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佩婆窜台，男性气概与上党之围 -- 达闻奇
家园 第二次弥兵会盟走向尾声，千年变局进入下半场。 家园 因为你的观点与莫迪不合嘛 莫迪不是教育普京，现在已经不是战争的时代了。
印度虽然有大国之心，却没有实现的路径，比较现实的只有最好大英继承人，给美帝当管家。
哈利波特写得明白，主角找不到女人（舞伴），最后只好找印度姐妹。虽然是备胎的五次方（哈利找秋张失败，备胎金妮甩掉的男生的新女朋友拉文德甩了罗恩，印度姐妹是罗恩的备胎），但是印度人以此为荣。
家园 印度人并不糊涂，很多事情看得很明白 但是根本没有执行力，很多事情只能干看着。
如果我是印度的总理，现在就干两件件事，第一赶快实现两弹一星，甚至一星可以放一放，先搞两弹，第二尽快研发出氢弹，如果还有富余，搞区域反导。这几年可能是印度最后的时间窗口，一旦错过，可能印度的国运就走完了。
看看现在老仙在干啥？只能呵呵。
家园 (2)五、 花开两朵 五、 花开两朵
回头来说中国，在2008年之后，中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继续提高，而08年到18年，中国人民对于国家和世界的意识大致有两重底色：
一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中国人民已经基本相信了和平发展仍会是世界的主流，相信勤劳致富，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日子就能过的越来越好。
二是经过金融危机后，中国人民意识到美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赶超美国，取代其世界第一的位置是个有生之年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两种意识形态支持了民族情绪的滋长。而在2012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更将“中国梦”作为宣传的重心。大国情怀，大国气质，荡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胸。
但同时，改革开放若干年来也有很多积累的问题，尤其在经过08年四万亿之后的一轮大基建大扩张，很多问题伴随着发展的成绩愈发凸显。
我以前总结过，中国的发展因为早期的国际环境和内部禀赋问题，只能采取内生性发展模式。体现出来的就是“阶段性放弃”战略，即在一个时期之内，会有一个阶级承受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代价。
从建国开始，分别是农民、工人、城市中产阶级承受了一轮轮的代价。到2012年，经过一轮凯恩斯主义的大发展后，各种问题浮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到了必须变的时候。
当时，债务经济在经过若干年发展后，疲态已显，年轻人怨声载道，《蜗居》这样聚焦高房价的电视剧已红遍大江南北。
加上地方债数十万亿的规模，“降杠杆”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然而，对于高举高打的以地方政府带动的投资模式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管控的结果正如过去那句形容改革政策的话一样：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就像这样抓抓放放来来回回。到了2014年底，一二线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得到一定的控制，但同时房企的债务危机却开始凸显，地方政府也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同时，新的危机开始浮现。当经济进入不断透支发展潜力的阶段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极为深远且不可逆的。最近某论坛上一位当年的版主回忆起2008年时学者易富贤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他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遭到从版面管理到用户的围攻。后来易富贤将他的研究成果集结成著作《大国空巢》，他在书中预言，中国即将面临空前的人口危机，“人口红利”在改开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即将不复存在。
2013-2014的降杠杆和金融管控政策，虽然让经济过热的危机系数稍有缓解，但又成功让经济发动机“熄了火”，而管理层为了振兴经济，又决定再一次放开货币政策和金融管控，于是股市、房市先后一飞冲天，整个中国从上到下以一个极为夸张的姿势越过了资产负债的“安全线”，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头路。
要将中国若干年来的经济政策与实际进程之间的关系讲清楚，是个很复杂艰难的任务，一本书都未必能讲透，一篇文章就更不必说。时至今日，我们只从最简单的几个经济数据来评估当下的经济状况：
一是手机销售数据，这是最直接的反应当下经济状况的数据：
财经网官方微博
2022/9/13 17:42
[中国信通院: 2022年#7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1990.8万部#同比下降30.6%]#7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30.6%#2022年7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1990.8万部，同比下降30.6%，其中，5G手机1467.2万部，同比下降35.7%，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3.7%。2022年1-7月， 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1.56亿部，同比下降23.0%，其中.5G手机出货量1.24亿部，同比下降17.7%，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9.3%。(中国信通院)
再来看一看重点城市的财政收入：
在34个重点城市中，只有7个城市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个城市的财政收入都是负增长。尤其是上海同比减少了936亿，天津减少了360亿，北京减少了263亿。
然后再来看看地方政府的债务：
只有江浙沪粤的债务率在100%以下。
然后是失业率：
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份数据，从就业情况来看，整体局面进一步改善。
具体来看，1-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3万人。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不过，根据每年7月份的情况，青年人口失业率会进一步攀升，今年的情况也不例外。7月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9.9%，这一数据较6月份的19.3%，上升0.6个百分点。
再来看物价，其中最重要的猪价：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今日全国生猪市场最新平均价格为23.38元/公斤，与昨日相比上涨0.16元/公斤，与2021年同期12.6元/公斤相比，上涨10.78元/公斤；
然后是人口，今年中国已经铁定会进入人口负增长：
民政部最新公布的《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公报”）显示，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764.3万对，比上年下降6.1％。结婚率为5.4‰，比上年下降0.4个千分点。
这是自2003年以来，结婚人数首次低于800万对大关，也是36年来（民政部网站公布有1986年以来的数据）的最低数据。
光看上面的数字，我们已经可以合理推测：我们处于一场大的经济危机的前夜。如果再考虑目前积压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处于事实上的经济危机。
通宝推：nevermind,llama,chuchong,落木千山,翼德,乾道学派,家园 (3)六、 "两个长工"与两种理论 六、 "两个长工"与两种理论
在展开这一部分的论述之前，我先打个岔，来讲一个关于“两个长工”的小故事。
第一个长工在地主家干活，兢兢业业小有所成，因为小时候挨饿，所以对吃不饱穿不暖印象深刻。有一年外出干活，看到有人掉进河里淹死，吓了一跳，心想天有不测风云，万一我要是没了这一屋子的收成岂不是白赚了？于是和家人一起，三天之内将家里的储备消耗一空。恰巧被地主撞见了，于是想：原来这下人过的比我好啊！
第二个长工也是勤劳能干，于是地主想了点歪心思说，你好好干，努力干，我年底给你五倍的工钱！长工当然心花怒放，起早贪黑，一个人干了十个人的活。地主心下大喜，将其余长工全都辞退了。这个长工到了年底终于可以跟地主要工钱了，地主却说：没有钱，你也不用待着可以走了，因为所有的活都已经干完了。
这两个故事想必大家都能看明白，其中的道理可以总结为两句话：“寅吃卯粮”和“透支预期”。
直白一点说，经过几十年高速的发展，我们确实获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巨量的财富。但是，很少有人去计算一下，我们到底为此付出了多少成本和代价，更重要的是，未来的我们会为此背上多少包袱。
我之前所说的“阶段性放弃”，就是指一个时期内总有一个阶级为发展承受主要的成本和代价。同样的，没有人天生就应该为别人劳碌，人付出总要得到点什么。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经过超额劳动也希望获得应有的回报。
因此在一个阶段后，政府总会用其他的方式给这个承受代价的阶级以“反哺”，比如农民享受了免除农业税和新农村建设，以及扶贫等，工人得到了国企改制后以及入世后的制造业发展红利，中产阶级则在城市化建设和房产增值中得到了红利。
但这种“事后反哺”是不是可以一直维持，并且得到的东西是否可以弥补之前所付出和失去的，这是一道复杂的计算题。
八二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宣告了自08年以来两种源自官方或近体制精英，而又蔓延于民间与键政界的意识形态的破产。
其中一种来源于观网，大致可以总结为“工业党+入关学”，我称之为“观网模式”。
观网模式的立足点来源于工业，尤其是军工业的发展，简单地说观网模式认为中国改开后的发展模式没有问题，只需要加强军队建设和军工的发展，只要让中国拥有最强的军力，那么就可以无视一切社会矛盾和潜在威胁。所以工业党模式必须和入关学嫁接，假定所有矛盾可以在对外输出（也就是打败美国）的前提下解决。
观网模式并非没有合理之处，比如对工业化的推崇和鼓吹，甚至有一种“工业万能论”的色彩，由此引出了所谓的“工业党”。但正如网络论文总结的，工业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沿革非常复杂，其中一些早先的工业党“先驱”如马前卒等，早已“背离”了自己原先的身份，否认自己是工业党。
另一种我称之为“西河模式”，理论渊源大致有两个，一个是陈经的“官办经济”，另一个是催生于西河并于若干年来一直发扬光大的“文化民族主义”。
陈经的“官办经济”理论大致有这样一些标签：扩大开放，重商主义，高举投资大旗的凯恩斯主义，中国式制内市场等等。
而“文化民族主义”本来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思潮，但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又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官办经济”若干年来一直起着为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背书的作用。这个理论并不像“工业党+入关学”那样那么强调齐全完备的工业体系，也并不更强调军工实力和对外征服，因此看上去“和谐很多”。官办经济理论大致认为，当我国的经济实力（GDP）超过美国时，就会自然而然登上世界第一的位置。
官办经济理论因为太过于“向钱看”，所以需要“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某种程度的对冲。而西河若干年的优势，就在于曾经聚集了一批海内外既有见识、又有输出能力的华语精英，能够高屋建瓴地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
这样强强联合的模式确实让西河和中文互联网度过了一段黄金的岁月。而之后的世界大势也确实照着“中国越来越强，越来越好”的趋势发展。
但同时，这两种理论因为自身的缺陷和问题，也不断遭遇着“挑战”。首先是“观网模式”，因为工业党理论本身的重投资、重工业，轻民生、轻消费的特点使它很难直接让民众的幸福感得到提升，因此工业党的社会形象很难让远离工业、对宏大叙事比较陌生的人群产生激情和冲动。
加上制造业本身是低利润行业，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优势就必须长期控制压缩人力成本。而人并不会长期的甘于低工资和低福利，因此就必须不断给劳动者营造预期。
但观网模式的预期又必须建立在“打败、征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基础上，因此观网模式的拥趸必然寄希望于“亮剑”，在预期长期无法兑现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焦虑和动摇。
而“西河模式”的短板在于，“官办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集合，从来没有被证明是“普适”的（当然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普适的经济理论），而在“中必胜”的预设下，“官办经济”必须论证我们一直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就必然产生很多的“硬拗”和“先射箭再画靶子”。
在疫情之前的贸易战时代，官办经济理论已经遭遇了很多困难，因为官办经济理论高度依赖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而特朗普的贸易战的“逆全球化”趋势更是官办经济理论的大敌。
所幸，疫情的发生让中国的外贸成功躲过一劫，各种数据的逆势上涨让官办经济理论成功“续命”。而拜登政府的上台似乎让全球化经济模式“劫后余生”。
可接下来却踢到了更大的“铁板”。地产飙升和阶级上升通道的逐渐收窄，让中国的青年人逐渐对婚姻和生育丧失了兴趣。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是经济持续上升的根本动力，作为官办经济理论创立者的陈经当然清楚这一点。
于是陈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以各种“脑洞”和“宣传”试图突破婚育问题，最终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尤其是城市高知女性的婚配问题，因为实在拉不下脸来让“高女”去配所谓的“劣质男”，陈经最终承认自己“绝望”了。
俄乌战争之后，又碰到了更大的铁板。西方宣布对俄制裁后进一步没收、冻结俄罗斯的资产，令陈经惊呼：“不可能啊！”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必须建立在货币能够自由流通和兑换、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商业信用至上的基础上，西方对俄的制裁等于直接宣布我们赚的那些外汇可能是废纸，这等于将官办经济理论釜底抽薪。
而另一边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更为复杂。如果说工业党和入关学理论还聚焦于物质层面，可以较为隐秘的绕过意识形态壁垒，文化民族主义则赤裸裸宣布我们官方宣传口径中“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其实是虚位以待，而人人可以为文化民族主义添砖加瓦的局面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当孔子。
来总结一下两种理论各自的问题：“观网模式”的问题在于维持军工体系的先进性和实力需要巨大的成本，而不对外征服或者不能在世界经贸体系中割别人的韭菜，就意味着无法变现，因此该模式必不能长久，而不断地给人以“预期”的结果是期望值不断升高。
而“西河模式”的问题在于“官办经济理论”从来没有证明过自己是一个坚实的、普适的、能够长久应用的理论，一旦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官办经济理论可能迅速破产。而“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边界模糊的意识形态，没有统一的思想纲领和执牛耳者，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实力的不断进步，一旦这种趋势被打破，则文化民族主义自身将无以为继。
通宝推：nevermind,小泽珍珠,llama,鳄鱼眼泪,胡辣汤,普鲁托,家园 (4)七、东亚大内卷资本主义 七、东亚大内卷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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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里先向几位长文回我帖子的河友道个歉，如果我只是回一些片汤话或者抖个机灵，那么显然对你们不够尊重，但如果针对性回复又有可能打乱文章原有的布局和节奏，因此只能针对客观事实和简单性的观点及时回复，其他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择机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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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天，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获得戛纳最高奖金棕榈奖，并于次年摘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两项大奖，获得了电影奖项的“金满贯”，这在近年的电影界几乎绝无仅有。
《寄生虫》描写的是一个普通的没落家庭复读生基宇，因为机缘凑巧进入一个有钱人家辅导人家女儿功课，而开始的一段悬疑、惊悚的故事。
这个故事展现了韩国的贫富差距与阶级矛盾，其中有一个情节我印象深刻：基宇屡试不第已经复读几年了，他的朋友敏赫来找他让他去帮忙做家教，并说他的水平比很多大学生并不差。韩国的高考竞争激烈程度甚至要超过中国，韩剧《天空之城》等做过形象的描绘。
某种程度上，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确实是有很多相似的气质和共同点。比如都受儒家文化影响，都极度重视教育，人民都比较勤劳，平均智商也较高，人均资源相对匮乏。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国家都在二战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
以前的中小学社会发展简史读本，中国分册里一般都是这样的：一开始当然是辉煌历史，灿烂文明；第二部分通常都是百年屈辱，百年忧患；第三部分当然是新中国的辉煌篇章。
这里面扬——抑——扬的顺序给人一种辩证的味道和分明有致的节奏感，让每一个中小学生都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而骄傲的同时，也不忘记历史上那些经验与教训。
然而当我了解到更多的历史之后，却渐渐发觉，其实在历史上，一个国家/文明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快速的发展并不是非常稀有的事情。这就像人在成长过程中，在发育期短短的一两年内可能会“拔节”一样忽然蹿高个十几甚至几十厘米一样。
在我更深的研究了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后，更是清晰地感觉到，它背后有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是以日本、“四小龙”为模板的经济发展路线。
获得这个认知曾经一度让我很有挫败感，我当然认为每个中国人都有理由为新中国的成就，尤其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而自豪，但现实与历史告诉我，这并不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设计、沿着已有的成功路线拓展出来的。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创新，但这显然让那种“独一无二，天命所归”的感觉大打折扣。
不过后来我又释然了，一是因为人口和量级的关系，让百万、千万级和十亿级的经济体比发展本身就不科学。另外，日本、四小龙等本身就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或本来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那么历史上他们受了中华文化的恩泽，在进入现代文明后率先“试水”，然后将各自的成功经验融汇到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中，也算众流归海返璞归真了。
不过，虽然这些经济体的成就令人瞩目，但有些问题也是高度相似的。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人口问题。
韩国打破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纪录 本世纪末人口将减半
2022-08-28 21:52:40 来源：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8月25日报道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8月24日报道，韩国再次打破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纪录，这个人口5100万的国家本世纪末将面临人口减半。
报道称，韩国统计厅2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0.81，同比减少3.4%，创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低。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排名倒数第一，是唯一低于1的国家。
2021年韩国新生婴儿数量下降至26.06万，同比减少4.3%，再次刷新最低纪录。在开始进行统计的1970年，新生人口数为100多万，进入21世纪后呈断崖式下跌，2001年跌破60万，2017年不足40万，2020年不足30万。
韩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到2100年，韩国人口将下降53％，仅剩2400万。
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龄化，这是中日韩三国共同面临的问题，韩国则首当其冲。过去几年当中国的人口数据不断示警的时候，曾有人拿西方国家出来辩护，认为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人口出生率没有不降低的。
但这样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东亚三国的出生率数字尤其惨淡，处于全球的底端。
著名人口学者易富贤在他的著作《大国空巢》中写道：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伊朗为曾提倡二胎后悔莫及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有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 （据说李光耀还向中国介绍过新加坡控制人口的经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起了推动作 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就够了"。1968年，推 行合法堕胎法令。并且李光耀受优生学影响很大，通过各种激励手段鼓励低教育水平 的人进行节育手术。
新加坡生育率从1960年的5.45急剧下降，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 1.62。1984年，新加坡提出新的人口政策，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三个或以 上孩子（又是受优生学误导），但生育率却未升反降。1986年解散家庭计划组织， 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仅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 1.96 （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1989年再跌回1.75,到1996年之前一直 稳定在1.7, 1997年之后再次下降，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2010年华人生育率只有 1.02®,与中国台湾、韩国基本一致。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都把它归咎于李光耀的政策失误。由于生育率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中国台湾省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 替水平。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领》 （简称《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4年制定“优生保健法”。1989年生育率只有1.68了，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才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 嫌多”。1992年修正《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 持人口合理成长”。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2006年再次修正《纲领》，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 ®,但是仍难阻生育率下 降势头，2010年只有0.895了。
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 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 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应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的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 风，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②。但并没并出 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04 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岀台了 “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 法”。“鼓励生育”之后，2010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22。
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提供的数据，中、日、韩三国的生育率在全球均处于低位，其中韩国为全球国家生育率倒数第一，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排名均为全球倒数前十，中国香港则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中国与西方诸国的生育率对比如下表：
学者黄宗智一定不会想到，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用于中国明清之际小农经济研究的一个概念“内卷化”，竟然在今天不胫而走，成为网络热词，甚至是举国上下尽人皆知的梗。
撒切尔夫人曾经评价“四小龙”说：四小龙没什么了不起，你们的发展是靠我们开放市场得来的。
虽然这话有点托大，但是东亚经济发展对于世界市场的依赖，确实不容小视。
而当初西方列强开放市场将四小龙引入世界经贸体系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居然这么能“卷”，成功卷死了世界的大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和部分高端制造业。
等中国入场之后，更是挥泪大甩卖天天有，跳楼价跟过家家一样。除了乐坏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外，逐渐失去笑容的则是那些“一栋房子一辆车，一个花园一条狗”的工人阶级。
虽然中日韩的资本主义都有着相似的“大内卷”气质，但相互之间还是有不同点。
最近看日本人写的总结平成时代的经验教训的著作《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里面都提到了日本独特的“年功序列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韩国当然也有着各种等级、年龄资历方面的刻板文化。虽然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从中国传过去的，但唯独在中国，这些文化并不是没有，却都没有日本韩国这样死板、教条。
要说中国人的“卷”从哪里起步，那当然是从出生就开始了。每一个中国人从离开母体开始，就开始了与同龄人的一场超长马拉松比赛。
在这条长得一眼望不到头的跑道上，你必须时刻警醒，不得一刻松懈；你必须日复一日高强度学习，将一本又一本书上的知识灌进脑海里；你必须克制自己年少爱玩的冲动，以超人的毅力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习上，日复一日，百尺竿头。
这样的炼狱般的折磨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底，于是，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少人掉队。在到达终点的那一刻，环顾四周，你会发现熟悉的面孔已经寥寥无几。
当然，世道艰难，没有哪个文化哪个国家的普通人生来是不用奋斗的。但区别在于，大多数国家文化下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多重领域、多重规则组装起来的社会，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切入其中，而最终的结果可能与你最初预想的大相径庭。
而在中国这种依靠考试文化建立起来的竞争体系中，游戏的内容极为庞杂，而游戏的规则却极为简单——分高就行。这与其他大多数文化大相径庭。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比如美国。曾有人问美国人，你们国家为什么没有高考那样的考试？或者说你们的大学入学考试为什么不像中国的高考那样？你们是怎么决定自己要不要上大学，怎么决定自己一辈子要干什么的？
虽然美国也有常青藤，但美国人并没有像中国人一样，把高考作为一种图腾，所谓“鲤鱼跃龙门”。对于“这辈子要干什么”的问题，我所看到的一些美国人的答复是：上了高中以后，基本上就明确这辈子要干什么了。
美国中学的体育文化比中国要发达和健全的多，这正是给有志于体育的学生的一条出路。至于要不要上大学，取决于你的志向，你的出身，你的阶层。拿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健听女孩》来说，影片主人公女孩鲁比是一个渔民家的孩子，她的父母、哥哥都是失聪者，她每天都要帮助父母和哥哥操持渔业生意，要负责出海，卖货等等环节的沟通事宜。
在加入高中合唱团后，团长老师发现了她的声乐天赋，鼓励她去报考音乐学院。但鲁比却非常犹豫，因为她父母刚决定脱离原本的渔业公司，自己操持卖鱼生意，并且做得相当红火，根本离不开她。
最终在团长老师的坚持，她个人的努力，家人的理解和邻家男孩的鼓励下，鲁比勇敢迈出了重新选择人生的第一步，报考了音乐学院。
这个故事触动我的地方，在于鲁比的选择。绝大部分中国式的家庭如果面临这种选择，恐怕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但在鲁比这样的家庭却并非如此。片中讲的很清楚，鲁比的父亲是渔民，他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渔民。不出意外的话，如果没有合唱团老师的鼓励，鲁比的一生就是出海，打渔，卖鱼，操持父亲的生意，再跟邻家男孩结个婚，生几个孩子，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我丝毫没有鄙视这种人生的意思，事实上我觉得中国人民需要部分理解并尝试这么一种人生，因为很多文化很多国家的人民，若干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子承父业，自食其力，一辈子也这么过来了。
但中国是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其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极为在意“阶层跃升”。之前看到某位河友文中说：中国人不要到处攀比。我看到这句话确实很想笑，因为不攀比那就不像中国人了。
我们决不能说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不应该有“阶层跃升”的欲望，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是我们也非常明白，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阶层跃升，这是一个悖论。
但某一种阶层跃升却是有可能的，那就是以全体中国人为单位，与外国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比赛，争取能超越他们，让自己成为竞争胜利者，从而体现一种整体式的阶层跃升。
但这种“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一方面是世界上的列强，尤其西方国家早在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前就已经向全世界举起了屠刀，割了那么多韭菜，积累了大量财富，并成功地用自己的“护城河”阻挡后来者。
这样一来，中国人又面临只能先跟自己卷的问题。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中国人能卷，首先在于卷起自己来就一个比一个狠。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在引入外资时，一个赛一个的给优惠条件，常常贴心到让外商不来都不好意思。
甚至在贸易战期间，上海市政府还帮“钢铁侠”马斯克搞定了特斯拉入华这一大摊子事情，让特斯拉可以顺利的建厂开工盘活市场，并成功帮马斯克从华尔街的做空危机中挺了过来。
而真正问题是这对我们的益处何在？哪怕是对中国最有信心的大棋党，键政学派，一说到中国相比西方尤其是美国有什么优势时，总会说一句“咱有996”。
鲁迅和金庸都在自己的书籍中引用过宋人的一则典故。宋代笔记《可书》，作者为宋人张知甫，生卒年月不详。其中原文是这样：
“金人自侵中国，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其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人皆笑之。”
从“咱有天灵盖”到“咱有996”，这总让人感到一种荒谬和悲凉，似乎除了低人力成本（低人权优势），我们就没有什么真正可以拍着胸脯能够靠得住的东西。俗话说，你得支棱起来。难道能够支棱我们的仅仅是996？
还有一句类似的话就是“咱们总能够把高科技打到白菜价！”关键是每次说这句话的人还特别骄傲。
我一直奇怪，高科技不就该卖高科技的价格么？？把高科技打到白菜价，除了利用人力成本优势规模效应搞逆向工程，又有什么真正值得骄傲的呢？反之如英伟达，在显示芯片和通用计算领域一骑绝尘，生产的显卡在矿潮期间甚至能卖出50%到1倍的溢价，这才是高科技应有的牌面。
这么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如下几个疑问：
1．996到底能不能变成一项核心优势和竞争策略？如果不能，那我们这么磕生磕死是为了什么？
2.如果可以，那么我们能不能靠996卷死欧美从低端到高端的各种产业？
3.为了这种“卷”我们需要多大的成本和代价，谁来承受这些成本和代价？
4.如何让这些人去付出，如何让他们相信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5.在这些人付出之后，何时、如何反哺于他们？
在《寄生虫》的末尾，当经历了妹妹去世、父亲失踪、自己头部受创后，基宇终于又想办法回到了那所豪宅。他通过地下室传出的灯光信号发现了父亲的藏身之所，并终于决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成功，等有钱了买下那所豪宅，让父亲光明正大地从地下室走出来，在阳光下，俩人终于重新拥抱在一起。
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多少代，他才可以完成这样的愿望？
通宝推：桥上,桥上,普鲁托,家园 人口密度宿命论 赞视角，好帖。虽然多数观点都不是新的，但汇集到一起系统的总结理顺思路，还是绝无仅有的。
大概是“躺平”，996这些触及了“卷”这个话题，这两年一直在思考这个事，东亚民族基体上不论海内海外，确实有个很强烈的卷性，或者说是个实际上的核心竞争力，只不过以前没有人正视过。 现在提拔到整个社会与文明的层次上，而且从整个东亚文明的范围内去审视，有助于排除无关因素看清其内在联系，对理解其前世今生与未来就很有帮助了。换句话说，任何思考关于东亚文化圈的东亚各民族的历史问题与今天未来的话题，都不应该忽略这个卷的因素。
我目前的思路归结认为卷的来源是人口密度的直接结果，而且是长期历史下的文明产物。当然量化密度类似量化卷的概念一样，都是相对与同历史阶段地球上其他地区与文明而言，并不是一个绝对值。其目的在可以比较直观的理解文明之间不同走向与通过历史形成的特点。思考这些问题并不总是因为宏观叙事的需要，很多与个体的生活生态也很有帮助。 比如对于移居海外这个事，虽然很欣赏很多西方的生活态度与逻辑思路，但是不考虑自身来源的文化基因与根深蒂固的卷的特点，仍然会走上歧路而不自知带来各种困扰与彷徨。 这种根深蒂固甚至不仅限于第一代移民，在完全土生土长的二代三代移民身上仍然可以遇到而不自知。说通俗一点经常就是，你一旦躺平还有什么其他核心竞争力呢？许多亚裔父母内心深处其实都有这个阴影。这里不是说亚裔人种除了卷之外没有其他竞争力，而是说文化传承是一种习惯一种生命力指向，更是人生哲学，你文化中缺乏或者没有现成的其他路径可循，是不是会出现所谓的路径依赖问题。
人口密度带来的好处是沟通效率与组织效率，坏处是竞争激烈与内在天生的不稳性。 理解东亚文明的许多内在属性与社会特点都可以从人口密度上找到痕迹。 虽然一直有各种地理环境特殊论与气候周期论，同时密度相近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也不同于东亚文明等其他思路，但这些都有各自的从不连续时间点到间歇其他文明互动的影响因素，缺乏长期的一致性与稳定的作用力度，不如人口密度稳定高于其他文明这个因素从时间到深度上起的作用大。
人口密度的一直直接来源是热量来源，在农耕历史中，东亚的大米单位亩产可以养活远高与小麦等其他谷物的人口，简介结果就是单位地理面积里人口的增速导致了对提高密度的需要，否则这个密度是受限于热量更给的，到了一定上限就会发生战争消减人口。 解决了这个吃饱问题的大前提下，其他困难都可以不通过你死我活来解决，比如社会结构设计，层级制度，文化构建，礼仪文明等，这些是自古以来我们都熟悉的支持一个文明的属性的来源。换句话说，就是在高密度的条件下解决人与人之间“短兵相接”的自然不稳定，并同时开发高密度下的优势。 所有东亚文化都可以找到与高密度相关的痕迹，而且东亚人群的sterotype比如以前有关“羊”与“狼”之论其实也是这样，我有饭吃为什么要去做狼，有一顿没一顿的捕猎文明自然要善于做狼，长期作用下不但文化连人的性格都被规范而表现的好似天生如此一般。
当然工业化之后的今天已经不能从人口密度本身去寻找什么对未来的指导意义了。 社会达尔文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竞争是永恒的主题，人类的总量也远远超越历史上依赖热量维持的水平，现代人类的你死我活也不再是单纯的农民之间的争夺口粮热量的直观，虽然德国农民被宣传向东方扩展生存空间被理解为类似美国早年开发大西部一样的动机，但实际上早已被大资本绑架而成为开拓市场增加利润率的血肉首付。 因为今天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复杂度远不是历史上能比的。
但是人口密度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有其鲜明的特征与优劣势。 没有密度就没有东亚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脱颖而出，也不会有中国制造的辉煌。但同时密度的劣势也带来日本的上限与今天中国工业对扩张的迫切需求。 不论多少人推崇十亿级别工业圈碾压一亿级别或千万级别等逻辑，不能不考虑密度这个因素，没有空间的结果是自然资源的限制，是大范围内沟通上的低能与运输与组织上面的不适应，因为在高密度条件你从来没有这种需要。 密度为基础的发展是有天花板的，而以空间为基础的发展虽然难度很大但天花板是整个地球。 工业党与帝国论们当然是最早意识到这个天花板存在的一部分人，所以战狼与流浪地球等都出现了，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变就变的事，这是一个这个文明体系的转型话题。
相对比的是另一个同时意识到这个转型的艰巨与不确定，随之而来的是在人口政策上的躺平，采纳城镇化等有效的短期内提高整个社会生活水平这个路径，通过减少人口总量并相应提高低密度下的空间得到生活质量与文明生态的提高。 这当然是一个双刃剑，但是历史给的选择并不多，因为历史是有窗口的。 个体IQ的突变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群体IQ做辅助是无法带来整体社会认知的突变的。 而大范围群体IQ的跃升是受一个社会本身历史与文明发展阶段限制的。一个做题家目之所及自然是个体机遇的出口，做题家做到了部级也脱不开自身成长时期的烙印，除了在高密度下有着成功经验的卷，凭空开发出其他狠心竞争力谈何容易。
如果对比去看昂撒的路径，权用这个时髦指代，不去考虑工业革命这个更遥远的突变，只看对当代世界生态冲击更直接的二战后的变化。 全球化的出现解决了二战前所有工业国因为原材料与市场对殖民地的需求，一个世界警察独大的环境里所有圈内国家可以自由交换市场到原料，资本主义寡头之间的血肉磨坊到此告一段落。 当然全球化的最原始动机是为了针对华约集团，但同时也解决了列强内部的根本矛盾。公平的说，华约与前苏的崛起不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寡头之间的矛盾激化到给全世界带来一战二战这样的灾难才出现的么。 虽然结果我们都看到是全球化战胜了华约，但是资本主义自身在市场与原材料瓜分上的矛盾并不会因为全球化失去华约而撤销就自然消失。 尤其尝到全球化甜头的东亚各国其整个近代经济起飞几乎完整的随着全球化而来，也可以说全球化是最大限度发挥了东亚文明优势的一种全球生态。 打个比方的话，抢食世界的优等生狼在狮子一统江湖里的生存法则不敌于羊的生存法则。人口密度在全球化时代把优势发展到了极限。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一是密度优势发展遇到了天花板，二是华约早已烟消云散，全球化失去了存在的广泛民意基础，仍然津津乐道的目前看起来只剩下金融寡头与顶端资本们了，不知今夕是何年颇有点晚清八旗老少爷们的样子 😁。未来走势如何，这恐怕是个千年未遇的题目，不过聊以自慰的是，东亚文明的群体IQ经过近代的高速追赶，目前在整体上已经处于不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同一个台阶上，这里不仅仅是指科技IQ，论文数量这种卷的总量，最重要的是对历史文明与社会的思考上。
通宝推：外俗内正,陈王奋起,燕人,- 复 人口密度宿命论
家园 欢迎！ 很高兴看到总统回归！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总统写了这么多，本来要回一篇相当的，不巧最近正在构思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太复杂的这里暂时写不了，就简单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吧。
关于人口密度的问题，我个人意见这是原因也是结果。之前看到某本书里写的一个结论，可巧又找不到了，就是黄河流域在几千年前实现了一次农业技术的突破，提高了亩产。
至于建筑在之上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其他上层建筑，我有这么一些感想。最近在知乎上看到帽子姐的几篇文章，以及有人系统性地批评东亚的“打粮食”思维：
首先就是寓教于乐这个概念，之所以有这个概念因为工具人文化，一切不打粮食的活动都是浪费，所以娱乐不能单独存在，一定要和学习挂上钩，学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单纯的求知，比如有学生问亚里士多德几何学有什么用？亚里士多德给问得多问烦了暴怒道：“不要问我几何学有什么用，几何学就是一个单纯以求知为目的的学科。”
这土地上的人也是不理解何为单纯的求知，学习本身也是工具，学习的目的不在于满足好奇心扩大对未知世界的认知（扩大认知本身即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学习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学习的价值在于其工具性，说白了最后还要落实到打粮食上。
既然“高尚”的学习都是这个从属地位，打粮食本身才是本体，那就可以想见纯粹娱乐的地位了，纯粹的娱乐在这片土地的人看来和抽鸦片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娱乐现在被全面打击，不是针对谁，而是在坐各位都是垃圾（网文，电子游戏，追星，电影，电视剧）。
当下这片土地的男女关系其根源大部分来自于工具人文化，一个纯粹的工具人是无法理解爱情的，不分男女。
郭女都羡慕人家法国意大利男人浪漫，人家恋爱谈得多呀，×打得多呀，经验摆在那，鄙人在其他回答中说过平权婚姻自由恋爱本质上是一个服务业，而不是农耕时代包办婚姻的制造业。平权婚姻讲就相处体验，这和去饭店吃饭去澡堂子搓澡是一样的，你去这些服务业门店的唯一理由就是接受别人的服务，而不是去下力气后换一个什么东西回来，但是工具人文化一定需要见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下了力气打出来的粮食在哪）。
一个好的地产中介好的4S店销售只能通过大量的经历去摸索服务好别人的技巧，而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间接的方式。
但这片土地上的价值观又把恋爱和婚姻绑定，很多郭楠上来就说，我是要结婚的，不是随便谈谈的，东亚为啥生育率全球倒数？就是这种工具人文化的功劳。如果还没开始就需要一个确定的结果，这压根就不会是爱情，爱情本身就是一种冲动，顾虑太多就只能还是包办婚姻。
有人看再写。
工具人文化其本质就是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所以才会污名化一切娱乐活动，鄙人之前在另一个回答中提到过，活着就是为了生娃，有人不信，不信你看：
学习为了啥？为了考试，考试为了啥？为了上好学校，上了好学校为了啥？为了好的工作，得到好工作又为了啥？为了拿到高收入，拿到高收入为了啥？然后你就可以拿着这高收入去享受了？去娱乐了？但是纯粹娱乐本身就是错的呀，你得寓教于乐呀，所以你得干“正事”，结婚生娃，然后你有娃了，一刻不得闲，又把你刚走成功的路再走一遍，又逼娃好好学习，学习为了做题，做题为了……
好吧，你的娃在你悉心教导下考上了大学，然后呢？然后他们又应该和你一样，干正事，生娃，你又开始帮忙继续指导孙辈，所以说工具人文化就是为了别人而活。
总结来说，东亚文化只认为两件事是正经事，一件是打粮食，一件是读书。即“耕读”二字，其他的都是邪魔外道。
而打粮食是为了成为工具人，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完美的逻辑闭环。
而帽子姐对两件事的批判则正中这种打粮食-读书闭环的靶心。一个是最近AI爆发，国内的IT界经过自查后发现，软件不行，硬件也不行，还是跟不上。而硬件跟算力深度相关，而现在通用计算芯片最初的作用都是用来打游戏的，但我国文化历来认为打游戏是歪门邪道，也就造成了图形芯片这块长期落后（今天在京东上看到一块国产的图形加速卡，竟然差点老泪纵横，点开评论看看性能如何，很多人回复：大概能进个3D游戏大作就跳出去了，原来只支持DX9）。
帽子姐这么说：
在我看来，游戏产业是否推动了显卡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该是一个疑问，而应该是一个常识，是一个但凡对游戏市场和硬件市场略有了解的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
游戏是如何推动显卡发展的详细过程，本问题下已经有人做了深入解读，而且非常专业，这里就不班门弄斧去赘述了，我尝试着仅从一个侧面为这一常识的普及做一点小小的补充。
接触过硬件市场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尖端硬件的营销手段和外观特征，往往都是围绕着游戏玩家群体的喜好和倾向进行设计的，用圈内的话说，就是往往设计的都比较“媚宅”。即以取悦和讨好游戏玩家为主要设计方向。
为什么硬件产商总是在产品的外观设计和包装宣发上，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取悦，笼络，关照玩家群体？
因为这些在某些人眼里一文不值的臭打游戏的才是硬件的主要受众和核心客户群体啊，他们就是硬件厂商的衣食父母，是硬件厂商的稻米钱粮，是硬件厂商的活祖宗，所以厂商才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他们啊。
对于硬件产商来说，地球要是没了玩家还能转？硬撑罢了。
没有玩家，哪儿来的英伟达，没有英伟达，哪儿来的A100，没有A100，哪儿来的chatgpt？
而且别忘了，A100的Ampere架构甚至都已经过时了，现在是Ada Lovelace架构的时代，你连人家的落后产能都赶不上，你知道什么叫代差了吗？
不然厂商吃饱了撑的花钱去做包装，做设计，搞联动，之所以花这些成本，不就是为了把玩家伺候舒服了，好多从他们手里挣点钱吗？
所以每当我看到那些活在上一个版本乃至上上一个版本的人一边痛切抨击游戏和动漫文化危害年轻人，一边对国内半导体技术的落后痛心疾首，我就觉得十分好笑，这就和一边抨击葛洪炼丹是不务正业一边眼馋火药武器的威力一模一样的。
说的更难听点，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羡慕的东西是个啥。
之所以有很多人顽固的拒绝承认是游戏带来了显卡产业的发展，并进而带来了算力的爆发，从而促成了人工智能的飞跃，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错的。恰恰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隐隐感觉到这可能是对的，而且他们内心深处隐隐感觉到了，对游戏的歧视和打压很有可能闯了大祸，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正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隐隐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才千方百计的贬低chatgpt，贬低显卡，否认游戏产业对半导体技术乃至人工智能革命的牵引作用，恰恰是因为游戏带来的技术进步促成了工业革命与他们从小在内心深处建立的价值观体系相互冲突，在他们看来，玩游戏那不是玩物丧志不务正业吗？怎么能算是生产力进步呢？怎么可能因为玩游戏而带来了工业革命呢？
炼丹那是不务正业，正经人还是要重农务本，搞科举应试才是正途，来人啊，把这个叫葛洪的妖道抓去种地去，把他的丹炉砸了。什么？你说炼丹能炼出火药来？洋人拿着火枪火炮打过来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chatgpt的大爆发几乎全面否定了这些人内心深处坚信娱乐就是原罪的价值观，现实与观念发生了冲突，所以他们才要为了维护观念而拼命否认现实，就像你在最虔诚的信徒面前亲手杀死了他们的神，他们恨不得把眼皮缝起来以避免看到神被杀死的场面，从而保护自己的观念，保护自己脆弱的内心，道理是一样的。
有点年纪的一定记得，二十多年前央视体育频道首开《电子游戏竞技》节目，本来播的挺好的，突然有一天上头下令说节目叫停，不许搞了。当时的主持人段暄还是别人在网上看到消息问他才知道了这个决定，愣了半天说：我想你一定明白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
另一件事是游戏主播「超级小桀」历时 3 年多、世界排名 30 名的游戏账号被亲戚家的熊孩子玩到清零，装备也被弄坏。
帽子姐认为这也是根深蒂固的“打粮食”思维的结果：
这事其实很值得深究，根子在于相当一部分人脑子里根本没有娱乐也是生产力，以及数据也是物质财产这么两个观念。
而这两个概念本应该是常识。
他妈之所以敢于把亲戚家的小逼崽子带进他的工作室里胡闹，是因为在他妈眼里，他的那些花花绿绿游戏设备不是“工具”而是“玩具”，他平时在那些花花绿绿的设备上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娱乐”。
我们假设小桀不是一个游戏主播，而是一个焊工，一个裁缝，或者从事的是别的什么更传统一些的职业，他的工作室里不是游戏设备，而是锤子钳子剪子刀子一类更传统的生产设备。
他妈还会把亲戚家的崽子带进去胡闹吗？
第二层，不知道数据也是资产，而且是关键资产。
他妈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时有一个说辞，这个说辞非常典型
“玩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呢，没给你弄坏。”
这个老仙女是知道这些游戏设备是小杰的财产的，因此起码的看护意识还是有的，她“在旁边看着”，并且因为“没弄坏”，就自认为没有任何过错，开始推卸责任。
但她不知道的是，小杰真正的核心资产不是那些游戏设备，而是其中的数据，设备坏了再买就是，NS在游戏设备里算是比较便宜的，但数据和记录没了那是万劫不复。
只把有型的设备当财产，不把无形的数据信息当财产，认为设备没坏就是一切正常，意识不到数据和信息的重要性。
平心而论，“打粮食”思维带给过我们这个民族很多的好处，甚至文化和性格中的很多优点也跟打粮食有关系。
但任何事情，过头了都不是好事。比如所谓“玩物丧志”，到底啥是玩，啥是志，这其实很值得深究。
更有意思的是，当今的内卷已经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但在中文键政领域，还有很多人抱着内卷的所谓“比较优势”不放，一说到产业升级就是“咱有996”，骄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你要动“996”，他就要跟你急跟你拼命。
也不想想当初美洲黑奴996的时候是给自己的前途命运加了多大的buff？大概也就是给白人上了一个心理压力的bug以至于现在发展出黑命贵吧？
说到这里再讲个有趣的事情，前段时间有人搞了个活动，请到黄宗智、汪晖和周黎安，为黄的名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再版做宣传。黄就是中国农业“内卷化”理论的提出者，有意思的是，当天的活动因为技术原因延迟了一会儿，而后来几位学者发言和观众提问的环节时间又拉长了，黄宗智是在线访问，他那儿是早上，所以到点了黄就催说：时间到了，我得去打网球了！
在中国老师拖堂是常事，而黄这位海外成长的学者、“内卷化”理论的提出者却一点不“卷”，到点下课，这不啻为对内卷成风的国人的一个绝妙讽刺。
通宝推：川普, - 复 人口密度宿命论
家园 与其思考这思考那，还不如早早准备全球一国化 练好内功，出手进行屠城灭国。
家园 八、躺平 八、躺平
百度贴吧有一个“躺平吧”，自从躺平一词火了以后，这里也逐渐热闹了起来。
揭秘躺平吧：一个19万“躺友”组成的世界
林sir
今年4月以前，百度贴吧——“躺平吧”，还只是一个被废弃的贴吧。只有一些基本0回复的广告帖子。资料显示，该贴吧成立于2015年7月左右。
但是，4月以后，全国“躺友”涌入躺平吧，关注者与帖子数便呈指数式增长。比如，5月3日，关注者和帖子数分别是170个和946个。5月17日，关注者和帖子数分别为9686个和3.4万个。6月9日，关注数和帖子数分别为19万个和51万个左右。（前几天已经限流，否则体量更大）
截至6月9日22:00“躺平吧”的关注数和帖子数
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躺平吧”的关注人数和帖子数量分别飙升1156倍和548倍左右。
一个典型的躺平族可能是这样的：
生在或者工作、学习在经济发达的南部沿海、东南部地区，年龄在18—34岁的男性，喜欢在中午时段起床，或者喜欢在工作期间的中午时段在互联网摸鱼。
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呢？我们拿国外的躺平族——英国尼特族、日本蛰居族的数据来对比，会发现这三个群体是相似的。
首先，这是一种发达社会的“社会病”。躺平吧的躺友主要出现在南方沿海、东南发达省份；国外则主要出现在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其次，主要发生在青少年群体。躺平吧中，18—24岁的用户占比接近60%；按照英国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5月，英国约有72.8万尼特族，占全英国16岁至24岁的青少年的10.6%。
日本KHJ家庭联合会2007—2009年发布的三次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开始蛰居时的平均年龄均在21岁；日本内阁府在2016年9月公布的推测结果显示，全国15—39岁的人群中，约有54万蛰居族。
第三，在男女比例上，男多女少。躺平吧中，男性高达94.2%。而日本KHJ家庭联合会在2007—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男性比例也分别达83.1%、82.1%和80%。
02.是什么造成了躺平族？被逼的！
如果把中外几大躺平族做对比的话，会发现国外躺友“躺”得更彻底。
英国尼特族特点是：不接受教育、没有工作也不接受培训；而日本的“蛰居族”的情况是：生活在狭小空间，常年不出门，自我封闭。
至于中国的躺平族，据小巴的观察，主要可以分两大群体：计划或者开始躺平的群体和已经躺平若干年的群体。前者占主要地位。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有正常的工作、学习或者基本的收入。
计划或者开始躺平的群体的个体情况大同小异，主要是在工作、学习、生活、感情、家庭、人际关系等人生多个方面遭遇不顺或者感觉人生压力大，索性顺势躺平。
揭秘躺平吧：一个19万“躺友”组成的世界
林sir
过去这些年，媒体开始热炒所谓“35岁”现象，即在一些尤其是高竞争性、高迭代的行业，比如互联网，员工到了35岁以上便逐渐丧失竞争力，被边缘化，甚至直接被公司辞退。
这种“到点淘汰”与996一起，形成了当下中国的劳动力阶层的生存压力。
一个互联网员工，比如码农，到了35岁往上，体力、精力逐步到了极限，加上家庭的牵绊，不能再胜任更多的加班工作，如果不能转管理，多半就要面临价值下滑。
这听上去似乎无可厚非，如果我们从一切都是效率第一出发的话。这样想的人，我建议去看一下大卫卡特勒的经历。他是一位传奇程序员，主导了微软最重要的系统WindowsNT的研发，而那一年他已经46岁了。
大学毕业后的卡特勒先在杜邦公司自学编程，而后入职DEC，1970年代后期在时任DEC副总裁的贝尔支持下，开创性地开发了VMS操作系统，贝尔称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操作系统编写者。
1988年，在盖茨的招募下，他来到微软，历时5年花费1.5亿美元，领导200多位工程师开发出有430万行代码的Windows NT。其技术革命性严重冲击了Novell的Netware和UNIX操作系统的地位，为微软带来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影响着超过20亿人的计算体验。也因此，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享有微软Senior Technical Fellow头衔的工程师，待遇比肩集团VP。微软前CEO鲍尔默更是直言，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微软。
Windows至今仍是世界上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操作系统，而其内核都基于NT。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上最牛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将近50岁的程序员研发出来的。
而在中国，因为改开的进程也就40多年，其中很多的规律其实并不一定是规律，因此用昨天今天的事情去推导明天会怎样，很有可能是不靠谱的。
我在之前的一个帖子里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曾经大致总结了从建国到改开之前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大致总结来说，毛泽东时代一直在致力于破坏一个以苏联为模板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将产业向地方转移，打压官僚阶层的权威，其根本目的是阻止形成一个既垄断权力又垄断资源的阶级，形成事实上的世袭制。
毛去世后，邓沿袭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形成了事实上的央地博弈，和地方政府集团公司化。
但因为担心极左的卷土重来，和被某人的“十年后再看”吓得心惊胆战，邓开始在体系内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因为他出身旅欧少共，所以口才派成了他重点扶植的对象。
之后老江荣登大宝，又带动了技工派的崛起。总之，在共和国几十年的历程中，“看不见的顶层”一直处在复杂和隐秘的博弈中。
电视剧《大江大河》（小说原著阿耐《大江东去》）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最近在网上找到一篇剧评，很有感触，摘录如下：
梁思申背后有三股力量：（国内）官僚高层、海外华人精英、美国金融资本（有华尔街履历）和大型跨国企业。大可不必吐槽“玛丽苏”，我们不能否认这三股力量的真实存在，而且他们对我们普通人的影响要比想象的还要大。梁思申只是将这三股力量扭合起来了。
梁思申的回国，代表着这三股力量开始紧密合作，迅速将中国推向了高速发展的轨道。但是，大家想一下，改革开放过程中最让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这三股最顶级的力量独占改革开放成果，近亲繁殖，把中国变成一个超大规模的“金州”（“一潭死水”，精英垄断资源分配）。也就是说，梁思申很可能成为这三股力量的“利益代言人”：梁思申是父系梁家（官僚高层）和母系王家（海外华人精英）同辈人当中最优秀的人物，也被华尔街金融巨头和洛达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看中，她很可能成为这三股力量在改革开放中勾连腐化的连接器，帮助家庭成员（一代重获影响力，二代官运财运更近一步，三代四代·……持续繁殖）和外资企业蚕食改革开放红利的枢纽。
“梁思申”人物设定的用心就体现出来了。第一部中，交代了这个人物与父系梁家（因为母亲家的成份不好，自己被歧视）、母系（与外公一家打官司）的关系都不好，在宋运辉的鼓励之下，早早的脱离梁大的国内成长环境（爷爷的权力铺路），去美国留学；又在宋运辉的支持下，开始在美国自己赚钱，摆脱了对外公的资本依赖。第二部中，宋运辉又发现、挖掘和激发了她与美国资本及公司的差异（“修罗场”饭局）。
梁思申的人物特点就是与这三股力量都有联系，但都有冲突，最终的可能就是，要是她能力出色，不但能充分调动这三种力量代表的资源，为我所用，而且不致于沦为它们傀儡式的代言人。梁思申的魅力在于，她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价值观判断的、学习接受能力强（与宋运辉的互动有突出表现）、且能力出色的角色，宋运辉在她的人格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回国的梁思申还需要一个“合作者”，合作者要告诉她，她可以用自己背后的巨大能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做些什么（她自己能解决不能做什么的问题，但是需要有人帮她实现“美国经验的中国化”，即“接地气”），而宋运辉扮演起了这一角色。
文中所说的官僚高层、海外华人精英、美国金融资本（有华尔街履历）和大型跨国企业严格说是四股力量，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跟第五种力量发生关系，即宋运辉这样的平民精英。
电视剧体现的很清楚，作为出身成分不好的子弟，宋运辉参加高考的资格还是自己争取来的。而这样没有根基又有才学的青年才俊，当然是体制内试图拉拢和争取的力量。于是有程总工的“纳婿”路线，还有水书记的“学徒”路线，更有小拉（化工司司长）这样的“惺惺相惜”的高端局。
之前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止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练手垄断贫民阶层的上升路线。但体制能吸收的平民精英是有限的，改开的方法是造出了市场经济，让大多数人在其中竞逐物质财富，以此实现阶层跃升。
但相伴而生的问题，一是原有的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并不会放弃到手的利益，并利用信息和资源优势，不断攫取利益。二是体制和市场的勾结造成官商腐败。三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不可能所有人都实现阶层跃升。
阶层跃升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一种是相对的。绝对的比如以前一个月都吃不上几次肉，现在顿顿能吃肉了，这当然是进步，也是所有人都可以惠及的。
另一种是相对的，就是人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的。比如三十年市场经济的创富冲动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财富神话。
雷军曾经说过，他从37岁才找到人生的方向。单从个人奋斗来讲，他的履历在37岁已经是高光时刻了，金山CEO，财富自由，对一般人来说这样的人生已经达到顶峰。
但对雷军来说这样还不够。首先以雷军的才智，恐怕干什么都能获得很大的成功，所谓财富自由对他来说并不是问题。
但如果有更高的理想，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染指的了。因为社会的优质资源把握在“顶层”手里，光有才能还不够，你得别人允许才能够“染指”。这也就是雷军那句众所周知、也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悟“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改开几十年，想要实现真正的人生巅峰和自我价值，只有抓住了“风口”才是王道。那种勤勤恳恳在一个赛道默默耕耘积累财富的，是远远赶不上“风口”的爆发所带来的颠覆效应的，甚至可以颠覆人的三观。
所以我们知道，“共同富裕”其实是个很难完成的目标，或者说短期内难以完成的，但“帕累托改进”是可以期许的，就像郎咸平教授曾经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另一部分人不能变得更贫穷。
但这话本身就有疑问，因为富裕本就有绝对和相对的概念。杨华著《农村阶层关系研究》中写道：
现代平等观念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使得人们易于比较、敏感于差别。农村的比较与竞争有个特点，即跟起点相当的人比，也就是跟现在最好的相比。无论现在有多大差距，只要起点是一致的，就得拿到一起来比。G镇现在40多岁到60多岁一代的农民，他们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一起长大，他们原来的条件相差无几。分化之后，底层农民整天盯着对方，无法容忍对方超过自己。而上层农民则不断地在追求和扩大差别。
阶层分化之后，在上层农民内部，生活和消费的同质性较高，他们相互比较、竞争的主要是政治地位，包括担任村组干部、村民代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拥有了这些政治符号，在富人圈子中地位就高。上层农民是被比较和模仿的对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其他村民的关注焦点。向他们看齐是每个村民暗自立下的目标，如果不能在绝对收入或资产积累上达到，至少也要在生活品位和消费方式上接近，最好看上去一眼难以分辨。中间农民的经济资源与上层农民有差距，但是他们在生活和消费上却与上层农民步伐一致。底层农民中的贫弱农民因为差距太大，早已退出了村庄的社会性竞争，跟谁都不比，得过且过地生活。普通农民是一个比下有余、比上严重不足的庞大群体（约占50.0％），他们尚还有心气，没有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他们的比较对象是上层农民。
总之，在镇各阶层之间，中间农民跟上层农民比，有差距但跟得上节奏。贫弱农民自动退出了比较。只有普通农民跟上层农民之间这场悬殊较大的比较，才是具有实质性的比较。竞争标的和比较项目的首要条件是要有“显示度”，其次是要具有普遍性，最后是能够彰显差别。镇阶层之间主要的比较项有以下四项。
1. 居住……
2. 消费……
3. 婚配……
4. 人情……
把这其中的“农民”替换成“中产阶级”，将时空转移到城市大致也能成立。
这与我们的近邻日本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日本在战后也同样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发展，而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我国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山田昌弘著《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中写道：
极度厌恶多样性和风险的当代日本人
日本人是非常厌恶多样性和风险的，其社会背景大概是日本人执念于过一种和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差不多的生活。在日本社会，体面、门面和面子是非常重要的行为驱动因素。经济评论家获原博子在《隐形贫困》一书中列举过一个专职主妇的例子。从外表看，一家人过着中流生活，但实际上是强撑“面子”，该主妇甚至不惜贷款去维持现有生活。丈夫的收入若是不断增加，妻子则会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持家理财，但丈夫收入若是减少了，妻子便会通过借贷的方式来填补家用。获原所提出的“隐形贫困”指的就是为了维持中流生活不惜贷款，最终导致家庭经济破产。获原认为，要规避这种导致家庭经济破产的风险，就要按照实际情况安排生活，降低中流生活的标准。荻原认为，当今的中流生活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中流生活是不同的，从中流生活坠落下去的人自然而然会逐渐失去中流意识。因此，必须在家庭经济破产之前降低中流生活的标准。把体面、门面和面子等作为日本人行为标准而凸显出来应该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战后，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创造了“一亿总中流”，即“所有的人都是中产阶级，自己和大伙儿都是一样的”。由于人们都抱有这样的观念，从而个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反过来，人们将周围那些过不上中流生活的人视为傻瓜，或者说他们“有病”“可怜至极”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歧视。即便当今日本社会也同样如此。自己是中流，过着和大伙儿一样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那些无法过上中流生活的人则有着非常强烈的“羞耻心”。即便在今天，“没有能力为孩子购买高档双肩书包”等留言还是会在网上成为热门话题。也就是说，维持不了中流生活对于大部分日本人来说依然让他们感到非常羞耻。
认为和大家过的生活差不多就是和大家一样，觉得自己就是中流阶层了，维持这种中流生活对日本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正因如此，“朝向底层的竞争”即拼命避免坠落到下层的竞争极为激烈，很多年轻人为了“就业活动”“结婚活动”而拼尽全力。
在就业活动中，很多学生为了能够在应届毕业的时候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让自己将来能够过上中流生活，拼命规避哪怕一丁点儿风险，导致就业活动的竞争异常激烈。结婚活动也同样，很多女性认为，为了不降低生活水平，必须抓住一个经济收入稳定的男性结婚。“就业活动”和“结婚活动”可以说是尽可能不去冒险的“年轻人的保守化”的一种象征。
风险是有大概率的，因此就要向安稳的方向努力。不可能全体都达到平均分以上，一旦受挫就再也无法挽回。正因为大家对这一切心知肚明，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才逐渐变得保守。对此，我在《为什么年轻人变得保守化了？一希望特续被掠夺的日本社会的真相》（2015年，朝日文库）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规避向下流动风险的未婚化和少子化实际上，“未婚化”和“少子化”现象出现的背景是将维持中流生活作为人生至高目标的“社会意识”，是一种规避向下流动风险的行为。
女性如果无法和收入稳定的男性结婚，生活水平就会“比父母一代低”，会经历世代间的向下流动。也就是说，一旦结婚，就会陷入无法维持婚前生活水平的状态。因此，如果对象不是高收入的男性，她们就不结婚。但随着非正规雇用人数越来越多，在工资迟迟无法上涨的经济状况下，高收入男性越来越少。从大概率上来说，能够让女性婚后也保持婚前生活水平的男性人数在不断减少。这才是未婚化的真正缘由。
孩子也在不断减少。若是要负担2个或3个孩子的学费，那么自己的生活就会大打折扣，对此觉得无法承受，故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要孩子。可以说未婚化和少子化正是为规避从中流坠落的风险的一种行为。也正因如此，一人独自生活或者同居生活的年轻人没怎么增加，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以维持目前中流生活的单身寄生族不见减少。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所称的“多样性”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变成了“风险”。也就是说，从这个时期开始，避免下坠的竞争开始了。
日本与中国稍微不同的是日本社会中没有那么强烈的“阶层跃升”意识，从唐代开始日本拷贝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却唯独将“阶层跃升”这一点抛掉了。按照《菊与刀》所说，日本文化是一个“各归其位、各安其份”的文化，鼓励固守原有的阶层，甚至连日本的皇室也是世界各类文明中唯一延续血脉至今的。
即便在缺少“阶层跃升”因素的日本，也出现了少子化，那么韩国和中国就更不必说了。
对于中国来说，情况还尤为特殊。一个是原本基因中对“阶层跃升”的执着与渴望，二是改开四十年的创富神话，鼓励黎民百姓追求财富进阶的阶层跃升。
我之前总结过中国这几十年来成就的原因：早期打下的工业化基础+西方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廉价劳动力优势+冷战结束后几十年短暂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机遇期+入世/主动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贸大循环。
真要说中国有什么独门秘技的话，那就是廉价劳动力优势+制内市场的行政效率+从香港学来的炒房大法+针对平民的富余资金，用学区房等手段加杠杆剥夺的“精准抑富”的财产转移。
这些年我们搞“精准扶贫”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而我在重新审视了这些年的发展后，发现“精准抑富”才是一直存在的，但又不成文的、潜在的发展战略。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抑制财富过度两极分化、抑制资本本就是应有之义。但从具体的发展历程来说，尤其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财富阶级的走势一直坚挺，对社会面经济面的把控也越发深入。
而所谓“精准抑富”，并不是针对这些巨富大鳄，而是针对劳动者阶级，特别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从改开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要实现理想中的中产阶级或者小康生活，当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中国内地依据房地产开发和学区房政策实现的对中产阶级的财富剥夺或者说“转移”，是一项非常精密的捆绑社会闲置财富和驱动劳动者展开超额劳动的高明政策。
这个度非常难以拿捏，按照惯常的思维，一个人闲钱多了就容易“躺平”，躺在财富堆上不求上进。但如果长期的财富积累达不到效果，一样容易丧失斗志，觉得努力没有用。因此这个度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2022年中国房地产市值是GDP的4.1倍，而美国只是1.48倍，日本也只是2.3倍。中国房地产总市值达65万亿美元！美国、欧盟和日本房地产总市值只有60万亿美元。65万亿美元，按照6.366的汇率粗略估算，中国房地产总市值大概为414万亿元人民币；（中美房价收入比对＝４.１/１.４８/(1/6-人均ＧＤＰ比)/（14/3.3-人口比）=３.９倍）；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处在第三世界(中国人均ＧＤＰ是美国的1/6)，但房价以ＧＤＰ核算是美国的３.９倍，早已超欧赶美了！
从房地产市值上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处于全球的顶端。如果说精准抑富的话，房地产的拉动作用恐怕已经到了极限。
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这个过程中各种超越人类想象力边界的现象，足以写出一百部影视剧来。
在2012年之后，政府通过一系列货币与金融管控政策，已经逐渐将房价控制下来。到了2014年下半年，几家房企也出现了资金链紧张，比如如今的恒大甚至开始推动首付贷，不过被制止了。
中国的几次经济转型的机会，2008年是一次，2014年是一次，甚至2020后面也算一次。
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大放水的方法。这也是我总结迄今为止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后得到的一条基本规律：
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遏制住货币超发的冲动。
2015年，最先启动的股市暴涨让大部分中国人，包括炒股的和从未接触过股票的，全都卷入了这么一场一夜暴富的游戏里。
要系统阐述2015年股市的疯狂，恐怕不是目前这个世代的任务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尽管这件事影响到了从上到下从国家到社会各个层面，并改写了当代中国的进程，但近年的影视剧似乎都心照不宣地闭口不提这件事，似乎它从没有发生过。与之相对的，倒是把近几年的一些事情进行“货不对板”的重新演绎，比如最近的电视剧《底线》对货拉拉事件的改编。
总之，一夜暴富的全民狂欢最终造成了股市腰斩，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股停牌，而且据说消灭了60万个资产两百万以上的中产阶级。
一位股民因为重仓中国中车而爆仓，从自家楼上一跃而下，32岁的人生戛然而止：
据潇湘晨报等多家媒体报道，6月10号晚上10点左右，长沙市一名32岁的男子从小区的22楼坠亡。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坠亡与他用四倍的融资杠杆重仓了重组后的中国中车，在股票两个跌停之后赔光了本金有关。
悲剧已经发生了
据报道，坠亡的男子姓侯，32岁，长沙人，居住在小区的22楼，有一个6岁的孩子。
报道援引小区居民介绍，侯先生平时喜欢炒股，不惜花费巨额资金使用融资杠杆来投资股市博弈。知情人介绍，侯先生亏了170万，并用融资杠杆翻了4倍。赔光了之后，他妻子也太不理智了，跟他吵了一天还继续吵，本身股票亏了就有压力，如果妻子再跟他吵，他就承受不住了。
悲剧发生之后，一起关于侯先生的贴吧迅速疯传网络。贴吧信息显示，“离开这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说，愿赌服输，本金170万加融资四倍，全仓中车，没有埋怨谁，都怪我自己贪心，本想给家人一个安逸的生活，谁想输掉了所有，别了，家人，我爱你们，我爱这个世界。”
这一轮史诗般的股灾之后，接着就是让人目眩神迷的房地产飙升，如果说前一件事毁灭了一夜暴富的神话，那么后一件事又告诉我们，一夜暴富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但结果是什么呢？
“涨价去库存”后遗症
文 |贾也
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12月10日发布的《全国百城住宅库存报告》，截至到11月，中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52110万平方米，创2016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值。
也就说，这5年来涨价去库存事实上，价格是涨了上去，但想去的库存又回到了5年前。
更要命的是，去库存去的量，无非从房地产开发商手上“乾坤大挪移”到“接盘侠”手上，也就是化整为零的办法，而这些接盘侠也是“看涨不看跌”的，随时准备到二手房市场交易平台挂房的，也就是，这并非是真正的“去库存”，也是实际库存的一部分。
二手房市场，很多实则是接盘侠“去库存”的市场。
也就是说，这5年玩下来，表上的库存又回到了原位，而这5年去的“库存”则囤在“接盘侠”在手中，然后再看看房价，都吓了一大跳，普通住宅一线城市要上千万起步，二线城市要五六百万起步，三四线也要二三百万起步了……再看看购房的刚需——年轻人们，“韭菜”太少了，而且“韭菜”们面对现实，决定不婚不生不买房，选择“低欲望”的生活。
哪怕是这样，疫情来袭，物价上涨，年轻人这两年信用卡负债率逐年升高，全国1.75亿名90后，人均负债12万元，其中只有13.4%的年轻人没有负债。要他们再去买房去库存，他们又不傻，必须要考虑自己的钱包里有几个子的！
这，这，这……未来一望过去，形势不妙啊，最大的问题，还有谁来去库存？
关键是“逆势而为”的房地产商也囤了很多土地，比如想流芳百世的许大皮带，借钱来囤的，借的钱要还的，而且要连本带息还，囤在手中，绝对炸手。
2021年许大皮带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他深情款款地看看了地方政府，救我，我接的是你们的土地啊，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各个地方政府一看恒大的债务1.97万亿，救？拿什么来救？再一看许大皮带身后，还有诸如花样年、佳兆业、富力、宝能和奥圆等都排排坐，等着国家能来出手给自己续命，个个都有债务爆雷的危机。
至于楼市低迷的样子，大家早就肉眼可见了。
有人说价格降下来吧，可以各个买地的地方政府不答应，出台了五花八门的"限跌令"。
于是，有价无市，无人问津，楼市入冬：
“楼盘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人啊，人啊，人在哪里？一看，在高房价面前，年轻人已经躺平，玩涨价去库存的搏傻游戏我们就恕不奉陪了！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5年楼市真的是欲语泪先流，事实上证明，涨价去库存真的是后患无穷。
“涨价去库存”最终被证明去了个寂寞，但广大中国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奋斗中的年轻人却被现实彻底地“教育”了，事实证明中国的“精准抑富”抑的就是这群本来最有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群体。
这其中还有一些社会世俗层面的文化和伦理问题。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是一个重视安居，重视家文化的文明，而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过程中，对于置业的需求都是第一位的。而传统的观念又是男方买房子或负责大头。
想象一个年轻人，经过若干年的马拉松式残酷的基础教育搏击后，成功进入211甚至985，但优秀的成绩也未必能保证他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轻松获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北上广深这些最顶尖的城市，要在短期内落脚，家里没有矿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偏偏社会文化又是一个充满着丛林法则的达尔文主义的文化，野蛮的肉搏让家中无矿的年轻人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卷”来搏那一点点希望。
同时，对应买房需求的则是对性资源和生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把控。事实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对性资源的管控和分配从来是统治阶级的核心权力之一。
而在房地产政策下，大部分城市的年轻女子在同龄男子中很难找到各方面符合条件的对象，于是《蜗居》这样的故事开始流行。事实上，房地产政策决定了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知识男性的合法性成本与生育成本是十分高昂的，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近二十年来高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这也是“精准抑富”精神的再一次体现。
就在今天国庆期间，还有这样的热搜：
有评论说：
有事问彭叔
#女子远嫁摆4本房产证让妈妈安心#
本来丈母娘就在催未来女婿了，看到这个新闻以后，真的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由头都有了。这个新闻一出来，国内男人娶媳妇的难度又被拔高了很多。
母亲的安心，是源自于家里四个房产证，而且每个房产证都写了女子的名字。
和房子相比，彩礼那点钱真的就是毛毛雨。
像是在苏州这种城市，彩礼就算要个50万，80万，100万的，有什么，和苏州的房子相比，差太多了。
本来年轻人结婚就难，这种新闻看多了，就更难了。
叶艾茂
苏州一#女子远嫁摆4本房产证让妈妈安心#，网友感叹有钱之余觉得导向不对，这是催大家买房，仿佛在没房就不安心。网络真是裂来了，前几天还大喊降低彩礼，甚至要零彩礼，怎么就又比起房子来了？拜托别挤兑年轻人了，大家有钱会买房的，别催了。大家口袋没那么鼓，不然就不用老人的私房钱了，那#外公床头抠洞塞钱2年存了3万多#就不是新闻啦！
有狐噢狐狐
#女子远嫁摆4本房产证让妈妈安心#
看见没？女孩子的安全感从来都不是取决于婚姻和男人，经济底气才是硬道理
是酱三啊
#女子远嫁摆4本房产证让妈妈安心#
这是开发商房子卖不动买的热搜吧
加上公积金贷款利率调低的新闻，有理由认为，这是再一次试图驱动房地产经济的号角。
但经过2015，2016两轮卷的中国经济，还有多少潜力可以挖？再加上年轻人已经彻底认清了“卷”背后的两条冰冷的逻辑：“精准抑富”和“性资源管控”，那剩下的选择也就明了了。
山田昌弘总结日本“格差社会”的形成原因一是经济，也就是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总结的“资本收益率和劳动收益率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是观念因素，即“虽然想结婚，但如果对方收入不高就不结了”或者“如果生孩子会让生活水平下降，那就不生了”，也就是说出于对滑落“中流社会”的恐惧，“团块次代”（1971-1974年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至今越有1/3的人处于未婚状态，在可见的未来也不可能结婚。
而中国则是由于“阶层跃升”的强烈情结，也就是“我奋斗一生就是为了让我的后代过得更好”，这也是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神话背后的强大精神动力，堪称中国式的“新教伦理”。
但当因为各种原因，社会阶层逐渐固化，上升通道关闭，此时年轻人的想法会是什么呢？
当然是：“如果我没法让后代过上更好的生活，那就不要生。”
通宝推：很好很好啊,nevermind,- 复 八、躺平
家园 (6)九、“不许躺平！”（上） 九、“不许躺平！”
按：因为目前的局势瞬息万变，虽然本文分析的现象也才发生于短短两月之前，但情况依然随时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文中对于一些事件的总结和剖析难免挂一漏万。这里尽量按照目前发生的逻辑一步步写下去。
1.认命可以，躺平不行？
上一章节提到的“躺平吧”，事实上，如果你现在去看，会发现这个吧已经被关闭了。
至于为什么会关闭，知乎上有个帖子一针见血：因为统治阶级发现，躺平真的有用。
甚至连俞敏洪这样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平民精英，也出来教诲莘莘学子，不能躺平：
在网络民族主义的大本营观网上，更是有这样的“灵魂之问”：当今的年轻人为何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而对自身的前途命运悲观失望？
在躺平成为网络热词和众所周知的梗后，官方也曾经发表过言论，湖北某电视台直播节目甚至公开说出：“认命可以，躺平不行”的口号。
2.当代民族主义的前世今生
要说清楚当代民族主义的来历和发展变化，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一篇文章肯定不够。大家知道，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伴随着大门的敞开也进入了中国社会。同时，因为自身的落后，从一百年前开始的自我反思与叩问也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
要找出八十年代所谓“崇洋媚外”的证据，似乎并不费力，从《河殇》的热播和成为文化现象，到各种外国影视剧的风行，甚至费翔的走红也成了佐证之一。李陀回忆八十年代在一次会议上，别人打断他的发言问“你到底支不支持“全盘西化”？”李陀愣了一下，表示说“支持”，别人才笑脸相迎允许他继续说下去。
更不用说忙总说的，八十年代如果美国要求中国合并入美国成为一个州，大多数的国人都会欢欣鼓舞欣然从之。
从我有限的认知看，我觉得这样的描述还是有些夸张了。但八九十年代中国整体的社会风向大幅度倾向西方应无疑问。
但同时，也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从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国学热”，到九十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并没有“过时”，反而与对外国文化的尊崇一样，一时瑜亮。
其中，来自官方的三名知识分子的发言尤为举足轻重，那就是何新、汪晖和甘阳分别在1990年、1997年、1999年发表的三篇文章/演讲。
1990年6月，应北京大学党委及学生工作部邀请， 何新对北大应届毕业生发表了演讲《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可谓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扛鼎之作。虽然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仔细阅读演讲全文，其声情并茂、循循善诱、力透纸背的感染力仍然穿过时间隧道，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尤其是这篇演讲的时间正在八平方一年之后，当时的北大学生与官方和何新这类喉舌仍有严重的对立情绪，何新的表现可谓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虽千万人吾往矣！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演讲无论从表述的方式还是内容，作为古早时期学生政治思想宣传的作品，竟然在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毫不过时，尤其是学生的临场反应也被忠实记录了下来，从头到尾看下来，你会有强烈的身临其境之感，紧张之处能让人攥紧五指、大汗淋漓，精彩之处则让人醍醐灌顶，拍案叫绝！
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段落，我认为是他提出的“拆房”论，不妨引用如下：
如果我和大家共同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个房子破旧了。旁边有阔佬们的高楼大厦。我们存在于这个地方，碍了阔佬们的事，人家就总想拆我们的房子。而这房子里和我合住的伙伴也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子太破了，咱把它拆了吧，拆了也盖阔佬那种高楼大厦。我反对，我说：“我们目前还没有钱。我们这个家底还不厚实，我们不应该和那些阔佬攀比。”可是你们已经拆起来了。这时，我能不能站起来喊一声：对不起，我反对你们！而那些阔邻居们却兴高采烈，他们在旁边鼓励和助威，说：“干的好，小伙子们！这破房子是早该拆了。看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不拆你们就永远不会有！“他们帮你们骂我，说我是混蛋，反对你们住新房子。我想你们知道我讲这故事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立场？因为我必须维护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我无意于政治，我不想当官，我不想给任何人拍什么马屁、当什么走狗。但是有人要拆我们合住的房子，我能不出来讲话吗？！
接下来的一段更是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所发生的一部分现象的提前预警：
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插手中国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拉一帮，打一帮，拼命制造政治分裂和民族分裂？其最终目的，就是推翻中国政府，培植一个亲美并仰食于美国的政权。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亲美的路线呢？让步啊？让步，美国对中国人就好了吧？我想告诉大家，如果退让的话，美国将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以渗透攻心，又拉又打的方式，在中国寻找能够实行亲美路线的代理人，最终搞散中国。大家注意，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现在中国呢？是个大核桃，这个核桃如果一敲碎它，就可以有选择地被国际资本一口口吃下去。你这个核桃碍西方老板的事情，而且个头太大了。都说中国落后贫穷，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有份量的一个大核桃。你们以为敲碎中国这个核桃以后，我们中国人就会得到幸福啊？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美元援助吧？满足有些人的黄金梦吧？不！中国制度的变色，统一政权的颠覆，只能导致经济破产、民族工业倒闭，公职员工集体失业，国家财富和资源有选择地被廉价拍卖给外来的阔佬。
这些论述，振聋发聩，一针见血，可以说至今为止，网络键政界和民族主义思想者所论述的内容，大多都并不超过何新的这篇演讲。
第二篇重要文献，就是汪晖于1994年率先在韩国发表，后于1997年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中文版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据汪晖自己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左派VS自由主义”的大辩论。这篇文章从八十年代末讲起，重新审视了当代中国学界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种种争论，并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做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与反思。
其中的一些思考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答，还有一些观点则让人惊叹他是否有了穿越视角，我摘录一部分如下：
1)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经济进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其政治保障的，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功能的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单位的含义反而更加凸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关系的清晰化反而有助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对于中国而言， 1989 年事件所产生的那种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获得了缓解。
2) 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在亚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不可能再是自明的贬义词；在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跨国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也已经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这决不意味着当代世界已经成功地建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相反，生产和贸易的跨国化是由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它的政治保障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生产和文化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体系和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功能面临深刻的变化。
3) 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仅仅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4) 当代中国流行的现代化概念主要指称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从落后状态向先进状态的过渡和发展，但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指标，不仅仅是中国民族国家及现代官僚体制的形成，而且还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一种把自己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达这一终极目标的途径的思维方式，一种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自己所属的特定时代相关联的态度。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不仅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
5)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
6) 因此，在对历史进行清算和总结的同时，以寻求效率为轴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农村公社制的解体和土地承包制的实行开始，逐步地发展为城市工业的承包制和股份制的实行，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之中。
7) 与农村改革相比，在城市进行的市场改革和私有化的过程中，社会财富（特别是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甚至没有遵循在起点平等状态下找到“最初所有者”，在规则平等的状态下找到“最终所有者”的市场规则。 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这种将效率置于一切之首的实用主义，为新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制造了障碍。
8) 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要重新焕发它的批判活力，就必须从它的人本主义取向中走出来，把它对人的关注重新置于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9) 当代启蒙思想从西方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其它知识领域获得思想的灵感，并以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是因为由国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正在经由市场化过程向全球化的历史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新启蒙知识分子”与正统派的对抗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民间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抗，恰恰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们的思想努力与国家目标大体一致。
10) 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变革的过程不仅改造了社会，也改造了国家，并在国家内部形成了结构性的裂痕，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集团。某些知识分子集团与国家的对抗实际上反应了国家意志内部的冲突。
11) “新启蒙主义”的政治批判（国家批判）采用了一种隐喻的方式，即把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比喻为封建主义传统，从而回避了这个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这种隐喻方式的结果就是：把对中国现代性（其特征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反思置于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中，再一次完成了对现代性的价值重申。在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反封建”的口号下进行的，从而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困境也是整个“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
12) 在这种自我理解中被遮盖了的，是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启蒙主义”与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等等。指出这种联系并不是为了抹杀二者逐渐呈现的历史矛盾，也不是否认新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与“国家”的区别，更不是否定作为一种价值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我在此所谈论的是实际的历史关系。如果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认同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关系之上，那么，无论他（她）如何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都将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不能确切地认识自己的人，能够确切地把握现实。
13) 价值规律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日渐地等同于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从而丧失了这一概念可能具有的对于一切垄断形式的深刻揭露。
14) 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的恐惧，许多人对于政治民主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形式民主”、特别是法制建设方面，从而把“民主”这一广泛的社会问题局限于上层社会改革方案的设置和专家对于法律的修订和建议方面，不仅忽略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乃是民主的必要内容，而且完全无视这种政治参与与立法过程的积极的互动关系正是现代民主变革的基本特征。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学者无视现代宪政民主中包含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内含（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完全排斥直接民主在民主实践中的意义，甚至把民众的普遍参与看成是专制主义的温床。这种“民主观”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和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15) 由于中国“新启蒙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着目标上的部分一致性，这个运动的保守的方面成为体制内的改革派、技术官僚或者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的官方理论家；这个运动的激进方面逐步的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其主要的特点是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推进中国的人权运动，促使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在政治领域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化改革。
16) 这一问题的提出也明显地配合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其中最为简明的逻辑是：如果资本主义的发生与新教伦理相关，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就必须在文化上作出更彻底的变革。
17) 如果把儒教资本主义上升到某种规范的高度，就掩盖了现代历史形成的基本动力：全球市场及其规则对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的制约和规范较之任何其它力量都更为基本。“儒教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对西方价值的拒斥，“儒教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一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形态的彻底肯定，只是多了一层文化民族主义的标记。
18) 根据深入的调查，研究者详细分析描述了公社解体以后，集体与个体关系的演变，个体农民与社会化农业生产的关系，乡村组织与乡村组织网络的变革，勾勒了乡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趋势，提出了“新集体主义”的概念。根据作者的看法，新集体主义组织方式，既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又符合现行的社会制度，以及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而且承继了传统家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国“群社会”的本质，是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
19) 乡镇企业的形式的确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及其它国家的重要的区别，以此为根据而提出的“乡镇企业的现代化理论”在批判的意义上主要针对的是将西方资本主义当作唯一模式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这一理论仍然是以效率为标准的，它没有涉及的是这种乡镇企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是否能够扩大经济民主，乡镇企业的文化能否有利于建立保障经济民主的政治民主及其制度形式，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是否具有保护作用，乡镇企业的组织方式是否有利于社会的政治参与能力，乡镇企业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情境中能否为经济平等（国内的和国际的）创造制度的和伦理的基础。
20) 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愤慨于商业化社会的金钱至上、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处于曾经作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是以启蒙主义作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先锋的。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毛的社会主义尝试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些坚持启蒙主义姿态的人文学者把现实的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21) 如果所谓“人文精神”是和 1980 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直接相关的话，那么， 1989 年以后的急剧社会变迁如何瓦解了作为一个独特群体的“知识分子”？这些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社会变迁包括：现代社会日趋分工严密的职业化过程，现代企业和公司内部的科层制的发展，国家体制内部的技术官僚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
22) 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却经常被等同于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并加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那种特有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例如没有一位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采取边缘立场对中国的汉族中心主义进行分析，而按照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逻辑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利用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们所谓“中华性”的建立。在这种典型的现代性宏伟叙事中（虽然打着后现代的旗号），中国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华性的未来性预见不仅没有触及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的新中国与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现代历史的关系，而且与传统主义者有关 21 世纪的预言和期待完全一致。
23) 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特点是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将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将市场化过程中受资本制约的社会形态解释为中性的、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新状态”。在这种理论分析中，既缺少对大众文化内部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调查和分析，又没有对商业化的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阐释和批判。当他们以中性化的欲望、状态、人民、大众文化的名义对他们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攻击的时候，以消费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却经由他们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合法化了。
24) 事实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正是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化”：“‘市场化’意味着‘他者化’焦虑的弱化和民族文化自我定位的新可能”，“市场化的结果，必然使旧的‘伟大叙事’产生的失衡状态被超越，而这种失衡所造成的社会震撼和文化失落也有了被整合的可能”，“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选择、一条民族的自我认证和自我发现的新道路。”
25) 全球化过程并不能自明地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从现代世界的发展来看，生产和贸易过程的全球化并没有自发产生与之适应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也没有发展出能够适应亚洲和拉美等边缘地区兴起的政治、经济关系，更没有解决所谓的南北差异和不平等。
26) 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我们面对的这些如此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但是，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进而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考虑，却是迫切的理论课题。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成为过去，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图景也并未消除韦伯所说的那种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现代时期仍在延续。这就是社会批判思想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知识界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历史机遇。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文献，其中一些段落还隐隐有批判民族主义的意味。这主要因为：第一，汪晖写作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纷繁复杂的现状做一个“札记”，并对一些问题作出整理和归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来思想的大量生搬硬套、囫囵吞枣、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的不满。由此诞生了我下文将要总结的“思维民族主义”。
第二，所谓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逐渐壮大的一种思潮，这在学术界本来是常识。而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原先的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更多被渲染为一种反抗压迫、反抗旧秩序的带有左翼意识形态的思想。而民族主义从其发源和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更靠近右翼的思想。这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阶有关，越靠近上方就越右，而越靠近下方就越左。
第三，当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渐增大，尤其是入世后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传统语境中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形式和内涵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汪晖写作这篇文章时中国尚未入市，汪晖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学术界普遍的自由主义倾向和“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而这必然带有一定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思维民族主义”色彩。汪晖强调的其实是，知识分子无论什么时代都不能成为政治或其他势力的附庸，必须永远保持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
通宝推：贼不走空,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房产税不靠谱&黄大年被割韭菜 开证房产税不太靠谱，不知道国外怎么样，在中国我看是80%以上的人不知道国税局在哪里，90%以上的人从来没有进去过。
房产税怎么交？公司财务发工资的时候代扣代缴，还是自己去税务局排队还是手机下载一个APP网上缴税？
如果我不交水电费，下个月就停水停电了，如果没交房产税呢怎么惩罚是不是三个月后有警察把我从单位拷走？如果这样那全国得增加100万税务执法人员，也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正好解决就业问题。
我看最后还是不纳税就限制房产过户，房产税就沦落跟物业管理费似的，丧失了法律的尊严，届时很多人十年八年不交，房子交易的时候一把交清。
第二个问题，人总是要有点子情怀的，刚刚看奔波儿灞的贴就想到了黄大年，按照你的思维，黄大年就是被割了韭菜而不自知的可怜虫咯？
早几天@你可是操作失误了也从来没有操作对过，贴内链接我也不会，看来要我下载APP缴纳房产税我也是不会的了，届时税务局得派人过来教我。
最后，我宣布我发现了一条定律，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定律。
如果该定律为假，随时放得下，随时拿得起。那么美国随时可以去工业化、再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大家就别津津乐道洋洋得意于什么世界工厂的全产业链的优势了。
如果该定律为真，那就相当于躺平了就爬不起来。拳和曲得经常练习，生疏了就拿不起来了。你觉得这个定律怎样？
家园 收房产税，不准转嫁危机 这算是温和割多房家庭的韭菜了，现在是贫富差距的太不像话了。
家园 关于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一个观点：生育意愿一旦消失，短时期内就难以恢复。
历史证明，凡是试图通过控制将人口稳定在某一水平线的，无一例外遭到失败。
至于房产税的问题，房产税难收从来不是技术问题，关键在哪里，大家心里都明白。
关于996，你一直混淆996，和艰苦奋斗，加班加点的关系。
加班加点是中性的，如果严格按照劳动法，加班加点就是个人意愿与公司需要的结合，没有人会嘴什么。
毛泽东时代也加班加点，艰苦奋斗，为什么没有人觉得卷呢？因为劳动者相信国家是自己的，企业是自己的，加班加点就是在为自己为国家干活。
至于你现在的卷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拿去做什么你是不知道的，是产业升级还是润出国去生二胎，你管得着？
像中芯国际梁孟松这样的人，你给他更多的钱甚至都对他没意义，在他来说突破芯片制程已经成了人生价值所在，他在意的不是多一点薪水，而是拿他的老对手来做政治博弈玩平衡术。
这里面根本上是个价值意义问题，996的根本内涵是维持低人力成本优势搞规模效应，换句话说就是拒绝任何的其他迭代方式，只搞人力资源迭代，而且是没有尽头的迭代，你今天1个人能顶3个人的活，你以为就完了？那能不能顶9个人的活？再接下来能不能顶100个人的活？所以996的尽头只有一个，就是累死。
家园 我一直说，大家越996 就越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