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反思农业公共政策——历史的经验（一）：概述 -- CHS1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取得粮食的高度自给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目标，这一目标到今天也还被一些国家所追求。“新传统智慧”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一目 标不切实际，并基于糟糕的经济学和排外心理。（联合国粮农组织2003年的报告，《贸易改革和粮食安全——联系的概念化》 (FAO, 2003)，第二章，对各种层次上的粮食安全的定义和测量做了全面回顾。）

“新传统智慧”的支持者们论证说， 通过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分工，更深地卷入国际市场，可以使各国经济（以及它的个体成员们）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有更大的能力获取必要数量的食品。他们指出，在追求粮食自给时，各国放弃了在非粮食产品上有利可图的市场机会（尤其是那些可以出口到收入更高的国家，以获得更高售价的产品），从而在投入相等的情况下，挣钱更少。他们论证说，对于各国（和个体农民们）更好的策略是，通过种植可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出售的经济作物来最大化收入，并用增加的收入从全球市场购买粮食。

【译按：“新传统智慧”的这个论证依赖于两个假设：1、出口非粮食产品挣来的钱总可以从国际市场上换来所需的食品（别人愿意卖给你）；2、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不会暴涨，使得购买食品的费用超过出口非粮食产品的收入。

第一个假设假定国家之间不存在恶意，这与地缘政治的现实不符；第二个假设在2008年粮食危机时已被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例如海地在80年代主动放弃了国内的农业，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称赞。到2008年进口粮食价格暴涨时，穷人们因无力购买高价粮食而只好用泥土饼充饥。见英国《卫报》2008年7月29日的报道Haiti: Mud cakes become staple diets as cost of food soars beyond a family’s reach。】

这一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是有道理的。例如，在19世纪后期，当来自美洲和俄国的廉价谷物涌入欧洲的时候，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保护了本国的谷物生产商。然而， 就如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那样，荷兰和丹麦削减了农作物的保护，并用进口的廉价谷物来喂养家畜，然后将之加工出口（例如黄油、奶酪、和培根肉）。这给予了它们更高的收入和进口各种产品（包括粮食谷物）的更大能力，从而使它们获得了更大的国家粮食安全。

但是，这样的专业化分工要从长远上有道理，只能在各国达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之后【原注2：应该补充的是，荷兰和丹麦的策略有效仅仅是因为它们采取了强烈的公共干涉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当各国超过了一定的收入水平之后，即使是相当程度的粮食进口能 力下降（因为粮价上涨和/或者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跌），也不会使食品消耗低于某个最低标准。然而对于贫困国家来说，食品消耗低于一个最低标准哪怕只是一两年，也会产生不可逆转的严重负面后果。在人类基本需要的等级层次中，食品的消耗是最基本的。如果收入的波动（例如因为一个国家出口的花卉价格下跌）和价格的波动（例如因为粮价上涨）使得一些人不可能总有足够的食品可吃，他们就会面临饥饿和营养不良。这对人们的健康和教育成就会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长期后果， 并降低劳动力和整体经济的生产能力。因此，当一个国家处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需要被严肃对待。

不但如此，把国家粮食自给的忧虑随手打发掉的这一论证，是基于如下假设：必要时各种产品可以很容易地互换 。理论上，如果食品的国际价格上涨得足够多，资源就会重新分配到粮食生产中去。但是，这种资源配置的调整非常缓慢。除了经济学教科书之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这种调整即时发生。而农业上的调整还要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而更慢（例如我们需要至少一个种植季节来完成调整）。

【译按：中国流行的大学经济学教材一般将“必要时各种产品可以很容易地互换”的假设视为理所当然，如格里高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阐释比较优势理论的章节。2011年11月2日，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以罢课的形式抗议了曼昆所教授的那种经济学。见北大陈平教授对此事的简评：陈平推荐哈佛罢课学生致曼昆的抗议书。】

非洲国家的一些主食——如在西非和中非国家的木薯、芭蕉、红薯、小米、高粱，以及南非和东非国家的白玉米 (UNCTAD, 1998, p. 141)——在这些地区之外的国际市场上交易量很小 。许多这些国家的运输费用也很高昂 (UNCTAD, 1998, p. 141)。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可能象其它国家那样，依靠国际贸易解决主粮问题。

所以，对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来说，国家的粮食自给不是一个被误导的关心。这对于只有有限的产品可用于交换主粮，并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糟糕的非洲国家来说，尤其正确。当食品消费低于一个最小量的时候，我们需要严肃考虑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的可能性，以及显而易见的人类苦难。国家粮食自给的问题不应该被如此轻易地随手打发掉。

“新传统智慧”的一个永恒主题是“消除扭曲”的需要。根据“新传统智慧”，农业上的国家干涉（例如化肥补贴、人为的廉价信用、关税保护、和国家控制价格）扭曲了市场信号，从而把资源导向了“错误”的活动。这导致了效率低下，因为如果资源根据由供需关系的“自然”力量所产生的“正确”信号而流动，更多的农产品可以被生产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同意这种看法是不可能的。如果价格被扭曲了，那么根据定义它们就会产生扭曲的结果，这一结果，根据定义，不可能是好的。然后，我们到达这个结论仅仅是因为整个话语是被如此设定好的。

这个论证基于如下的假设：扭曲是坏的，因为市场总是在没有扭曲时运行良好。但是，扭曲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这取决于没有它们的时候，市场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如果市场运行不佳，那么扭曲现有价格也许是一件好事，如果价格扭曲是为了正确的目的。

首先，某些政府行为也许会创造导致短期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价格扭曲（这是形成“新传统智慧”的基石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关心的），但实际增加了长期劳动生产率。例如，农业关税会增加短期的效率成本，但也许可以促进农业和整体经济的增长——如果关税收入被政府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例如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科研 和推广的投资），以及/或者增加的农业收入创造了对国内工业的额外需求，从而抵消了效率成本。农业保护对19世纪后期的德国和20世纪后期的南朝鲜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Koning, 2007)。因此，造成短期内资源配置扭曲的政策，也许从长远上讲，能够实际上帮助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

其次，即使我们忽略“动态”的维度而集中关注短期的资源配置有效性，仍然有很多市场失灵的例子，这些例子使得在相关市场引入价格扭曲显得合理。例如，如果市场信号引导人们对某种投入的使用量低于对社会而言最优的数量，那么“扭曲”市场信号以使更多的该类投入能够被使用，从全社会的角度讲就是合理的。又例如， 如果市场未能提供农业科研（因为研究产出的公共产品性质，以及/或者进行研究所需要的规模经济），政府也许有理由通过实行科研去“扭曲”市场信号，尽管政府并不能从中牟利；或者政府对那些搞更多科研的私营企业提供比市场信号提示的更多的补贴。

不但如此，在有些情况下，在没有标准意义上的市场失灵的时候，创造“扭曲”也许会更好。例如，在那些没有按照公民身份发放的社会福利或者设计良好的社会安全网的国家里，某种“扭曲性”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或者价格稳定计划）也许是唯一能够对小农场主提供收入稳定性的机制。更大的农村收入稳定性可以带来更大的政治稳定性（这本身就是好事），并且可以通过鼓励长期投资来对增长做出贡献。不但如此，收入的不稳定性意味着许多平时不贫困的人会偶尔落到贫困线以下。这会导致营养不良和教育中断不时发作，而这些情形会从长远上对人们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农业保护可以是一件好事，即使市场没有发生标准意义上的失灵。

当然，实践中很难就市场在何时何处失灵而达成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人同意市场会失灵，并且在农业中失灵更频繁，但就具体政策而言，仍然有巨大的分歧。

不但如此，即使我们知道应该补贴什么以及补贴多少，也还有很多种补贴的方式，而最好的方式可能依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南朝鲜在国有企业生产化肥，然后通过国家控制的农业合作社，以补贴价格卖给农民。而马拉维则对贫困农民分发购物券用以购买进口化肥；如何分发这些购物券则由各村开会决定，而非由政府官员决定。两种方案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些措施在其它的背景下也许就无效——例如国有化肥公司效率低下，合作社腐败丛生，或者乡村权力机构的设置使得购物券被强人所把持。换而言之，即使我们知道市场失灵的位置和尺度，投送机制的设计仍然举足轻重，而那些鼓噪消除扭曲的言论却对此具体问题束手无策。

经过大萧条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之后，各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到二战结束时，更多地移向了以国家为导向。与此相应的是全世界的农业政策更多地以国家为导向。

世界的新霸权，美国，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国家为导向、对它的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以应付大萧条之后的农业危机。除了它已经很强大的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推广、和灌溉计划，美国还创建了金融机构对农民实行补贴贷款，并引进政府管理的价格稳定机制。 美国还鼓励受它影响的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因为它相信这样可以帮助消除（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在日本和韩国强力推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它还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肯尼迪总统的“进步联盟”，对拉丁美洲（没那么全面）的土地改革进行资助。

20 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中国的扩展，导致很多国家出现了普遍的农业集体化和国家控制的合作社。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如苏联自20世纪30年 代以来做的那样，把农业都给集体化了。在20世纪70年代，如越南、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那样的贫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了社会主义的农业。不言自明的是，在那些国家里，国家指导了农业的方方面面——产品选择、价格、投入类型、投入价格、销售渠道，等等。

拉丁美洲已经在30年代独立，并开始了它们由国家主导的农业发展，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墨西哥在卡德纳斯总统领导下的土地改革。二战以后二十年间独立的亚非发展中国家，也大多采取了国家主导的农业发展模型。

当时人们相信，如果对市场机制不加约束，它将不能以对社会最优的方式提供基本的农业投入（例如土地、水、运输、种子、化肥、农药、和家畜饲料），也不能提供稳定农村收入所需要的手段（例如信用、保险、稳定的价格）。当时的论证是，国家需要直接提供这些投入，或者补贴私营部门以提供这些投入。人们认为他们需要采取深思熟虑的措施以稳定农村收入。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试图实行土地改革，但由于地主阶级的政治抵抗，很少有国家能够实行象韩国那样的全面而成功的土地改革。在大多数国家里，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 施（尤其是灌溉和道路）以及土质改良。国家还提供科研和推广，尽管在大多数国家里，由于资金有限和合格人才的缺乏，国家提供的这些东西质量不高。

许多国家都安排对农民提供补贴贷款，尤其是对小农场主。国家拥有或者国家补贴的农村银行被建立起来，以扩展农村的金融业并对农民提供补贴贷款。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得到鼓励；在一些国家里（例如日本和韩国），政府控制的一般性农业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贷款、带补贴的农业投入、以及销售服务。现代的投入，尤其是化肥和改良种子，也由国家提供，或者，当由私营部门提供时，国家给予大量补贴。

国家还调控关键性农产品的销售——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通过国家销售委员会来实现；在日本和韩国，这通过政府控制的合作社来实现。国家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农产品加工（例如象加纳那样，通过国家运营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直接推动，或者通过关税保护和补贴农产品加工业，来间接推动）。这被视为减少浪费（因为新鲜农产品的保质期很短）和提供农村收入的的一种方式——这样做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价值并提供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

许多国家尝试各种手段以稳定农村收入。一些国家对重要的农产品（尤其是谷物）维持最低价格和缓冲性的储备。关键性的农产品，尤其是用作食品的谷物，通过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而得到保护，使其免受进口竞争的冲击。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提供农作物、家畜、以及其他农业保险以稳定农村收入。

与华盛顿共识（本报告称之为“新传统智慧”）所开的药方相比，上述这些政策取得了非常令人尊敬的结果，尤其是当它们与绿色革命的科技——一种国际尺度的政府干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但是，这些政策也的确存在一些浪费和腐败的问题，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它们受到了信仰后来成为“新传统智慧”的教条的人的攻击。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的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最明显的例外是智利——在1973年由皮诺切特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后，智利先于其他所有国家踏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随着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贯彻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发起，传统的、由国家主导的农业政策经历了严重的逆 转。

“新传统智慧”的信徒们论证说，由国家（直接）提供或者通过补贴（间接）提供的投入（例如信用、推广服务、灌溉、化肥、种子）造成了效率低下和腐败，并使国家财政承受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在结构调整计划需要平衡预算的强烈压力下，他们强调国家不能以补贴价格提供这些投入。他们建议提供这些投入的机构应该被私有化，补贴应该被撤销或者至少大量减少。国家在农业销售（尤其是试图规定最低价格）和加工上的干涉，需要撤除掉，或者至少大量减少，因为这些干涉只会产生效率低下。 【译按：“新传统智慧”所建议的做法，与美国的实际做法是矛盾的。例如美国政府长期对农业提供补贴，致使美国出口到墨西哥的玉米价格低于美国生产成本的20%—30%。见 (Gonzalez, et al., 2009)。】

就增长、平等、稳定、和消除贫困而言，这些基于“新传统智慧”的政策推荐在大多数国家产生了非常糟糕的结果。本报告稍后会讨论为什么这些后果会有足够的理由发生。现在我们先强调，农业方面的“新传统智慧”的政策推荐，其作为基础的理论框架是有局限性的。有两个方面尤其重要。

人们都承认，农业的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并对缓和贫困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的大约25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都经历了相对迟缓的发展。 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快速上涨的食品价格引发了许多农村和城市居民对粮食安全的关心，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尽管自2008年年中以来，食品价格因为全球衰退而总体回落，但这次经历却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一个很多人都曾认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的兴趣。

过去25年间观察到的农业的表现欠佳，与许多因素都有关系：这些包括结构和技术上的限制；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战争与国内冲突；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以及不恰当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在这些因素中，农业政策和制度框架尤其相关，因为它们对农业的影响大多数时候是直接的，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所控制。

过去25年间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许多（尽管不是所有）政策和制度框架，都遵循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强调市场力量在经济中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的角色。源自这些框架的药方们强调了为促进和规范自由竞争的市场，而重新定义公共部门的角色的必要性。它们反对直接提供和补贴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商品与 服务。

然而，对于市场尚未产生，或者已经产生但发育不足并经常失灵的国家，使用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产生了好坏掺杂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与后殖民时期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大约为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政策相比，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表现欠佳，并可能造成了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加大、以及持久性的普遍贫穷 (McKinley, 2004)。与此同时，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自由化中采取了经过更仔细测算的、循序渐进的方案，其结果要好得多。

这导致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这种新共识没有华盛顿共识那样原教旨主义，对政策成功的制度基础也更为敏感。但是，后华盛顿共识也不是真正的思维上的改变，而更多的是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的一种防御性装点门面 (Chang & Grabel, 2004)。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政策建议仍然处于后华盛顿共识的日程表的顶端（例如，严格的通胀控制、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们的政策实践也没什么变化。

华盛顿共识方案的失败在农业部门尤其严重，而世界上的许多贫困人口以此为生。粮食安全、消除贫困、以及经济增长，都依赖于农村生产部门的进步。然而，国家退出其帮助发展的角色，对农业研究、教育、推广、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率。不但如此，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机构的改革使得农业比以前更不容易获得信贷 【原注1：例如，坦桑尼亚通过撤销投入补贴和亏本的政府商业活动，达到了节省预算开支的目的。但是这些节省下来的预算并没有投入到对农业部门极其关键的公共支持中去。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一些经济主要依赖农业、需要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以增进其对整体经济的帮助的国家里。见 (FAO, 2006)。】。贸易自由化导致了来自进口产品的日益增长的竞争，从而影响了很多农民的生计。许多专注于生产同样产品的国家同时追求农业出口，导致了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出口收入减少。

幸运的是，现在连华盛顿共识的传统支持者也开始意识到了问题 (World Bank, 2008)，尽管这是否会最终导致政策范式的真正改变还有待观察。现在对一些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政府来说，最紧迫的是设计并贯彻实施克服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的农业政策，以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希望能够通过历史经验，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我们考察了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过去数十年来的农业政策史，以及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处于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发展阶段时的农业政策史。项目考察了三个大陆上的7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个表现良好者（智利）、两个表现好坏都有者（印度和墨西哥）、四个表现不如人意者（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和赞比亚）。我们还考察了三个转型经济体：一个非常成功，尽管其起点很低（越南），另外两个的结果则好坏掺杂（匈牙利和乌克兰）。我们还考察了包括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荷兰、挪威、瑞典、和美国在内的10个富裕国家。除了法国之外，这些国家在19世纪后期 和20世纪中期（日本和韩国是20世纪后期），都成功地发展了它们的农业——法国的农业虽然从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起步，但在我们讨论的时间段之内却不如人 意。

从上面这些国家的经验里可以总结出一个一般性的观察：尽管各国具体情况有差异，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所面临的农业政策挑战，无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都惊人的相似。这意味着各国可以学习其它国家历史上的和当代的经验。这份报告就是对这样一个学习过程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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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介绍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研究：“就公共部门在农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历史的先例应用于新传统智慧”（Applying Historical Precedent to New Conventional Wisdom on Public Sector Roles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该报告回顾了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的农业政策史。这10个发达国家是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日本、韩 国、荷兰、挪威、瑞典、美国；10个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包括智利、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乌克兰、越南、赞比亚。报告为今天的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提供了超越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历史经验。

这份报告回顾了自二战以来的农业政策的演化。除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崛起作简短的历史回顾之外，报告还讨论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公共政策在农业中的角色的两个关键性政策提案——消除价格扭曲（表面上为政府的干涉所引起）和放弃把国家的粮食安全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对于第一个政策提案，本研究显示，某些价格扭曲也许会因各种原因而有益（包括创造短期的价格扭曲以增进长期的劳动生产率和纠正市场的失灵）。对于第二个提案，报告论证了当一个国家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因劳动生产率低下而对长期食品短缺有更多风险时，以及/或者当他们的主食只具有限的可交易性时，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一个完全可辩护的经济政策目标。

报告的第三节通过展示农业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现在的富国们所扮演的相似性角色，说明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合理性。在19世纪晚期，现在的富裕国家们的农业状况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即使在数十年（当时算是）快速的工业发展之后，它们的农业在20世纪早期的情况也和现在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现在富裕而当时相对贫困的国家的农业状况，例如日本和瑞典，也仍和今天的巴基斯坦以及危地马拉等国相近。本报告论证了历史比较并非如它一眼看上去的那样错位。虽然如此，我们也报告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所涉及到的困难。

报告的主要章节详细记录了大量过去曾被使用过的农业政策——不只是今天的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在过去60年间用过的农业政策，也包括今天的富裕国家们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所采用过的政策。这一章节分为两个主要的子章节——投入政策和产出政策。在投入政策部分，报告讨论了土地政策（土地使用权改革和土质改良）、知识政策（研究、推广、教育和信息）、信用政策（专业分工的银行和农业信贷合作社）、以及物质投入政策（灌溉、运输、电力、以及化肥、种子、农机等可化整为零的投入）。在产出政策部分，报告研究了用于增加农户收入稳定性的措施（价格稳定化措施、保险、及贸易保护），和用于提高农业销售及加工的措施。

报告结尾提供了以下的经验教训：

• 在思考如何改善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农业政策方面，我们可以从历史之中（尤其是富裕国家的历史之中）学到很多。农业在这些国家所扮演过的角色（与今天）有惊人的高度相似性，因此富裕国家们所采用过的政策也（与今天）具有相关性。

• 历史显示，许多成功的政策干涉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了“新传统智慧”的推荐，有时甚至是和“新传统智慧”的推荐截然相反。因此，如若我们能够严肃地对待历 史，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工具箱的内容就会得到极大的丰富。通过展示历史上曾对农业发展产生过正面结果的政策和制度的范围，比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所承认的都要广泛——无论是80年代之前的国家主义还是赞成市场的“新传统智慧”，历史把我们从“政策想象”中解放了出来。

• 那 些成功地（或者不成功地）满足了农业部门的关键性需要的具体制度形式，随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巨大的不同。所有的这些形式在各国都经历了成功与失败。这些形式包括国家供应、私营部门供应、国家补贴的私营生产销售、公私合营的合作关系、合作社、国家-合作社的合作关系，等等。所有的这些例子都表明了采取务实态度的重要性，而非局限于“赞成国家干预”和“赞成私营部门”的意识形态之中。事实上，所有成功故事的一个重要共同特征，就是政策制定者愿意选择不完全符合任何意识形态框架的解决方案。

• 积极地学习采纳他人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并创造自己的方案，对于各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纵观遥远的和更近的历史，成功国家们学习他人的成功故事并对各种新政策、新制度予以实验——在农业研究、推广服务、合作社、农村信用和农业保险这些方面的计划和方法，都曾有过国际交流。

报告以附件的形式提供了10个案例研究中的7个国家的总结，以强调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采用过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如何的多种多样。这些案例包括表现良好者（智利）、表现好坏都有者（印度和墨西哥）、表现不如人意者（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以及两个转型经济体（匈牙利和乌克兰）。 【译注：译文没有包括这些附件。】

作者希望感谢联合国粮农组织的Neela Gangadharan、Mafa Chipeta 以及 Carlos Santana；感谢他们在我制订和发展这一项目的时候给予指导和帮助。 还感谢Dirk Bezemer、Arabella Fraser、Duncan Green、Claire Melamed、以及 James Putzel；感谢他们对本报告早期草稿的有益评论。Deborah Johnston、Niek Koning、和 Carlos Oya 提供了详细而发人深省的评论；本报告的最终版本收录了他们的部分评论。本项目于2008年10月23日，在埃塞俄比亚的亚得斯亚贝巴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作者从该次研讨会参加者的评论中受益匪浅。Rebecca Buchholz在这个项目的早期阶段提供了优秀的研究帮助。作者还对Luba Fakhrutdinova和Francesca Reinhardt卓有成效的研究帮助表示极大的感激。

最后，感谢Chimimba D. Phiri指导了这项工作的后半部分，感谢Messrs Vijay Vyas准备了附录里的七个国家案例研究的总结摘要，并感谢Brett Shapiro的编辑工作、Weldeghaber Kidane 为这份文件的出版定稿、以及Ana Maria Galván为文件提供格式。

AES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农业试验站

AgSSIP Agricultural Services Subsector Investment Programme 农业服务分部门投资方案

ASIP Agricultural Sector Investment Programme 农业部门投资方案

CAP Common Agricultural Programme 共同农业计划

CIMMYT International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Centre (Centro Internacional de Mejoramiento de Maíz y Trigo) 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

COPAGRO Grain Producers Confederation (Confederación de Productores de Granos) 谷物生产者联合会

CORA Corporación de la Reforma Agraria 土地改革公司

COTRISA Comercializadora de Trigo SA 小麦交易公司

ERP Economic Reform Programme 经济改革方案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粮农组织

FCIC Federal Crop Insurance Corporation 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

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关贸总协定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民生产总值

HEII Horticulture Exports Industry Initiative 园艺产品出口业倡议

HYV High-yielding varieties 高产品种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IA Institut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Agropecuaria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国家农业科研研究所

INDAP Instituto Nacional de Desarrollo Agropecuario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国家农业发展研究所

IRRI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国际大米研究所

MFI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 小额贷款机构

MSP Minimum support price 最低价格支持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MB National Agricultural Marketing Board 全国农业销售局

NCW New conventional wisdom 新传统智慧

NERP New Economic Reforms Programme 新经济改革计划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PA Peasant Associations 农民协会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发

SAPs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 结构调整计划

SLM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可持续土地管理

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美国农业部

WDR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世界发展报告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