待奥德尔的态度还不够严厉。一位新奥尔良的律师把这条消息的剪报送给纽约的罗特.孔斯特勒，孔斯特勒的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这项指控会毁掉她打算在12月11日邀请萨米.戴维斯为领导大会主持的募捐活动。她并不认为为自己是在杞人忧天，而是有非常强力的反面证据。她见过两位斯卡斯代尔的妇女在同年早些时候折损了自由乘车运动的一条财源，而且她们提出的指控远比奥德尔背负的罪名弱得多。这两位女性是股票经纪人的妻子，她们的丈夫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交往甚密。她们指控自由乘车者身为颠覆分子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官司失利之后，她们又组织了纠察队，举着写有“斯卡斯代尔向左拐”和“莫斯科爪牙”等字样的标志到处招摇。

随着11月的到来，孔斯特勒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因为奥德尔一直在处理萨米.戴维斯募捐会的财务筹备事宜。他代表领导大会签署了活动场地租赁协议与投保书，预售票的销售情况也一直由他负责跟进。当孔斯特勒听说奥德尔本应从领导大会辞职的时候，她要求有人给个说法。斯坦利.利维森不断地告诉她，那则报道曲解了奥德尔的过去，而且不太可能受到广泛关注。但孔斯特勒坚称“这件事很可能反噬我们”。如果金主们怀疑美共成员打入了领导大会，他们肯定“会让我到一边凉快去”。利维森建议她不要主动提及奥德尔作为活动负责人的情况，她则表示反对，“出这件事之前我们根本没有耍花招的必要。”她本人的人品很可能会毁于一旦，因为“很多人都会回来找我，说我蒙蔽了他们的双眼。”她告诉利维森，个人品质与想象之间的关系很难捉摸：“确实有人只会对这种事一笑了之，但是也有些人会深受伤害……聚光灯的力量可是很强大的。”

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员通过利维森纽约办公室的电话截取了所有这些情绪激动的交流信息并且转发到了总部。利维森对奥德尔的辩护无疑可以视为一位美共成员对另外一位的担保。领导大会的内部纷争也充分证明联邦调查局针对金的首次主动出击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新奥尔良报纸上的匿名文章确实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刊发的。实际上，完全相同的文章还发表在了分散在圣路易斯及长岛等地的其他四份报纸上。

胡佛在同一时期对金展开了全面调查。联邦调查局早在收集涉嫌不当行为证据之前就对金进行处罚的做法看起来确实有些不合逻辑，不过胡佛非常精明地抓住了导弹危机的机会，趁着举国上下都被苏联导弹吓得缩作一团无暇他顾的空隙先后下达了两方面的命令。导弹危机不仅提供了采取紧急手段的灵感，还为采取这些手段提供了理由。通过报纸攻击金雇用奥德尔这样的做法在美国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联邦调查局官员们对这次行动极端保密。他们知道可以与可靠的报界联络人进行谨慎合作。讽刺的是，为了实施针对金的第一场秘密攻击，他们专门召集了五份美国报纸的驻华盛顿代表。

负责散布这五篇文章的行动主管名叫卡撒.德克.迪洛克（Cartha "Deke” DeLoach）。他同时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通过游说来反对罗伯特.肯尼迪发布关于美共现状的最新白皮书。这份白皮书认为美共颠覆国家的威胁只能算是微乎其微。司法部长之所以打算发布这份文件，是为了迈出削减联邦调查局国安机构规模的第一步。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目前雇佣了太多的背景调查员、窃听信息记录员、颠覆思想鉴定专家之类的人员，实在是对人力的极大滥用。11月7日，迪洛克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罗伯特关于白皮书的最新要求。他给出的理由是白皮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因为任何关于美共网络的描述都会“危害联邦调查局的线人”。罗伯特陷入了一个典型的间谍陷阱：他无法为了避免线人们陷入危险而减少他们的任务，因此他必须继续完成任务。

针对金的政治攻击正在逐步升级，胡佛与罗伯特之间的拉锯战则界定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更广大政治背景：联邦调查局官员正在试图保护他们的反共情报组织人员。针对金的敌意是驱动力，奥德尔是全新的行动理由，导弹危机既是鞭策也是机会。最后，一开始针对利维森的窃听许可令即将面临六个月以来的首次延期，寻求延期许可的官僚压力迫使联邦调查局为过去的监视活动寻找正当理由，而找寻正当理由的最佳方法就是扩展监视范围。无论这些始发因素怎样交织在一起，总之联邦调查局认为针对金的第一次政治打击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成效。根据窃听装置的记录，秘密的报纸攻击不仅让金遭受了挥之不去的心理压力，而且他根本不知道这次攻击的幕后主使是谁。金和其他领导大会成员并没有意识到新奥尔良的报道仅仅是五份报道当中的一份，他们的主要怀疑对象是当地警方。就像民权运动的其他成员一样，此时的金依然将联邦调查局视为盟友——往往是一位心不甘情不愿的盟友，而且肯定是联邦政府当中的保守派，但不管怎么说依然是一支让种族隔离主义者感到紧张的力量。金依然希望联邦调查局能更加积极地介入南方的局势。

11月，罗伯特.肯尼迪签署了一份胡佛呈交的申请书，授权联邦调查局针对斯坦利.利维森安装第四个窃听装置。这一次的窃听器装在了利维森家里，这样一来特工们终于可以截取他和金的深夜通话内容了。像这样全覆盖式的窃听完全超出了金的察觉能力。即便再“小心翼翼”，他也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一手。他看到的是一份由另一位肯尼迪于当日签署的非常不同的文件：肯尼迪总统终于针对种族歧视住房政策发布了拖延已久的行政命令。金非常清楚这份文件尚未面世效力就已经遭到了削弱，根本不能与1960年竞选时的“大笔一挥”承诺相提并论，因为这道反歧视命令的应用范围不包括一切现有房屋，也不包括并非由联邦政府出资兴建的新增住房。金还注意到这条命令尽可能平静地发布于感恩节前夕——按照泰德.索伦森的说法就是“故意夹在”了关于苏联轰炸机的戏剧性总统公告与中印边境战争之间。白宫拒绝记者参加签字仪式，仪式现场只有负责民权事务的白宫员工。尽管有着这么多缺点，金依然认为肯尼迪是一位潜在盟友而不是敌人，并且公然盛赞新命令是“带领全国实现美国梦”的最新步伐。

1962年10月，中央情报局通过航拍照片获知苏维埃核导弹正航运至古巴。“他们会袭击密西西比州牛津市吗？”总统半开玩笑地问道。这句话暗示了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与俄国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远比毁掉最近让自己大吃苦头的地点更加糟糕。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总统虽然未必总能保持幽默感，但确实从未陷入神经崩溃。他把手下的军事主官们召集在一起激烈辩论是否应该轰炸古巴、进攻古巴或者对古巴进行封锁，从而彻底根除导弹威胁。到了向国会领袖们介绍情况的时候，狂热的紧急情绪已经非常高涨了。当时众议院黑尔.博格斯正在墨西哥湾的渔船上垂钓，一架空军战机向他投掷了一个塑料瓶子，里面装着紧急求救信号，然后赶紧把他接了回来。

C.B.金此时正在华盛顿恳求联邦法庭针对坎贝尔警长在7月份杖击自己的行径进行起诉，不过没有成功。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采取海上隔离之后，C.B.金开车回家，沿途所见都是些关门停业的工厂与全员逃离的村庄，广播里听到的都是军事动向与祈祷仪式。回到家之后他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妻子在门上留了便条，表示全家人都搬到了克拉伦斯.乔丹的考恩那尼亚农场，因为他们担心奥尔巴尼附近的军事基地将会成为苏联导弹的主要攻击目标。十几个国家的亿万人民都承担着相似的恐惧感。自从二战之后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在同一时刻如此真切地经历世界政治，在此之前恐怕也没有过。

10月28日星期天，赫鲁晓夫总理终于公开同意了从古巴撤出苏联导弹。在伯明翰市，公牛康纳和其他两位市政专员正与消防部门的领导人举行秘密谈判。世界毕竟没有被炸掉，这让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于是他们很快转向了更加切实的地方政治。市政专员们承诺，如果消防人员在公投中投票反对市政体制改革，整个部门将会获得共计百万美元的加薪。常言说机事不密则害成，谈判双方全都没有意识到谈判现场的人员当中有一位暗藏的改革派支持者，而且此人还将一台录音机偷偷带进了会场。录音结果被剪辑成为了一系列效果拔群的电台广告。在一则广告当中，一名消防队员询问：“是不是无论下周二的选举结果如何，我们都会加薪？”亚瑟.黑尼斯市长（Arthur Hanes）回答说：“当然不是。除非我们继续掌权，否则就没人给你们涨工资。”然后一名播音员就催促伯明翰市民通过踊跃投票来“阻止市政厅的腐败”。这则广告暴露了拉票贿选的肮脏内幕——并且提醒人们，为了维持贿选承诺，现任市政府必然会提高征税金额。这则广告令市政府颜面扫地，改革者则抓住市政府晕头转向无暇他顾的时机将涉及种族隔离的因素埋藏进入了公投当中。公投当天，投票人员出乎意料地赞成了市长-市议会双轨制的改革提案。这个萌芽于母亲节当天自由乘车者遭遇殴打事件的奇迹如今步入了全新的阶段，公牛康纳这一回当真被免职了。如果他还想要继续在伯明翰市掌权，只有一条路可走：在明年3月举行的特别选举当中竞选市长。伯明翰市政府一直都是一尊捍卫种族隔离的巨人，可是如今康纳的势力摇摇欲坠，这尊巨人的力量也削弱了一点点。与此同时，夏特沃斯与金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与这尊巨人的正面对决。

在伯明翰以外，导弹危机的圆满解决让全国上下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热情洋溢地许下各种新决心，仿佛获得新生一般。政治分析家们一方面苦心研究怎样的秘密安排才让赫鲁晓夫做出了主动撤退的决定，另一方面则坦然宣称肯尼迪总统逼退了世界末日。椭圆形办公室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像是一座神圣的殿堂，繁荣新时代的情绪也终于回归了美国。机缘巧合之下，就在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海上禁运的当天，一位颇具才华的肯尼迪模仿者录了一卷名为《第一家庭》的喜剧专辑。此人名叫沃恩.米德，他的专辑卖了一百万张，超过了“彼得、保罗和玛丽”民谣三重唱组合的首张专辑，占据了流行音乐榜的榜首，与女子组合“水晶乐队”的《他是叛逆》以及雷.查尔斯的《你是我的阳光》并列。在导弹危机事件的余晖映照之下，总统的幽默成了风靡全国的时尚，甚至就连身处密西西比以外的总统政敌们也不能免俗，同样会因为米德对肯尼迪缺点的模仿而笑得前仰后合：总统式的平腭口音，他的阅读速度，他在办公室追逐女儿卡罗琳的童趣一面，他躺在挤满肯尼迪一家人的床上时的俏皮话（“晚安，杰基……晚安，鲍比……”）。在幽默的映衬下，肯尼迪的传奇既充满人情味又笼罩着超自然的色彩。极端出名的人们往往要面对此类悖论。

导弹危机的精彩成功让总统获得了追求个人兴趣的更大自由，而且他的目光主要投向国际而并非局限在国内。导弹危机的本质彰显了他的一贯论点：全球竞争才是美国的重中之重。逃过一劫的国民心态让美国人更倾向于远离种族难题，因为种族问题不仅麻烦，而且根深蒂固，倒不如将其当做蜕掉的死皮扔在脑后。用金的话来说，民权议题“已经无法打动这个国家的良心了。”他发现公众良知很难捉摸，恐惧或者无知的气氛固然起不到好作用，但是激情澎湃的环境同样不利于公众良知开花结果。白人世界看待民权运动的态度过于欢乐，这样的观点错位令金怒不可遏。他竭力想让白人和黑人看到同样的真理。他相信，即使是最仇视白人的黑人也必须研究白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为了在白人主导的世界幸存下来，黑人必须依赖这位“额外的恶魔”。金既想向黑人解释白人的想法，也想向白人解释黑人的理念，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了更加剧烈的“焦虑与敏感……致使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了一场骚动……另一场永无止境的情感战斗。”黑人的困境在于“时时刻刻都要踮着脚尖走路，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步会踩到什么，此外还要在潜意识里与额外的恶魔搏斗。”

士兵们一旦投入部署，那么想要让他们停下来远比一开始动员他们更加困难。校园当中嘲弄梅瑞狄斯的声音以及破坏行为销声匿迹后很久，新的部队还在逐渐抵达，最后总共来了差不多两万名士兵——相当于牛津镇人口的三倍。海军也来了，空军也来了。10月11日晚上至少有一万名士兵收到暴乱警报之后集结出动，将事发地点团团围住，结果却发现所谓的事发地点其实是密西西比大学某姐妹会总部，所谓的暴乱也只是即将订婚的男青年在姐妹会的门廊里为准未婚妻唱情歌而已。一般来说总要在男友面前维持端庄形象的女生们被搅局的士兵们气得破口大骂，忙着躲避石块的士兵们听到这些言辞都忍不住偷笑。士兵们都很擅长在沉闷的环境当中找乐子。他们把自己的帐篷命名为“安德森村”和“三K党总部”，还在营地厕所门口挂了一块很大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州长宅邸”。

这次事件的政治后果致使军队长期驻扎在了密西西比大学，因为无论是将军或政客都不想被别人认为巴内特州长的狂怒吓退了他们。密西西比州政府的全体官员都站在州长一边，谴责本次暴乱完全是“好战的士兵们”以及其他联邦入侵者引起的。伊斯特兰参议员控诉法警们“挑衅了学生们和其他人”。副州长约翰逊私下里向伯克.马歇尔抱怨道，催泪瓦斯“影响了我的肺和嗓子，医生还说我的肺部出现了血块。”密西西比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表达了“针对肯尼迪政府及其傀儡法院完全、彻底、十足的蔑视”。拉法叶县大陪审团起诉法警总指挥麦克沙恩挑起暴乱。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的官方报告充斥着自哀自怜之情以及对于社会美德遭受践踏的愤慨，控诉法警们对密西西比大学的学生们施加了“有预谋的人身折磨”以及其他暴行。这份文件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总统感慨道，就算如此恬不知耻颠倒黑白的报告恐怕有朝一日也会得到历史学家们的认真对待。与密西西比大学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让总统不禁开始怀疑自己在哈佛念书时的教授们是否可信。教授们声称内战之后来自北方的狂徒践踏了南方的圣洁土地。“我很好奇，”肯尼迪私下里对索伦森说，“我所学过的战后重建时期的各种恶行是否真有其事。”

尽管肯尼迪总统对于种族情绪影响历史观念的力量有着深刻的见解，但他本人依然自觉营造了新一轮的历史神话。为了照顾密西西比州的种族情绪，他下令驻扎在密西西比大学的部队当中不得有黑人士兵。此外他与巴内特州长不约而同地极力回避了梅瑞狄斯是黑人的事实。总统与他弟弟无视了巴内特的大多数诽谤。实际上他们还要求司法部最优秀的律师们想方设法避免收取巴内特和约翰逊应当负担的蔑视法庭罚款。肯尼迪兄弟这样做可能有着很有说服力的策略原因，比如他们不想重蹈宪法危机的覆辙，但这样的小手段却一直在诱使政府弱化密西西比大学危机的重要性与种族背景。

肯尼迪总统对密西西比大学危机做出的最有力政治回应就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日后他几乎从未在公开讲话当中提到这件事，也没在非正式访谈中显露出他在回顾并解释政治事件方面人尽皆知的天资。他定义新闻的能力让密西西比大学危机很快沦为了旧闻。士兵们一直低调地驻扎在密西西比大学，直到1963年夏末梅瑞狄斯拿到学位之后，最后五百位士兵才离开。时代的大气候帮忙掩盖了真相。如果暴乱发生得再晚一些，赶上“直播网络覆盖”的时代，假如密西西比大学的暴乱场景在肯尼迪总统发表全国讲话之前、期间以及之后同步登上电视屏幕，那么将必然会造成令人目瞪口呆的效果。人们要么会认为总统过分乐观，要么就会认为他能力不足。然而在现实当中，事件发生顺序的模糊不清成了总统的优势。总统看上去提出了理性的请求，暴乱则是摔在他脸上的野蛮回应。《纽约时代》甚至还报道说肯尼迪在演讲中“非常用心地表达了乐观主义，而且确实清楚表明政府正在焦急等待着密西西比官员与人民的表现。”

密西西比大学危机致使各方面的人们都感到自己遭受了伤害。密西西比人和其他南方各州领导人对于这次入侵自然非常不满。之前挂彩的法警们伤愈之后回到了平常在监狱或边境地区的岗位上。肯尼迪的政治顾问们意识到，自己所有迎合密西西比的努力最终换来了无数南方车辆后保险杠上粘贴的反肯尼迪标语贴纸，上面赫然写着“联邦政府占领了密西西比”以及“肯尼迪的匈牙利”。这一点让他们更加坚定地相信推进种族融合无异于政治自杀。黑人领导人们无一例外地公开称赞肯尼迪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让梅瑞狄斯注册入学的决策，但胜利的感觉却很空洞。协进会当中独立处理梅瑞狄斯案件将近两年的律师们觉得自己被司法部的律师们推到了一边，因为司法部的律师们不仅抢走了他们的案件，还对梅瑞狄斯实施了人身监护。

至于马丁.路德.金则在私下里抱怨说肯尼迪总统无非是在告诫全国要板着脸孔遵守法律。肯尼迪的全国演讲提到了政府的负担与已经结束的计划和行动，却对自由、新开始以及新希望只字未提。相比之下，金却认为这次事件已经超越了他对梅端狄斯的认同，触碰到了他的核心信念，即人类可以跨越敌对的思维。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与处理结果直接关系到了能否减轻邪恶的侵染以及能否向人们展示正义在人世间得到实现的可能性。对金来说，做到这两点就等于领悟了上帝的存在。在这方面，金的道德信念足以让肯尼迪总统显得狭隘沉闷。从另一方面来看，金已经听到了太多关于密西西比州橄榄球传统的热情讨论——也读了太多密西西比州政府与肯尼迪政府之间的争论——以至于陷入了极度消沉。尽管金非常欣赏肯尼迪总统在现代社会得心应手的做派，但他知道肯尼迪和巴内特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可他们两个人在这些方面却与自己大相径庭。金写道，牛津镇的表现“让黑人觉得自己就是白人政治棋局上的棋子而已”。金把自己的痛惜写进了基调暗淡的1962年工作评估，认为这是民权运动在国家政治层面上丢城失地的一年。民权运动已经不再是国内辩论的“主要问题”了。自从自由乘车运动以及肯尼迪政府发誓“我们将要行动！”之后，民权运动的气势就减弱了。金本人的气势也衰落了，因为他在奥尔巴尼未能发挥作用。他对政府的批评无疑反映了他的恐惧——他害怕无论自己呼喊的声音多么大，无论自己做出多大的牺牲，他仍旧不过是肯尼迪的政治汪洋当中的一块浮木，只能听任波涛的摆布。

格斯曼与司法部长通话的时间是牛津时间7点58分。一分钟之后，伯克.马歇尔离开内阁会议室，带着密西西比大学事件已经发展成全面暴乱的消息冲进总统办公室，但总统已经威风凛凛地坐在电视摄影灯下了。“晚上好，我的同胞们，”肯尼迪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对摄像机开口说道。“梅瑞狄斯诉费尔案的法庭命令正在执行。”肯尼迪总统告诉观众们，梅瑞狄斯已经安全到达了校园，国民警卫队并未涉身其中，法律的权威占了上风，学生们和教授们都可以回到正常活动当中了。“事态已经恢复了常规，”总统继续说。他向美国人民两次强调联邦政府并未参与梅瑞狄斯一案。他公布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当中每一位投票支持梅瑞狄斯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的法官的姓名和所属州，还说他自己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执行他们的命令。“我接受这份责任，”肯尼迪说。

这篇讲话措辞严谨，旨在打动尚未选边的南方白人。讲话中没有提到巴内特，肯尼迪总统既没有抨击种族隔离主义者，也没有夸奖梅瑞狄斯的目标。他尤其赞颂了密西西比州，指出这片土地孕育了许多战斗英雄，例如“仅仅在朝鲜战争期间就获得四枚荣誉奖章的”的卢修斯.拉马尔以及1945年“在国会特殊联席会议上接受奖章”的杰克.林赛。接着他将话锋直接转向了密西西比大学：“荣誉和勇气的伟大传统要由你们来维护。你们不仅驰骋战场，还在橄榄球场上叱咤风云，更是屈指可数的名校之一……全国的目光乃至全世界的目光今晚都集中在你我身上……我确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会维护这份荣誉。简而言之，记载这一案件的书页一定会按照法庭指示的方式很快翻过。”

肯尼迪总统谈论梅瑞狄斯案件的口吻如此笃定，以至于有些信以为真的部队指挥官当真撤销了二级戒备状态（随时准备行动）的命令。然而总统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希望和通告都被事实推翻了。回到内阁会议上，他和司法部部长、索伦森、奥唐纳、马歇尔以及国会顾问拉里.奥布莱恩一起面色严峻地关注着将要持续整整一个通宵的攻防战。两三个人同时打电话是常事，时常还要暂停通话将自己得到的报告转述给其他人。“他们开始扔铁桩子了，”罗伯特.肯尼迪告诉总统，“他们也扔可乐瓶子还有石块。”聚在一起的领导人们接到了一份错误报告，声称那位吸入毒气的高速公路巡警已经离世了。此外还有几份准确的报告，指出受伤的法警几乎无法冲破暴徒的阻挡前往医院。最初的想法之一是请德高望重的密西西比大学橄榄球教练强尼.沃特讲话，力劝学生们离开。关于这方面努力的报告每隔一会儿就会插入催泪瓦斯只能刺激得暴徒们越发凶狂的初期汇报：“他（沃特）说希望所有橄榄球队队员都撤出来……那是一支非常出色的队伍……他妻子说他出去了……为什么不让鲍勃直接给他打电话呢？他的妻子可能在对你撒谎。”

总统演讲一个小时内，第一声枪声响彻牛津镇。一位法警脖子受伤，血流如注，而他的战友既没有急救装备也找不到救护车，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他逐渐丧失生机。几分钟后，第一颗大威力步枪中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一个边境巡警的腿。受伤人数不断增加，法警们只得把伤员抬到学园楼里，让他们靠着墙坐下。很多学生暴乱者四散奔逃躲开子弹，聚集在密西西比大学外围的成年暴徒趁势靠拢了过来。学园楼周围的暴徒人数已达到了两千人，还有很多步行或者开车的人在校园周围徘徊。

白宫里弥漫着黑色幽默，总统嘲讽地表示自己记得“哈佛大学也闹过类似的暴乱。”电话暂时安静下来的时候领导人们全都愁容满面坐立不安。为了缓解紧张气氛，大家转而讨论了另一个话题：有情报称詹姆斯.莱斯顿打算在《纽约时代》上发表文章，指责肯尼迪政府比苏联方面更迫切地想要见面，苏联人倒是没那么想见肯尼迪。应当怎样对付这篇文章呢？总统抨击了报道内容，凭记忆列举了苏联方面发来的多次邀请。“我们今晚必须解决这件事，”他说。“我这张清单正好能捏住莱斯顿的要害。你想给他打电话吗？还是说这样做只会惹急了他？”

身陷围攻的卡岑巴赫再次打来电话，坐在内阁会议室里的人只能听到罗伯特.肯尼迪的声音：“你想派兵？……他被什么打中了？……他还能活吗？……州警察离开了？”马歇尔冲进来说自己刚和巴内特通过电话，巴内特表示警察们“不可能撤退”。罗伯特说他们确实撤退了。接着马歇尔重复了巴内特的保证，说巴内特刚刚与高速公路巡警谈过，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内阁会议室中的领导层倍感受挫，开始谴责艾德温.沃克将军支持叛乱的长篇大论，接着又开始讨论那本军事政变题材的小说《五月中的七天》。肯尼迪总统认为书中的那位总统“面目模糊得很”，但是策划政变的将军“倒是刻画得栩栩如生”。马歇尔在电话几乎有些哀怨地询问着沃特教练是否“起到了好作用”。司法部长在另一部电话旁边轻声安慰着约翰.多尔，他认为密西西比大学的状况“离威斯康星那一次的状况还差得远”。

“猪湾事件之后我还从未度过如此有趣的时光，”肯尼迪总统叹息道。在他弟弟看来，就像兄长要为猪湾负责一样，自己也要为这一轮新的灾难承担类似责任。挖苦似的为自己的解职准备了一份新闻发言稿：“司法部长今日宣布，他将效仿前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引咎辞职的先例，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话被紧张的笑声打断了。

学园楼的士兵用尽了催泪瓦斯，试图驱车穿越暴徒包围去取补给的志愿者们也迟迟没有出发——因为他们害怕迷路。内阁会议时的领导人们决定让孟菲斯的常备军部队搭飞机到密西西比大学，并让密西西比国民警卫部队从牛津的地区兵工厂出发前往密西西比大学校园。总统焦急地等待着确认部队出发的消息，谁也不知道领导部队的军官是否忠诚。此情此景让总统想到了伊朗国王。“德黑兰那帮人每天晚上都必须做这种事，”他挖苦地说道。接下来的鸡同鸭讲简直令人发疯：卡岑巴赫通过学园楼里的付费电话绝望地大喊着，而相应的支援命令却消失在了迷宫一般的广播联播当中。“他们必须先给司法部长办公室打电话，让司法部长办公室给陆军部部长打电话，”马歇尔恼怒地解释道，“再由陆军部部长给孟菲斯当地打电话，再接下来……”他报告说一支部队已经接到命令正在集结，索伦森反对说那支部队早在十到十二个小时前就已集结完毕了，“我在电视上都看见了，”索伦森说。马歇尔则表示这样说来他们肯定又重新集结了一次。

午夜前不久，罗伯特.肯尼迪的声音让房间里的人一下消沉了下来。“他们正在攻击梅瑞狄斯的所在地，”罗伯特.肯尼迪说，“他们正在攻击梅瑞狄斯的宿舍。”一拨拨暴徒发现梅瑞狄斯在巴克斯特学生宿舍，而学园楼那边受到重创的法警们无法穿过校园去保护他。华盛顿的人们紧紧攥着电话，开始努力想办法。奥唐纳说他害怕暴徒们对梅瑞狄斯施以私刑。总统马上紧急呼叫了在杰克逊的巴内特。罗伯特.肯尼迪试图通过付费电话找到卡岑巴赫，但卡岑巴赫正冒着新一轮的枪林弹雨在大楼外指挥自己的手下。司法部长在哈佛橄榄球队的好朋友迪恩.马卡姆说法警们不能只靠催泪瓦斯自卫，这让罗伯特非常紧张。一直在听电话的奥唐纳这时给内阁会议室的人带来消息：“法警们马上就要开枪了。”他们都带着随身武器。

肯尼迪总统回来说巴内特回避了自己要求高速公路巡警出动的要求，巴内特认为解救梅瑞狄斯的最佳方法就是把他带出密西西比大学。

“我没办法把他弄出来，”罗伯特.肯尼迪听到总统的话之后痛苦地说，“我要怎么才能把他救出来？”

“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总统答道。“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他能维持法律与秩序……”总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好吧，如果他能维持秩序，我们就让梅瑞狄斯离开。”

营救梅瑞狄斯的决定根本不可能实施，这使得肯尼迪做出这项决定多少容易了一点。新一轮的混乱取代了总统与巴内特的谈判。拉里.奥布莱恩宣布又有三名法警受伤了。一边旁听电话的肯.奥唐纳说，埃德.格斯曼“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罗伯特.肯尼迪想要说服卡岑巴赫，不让法警们开枪。“如果催泪瓦斯管够的话你们能顶住吗？”罗伯特问道。“你们能想到什么把他们吓跑的方法吗？”卡岑巴赫极度痛苦的回答让司法部长收回了最后一条建议。“对不起。”罗伯特很没底气地答道，但法警们确实没有开枪。

就在这时格斯曼的一位助手打来电话。事务缠身的领导层全都不愿意接听下属的电话，于是肯尼迪总统的秘书伊芙琳.林肯同意将消息转达给司法部长。接着她听到这位助手清晰而又空洞单调地说道：“一位伦敦《每日见闻报》的记者保罗.吉哈德，吉——哈——德，刚刚在牛津遇害了。他的遗体是在女生宿舍旁边发现的，后背上有弹孔。”

华盛顿午夜时分，卡岑巴赫告诉罗伯特.肯尼迪他需要常备军部队——有多少要多少。就像格斯曼一样，他的语气中也带着军人般的悔恨，责备自己最终还是没能避免事件的恶化，辜负了司法部长的委托。罗伯特将罪责揽到了自己身上，派出了部队，还让格斯曼接电话，讨论接下来应该如何面对媒体。“人们肯定会穷追猛打地追问我们为什么没能更好地处理这个局面，”他说。

暴乱持续了一整晚，暴徒们展现了令人惊诧的韧性。他们先是开来了一辆推土机冲撞学园楼，然后又开着汽车撞了上去，就像利用破城锤攻击城门那样。暴徒们造成一百六十名法警受伤——其中二十八人受了枪伤——一颗流弹还打中了当地一位点唱机修理员的头部，要了他的性命。直到凌晨，内阁会议室中的领导人们都在查看陆续送来的伤亡报告。他们听说学生们组成了进攻阵形，正在攻击巴克斯特学生宿舍楼，而士兵们也组成了进攻阵形，准备带着伤员突出重围。罗伯特.肯尼迪强调了“让梅瑞狄斯活着是何等重要”。坚忍的领导人们接受了两人死亡的事实。奥唐纳说政府应该把吉哈德死去的消息“告知伦敦媒体”。身为记者的吉哈德命丧密西西比大学意味着这场暴乱必然将会得到广泛报道。“欧洲那边这一回可算赶上了一条精彩新闻，”一个声音说。

等待几乎让人崩溃。罗伯特.肯尼迪越发自责没有及时使用武力，因此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开玩笑，有时发牢骚，有时生闷气。夜色越来越浓，而部队却一拖再拖，没能按照将军们的承诺到达现场，气得罗伯特干脆破口大骂起来。陆军部部长塞勒斯.万斯*以及师长克赖顿.阿布拉姆斯向白宫方面保证，他们在一小时之内就能让士兵们搭乘飞机从孟菲斯抵达密西西比大学。但是六十五名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成员仅仅从牛津的地方兵工厂到达密西西比大学校园就花了一个小时。无数虚假情报与无休止的拖延之后，国民警卫队终于卖力地朝着学院楼跑去，与饱受冲击的法警份站到了一起。（“他们当中有个人刚刚受伤了，”拉里.奥布莱恩最终向在内阁会议室中的人宣布，“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来到了正确地点。”）接下来大约三个小时再没有进一步增援赶到，幸好在这三个小时里当晚大部分伤员的情况都稳定了下来。肯尼迪兄弟都很不满意军方高层敷衍推脱的做法。“我觉得如果让赫鲁晓夫来办这档子事，军队肯定早早就派遣到位了，”奥唐纳感叹道，“我怕的就是这个啊。”

精疲力竭的卡岑巴赫正在与肯尼迪总统通话，这时传来了一个兴奋的声音——常规部队已出现在学院楼外面了。“总统先生，请等一下，”卡岑巴赫说。“他们应该到了。请不要挂断电话，我去确认一下。”卡岑巴赫冲了出去，一边跑一边下令不许任何人碰电话，因为总统还在等消息。几秒钟后卡岑巴赫赶回电话机旁，愕然发现手拿听筒站在电话机旁边的并不是他的助手，而是一位记者。这位记者本想抢一条独家新闻，却没想到电话那端居然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吓得他手足无措张口结舌，一个问题都问不出来。卡岑巴赫从此人手中一把抢过电话说道：“总统先生，他们到了。”

几个小时后多尔来接梅瑞狄斯，发现梅瑞狄斯的房间里都是催泪瓦斯的味道。两人与格斯曼和麦克沙恩一起坐进了十一天前第一次尝试注册入学时乘坐的边境巡逻车。当时这还是一辆亮闪闪的新车，现在车门上已经布满了凹坑和弹孔，窗户也被砖块砸得粉碎。麦克沙恩往后座铺了一张军用毛毯，以免玻璃割伤他们，接着他们就去学院楼注册入学了。士兵们站在小树林草坪上，拦住想要见证这场投降的学生们。梅瑞狄斯——一位默默无闻、沉默寡言、脚踏实地的性情中人，尽管举手投足很有军人气质，但偶尔也会多愁善感——后来回忆道，就是那时他毕生当中第一次听到有个密西西比白人叫他“黑鬼”。一个小时之后，在法警们的陪同下，他上了《殖民地时期美国史》的第一堂课。

下巴肿胀、后背青紫的金在亚特兰大的家中看到了电视上播出的密西西比大学事件的结局。9月29日，詹姆斯在伯明翰攻击金之后的第二天，电视上播出了前少将埃德温.沃克（Edwin Walker）到达牛津的消息。埃德温.沃克由于不服从命令而遭受处分，随即脱离了美军，并且在公开声明当中强烈抗议肯尼迪政府“与国际共产主义阴谋沆瀣一气”。他在广播节目上召集了志愿者，承认自己五年前曾“站在了错误的一方”，不应该执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小石城中央高中废除种族隔离的命令。“支持巴内特，反对卡斯特罗！”他大声疾呼道。“带上你们的旗帜、帐篷和平底锅！是时候了！机不可失！”其他几个镜头显示卡车和小汽车已经巡行在了牛津的街头。情报报告指出三K党支部已经从遥远的佛罗里达州出发了。巴内特的桌子上堆叠着大批电报，全都是表示自愿保卫密西西比州的请战书。

周六下午，罗伯特.肯尼迪认为情况已经严重到必须请总统本人与巴内特进行密谈的地步了。在总统办公室，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也加入了肯尼迪、马歇尔以及肯尼斯.奥唐纳当中，所有人都期待地坐在总统身边，等待着巴内特的电话接通过来。“拿下他，强尼。”司法部长朝兄长不太自然地笑着说道，仿佛是在鼓励一名即将登台的拳击手。总统的反应则要轻松得多，还演练了一下待会儿谈话的情形：“州长，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是我弟弟鲍比，不是我弟弟泰迪，也不是我的小姨子拉齐维尔公主。”这时电话接通了，肯尼迪总统立刻严肃起来，将玩笑话扔到了一边。巴内特问总统早上是否已经和司法部长讨论过部长与巴内特的助手之一汤姆.沃特金斯（Tom Watkins）最近的谈话内容。尽管经常能得到弟弟的协助，但是总统还是没能跟上这段转述再转述的对话。于是巴内特便借机表示让肯尼迪总统等一下，自己的助手——州长口中的“一流律师”——会把自己尚未详细说明的想法亲自带到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同意让司法部长亲自接待此人，又问起巴内特打算如何对待周二的最后期限。

“我想多考虑几天，”巴内特回答道。

“这是当然，”肯尼迪说。“州长，问题是我和你一样，也有自己的职责。”

“我明白，”巴内特答道，“我非常欣赏这一点。”他在这句话的结尾拖着长长的尾音。巴内特再次强调自己希望汤姆.沃特金斯的方法能成为解决方法，并且准备结束谈话。然后他出人意料却又真诚地说道：“我非常感谢您对密西西比州家禽养殖项目以及其他类似项目的关注。”

肯尼迪总统强忍住笑，直到电话挂断为止。巴内特竟在宪法危机即将爆发之际还有闲心提到家禽养殖，实在令他忍俊不禁。“你这一周都在对付一只沙发靠垫，。”总统对司法部长说。总统说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巴内特热情单纯的举止让他看上去很容易对付，但从客观结果上来看，州长绝不是轻易受人摆布之辈。小心保留至今的总统个人权威并没有对解决危机起到太大作用，只是批准了一次入学登记推迟而已。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们正在快速涌入牛津，司法部官员甚至来不及像自由乘车时期那样召集由狱警、边境巡警以及法警组成的非军方武装力量。这支队伍此刻正在在孟菲斯城外的海军航空基地集结，人手都是从附近三家监狱以及墨西哥边境抽调过来的联邦雇员，但最多也只有五百人。

白宫里的与会者们认为必须采取比语言更强有力的行动才能迫使巴内特改弦更张。他们决定要把密西西比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收归国家所有，尽管这些人不一定会站在詹姆斯.梅瑞狄斯和肯尼迪政府一方对抗其他密西西比同乡。司法部长立即就让律师们着手准备必要的总统公告，总统本人也给自己的首席撰稿人泰德.索伦森打了电话，让他打起精神为自己写一封电视发言稿。繁重的白宫事务最近刚刚让索伦森忙出了胃溃疡，只得住院疗养，但依然答应为肯尼迪写发言稿。他打算根据“共和党人正在与罗斯.巴内特站在同一边”这一事实拟写几个要点。

“除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笑道。他很欣赏这其中的讽刺。有了小石城暴乱的先例，他现在看上去还不算太糟。“艾森豪威尔多少给他们找了点麻烦。”

“不，我指的是阿拉巴马的共和党人，”索伦森答道。他指出肯尼迪至少不会在南方腹地遭到党派纷争的指责，因为两个党派都会攻击他。

距离第一通电话一个小时后，总统办公室拨出了第二通打给巴内特的电话。这次罗伯特.肯尼迪清除了障碍。他告诉巴内特他们不用等汤姆，沃特金斯来华盛顿了，因为“那只是浪费他的时间，他提不出任何建议。州长先生，他刚才已经向我承认了。”

“我还以为他有主意呢，”巴内特的声音听上去很疑惑。

“这么说吧，他真是没什么好点子，”罗伯特答道。“他确实说过什么把梅端狄斯送到，呃不对，是偷偷带进杰克逊完成入学注册，这时候你们所有人都在……”

“哪里？”巴内特问。

“在牛津。但这都是胡说八道对不对？”

“好吧，我还真不知道，”巴内特慢吞吞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行？你也知道杰克逊就是他们最先将梅瑞狄斯送去的地方。”这一招声东击西之计需要巴内特继续率领种族隔离主义者来到位于牛津的密西西比大学进行提前安排好的对抗；同时肯尼迪政府则可以偷偷将梅瑞狄斯带到已经成了空城的杰克逊，按照之前的法庭命令安排梅瑞狄斯登记。这样一来巴内特可以向密西西比人民发誓自己在种族隔离方面没有做出任何让步，而梅瑞狄斯之所以能成功登记完全是肯尼迪政府暗中密谋所致。

因此巴内特才会在此前的谈话当中一味拖延，为的就是让罗伯特而不是自己亲口说出这个计划，然后他再趁势表示欣然接受，并且将这个计划大力奉承一番。巴内特的热情反而让罗伯特重新考虑了一下。这个计划的最明显缺陷在于避重就轻：就算梅瑞狄斯可以跨越注册入学的巨大障碍，他距离位于牛津的校区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而这段时间里联邦政府不得不听任巴内特召集密西西比的力量阻止他涉足校园。也许注册入学只是障眼法而已。想到这里罗伯特便要求巴内特保证州警察将维持牛津的秩序。后来总统接电话时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

“你放心，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巴内特保证说。他说二百二十位高速公路巡警将会支援当地警力的，“采取积极行动尽力维护法律与秩序。而且总统先生，他们绝对不会携带武器。”

这一意外转折让肯尼迪总统有点踌躇：“我还以为——”

“他们每个人都不会带武器，”巴内特骄傲地说道。

肯尼迪总统继续问道：“那他们要怎样维护法律与秩序并阻止暴徒呢？他们能做什么？”肯尼迪希望州警察在镇压暴徒的时候全副武装，仅仅在对抗梅瑞狄斯的时候才使用非暴力手段，但巴内特拒绝采取如此对比分明的做法。他乐呵呵地坚持之前的谈判场景，当时罗伯特.肯尼迪提到了报纸标题尖锐彰显出来的现实局面——州警察统一战线反对梅瑞狄斯。总统意识到自己遭到了之前协议的掣肘，对协议内容保密的要求也加剧了他的困境。他觉得自己像个农夫，试图告诉一头狡猾的骡子，要想让全家吃饱就必须耕地。然而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都认为巴内特的计策确实是前进的一步。一旦梅瑞狄斯注册入学，事情的发展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了。巴内特下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总统再次提到不要对牛津暴徒抱有采取非暴力手段的想法。

之后不久，运作计策的隆隆声就在白宫里此起彼伏地轰响了起来。皮埃尔.赛林格给电视台打电活取消了肯尼迪总统当晚计划的演讲。伯克.马歇尔打电话通知司法部律师们不必准备紧急宣言了。“我们和巴内特达成了协议，”他说。尽管司法部的笔杆子们开心地意识到这则消息意味着自己周末可以回家了，但还是对此心存疑虑。有一位诺伯特.施莱（Norbert Schlei）心中一直惴惴不安，于是留下自己的秘书加班到深夜，把之前要求的动用联邦力量所必需的总统文件全都打成了定稿以防不测。与此同时，罗斯.巴内特来到杰克逊的纪念体育馆观看了密西西比大学反叛者队与肯塔基大学野猫队的比赛。政治危机的狂热将橄榄球仪式的正常情绪推向了极其炽烈的程度。比赛进行到一半时，观众们居然震耳欲聋地大喊道：“我们需要罗斯！”巴内特随即穿过人群走到五十码线旁边，高高举起象征不屈反抗的拳头，通过扩音器高声喊着：“我爱密西西比！”人们再次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几乎压过了巴内特的声音。巴内特等着观众们的喊声略微退去，又大喊一声：“我爱密西西比人民！”紧接着他在全场情绪的巅峰又最后吼叫了一句：“我爱我们的传统！”这三句铿锵有力的口号点燃了强烈的战前狂乱情绪，足以煽动人们为之赴死。就现场气氛而言，这是种族隔离主义者能够搞出来的最接近黑人弥撒大会的场面，但是支持气氛的情绪却天差地别。此外球场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在接下来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这将会是体面白人参与的最后一场激进种族主题集会。

华盛顿方面，诺伯特.施莱刚刚回到家，伯克.马歇尔就打来电话说协议再次取消了。巴内特没能坚持到底。“总统想签署文件，”马歇尔说。于是施莱赶紧在周六午夜将文件带到了白宫楼上的总统起居区域。肯尼迪总统查看了宣言中召集军队的必要性，问道：“这和艾克1957年在小石城事件的时候签署的文件差不多吧？”得到肯定答复之后，肯尼迪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将文件交给施莱，站起来时还敲了一下桌子。这一刻显然激发了他的历史情怀。“你知道吗，”肯尼迪说，“这是格兰特将军当年用过的桌子。”之后肯尼迪跟施莱说了晚安，但他立刻又拦住了带着文件准备面对白宫媒体大军的施莱。“别告诉他们这些文件是在格兰特将军的桌子上签署的，”肯尼迪叮嘱说。他不想让内战的回忆再次激怒南方人。

周日，罗伯特.肯尼迪和巴内特再次商讨了解决当前局面的办法，此时五角大楼已将通知传达到了密西西比警卫部队——他们现在必须听从总统的指挥。巴内特告诉罗伯特.肯尼迪，他需要一场真正的武力展示作为撤退的伪装。这时候已经很难说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情绪膨胀究竟是巴内特的堡垒还是绊脚石了。巴内特主张要上演一出大规模拔枪相对的对手戏，这次要有三百多名密西西比执法者和三百位“士兵”（显然是从自发组织的武装人员当中招募的荣誉卫士）分别在密西西比大学的门口站成三队挡住梅瑞狄斯，巴内特将会站在最前面。巴内特说，如果肯尼迪能派出联邦特工中的优势警力并用枪对准他们，那么自己就能在保存颜面的情况下命令大家撤退了。

现在轮到肯尼迪犹豫了。巴内特提到的部队人数比1861年驻扎在萨姆特要塞的卫戍部队还要多。显然他这是在耍花招。萨姆特要塞攻防战将主动挑起南北战争的帽子扣在了邦联一方，使得林肯具备了道义优势。可是假如肯尼迪当真听从了巴内特的建议，那么这一回他难免给人留下主动挑衅的印象。州长不停地表示所有密西西比人都不会带武器，但肯尼迪并不太相信。他告诉巴内特，这个大规模投降计划太危险了，根本不可接受。根据伯克.马歇尔对谈话的记录，司法部长“说他认为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政治舞台的范围”。

罗伯特的意思是整件事已经无法凭借政治礼仪来解决了。他瞄准巴内特的政治神经中心射出了一支利箭。司法部长告诉巴内特，总统决定当晚进行全国演讲，到时候他将不得不公开宣布自己已经派出了部队，因为罗斯.巴内特州长没有按照昨天的约定让梅瑞狄斯注册入学。

“绝不可以！”巴内特大喊道。

“是你没有遵守对他的承诺，”罗伯特寸步不让。

震惊到难以置信的巴内特间：“你的意思不会是总统今晚就打算这么说吧？”

“当然是今晚，”罗伯特回答道。接下来他告诉巴内特州长，他们有一份完整的双方通话记录记录，包括通话次数、通话背景以及通话内容。“我们全都存档了，”罗伯特突然亮出自己悄悄汇总的电话内容，试图逼迫巴内特就范。

巴内特痛苦地咆哮起来。他愤怒地抗议肯尼迪兄弟出尔反尔，背弃了保密的郑重承诺。但是司法部长却毫不动摇，而是回答道巴内特也说谎了，因此之前的承诺遭到了谎言的抵消。巴内特只得放低身段恳求起来。联邦政府的人马难道就不能至少冲击一下校园周围的围栏或者路障吗？司法部长难道就不能劝说总统不要提到之前的约定吗？罗伯特不肯松口，而是决心进一步利用自己的优势。他知道数百万美国人都认为欺骗总统是弥天大错，他还知道州长的畏惧恰恰相反：巴内特害怕的是他与总统私下订立的种族融合约定公之于众。巴内特宁肯接受一千个谎言，也不想让这件事实为人所知。

深陷苦恼当中的巴内特突然想到了一个新主意。“您为什么不用飞机在下午把他送过来呢？”巴内特突然问道。这个主意是改变注册地点的变体，巴内特建议从梅瑞狄斯注册的时间上做文章。下周一或者周二，巴内特将会召集密西西比所有力量准备一决胜负，这时联邦政府可以把梅瑞狄斯悄悄带进位于牛津的校园。巴内特则可以在事后声称自己遭到了蒙蔽。这个主意成了新协议的焦点，尽管讨论常常伴随着谎言和拆穿谎言的争吵。伯克.马歇尔和汤姆.沃特金斯替司法部长接了电话从而缓和气氛，并完成了详细的计划安排。罗伯特同意维护巴内特在反对梅瑞狄斯运动中的形象。反过来，巴内特同意将自己接下来的声明文稿交给罗伯特整饬一番。巴内特在这份声明当中依然还会大声呼吁密西西比人民反抗暴政以及对抗种族融合，但同时又会承认梅瑞狄斯的登记入学已经成为了既成事实。

之前在自由乘车运动的时候司法部就排练过这个套路，于是立刻行动了起来。那个周日，任何偶然出现在走廊的律师都可能被带上军用运输飞机。几小时内，密西西比州牛津镇邮局的地下室就变成了指挥中心，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成了这个临时中心的一把手。媒体发言人埃德．格斯曼（Ed Guthman）与法律文书起草人诺伯特.施莱在电话和部队驻扎地之间来回奔忙样。坐在飞机上的法律突击队发现他们的队伍当中甚至还有一位罗伯特.肯尼迪在哈佛就读期间的橄榄球队队友。这位律师刚好周末到华盛顿参加白宫关于麻醉剂的会议，结果也被司法部长抓了壮丁。他们刚下飞机，有一位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就成了这支联合非军方力量的现场指挥官。临行前司法部长在卡岑巴赫刚要走出司法部时拦住了他：“我跟你说，尼克。万一你挨了打也别担心，总统正好需要拿着道德说事的由头。”罗伯特的温暖讽刺与紧绷嘴角不禁让笑出了声。这正是肯尼迪兄弟特有的派头——雄赳赳气昂昂冲进非正式战场的机灵新手。

此时詹姆斯.梅瑞狄斯正在孟菲斯机场观看职业橄榄球赛电视直播，多尔与麦克沙恩打断了他，与他一起登机向南飞去。大约下午6点，他们乘坐的塞斯纳飞机来到了牛津上空。三个人从空中往下看去，都被牛津小机场的变化惊呆了。场地上满是军用卡车、大巴车、吉普车、小轿车和政府专用飞机，还有成堆的帐篷以及制暴设备。其他物资还包括很多诸如巨型探照灯之类的大物件。飞机降落后卡岑巴赫和格斯曼在地面迎接了他们。这两个人搭乘的捷星航空两个小时前从华盛顿抵达了这里。梅瑞狄斯一行三人抵达的时候，他们已经让三百位法警中的大部分围住了密西西比大学的行政楼，也叫学园楼。卡岑巴赫之前认为梅瑞狄斯将在那里注册，但多尔说校方官员表示出于宗教原因已经与伯克.马歇尔谈过周日不宜注册入学。这一变化令卡岑巴赫很不愉快，因为他不得不决定是让法警们整晚留在学园楼等着第二天早上的注册还是让他们离开。卡岑巴赫说无论怎样选择都不容易处理，因为牛津镇中心挤满了人，而且气氛紧张。士兵们头戴白色头盔，手臂上戴着黄色臂章。他们刚一出现广播台就发出了警报，人们也纷纷口耳相传。深怀敌意的人们聚集在学园楼外，挤满了名为小树林却只有几棵树的草坪。学生们唱着《去死吧，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还高呼其他各种敌视口号。

唯一的好消息是巴内特州长这次信守了协议，让面色阴沉但老实配合的高速巡警提供了全程陪护。有些人帮助拦住学园楼周围的人群，其他人则陪同身为冲突焦点的梅瑞狄斯从小路溜进了校园。周日傍晚六点半左右，梅瑞狄斯的飞机刚刚降落半个小时多一点，他就已经在空无一人的巴克斯特学生宿舍挑好了自己的房间。卡岑巴赫给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汇报了胜利成果，接着又安排法警站岗，并且命令说可以对任何试图走近梅瑞狄斯房间的人开枪。他和多尔回到学园楼与校方官员商议第二天的注册流程，梅瑞狄斯则从手提箱中拿出书本开始学习。

肯尼迪总统将全国讲话推迟到了华盛顿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密西西比时间晚上8点，希望确保梅瑞狄斯此时已经安全走进了密西西比大学。罗伯特.肯尼迪给在杰克逊的巴内特州长打电话说梅瑞狄斯已经安全走进了宿舍，这时距离全国讲话还有将近一个半小时的空余时间。与计划不同的是，梅瑞狄斯是坐车而不是搭乘直升机来的。罗伯特建议州长对起草的声明进行相应修改。巴内特则闷闷不乐地回答说现在更正这些小错误已经太晚了。他身边没有秘书，无法重新再打一份新闻报道。仅仅过了几分钟，巴内特就用一份悲伤的公告震惊了密西西比，他说密西西比州的保卫者在牛津镇“遭到了强力制服。”

随着这个复杂计划的最后一环顺利实施，事态立刻急转直下跌入了深渊。卡岑巴赫与多尔到达学园楼时，外面聚集的人数已经有一千多了，大部分都是学生。夜幕渐渐降临，人群的怒火却越烧越旺。有些人有节奏地高呼着“滚去古巴，滚去古巴，谁爱黑鬼谁滚去古巴”。其他人则朝站在学院楼外面的法警扔石子，然后很快就升级成了大石块。最糟糕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参议员也在学园楼，手里拿着一份巴内特州长签署的声明，巴内特授权他负责指挥高速公路巡警。这位乔治.亚伯勒参议员（George Yarbrough）毫不遮掩自己的意图，命令巡警撤出了现场。他告诉多尔和卡岑巴赫，既然联邦政府“入侵”了密西西比大学，还让梅瑞狄斯亵渎了校园，那么联邦政府的人员还是自求多福好了。有些四处转悠的高速公路巡警听到可以撤退的消息十分高兴，但多尔和卡岑巴赫却很清楚巡警的撤退必然引发一场灾难，因为人群的情绪已经相当恶劣了。学生们划破了停在外面的军用卡车轮胎，甚至有人还用灭火器对准卡车司机喷射。夜色也让士兵们更难躲开扔过来的石块。

多尔请求巡警队伍再多待一会儿。他希望自己能撑到学生们耗尽力气的时候，但这份希望只是徒劳。他请求亚伯勒让高速公路巡警留到9点，但亚伯勒不同意。外面传来的每一份惊惶的报告都促使多尔极力想要争取时间，而亚伯勒却迫不及待地想要压缩时间。同时卡岑巴赫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了正在白宫内阁会议室的罗伯特.肯尼迪。罗伯特立刻抓起电话，亮出了自己手里唯一有杀伤力的王牌：高速公路巡警的撤退说明密西西比州政府打破了之前维持秩序的约定，这种情况下即将发表全国性讲话的肯尼迪总统将宣布密西西比领导人事先与联邦政府达成了协议，接着却食言了。这一生硬的警告既传达到了在学园楼的密西西比长官那里，也传达给了身处杰克逊的巴内特。最终罗伯特到底还是迫使巴内特同意下令让高速公路巡警留下。多尔和其他人掩饰着心里的轻松感，以免激怒蒙羞受辱满腹怨气的密西西比人。这时法警们喊道，高速公路巡警正在慢慢散去。这回轮到密西西比官员掩饰自己的心满意足了。他们指着一些仍然坚守岗位的高速公路巡警，表示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这时联邦官员与密西西比官员都已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当然更不愿相信对方的眼睛。很快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谣言就传播开来。起初多尔和卡岑巴赫更愿意相信电话中的报告，而不想相信他们以为自己在学园楼外看到的景象，因为电话另一端是权威人士。目击证人对于法警撤退的报道从学园楼里的付费电话传递给了内阁会议室中的罗伯特.肯尼迪、伯克.马歇尔或者司法部指挥中心的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然而与此同时例如巴内特或者密西西比大学信托人这样的人也在与远方的权威人士交谈，并且一遍遍驳斥了前者的汇报。考虑到现场环境如此纷繁混乱，暴乱肇始的事实在联邦政府指挥链上奋力上传的速度可以说非常迅速。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日后研究了当时的文件，发现联邦调查局特工第一次听到高速公路巡警专用的电台频段传来撤退命令是7点25分。九分钟内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就从邮局“指挥中心”传到了学园楼以及白宫，一次次驳回了与之相反的报告。7点40分时，联邦政府基本可以确定绝大部分高速公路巡警都已经溜之大吉了。

华盛顿时间9点40分，离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还有二十分钟。电视台技术员正在总统办公室调试设备。内阁会议室中，泰德.索伦森正与总统一起润色讲稿，而罗伯特.肯尼迪则在处理通过电话线从密西西比大学学园楼传来的高涨紧张情绪。埃德.格斯曼表示法警们可能会使用催泪瓦斯，罗伯特告诉他最好能避免这种情况。格斯曼赶紧抓住亚伯勒参议员以及高速公路巡警上校伯德桑，伯德桑则直接与罗伯特争论起了究竟有多少高速公路巡警按照巴内特的命令留在了学园楼。当时每一分钟都充斥着喊声、暴徒的最新进展、新增伤员数量以及暴乱的新形势。

就像自由乘车运动那时候一样，第一场肢体冲突的受害者依然是媒体记者。一位来自达拉斯的摄影师顶着学生们的殴打奋力钻进了自已的车里，车窗玻璃与挡泥板都被砸坏了。怒火蔓延覆盖了学园楼前的草坪，致使学生们又攻击了另外两位记者。密西西比大学的一位教授试图帮助其中一位记者，自己也被打倒在地了。燃烧弹——也就是装有汽油的可乐瓶——在几位法警脚下燃烧着。亚伯勒参议员扔下与司法部长通话的电话冲出去，却惊恐地发现法警们已经戴上了防毒面具。这次法警们普遍没穿制服，而是穿着便装，用意无非是让他们看上去不那么像军人，从而减轻密西西比大学学生们的对抗情绪。但是便装与防毒面具实在不搭配，以至于法警们一个个看上去活像是满脸死相的外星侵略者。亚伯勒绝望地承诺他将亲自乞求学生们停止暴力活动，作为交换麦克沙恩则命令法警们摘下面具。亚伯勒冲进暴徒当中，但他的叫喊声并不能压过其他嘈杂的声音。学生们离学园楼越来越近，已经开始扔砖块了。一根粗大的铅管砸倒了一名法警，于是麦克沙恩喊出了投掷催泪瓦斯的命令。围着学园楼站成一圈的法警们将催泪瓦斯扔进人群，双方都往后退了退。有些法警忘记戴上防毒面具，还有一些丢了防毒面具，所以也吸入了毒气。由于提前没有向留下来对抗暴徒的高速公路巡警发出警告，所以这些最忠诚的密西西比警察们仅仅得到了后方直接扔过来的一剂毒气作为犒赏。一位巡警被瓦斯罐子砸昏在地，差点被毒气熏死。密西西比的警察们都朝着自己的联邦盟军怒吼起来。

学园楼里，伯德桑上校还在与岁伯特.肯尼迪通话，肯尼迪认为伯德桑让巴内特从杰克逊赶回来对暴徒们讲话的建议并不妥当。这时站在伯德桑旁边的埃德.格斯曼听到了第一罐催泪瓦斯落地的巨响，便一把抓过电话说道：“鲍勃，很抱歉通知你我们刚刚被迫使用了催泪瓦斯。我们别无选择。”

巴内特州长发誓自己将绝不理会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命令以及联邦政府声称要以武力确保梅瑞狄斯顺利入学的公开威胁，因此评论家们自然而然地将这次对抗与小石城以及萨姆特堡进行了对比。罗伯特.肯尼迪这一次先发制人，通过连续不断的电话攻势向巴内特施加压力。这两人的声音可谓天差地别，虽然同为美国人，但听上去却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罗伯特操着一口音调高、鼻音重的波士顿口音，话语充满能量，但又经常卡壳停顿乃至嘴里拌蒜；密西西比口音浓厚的巴内特声音低沉，语速不紧不慢，语句几经雕琢，语法更为清晰，朴素亲切的表象掩盖着紧张的情绪。这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相信政客们对抗风险的最佳方式就是顾及其他政客的利益——回避公共争议，从而相互关照。因此罗伯特始终没有利用蹲监狱的可能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向巴内特施加压力。1865年南方各州立法机构试图将繁重的《黑人法典》施加在刚解放的奴隶身上，当时《芝加哥先锋报》发誓要“把密西西比州改造成青蛙池塘”，这一回罗伯特并未抛出此等狠话。巴内特也并未发誓一定要堵住学校大门或者像反叛英雄一样死在烈火档中。相反，罗伯特想要在尽可能不公开动用联邦力量的前提下让密西西比大学接收梅瑞狄斯，巴内特也需要在明面上竭力维护种族隔离，至少决不能让他在密西西比的政敌们比下去。两人都很关切对方的需求。

当双方的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公共关系时，两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在校园门口佯装进行一场全武行的对抗。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法警将会全程护送梅瑞狄斯走进校园。巴内特州长将会摆出一副虽然不情愿但却又不得不屈服于强大武力的姿态，转而致力于让密西西比大学开除梅瑞狄斯。讽刺的是，罗伯特很想表现出为巴内特着想的姿态，可是巴内特却希望自己看上去遭到了联邦政府的欺压，因此并不满意罗伯特的低姿态。这个共同做戏的解决方案也因此遇到了阻碍。

“部长你好，”巴内特在这天下午说道。“我听说他们按捺不住要拔枪了。到时候场面很可能会非常尴尬。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如果一个法警拔出枪来就把我们这边的人都赶跑，那也未免太让人难堪了。你能让全体法警都拔枪吗？”

“我不希望他们亮出枪来，”罗伯特说。“这样做太伤感情了。让一个人掏枪，其他人把手按在枪套上，这样不就行了吗？”

“他们必须都拔枪，”巴内特坚持道，“然后他们必须用枪指着我们，这样我们就会站到一边去了。”

傍晚时分，多尔和麦克沙恩准备陪同梅瑞狄斯再次前往密西西比，第四次尝试登记入学——这次他们从孟菲斯开车出发。此时巴内特与罗伯特还在反复推敲登记现场的冲突场景应当做到什么程度。巴内特害怕罗伯特给外界留下两人之间达成协议的印象，要是这样的话他自己在密西西比的政治生涯就断送了。罗伯特则将梅瑞狄斯的武装护卫人数减少到了让巴内特很不舒服的程度，同时还安慰对方说他可以将伪装的对峙描绘得栩栩如生。

“你知道我们之间没有协议。”巴内特说

“没错。”罗伯特答道。

“我只想告诉你——所有人都认为我们这边正在妥协。”巴内特接着说。

罗伯特安慰巴内特说自己还没看到妥协的迹象。“我就是告诉你我们要过去，而且要带着武装力量过去。”

虽然嘴上说的厉害，但其实两个人都知道，按照共同商定的计划，联邦武装力量并不会跟随梅瑞狄斯来到学校。不过随着暴徒正在牛津大规模聚集的报告堆积在罗伯特的桌子上，实现这一点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密西西比陷入了抗拒权威的节庆兴奋状态，号角声响随处可闻。联邦旗帜随处可见。广播电台的紧急节目充斥着密西西比大学公告以及南方民主党人士对于局势的评论意见。层层上报的联邦调查局报告指出，远在其他州的武装分子正在带着武器与冰镇啤酒纷纷赶来，发誓保卫密西西比州。梅瑞狄斯的小车队离开孟菲斯的时候罗伯特忧心忡忡。眼下联邦陪护队的人数恰到好处，对他来说人足够少，对巴内特来说又足够多，但是这点人手很可能无法应对大规模暴乱。他希望巴内特保证密西西比州官员能在小部队离开校园后确保梅瑞狄斯的人身安全，但巴内特却更想认为州警察力量微弱且很容易制服：“他走进校园后，你肯定不能指望我们随时保护他。”

“州长，你需要任何必要手段，”罗伯特说，“采取任何必要手段维护法律和秩序。”

“但是部长，”巴内特抗议道，“我必须得说我觉得自己无法同意在一个人入学后还要保护他。他入学了，就只是一个普通男生而已。”

“那么我想最好先不让他去了，州长。”罗伯特尖锐地说道，但他还是让车队继续前进。

巴内特在人头攒动遍布枪械的牛津大街上转了一圈，一个小时之后又给罗伯特打了电话。恐惧剥除了他的造作口吻。“这里已经来了好几千人了，有开车来的，也有坐卡车来的。肯定会有百十来个人送命。这会毁了我们的。请相信我，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死。那样的话我可就要名声扫地了。”

“名声扫地什么的我不知道，”罗伯特说。“不过现在就考虑这个不合适吧？”巴内特直白而自私的评论似乎气得罗伯特摆脱了剧作家的角度。

“这对整个国家来说也不好啊。”巴内特赶紧补充了一句。

“我这就让他们回来，”罗伯特回应道。他的命令立刻通过军用联络通道从司法部传达到了通信飞机上。梅瑞狄斯的车队正以差不多一百英里的时速飞奔在密西西比刚建成的洲际高速公路上，罗伯特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随车陪同的多尔那里。车队在密西西比州牛津镇西边贝茨维尔的一家加油站停下来，多尔和麦克沙恩亲自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电话，确认撤退的消息是否属实。梅瑞狄斯坐在车里没有出来，竭力依靠面无表情的外观压制着内心的惊恐。贝茨维尔看上去毫无人迹——这是因为当地所有人都听到了收音机里的报道，纷纷跨上摩托抄起家伙奔赴了密西西比大学保卫战的现场。一行人掉头返回孟菲斯的时候梅瑞狄斯长出了一口气。

冲突事态愈演愈烈。杰克逊县《每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数千人声称愿为密西西比而战”的文章，力劝读者们学习反抗之歌《不，绝不》。在密西西比州之外，新闻报道关注着肯尼迪政府面临的挑战。那一周《纽约时报》的第三套三层标题是《美国政府避免冲突——梅瑞狄斯入学应采取新措施——增派数百位法警》。周五在新奥尔良，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全体陪审团在巴内特州长缺席的情况下审理了案件，认为他蔑视法庭罪成立。副州长约翰逊很快也收到了同样的判决。三位法官决定如果他们未能在下周二之前保证梅瑞狄斯登记成功，从而洗清自己的罪责，那么就要从周二开始面临无限期的牢狱生活。人们都认为罗伯特.肯尼迪是这个判决的幕后指使者，现在他面临着新的政治困境。午餐过后巴内特给肯尼迪打了电话，得到了第二天登记现场不会出现黑人士兵的保证。

几天前罗伯特还说巴内特是个“疯子”，并且引述了一篇巴内特多年前曾被被飞机螺旋桨打到过脑袋的报道。而且如今他还认为巴内特的追随者全都是疯狂的当代褐衫党。尽管如此，但他还是不情愿使用武力支持梅瑞狄斯。因为那样做不仅会暴露肯尼迪政府在国内的权威枯竭，还会影响美国的国际声誉。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私下与巴内特合作，制造出足以与莎士比亚剧作相媲美的戏剧性效果。鉴于罗伯特与巴内特已经同时吹响了公共战争的号角，将成群结队的观众吸引到了他们的舞台上，只有天才才有可能在这一片乱象当中营造出常态与受控的幻景。把州长关进监狱的威胁并没能给下一步的剧本创作提供任何新鲜灵感。到了下午5点，五角大楼发出了三级戒备状态信号：从得克萨斯州到新泽西州之间的部队都要做好四小时内出发的准备。

***

与密西西比大学的剑拔弩张相比，金的大会只能算是枯燥无味。周五下午，三百名领导大会年会代表们在闭幕会议上通过了几项决议。一项决议号召司法部改进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地区对于宪法权利保护的疏漏。另一份决议称赞了詹姆斯.梅瑞狄斯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入学的勇气。在不紧不慢的闭幕发言中，金提醒听众们参与领导大会接下来的其他主要活动——比如12月威廉姆.孔斯特勒夫人在纽约城郊举办的节日基金筹款演出，小萨米.戴维斯以及彼得.劳福德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场——这时一名白人突然从听众席窜上讲台猛挥右拳，结结实实地怼在了金的左脸上，发出了砰地一声。这一拳揍得金接连后退了几步，还转了半圈。

现场一片哑然，所有人都头脑发蒙，不知所措。谁都不知道这个袭击者究竟是什么人。有些听众以为金此前介绍过这个人是前来参会的白人贵宾，毕竟这次年会是伯明翰的第一次完全施行种族融合政策的大会，前来参会的白人与会者全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也有些人以为这是非暴力研讨会提前安排的非暴力抗议现场演示活动。但是袭击者一击得手之后并没有停手，反而变本加厉，第二拳又从后面打到了金的侧脸，第三第四拳砸在了金的背上。人群中的尖叫声不绝于耳，一位参会代表后来写道：“有那么一会儿现场的喊声听上去就像是出自一个人之口那样”朝着讲台的方向。许多人在回忆中都坦承暴力的力量震慑住了当时的自己——这里所说的暴力不仅只有金遭受的袭击，还包括会堂内憎恨情绪的突然爆发。

袭击者的挥拳频率很快就慢了下来。他后来承认自己原以为肯定会被人们当场撕成碎片。但他的每一拳都使出了全力。被最后几拳打得连退几步的金转过头来面对着袭击者，双手自然下垂，丝毫没有抵挡的意思，更不用说还击了。金脸上的表情让很多人难以忘怀。塞提玛.克拉克在私下里经常抱怨领导大会牧师们的做派多么趾高气昂。金这样地位的领导人突遭此变，就算是勃然大怒也不会令她感到吃惊。但是金却始终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平静，他的手“像新生儿”一样垂在身边。从那一刻起克拉克真心相信金的非暴力理念不只停留在热情的演讲当中，这一理念也不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恰恰相反，非暴力是金的天性，是他的本能反应。甚至就连袭击者都被金的气场震慑住了——他盯着金看了很久，直到怀亚特.沃克和其他几个人挡到两个人中间为止。

“别碰他！”金喊道，“别伤害他。我们应该为他祈祷。”这句话宣告了一场突发危机的终结，激起了一片吵闹声，有些代表大声重复着金的指示，其他人则憎恨地朝袭击者高声叫喊。几位牧师赶紧围在袭击者身边充当肉盾，沃克、安德鲁.扬、伯纳德.李以及伯明翰的牧师爱德文.加德纳（Edwin Gardner）则凑在一起悄悄商议处理之法。其中一人赶紧来到麦克风跟前安抚会场情绪：“我们可以现场处理这件事。”其他人看到有人想冲出去将这一消息告诉外界，便赶紧下令关上每一扇大门，以免招来黑人暴徒或者第二拨袭击者。金一直在小声与那个白人说话，承诺没人会伤害他。袭击者说得不多，只是含混不清地提到自己信仰白人至上，而小萨米.戴维斯却和一位白人女性结了婚。金和牧师们陪他慢慢走下讲台，躲进了一间私人办公室。匆匆组织的四重奏歌手们赶紧走到麦克风前，为了稳住各位代表唱起了《希望耶稣与我同行》以及黑奴时期的忧郁圣歌《悄悄走向耶稣》。詹姆斯.贝弗尔打断了他们，表示事态并不严重——金博士没有大碍，他们经受住了又一场针对非暴力的严峻考验。贝弗尔宣布这是值得喜悦的时刻，接着就带领大家唱起了《我踏上了到自由之乡的旅程》。大家的声音越来越大，整个教堂都为之震动。

金再次出现时脸上按着装满冰块的手帕包，众人也停止了歌唱。公交抵制运动的象征罗莎.帕克斯拦住他，向他传授了自己最喜欢的缓解头痛的方法：两片阿司匹林和一瓶可口可乐。接着金宣布自己和袭击者在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交谈了一番，那个人说自己是为美国纳粹党完成任务的士兵。金拒绝对此人提起诉讼，这一点激怒了到达会堂的伯明翰警察们，因为这种做法会让他们的长官公牛康纳陷入难堪的窘境。康纳奉行的最根本政治原则就是种族隔离——就连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本人在伯明翰的地面上也没能坏了他的规矩——这次允许种族融合的领导大会年会在伯明翰召开，对于康纳来说已经是触犯底线了。现在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假如这次会议按照法律施行种族隔离，那么金就不会被一名白人当众打脸。在伯明翰商界的施压之下，康纳不得不默许了种族融合年会的召开，对于各大商店摘下“白人专用”标志的做法也睁一眼闭一眼，希望商人们能支持自己反对市政改革。所有这一切隐忍却换来了一个公然挑事的“纳粹”疯子以及舆论哗然的前景。更可气的是，金拒绝对此人提出诉讼，康纳只好让自己的部门提出公诉。伯明翰警察说服罗伊.詹姆斯赶紧认罪，让他蹲了三十天监狱。

怀亚特.沃克想把这件事告知外界，却发现自己暂时无法达到目的，因为几个早就来到伯明翰的记者都已经转战到密西西比大学了。最后他找到了《纽约时报》的一名年轻记者，那个记者很有同情心，也值得信赖。此人写了一篇以伯明翰为发稿地的文章，仿佛自己亲临现场一样。记者害怕自己被骗，只能将袭击者描述为“自封的纳粹分子”。新闻报道当中没能出现更切实的内容，然而联邦调查局特工几个小时之内就报告总部，指出詹姆斯是美国纳粹党的成员，他的往址位于华盛顿特区之外的一座纳粹党“集体公寓”。联邦调查局关于罗伊的前科调查档案显示他之前曾因暴力行为在新奥尔良以及出生地纽约州被捕。几乎就在同时，警方拦截到一封纳粹党指挥官乔治.林肯.洛克威尔的信，信上将詹姆斯称作“中尉”。“你的英雄行为为千百人带来了新的力量”，而且这些人“全都怒火满腔，严正抗议政府倒行逆施，居然因为一名美国白人教训了一个共匪黑鬼煽动犯就将其投入监牢。”此外信中还写道：“罗伊，我知道你不想待在监狱。”并且承诺马上就将詹姆斯保释出来。这封信以“希特勒万岁！”结尾。洛克威尔的信以及其他针对金的有组织暴力事件报告都被埋在了文件堆深处。

领导大会年会的与会代表离开后，伯明翰的一位法官同意在11月对市政改革方案进行公决投票。康纳玷污了自己的种族隔离主义信条却未能换来政治奖赏，因此终于对改革派的哄骗失去了耐心。他立即派手下通知各大商店主人立刻纠正违反城市法令的行为。于是“白人专用”的标志陆陆续续地又挂了出来。

从公共舆论的角度来看，领导大会伯明翰年会就像一场扶轮社午餐会那样波澜不惊。街头没有游行活动。在那一周占据新闻版面的事件发生在密西西比——J.H.梅瑞狄斯就读密西西比大学的申请到了关键阶段。罗斯.巴内特州长（Ross Barnett）此前在一场引入注目的肢体冲突当中阻止过梅瑞狄斯登记。（密西西比法律规定巴内特本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担任密西西比大学的教务主任，如果法院命令要求大学进行常规登记入学，就可以用这一招来规避。）很快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就传唤了教务主任和大学信托人召开听证会，以蔑视法庭的罪名威胁他们，让他们保证梅瑞狄斯能顺利入学。

9月25日周二，金刚到伯明翰，美国联邦执法局局长詹姆斯.麦克沙恩（James McShane）就和约翰.多尔一起来到新奥尔良的迪拉德大学接上了梅瑞狄斯。多尔是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志愿信使。法院最近签发了整整一捆针对妨碍联邦法令执行的最新命令，都要由多尔一一送达。梅瑞狄斯跟妻子和梅德加.埃弗斯（Medgar Evers）告了别，此前妻子一直在孤身闯入密西西比大学的虎口这件事上给梅瑞狄斯出谋划策。在新奥尔良机场，梅瑞狄斯下楼去使用有色人种专用零食吧台和洗手间，多尔和麦克沙恩只能尴尬地等在楼上。之后一行三人就一起搭乘隶属于美国边境巡逻队的塞斯纳220型飞机来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密西西比州高速公路巡逻队的飞机全程为他们护航。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艾尔.罗森告诉伯克.马歇尔，联邦调查局一连串报告显示巴内特州长、学校信托人以及几个当地警察都在摩拳擦掌，威胁声称只要梅瑞狄斯稍有不慎就会逮捕他。

梅瑞狄斯一行三人坐车来到了位于杰克逊市中心的联邦大厦，教务主任罗伯特.埃利斯行使了令他十分憎恶的责任，办好了梅瑞狄斯的入学手续。然而三个人发现各位州政府高层官员并不在场。正在多尔向华盛顿通报最新消息的时候，马歇尔也通过电话追查到了这些高官的位置，此时他们都在几街区以外的伍尔福克政府办公大楼。密西西比大学受托人主席告诉马歇尔，他们正在尽力遵守法庭命令，不过受到了限制——实际上他们受到了巴内特和立法机关的监管。立法机关传唤他们为大学危机作证，因此他们现在哪里都不能去。另外一位信托人告诉马歇尔，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命令并不适用，因为梅瑞狄斯来到联邦大厦的时间太晚，已经过了入学登记的截止日期。马歇尔随即给新奥尔良的塔特尔法官打了电话，简要叙述了上述争端。塔特尔法官通过电话命令密西西比大学将截止时间推后，马歇尔又将法官的命令转述给了信托人。信托人最终不情愿地放下了时间上的计较，不过依然对登记地点毫不松口。他一口咬定，既然原本的法院命令将联邦大厦指定为登记地点，那么延长截止时间的追加命令在联邦大厦就并不适用。此时天色已经快黑了。罗伯特.肯尼迪决定让步，把梅瑞狄斯送到了伍尔福克大楼。

“为了避免吸引太多注意，你可以预先清场吗？”罗伯特问巴内特州长。

“现场空间很大的，”巴内特说。“那些人不会把他怎么样。”

长时间的等待很快就结束了。多尔、麦克沙恩和梅瑞狄斯来到伍尔福克大楼楼下，从两千多名起哄喝倒彩的围观者当中挤了进去，搭电梯来到了第十层，穿过走廊当中的另一群人，走进了1007号房间。沐浴在电视灯光下的巴内特州长堵住了房间的入口，房间里面的立法者们坐在高高的座位上，桌子也很高，以便获得更好的视野。多尔走上前向巴内特解释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命令，电视与收音机将对抗现场的景象传遍了密西西比全州。大学负责人明面上愿意遵从法院命令，但是巴内特却横插了进来，阻挡在梅瑞狄斯和大学负责人之间。他本人代表了密西西比州的自治权，现在他则要用州权来“干预”法院命令。

“谁是梅瑞狄斯？”巴内特的问题引发了几声轻笑，因为尽人皆知、眼下正站在他面前的梅瑞狄斯是在场的唯一一个黑人。巴内特向梅瑞狄斯宣读了自己的第二次干涉宣言，以“因此不可接纳你为密西西比大学学生”作为结尾。围在收音机前的楼下人群发出了一阵充满叛逆情绪的欢呼声。当巴内特拒绝多尔走进房间的时候，一些立法者唱起了歌：“走吧！走吧！”一个声音大喊着：“为州长高呼三次！”人们轰走了梅瑞狄斯一行三人，接着又回到房间里庆祝去了。一个州参议员称赞巴内特的做法是“密西西比有史以来最棒的发言”。另一个人发誓坚守立场：“无论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金钱或者人命。”

当晚梅瑞狄斯正在返回孟菲斯的时候，愤怒的罗伯特.肯尼迪给欢呼雀跃的巴内特打了电话。“他明天将会出现在教室里，”罗伯特说道。

“密西西比大学的教室？”州长惊讶地问道，“没注册怎么可能上课？”

“我想有人已经安排好了，”罗伯特说，“一切都解决了。”

“我不明白你解决了什么，”巴内特说。“他们要给他特殊待遇吗？部长，他们不能那样做。”

十分钟后，罗伯特又给巴内特打了电话，因为马歇尔以及其他司法部官员说服他必须向巴内特明确告知梅瑞狄斯到达密西西比大学的时间，否则无论梅瑞狄斯遭到怎样的暴力袭击，巴内特都可以撇清一切责任。罗伯特不仅向巴内特传达了这条消息，还给他上了一堂关于联邦法律至高无上的严峻课程：“州长，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在十点过去。”

“十点正好，”巴内特礼貌地说。当天晚上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签署了一份命令，要求巴内特州长于本周五到新奥尔良出席听证会，讨论他是否应该因为蔑视法庭而被捕。即将到来的种族冲突以及出动军队的可能性一直占据着接下来几天的新闻。《纽约时报》发表了三篇关于梅瑞狄斯的头版文章，通栏大标题是：《密西西比州州长蔑视法庭不准黑人学生入学，美国政府准备派兵》。

多尔、麦克沙恩以及梅瑞狄斯第二天早上乘坐同一架塞斯纳飞机回到了密西西比，不过这次是要到牛津镇去。他们来的时候并没有部队跟随，也没有其他支援力量，因为罗伯特.肯尼迪希望尽力避免联邦政府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执行法律的情况。护送他们的密西西比州高速巡警出人意料地在大学门口自行离开了，三个人只能独自上前面对副州长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而约翰逊身后还跟着黑压压一大片州警察和地方警察。第三次对峙的结束方式与前两次差不多，只是这次麦克沙恩局长站了出来，因为之前他在错综复杂的电话通讯当中旁听到密西西比人兴许已经打算让步了，只不过还想要通过展示武装力量来找补一下面子。“副州长，”麦克沙恩对约翰逊说，“我想我有责任走过去，把梅瑞狄斯先生带进学校。”

“你不能进去。”约翰逊回答道。

“副州长，不好意思，我必须要这样做，我必须进去。”麦克沙恩说道。不过推搡了几下之后，麦克沙恩不得不承认，关于密西西比州打算让步的谣言并不。他和多尔带着梅瑞狄斯再次离开了，密西西比的欢乐情绪也更加高涨起来。

***

当天晚上，金在领导大会年会上发表了讲话。尽管朋友和敌人都认为奥尔巴尼运动是一场失败，但金还是辩白说奥尔巴尼运动取得了政治层面上的成功。万幸的是媒体对于这个话题兴趣阙如，并不打算过度纠缠。于是金趁机花费了大量时间策划另一场协同突击，这一次他要避免发生在奥尔巴尼的一切失误。金与夏特沃斯一起召开了一场阿拉巴马民权领导人特殊会议。他们安排了新年的面对面招募之旅以及运用选民教育计划资金进行选民登记活动的事项。抵制圣诞节购物将会成为“在阿拉巴马某地”进行对抗的第一阶段。金知道自己的组织已经遭到了渗透，所以并没有说明目标城市。此外他也不太情愿针对伯明翰发动攻击，因为当地的种族融合谈判终于要有结果了。但夏特沃斯告诉金，他其实并不特别在乎这次谈判的成败：“也就是看着你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把隔离标志收起来，你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非得把标志挂回去不可。”

我希望浸信会教堂被烧毁后的十天内，又有四座位于佐治亚州的黑人教堂被烧毁了。金当时正在纽约艰难地消化着希望的破灭：肯尼迪总统不打算公开发表《第二次解放宣言》。接受这一事实对金来说很艰难，因为长久以来总统针对种族隔离采取的重大象征性措施对他自己和肯尼迪政府官员来说都异常珍贵。例如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R.默罗自从上任第一天就不断对肯尼迪强调此事。在默罗看来，林肯打击奴隶制的百年纪念日是白宫竭尽全力反对种族隔离的绝佳时机。

1862年夏天，林肯在一次私密会议上向内阁成员们宣读了《解放宣言》草案，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宣言废除了邦联军控制地区的奴隶制。林肯认为这样做是一举多得的战时措施，一方面能够削弱南方的经济，另一方面还能强迫杰佛逊.戴维斯分散兵力到处镇压黑奴起义。不仅如此，这一举措还让联邦军队的战争努力获得了大义名分，致使欧洲列强失去了站在邦联一边拉偏架的道义立场。通盘考虑之后，林肯无视一部分内阁成员的反对，表示自己将会在联邦军获得下一场胜利的时候公布这份宣言。时机对林肯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不希望别人把这份宣言当作输家的垂死挣扎。第二次牛奔河战役的耻辱迫使林肯不得不多等了一个月。但是安提塔姆的血腥僵局迫使罗伯特.E.李撤退至弗尼吉亚州之后仅仅过了几天，林肯就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如今距离《解放宣言》初次面世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个9月。肯尼迪政府内部当前根本没有讨论该不该发表《第二次解放宣言》，而是肯尼迪总统是否应出席《解放宣言》一百周年官方纪念仪式。一次白宫会议上，肯尼斯.奥唐纳宣布自己从未听说肯尼迪打算在百年纪念活动上进行重要讲话，而且他还安排总统届时在华盛顿之外发表演讲。这条消息让很多活动筹备人员都颇感惊讶。“我们很吃惊。”纪念活动代表团内的一名众议院议员在一封信中指出。这封信还列出了十几项白宫在这一年年初做出的承诺，以及他与总统本人两次谈话的内容。这封信的副本很快就送到了主要策划百年纪念的三位总统助手的手中——阿瑟.施莱辛格、泰德.索伦森以及李.怀特。面对随后的最后一轮内部游说，奥唐纳毫不让步，一定要让肯尼迪总统在活动当天离开华盛顿。倘若总统出席百年纪念，必然为这一场合引来远远更多的注意，人们也肯定会趁机对比肯尼迪与林肯的施政优劣。因此奥唐纳实在不想自找麻烦。

金正在纽约为佐治亚州被烧毁教堂的重建筹集资金。眼看着肯尼迪对待《解放宣言》庆典的冷淡态度以及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高涨热情，金的立场颇为微妙，不得不竭力保持平衡。洛克菲勒必定要在这个纪念日上大放光彩，因为这一天的荣耀属于一位与他同属共和党的总统，而且人们肯定会在这一天回想起过去百年来洛克菲勒家族为脱困黑奴的福祉所作出的贡献。此外洛克菲勒还理所当然地收藏着《解放宣言》的最初版羊皮纸手稿。他邀请金一起出席纽约州内战百年纪念委员会举行的《解放宣言》晚宴。金的顾问们详细讨论了应邀出席的利弊。毕竟眼下肯尼迪依然掌权，而且众所周知，肯尼迪对于洛克菲勒问鼎总统之位的野心非常敏感。如果金与洛克菲勒来往过于密切，未必不会把肯尼迪推向南方民主党人一方。

联邦调查局装在斯坦利.利维森办公室里的窃听装置听到了顾问们的讨论细节。顾问们想知道，纽约州内战百年纪念委员会的晚宴是否“共和党”意味太重。克莱伦斯.琼斯发现纽约州内战百年纪念委员会也有民主党成员，这一点让顾问们宽心不少，他们转而开始讨论金钱这一微妙而复杂的问题。怀亚特.沃克指出，直到目前为止纳尔逊.洛克菲勒承诺捐献给领导大会以及甘地人权协会的五万美元仅仅到位了五千美元。现在洛克菲勒再次承诺捐款一万美元重修教堂，目前一分钱都没见着。此前金在纽约已经安排了一场筹款活动，时间安排恰好与晚宴犯冲。出席晚宴就意味着放弃实打实的捐款，转而为为一名说大话的家伙捧场。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慈善捐助的活动家们难免面临此类困境：一名富人承诺捐款之后，是否应当督促对方信守承诺呢？顾问们还探讨了他们能不能安全地获得向晚宴宾客募捐的许可——毕竟全体来宾都是洛克菲勒的政界朋友，一个个全都轻忽不得。从法律角度来讲，他们不能在晚宴现场募捐，因为这是纽约州政府举行的活动。但他们能否向晚宴主办方索要各位宾客的邮政地址呢？甚至能不能邀请客人们前往马路对面参加领导大会举办的招待会呢？“我倒是不认为这道选择题有你们想的那么难，”利维森建议说。“洛克菲勒州长是个老练成熟的人。他知道你们需要资金，也知道钱就在宾客们手里，拿不到未免可惜。我认识的每一位百万富翁都希望自己捐款的时候别人也跟着一起捐款。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自己独自捐款。我觉得只要别把话说得太露骨，例如‘金博士不见钱就不来’，否则提一下要求也不是什么大事。”

在解放晚宴上，金公开批评了肯尼迪总统在民权领域的行动迟缓，还指出他未能兑现“大笔一挥”解决住房歧视政策的承诺。洛克菲勒也批评了肯尼迪，内容与金差不多。接着他带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原稿动身赶赴华盛顿，参加了9月22日举行的百年纪念庆典。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洛克菲勒加入了一群情绪高涨但人数有限的群体。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读了一首关于林肯的诗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赞扬林肯是伊利诺伊州的骄傲；罗伯特.肯尼迪代表政府参加了集会，不过并没有发言。现场扩音器播放了肯尼迪总统提前录制的讲话，而总统本人正在罗德岛的新港度周末。这段录音演讲——此前所有游说的最终成果——从表达技巧上来说可谓可圈可点，足以唤起每一位听众的历史感，只有民权运动专家才会对演讲内容感到不以为然，因为肯尼迪总统对于林肯发表《解放宣言》之后的历史事件的总结或多或少地将种族问题推给了过去。“种族隔离体制将黑人从美国公民中隔离出去，”肯尼迪的声音这样告诉听众们。“黑人们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失去了平等的机会。在很多地方黑人无法选举。长久以来黑人都暴露在暴力和恐吓之下。那是一段耻辱而困窘的岁月。回首过去，我认为可以说亚伯拉罕.林肯解放了奴隶。但从这个世纪开始，黑人公民将要自我解放。”接着洛克菲勒对《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本身做了一段简短演讲。庄严的国事活动氛围暂时压制了政客之间的纷争。接着马哈里亚.杰克逊又献唱了一曲《共和国战歌》，将纷争完全消解在了无形之中。

这一天金并没有出现在林肯纪念堂门前。自从他将自己的梦想宣言交给肯尼迪总统之后已经进了两次监狱，现在他将饱受摧残的希望转移到了1963年1月1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正式生效百年纪念日，也是新年第一天。他希望那天之前能说服肯尼迪采取更大的实际行动。就眼下来说，金的下一站是伯明翰。来到伯明翰之后，肯尼迪总统向他发送了一封热情的电报，“祝贺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第六届年会召开”。肯尼迪赞扬了金的“个人品行与充满活力的领导方式”，认为这两点为金赢得了“大批美国人民的尊重与敬仰”。这封电报成了本次大会的瞩目焦点，在种族隔离的心脏地带公开朗读给了四百位参会代表。

内容宜人的官方电报成了领导大会年会上颇受欢迎的主菜。不过这一次伯明翰还迎来了全新的事态。惯常的庆祝宴会与冗长的委员会会议维持着表面的平静，潜在的冲突则在表层之下暗流涌动。从负面来说，联邦调查局第一次在领导大会年会内部安插了线人，每天都会将会议日程汇报送到总部。从正面来说，金取得了一项从未有过的进展。仅仅凭借前往一座种族隔离城市的行程安排，他就促使城市白人当权者与民权阵营进行了一轮前所未有并且很可能收到实效的谈判。从这一角度来看，金的飞机还没落地，他在伯明翰的收获就已经超过了在奥尔巴尼接连折腾几个月之后的战果。

造成紧张氛围的两股暗流正在缓慢侵蚀着公牛康纳警长竭力维持的种族隔离稳定局面。一股暗流团结了黑人，另一股暗流则分化了白人。伯明翰公园关闭了整整一年，棒球队也解散了，三K党暴力活动此起彼伏。自从1月逮捕了弗雷德.夏特沃斯以来，伯明翰的黑人们就开始支持学生们针对城镇商店的抵制活动。抵制活动达到高潮时有些商人甚至会抱怨销售额下降了40%。过去一年以来金一直想来伯明翰——不只是为了安排大会事宜，也是为了动员这里的人力。夏特沃斯一直在为自己与公牛康纳之间的对决做准备，金自然要提供全力支持。此外金还打算等到1963年再来一趟伯明翰。9月初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到时候自己将会在这座城市里“对民权力量进行真正的动员”。这封信的收信人名叫威廉.肖特里奇（William Shortridge）。此人是夏特沃斯的副官，担任教会司库以及负责“日常联络”。他的本职工作是葬礼承接人，说话办事雷厉风行。他是金老爹的同辈，是1923届霍华德大学毕业生，与小金一样都是 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这一年3月，一群蒙面骑手趁夜色向他家倾泻了一通子弹。肖特里奇趴在前廊墙壁后面，安全地躲过了扫射。她妻子手中的电话听筒则被第一颗子弹打飞了。此后肖特里奇就在门廊边上建造了一间卧室，为那些晚上过来保护他的志愿者们提供住宿。

回头再说白人这边。十八个月之前，伯明翰暴徒攻击自由乘车者的照片登上了日本报纸的头版，让正在日本访问的伯明翰商会会长西德尼.斯迈尔挨了一记当头闷棍。从那以后他一直在挖空心思研究一道要命的难题：如何才能不动声色地打发掉公牛康纳。诚然，康纳是一位民选官员，还享有身为警务专员的独立地位，他在伯明翰的政治地位可以说根本碰不得。于是斯迈尔与盟友们决定来一招釜底抽薪：不针对康纳本人下手，而是直接改造伯明翰的市政结构，从而取消掉他的职位。斯迈尔等人与律师、教师、公民学教授以及各种社会改良团体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会面，最终研究出了一套方案：伯明翰急需一个“市长-市议会双轨制”形式的现代化政府，就像亚特兰大和其他几个繁荣城市那样。

改革的旗号掩盖着真刀真枪的政治算计。在改革的旗号之下，人们可以为了全新的市政结构奔走呼号，而不必公开挑战康纳或者种族隔离。他们甚至可以怂恿康纳参加新任市长竞选。然而如果新的市政结构得到了认可，改革者们就可以寄希望于伯明翰的中间选民：这些人或许会认为新任市长应该比现任警务专员更体面一些*。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斯迈尔首先试图招募一个由二十五位“身穿绸缎的上层人物”组成的公共委员会。不过所有被提名人都婉拒了斯迈尔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点小手段瞒不过康纳。于是斯迈尔只得退而求其次，决定建立一个由五百名“随便什么人”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粉刷匠威廉姆.A.詹金斯带头，成员包括小商人、电台音乐播音员以及工会代表，甚至就连上一届选举期间尼克松当地竞选活动的负责人都被拉了进来。9月上旬，委员会实现了第一个奇迹——主张市政改革的请愿书征集到了一万两千个签名，满足了发起特殊选举的条件。

正当改革派们等着法官确认请愿书有效并确定特殊选举日期的时候，有人提醒他们马丁.路德.金马上就要来伯明翰了。闻听此言改革派们全都心头一紧。大家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金的造访很可能危及改革计划，于是就派了一位使者悄悄前往亚特兰大恳请金取消领导大会年会。使者表示今年的情况非常关键，取消公牛康纳的岗位绝非易事，因为他刚刚以61%的支持率再次当选警务专员。假如眼下伯明翰爆发种族对立，必然会将中间选民赶到康纳那边。金礼貌地听完了使者的诉求，然后建议使者先去与夏特沃斯谈一谈。

这些压力促成了夏特沃斯与西德尼.斯迈尔的初次接触。在过去六年多以来的静坐示威、抵制运动、法律诉讼、爆炸袭击以及自由乘车运动期间，夏特沃斯从未获准与当地“权力集团”见面，甚至就连地位最显赫的几位伯明翰白人神职人员都无缘得见。但就在领导大会年会前几天，伯明翰首屈一指的黑人商人A.G.加斯顿（A. G. Gaston）带领夏特沃斯参加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地点是一家白人酒店。进门的时候夏特沃斯还开玩笑说就连加斯顿这样富甲一方的人以前都从没进过伯明翰的白人酒店。两人到达会场后，斯迈尔握住夏特沃斯的手并称他为“博士”。他暗示了前途未卜的伯明翰改革运动。以此为理由请求夏特沃斯说服金暂且回避这座城市。夏特沃斯拒绝考虑这一提议，于是斯迈尔又请夏特沃斯保证在年会期间伯明翰不会发生麻烦。听到这里，夏特沃斯忍不住长篇大论了一通：长久以来他已经经历了很多，一直盼望能有幸坐到谈判桌前，但这份荣幸本身并不值得停战。为了避免游行示威，伯明翰的大小商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放松种族隔离呢？斯迈尔回避了这个问题，表示自己不能代表全体城区白人商户发言。夏特沃斯随即起身走到门口说：“你们就不该叫我来开这个会。”

第二天早上，斯迈尔重新召开了与夏特沃斯的见面会。这一次他拉来了一大帮阴着脸的各大商店代表。会面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开始，直到夏特沃斯打破沉默，表示自己来这里是想听听他们的想法。又是一阵沉默之后，罗夫曼百货的代表说：“我不介意对我的水龙头解除种族隔离。”

“噢不，先生们，”夏特沃斯回答道，“我们现在已经超过讨论水龙头的阶段了。我们现在要讨论洗手间。女士们在你们的商店里总要有个整理梳妆的地方吧。”

会场反复几次陷入了令人痛苦的沉默，偶尔双方也会相互唇枪舌剑几句，然后再度闭口不言。最后还是A.G.加斯顿打破了僵局。他对拉夫曼百货店的代表说道：“你知道的，你父亲和我基本是同时踏入了商界。而且你也知道，你和我一样首先从黑人当中找到了市场，挖到了第一桶金。而且目前我们的大部分客户依然是黑人。这样看来你总还能做点什么。我们也不想游行，但我没有权力决定游行与否。我阻止不了游行，而这个人可以。”他将话头转给了夏特沃斯。

又一阵沉默之后夏特沃斯站了起来，表示在场所有人都应当为了最好的结果而祈祷。准备离开时，他对伯明翰最大百货商店的所有者路易斯.皮特兹说：“皮特兹先生，上次他们在你的商店里逮捕了两名学生。这次的情况肯定不同以往。我和马丁.路德.金将会坐在你的长凳上，而且我们哪里都不会去。他们必须动用蛮力把我们两个拖走才行。而且记者们肯定会在现场拍照。真到了那时候，你在阿拉巴马州各地的生意就全完了。事情就是这样。”

正当夏特沃斯与皮特兹怒目而视时，拉夫曼赶紧站起来打圆场。“等一下，我可以给维修人员打电话，让他们把厕所门上的标志粉刷掉。”他指的是“白人专用”的标志。

这句表态总算是打开了小小的突破口。为了交换种族融合的水龙头与厕所，夏特沃斯同意在领导大会年会期间不进行游行示威。接下来是对于操作细节的讨价还价，比如“白人专用”标志只能重新粉刷而不能取下，这样万一公牛康纳指控商店所有者们违反了当地种族隔离法律，他们就可以轻易推卸责任。这次谈判最终达成了脆弱的协议，双方都担心对方会出尔反尔。

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奥尔巴尼反复出现的大型逮捕令联邦调查局官员们极为警惕。调查局萨凡纳分布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夏天被捕的黑人都在塞提玛.克拉克位于多尔切斯特的隐居场所“接受过训练”。这份报告一方面极度夸大了事实——只有极少数奥尔巴尼游行者到过多尔切斯特，另一方面还以讹传讹——克拉克的课堂主要教授识字与选民登记内容，而不是如何组织抗议。不过无论如何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都倾向于相信这份报告，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前所未有的动荡肯定少不了骨干分子的煽动。只有远离群众运动、终日沉浸在阴谋情报当中的人们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他们根本不知道弥撒大会是怎么回事。他们的理念剥夺了游行者的人性动机，不仅将游行者贬低成为了缺乏自主的机器人，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他们的狂热程度。简而言之，游行者在联邦调查局眼里越来越像美共了。至于多尔切斯特学校的负责人是杰克.奥德尔这一点更被视为民权运动受到美共指使的铁证。

联邦调查局官员向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汇报称，根据从利维森处窃听来的消息，奥德尔对伯明翰的安定局面构成了威胁，司法部长应该通过助手约翰.席根塔勒悄悄处理这一问题。作为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前任编辑，席根塔勒认识一位凯利.米勒.史密斯牧师（Kelly Miller Smith）。詹姆斯.劳森、黛安.纳什以及约翰.路易斯就是在他的教堂组织了纳什维尔第一次静坐示威活动。此外史密斯也是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他离开纳什维尔参加伯明翰年会时接到了席根塔勒的正式秘密通知：政府非常关注金与一个已知美共份子之间的联系。金应该断绝与奥德尔的一切往来，而且金决不能允许奥德尔出现在伯明翰。

史密斯立即将消息告诉了金，金认为这确实是个值得琢磨的麻烦问题。金认为，在当前背景下，这条直接警告意味着肯尼迪政府正在迎合自身内部的麦卡锡主义势力，同时还向金暗示了一条相对安全的解决方法：只要别让奥德尔去伯明翰就行了。于是金亲自给奥德尔打了电话通知他。奥德尔自然被这条消息气得不轻。按照安排他在伯明翰大会上要主持好几场专题会议——实际上他是领导大会选民登记项目的核心力量，也是负责领导大会与联组委以及其他组织进行配合的主要协调人，而民权团体之间的相互配合正是过去一年里取得的最大隐秘胜利。承认他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这种事在奥德尔看来简直扯淡，由此而不许他参加年会更是扯淡加三级。金只得安慰奥德尔说自己在政界还见过很多更加愚蠢的情形。

领导大会年会于9月24日周一开幕，这一天奥德尔留在了亚特兰大。伯明翰市中心的商人一直拖延到最后一刻才重新粉刷了“白人专用”的标志牌，不过再怎么说他们总算是信守了承诺，令黑人惊讶不已。遵照协议双方均没有将这一变化通知新闻界，以免激怒公牛康纳。尽管如此，这一轮胜利依然激发了夏特沃斯更胜以往的昂扬斗志。周一晚上在圣约翰教堂的弥撒大会，他热情洋溢地向会众们介绍了金的先锋官怀亚特.沃克。沃克一登上布道台就大喊道：“我来伯明翰就是为了骑牛！”刚刚入选棒球名人堂的杰基.罗宾逊当晚也赶来参加大会，但伯明翰的警察拒绝让球迷组成的车队陪同他一起前往教堂。夏特沃斯要求聚集的人群听从警察指挥。“没人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他说。

此时来到奥尔巴尼参与示威的拉比与神父们已经离开了监狱。金一直没再参与奥尔巴尼的事务。起初他这样做是因为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或许就像范迪瓦州长、司法部长以及C.A.斯科特批评的那样，假如没有自己在场，谈判可能会更有成效，而且黑白双方之间的敌意也会轻一些。然而等到谈判破裂之后他依然拒绝插手奥尔巴尼的事务，因为这一回他实在无计可施了。金曾承诺“要在奥尔巴尼拨乱反正”，但他并没有来自外界的支持。金知道，示威运动的打击力正在逐渐削弱。此外他还要面对来自各方各面的压力。他在奥尔巴尼搭上了整整两个月，不仅耽误了这一年的暑期休假，还影响了领导大会的筹款活动，而筹款收入对于扩大南方登记运动的规模非常重要。

金在纽约发表资金筹集演讲时接到了另外两座教堂——玛丽山浸信会教堂以及橄榄山浸信会教堂——遭到烧毁的电话消息。这两座教堂都位于特勒尔县，都举行过选民登记集会，也都被彻底烧成了白地。自从7月份马修斯警长突袭橄榄山浸信会教堂之后，司法部就要求为这座教堂申请禁止令，但是艾略特法官始终没有批准。火灾发生后，马修斯警长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两座教堂起火的原因是故意纵火。不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依然在火场里找到了大量人为纵火的证据。调查员们穿着联邦调查局制服在教堂废墟当中四处查看的景象显然惹恼了聚在一起欣赏火场惨状的白人们。有一位名叫维吉尔.帕克特（Virgil Puckett）的醉汉突然发狂，抡圆了拳头向一名调查员打去，把那位调查员的眼镜打掉了。之后维吉尔因为人身袭击的罪名遭到了逮捕。

第二天晚上在密西西比州的鲁尔维尔，一群趁夜色骑马奔袭而来的蒙面人冲着接待非学委志愿者的两三户人家开了枪。赫尔曼和海蒂.西森夫妇（Herman and Hattie Sisson）正和自己的孙女以及一位上大学路上投宿一宿的朋友聊天，这时一阵爆裂声吓到了他们。“我觉得是枪声。”西森镇定地说道。但下一秒，两个上大学的女孩都从沙发上跌到地板上并且痛苦地蜷缩了起来。西森夫人后来描述说，屋子里所有人都趴到地上，大喊着相互沟通，子弹接二连三地打穿了墙壁。两个女孩被送到医院时——一个重伤在脖子和头部，另一个胳膊和腿受了伤——地上已血迹斑斑了。鲁尔维尔的市长多拉夫赶到西森家，在枪击现场来回踱步，情绪烦躁不安，止不住地说话。他命令手下把赶紧西森夫人也带到医院处理玻璃割伤，接着又查看了弹孔。“幸好海蒂没被打中，”他说。接着多拉夫给森弗劳尔县的警长打了电话：“鲍勃.摩西就是罪魁祸首。我就知道迟早要闹出这种事来。这几天我从早到晚就没忙过别的。”这时有一位非学委暑期志愿者冲进西森家里，歇斯底里地打电话通知了在杰克逊的摩西。然后他镇定了一下精神，按照摩西的指示开始记录现场情况并且与在场人员交谈。这位志愿者的举止惹恼了医院那边的多拉夫市长，于是市长下令逮捕了这位志愿者并且声称此人就是枪手，开枪的动机是为非学委的筹款活动造势。摩西接到电话后立刻赶了过来，不过他的车路上抛锚了，第二天早上才来到鲁尔维尔，此时那位志愿者已经进了监狱。

针对这次枪击事件，摩西像往常一样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单倍行距下写满了整整九页纸。他分别给非学委、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新闻媒体和马丁.路德.金寄送了一份报告，并且在文中做出了一项准确预测：白人官员必定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巩固暴力恐吓带给他们的优势。果不其然，鲁尔维尔当地报纸公布了所有试图登记的黑人的名字。市长多拉夫命令城市供水系统切断对鲁尔维尔的威廉姆斯礼拜堂的供水，因为那里是整片区域唯一一座敢于举行选民登记集会的教堂。远在巴尔的摩的美国信保人寿公司还中止了这座教堂的保险，摩西试图说服保险公司重新将教堂纳入理赔对象，不过只是枉然。非学委的志愿者们最终还是无法在教堂上课了，于是他们将授课地点转移到了家里或帐篷里，然而没有一个人敢来听课。志愿者们只好咬牙坚持，给当地人做些劈柴跑腿的杂货，勉强维持着自己在当地的立足点。“关键在于要让当地黑人们觉得你……将会克服一切困难，”摩西解释说。“总体上说，恐惧越深，当地社区的问题就越大，志愿者们就得花费更长时间来做工作。”

鲁尔维尔枪击案发生后不久，肯尼迪总统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公开抨击了苏维埃为古巴提供武力援助的做法，还驳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主张，即古巴接受军事援助只是为了应对美国“迫在眉睫的侵略”*。之后，为了回应金抗议选民登记员工遭受暴力的电报，总统又针对南方的恐怖分子采取了同样强有力的批判口吻：“很多个月乃至很多年以来，我都没见过这个国家发生过比烧毁教堂更令人发指的恶行——竟然有人因为黑人们想要进行选民登记就烧毁了两座教堂。”他接下来还提到了鲁尔维尔的枪击案，说那次攻击“不仅是懦夫的行径，而且丧心病狂……我在此下令，想要进行选民登记的每个美国公民都应得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保护以及各州政府的保护。如果说实现到这一点还需要另外立法或者额外强制，那么我们就这么做好了。”

这番话是肯尼迪总统目前为止在民权运动方面发表的最强硬声明。教堂纵火案件为总统提供了公开阐述本届政府民权策略的核心议题——暴力与选举权——的绝佳机会，而他也给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第二天晚上金应和了总统的发言：“我们感谢总统强有力且直截了当的言论，我们需要他的精神支持。我们祈祷这些话语能变成强有力的行动。”金说出这番话的地点是橄榄山浸信会教堂的废墟，他带领一支从奥尔巴尼出发的车队在夜幕之下来到教堂原址，并且在废墟当中主持了祷告仪式。组织这样一支车队本身就是极其大胆的举动，在奥尔巴尼运动之前简直想都不敢想。金宣布尼尔森.洛克菲勒州长承诺提供一万美元用于重建三座被烧毁的教堂，他自己也将从领导大会的经费当中拿出三千美元平分给三位牧师重建教堂。

不过焚烧教堂的凶徒们丝毫没有收敛之意，肯尼迪与金的慷慨陈词只是这股可怖风潮当中的小插曲而已。三天后，特勒尔县的我希望浸信会教堂被一颗煤油炸弹推入了火海。这次的纵火者共有四名，第一批联邦调查局调查员赶到现场时，居然发现这四个家伙正厚颜无耻地在火场边上一边欣赏自己的杰作一边喝啤酒。被捕后四位嫌疑人向联邦调查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为了确定作案动机，司法部的律师们仔细查看了他们的陈述材料，并且认为本案并不适用于晦涩难懂的1944年最高法院斯科鲁斯案判决。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四名人犯的动机主要出于仇恨黑人而非反对投票权。无论如何，这是华盛顿方面对于案情的诠释。因为司法部已经公布联邦政府在一天内解决了这起案件并将嫌疑人移交给马修斯警长，让嫌疑人在州法院受审。司法部的声明如此解释这一举动：“司法部长肯尼迪表示，由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证明教堂焚毁案嫌疑人的动机并非特意为了恐吓黑人不去投票，因此该案件中的证据已移交给了地方当局。司法部长已经以个人名义致电胡佛先生，赞扬了负责调查本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果断行动。”讽刺的是，这一次四位被告竟然将会被州陪审团定罪——这还是佐治亚州众多类似案件当中的第一次。其他重案从程序上都得到了“结案”——换句话说就是联邦调查局出具了报告，指明了责任方，但很少有人需要在联邦法庭受审，部分原因在于联邦法庭当中存在着艾略特法官这样的障碍。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南方法庭及三K党猖獗的县区都面对着相当紧张的环境。双方在履职当中都有不如人意的时候。整体上看，过去两年的工作经历致使司法部员工们对于各自负责范围内涉及选举权的刑事案件越发畏难起来。9月，伯克.马歇尔与弗雷德.夏特沃斯以及其他几位民权运动领导人举行了一场专门会议。他在会上警告称，司法部不会在南方进行登记计划的活动家们提供“人身保护”。马歇尔表示联邦权力有限，所以从根本上讲大家还得自己小心。听到这里黑人们开始无情地抱怨起来：马歇尔与他的同事们当初鼓励他们涉足选民登记领域的时候可是信誓旦旦地保证过，选民登记毋庸置疑属于联邦政府的管辖权范围。

摩西在密西西比州推进选民登记的项目进入了第二个年头，频频发作的新增暴力事件一直在纠缠着他。而且出于神秘的巧合，密西西比州每次暴力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应和着东边三百多英里之外奥尔巴尼的一轮轮事态激化。奥尔巴尼运动看似获得胜利的那个周六，也就是市政府关闭网球场和游泳池的那一天，摩西和萨姆.布洛克带着第一批想要登记的人——共有二十五位——来到了位于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法院。这在莱福勒县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身后还跟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影制作团队以及一群记者。接下来的周一，布洛克搭乘摩西的车来到城镇商务区。刚刚下车，三名愤怒的白人就冲过来抓住了他，并且把他痛打了一顿。

格林伍德的紧张氛围越发浓厚起来。8月14日星期三，也就是佐治亚州荫凉丛浸信会教堂陷入火海的那天，两位年轻的非学委志愿教师来到宽街上的非学委办公室门前，觉得门口周边阴影幢幢，令人心里发毛。办公室里，前来上课的黑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座位，小声议论着窗外的狙击手有可能从哪个角度向他们开枪。当时摩西刚好离开办公室前往临近的玻利瓦尔县处理登记工作，但是当天午夜时分他接到了萨姆.布洛克惊慌失措的电话。布洛克说有好几车带着武器的不明分子正在监视着办公室。这也还则罢了，真正让大家恐惧的是所有人都清醒意识到警察不打算保护他们——布洛克看到警车就停在暴徒的车前面。受困的人们赶紧压低声音拨打了好几通紧急电话，分别打给了联邦调查局当地特工，以及约翰.多尔和伯克.马歇尔在华盛顿的住宅。布洛克打来的下一通电话说，他看到那些人下了车，有些人拿着枪，有些人抡着铁链。摩西赶紧向格林伍德赶过去，并且清晨之前回到了办公室。办公室的屋门已经被砸开了，屋里也是一片狼藉。他不知道布洛克和其他两个新来的志愿者通过窗户逃到了隔壁大楼的房顶上，然后顺着电视天线爬下来，钻进后面的小巷子里去了。天亮之后布洛克他们回来查看损失情况，却发现摩西正在一片狼藉当中打盹。对摩西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举动——他无处可去，也不知道如何联系上其他工作人员——但在别人看来，如此泰然自若的非暴力姿态却进一步烘托了他的非暴力传奇地位。“我真不明白鲍勃.摩西究竟是何许人也，竟敢径直走进刚刚遭到暴徒洗劫的场所，收拾好床铺倒头就睡，就好像这种情况无非是生活常态一样，”一位非学委工作人员这样写道。“这回我可算是见识过了。”布洛克与其他两位志愿者留在了格林伍德，但是出于恐惧放弃了原本的办公室。寻找下一处办公地点花了整整五个月。

自从这年春天以来，摩西一直努力在杰克逊北部的密西西比三角洲这座中心城镇开展小型登记项目。这里是种植园地区，大部分潜在的黑人选民都分散地住在各个农场中，极度贫穷且一字不识，与白人种植园主之间存在着半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6月，摩西带着同事们来到高地人民俗学校参加研讨会，题目是在偏远地区进行非暴力登记工作面临的困难。志愿者们不得不在三角洲地区的六座城镇分头上课，摩西也要四处筹集经费。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会的选民登记负责人是杰克.奥德尔，摩西在纽约时通过贝亚德.拉斯廷认识了他。奥德尔提出将密西西比招募的人员直接用巴士送到黑土带，参加塞普提玛.克拉克在多尔切斯特的公民学校培训。此外他还在密西西比地区分发了无数领导大会印发的登记手册——《南方的改革：选举》与《为什么选举？》等等——以及其他认字材料。“我们用的是《讲习班手册》，年纪稍大的人非常重视它们，”萨姆，布洛克7月在写给领导大会的汇报材料当中说道。“他们告诉别人说：‘这是我们的课本。’”为了帮助摩西的登记活动，奥德尔还要求詹姆斯.贝弗尔带着妻子黛安以及刚降生的女儿从奥尔巴尼回到密西西比。

格林伍德的非学委办公室遭洗劫后不久，各方就举行了关于密西西比登记活动资金问题的峰会。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威利.布兰顿从亚特兰大赶来；詹姆斯.贝弗尔代表领导大会出席；大卫.丹尼斯代表平等大会出席；亚伦.亨利（Aaron Henry）、埃米兹.摩尔（Amzie Moore）以及其他人代表协进会密西西比分会出席；詹姆斯.福曼代表非学委全国办公室出席；摩西则带来了几个密西西比当地的组织者。从格林伍德往西北方向开车一小时就到了克拉克斯代尔，众人在当地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碰了头。布兰顿开诚布公地说明了自己的政治困境。作为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他负责向基金会的全体捐款人说明钱款去向，而这些人都与肯尼迪政府关系很近。同时布兰顿还要对几大民权组织的领导人负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否决政治立场微妙、法律地位脆弱的选民教育计划。上述很多人根本不愿意选民登记经费花在密西西比。此外，罗伊.威尔金斯不想通过非学委来花钱，认为这样做不负责任。他当然更不会通过非学委密西西比分会花钱，因为他认为密西西比州历来都是协进会的地盘。

如果说威利.布兰顿的官场手段稍微平庸一些，上述障碍早就把密西西比州的选民登记项目资金截断了。布兰顿与教堂地下室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不让登记活动沦为形象工程，选民教育计划必须支持敢于招募并训练先锋选民的学生们。大多数此类学生都通过摩西为非学委工作。为了绕开协进会的反对，布兰顿同意遵照蒙改联以及奥尔巴尼运动的传统，成立一个新的掩护组织用来筹集资金。各位与会者在工作当中都可以采用这个掩护组织的旗号，凭借相互信任采取配合行动。尽管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民权团体，千里之外的全国级别团体领导人之间少不了相互较劲，但是他们这些基层办事人员总还可以凭借这个掩护组织来免受神仙打架的牵连。这天晚上在克拉克斯代尔，与会者们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委员会（Council of Federated Organizations），制定了组织章程，划分了各人的负责范围，还分配了尚未到手的资金。协进会的亚伦.亨利当选为主席，以便缓和威尔金斯有可能提出的各种异议。摩西当选成为了选民登记活动总负责人。

联组委确实堪称一件精巧的政治杰作，也是本次会议的最大成果。不过散会之后大家立刻就要面对更切实也更紧迫的问题：他们这样一大帮黑人一起出现在夜风吹拂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城镇上实在是太扎眼了，当前尤其如此，因为选民登记造成的紧张气氛已经将当地推向了暴力爆发的边缘。一名县警察在城外拦住了福曼的汽车，但命令他立刻离开克拉克斯代尔后就放行了；一名巡警以交通违章为由逮捕了大卫.丹尼斯；另一个警察以街头滞留罪为名逮捕了萨姆.布洛克和其他五个人。威利.布兰顿倒是顺利地离开了克拉克斯代尔，不过第二天又不得不返回来营救布洛克等人。他在县当局面前据理力争，表示以滞留街头为名逮捕一群开车赶路的人们实在毫无说服力。县当局同意放人，但又趁机狠狠宰了布兰顿一刀，向他收取了一笔显然高得离谱的拖车费，声称这是将布洛克等人的汽车拖离逮捕现场的费用。布兰顿无可奈何，只得动用选民教育计划的资金交纳了这笔钱。当天晚些时候，布兰顿在赶往杰克逊机场的路上听说布洛克森又在弗劳尔县再次被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摩西以及其他三位非学委的学生们。这次针对他们的刑事指控罪名是未经允许分发小册子（宣传选民登记会议的手册）。这次逮捕尽管从法律角度来看完全站不住脚，但也不是像布兰顿这样的律师仅凭唇枪舌剑就能当场解决的。于是詹姆斯.贝弗尔来到监狱保释了他们，然后再做打算。

摩西决定暂时不在森弗劳尔县露面。但他又感到自己对鲁尔维尔的黑人们责任重大。鲁尔维尔是森弗劳尔县北部的一个种植园小镇，来自当地周边的十八位选民登记课学生第二天即将成为第一批前往印第安诺拉登记的向他表达。这十八个人当中大多数都是佃农半文盲，摩西非常欣赏他们的勇气，于是便以非学委的名义租了一辆大巴车，从外县请了一位司机专门接送他们。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摩西亲自陪同他们从鲁尔维尔来到了位于印第安诺拉的郡政府。尽管没有一个人登记成功，但所有十八个人都参与了登记测试，并没遇到什么麻烦。然而在返回鲁尔维尔的高速公路上，一名巡警拦住了他们并且再次逮捕了摩西。未能成功登记的人们回到了鲁尔维尔，给全县的人带去了他们试图登记的消息。当晚，马洛威种植园的所有者开车来到了佃农法妮.洛.哈默（Fannie Lou Hamer）的家。法妮时年四十四岁，身材矮小结实，兄弟姐妹足有二十人。这位白人种植园主告诉法妮，三K党和白人公民理事会肯定要因为自己手下的农民干预政治来找自己的麻烦。种植园主的声音听上去既愤怒又惶恐，恰似困兽一般。他威胁法妮放弃登记申请，否则就得离开她住了十八年的种植园。法妮立刻动身搬进了一户为非学委登记课程教师提供住宿的人家。

这一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就在这天晚上，一帮武装人员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附近的李县朝四户人家开了枪。这四户人家都是非学委选民登记项目的支持者。李县运动主席一家二十口住在同一栋房子，州政府调查员在他家找到了二十四个弹孔，万幸没有人受伤。《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特意指出，李县运动主席就是7月在荫凉丛浸信会教堂遭到警察威胁的人，当时自己和派特.沃特斯都在现场听到了警察的言论。四个晚上之后，武装人员又向泰瑞尔县一名女性家中打了三枪霰弹，因为这位女性家里借宿了若干名夏季选民登记活动志愿者。睡在架子床上的查尔斯.谢罗德躲过了一劫，一名白人学生手臂中弹，还有另外两个人遭受了擦伤。

利维森对于金的个人影响力抱有极度乐观的看法，但是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奥尔巴尼运动本身的胜利。很快问题就显现了出来。周日，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在奥尔巴尼，检验市政当局撤销种族隔离法令的承诺是否属实，劳里.普里切特和他的警察部队跟在他们后面。市政当局遵守了诺言，警察没有因种族隔离逮捕一个人。但他们也没允许黑人对于种族隔离传统造成一丁点破坏：他们关闭了图书馆，拦住了第一个想要借书的黑人；黑人们结伴想到白人公园打网球，他们就关闭了公园；威廉姆.孔斯特勒来到黑人专属的乔治.华盛顿.卡佛公园参加双打比赛，可是这场种族融合球赛还没打出第一球，政府工作人员就冲到现场剪断了球网，气得孔斯特勒索性向天空发了一球。种族争端已经发展到了幼儿园孩童相互斗气的程度。《奥尔巴尼先锋报》宣称，“无论金在不在，政府都绝不会妥协。”

此时金已经回到了亚特兰大，在以便以谢教堂布道。那天早，聚集在教堂的人们一直挤到了地下室的会堂里。金老爹高兴地主持了布道仪式。在儿子布道的过程中，他的好心情不时显露出来，不是用手杖敲地板表示赞同，就是粗声粗气地命令道：“执事们，你们听好了！”金宣布，鉴于最近斗争形势逆转，他必须再回一趟奥尔巴尼。

第二天晚上，金再次出现在示罗浸信会教堂，此时詹姆斯.贝弗尔正在对蔓延到锡安山浸信会教堂的众人布道。新一轮游行推迟了两天，因为市政委员会终于做出了巨大让步，愿意在周三晚上接待第一批当地黑人代表团并且倾听他们的不满。尽管这次会谈堪称历史性事件，但是人们的期望值却无可非议地十分低下。到了预定时间，奥尔巴尼运动的庞大人群聚集在市政大厅门外的暴雨当中等待着会谈结果。凯里市长认出了马瑞安.佩奇。“我是M.S.佩奇，奥尔巴尼的一名守法公民。”佩奇一开口就强调了自己始终未曾参与抗议游行的事实，借以向市政当局施压。他朗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市政委员会认真考虑奥尔巴尼运动最初的要求。佩奇读完之后，市长礼貌而坚定地宣布，关于种族问题的诉讼结果掌握在艾略特法官手里，由市政委员会来讨论或评论上述问题并不合适。之后他就让佩奇离开了。

此时金正在从附近李县赶回来的路上，这里刚刚爆发了夏末的第一轮暴力事件，加速了奥尔巴尼运动的衰退。纵火者向荫凉丛浸信会教堂投掷了燃烧弹，四天前非学委的志愿者们刚刚在那里进行过选民登记集会。李县的警长用了不到两小时就完成了现场调查，认为是雷暴引发了火灾。但是联邦调查局探员的侦查结果清楚指出这是一起政治迫害。火灾过后这座小教堂只剩下了一根孤零零的烟囱。金来到现场时候，烧焦了的墙板和松木长凳还在冒烟。金穿着平常的西装皮鞋，小心翼翼地穿过195号公路偏远路段附近的一块土场，加入了参与即兴纪念活动的悲伤教友行列。

回到奥尔巴尼后，金面对着惨淡的战略现实。显然，政府官员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借以缓和监禁金带来的公共压力。但同时这也是以退为进的一招，向奥尔巴尼运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白人们也在示威，他们要让黑人看清楚，自己遭受羞辱与痛苦之后也会奋起反抗。面对着白人的群情激奋，黑人的选择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大规模游行已经搞不起来了，因为弥撒大会的参与者早已身心疲惫，谁都不愿进监狱。金可以通过举行游行回到监狱，借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但他至多只会得到另一个缓刑判决，而且效果也会大不如以前。于是金发出了呼吁，请全国的神职人员都来增援。

两周之后，七十四位神职人员——包括九位犹太教拉比、来自芝加哥的八位天主教平信徒以及超过四十位新教牧师——从示罗浸信会教堂出发，朝着劳里.普里切特和他的手下们走去。然而他们的被捕并没有激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们只会被监禁一天，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这次大规模逮捕启发了《奥尔巴尼先锋报》的头条写手：《警察揪住念经人，即刻接受交口称赞》。这篇文章确实在参议院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佐治亚州参议员对纽约州的参议员说，无论是否逮捕神职人员，奥尔巴尼的执法方式都使得奥尔巴尼比中央公园更安全。

人们对于金在奥尔巴尼的表现给出了非常无情的评价。劳里.普里切特公开宣称，自己很清楚——而且金也很清楚——奥尔巴尼的失利致使种族融合进程“至少倒退了十年”。协进会的鲁比.赫尔利（Ruby Hurley）辛辣地指出，“如果目的就是进监狱，那么奥尔巴尼运动确实很成功。”斯莱特.金认为奥尔巴尼运动的目标太过宽泛，运动的批评者们也列出了一长串金的战术失误。协进会的《危机》杂志邀请斯佩尔曼学院的两位民权运动教授——斯陶顿.林德（Staughton Lynd）和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撰写了一片评价奥尔巴尼运动的文章，文中几乎涉及了所有相互矛盾的批评：金身为缺席的媒体明星未能全身心扑在运动上，他没能在更大程度上倚仗法庭判决，他对当地白人的情绪不够敏感，他不愿意多进几次监狱，他未能妥当处理公交罢工，等等。尽管运动批评者们全都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有更合格的领导人，奥尔巴尼运动完全有可能大获成功，但是主流媒体的批评人士仅仅注意到金输了，奥尔巴尼赢了。《纽约时代》指出，“奥尔巴尼的公共生活依旧处于隔离状态”。同一篇文章还断言金的这场耗费最多精力的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包括普里切特手段高明，黑人群体存在“内部竞争”，运动参与者犯下了许多“战术失误”，以及白人越发同仇敌忾的立场。

对金来说，除了批评者的众多数量之外，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批评者们事不关己的态度。金把奥尔巴尼看作普世道德问题的一部分，只有一套明确且公正的解决方法，而且这套方法理应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爱达荷州的某一位白人记者。可是现在持有各种观点的分析人士却普遍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仿佛自己在奥尔巴尼的失利真有可能证明种族隔离是正确的或者非暴力运动是错误的。对此金感到又气又急，他觉得旁观者们的态度戕害了自己。金不相信种族隔离在奥尔巴尼得到延续的现实足以削弱自己观点的正义性。打个比方来说，就算杰西.欧文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没能拿到金牌，也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希特勒的理念有多么高尚。然而金也很清楚，片面强调道义原则并不可取。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业都必须经受斗争的考验。早在蒙哥马利的时候金就知道，就算是精神最纯粹的运动倘若得不到一系列阶段性胜利的支撑也照样挺不下去。

离开奥尔巴尼监狱六周后，金在伯明翰表达了他对奥尔巴尼运动的政治看法。他坚持认为斗争本身就是胜利。金告诉伯明翰的听众，南方黑人选民登记人数比1962年翻了一倍还多，仅仅在佐治亚州就增加了三万人左右。金宣称，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种族温和主义者卡尔.桑德斯（Carl Sanders）在最近州长竞选中胜出。他说奥尔巴尼运动已经战胜了普里切特与奥尔巴尼的其他白人领导人，因为那些人正在保护一套就连他们自己都相信注定会失败——并且也理应失败——的体制。根本层面的问题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人都改换了心意并且挺直了脊梁。

在外人面前，金不得不强行摆出一副积极面貌来应对奥尔巴尼运动的终局（另一方面，普里切特警长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否认自己考虑过与黑人群体和解的可能性）。在私下里，金则细致分析了奥尔巴尼运动的不足。谈到运动策略时，他说自己希望领导大会能够参与“基础工作”。这次经历让金意识到，吸引外界的注意需要时间，因此他想主动控制下一场运动的时机和节奏。在奥尔巴尼他是新来者，在大型逮捕的高峰过去之后才出现。但由于他是马丁.路德.金，因此无论如何还是背负了大部分的批评。谁都不会将奥尔巴尼运动的战略失败算在非学委或者协进会的头上。

从公交车抵制运动到自由乘车运动再到奥尔巴尼运动，金在参与大规模运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没有事先筹划。现在金已经树立了足够强大的公众形象，以至于无论他采取任何举动都意味着美国社会要对他所奉行的原则进行公投。因此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下一步金需要自行设计一场测验。他需要针对某个具体目标进行提前计划、训练与动员。简而言之，金需要控制一场人力物力都高度集中的努力，将风险与机遇都推向极限，争取盛大而又华丽的成功。金对员工们宣布，自己今后将不再参与临时性质的救场任务。“我再也不想当消防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