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汉文化扫盲（113）：人类的起源 -- 语迟

　　子曰：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壮年戒斗就是明确反对竞争的话。因为这个时候的人好斗，什么都要比，你家安了德国原装的整体浴室，他妈的！格老子不服！格老子也要装一个。你升处长了？他妈的！格老子不服！背后垫你几黑砖。所以有这个不好的趋势在，就要加以警惕遏制，不要闹出事情来。

　　老年戒得是说没有学问修养的，年龄越大越糊涂，年轻时不在意的事情，年龄大了反而特别看重，比如斤斤计较，不只是钱，什么荣誉地位权力都特别在意，不能失去，放不下。老色鬼也是很恐怖的哦。就是说人老了，好象特别想抓住一些东西，心胸狭窄的很，又无所顾及，大叫大骂的，讨厌，比年轻人很差劲。所以要戒得。这就看有没有学问了，有学问的，常常能自省，及时发现并纠正心中的不良倾向，这样才能够保持清醒，年龄很大了也不糊涂。没有学问的，就放任自流了，人变得越来越讨厌，或者得了早老性痴呆。老年痴呆的病理是什么呢？就是心胸狭窄到极端，除了自己念念不忘的那一点东西，其他的都不知道了。同志们特别是诸位爷爷奶奶们需要警惕。

　　孔子不说废话，少年戒色，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身体才好，给人生打下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人生天地之间，圣贤豪杰，须有十分精神，方做得十分事业。如果不懂节欲来保守精神，你就是聪明俊秀，志气宏大，终归还是半途而废。

　　中国传统的性科学是很系统很详细的，博大精深，可惜现在被西医冲得七零八落，很多人只在潜意识里还有点养生节欲的思想，可是不清晰，并不知道具体怎么办。

　　中国传统性医学的核心思想就一个字，“节”，有节制，性活动越少越好。活动少，首先要做到清心。欲望起来了，要能控制，会转念不想它，否则虽然看着好象在禁欲节欲，脑子里却乱七八糟的想个不停，“欲火焚身”，甚至滑精，则对身体的危害更大，淫念一起来，精神就散了，生命的本原就消耗了。所谓“欲火焚烧，精髓易竭，遂窒其聪明，短其思虑，有用之人，不数年而废为无用”。所以节欲从清心开始，对自己要有要求，强忍那不是办法。古话说“不睹恶色”，现在这个社会，处处色情诱惑，人要做到清心不容易。

　　阴历每年5月，“精薄如水”，11月则“精稠如浆”，有性经验的不妨观察一下，这是我们中国的科学。这两个月应该完全禁欲，否则一旦发生性行为，则伤害很大，难以恢复。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不犯手淫的，可恨的是到处在鼓吹“手淫无害论”，这是要毁掉我们的青年。有这个习惯，不但读书工作要受影响，而且到了35岁以后，身体可能就彻底不行了，会生很多病，严重点的人就废了，从此病怏怏，一事无成。现在很多人读不进去书，办事情没有精力，心里懒，都是纵欲的恶果。

　　另外嫖妓这个事情都知道不好，其他的不用说，妓女本身就是糟腐的气质，妓毒尤比尸毒。尸体有尸毒，于尸体在一处一定时间，会感染受害，要大病，这是常识。妓女也一样，虽然有安全套，但那无济于事，好象能防性病艾滋，却防不了这个妓毒。就比如一筐杏子，烂掉一个，慢慢地全烂了，经常混迹于歌厅桑拿按摩院，即便无沾染，在里面做龟公，也要糟烂掉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糟烂是全面的，不但身体完蛋，气质人品学识修养也完蛋。

　　同性恋这个事情除了先天那一部分以外，这个变态的习惯，后天是可以培养的，过去有种病叫做“色痨”，就是搞同性恋的结果。现在每每看到鼓吹同性恋的，仿佛同性恋现在挺他妈的时髦光荣一样，“理解”同性恋也挺他妈的时髦光荣一样。真是没办法，真有世界末日的感觉。这个事情对健康的损害尤其大，想死得快，就玩同性恋去吧。中国很需要立法严厉打击同性恋，这一部分人是异数，对他们不能手软，为的是更多人的安宁。

　　美国人说艾滋从非洲来，其实到底怎么回事呢？第一例艾滋在美国发现，为什么要说是非洲呢？为什么要说是从猴子身上来的呢？中国传统科学就认为爱滋病来源于同性恋。这个爱滋病就是过去的“色痨”，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爸爸妈妈们，要注意“少年戒色”的问题，社会环境不好，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引导教育，不要早早把身体毁了，事业前途没有指望。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想想办法。其中首先是要控制孩子的饮食，吃得少吃得清素，欲望就比较淡漠，容易控制。

　　毛泽东时代生活比较艰苦，吃得不好，但是人民健康普遍不错，与这个节欲禁欲社会上色情的东西根本没有有很大关系。那个时候家庭子女多，这也是节欲的结果。越是节欲，欲望越淡，受孕率反而越高，生出来的孩子身体还好。这都是传统医学的内容。

　　一个人纵欲要亡身败家，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鼓吹性自由的国家，结局都是毁灭。过去是古罗马古巴比伦，现在是美国欧洲日本，他们很快就要完蛋。我们中国能延绵不绝，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性控制得很严格。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性放纵的趋势是一定要警惕的，否则历史悠久的泱泱中华，很可能要毁在我们手里。

　　那么现在已经出了问题的怎么办呢？　

　　吃药进补都是扯淡的，还是要禁要节。比如30岁以前的，如果能三个月禁欲，想起这个事情就转念，想都不要想，只三个月，身体状况就会大有改观。进而坚持1年，身体就复原了，精神饱满，舒服得很。40岁以前就要坚持1年至3年。是不是太难了？但是如果不能如此，身体愈纵愈亏，愈亏愈纵，恶性循环，就等着翘吧。有些人看似性欲旺盛，那其实是阳虚，亏得太多了。至于具体怎么来做到禁欲、恢复，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有办法。只要认识到了，就有办法。

　　比如大病初愈的时刻，人会感觉到欲望的冲动，这个欲望其实是原始的生命力，以性欲的面孔来表现罢了，此时如果能认识清楚把握好，没有跟着它跑，而是静静地让它起作用，充满全身，这是无上的大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还有平常没有接触情欲的事情，也没有想，而这个欲望自然而生了，这也是药，但是如果跟着它跑了，发生性活动，这个药就变成毒药了。特别是病过以后，在性的问题上不克制，那就完了，你的生命就衰退了。

　　性欲这个问题如果能利用好，把它变成药而不是毒药，对身体人生将有巨大的帮助。

　　这个问题很大，我这么三言两语的根本说不清楚，总之，现代医学西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错误。社会观念拿这个错误来做依托，性放纵愈演愈烈，这是要走向毁灭。建议现在的父母多多研究传统医学养生学，教育好我们的年轻人，不但对家庭子女负责，也是对国家民族负责。

　　汉语中有“默契”这个词。比如两个人吧，如果非常默契的话，很多时候的交流是不需要语言的，一个眼神，什么都明白了。

　　所以人原来最聪明的时候，是没有语言的，人们不需要说话，交流就是会意，人心很明净，社会很和谐，说的哪门子话呢？连眼神都不用对。后来渐渐傻起来了，就要对眼神了，渐渐地还要说话了，而刚开始的时候说得是很简单的，但是内容丰富，几个字，几句话，就能把很复杂的问题说清楚，语言＋会意一块用，这个阶段的语言，就是现在所谓的“文言”。

　　文言并不是谁吃饱了撑的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哪一个集团吃饱了撑的创造出来的。文言又称为“古文”，所谓古文就是先秦时候的文，先秦时候只要是个有语言能力的人，不管认字不认字，不管是孔子老子还是一个种地的农民，还是一个烟花妓女，说出来的话，写的书信文章，都是文言。

　　从语言开始出现一直到汉代，文言的发展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总的趋势就是复杂化。从汉代到唐这１千年，群众语言依然是文言。这时的文言已经有了两个流派。一个是群众版，一个是知识分子版。这个知识分子版是新出的，先秦时候并没有。这两个流派的区别拿今天的事情来比较，比如翻开一个社会学科的博士的毕业论文，希奇古怪的名词一大堆，结构复杂的长句一串一串的，而老百姓并不这么说话写东西。就是这么一个区别，一模一样。

　　因为这个知识分子版的文言比较讨厌，假大空，到了韩愈就发起了“古文运动”，来进行文章的革命，要打倒知识分子版的文言。

　　韩愈同志发起的“古文运动”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事情。古文运动反对的就是作文华而不实、脱离群众。就是说，写文章要象说话一样，老老实实地说，一是别人都能够看得懂，二是不要说废话，要说就说点有意思的，能起到教育作用或者能处理解决问题。

　　“古文运动”有鲜明的针对性。打击的就是诸如《腾王阁序》类似的文章。

　　王勃的《腾王阁序》写得很好，美极了，这个不错。为什么要打击呢？因为这样的文章只是“为了作文而作文”，把文章本身当作玩意儿来玩它，这跟“玩物丧志”没什么区别。比如玩鹰的、“赌神”、“燕子李三儿”、“黑客”，任何事情只要一门深入，都能玩出来名堂，文章也是一样。

　　玩文章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跟下个棋扭扭秧歌写写字，一样，娱乐活动嘛，但是所有的文章都这样写，那是不行的。

　　古话说，“文以载道”，写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讲道理，要教育人，或者能够处理解决问题。文章形式是次要的，不能喧宾夺主。

　　汉赋是汉代的主流文学，即知识分子版的文言。比如贾谊的《过秦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云云。这属于“骈文”一类，文章讲究对仗工整，音韵优美，在文章形式上花的工夫很大。唐太宗的时候中央下个文件，还是这么跟作律诗一样，很好笑。到了唐宋八大家，开始要求骈文闭嘴。唐宋八大家怎么写文章呢？就是今天强国论坛的文风。八大家就是这样来写东西。老百姓都能看懂，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唐宋八大家的影响很大，虽然以后历代知识分子版的文言时不时的也露露头，但是一直无法流传。历代文章大家，比如明代宋濂、高启，清代的桐城派，归有光等，都是遵照八大家的主张来作文的，朴实老实。

　　汉到唐1000多年，骈文大盛，其中当然有佳作，意思好，文章也优美，比如南朝梁代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暮春三月

　　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

　　群莺乱飞

　　这一篇文章劝降了8000部队，写得确实非常好，也很有用。但是此种文风一旦泛滥开来，大部分写作的人由于稀里糊涂的缘故，就只会去追求文章华丽机巧，卖弄学识文采，而根本忘了他为什么写文章。或者根本就是腹中空空如也，并没有真才实学，只会掉掉书袋子，哗众取宠或者装腔作势的来吓人。

　　其实这个古文运动是从曹操开始的。曹操主张作文要“简约、通脱”，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说人话，说清楚，没什么说的就闭上鸟嘴，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曹操交代后事的文章里，竟然说到了死后小妾怎么打发的问题，根本没想着此文要让这个那个赞叹，而慷慨激昂地废话一通。但是曹操这个人名声不好，正确的主张也被埋没了，子曰不因人废言，有几个人去听呢？

　　到了唐代，因为民族空前的大融合，一种全新的语言――白话文出现了。这时候的白话文，就象现在的网络语言一样，属于口头流传阶段，当时以文字形式出现的，还是文言。流传至今的一些唐人小说，那时的市井文学，就象今天的《故事会》，满足最低层次的文字需要，那时这些小说还是文言，老百姓都懂。

　　到了两宋，白话文正式登台亮相，这个时候老百姓说话已经是白话文了。诸位看朱熹同志怎么写文章：

　　“...此身躯壳谓之腔子，...如将刀割着固是痛，若将针扎着也是痛。如烂打一顿固是痛，便轻捣一下也痛...”

　　“仁字最难形容，是个柔软，有知觉，相酬接之意，此需自去体认。...试自看一个物，坚硬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

　　这就是宋代的白话。施耐庵写水浒的时候，明代老百姓说话还是这样，“端的是好景致”，“作甚？”等等。

　　从唐一直到鲁迅，中国就有两个文字系统了，一个是知识阶级的，是文言，一个是群众阶级的，是白话。这个时候的中国很有意思，社会上两种人一目了然。农民说一句“好啊好啊”，知识分子说的就是“善哉善哉”，读书人从小就开始进行文言培训，长时间的浸泡，说话也是这么说的。一直到五四白话运动的时候，中国社会上还是这个样子。

　　白话已经存在了1000年，掌握文言的人越来越少，老百姓已经相当隔膜了。正是文言当死，白话当立的时候。如果不是洋鬼子来侵略，这个变化也迟早会发生，不过会往后拖一拖。

　　白话运动与古文运动的意义完全一样，还有后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精神也一样，即写文章说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大部分的人能懂，知道在说啥。否则有什么意义呢？废纸嘛。

　　这个白话运动其实是很不简单的，白话由于流传在民间，历代中央政府不屑一顾，没有人来搞规范，不是那么规矩，各说各的。所以五四时期是探索的时期，这个也写白话，那个也写白话，流派也是很多的。哪个能作为国家推荐的规范文本来推广呢？

　　最终白话运动能够成功，一本书传遍全国各地并没有交流的障碍，没有搞得东北白话与江西白话不一样，胡适白话与鲁迅白话不一样，流派纷纭乱糟糟，得力于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咱毛主席。

　　鲁迅和毛泽东就是当代的韩柳，是划时代的文章巨匠。这两个人最终规范了白话文，白话文统一了。

　　现在看鲁迅的文章与今天的白话是有些不一样的，鲁迅的这个白话还是宋版，就是还是从宋代的白话来的，由于鲁毛的文言造诣登峰造极，脱胎于文言的能够普遍流行的白话才在此二者笔端成型。怎么说呢？就是说从文言到鲁白话再到毛白话，是一脉相成的，鲁白话起到转变的决定作用。诸位看今天的粤语，几乎是外语了，写到纸上都看不懂，这就是当时白话中的一个流派。总之，今天中国大陆人写东西说话的这个规范（其中包括语法），直接来自毛泽东，间接来自鲁迅及文言。没有这两个人的工作，当代中国的语言规范就没有今天这么统一。现在强国论坛诸位写文章用的白话，就是毛白话，不过比较稀松一点。规范的毛白话，请看当今的中央文件。

　　语言本身是并没有交流的功能的，人们通过语言，来会意。达到会意的目的。文言现象在当今也是存在的。比如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两口子，两个人在一起交流，语言非常简单，外人很可能什么听不懂。就是说上古时代的中国人，比如尧舜那个时候的人民，就象孔子说的那样“生而知之”，道理很明白，根本不需要学校老师来教育。这样大家都明白，交流起来，用的语言是很简单的。越往后蠢货越多，这样来教育他们，因为他们很蠢，就要说很多很多的话。这就是语言越来越复杂的原因。就是因为蠢货越来越多了。

　　文言因为根本的目的与白话一样，都是要会意，而且当今白话根本就是从文言而来，所以文言障碍实际上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来反复训练才能看懂文言。怎么来破这个障碍呢？

　　方法是就是静心来细读，使劲读，不超过10遍，一定能读懂。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各家的注解，不能迷信，我认为读文言首先要自己读，谁来解释都先不听。不管谁的解释，名气再大，比如朱熹对论语的解释，拿来做个参考而已。不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实在读不明白的才把各家的注释来翻一翻，说的不对要抬杠。孔孟学说都是叫这些个乱注释瞎解释的东西给搞得不对了。

　　中国人过去写历史，关注的是人。这与西方史学的研究方向不同，西方历史关注的是事件。不知诸位是否看过奥斯卡获奖影片《英国病人》，这个电影就可以说明西方文化在关注什么。影片情节是发生在战争期间的一场婚外恋，因为在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男女主人翁的结局相当，怎么说呢？惊心动魄？“瀑布惨”？姑且这么说吧。影片并不是在刻画人物，而是意在刻画战争。如果传统的中国人来写这个故事，就会写人的，道学先生会来一番道德批判，情圣们则会描绘出一对超凡的才子佳人。譬如《三言二拍》里著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个故事的背景同样是战乱，写的是北宋南渡时，国破家亡的两个年轻人在异地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对战乱一笔带过，却把卖油郎对花魁娘子的绵绵情谊写得婉转动人。

　　这个中西治学方向的不同是有原因的。李自成祭奠崇祯皇帝时说，“君非甚暗”，崇祯自己则说，我不是亡国之君，而臣皆为亡国之臣也。自古我们中国人就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国运所至，命中注定，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崇祯不是亡国之君，其实大臣们也不都是亡国之臣，还有杨嗣昌，还有卢象生，还有熊廷弼和袁崇焕。洪承畴其实也是蛮有才干的嘛。大明之所以亡国，什么都不为，气数尽也。由于这样的天命观，中国人对历史事件没什么兴趣。研究事件意义不大，君不见传说中的高人对于500年800年以后的事情都了然于胸，还怎么会有兴趣呢？而西方人因为糊涂，觉得事情比人有意思，才会在事情上花那么大的功夫。

　　中国历史写事件，基本上是裹在个人历史里写。这是从《史记》开的头。《史记》以前写历史是编年体，其实也是以人为主。春秋笔法很省墨，大战争惊人事件等等几个字就打发过去了。不象西方史学那么琐碎。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事情太多，而西方历史相比就苍白，几乎没什么东西，所以才会过分地挖掘细节。

　　总的来说，司马迁写《史记》有其哲学目的，以宣传他的哲学思想，这个思想可能大体是儒家的东西。用西方语言说，儒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人能把握命运。比如《史记》记录的飞将军李广，这个人的军事才能世所公认，不但才干“天下无双”，品德也很可观。李广做二千石的官做了40年，死的时候却家无余财，一辈子也不曾考虑添产置业的事情，有了赏赐辄分其麾下，而且身先士卒。然而李广的命运却很蹭蹬，一生郁郁不得志，结果也惨。连文帝都为之可惜，说李广如果在高祖时代，万户侯岂足道哉？

　　然而李广到了也不过是个部级干部。看着一群庸才封侯进爵，地位远在自己之上，李广愤愤不平：“从和匈奴打仗起我就参与，到现在因为汉匈战争封侯的有几十个人，我仿佛寸尺之功都捞不到，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这是命中注定的吗？当时一起喝酒的一个半仙王朔就问李广，做过什么亏心事情没有？果然，李广曾经诱降八百羌人，却违背承诺在羌人归降的当天就将其全部杀戮，就是这件事情一直放不下，耿耿于怀。王朔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除了这件事，太史公还把一件极小的事情与李广一生的惊涛骇浪并列放在一起，实在是大有深意。李广在家赋闲的时候，有次可能犯了宵禁，被一个小官呵斥，李广说老子是李广，那也不行，拘留。没过多久，天子召拜李广为太守，李广便杀了内个小官。

　　宋楚瑜这次来大陆说过一句话是“心胸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话说得很对，李广虽然天下无双，却是个心胸狭隘的人，睚眦必报。这个事情应该就是《李将军列传》篇的点睛之笔。李广如此坎坷愤懑不得志，其实并不为杀已降，只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胸怀而已。

　　古语云，

　　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

　　但凡观察人，总会发现其人命运与其心胸性格有关系。例如《大宅门》中的白景琦，此人对钱就没什么概念，挥金如土不知吝啬为何物，他从来也没把钱当回事，这就是所谓的千金之人，因为他有那么大的心胸。世间汲汲于富贵者，大多都是舍本逐末，只向外头去求财，却从不考虑来向内修心，汝等且扪心自问，“人皆欲富也，且问万贯缠腰，如何布置？”你有那么大的肚量心胸装得下这许多的钱吗？功名利禄是一个道理。

　　佛学说“命由心造”，这个说法想必太史公也是同意的，儒学也是此意。儒学不是说“大德必得其位”、“大德必得其禄”吗？上面写的李广就是一例，李广还是德行不够。不过李广虽然心胸不大，但是他那些好处却也难得，他自裁之日，“一军皆哭”，百姓也无论知与不知，“老壮皆为垂涕”。司马迁说李广的好处是“其身正，不令而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广带兵很松散，纪律不严，但是士兵“咸乐为之死”，这就是李广正气浩然的效果，下属不令而行。否则，虽令不从也。

　　《史记》中类似的事情很多，目的就是教人警惕自身，时刻深刻反省，出了事情或者命运不济不要怨天尤人，看自己的心胸性格有没有问题，发现了问题而且改正了，心变了，命运就会跟着变化的，这就是人定胜天。接下来再举例详细说明之，这就是本贴的题目：《袁盎晁错列传》。

　　司马迁把袁盎晁错放在一起写是独具慧眼，袁盎晁错虽然势同水火，这两个人却是一样的人，两个人的悲惨结局都是由自己的性格决定的。晁错的问题是恶恶太严，这是君子常犯的毛病，袁盎的问题是好名，殊不知名与刑一样都是可以杀人的。两个人似乎都是慷慨君子，然而都败在了没有学问上面。

　　袁盎晁错的生死角力发生在吴楚叛乱的时刻。晁错这时已经是乱了分寸，的确吴王叛乱与晁错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晁错的原则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必须削藩来捍卫中央集权。国中国的局面非长久之计。这一点晁错看得不错。但是晁错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一般人常犯的，那就是对于削藩缺乏通盘的谋划考虑。只想着削藩削藩，削藩了以后会怎样他不管。他没有考虑到如果藩王们反了怎么办，所以事到临头才会乱了方寸，居然昏了头建议景帝杀袁盎来追究罪责，这又是一个错误。出了事情先不考虑怎么应付而先去追究责难责任人？主次分不清楚了。晁错一要杀袁盎，袁盎反过来就劝景帝杀晁错，分析得头头是道，结果景帝不得已骗着把晁错给杀了，到底也没什么用，诸侯们不但没有因此退兵，还差点把前去游说的袁盎也给杀了。

　　《史记》说晁错这个人“峭直刻深”，峭是尖锐锋利的意思，直是不会拐弯，刻是苛刻，深是过分。所谓“气性乖张，多是夭亡之子。语言深刻，终为福薄之人”，晁错的这个缺点在现代社会较普遍，说话写东西做事非常狠，什么解恨说什么，不留余地，这就是刻薄，是过分。这与浮躁的社会空气有关，浮躁表现出来就是气性乖张。以晁错的学识不应该是张狂浮躁之人，但是他的性格却早就犯了众怒，晁错虽然心怀天下却不懂得自保。

　　晁错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结局是“衣朝衣斩东市”，被骗到了法场，到死前一刻才知道皇帝要杀他。而且是腰斩。诸位看这个“峭直刻深”，不正是一把刀么？

　　晁错胸怀大志又见爱于皇帝，政治抱负得以施展，但是他的不成熟成了致命的事情，急于事功而待人严苛，这一方面是其性格使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成熟。综观晁错一生，一路平步青云，并无历练和磨难， 没有遭受过打击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以至于最终的毁灭。晁错并不懂得宽容与宛转平和。

　　与晁错一样，袁盎也是常称引大道理，慷慨激昂，对于政治十分热心。但是根据《史记》中若隐若现的笔意来看，袁盎有些热中于阴谋。曾经宦官赵同在皇帝那里给袁盎上药，中伤袁盎，袁盎患之，但是苦无良策应对。袁盎的侄子袁种出主意说，君找个机会当着皇帝的面骂赵同一次，侮辱他，这样就没关系了。虽是高招良策，却不免于心机，这本不是君子光明正大的作为。袁盎对于毁谤这种事情感到忧虑，这也说明其患得患失的缺点，做不到心无挂碍，心里还是有问题。太史公说袁盎“好声矜贤，竟以名败”，好声就是很看重声望，矜贤就是因为贤德而自满夸耀。袁盎的确在很多事情上有君子之风，《袁盎晁错列传》里写了不少，比如其手下与其婢女私通，袁盎装看不见，后来事情败露，手下逃跑，袁盎亲自追他回来还把婢女相赐，成人之美。正由于袁盎会做人，所以较得人心。不过袁盎的这个会做人会做事，仿佛是因为得到好的名望才这么做的，这就叫做“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袁盎做了那么多善举，最终却因轻率地卷入夺嫡这种敏感的帝王家事而死于非命，这就是名声害了他。他几乎和晁错一样，感觉有些太好了。这都是自满到一定程度出现的糊涂状态。已经不清醒了。

　　《庄子》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庄子是主张无善无恶的。作恶会受到惩罚，行善则会得到名望，而这个名望正象刑罚一样对人伤害很大。所以聪明人躲避名望犹避水火，出名了并不是什么好事。袁盎的事情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本贴写了三个人的故事，目的不是要来臧否人物，这三个人心胸性格上的缺点对于现在的很多人都有借鉴意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内省也，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而正心胸，这就是明哲保身。

• 说到袁盎与晁错，语迟的这篇《袁盎与晁错 》写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