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文言文到底脱胎于一种什么汉语》附记 -- 杨微粒
家园 读《文言文到底脱胎于一种什么汉语》附记 林怀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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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我疑惑很久的一个问题。
从我看了各种宋代话本之后（《水浒传》等的前身），那满篇的「俺」「俺们」「我们」「咱」「了」「着」就让我惊讶于宋朝人讲话已经和现代人如此之像。而他们的口语，跟课本上的文言文真的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很不相信古人讲话是「像文言文那样」了，最起码，唐朝的时候，汉语算是宋朝汉语前身，然而宋朝白话的整个特征，唐朝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却仅仅只有敦煌的某些「佛经变文」提供了一些线索，比如变文里出现了「我每」（我们）
真的就是如胡适所说，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民间诗歌以外，写东西都要先翻译一遍。
确定了中国有长期的「言文分离」历史，就会面临一个新问题：文体本身是脱胎于语言的，文言文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文法，他肯定也脱胎于某个时期的汉语，那么，文言文脱胎于什么时期的汉语？什么时期的汉语会是文言文这个样子？
基本上对于标准的文言文有一个共识，就是他是以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为典范的，后期《史记》《汉书》完善了这个文体。所以大致上似乎可以说，文言文的断代，是可以上推至先秦的，具体来说就是战国时期。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以为战国时期人们讲话就是文言文那个样子。
这个设想再度遭到质疑、推翻，是在了解了日本的「伪中国语」（变体汉文）之后。这个「伪中国语」就是把日语所有的虚词省略，只留下实词的一种呈现，比如「貴方は明日何処に行きます」省略成「貴方明日何処行」，经过这种省略，充满了浓浓的「文言风味」，所以我开始在想，是不是先秦的文言文，也是来自于这样的省略。
这种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从「分析-综合」的这个类型角度来说，文言文的分析化程度太高，虚词占比过低，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真实的语言是这么怪异的。这种分析化程度，甚至让不少人误以为古汉语曾经在达到了分析程度的顶峰之后，分析程度又开始降低了，增添了一大堆「把、将、被、着、了、过」等助词介词。
文言文分析化程度过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因为汉语所有的方言分析程度都差不多，而且离文言文都差别很远。不说汉语，东亚跟汉语一个类型的语言，如白语、苗语、壮语、泰语、越南语，跟汉语方言都是同样的情况，没有文言文那样的真实语言存在，甚至可以肯定的说，历史上应该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所以似乎可以认为，文言文确实是省掉了一大部分的助词介词，我当时为这种「省略」找了个不错的理由：因为华夏辽阔，省掉虚词容易让更多人看懂。但文言文其实仍有一批助词介词没有删掉，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觉得大概这有某种取舍。
最近看了这个答案：把汉藏同源词用汉字写出，藏语文章会是什么样子？ - 汉语 - 知乎，我突然就明白了，文言文如此简洁，不是因为对分析语的虚词进行了取舍，而是因为当时的汉语本就是一种词缀繁多的屈折语，文言文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所有的词根全部写出来。
文言文当中最简洁、虚词最少的，是最古老、最古奥难懂的《尚书》。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就很明显了（商代已有毛笔、朱砂，不存在刻字费劲、故意简省的问题）。
一个字在文言文里有那么多用法，真相其实是，用表音文来写就全都是各种变形。文言文的语序经常出现变化，因为他在现实中是有词缀的，所以没关系。这也是屈折语的一大特征，屈折越发达，语序就越不定，拉丁语、俄语就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 英语-德语 是一对现存的活例，德语很多用词缀表达的功能，在英语里换成了一堆介词、助词、固定句型。这就是屈折体系逐渐崩溃、走向分析化的一般过程。从汉藏语系来看，跟汉语关系密切的古老语言，如古藏语、嘉绒语、北羌语，都有着无比发达的词缀系统。
汉语很显然也经历了屈折体系的崩溃，但整个过程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录。汉代之后，精英阶层继承了战国时期的文体，并将其完善，被历朝历代的中国精英持续传承，成为了中国古代最为主流的文体。
由于汉语屈折体系的崩溃缺乏记录，我们只能去寻找线索了。目前我的2个想法是，
1、汉代开始全面流行五言诗歌，并长盛不衰，应该是屈折体系崩溃的一个标志。因为词缀崩溃、转化为「虚词」，地位上升，在诗歌中也要开始挤占字位，四言很显然就不够用了，只好让位给五言。
2、上古汉语的 -s、-ʔ 承担大量语法功能，由于这俩刚好是去声、上声的来源，所以-s、-ʔ的崩溃和声调的确立应该是同步的，都是汉语屈折体系全面崩溃的重要一环。这个通过各种对音，是可以断代的，基本上不会晚于后汉三国。
汉字还真的是，从一开始就完全忽略词形变化，一点想要表现他的意思都没有。这个特性造成了，越是上古，词缀性越强，字越少（如《尚书》有大量3-4个字的句子）。战国时代比起商代，句子已经加长了，虚词增加，分析性在逐渐增加，词缀性在逐渐减弱。
如果不是《切韵》记载了那么多的多音字，现代人根本「对上古汉语的强大变形一无所知」。切韵时代都6世纪了，而且屈折体系已经崩溃很久，传到6世纪的「变形」，我估计10%都不到。进一步到今天，应该1%都不到了，今天的多音字还有一大部分是文白异读。
表音文和表意文就是这样，表音文能够忠实反映词形变化，但汉字能让人看懂2000多年前的词根。虽然汉字省去词形变化，使得文言文偏离自然语言、到处都是一字多用，但中国人读《史记》还是比意大利人读Historiae要容易几倍都不止。
「所以-s、-ʔ的崩溃和声调的确立应该是同步的，都是汉语屈折体系全面崩溃的重要一环。这个通过各种对音，是可以断代的，基本上不会晚于后汉三国。」
也应该不会早于秦朝，因为越南语经历了和汉语一样的丢掉复辅音词缀变成声调语言的过程，和越南语同属孟高棉的柬埔寨就没有。日语和朝鲜语就没有越南语式的声调，大概是因为他俩接触汉语的时候，汉语从词缀到声调的变化已经变完了。
词缀一般是没有了，然后原来的某些实词变成了新的虚词（比如英德语在丢失名词格变化之后，经历了副词形成介词的过程）。德语用von+第三格取代原来的第二格（但是因为路德把德语写成了书面语，第二格消失的过程就被阻滞了），英语用in和into取代自己原先的in+第三格和in+第四格（古英语和现代德语一样有静三动四，还有第五个格，工具格）。
汉语的话，可能词缀有的变成了声调（「大楚興，陳勝王」的王讀去聲），有的直接就没了。然后为了弥补这些失去的屈折变化，有些原来的实词中产生了新的虚词。
「古人诚不我欺」的存在，可能是因为代词的格变化消失的比普通名词的格要晚得多。现代西班牙语这样的现代罗曼语，名词已经没有格的屈折，只有代词还有。现代英语也是。「古人诚不我欺」中我是代词，还有主格和宾格（对比上古汉语：吾 我，英语：I me），所以能存SOV的古，最后在魏晋南北朝彻底变成只有仿古时才说的话。
动词的话，英语屈折比德语少，德语比西班牙语少。屈折少了就产生助动词来代替原来的词缀发挥作用。
西班牙语的“diré”翻译成英语是“I will say”。因为“diré”是decir的陈述式将来未完成时单数第一人称。英语只剩下过去时是用词缀-ed表示的，表示将来就得用will、be going to这样的助动词。英语只剩下单数第三人称这个累赘所以光写“will say”不行，必须是“I will say”。西班牙语动词的单数第1人称单数第2人称单数第3人称复数第1人称复数第2人称复数第3人称统统不一样，所以这种时候连「我」都不用写（就像看到“am OK”的时候只可能是“I am OK”）。
【PS：英语will表示将来时其实应该是後起的用法，OED中对will的古义的解释，就跟现代德语的wollen差不多。然而德语的wollen要翻译成英语，基本得翻译成want了。】
对比汉语的动词「敗」：
1 敗
薄邁切 敗小韻
蟹開二去夬並 (白一平: baejH; 古韻: brad)
自破曰敗說文毀也薄邁切又北邁切四
3 敗
補邁切 敗小韻
蟹開二去夬幫 (白一平: paejH; 古韻: prad)
破他曰敗補邁切又音唄一
可以看到， 中古漢語中「敗」是多音字：brad是自動詞，失敗；prad是他動詞，打敗。
在上古漢語中，它們中的一個，很可能就是另一個加上表示使動的前缀（？）得來的。但是在中古漢語中它們就演變成了多音字，詞綴本身看不出來了。到了現代漢語，就沒區別，都讀bài（普通话）、baai6（粤语）……去了。于是在口语中不得不多音化，分別变成「失敗」「打敗」才能別義。
通宝推：红军迷,陈王奋起,桥上,野芹,四方城,digitapple,家园 關於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 清朝時，就有西方傳教士認爲中國文化來自西方。然而隨着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岡文化（早商）、殷墟文化（晚商）的相繼發現，「中國文化西來說」被證僞。
西學東漸時期
最早提出西來說的，是西學東漸時期的天主教傳教士，比如南懷仁在《道學家傳》小序中稱伏羲是亞當的「第十三代子孫」。李祖白因受湯若望的影響，在《天學傳概》中，也提出「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這種說法立即遭到了中國學界的反感，楊光先更是以此作為反對西方曆法的藉口，稱李祖白「實欲挾大清之人盡叛大清而從邪教，是率天下無君無父也」，掀起了康熙曆獄。此後曆獄雖然得以平反，但是中國文化西來之說，不復有人提起。由康熙帝親自支持的「西學中源」論，成為了學界的共識。
清末與民國時期
拉克伯里的中國人來自巴比倫說
清朝末年，法國學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根據自身的研究，再度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論，1894年發表論文《古代中國文化西源考》（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在文中，拉克伯里通過比較古代中國文明和古巴比倫文明的近百種相似之處，提出假說，稱黃帝是約前2282年左右率領部眾遷至中國的一位巴克族（古閃米特人一支）首領，巴比倫典籍中稱其為奈亨台（Nakunte）。拉克伯里的研究成果獲得日本學者白河次郎等人，以及中國學者章太炎、劉師培與若干著名革命黨人陶成章、宋教仁等人贊同[來源請求]。
但是隨着中國本土考古學的起步，許多古人類化石在中國相繼被發現，成為了柳詒徵、梁啓超等人反駁拉克伯里「中國人來自西方」的有利論據，繆鳳林在《中國民族西來辯》中根據爪哇人等化石證據明確指出：「東亞之有人，為期實先於西亞」。其後，在學者們的努力下，西來說所依據的不少上古典籍被考證為後世偽作，朱逖先指出：「晚近言漢族西來者，大都取證於漢魏以來之緯書神話。」（《文字學上之中國人種觀察》）最後，對於兩種文明之間的相似之處，陳嘉異指出：「彼此因地理氣候之相等而遂發生類似文明」（《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不能因此推斷中國文化是外來的。
五四運動之後，拉克伯里的假說逐漸失去支持，被中國學界否定。
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來說
1921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址，並在當地發掘出許多彩陶。在比較了當地彩陶和中亞阿什哈巴德附近發現的安諾文化彩陶、烏克蘭的特里波列文化彩陶，以及甘肅一帶發現的彩陶之後，安特生在《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從中亞開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漸接近當代，說明中國陶器的製作技術是從中亞傳入的，因此中國文化亦有可能是從中亞傳入的。
但是在1931年，中國學者梁思永發現了河南安陽的後崗三疊層，證明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朝文化一脈相承，未受外界根本性的影響，安特生也承認了這一點。1945年，夏鼐通過在甘肅一帶的考古發現，指出安特生對於當地齊家文化的分期有誤，齊家文化實際上並不早於仰韶文化，因此安特生的假說失去了實證支持。此後安特生本人也不再堅持中國文化西來說。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4%B8%AD%E5%9C%8B%E6%96%87%E5%8C%96%E8%A5%BF%E4%BE%86%E8%AA%AA
但是最近有人跟我說，
他有一個朋友認爲，秦朝之前的中華文明和漢字都是由一羣西元前1800年時經新疆塔里木盆地而來的印歐語系民族所創造的，他們給中國帶來了車輪和戰車。那些在緬甸、西藏、華南的漢藏語系民族後來借用了這個印歐語系民族創造的文字，並把它們和單音節的漢藏語系的音節對應起來。一直到秦朝爲止，中國的統治者使用的語言都是多音節的屈折語。漢人那麼多人卻被別人征服了，自己文明缺陷很多，從未發明字母，老喜歡把別人的東西說成是自己的。
對於如此神論，咱想到的是「火箭水洗煤」和「希臘僞史論」……但是想了想，還是略微總結一下吧：
首先，Y染色體單倍型不能用來定義民族。單倍體O的分化在3萬年前[1]，而漢藏語系不過幾千年的歷史，復旦大學學者張夢翰等的2019年研究認為，漢藏語系約6000年前最早分化於中國北方[2][3]。再往上就是華澳超語系了[4]。民族的歷史遠遠短於單倍體O的分化時間，從漢朝算漢族2000多年歷史[5]，從二里頭算那也纔將近4000年，和O分化的3萬年前沒得比。而我們知道，幾千年時間足夠狩獵採集部落從東北亞走到阿根廷了。農業革命是1萬年前的事情，農業革命前大家都是追着獵物跑的獵人。[6]
其次，讓我們看一下不同語系的語言使用者是怎麼借文字的：
阿卡德人是這樣借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的[7]：
阿卡德语是从苏美尔语借来锲形文字直接拼写的。
就像这样：
a statement
阿 斯堆德门
正因为这样，苏美尔语才有被解读出发音的可能，但是这种转录很可能因为文字读音被阿卡德语的发音“过滤”了，而造成还原得苏美尔语发音有谬误（注意，这目前还是一个猜测，尽管大家都这么说）。
至少在Ur III期，两种语音里对应单字的写法是一样的。
上面是苏美尔的，阿卡德王国在前23世纪采用古字体（archaic cuneiform），至青铜时代中期，对苏美尔文的字形作了修改，演变为古亚述锲形文字。闪米特语族的人赋予符号新的读音值（一开始是像刚刚说的那样照搬，后来就出现像西夏文、谚文那种仿照其他锲形文字自创的锲形文字，即其发音与其他锲形文字没有一点关系，比如古波斯文），这一阶段，来自苏美尔的象形文字被高度抽象地简化，只有五种基本的锲形笔划：竖的、横的、斜对角的（是两种嗷）和笔尖垂直落下印出来的Winkelhaken，（同汉字一样）这个五个笔划能写成单字并且有读音：
这是苏美尔文里的原字嗷，阿卡德文里一样嗷
阿卡德语里斜着45°叫tenû，所以DIŠ tenû是阿卡德人对上面ge23这个字的称呼。就像上古日语使用汉字的情况一样，阿卡德语使用苏美尔锲形文字时既有表音的字符也有表意的字符。怎么说呢，诶就是训读！大部分发音是音读，少部分靠训读，苏美尔人看得懂，他们自己也懂的那种嗷。
作者：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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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這樣借漢字的[8]：
泊瀬朝倉宮御宇天皇代 [<大>泊瀬稚武天皇] / 天皇御製歌
原文 篭毛與 美篭母乳 布久思毛與 美夫君志持 此岳尓 菜採須兒 家吉閑名 告<紗>根 虚見津 山跡乃國者 押奈戸手 吾許曽居 師<吉>名倍手 吾己曽座 我<許>背齒 告目 家呼毛名雄母
翻字 籠もよ 美籠もち ふくしもよ 美ぶくし持 此岳に 菜採す兒 家きかな 告さね そらみつ やまとの國者 押なべて 吾こそ居 しきなべて 吾こそ座 我こそば 告め 家をも名をも
訓読 篭もよ み篭持ち 堀串もよ み堀串持ち この岡に 菜摘ます子 家聞かな 告らさね そらみつ 大和の国は おしなべて 我れこそ居れ しきなべて 我れこそ座せ 我れこそば 告らめ 家をも名をも
かな こもよ みこもち ふくしもよ みぶくしもち このをかに なつますこ いへきかな のらさね そらみつ やまとのくには おしなべて われこそをれ しきなべて われこそませ われこそば のらめ いへをもなをも
翻譯 那個拿着背簍的、拿着美麗的背簍的，拿着鏟子，拿着美麗的鏟子，來到這個山丘挖菜的女生啊，我想知道你住哪一家、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唦。這個大和國啊，到處都是我的地盤，我就是這裏最大的BOSS。不把你的家庭住址和名字告訴我嘛？
万葉集 第1巻 1番歌/作者・原文・時代・歌・訳
这当中表意的有「篭」「美篭」「美」「持」「此岳」「菜採」「兒」「家」「告」「國者」「吾」「居」「我」「告」「家」「名」，其他的汉字只是用来表示日语中对应的音（类似用三颗药表示thank you），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比如「吾許曽居」中的「許曽」其实就是こそ（koso），是日语中表示强调的助词，和「许曾」的字面意思毫无关系。
越南人的汉喃文是这样写的：
𤾓𢆥𥪝𡎝𠊛嗟
𡦂才𡦂命窖羅恄饒
𣦆戈沒局𣷭橷
仍調𥉩𧡊罵忉疸𢚸
邏之彼嗇私豐
𡗶青慣退𦟐紅打慳
中文翻譯：
生年不滿百，
才命兩相妨；
滄桑多變幻，
觸目事堪傷。
彼嗇私豐，原無足異；
紅顏天妒，事亦尋常。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9%87%91%E9%9B%B2%E7%BF%B9%E5%82%B3
這裏的越南文原文，大概只有「才」「命」「彼嗇私豐」等少數幾個漢字能直接爲中國人看懂，那些喃字對於沒學過越南喃字的漢語母語者來說無異於“鬼畫符”。
如果商人和周人的語言不屬於同一語系，那周人作為征服者，必然會像阿卡德人改造蘇美爾楔形文字或者日本人改造漢字一樣，造出一種類似日文漢字與萬葉假名混寫文的產物；或者像波斯人學阿卡德人造楔形文字、越南人學中國人造喃字那樣，造出一種類似漢喃文的產物。然而，商周用的漢字大部分是一樣的，並不存在【漢文→漢字假名混寫文】或者【漢文→漢字喃字混寫文】那樣的畫風突變。這說明周人商人的語言就算不能直接口語互通，也是類似於閩南語／粵語和官話的關係。所以額外造些「周話方言字」就夠用了。周秦、秦漢同理。
中國人沒有發明字母也很正常。
世界史上有個特點，一手文字一般是表意字（意音字），華夏/蘇美爾都是這種；二手文字就開始有意音字和純表音字混用了，日本/阿卡德就是這種；三手文字就開始有純表音字了，這個例子就太多了，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在使用三手字乃至N手字，以至於使用二手字的日文書寫系統，在全世界範圍內反倒成了奇葩（褒義）。
另外，「好多基礎詞彙的獨體字在漢藏語裡面找不到同源詞，能找到漢藏語同源詞的多為形聲字」也並不奇怪。也許原始漢語吸收其他語言在前，漢字造字在後嘛。上古漢語的第一人稱既有「我、吾」也有「朕」「余」，說明上古漢語可能是平等融合了多種語言的克里奧爾。這對應的是「滿天星斗」的龍山時代。造字或許在滿天星斗之後的二里頭、二里岡時代。這樣就會導致非漢藏成分也會造出獨體字來。
林懷谷說[9]：
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是，东北话的词汇量本来就超级大。
由于 幽燕汉语&胶莱汉语 在东北平等融合，产生了加持效果，最后使得 1+1=2。
把《北京方言词典》和《烟台（牟平）方言词典》合在一起看，
你就会发现东北话 两 边 全 要 ！小孩才做选择，东北话全都要！
比如 白呲拉=胶莱汉语，，白不呲咧、紫了蒿精=幽燕汉语，
最后的结果就是东北话同义词极其的多，可以变着花样的描述同一个事物。
很有趣的是，我还是因为发现蒙古语完全就是 柔然词汇（Mongolic）和突厥词汇（Turkic）的大叠加、1+1=2、从而表达力非常强，然后突发奇想去把幽燕和胶莱的方言词典找来一起看，结果发现东北话也是 1+1=2。
蒙古语：tsagaan是柔然的白色，ag是突厥的白色，可以组合成 ag tsagaan=雪白。
1+1=2 在语言的发展史上需要天时地利才能实现，比如几个生产生活方式接近的族群平等融合。大部分语言都做不到，因为词汇碰撞总是会导致取代。上古汉语一开局词汇量就巨大，同一种颜色可以有 红、赤、丹、朱，可以说是1+1+1+1=4了，霸王级别的词汇量，幸好有汉字，传承所有的一切。
作者：林怀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390163/answer/166996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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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林懷谷說的平等融合對應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滿天星斗」的龍山時代。只有雙方平等交流，才會產生1+1=2式的融合語言。如果是一方為征服者，一方為被征服者，就會產生類似「英語中牛、豬是日耳曼詞彙，牛肉、豬肉是羅曼詞彙」、「英语母语者学起德语比学髪语或者西班牙语还难」[10]、「现代德语母语者学古英语（OLD ENGLISH）反而比现代英语母语者容易」之类的神奇现象。
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它称为“龙山时代”（约相当于公元前3000～2000年左右）。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最早的中国》试读：“满天星斗”的英雄时代
說漢字是印歐語系民族創造的文字的人，不知道它們想怎麼解釋爲什麼上古漢語中有「我、吾」「朕」「余」這麼多第一人稱。閒得無聊嗎？
至於上古漢語，當然是屈折語，屈折又不是印歐語系的禁臠[11]。
上古汉语的形态非常像嘉戎语（嘉戎人的语言，现在一般称为嘉戎藏族，主要分布在四川马尔康，嘉戎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高棉语（即柬埔寨语，属南亚语系，同语系还有越南语）和泰雅语（台湾原著民泰雅人的语言，与马来语、毛利语等都属于南岛语系），无声调，不是严格单音节，形态变化基本上是以加前缀为主，辅以中缀和后缀的派生。上古到中古某个时期，不知何故，一系列变化导致汉语偏离了这种模式。添加词缀的构词法几乎不再使用，松散结合的前缀脱落，其他前缀和词根音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词根。汉语开始趋向于严格单音节化，声母及韵尾复辅音变得丰富起来。之后复辅音声母简化，导致单辅音声母繁化，新的元音对立产生，复辅音韵尾也发生简化，音阶仅限于响音尾或塞音尾，导致了声调的产生。
作者：庆晓筱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543794/answer/31164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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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父」「爸」、「母」「媽」、「嗚呼」「啊哈」同源我就不多說了，古代羅馬人笑是hahaha，今天西班牙人笑是jajaja，漢朝人呼呼大笑，唐朝人呵呵大笑[12]，共和國人哈哈大笑，難道大家的發音器官幾千年間徹底變異了？其實，不是人的笑法變了，是文字的對應發音變了而已。
總之，想用文白差異、屈折來論證「印歐語系民族創造了漢字」，除了「水洗煤」還能是啥？
参考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4596082/answer/1687270626
^https://web.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166146
^汉藏语系现有语言的最早分化，可能与仰韶文化（7000—5000年前，甘肃、陕西、河南一带）或马家窑文化（5500—4000年前，甘肃、青海一带）有密切关系。 https://kuaibao.qq.com/s/20190727A0QRTQ00?refer=spider
^Sagart et al (2018)[3]认为南岛的农耕文化来自华北。这是一篇跟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合写的文章。认为基因数据显示台湾的农作物来自中国大陆。认为前南岛人是公元前5000年以后扩张到沿海地区，并在公元前4500年以后到达台湾岛的西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5649372/answer/1420384080
^注意：O的年龄有3.1万年之久，O2（旧名O3）也有2.9万年，都只能代表亚洲东部主要父系类型。而汉族从汉朝开始算只有2000多年，因此无法与3万年的支系挂钩。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489182/answer/215956969
^https://www.zhihu.com/pin/133539690474660659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8523036/answer/642249384
^https://manyoshu-japan.com/13577/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390163/answer/1669965279
^https://effectivelanguagelearning.com/language-guide/language-difficulty/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543794/answer/311648220
^《晉書‧石季龍載記下》： “ 宣 乘素車， 從千人， 臨 韜 喪， 不哭， 直言呵呵， 使舉衾看屍， 大笑而去。”
通宝推：桥上,家园 从几种混合语的例子看汉语的克里奥尔语起源的可能性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1576819
一、引言
孙宏开等人主编的《中国的语言》中有一篇黄行先生撰写的介绍文章——《中国语言的接触和混合》，这篇文章非常有启发性，为我们思考汉语的起源提供了思路。
语言的发展是很复杂的，简单说有三种变化：分化、流变、融合。
分化是指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因为生活环境的隔离和交流的断绝使得语言向不同方向演化，从同一种语言演化出不同的方言，最后语言差距越来越大形成独立的语言；
流变是指语言即使不发生分化和融合，它本身也会在代际传承中发生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率受到人口基数和外来语言的影响，如果人口基数小且缺乏外来语言的影响，则语言变化速率慢，如果人口基数大且与外界交流频繁，则语言变化速率快。这就是为什么汉语官话的演化速率要快于南方各方言的原因。流变的方向在不受到外来影响的前提下是相当随机的，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所有相邻部落语言都相通，但是距离遥远的部落却无法通话的原因；
融合是指两种语言甚至是多种语言，在长期密切接触之后融合成一种语言的现象。
传统历史语言学的谱系树模型是根据印欧语系的研究建立起来的。由于印欧语族群特殊的历史，他们的语言历史主要是分化，因此谱系树模型很适用于印欧语系。但是除了印欧语族群、刚果语族群和波利尼西亚语族群外，谱系树模型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类语言。以中国为例，中国的语言史主要是流变与融合的历史。中国的语言当然有分化，可是更多表现在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内部，就整个汉藏语系（广义）来说，并未发生如印欧语、刚果语或波利尼西亚语族群那种四散扩张的历史，所以分化之后有融合，再加上流变的影响，所以中国的语言无法建立起令人信服的谱系树。
在中国的语言问题中，汉语的起源堪称圣杯问题。一方面，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从同源词的角度无可争议地证明汉语与藏缅语有发生学的关系，另一方面，汉语的语法特征与藏缅语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却更接近于侗台语和苗瑶语。如果纠结于同源词的分析，如西方学者那样，就会认为汉藏语系只包含汉语和藏缅语，而无视汉语和侗台语、苗瑶语的亲密关系。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黄行先生的这篇文章以实际存在的混合语案例给了我们启发。
二、语言的融合与混合
黄行先生认为语言的接触有三个层次，最浅的一层是借用。借用也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借用词汇但是改造发音和构词适应本族语，第二层是借用大量词汇且不一定改造发音和构词形式，第三层是巨量外来词进入本族语且改造了本族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规则。
语言接触的第二个层次是语言融合，弱势族群通过学习强势族群的语言，形成带有本族母语特征的混合语，经历双语阶段，最后取代本族语形成以本族语为底层的强势语言的方言。汉语南方各方言大约都是这样形成的。比如说如果没有现代的传媒手段和教育，英属印度在受到英国更久的统治之后，也有可能放弃印地语采用带有印地语发音特点和语法特点的印度英语方言（远比现在的印式英语离英式英语更远）。
语言接触的第三个阶段是语言混合。黄行特别提到了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皮钦语是一种临时性的混合语，而克里奥尔语是稳定的、可以作为第一语言的混合语。混合语的普遍特征有：简化的非常规变化、变化迅速、羡余度降低以及趋于分析化。
语言融合和语言混合的差别在于，语言融合的过程一般比较漫长，而且最终结果是形成强势语言的一种方言，而语言混合的过程常常很迅速，经常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实现，最终结果是形成一种新的语言。
我们具体来看文中举的五个案例：
1、广西融水县五千壮族人讲的诶话，是一种融入汉语的侗台语。按照前面我们给出的定义来说诶话不属于语言混合，而是处于语言融合进程中但尚未最后完成的例子；
2、西藏察隅县几个村庄讲的扎话，基本词汇借用格曼语，文化词借用藏语，但保留自身核心词；
3、青海同仁县两千五屯人讲的五屯话。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五屯话的基础是汉语，但受到藏语的强烈影响，吸收了大约 25% 左右的藏语借词，语音和语法都被藏语所改造。不仅如此，它还受到保安语的强烈影响，保安语并未提供多少借词，但对五屯话的语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藏语和保安语的共同影响使五屯话从一种孤立型语言转变成黏着型语言；
4、四川甘孜州雅江县两千六百多汉族说的倒话。这些人是两百多年前移民到此的汉族，与周边藏族世代联姻。倒话几乎全部的核心词汇、基本词汇和绝大多数的一般词汇都是汉语词，吸收了少量藏语借词，但受到藏语构词法的影响。语音系统更接近汉语，但受到藏语较大的影响，音系发生了变化。语法则受到藏语康方言的深刻影响，发生了质变；
5、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自称回族或东乡族的两万唐汪人讲的唐汪话。这个更有意思，唐汪话里的借词很少，借自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东乡语，显然是受宗教影响。唐汪话虽然语音系统和词汇与当地的中原官话或兰银官话基本相同，可是语法却与汉语完全不同，几乎彻底地采纳了东乡语的语法。所以唐汪话是一种汉语代码 + 东乡语结构的特殊语言。
对后三种混合语的具体介绍，可以参考知乎上的一篇文章：
Prince：三种中国现存的混合语（克里奥尔语）：唐汪话、倒话、五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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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五个具体案例的简单分析
具体分析这五个例子，诶话和扎话都属于语言融合的例子，即弱势族群逐渐采纳强势族群的语言，我们现在看到的诶话和扎话都是尚未完成这一过程的例子。
唐汪话、倒话和五屯话则属于语言混合，这三种语言都是强势族群在局部弱势的情况下与周边族群语言发生混合的例子，它们有共同的特点，但由于处于不同的环境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同的特点是语法最先受到影响和改造，然后随着借词的增多语音也开始发生系统性的变化，最后是越来越多借词的进入。
因此和一般人的想象相反，一般人会觉得词汇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其次是语音，最后是语法。这几个例子恰恰告诉我们，在语言混合的过程中，语法是最容易受影响的，语音其次，词汇特别是基本词汇和核心词汇是最稳定的。
唐汪话使用人口较多，周围除了占据优势的东乡语外，仍然有强大的汉语方言的势力，因此除了语法结构趋同于东乡语外，语音和词汇都基本保持不变。
倒话使用人口较少，处于藏语康方言的包围之中，且当地人与附近藏族世代通婚，因此语法趋同藏语，语音也受到藏语的影响，但词汇借入不多。这是因为倒话族群的历史比较短，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倒话族群是清代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由清朝驻兵和从内地招募的船夫与当地藏语居民联姻形成，距今刚刚三百年。
五屯话使用人口更少，不仅处于藏语安多方言的包围之中，周围还有强大的保安语族群，实际上是三种语言的混合。其语法主要趋同于藏语，但也受保安语的强烈影响，语音也受到藏语的影响，词汇有四分之一借自藏语，还存在同一词义有汉语词源和藏语词源的词并存的现象。和倒话族群相比，五屯话发展的历史更久，五屯人的历史不晚于明代万历十三年（1585 年）保安城建城的年代，距今至少四百年以上，可能更久。据传说五屯人源于四川，原信伊斯兰教，后改宗喇嘛教，可能是汉族也可能是说汉语的回民。五屯人现在被划分成土族，但自我认同倾向于藏族。
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对于解释汉语起源最有启发性的是三个语言混合的例子。和克里奥尔语相比，克里奥尔语一般是奴隶或土著采纳殖民者说的强势语言（例如英语、法语）的词汇，但是很大程度上用的是奴隶或土著自身固有的语法，语音也相应做了改造。文中介绍的唐汪话、倒话和五屯话与之恰好相反，是外来的强势族群在局部弱势的情况下采纳了本地语言的语法，语音也可能会受影响，但是词汇基本保持。从结果看，这两种不同的机制产生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产生一种词汇基本不变语法大变的新语言。
四、原始汉语是藏缅语克里奥尔化形成的吗？
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藏缅语克里奥尔化形成原始汉语的猜想：早期的华夏族说的是一种藏缅语，在苗瑶语和侗台语的影响下，通过克里奥尔化产生了语法趋同于苗瑶语和侗台语、词汇保存藏缅语的新语言——原始汉语。
然而，从上面的案例我们发现原始汉语的产生有两种可能性——既有可能是在华夏族优势地区被征服和同化的侗台语、苗瑶语族群说克里奥尔化的藏缅语，也可能在侗台语、苗瑶语优势地区出现类似上述唐汪话等混合语的原始汉语。这两种路径殊途同归。
从分子人类学的证据来看，除了江浙地区以外，华夏族大体保持了和其他藏缅语族群相似的 Y 染色体单倍群基因分布（扣除高原土著D单倍群的影响），因此我们推测原始汉语主要是华夏族通过类似唐汪话、倒话的方式形成的，而不是苗瑶语族群或侗台语族群通过克里奥尔化形成的。
从华东地区汉族的 Y 染色体单倍群分布来看，侗台语族群是融入了华东汉族之中，这与汉语吴方言的底层为侗台语是完全相符的。
我们说华夏族的主体是说藏缅语的移民，但这并不排除有相当数量的土著融入早期华夏族之中。从分子人类学的证据来看，苗瑶语族群与藏缅语族群分离时间相对较晚，所以也许现在我们认为是汉族或者藏缅语族群的特征 Y 染色体基因标记其实也广泛存在于早期苗瑶语族群中，因而当早期苗瑶语族群的主体融入华夏族以后，单纯从当代的分子人类学分析并不能有效区分华夏族中的藏缅语族群成分和苗瑶语族群成分。所以上面的结论并不排除苗瑶语族群通过克里奥尔化参与原始汉语形成的可能性，但即使这是可能的，也应该是一种次要途径。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语言混合而不是语言融合？也就是为什么不是侗台语、苗瑶语族群逐渐采纳早期华夏族的藏缅语（最多保留一些本民族底层词汇和语法），而是藏缅语和侗台语、苗瑶语混合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因为如果那样，汉语的语法特征应该更接近于藏缅语而不是苗瑶语和侗台语。
两种语言相遇究竟是融合还是混合取决于双方接触的时间和双方的人口数量和文化力量对比：如果双方接触时间非常漫长（比如数千年），其中一方的文化力量远强于另一方或人口远多于另一方，那么会形成语言融合；如果双方接触时间较短（比如仅有几十到数百年），双方文化力量与人口数量势均力敌，就会易于形成语言混合。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推论：在某个时间点（4200年前或更早），很短时间内从远方涌来了一大批说藏缅语的族群，他们在迁徙或征服路途上遭遇到了苗瑶语族群或侗台语族群，此时的苗瑶语或侗台语族群已掌握了稻作农业技术，人口众多、文化发达，而远道而来的藏缅语族群此时也同样人口众多、文化发达，但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强大的苗瑶语或侗台语土著包围着一个又一个藏缅语移民孤岛的现象。也许是因为藏缅语族群军事力量更强大，也许是因为藏缅语族群人口更多或增长更快，在几个族群接触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混合语，即以藏缅语词汇为代码、以苗瑶语或侗台语语法为结构的混合语，如同黄文所举的那几个例子那样，从而一种新的语言——华夏语或称原始汉语诞生了。
五、结论
从黄行先生介绍的几种混合语的例子，对比汉语在汉藏语系中核心词汇取藏缅语，语法特征取侗台语和苗瑶语的奇怪特征，我们认为原始汉语极有可能是一种混合语。对照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原始汉语很可能是强势的藏缅语族群在苗瑶、侗台语族群包围下短时间内形成的混合语，而不是苗瑶、侗台语族群通过克里奥尔化藏缅语形成的。
通宝推：桥上,家园 凑个趣，转贴孙机先生的一段观点： 中国古车并非外来
中国和西方在古代车制方面有很明显的区别。中国古代不仅有战车，而且有车战，就是车与车之间打仗。西方当然也有战车，但是没有车战。西方的战车主要是运载工具，所以轮子直径一般不超过90厘米，因为轮子矮，所以人上下车很方便。
中国有车战，在《左传》里记载很多，而且中国古代讲“千乘之国”，就是一个国有一千辆四匹马拉的车，它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国力的标准。
西方为什么没有车战?当然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人和我们的系驾法不一样，就是怎么把马系到车上，让马拉车。过去因为我们资料缺乏，所以对于先秦时期的系驾方式不太清楚。其实此前商代的战车也有出土，但有些部件、绳子腐烂，所以还是无法确认系驾方式。后来始皇陵出土了两辆铜车，其实还有好几辆，但文物局希望剩下的这几辆能被更好地保护，所以暂不发掘。
下面是秦陵铜车马一号车，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这两辆铜车可不得了，虽然是50%的模型，但是做工非常细致，连马脖子底下那一缕一缕的缨都能表现出来，所以系驾方式也表现得清清楚楚。后来学者证明秦始皇铜车的系驾方式与先秦时期的是一样的，现在这种系驾方式在考古学上被叫做“轭靷式系驾法”。
西方的系驾法是什么样呢?他们是直接把绳子拴到马脖子上，但马脖子上有气管，这么一拉，马就喘不上气了。所以我们看古埃及壁画、希腊瓶画，还有古罗马雕刻，用的都是这种拉车方法，因此无法进行车战。
如今我们掌握最早的牲畜拉车模型，是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他们是用牛来拉车，方式更奇怪，是把绳子系在牛犄角上拉，因为古印度人认为牛犄角是最有劲的，但其实牛也很费力，不科学。
下面是秦陵铜车马二号车，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古车是西方来的，甚至有人说中国古车是埃及来的，论文也发表在重要期刊上，而且还找例证——有一件“轭”都有一个椭圆孔和一个长方孔，形制上极为相似。但问题是商代人的地理知识根本就不知道埃及，更不可能有埃及的工匠跑到中国来教授工艺。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后来又有人用岩画上的图像来证明，说岩画上的车与商代文字中的象形的车很相近。可是岩画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岩画没有断代依据，很难用作史料。所以我认为目前无法证实中国古车是西方来的。
还有，中国古代车战是有“游戏规则”的，不能乱来。首先能够威风凛凛地站在车上的都起码是最低级的贵族，普通的庶民只能当“徒”，就是跟着车跑的步兵。一般车上坐两人的话，左边的人赶车，右边的人拿武器。如果是三个人，中间的是将领，左边的人赶车，右边的人拿武器战斗，所以战车在近距离打仗的时候都要“左旋”，往左边拐。
上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桥案：孙先生也是多年研究古器物的专家了，对于古车的细节确实能言人之所未言。
通宝推：empire2007,陈王奋起,北庄,家园 孙机先生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马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 但是马本来是外来物种，不是华夏人驯化的。根据考古和DNA等证据，马的驯化是6000年前在欧亚草原上发生的。
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3/1025/35368.html
光明日报的文章说：
中国文明自主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发展进程中没有与外界进行交流。远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中国文明便与西亚、中亚有着间接的接触。小麦、黄牛、绵羊、山羊、马、战车、青铜冶炼技术等逐步传入中国，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些外来因素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中国文明的创造者生于斯、长于斯，与今天的中国人血脉相连。中国文明的产生也不是建立在冶金术、小麦、战车等基础之上的，它们主要是“龙山时代”之后传入的，中国文明在此之前便已确立基本框架。它们传入之后，也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性质。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17-11/29/nw.D110000zhdsb_20171129_1-09.htm
家园 我理解孙先生正是要反驳您引的 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类似的观点：“战车……主要是“龙山时代”之后传入的”，孙先生的观点是他们那儿不太可能有战车，因为跑不快。
当然我赞成小麦是传入的，牛羊是传入的，大体上是从北面草原上辗转传入的，但冶金术恐怕还有疑问。
家园 不能预设古汉语就是曲折语 汉字发明的很早。书写工具的限制并不会造成丢失词缀和时态。不论是古埃及还是古希腊或是古罗马，其书写工具其实并不比中国轻便。但其文字照样反映了当时的口语。
这篇文章的预设立场是古汉语就是曲折语。问题是没有任何文字可以证明古汉语是曲折语。甚至你举例的“古人诚不我欺”也不说明古汉语是曲折语。别忘了，古人除了说过这个，也说过“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根本的证据，如果书面语和口语是脱节的，那么口语必然会保留曲折语的形态。但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方言都不是曲折语。而中国古代受过教育的人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能熟练得书写文言的大概不超过其中的百分之十。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只会自己家乡的方言口语。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地方的方言竟然词汇和语法相近，没有曲折语的痕迹。这其实证明汉语就从来都不是曲折语。
至于文言当然是一种人造书面语言。其最早起源应当是夏商时代的口语。但是这种口语局限于黄河中下游很小的一块地方。周朝鼎革之后，华夏族控制的地盘逐步扩大，因此语言也开始变化。作为通用语必然要照顾到各地的口语习惯，但又要统一规范。自然到后来就越来越不像口语了。
通宝推：桥上,家园 通俗拉丁语正是丢掉了原来的屈折变化 最根本的证据，如果书面语和口语是脱节的，那么口语必然会保留曲折语的形态。为什么口语就一定存古？实际上九省通衢的地方，口语变化都很快。拉丁语的名词有一堆格变化，这些变化在中世纪的通俗拉丁语逐渐消失，作为补偿，产生了介词。现代罗曼语言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普通名词都没有格变化了；罗马尼亚语是个2格系统。汉藏语中存古的嘉绒语和印欧语系中比较存古的立陶宛语都远离交通要道的地方。
家园 很简单，看《诗经》和《楚辞》 先秦古籍中《诗经》和《楚辞》是最接近口语的。你看看有没有曲折语？
就拿你拿来做证据的日语来说吧。如果没有假名，其实是不能作诗的。像日本土生的和歌就基本全是假名（古今和歌集）。为啥呢？诗歌有个押韵、平仄和节奏的问题。把假名去掉，不但词不达意，连音韵也没有了。例如下面这首
ふるとしに春たちける日よめるとしのうちに春はきにけりひととせをこぞとやいはむことしとやいはむ
中译为：立春来岁暮，春至在花前。谁谓一年里，今年又去年。
如果按照你的去假名法：这首和歌就变成了：春日春。
完全词不达意。
文字必须反映语言。语言会变化，文字也会跟着缓慢变化。就像文言文，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乃至唐至今都在缓慢变化。但决不是和口语完全脱节的。或者把该有的词缀都省略的。
而如果是完全外来的文字，那要么就像日语把汉字和假名混用，要么像朝鲜，正式的公文写纯汉字，私下里写彦文。
通宝推：桥上,家园 你没有get到林怀谷的意思 -- 有补充 替换如果按照你的去假名法：这首和歌就变成了：春日春。完全词不达意。
你没有get到林怀谷的意思。他说的是把所有的日语实词训读写成汉字之後（实际上变体汉文就是这种风格），或者把所有的藏缅语中的汉藏同源词写成汉字後的效果。
你都没把所有实词写成汉字，怎么玩偽中国語呢。
如果你连训读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orz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顺带解释一下 -- 补充帖 ふるとしに春たちける日よめるとしのうちに春はきにけりひととせをこぞとやいはむことしとやいはむ
http://www.asahi-net.or.jp/~sg2h-ymst/yamatouta/sennin/motokata.html
这首和歌把能写成汉字的地方统统写成汉字是这样的：
旧年に春立ちける日詠める
（咏叹在旧年中春天来到的日子。）
年の内に春は来にけり。一年を去年とや言はむ？今年とや言はむ？
（过去的一年还没过完，春天到了。这一年现在该叫去年，还是今年？）
去掉假名只写汉字是这样的：
旧年春立日詠年内春来。一年去年言？今年言？
家园 多谢你证明了我的观点 呵呵，那么你看你写出来的“伪中国语”是合日文的韵还是合中文的韵？是诗歌吗？
这里我不是讲训读的问题，而是在讲诗歌和口语的关系。多谢你证明了我的观点。
见前补充 4587992
家园 嘉戎話是屈折語 上古汉语的形态非常像嘉戎语（嘉戎人的语言，现在一般称为嘉戎藏族，主要分布在四川马尔康，嘉戎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高棉语（即柬埔寨语，属南亚语系，同语系还有越南语）和泰雅语（台湾原著民泰雅人的语言，与马来语、毛利语等都属于南岛语系），无声调，不是严格单音节，形态变化基本上是以加前缀为主，辅以中缀和后缀的派生。上古到中古某个时期，不知何故，一系列变化导致汉语偏离了这种模式。添加词缀的构词法几乎不再使用，松散结合的前缀脱落，其他前缀和词根音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词根。汉语开始趋向于严格单音节化，声母及韵尾复辅音变得丰富起来。之后复辅音声母简化，导致单辅音声母繁化，新的元音对立产生，复辅音韵尾也发生简化，音阶仅限于响音尾或塞音尾，导致了声调的产生。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543794/answer/311648220
- 复 嘉戎話是屈折語
家园 著名段子《华夏正音在嘉绒》 世界中心在华夏，华夏正音在嘉绒。
九州语言皆胡音，唯我嘉绒最正宗。
蚩尤余众未屠尽，戎狄血统污关东。
东夷不会复辅音，简化声母坏体统。
语法屈折全丢弃，低等语言堪嘲讽。
萨满仓颉鬼画符，字如蛇爬真难用。
自古语言无声调，平仄六朝浮艳风。
鲜卑索虏陆法言，一本《切韵》贻害重。
汉赋唐诗与宋词，胡韵狗屁也不通。
五代十国元金清，汉儿早与胡儿同。
天朝又推普通话，夷上加胡真癫疯。
中原亦敢号汉语？皆是胡化鴃舌众。
闽粤亦敢称正音？蛮语令人把腹捧。
南北千年习鞑语，正音遗忘早不懂。
试问正音在何处？在我川西大山中。
语音千年不曾变，世世代代传无穷。
先祖遗响恒铭记，汉藏古风永尊崇。
世界中心在华夏，华夏正音在嘉绒。
在！嘉！绒！
嘉绒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是汉藏语系的“活化石”，它保留了原始汉藏语的一些语音形式（例如：复杂的复辅音）和构词手段。嘉绒语对了解古汉语的语音和语法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语言历史比较有助于构拟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例如：法国语言学家沙加尔提出“肘”（中古知母有韵）应该构拟成*tr-kuʔ。嘉绒语可以印证这个构拟，因为这个词有同样 tkr- /trk- 的复辅音；请参考“肘”在嘉绒语诸方言的形式：茶堡 /tɯ-ɣru/、日部 /tə-krəvzuʔ/、四土 /tə-krú/。嘉绒语可以分为四种彼此互不相通的方言：四土话、草登话（藏语：ཚོ་བདུན་，威利：tsho bdun）、日部话（当地：zbu；藏语：རྫོང་འབུར་，威利：rdzong 'bur）和茶堡话（藏语：ཇ་ཕུག་，威利：ja phug）。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B%92%E8%AF%AD
家园 好文章 很有意思的也很有道理的说法。
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那就是，上古就没有统一的汉语口语。
有的，只是不同族群各自的口语，以大致的东夷，西羌，北狄，南蛮的身份在中原汇聚，交融。夏，与商，是不同的族群。文字目前所知是由属于东夷的商留下的，而由属于西羌的周通过分封天下而流传四方，再经由春秋战国几百年形成各国文字，最终由秦书同文，再由后世的隋文同韵，再由近代因为西方文明的冲击与示范而再一步文同音的。
秦书同文是为了解决春秋战国几百年下来各国文字的分化。而隋同韵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五胡乱华后三百年间北染胡虏，南侵吴越的华夏语音大分裂。在无法规范统一的语言读音的技术限制下，通过对相对语音的规范来形成全国范围内通用的韵文格律。这至少保证了不同地区的人使用同一种书面语言的技术可行性：文字毕竟是要拿来读的。
回到上古，四方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口语的交流，最重要的，莫过于前缀后缀之间的词根。而多音字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不同前缀后缀词性时态，另一方面也可以经由同一件事物的不同语言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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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民科理解，^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