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朝故旧录—陈永贵传奇 -- 苏仙岭
家园 对对，这个汤罐很亲切 我老家是苏北农村，我外婆家的灶台上就有这么个东西。两口锅中间正好有 一块空地，放一个小口、肚子略大的汤罐，汤罐在烟的必经之路上。
90年代初，在我的印象中，彼时农村已经买得起开水瓶了，汤罐不是用来保温开水，而是用来回收废气余热。冬天做饭的时候，就顺道在汤罐里装上井水，吃了饭之后，汤罐里的水还是热的，正好拿来洗锅。洗锅用不完的，还可以留着洗衣服洗手。
这一点，倒跟火电厂的省煤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哪天有空了，我要写个考据文章，火电厂的省煤器是从中国农村的汤罐汲取的灵感。
小时候老听我外婆喊tang guoer，这个发音，也闹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后来到高中看了水浒，烧汤，才知道敢情说的是汤罐。
类似的还有木头锅盖叫做fuguan，到大学才闹清楚，说的是“釜冠”，釜的冠，可不就是锅盖么
通宝推：ccceee,铁手,桥上,陈王奋起,老老狐狸,家园 那个灶孔，砂锅煨汤，真香啊。 马前卒的文章里有个瑕疵，他说62年前国内不能自己生产保温瓶内胆，这个是错的，北京那个保温瓶胆厂62年投产的，但南方建国前已经有私营企业开始生产玻璃内胆了，只是产量少、价格高。
老岳父5、60年代在海南服役，据他回忆，61年他去上海出差买柴油机配件，团长安排买了几十个藤编外壳的保温瓶托运回去，他说，海口当地买不到。
家园 热水瓶解放前上海就可以生产的 我爷爷奶奶解放前在上海结婚，他们是打工仔租房子住的，买的2个热水瓶，后来带回老家，一直用到80年代中期，被我碰坏了一个。
家园 当年的保温瓶是比较金贵的大件。 小孩淘气打碎了，一般会被父母招待笋炒肉。
那时的保温瓶有铁壳、竹壳两种，塑料壳啥的，应当是80年代以后的事儿了。老岳父在上海买的保温瓶全是竹壳的，便宜嘛。结果，团里面有人讲怪话，说他不会办事儿，公家的钱，为啥不买铁壳的？漂亮耐用上档次。
我查了一下资料，河南郑州：
就算是竹壳的，2、3块一只，也不便宜。至于铁壳的，要贵一倍多。
北京保温瓶厂的前身，是公私合营、由宣武、崇文区制作帽子的手工作坊组成的“北京第九制帽社”。当时的领头人叫史静贤。这是1958年，工作地点则是前门外鲜鱼口。
1959年，为调节城乡差别，北京第九制帽社被迁往昌平南口，即现在的地址。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缺乏棉花、布匹等原材料，“九帽社”面临停产。一个偶然的机会，“九帽社”了解到保温瓶在市场上非常紧俏的消息，在没有来得及向上级详细汇报的情况下，派人去天津学习制作保温瓶的技术。
掌握了制作保温瓶的基本技术后，“九帽社”的员工们用一架老辘轳当卷扬机，开始生产第一只保温瓶。“我还记得那是1962年4月27日，第一只保温瓶生产出来了。当时工人抱着保温瓶小心翼翼地交给从天津请来的检验员检验，等人家仔仔细细地做过检验，在上面盖上了合格章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所有人都特高兴，厂领导拿着样品就找领导汇报去了。”
这一天，共有800多个合格的保温瓶胆生产出来。看到已经生产出的保温瓶，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郑天翔非常高兴，给保温瓶取名鹿牌，寓意着保温瓶厂以后能发展得又快又好。当初没有向上级汇报就生产的问题，也由于保温瓶填补了北京工业史的一项空白而被一笔勾销。这只驰骋中华大地五十余载的“神鹿”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征程。
1989年价格出现混乱，物价局在当年8月规定，5磅彩花铁皮暖壶最高售价13元。1992年再度放开，后来稳定在20元左右。
80年代生产高峰时，这里月生产500万个玻璃瓶。
1997年全国保温瓶行业低迷，但北京保温瓶厂却还在扩大生产，因为效益好。鹿牌通过了iso9000认证，年销售额2亿元，年上缴利税1200多万元。此前的三年中，2500多企业职工无一下岗，收入还在增加。
2005年，鹿牌保温瓶厂再次完成环保改造。据当时的董事长说，保温瓶厂投入了2400万元用于环保改造，500万元用于污水处理。
2012年7月9日停产。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热水瓶工业大多集中在上海和东北的几个城市，整个上海有生产保温瓶的大小企业几十家，而在华中、华南、西北地区，却没有一家生产保温瓶的工厂。从调整工业布局的角度来看，上海的保温瓶厂应该内迁一部分。1956年，上海市政府本着支援内地建设的精神，决定将上海的4家保温瓶厂内迁沙市。
1957年，上海公私合营双工玻璃厂、义大祥、亚晶、永大4家保温瓶协作厂共186人，连同设备内迁沙市，组织成立沙市热水瓶厂。其中双工热水瓶厂的老工人回忆说，那时，双工可以内迁到两个地方，一个是河南新乡，一个是湖北沙市。何去何从？双工派人到沙市实地考察，回去高兴地说，沙市是诸葛亮、刘备曾居住过的地方，那是一个鱼米之乡，蔬菜丰富，价格也便宜，工人们都愿意迁往沙市。于是， 1957年初夏，双工职工乘“江安”号轮船来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从此把家安在了这长江之滨。
上海人带着技术、力量和爱来到了沙市，沙市也以开明的胸怀，诚心实意拜上海人为师，虚心学，老实学。那个时候的沙市热水瓶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被人称为“十八世纪的手工作坊”，“吹制靠口、翻动靠手、搬运靠走”，但他们迅速找准了依靠学习上海提高技术水平的正确道路。50年代到70年代，沙市热水瓶厂“八下沪宁、四改大炉”，“请来”人才、“拿来”技术、“学来”工艺，一个老工人在上海学习真空技术，开始一次只能捧6个瓶胆，回来时，已经能捧上10个瓶胆了。上海迁来的工人对质量也十分认真负责，在水瓶厂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的劳动竞赛中，老工人带新工人，期限内教学教会。有的上海工人甚至自己花钱买回上海生产的热水瓶，进行破坏性解剖，分析质量原因。
1957年10月，沙市热水瓶厂举行了开工典礼，年底就生产出35万个热水瓶，当年盈利0.39万元，实现了市委提出的“当年迁完、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的目标。投产的第一年，只能生产5磅水瓶，到1958年就能生产5磅、 3磅、 8磅三个磅别的水瓶了。1958年和1959年两年间共盈利109.92万元，收回建厂的全部投资。就在此时，荆江牌热水瓶开始出口到东南亚。
通宝推：wage,苏仙岭,白浪滔天,陈王奋起,qq97,桥上,mezhan,家园 哈哈是的会吃生活的 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身体棒，手上没轻重，不小心就碰坏了用了40年的热水瓶，他们也打不动我了。是铁壳的，为啥没怎么生锈就一直没注意过。
家园 明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笔记记载中国习惯喝热水 你提供的知乎，有人指出：早在明朝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笔记中就记载了中国人不论冬天夏天都爱喝热水，利玛窦说因为这个中国人不得胆结石。一般认为受中医的影响，可以去湿去邪。
小心改开时代的宣传，摸黑毛泽东时代，精英们是什么匪夷所思的谬论都感发布。例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十年间，美元购买黄金和石油价格都上涨20多倍，平均每年都上涨40%左右，当时各国都不愿意储备美元。当时中国曾经拿贸易盈余购置200多吨黄金，但是，精英们就能通过宣传，让大家相信，美元是人人都追求的货币，当时中国缺少美元，有位精英干脆写篇回忆录，说1972年邓小平上纽约参见联大会，国内都凑不够美元给邓大人开会。参见：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全国银行一共有38000美元现金|邓小平|联合国_凤凰历史
http://news.ifeng.com/a/20150426/43634415_0.shtml
家园 水浒里不是写着 那些走江湖的人辛苦，喝不滚汤，睡死人床，至少也是明朝中期的了。中国人喝开水，历史很长了。
通宝推：hwd99,家园 督工近来的演讲感觉不大靠谱 关于喝开水，城里不知道，大多数农村我不觉得会缺燃料，西北不敢说。反正我们那农村全喝开水，茶倒不是家家有。砍柴割草也是蛮远蛮辛苦的，不过有各种作物苗杆作补充。为什么不喝生水？老人教导，会生虫生病的呀。小孩图方便图痛快喝生水，是要被骂的。倒是有两生水可以喝：刚涌出的泉水，尽量靠泉眼；山里流动快的清溪水，流动慢的或出了有人烟地方的水，多清都是不给喝的。所以以前经常有讨水喝或被讨水喝。
我们那是山区，茶不贵，甚至有人自己上山釆野茶，或者茶的替代品，所以，其实通常招待人都不是白开水，不过这个就不是哪都有这条件了。
倒是蒋总司令的新生活运动，似乎有个推广喝开水的项目，我的理解，人家连个家都没有，连个煮东西的地方都没有，喝啥子开水呀。不知道这么想，会不会被人骂？
通宝推：芝蔷,家园 文献中记载的，一般来说，是前20%人家的生活。 以前看前人文章，看到里面的“国人”、“民”、“寒门”……，觉得这就是说的普通老百姓、穷人家，岂知，在先秦，大部分人是没有被称为“国人”、“民”的资格的，大部分家庭，也挤不进“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中所说的寒门。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单看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似乎绝大部分中国家庭，都以茶水为日常饮料，其实不然，至少在四川农村，家里常备茶叶能接待一下客人的，不多。川中一带，客人来了，主人家请喝茶，是给客人煮个荷包蛋（鸡蛋、醪糟，家里自备，不需外购，酱醋茶就不一样了）。
本狐小时候在农村，印象中，农民家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喝生水，老师们的家里一般是喝开水，至于缘由，当年没想过。
通宝推：苏仙岭,偶卖糕的,家园 【Z】李晓鹏：“不杀文官”与宋朝的酷刑 留个资料。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8】“不杀文官”与宋朝的酷刑
由于文官势力独大，宋朝基本没有太后专权、没有太监专权，也基本没有军事割据。有些人以此就认为宋朝政治开明、人权法制建设搞得好，那是大错特错的。言论自由、人权有保障，只是文官集团压制皇权、控制军权后可以享受到的特权而已，与普通老百姓并无关系。相反，由于文官集团的腐化，老百姓所受的剥削和压迫，甚至比其他朝代更甚。
宋朝针对人民的刑罚之严酷，是超过了汉、唐和明朝的。宋朝不杀士大夫，但是老百姓贩卖私盐超过二十斤就是死刑，贩卖茶叶超过二十斤也是死刑，造反的就是凌迟处死。宋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官方批准的大辟（斩首等死刑）人数就高达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甚至上百倍。
中华帝国的刑法制度有两次大的改革，一次是汉文帝时候废除了砍手砍脚等肉刑，第二次是隋文帝制定的《开皇律》又进一步废除了枭首、车裂（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五马分尸”）等酷刑，确立了“笞（鞭刑）、杖（杖刑）、徒（监禁）、流（流放）、死（斩刑和绞刑）”五种刑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刑罚体系。唐朝也基本继承了隋朝的刑法。但是到了号称“以宽仁而治”的宋朝，一方面对士大夫废除死刑和杖刑，一方面对老百姓全面恢复了肉刑和酷刑，对于被认定为“群盗”、“妖贼”、“军贼”、“强盗”的罪犯，频繁使用酷刑。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期，大臣钱易就在奏章里面说：
“今日……劫杀人、 白日夺物、 背军逃走与造恶逆者……皆支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钩背烙筋。及诸杂受刑者，身见白骨而口眼之具犹动 ，四体分落而呻吟之声未息。”[1]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杖死、腰斩、钉死、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等纷纷恢复，其中自从商纣王以来已经消失上千年的“醢（音：海）刑”——把人剁成肉酱的刑罚——竟然也被广泛使用。宋真宗的时候，冀州知州张密学捕获一“巨盗”，就下令把他钉在门板上钉三天，然后剁成肉酱；仁宗的时候，转运使杜杞采用假装接受对方投降的方式，将广西环州的起义军首领五十六人抓捕，然后食言而肥，下令在闹市区把这些投降的首领公开凌迟处死、开膛剖肚，再剁成肉酱，命令各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吃掉，以警告他们不要叛乱。
除了这些叫得上名字的酷刑以外，官吏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私自处理犯人的酷刑还有很多，诸如断手足、挑足筋、碎骨头、水溺坑杀、汤煮锯解等等。宋真宗时期，对于私自离开部队逃亡的士兵，普遍的做法就是先用烧红的铁烙，再用石头砸碎身上的骨头，最后斩首；仁宗时期，定州知州钱维济，因为一个妇女虐待其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就下令将这个妇人所生的婴儿放到雪地里冻死，把这个母亲绑在旁边亲眼目睹整个过程。
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宋朝是普遍现象，不绝于史料。例子太多，无法详细列举。郭东旭教授所著《宋代酷刑论略》里面有细致的考证，各位可以找来细看。而执行这些酷刑的，都是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的文官们从来不用担心自己会挨打挨杀，所以特别有勇气、有兴趣虐杀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统治的人。
后来，元朝和明朝也继承了宋朝的酷刑制度。明朝皇帝朱元璋还发明了剥皮实草这种酷刑。明宪宗朱见深也屡屡下令凌迟处死农民起义领袖，著名太监刘瑾和明末辽东将领袁崇焕都是被凌迟处死的。但明朝的酷刑跟宋朝有两大区别：
第一是有很多酷刑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像剥皮实草就是为贪官量身定做的，普通老百姓无缘消受，不像宋朝有士大夫免死的特权；
第二是酷刑的采用需要皇帝特批，不像宋朝一样文官集团势力失控，可以随意采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残酷处死罪犯。
[URL=
http://m.tiexue.net/touch/thread_3730148_1.html]细说宋朝的中央财政收入[/URL]
以前的印象一直是宋虽弱，但民富，且温良。原来这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在文人心中“民”的概念里。
这文人写的书，修的史。
唉。
家园 【Z】李晓鹏：儒家恶棍 留个资料。
孟子曰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当权者只要坚决维护而不是触犯权贵集团的利益，就会有好名声，毕竟，写历史的读书人，大多要么出身权贵集团，要么渴望挤入权贵集团。
史弥远专权二十多年，公开的弄权纳贿，直到病重才退休回家，任命自己的亲信接替自己，死后被封为卫王。他的七个亲信也是个个无法无天，被民间称为“四木三凶”。
史弥远这种混蛋、人渣，贪污受贿、任用奸人、专权欺主、阴谋废立、枉杀大臣、坑害百姓、卖国求荣，所有古代权臣能干的坏事都被他一个人干完了。按照儒家伦理，他所干的这些事，无一不丧尽天良。如果他是一个外戚、武将或者太监，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名声一定臭不可闻、家喻户晓，生前或死后也一定会遭到清算。但他不仅平安着陆，而且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遭到过任何形式的清算。甚至直到今天也没什么骂名。这是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孟子说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史弥远作为当权者，坚决维护而不是触犯权贵集团的利益。宋朝最大的权贵集团就是文官士大夫集团。史弥远是纯粹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理学的坚定支持者，文官集团的杰出代表。他忠诚的维护着自己这个集团的利益，对上限制皇权，严厉打击武将和外戚势力，带头纵容官僚集团贪污腐败，同时大力推崇理学思想，追封理学大师朱熹为太师、信国公，为一大批被韩侂胄打击迫害的理学学者平反，深得文官集团的欢心。只要他代表的这个权贵集团继续掌权，他就不可能被清算。
反之，历史上其他著名的权臣，像霍光、张居正这些人物，他们当权的时候秉持的是天下国家的公心，大力整治权贵集团，以铁腕改革来使国家强盛。权贵们对此恨之入骨。等他们一死，立刻就会被反攻倒算，轻则抄家，重则灭族。所以，并不是说大臣专权，犯了皇帝的忌讳就会被清算，还要看有没有“得罪于巨室”。如果你代表巨室专权，只要巨室不倒，皇帝也拿你没办法。
宋朝灭亡以后，那些投降元朝的儒家学者在编写《宋史》的时候，拒绝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而大力为他粉饰，把阴谋杀害韩侂胄写成侠肝义胆之举，违反宋宁宗遗志非法废立太子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史弥远是进士出身，他的父亲又是著名儒家学者、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这么根正苗红的人，要是成了奸臣，那让以后的皇帝还怎么重用士大夫？至于为了恢复中原献出自己家产和生命的韩侂胄，因为是外戚而且打击理学，则被列入《奸臣传》大加鞭挞。
所以，北宋为什么会亡于金？南宋为什么会亡于蒙古？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养战马的地方，不是因为蒙古和金帝国过分强大。核心原因，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文官集团的腐败无耻、结党营私。
顺手搜了一下南宋四大权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中最后一位贾似道的资料，元史、宋史的记载差异太大了。他推公田法，把在朝在野的大地主阶层得罪完了。
公田法初衷以赎买的形式剥夺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既让无地少地的佃户耕者有其田，又缓解政府财政危机。
在实施过程中，处于上层与基层之间的中层执行者，由于官僚政体无法克服的腐败，进一步使公田法的条文规定严重走样（人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这种现象在熙宁新法中，甚至在以后的朝代里也照样存在），令已经穷途末路的南宋社会更感到动荡与危机。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以国家行政的强制力来改变土地所有制，把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上层农民和少数无地的佃农都卷了进来，方方面面都失尽人心。从推行之时起，就反对之声不绝，但贾似道执迷不悟，朝野也都奈何不得。
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鲁港战败，三月，朝廷就下诏说：公田最为害民，其田当还业主。贾似道个人的垮台并不是军事失利，大部分倒是他的公田法触犯了众怒，朝野就借鲁港溃败发难，让他来个身败名裂。
但当时国事蜩螗，还田之事还来不及操作，第二年南宋就为元所灭。由于原来是公田，倒给元朝拣了个大便宜，当时元世祖饷军、漕粮和给功臣的赐田，主要来自景定公田。
家园 官官相护文化氛围的形成和流传儒家真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