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曹德旺回忆的改开前(1)-文革时靠拿提成成为万元户 -- 天马行空
家园 当时不是市场经济，曹德旺能拿到提成吗？ 所以曹德旺的经历，从侧面证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直就存在，而且规模很大，影响很大。
家园 假功德，这是现在国内环境好了。 这货想把境外资产拿回来重启他的三六九为什么呢？汽车玻璃离不开汽车而未来汽车行业是中国一家独大，奈何外部不极力推他，我们内部不需要上层都不鸟的（其实资本只要是出国的业务范畴不算而是核心转移过的在政治上的可信度就为零了，比如郭广曹德甚至李嘉这是一种微妙的东西需要体会可以用之但是绝对不会晋升了），造玻璃的而已国内饱和了，所以带善人说我功德大啊 ，我善啊然后有了一些关于曹捐款的事这是一种拜码头的行为，殊不知这货的起来是靠剥削工人阶级，改开剥削了一代出国又复制一次，现在想回归可能吗狗改不了吃屎，跟正二八经的强东比起来他曹连东子的皮毛都不如，不要拿财富来比较，刘强东这种叫人民企业家，曹德旺这种叫剥削资本家。看清这些你就看懂改开一半了。对于改开我是支持的，但是对于改开的成果我是恶心反对的，特别占了改开的红利的商人大放厥词是因为功德我就想曹特么那个旺旺饼干了当年说的是先富带后富，后来先富先跑了再不跑就进去了，而现在先富又回来了，既侮辱了佛教菩提也侮辱了工人阶级的智商这货不是真走人民路线的别被忽悠，甚至这么说这货出现在大众视野都是因为国外资本的代言人的属性，商人菩提你品一品。
家园 【原创】曹德旺回忆的改开前(2)-投机倒把被处罚 众所周知，改开之前倒买倒卖物资是犯罪行为，当时被称为投机倒把，但这种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却是众说纷纭。无论是亲历者，还是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说这种犯罪行为处罚很重很重。还有些大V时不时不知道从哪里找一些照片来，说改开前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因为犯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死刑。虽然那些照片仔细分析漏洞很多，却吓唬了无数人。
恰好，曹德旺在七十年代做果苗推销员之前也有投机倒把的经历，不妨八卦一下。
曹德旺的父亲解放前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解放后平时在高山公社劳动，但闲暇之余偷偷从福州买一下香烟烟丝什么回高山公社卖，赚取差价。这种行为按当时的法律是非法的（按现在的法律倒卖香烟也是非法的），至于处罚，曹德旺在书中说得很清楚：
那时，是不允许自由买卖商品的，抓到就会当投机倒把论处，轻者没收，重者收押，游街示众。
曹父的方法很巧妙，和还没成年的曹德旺一起带香烟，香烟放在曹德旺的书包里，没人会怀疑一个未成年的学生参加投机倒把的，这办法非常成功。
不久之后，曹德旺改做水果生意，每次竟然从福清县城载两三百斤水果回高山镇卖，一天能赚3块多前。
这事说明三点：1、当时农村已经种了不少如果树等经济作物，否则曹德旺根本买不到这么多水果；2、曹德旺倒买倒卖水果最起码是半公开的，卖的时候大家看见，在路上大家也看见，毕竟两三百斤水果不可能塞进书包里的。3、当时的城镇，已经有一定消费能力。否则，他的水果卖给谁？
做水果生意可以半公开甚至公开，但烟草由于是专卖的，就不能这样搞了。然而正因为烟草专卖，利润比水果生意高多。后来曹父又做回烟草生意。
下面的文字引述自《心若菩提》:
和水果的利润比，烟丝的利润要高许多。水果生意做了三四年，曹父又回头做起了烟丝生意。不到一年，父亲被当地的工商局抓了现场，烟丝被收缴，自行车也被牵了去。执行者，是我小学的一个同班女生。她那时显得很得意，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其实，她的母亲也在做生意，我气愤不过，指着她的鼻子骂道："姓X 的，你得意什么，你妈不是也在做生意吗？只不过您有一个好姐夫当官，罩着你而已。老子从此不做了，你也得给我小心点。"
货物、作案工具被没收，貌似对曹父的处罚就到此为止，曹德旺辱骂执法人员也没有另外受到处罚。其实，这次是曹德旺欠理，这个女执法人员的母亲是做生意，但别人没有倒卖倒卖专卖物资啊。不要说在当年，就算在现在，跨地区倒卖香烟烟丝受到这样的处罚也不足为奇。
不久之后，大约1970年，曹德旺倒买倒卖价值更高的白木耳，贩到江西，一次就赚了上千元，最多一次赚了3000元。公社的一个干部见到曹德旺赚得多，竟然不是来抓投机倒把犯，而是要来入干股。有公社干部的支持，村民愿意赊帐，曹德旺的生意做得更多了，一次就收购了好几千元的货。不过，上山多终遇虎，这次，曹德旺作为投机倒把嫌疑犯，在江西鹰潭火车站货物差点被没收，幸亏他说这批货是集体而不是他个人的，才改扣留货物，让他回家乡开证明。
曹德旺去找入干股的公社干部开证明，这毕竟是违法行为，此人哪里敢开？结果，那段事件曹德旺欠了一屁股债，是人生最灰暗的日子。
几个月之后，曹德旺在工地里帮修板车，给公社干部出身的教导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帮忙搞到一张真的假证明。曹德旺拿着这证明去江西，按比市场价便宜三分一的收购价要回了那批白木耳货款，这笔生意不但没有吃亏，还略有盈余。
在七十年代，曹家父子都曾经投机倒把，都曾经被抓，当时的政策以及一般对投机倒把的处理办法，从他们的经历可以大致了解。
通宝推：落木千山,迷途笨狼,匿名 我的成长年代都在父母的监督下拼命读数理化 根本不知道如何做生意。
可是数理化那些东西，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学得好做个教授，工程师，学不好出来真是不如去种地。
家园 我们那里当年的牛人 名字我都记不得了。但是当年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
东北的冬天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新鲜蔬菜吃。就是白菜土豆萝卜。弄点粉条花生米就觉得很不错了。要是能有点黄瓜西红柿那简直是天堂。
有需求就有市场。当时最先下手的是国营的副食店。进了一批南方的蔬菜，一时间大家都去抢。但是抢了一次两次就没人去了。因为天气冷，菜都冻了。而且运的时间长，菜不是蔫了就是坏了。虽然大家想吃，但是那种质量实在无法下咽。
结果过了一阵子，很多路边小摊突然开始裹着棉被卖南方菜。质量一下子好了很多。和今天没法比，但是在当时绝对是降维打击。虽然价格也很感人，但是逢年过节买一点还是做的到的。
慢慢的就传开了，这些小贩都是从一个叫王大拿（这个名字真忘了，就是类似的这么一个名字吧），有说他是谁谁的亲戚的，有说他有上百万的。一时间成了一个神秘的风云人物。
后来好多年以后一个叔叔上我家吃饭。他也算早年下海，提到这个大拿时说，其实这个人也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去跑采购。他发现用铁路要是运蔬菜水果。要是任由工作人员按部就班，一个换车就得耽误一两天。运到东北早就坏了。他就随着货走，到了地方就给负责的人塞钱，人家先装他的货，硬是把时间压缩到2，3天，就发家了。
通宝推：西安笨老虎,方恨少,家园 投机倒把一直到80年代啊。 家园 投机倒把的定罪标准是跨县 所以他在本县搞没问题，去江西就出事了。。。
那时存在市场经济因素也太正常不过了，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运行非常失败，即使上海计划内的供应只占需求的七成，全国在一半左右，而且越到基层计划供应越差，越得靠自己想出路。一个著名的事情是71年，贵州煤矿缺坑木，广西缺煤炭，向国家计委要，计委拿不出来，最后让允许广西在计划外多砍树，换贵州计划外生产的煤。国家计委都开口子了，从此计划外经济一发不可收。。。
通宝推：Swell,家园 这是有意而为之的 那时存在市场经济因素也太正常不过了，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运行非常失败
如果中国的苏联式计划经济非常成功，那就意味着中国有着非常强大和路径依赖的中央集权控制的经济体制，如果那样的话，邓小平就只能当地图头和叶利钦了。
就是在中国成功照搬苏联模式一五计划的时候，主席首先看到了苏联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巨大弊端，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前的1975年，他都在一直强调并推行地方分权的“块块”经济来改革苏联模式的弊端。
主席的第一次地方分权的尝试在1958年匆忙推出，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拿到发展权和人财权的地方政府与大跃进运动叠加在一起，加之当时中国才刚刚经过一五计划的发展，各方面的物资条件仍很匮乏，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分权。于是在遇到挫折之后，刘少奇主导把分散出去的权利再次集中回到中央部委。
但主席对苏联式的中央集权机制相当反感，为此计委主任李富春没少受主席的敲打。在1969年通过文革解决了领导层的问题和三五计划的三线建设解决了中国工业战略布局之后，主席再次启动了向地方分权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
1969 年2 月，全国计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若干指示精神，其中强调在处理条块关系中要以“块块”为主 。此次会议下发财政、企业和物资管理体制三个文件，向地方下放权力。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除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之外，其余下放到地方。除了中央直接管理的有关支出外，其余各项支出下放到地方。企业管理体制方面，中央各部门所属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下放给地方，改建扩建工程应随生产下放，除了重点项目外的新建项目尽可能下放。物资管理体制方面，主要原材料和设备由中央统一分配，其余物资由地方管理，自行组织区间衔接，各主管部门协助 。
四五计划就是根据主席的地方分权思想制定的。
所以，北纬帖子中写的贵州与广西的计划外交易，其实就是70年代初“块块”经济兴起的典型特征，这是主席用来给苏联式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大掺的沙子，这种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省，市，县，公社，大队），是苏联式计划经济成分之外的另外一种经济成分，其需要的物资除了一部分由中央计划调配之外，其余的自己想办法搞定，所以当时形成了一个“块块”之间自发交易的物资交换市场。主席在1970年的一次谈话中赞扬了这种经济模式：
“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 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 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 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自此，中国的“块块”经济成分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对比一下苏联的情况，其实苏联在50年代后期也意识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所以当时的赫鲁晓夫也主导了一场从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但这场改革在遇到初期的混乱之后，就停滞了。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又重新走回了老路，重新以各种精致的手段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
对于苏联而言，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人放弃了沿着地方分权进行更为持久和坚定的改革方向，而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即提高中央集权管理的精准化水平来克服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改革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着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
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尽管从20 世纪50 年代中国和苏联领导人都认识到了苏联式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弊端，而且都进行了体制层面的改革，但是只有毛泽东持续地将地方分权的改革推行下去，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
主席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造导致了中国与苏联经济结构的重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两国改革战略和改革绩效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苏联与中国经济模式的的重大区别就是，在60-70年代，他们缺少一个毛泽东来继续推行地方分权的经济改革（其实还有发展农村社队企业），这导致了他们在八十年代末想搞市场化改革时，其经济成分几乎完全是中央集权控制的单一形式的经济体，不像中国，在80年代，由块块经济和从社队企业继承而来的乡镇企业提供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中国与苏联模式相同的中央集权部分的“条条”经济部分，对这部分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和苏联一样，也失败了。
改开后八十年代的官方宣传其实体现了相当的自我矛盾和欺骗性（我相信这是小平同志有意的），即一方面极力鼓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继承和受益于毛泽东留下的“块块”经济和社队企业的经济成分的遗产（这个就不宣传了），另一方面把主席对传统苏联模式的改革和削弱宣传成主席不懂经济瞎胡来的证据，毛主席1956年就死了最好的说法甚嚣尘上，似乎没有毛主席的瞎搞，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好很多。
实际上，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经济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也许会更“成功”一些（以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始终是强调集中的），但这个“成功”越成功，中国就越会是像苏联那样积重难返，成为一个不可改革的经济体，而邓小平就更可能成为地图头+叶利钦。
很多河友的认知也体现了这种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盛赞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又认为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还可以做得更“成功”，因为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之外的经济成分比中央集权计划“乱”。
更多的河友还在以左右的模式来看经济模式，似乎计划经济就是左，市场经济就是右，但实际上，左与右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属于谁，而并不是经济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从这点上说，小平同志说的话是对的，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
相比于左与右，从经济模式的角度，用中央计划内经济和计划外经济来看待新中国的经济史更为客观和符合逻辑，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实际上也充斥了计划内经济对计划外经济成分的打击和挤压，还有招安（如果体制外经济体发展得好的话，官方的说法是支持XX的发展并纳入体制内的管理）。主席一手推动中央集权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之外的经济成分的创建和发展，它包括地方的“块块”经济和农村社队企业的集体经济，主席对中央集权经济之外的经济一直是大力支持并寄予厚望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继承了主席的这一思想和遗产（当然他不说，除了在他刚上台还要借助于主席的话来开道的时候），小平同志的贡献是将这些遗产制度化了，并进一步将所有制从地方国有和集体所有突破到私人所有。
我在这个帖子里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
通宝推：死扛着,崂山一道士,陈王奋起,初心,燕人,脚踏单车,瓷航惊涛,桥上,心远地自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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