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家园 这个要从韩愈说起了 实际上宋儒推崇孟子可以认为是继承了韩愈的思路。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后经历了很长的低潮期，比如魏晋时期流行的是佛老思想，士人们喜欢“谈玄说道”。是韩愈通过确立“道统论”，明确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重新梳理了儒家思想，才引领了儒家的复兴。宋儒基本上都是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儒学的。而汉儒的尊孔子为“素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谶纬学说”则被抛弃了（比起后世，汉儒有些“原教旨”的味道）。同时孟子在宋代得以配享文庙，取代颜回成为“亚圣”，而孟子这条线上的曾参和子思后来也分别成圣人（“宗圣”和“述圣”），这三人与颜回一起配享文庙，称为“四配”。孔子为“至圣”，这样儒家道统就成了“至圣”传“宗圣”，“宗圣”传“述圣”，“述圣”传“亚圣”，而“复圣”颜回则完全成了孔子的“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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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量的单一版本，在程朱理学兴起之后，竟然被焚毁得一本不剩！这种焚书的程度，是秦始皇远远不及的！！如果王安石思想和程朱理学都是源于孟子，会是这样的结果吗？
首先即使是同一宗教中，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别也很难弥补，甚至要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西方三大宗教都信上帝，但仗打到现在还没结束。中世纪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都是在天主教内部发生的，美国的建立也和清教在英国被打压有很大关系。而美苏争霸也可以看成天主教和东正教斗争的延续。
儒家内部的斗争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也说不上和气。孔颖达、郑玄甚至遭到刺杀。
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隋乱，避地虎牢。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而北宋儒家，除了表面上的学派之争外，更根本的是利益之争，王安石变法前已经是当世大儒，和很多名人（如司马光等）都是好友。可变法开始后这些人纷纷和他决裂（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本质上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旧党”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是损害自己利益的法不可变，如果是有利自己的那就是“可劲儿变”了。文彦博甚至赤裸裸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对比其他政治斗争，旧党胜利后只是烧了《三经新义》而王安石本人仅仅是罢相已经是宋儒很客气的表现了。到了明朝张居正，刚死几天就被定罪，剥夺一切荣誉，差点被开棺鞭尸，家里还被抄了，全家被断水断食饿死十几人，长子被严刑拷打最后自杀。
家园 孔子与程朱理学是对立关系吗？是 夏季初偶然发现了一本书：阳明先生道学钞（+阳明先生年谱），是李贽晚期倾注心血之作。李贽认为讲阳明先生的行迹与其同期书信文章言论并列来看，才能学习到阳明先生学说的真髓，而只读《传习录》，不了解阳明先生言论文章的具体环境，特别是在程朱理学巨大的压力之下，有很多不得已曲笔、避谈、隐晦、分辨，仅阅读传习录的文字，是很难真正了解阳明心学的。
这个对我来说有很大启发。具体就是孔子，怎么样才能了解孔子？过去都是只读《论语》，从文字来学习孔子。而孔子的言论，是不是也会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有不得已曲笔、避谈、隐晦等等？显然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对于孔子也要梳理其生平行迹，再结合其言论，来理解学习其学说。
这样会不会得出一个新的夫子形象？还真是如此！
比如对于周平王的继位合法性，孔子就是避而不谈。其作《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就是因为鲁隐公在周平王之后，从这里开始就可以避开周平王，避开对其合法性的臧否。
再者，孔子正面肯定的，主要有三位：周公、子产、管仲。都是人臣而非君主。特别是子产、管仲都被认为是法家。特别是管仲，弟子们真论其小节，而孔子纠正弟子、肯定管仲的大节“如其仁”。这和孟子以及程朱理学就有了非常明显的分别。
孔子的社会实践，特别有名的就是他想隳三都，制约臣权、归柄于国君。作春秋抨击的是“乱臣贼子”。周游列国而没有去晋国——因为晋国比起鲁国更是权臣窃取君主的权利。到了其再传弟子辈，如子夏的弟子李悝、吴起、公孙鞅，再后来的荀况、李斯，这些实践的士人都算是法家。
因此理解孔子，就与四书五经中宣传的“恪守礼法、保守顽固、以小节道德要求标新立异，疯狂反对法家”的宣传形象完全不符合。
从针对的、要纠正的阶层来说，孔子是要士人帮助国君以限制、规范“中间阶级”——在春秋战国时代中间阶级主要是国君之下的各级封臣。而程朱理学则是完全站在“中间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上，上削君权、下制百姓。因此从这个角度，程朱理学和孔子本来的思想其实是对立的。
通宝推：自以为是,秦波仁者,家园 儒家学说在国策方面是失败者 诸侯国谁都不敢用，用脚投票结果。
儒家用处在其他方面。
儒家修正学说，自董仲舒起的自有大儒来辩经，汉宣帝训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后世最大既得利益集团，无数次洗稿都没法把汉宣帝对儒家批言给搞没了。行走社会对人与人的博弈更进一步洞悉，不是不想抹去，是无法抹去。真学，人家都珍藏自家教育子弟。
戈培尔名言，什么“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在两汉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玩剩下的。
汉武帝独尊儒家后，儒生一招“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把儒家推上文化垄断地位，夸大儒家之功。宋朝把儒家经典加入选拔标准（四书五经），朱明理学顺应而生。
程朱理学，那是为宋朝最大既得利益集团所提倡的，为其服务的。为大宋官家，扯蛋的。赵二，可谓是给他老赵家埋下子弟倒霉祸根，怪不得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念经上下其手。
谈到王守仁，后世既得利益集团文人、依附文人，硬说成儒家。王守仁自创心学一派。何况，四书五经，现在都被很多人洗成儒家经典。
管仲，连孔子都不得不佩服其功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说孔子作为后人与其有学术之争。紫气东来第一公，他的学说，他执政经济总结，多数文子言为后世之师，被诸多高手曰之为圣人之师。田齐开的稷下学宫，一是念经田氏反客为主的正确性，二是兴文化输出之能。稷下学宫客观上又推动管仲之学不断发展、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并散播华夏。
儒家修正学派最牛逼的是把等级制度又搞出来，士农工商从汉武帝前时代平等，改革成独尊士族贬低农工商。谁说改革家不得善终的，拿董仲舒案例来拿捏他。
千年世家不是说笑的。
家园 儒家在乱世时肯定不太受待见 我的理解，儒家核心是社会规范、礼仪（诸如婚丧，好比今天西式婚礼）。通过全民皆知的方式，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减少社会运营成本。
而乱世（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本质上是对秩序的破坏，这时候的儒家，对乱世出英雄的人来说就变成了道义上的制约因素，肯定是要放到一边去的。但是一旦天下大定，想要长期稳定的话，儒家是个低成本选项。
家园 现实历史数据证明儒家当道的宋、明 内不能安民反而是压榨更狠，证据是北宋农民起义是创造纪录；外不能护国，亡于外国外族。
儒家是要社会规范等级化，实践结果非常合适高丽人、大和人、安南人.......等封建民族国家。
不是乱世不待见，历史教训是和平时代谁用谁倒霉。不信的赵二的北宋，朱四的大明；赵大信不信不知道，反正朱太祖是不信的；而且宋、明接班是抢皇位坐的，宋杀兄夺位接班、明抢侄子位接班没找到人杀。自有大儒来念经是硬需，得位不正不足安皇族，怕有样学样。
至于春秋战国乱世，秩序乱是周朝执政无能昏庸，人类社会周期律。秩序靠的是暴力维持的，何况周朝得位也是诸夏群国在周伯姬发乘商王朝内不稳又出错之机，联合部分国家造反起兵夺之。周伯国是商朝秩序破坏者，遵照是能者居之天道；周朝建立，周公制定周朝秩序。按此来可不可以说，孔夫子是鼓励大伙学姬发破坏秩序。
社会规范、礼仪，诸子百家里皆有自己一套，非儒家独有；春秋战国皆有国用以治国建立社会规范、礼仪，以维护社会秩序，减少社会运营成本。何况儒家说道德，不是道义，两者词义天壤之别。乱世的秩序破坏是天命如此（民活不下去反之），俗称天灭之，顺天意。关儒家何事，儒家同诸子百家是天命之下的治理国策。对乱世出英雄来说起不到道义上的制约因素，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才是制约根本。为什么爱说乱世出英雄，是乱世拉低造反起义的门槛，容易涌现更多英雄。并不是只是乱世条件出英雄，任何条件皆出英雄，多寡的事。
总而言之，儒家治理天下，天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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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治理天下用儒家的，北宋（赵二起）为最，用四书五经唯“四书”是儒家学说。元清更不信儒家治国套路，把儒生当工具用之。往前推，唐隋北周北齐北魏不用儒家，南朝、晋、三国、两汉宣传方面用：念经；两汉夹着的“新”朝实践，结果嗝屁；秦始皇到汉景帝，谁用儒家？
儒家到处牛吹、指鹿为马、粉刷卖拐，因自大明到本朝，东林党为先锋一班文官宦集团延续没断不被清洗。河里把本朝非泥腿子出身高层底扒拉差不多，不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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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和国史学届绝大多数不是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洋大人怎么看待中国历史。
家园 白银，科举，程朱理学，东林党 过去书籍文章中，白银、科举、程朱理学、东林党都作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件事，在大跨度的历史视角里，出现了联系：
白银：现在开始研究明白了，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科举，是与丝绸、茶叶、瓷器等集散地区，有着高度相关的关系。而丝绸、茶叶、瓷器等集散地区，这些大宗贸易需要不受割据政权、朝代信用影响，能够流通塞北、海外的通用货币——白银。因此这些丝绸、茶叶、瓷器的集散地，也是白银的密集地区，由此推出宋元明清的科举，与白银分布，是高度相关的。
事实上，白银成为货币，初于五代，宋代给辽、西夏、金、蒙的岁币，约一半是银两。而这些游牧王廷，显而易见不会用这些银两全部做成首饰、随葬品，而是大量用来购买茶叶、布匹、瓷器、铁器（兵器）等，重新回流进入上述汉地商业发达的地区。明代中期开始，日本、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至清朝中期，白银一直是净输入。而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之后的庚子赔款等，中国的白银通过战争赔款、不平等贸易、毒品走私等，大量外流。一般认为，中国在清末民初以前，流出的白银基本与明清两代流入的白银相等量。
以此为尺度，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级，以及他们取得政治权利的科举制度，与这条白银曲线，有着高度的相关：同起同涨，同时高潮，同时衰落，最后是同时消亡！
这里要注意到：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贸易‘江山依旧在’，但是白银不在了，科举和士大夫也就不再了！
士大夫阶层与商人密切相关，这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区别这个阶层与更普遍的地主阶级的尺度。
程朱理学，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也是与这条白银曲线，有高度重合。宋、明两朝的东林党，都是在白银峰值波段，成为士大夫阶级争夺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组织。
这也像大陆漂移说，是大视角看到问题，具体细节还需要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
比如，明代白银是怎么从洪武、永乐时期的非法货币，逐步拱卒拱成了“合法货币”？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少，学界能看到的只有社科院的万明、人大的何平等很少几个有所研究。明代史料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以白银为储备，重新建立大明宝钞的信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代文官也不停地建议皇帝“采用”白银。只是，这两方面的资料都很支离破碎。可能和黄宗羲们“编撰”明史有关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大思想家”，都甩锅白银，这和他们推卸明代灭亡的责任是同一个工作。
不过，有一个很有趣的史料，就是成化年间，一个叫丘濬的内阁大臣，给皇帝上了一本他写的书《大学衍义补》，建议给白银合法的地位。《大学衍义补》是对宋代《大学衍义》的补，而宋代的《大学衍义》则是朱熹的徒孙真德秀写的程朱理学“政治哲学类著作”。这就把程朱理学和白银之间，连上了一条有趣、值得研究的连线。
简单直观地看，在程朱理学家眼里，白银可能非常符合他们心中的“天理”：用纯度、重量等自然属性标注“价值”，不依赖于各个朝代的“专制皇帝”，“童叟无欺”，（质地）千秋不变，又少而精——正像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或许黄金可以代表皇家、铜钱可以代表老百姓，而白银在黄金和铜钱之间，可以孤芳自赏。
通宝推：空中吴钩,家园 续：白银，科举，程朱理学，东林党 一、视频留言：关于张居正，千户（专解明朝疑难杂症）应该再深入一些，不宜这么轻易的下结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后来顾宪成版的东林党，主要目的有二：除了打击泰州心学、重塑程朱理学，就是通过党争，防止内阁再出任何类似张居正的权相，其主要目的应该是阻止朝廷以白银储备为基础，恢复大明宝钞的信用。
张居正有些类似严嵩严世蕃（上位前看起来是铁杆士大夫阶级一分子，上位后却成了嘉靖的执政助理），张上位前看起来是铁杆的东林党，他曾经罢海瑞以保徐阶、以及拱白银的货币合法化。但是他上位后，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控制提高了文官集团的执政统一度，并且借白银计价“一条鞭”法，两者结合，就把大明的土地重新做了一遍清丈统计。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明朝中央首次掌握了600-700万两库存的白银，这样就对明朝的东林党人带来两大威胁：一是他继续执政，就可能搞钞法“改革”，以白银作为准备金，重塑大明宝钞的信用——即重新夺回国家的货币主权。二是他可能会对各个卫所的所辖土地，其中被各个官绅侵占的情况进行调查整顿。因此，徐阶集团才会痛下杀手，直接让徐的私人医生借痔疮手术搞死了张居正。并且通过对张居正实施前所未有的抄家，毁灭了谋杀的证据，并销毁了一切张居正关于下一步改革的设计方案。
在东林党背后的利益集团看来，像张居正这样的“叛变”者，必须要彻底铲除，并借机把支持张居正的泰州学派如李贽等，从肉体上消灭。千户应该看到张居正是东林党利益集团的“变节者”这一点。
二、现在看来，网络上社会大众对东林党的认识，还没有到位：
满清取代明朝，有三大结果，在以往的史书中被有意无意的忽略：1、朝廷不再试图发行纸币，而是以白银为主要（贵重）货币，以铜币为辅币。这就是满清的统治者，放着宋、元、明的历史经验不用，完全放弃了主要货币的主权。2、明朝各个卫所辖下的土地，被各级官绅侵占，到了清朝就合法化了，只要你纳粮纳税。也就是说，18%左右到明代国有土地，被合法私有化了。3、彻底消灭了心学流派，特别是泰州学派在中国社会的延续。清廷借口禁止东林党讲学，实际上程朱理学在各县各地大行私授，而真正被禁止是王门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老残游记》记载在清末还有对泰州学派余脉的灭绝性屠杀。
顾宪成版的东林党，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其实是借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完全实现了他们的“建党”目标。”三大思想家“顾黄王其实都是出卖汉族大多数人民利益、换取自己士大夫阶级利益的东林党利益集团的”漂白粉“”除臭剂“。
通宝推：空中吴钩,
家园 外一篇：郑和下西洋 我们在河里，曾经畅想过中国的教育改革：学文科的必须先修一门理工。在讨论明代财政、海贸的过程中，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畅想：学历史的除了理工外，还必须学一门经济。
郑和下西洋，已经是中国历史教育的热点，但是翻前阅后，还是没有讲到位：明代文官废除下西洋的理由，就是“耗费巨大”“得不偿失”“面子工程”。现在呢？尽管不再像明代士大夫那样“彻底否定”，也还是惋惜“没有像西人那样获得巨额利润，因此不可持续”。
另一方面，如果有公知吐槽中国现在建立远洋海军、南海建礁、巡航印度洋是“耗费巨大”“得不偿失”“面子工程”，他们自己也知道只能招骂而不能说服大众特别是年轻人。
没有海军力量的保驾护航，没有一定的贸易秩序，没有通用的国际贸易货币，所谓自由海贸，可能有吗？今天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有到这一步吗？
其实，永乐大帝派郑和下西洋，首先正是建立海上贸易商路的海军力量，2万八千随郑和下西洋的人员，军人占比极高。不用说，旧港宣慰司、安南布政使等机构，军人也在其中有很高的比例。
不过，明朝建立海军，不像陆军。遭到了士大夫文官阶层从一开始就全力反对的局面。明代陆军起自江南士大夫阶层完全不同的底层，建立过程也基本完全不受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朱元璋建立的军户卫所制度，因为包含有土地，成为独立于文官及其所属士大夫阶级的一种政治力量。胡惟庸案就是典型的朱元璋制止文官集团掌控军队的例子。
在有明一代，文官是用尽了各种下作的手段，特别是设计了土木堡之变，树立了于谦这么一个典型，最终达成了文官对武官的绝对掌控。
永乐建立海军，通过朝贡确立贸易线的秩序，并且通过郑和船队确立大明宝钞在这条商路上的国际贸易货币地位。这不是怎么看怎么对从事海贸有好处吗？怎么还遭到文官对破坏和反对呢？以至于传出兵部刘大夏毁掉郑和航海资料的弱智传说呢？——说一个国家国防部长会把设计国防的全部资料毁掉，绝对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在文官执政的情况下居然啥事没有还得到了赞誉——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对明清两代程朱理学君子大人是些什么东西！
所以明代文官集团对郑和下西洋的否定和破坏，是着眼于剪除国家海军集团（皇帝直接用郑和等宦官就是未了在文官集团之外建立海军）对于文官集团有可能形成新的制约力量的角度。郑和生前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在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前，特意自斟酌句地留下了两块石碑，记载了前六次下西洋的事迹和伙伴的名字，然后就默默地在历史中消失了，在文官的历史记录中，既没有他在哪里去世，也没有在何时去世的记载！
力主四战麓川，保住了云南以及缅甸等地主权的王振，直接死于土木堡。开拓黑龙江流域，创设奴儿干都司的亦失哈，也在土木堡之役后，被于谦们清除了。安南布政使司的丧失，也被文官推到太监、武官的头上。
为什么要彻底揭露批判程朱理学？因为有明一代，文官集团对国家主权做了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但他们就是用程朱理学——即满口的仁义道德，来掩盖他们的下作无耻。
今天余毒还在各种教材书籍里钉着，这是我们和年轻人面临的现实情况。
通宝推：秦波仁者,家园 外一篇：岁币 怎么看人类历史上，在农业文明时期，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农业社会地区呢？总的来说还是气候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草原游牧（包括渔猎+部分农耕部落）一是受大自然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农业耕作地带。农耕文明5000年来就通过历法、水利、积肥等，与大自然做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大自然对农业种植的影响。但是游牧地区则不然，风调雨顺则水草丰茂，人畜兴旺。干旱冰雪则草原荒漠，人畜饿死。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要依赖农耕地区的粮食、以及铁制品等生活物资，才能生存下去。获得这些物资，一是通过战争抢，二是通过贸易交换。然而对于交换来说，草原的产出，对农耕社会来说，其实是少得很多，因此要能维持平衡，农耕社会就必须给予补偿，才能维持贸易的持续。
在工业革命之前，在人类可以利用草原游牧/渔猎民族的矿产资源之前，农业社会的人对获得草原地带的土地是没有兴趣的。因此一般不会把游牧民族视为一个国家内的不同民族，国家政策上也不会对草原地带的民族进行补贴。因此战争总是不断。
在柏杨和黄仁宇等看来，北宋给辽的岁币，是一种贸易补偿，用于贸易平衡，因此带来了近百年的和平。这大概可以算是最典型的草原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关系平衡。
满清王朝对蒙古和自身八旗的经济补助，也是一种平衡草原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国家政策措施。
在有补偿的情况下，农耕地区的商人是可以长期从事这种贸易，并从中获取大量利润的。在战争情况下，商人尚且要通过走私来获利，如果能够实现议和，农耕国家对游牧民族给予“岁币“，那么商人就可以通过合法的贸易把这些”岁币“都挣回来，且不再冒叛国、违法的风险。因此商人是欢迎的。
士大夫阶级为什么欢迎议和呢？不是可以通过”辽餉“等题目来盘剥百姓、或以供”岁币“的支出吗？士大夫欢迎议和，主要是制约皇权。战争过程中，武人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上升，这就会威胁士大夫阶级的文官地位。战争也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真刀真枪的场合，程朱理学就屁用也没有不说，还十分有害。因此通过议和，降低皇帝对军队的掌控，降低武人的可能上升，是士大夫阶级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徒的利益最大化。
那么，对后金的叛乱，明朝是否该打到底呢？是否该对满清整个部落进行灭绝呢？抑或应该和黄台吉议和，与之像北宋一样的岁币呢？我认为应该消灭努尔哈赤家族的男性成员以及白甲兵的主体，然后恢复原来的叶赫、乌拉、辉发、哈达等部落，给予贸易补贴，通过贸易来平衡东北地区等农业社会与渔猎部落之间的平衡。
这就类似抗倭战争，对于当时活动的倭寇各支，要坚决剿灭。但是战争一结束，就应该开海禁、建立海关税收管理。
家园 关于明代货币历史的一些学习心得 在过去的有关明代货币的历史书籍中，一般立论观点，都把朱元璋朱棣时期创立的大明宝钞，给予比较负面的评价。对于明末危机，多归因于白银“货币紧缩”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
这些立论观点中，一是批评明朝发行大明宝钞，没有‘硬通货’（黄金白银）做准备金，或者叫货币发行之锚。二是批评大明宝钞不能和白银做‘自由兑换’。三是批评明初有一段时间，朝廷收税放弃了大明宝钞，改收白银。这是“掠夺民间”。四是批评大明王朝‘重农抑商’，还搞过‘海禁’。不过又说郑和下西洋，是‘劳民伤财’。
提第四点，是因为有明一代，中国从海外贸易中输入了估计至少6亿两白银，而同期通过矿产增加的白银约8千万两。由此可见明代白银增加，主要是靠海外贸易。另一方面，近300年中，明代朝廷从海外贸易中收了多少税？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似乎也木有一个专家撰文说收税超过百万两的。
郑和下西洋，推进大明宝钞在其航路上的使用，自中国至东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途各国商人使用大明宝钞，可以购买到中国以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以往的书籍仅仅强调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朝贡贸易”，以示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远洋贸易的区别。很少研究、明确指出明朝的中国通过大明宝钞和‘西洋’（亚非）各国的贸易，是一种平等的、非西方殖民掠夺型的贸易。明朝的中国在下西洋的沿途各国，既没有建立殖民地政权，也没有通过海军武力来掠夺西洋各国的货物。
郑太监领导下的远洋船队被废止后，大明宝钞随即就失去了在‘西洋’贸易沿线的国际贸易通行货币的地位，这个角度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之后，经过杨士奇士大夫文官内阁，特别是土木堡之变后，在景泰年间，大明宝钞也失去了在中国本土的货币地位，比如土地买卖中使用的货币就从大明宝钞变成了白银。
但是直到天启年间，皇帝还在用宝钞对文臣武将作为赏赐，可见有明一朝，并没有官方确定声明：大明宝钞已经被废除。所以明代中后期，货币是“双轨制”。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农业税改革，使得明朝朝廷收集到大量的白银。很明显，这些白银的积累、储备，本可以用于重建大明宝钞的信誉/地位。但是张居正在50岁的盛年，莫名其妙死于一场痔疮手术，其改革也就骤然中断了。
关于张居正改革，使国家掌握了大量白银储备，可以用于重建国家法定货币（纸币）这一事实，自《明史》、清代、民国乃至现在的学术届，都是闭口不谈的。
“货币发行只能以贵金属为锚”，这种观点不仅是经济方面专家学者的“常识、通识”，也浸透进入了史学届对大明宝钞的研究分析、主流观点。
但是，新中国/革命历史，以实践证明了货币发行/管控并不依赖贵金属。也因此招致‘西方经济学/金融学/银行学“的非议。历史方面的’主流观点‘也通过批判大明宝钞，暗戳戳指向现在人民币——类似公知们通过骂明朝的皇帝专制独裁来指向教员和TG。
明代中国社会中，增加了六亿八千万两白银，然而海关关税不过百万，户部+内库白银最多时也不过600-700万两，可以说99%的白银都在”民间“，这也是明代士大夫日夜与皇帝叫板、搞党争的经济基础。明代’民间‘白银究竟是怎样’存‘在’民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一片白茫茫大地‘。就常理推论，它们应该是有一定组织性存在的，这就是东林党的背后，或者叫明朝的Deep State。（待续）
通宝推：李根,家园 读史不轻松啊 文字，考证，逻辑类先放一放。
普通人真的没有几天好日子，上层的和气也是表面文章。
典籍数字时间上下纵横，合卷之时，观现实，每每感觉无能为力，还是需要劳动才能平衡。
值此“盛世”，尚且如此。
想先烈诸事皆明，在低谷处，不思能否看到明日的阳光，依旧默默耕耘。。。
家园 读书偶得：东林党与天主教的关系 最近关注了“生民无疆”的微博/网络文章，这个公众号特点是主张“西方伪史论”，近期又增加了“耶稣会搞垮明朝”这样一个观点（有点儿类似河友北大张老兄的那楼观点）。
在今年四月的头条文章《耶稣会士是如何搞垮明朝的》的文章里，有个观点引起我的兴趣：说首辅叶向高是天主教徒——叶是公认的东林党，但是说他还是天主教徒，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晚明政坛上有泰山北斗地位的叶向高，正式身份是万历、天启两朝的宰相，江湖身份是东林党成员，而真实身份却是耶稣党成员。在他彻底退休回到老家后，他才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天主教徒身份，担当起了耶稣会士的吹鼓手和守护神，在《三山论学记》中他宣称：天主之教，如日月中天，照人心目”。
于是我搜索《三山论学记》，又发现了一篇文章《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作者李天纲。在这篇文章中，李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惊人的事实：东林书院北京分院，名叫首善书院，是与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紧紧挨在一起，并且在明清交替之际，两块地盘合在了一起：
“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迤东顺城街，用五百两购置房地产，建“南堂”，首善书院（1620年邹元标设立）就在隔壁。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等京官经常到教堂去。当时东林党把首善书院建在宣武门内东街，恐非偶然。
首善书院碑文是叶向高撰，董其昌书。其中提到：“书院在大时雍坊十四铺，贸易自民间，为资一百八十两，皆五厅十三道所输。经纪其事者，司务吕君克孝，御使周君宗建。以天启二年月日开讲。”徐光启对首善书院很熟悉。书院废除后，他“请改为西洋历局，后屡请复，不报”。崇祯二年被允准。书院是用南方民间捐来的钱买的，徐光启参与财产的善后处理，可能是他们有产权在其中。到清代时，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故明首善书院，今为西洋天主堂矣。””
为什么东林党和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斗士们走的近？李天纲给予了这样的解释：“东林党，笼统的讲是整个东林运动，和传教士接近是因为尊重同样的伦理道德。大家赞扬的勇敢精神、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严格性，这些既是东林党人所希望的善行，又是优秀基督徒们的行为。但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把东林党人与传教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们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性。他们都与宦官、佛僧及其盟友们为敌。他们对于佛教一直向文人界发展而感到恼火，都反对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的空头哲学讨论（心学？），支持与他们有关绅士们的社会责任观相吻合的实用儒家，关心帝国的防务及其财政状况等。东林党人只会感到与传教士们意气相投。”
“天主教徒掌握了“西学”。东林党人对天主教“西学”中的科学技术不感兴趣，但对其道德伦理和热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阴兄、月兄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通宝推：空中吴钩,家园 东林党与天主教的关系 之三 还有一个身兼东林党和天主教徒的著名人物：翟式耜。
翟式耜的叔叔，就是给利玛窦出主意的著名人渣翟太素。这件事在各种书籍和网络搜索中都没有说，要从翟式耜的爷爷和翟太素的爹是同一个，才能看出端倪。
翟式耜钱谦益是同乡，比‘水太凉’小几岁，一起在东林书院‘学习’，但不知怎滴，翟称钱为师。崇祯初年，翟与其他东林党力推钱谦益入阁，被温体仁搅黄了。最后翟式耜跟着钱谦益一起罢官回家，一起风流快活，又一起被温体仁“拟旨将钱、瞿于三月逮入北京刑部严讯。途中，钱、瞿二人一路拖沓流连，谋划对策、寻求关系”，最后据说通过太监曹化淳将温体仁扳倒，于是转危为安，回家继续风流快活。钱娶柳如是即在此期间。
直到崇祯上吊，东林党人齐聚南京，钱谦益出山做了礼部尚书，翟式耜也做了广西巡抚。然而弘光朝庭迅速被东林党和多铎搞垮，翟式耜后来又投入唐王、桂王旗下，最后参与拥立永历，做了吏部侍郎等重要职务。后来孔有德攻入桂林，翟式耜被俘被杀。
翟一直与钱谦益通信往来，因此其事迹首先得到了钱谦益和黄宗羲的“大力宣传”。乾隆最后敲定明史时，将翟式耜列在袁崇焕、史可法之后，定位其为“忠臣”而不是“贰臣”。
翟是何时受洗入教的？目前找不到资料，从他在天启年间掩护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在其家乡违法传教，以及他在崇祯初年大力推举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来看，他受洗应该是在天启甚至更早之前。
翟式耜在到广西做官之前，在家闲居了十几年，他家很有钱，黄宗羲说“式耜在乡颇治园林，以诗酒自遣“，还“妻妾众多”，但是毕方济等教会似乎没有对其斥责的记录。维基/百度对翟式耜的介绍，也不寻常地没有对其家庭、配偶、子孙进行介绍。估计是一介绍就麻烦了。
自1645年到1650年，翟式耜做官的业绩：一是出卖了一个监国的亲王，一个是拥立了永历称帝，一个“桂林保卫战”，最后就是自己被孔有德抓住，写了很多诗文后被杀。顾诚的《南明史》，对翟式耜的行政能力评价极低，认为他的被杀，实际和刘宗周一样，是殉名而不是殉国。顾诚认为翟式耜和其他士大夫南明大臣一起，始终破坏永历朝廷和大顺军、大西军等农民起义军余部的合作，破坏了可能的对湖南等地区的战略反攻，造成了南明丧失了对长江地带的反攻机会。
至于被大吹特吹“桂林保卫战”，顾诚认为第一次保卫战，李成栋根本就没有进攻桂林的计划，可能只几百前锋试探着“探”了一下桂林。同年五月的第二次“保卫战”，对阵的还只是清朝湖南的地方小股部队，根本不是有些网文说的是孔有德的部队，孔的部队要两年后才从东北来到湖南。“桂林大捷”也是没有斩首数字的“大捷”，看起来和国民党在抗战后期的贵州反击“大捷”一样，是几万国军“打”跑了几十上百日本兵的“大捷”。
顾诚在《南明史》中没有提的一件事，倒是可能是翟式耜的“最大功劳”——永历的太后、王后等宫廷内眷受洗天主教。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很是扑簌迷离：时间不清楚，相关人物也不清楚。据台湾黄一农考证，永历内眷受洗，应该是在永历二年（1648年）3-4月，地点是南宁，永历不在的期间。主持受洗的是德国人耶稣会教士瞿安德。永历自己没有受洗，三皇子也并非一出生就受洗，而是出生三个多月后才受洗的。据说促成王皇后等内眷受洗的是太监庞天寿。
庞天寿早在天启年间，就被汤若望在北京“洗”了，看起来和我们之前提到的“南堂与东林书院背靠背”有关联。但是庞天寿在1644年，先是任职于南京的弘光帝，再受职于福建的隆武帝，只是在隆武被杀后，才从澳门投奔的永历朝，之前没有和永历及其内眷有任何交集。因此永历的内眷不可能对庞太监有很大的信任，乃至被其说服信教。瞿安德看起来也就是个主持牧师，因为网络上查不到这个耶稣会成员除此之外在中国教区有其他的活动记录。
翟式耜则完全不一样：首先他和王皇后是“老乡”，王皇后是苏州人，王皇后的父亲王略曾任广东知府。翟式耜是常熟人，常熟隶属苏州府，因此推断翟式耜与王略有多年交往、王家早就知道翟式耜是天主教徒，是非常有可能也非常合理。其次，翟式耜是推永历称帝的首功大臣，这点也让永历的内眷对之有非常大的信任，这是庞太监瞿牧师完全不能相比的。第三，在黄一农考证的1648年3-4月，翟式耜不在皇帝身边，也不在桂林，据说他跑到了樟木港，一个离南宁很近、离桂林很远的地方。
因此有理由怀疑永历内眷“受洗”，就是多默（Thomas）翟的”功劳“。
通宝推：空中吴钩,家园 这方面的情况，天主教会方面可能有档案留存 当时在华传教士与耶稣会和天主教总部之间有书信往来，还有述职报告发回欧洲，有些传教士还写有回忆录。
这些资料有可能现在仍然存世，但是要懂教会拉丁文才能看懂，而且还要得到教会的允许。上海澳门里斯本梵蒂冈有可能有这些档案。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642602
此贴对瞿太素来龙去脉说的比较清楚，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写了一本《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