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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一） 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要开始谈论中国革命了。
中国的革命，复杂且漫长，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的自我改良，军阀混战，国共之争，日本入侵，新中国的建立，三大改造，学习苏联和超越苏联，学习美国，和今天，我们将要对美国进行新的超越。
中国的革命远没有结束，即使实现了全人类的初级大同，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革命之前的历程，留下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澄清，这实在是一个大遗憾。
就是因为没有给予澄清，这就为反对中国革命的一小撮人留下了诋毁中国革命的发挥空间。这些人，往往以肤浅的封建权谋论，来释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这些人的浅陋无知或别有用心，在海外这个大空间，蛊惑了一大堆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造成了极难消除的恶劣影响。
普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知，无非是十月革命一生炮响，中国这边就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国共对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后是新中国成立。
这，仅仅是海面上大家看到的部分，围绕着中国革命，在海平面之下，还有着不为大家所知的一幕幕大剧。
迄今为止，没有专业的学者和专家，对此进行过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杨奎松等人利用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档所进行的研究，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很简单，缺乏更多的维度。
为了把伴行中国革命的隐秘部分曝光了，我准备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我呢，以主席和总理的革命经历为主线，先把中国革命的历程，大致疏理一遍，说说那些大家没有在意或者没有深究的事情。
然后，回头开始开始曝光海面下的部分，这个曝光很重要，因为，这个群体的拥趸，至今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一直企图让历史开倒车。
河友@西门桥提醒我，要尽量做到对事不对人，这是一条好建议，我呢，欣然接受。
不过，思想、人和事，其实是一体的，不深入到思想，是无法说明问题的，所以，我可能会说一些倾向性的话，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谈论中国革命，我们无法回避两个人，主席和总理。
我们的标题是，《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
有的朋友或许会觉得很好笑：这还用说吗？毛主席才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自然他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负责人了。
有几个概念需要辨清：领导人，领袖和负责人，这三者，是不同的。
主席，在七大上正式成为我们党的领导人，但是，他不是中国革命的党的负责人。
主席，在七大上正式成为中央军委的主席，但是，他不是中国革命的军事负责人。
主席，在1949年，成为新中国的全方位的领导人，但是，他依然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
主席，自称教员，这并非是谦称，而是事实。
如果把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比喻成一所大学校，那么，这所大学校的校长是总理，而总理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教育委员会呢。
文革中，红卫兵们把主席喻为舵手，这不是造神的称谓，这也是事实。
如果把中国革命比喻成一艘披襟斩浪的航船，那么，主席是名副其实的舵手，既要有智慧，还要出苦力。而总理呢，才是真正有牌照的船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的股份构成，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地多。
主席和总理，都是不世出的人才。
古今名相如果排座次，三甲得给总理留个位置。
而主席，一生的丰功伟绩，只有肇造华夏的黄帝，才可以与之媲美。前者结束了中国的私有制，后者开启了东方的私有时代。
应该说，总理的起步，是主席所无法比拟的。
在袁世凯无限风光的时候，自诩：练兵，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
所谓的兴学，就是办学校，罗织和培养所需的各类人才。
这个范孙先生，就是严修，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和资助了总理。
总理在1917年，就拿着严修老先生的资助，东渡求学于日本。
为什么要去日本？
近代日本，本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欧洲资助日本的学者翻译了很多欧洲社会学的著述。清末早期革命家的共产主义启蒙，其实是始于日本的。可惜，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总理去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到所需要的营养。
1920年的年末，总理又拿着资助去了法国。
到了法国的总理，不需像蔡和森、陈毅和聂荣臻等人那样，还需要勤工才能生存，他无需为生计和糊口去奔波。
1921年的春天，总理去了趟英国，没有达到目的，他折返回法国。
总理去英国干什么？他应该是去拜访伯特兰·罗素的。
罗素是剑桥大学的数学高才生，家庭背景非常显赫，祖上曾两次执掌过大英帝国的内阁。
罗素参加过筹办德国的共产党，并积极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他甚至能作为座上宾而自由出入莫斯科。他曾在1920年到过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在长沙演讲时，主席参与了他的演讲笔录。
总理回到法国，张申府和刘清扬正等着他呢，他们就是专程来把总理发展成中共的党员的。
专程为总理而来？
是的，专程而来。同时，要以赴法人员为班底，组建一个新的党团。
张申府仅仅是本次秘密活动的执行者。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
正式建党的前后，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不太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有援助不好吗？
这个援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将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其本质，不过是美国的联邦制，苏联的国家加盟制的变种。那就是，世界的大变革，必须要接受统一的领导。
由谁来统一领导，共产国际？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留待说海平面之下的故事时，再细说。
这是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规则。
中国的文人，往往有一股子傲骨，那就是不随意受人驱驰。
由文人担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就有这个问题，至少，共产国际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培养新的领导人，就是势在必行。
其实，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只是，问题的马甲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今天，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要接受国际社会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整体安排。
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自始至终，都是没有主导权的。再改开的过程中，唯一施加过重大影响力的，唯有习近平。
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题，凡事有利有弊。
要想不受人摆布，那就要参与管理。
而参与国际社会的管理工作，我们首先要有国际型的复合人才，如此，才有可能参与顶端的工作。而这种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速度通常很慢，由此，让我们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中，长期是陪读的角色。
培养国际型的复合人才，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只有具备了“上帝”的视角，才可能看清这个世界的运作和存在的问题。
要成为国际型的复合人才，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具有奉献精神，也就是保持前三十年，党的优良作风。这一条，非常重要。
有人可能会说：跟着走不好么？干嘛一定要参与领导？
中国有句古话：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
一个泱泱大国，怎么能成天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转悠？如此，怎么对得起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会在分享的第三大部分，引导大家从“上帝”的视角看问题，看看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陈独秀的“顽固”，很可能会影响世界革命的进度。
而彼时正在法国的总理，受到过在中国有相当权重的严修的强力推荐。最终，总理在法国顺利通过了中西的双面试。
这么好的青年才俊，谁人不喜欢？
不过，没有经过实践的历练，就以感官的印象来选定领导人，如此，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随后，对总理的培养就开始了。
正规的培训是必须的，总理早年在天津所创办的觉悟社，其实，更像一个反抗旧秩序的无政府组织。毕竟，总理那时候还没有能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斗争的武器。
法国共产党首先派了专人来辅导总理的外语学习。同时，更多的资助用在了总理的身上，例如，他不断往返于欧洲各国，所需要的服装，都无需自虑。
总理的开场，确实是高起点，完全是按照培养中国革命下一代的领导人，也就是第二代的领袖人物的标准来培养的。
相较于总理的平步青云，主席的起步就起伏多舛了。
年轻时的主席，三个特点：有才、有大志和穷。
两位老师，杨昌济和黎锦熙都先后应招去了北大。
北大，就是当时的延安。
忙着在湖南组织赴法的勤工俭学工作，主席的心早已到了北大。
这个赴法勤工俭学，为什么和北大挂钩？
所谓的赴法勤工俭学，其实是两个业务：赴法的外派劳务和赴法的留学。
这两种业务，即使在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市场。
当初操办这两件事的，是李石曾和吴稚晖。
目的是什么？赚钱，作为活动经费。
而这两位，也是彼时北大的活跃人物。所以，赴法勤工俭学，和北大就关联起来了。
至于说在赴法人员中发展中共的党组织，那是后来的事，并非初衷。
蔡和森先去了北大，随后来信，让主席等速来：
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
主席、萧子升和湖南将要赴法的学子们，也来到了北京。
杨昌济的三位高足的命运各不相同。
萧子升比较幸运，首先被相中。而蔡和森最终也赴法学习。
只是，颇受眷顾的萧子升，最终成了改良派，终其一生都躲在国外替人背黑锅。晚年没有回来和主席聚首，实在是憾事一桩。而蔡和森呢，则过于偏重于理论的探究，和中国革命的现实脱节，而过早地牺牲。
没有被相中的主席，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双料领袖：人民的领袖和革命群体的领袖。
主席为赴法俭学所做的工作，可圈可点。按照他的贡献，就是安排他在北大边工边读，都不过分。
边工边读？北大这方面可曾有过先例？
有，许德珩就是一位，在北大挣工资来交学费，维持自己的学业。和主席对比，他仅仅是个清贫学生，没有其它贡献。
北大仅仅给了主席一个图书馆文书的工作。
更有甚者，他的顶头上司张申府，由于知道上面对主席的点评，就不太友善地对待满腔热情的主席。
主席的一生，胸襟豁达，只要跟着他革命的，他都是悉心栽培，极尽宽容。
唯一让他终生不爽的，就是张申府在北大对他的恶意相向。
这个张申府，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否则，也不会长期横着走。
他在北大没有毕业，就被留校任教了。
主席是什么人？
在北大没有发展空间，也不纠缠，迅速转向更广阔的天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事实上，北大当初网络的年轻人，后来，都没有太大的成就。
而北大的赴法活动，进展并不顺利，不少赴法的学子，经费不足。
身无分文的毛泽东，并不计较在北大的不爽，1920年夏，在章士钊那里募到了两万大洋。
章士钊不简单，出门转一圈，几万大洋就到手了，没有点超级社会影响力，能办成这事儿吗？
化缘拿来的钱，大部分给了赴法学子，主席留下个零头，回湖南，继续他的革命活动。
应该说，在识人方面，经历过出生入死的章士钊，要比北大给主席面试的那些文人，高明地多。
慧眼识主席的，只有章士钊和柳亚子。
章士钊不是等闲之人，早期就才华出众。中山先生极度爱慕他的文笔，说什么也要把他吸纳到同盟会来，章士钊却偏偏不接这茬。
即使是中山先生，都难入他的法眼，章士钊的眼界之高，可见一斑。
章士钊不是个只会摇笔杆子的文人，他还不怕死，专门搞过一段时间的暗杀活动呢，例如，他就行刺过王之春。
应该说，章士钊才是中国革命的天使投资人，同时他也投对了人。
尤其是在主席被北大边缘化之后，他敢于大胆出手，资助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
1921年夏天，主席也成为嘉兴游船上的一员，不过，这时候的主席，依然是最最末流的角色。
甚至在第二年，主席都没有参加党的二大。他居然没有收到通知。究其原因，就是大家认为他不太重要呗。
而这时候的总理，已经发起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总理自1922年起，大部分的时间是呆在德国了。
按理说，张申府是中共党员，刘清扬是中共党员，他们二人介绍的周恩来，自然是中共党员，那么，周恩来随后在旅欧的中国人当中所发展的党员，理应是中共的分支。
而且，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也派李维汉专程回国沟通旅欧少共和中共的隶属关系的。
奇怪的是，1923年，旅欧少年共产党支部，居然把张申府开除了。到德国去宣读这个决定的，是总理，把张申府气的不知如何是好。
是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进行了干涉，才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厘清了旅欧少共和中共的关系。
这说明，这个时候，旅欧少共支部，已经不仅仅是直属于中共的一个分支了。
在德国，总理遇到了寻找真理的朱德，也就是总理一生中，最忠诚的伙伴：朱老总。
在德国，总理应该是接受了很多特种训练的，军事、政治、谍报和特工，等等。
如果没有这些专业的培训，总理随后在国内的活动就是不可思议了。例如，没有提前的培训，他如何在黄埔军校讲课？他又是如何组织党的地下活动？等等。
目睹过这个过程的朱老总，很清楚总理的特殊身份，所以，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维护着总理。
1923年，对于毛泽东而言，也是不寻常的一年。他在地方出色的工作，让中共的大佬们，不得不继续带着他一起活动。
1923年的6月，主席参加三大的预备会议，学习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
主席的动作非常快，同月，就指示湖南成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到了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了。
主席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支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基层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里面，我们必须提一个不是笑话的冷笑话，中山先生，从1894年，也就是主席出生的第二年，就成立了兴中会，发起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一直到了1923年，堂堂的中山先生，居然没有组建过一个地方的党组织。而国民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居然是30岁的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的。而组建的时间，居然不超过4个月，主席的组织能力和执行力，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24年的1月，主席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主席入会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地方代表。
湖南的国民党组织要参加全国代表大会，首席代表，除了组织湖南支部的毛泽东，还能是其他人吗？
会后，主席被安排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这里，可是群英荟萃：邵元冲、胡汉民、汪精卫、恽代英、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何世桢、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等。
对于中山先生的提携，主席是终生难忘。为此，他发展了马列主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
也就是说，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否定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唯独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继承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不仅仅是私人感情的投桃报李，其本质是承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会有多么欣赏毛泽东的伟大创举!!
晚年的主席，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情地说过：
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红卫兵）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我不怕累，我就是要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泪目了！！！主席，对彼时的官僚集团，该有多么的失望和不满！！）
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主席所言：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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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4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简单罗列点留学的史实 经过5个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后，周恩来从马赛转乘火车，赶往巴黎。到那儿后，他在蒂耶里宫地区的一所学校学习法语。他后来对同事们说有一位私人教师给他上了一年的法语课。然而，同在日本一样，周恩来从未像别人那样到一所大学去注过册。
周恩来在英国曾给朋友们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时间是1921年1月30日，地址为布卢姆斯伯里大学区拉塞尔广场贝纳德大街36号。除此之外，他在伦敦的行踪无人知晓。
几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馆时，周曾不嫌麻烦地为他在奥罗里咖啡馆赊账喝过的100杯咖啡还了账，还送给拉丁区一家咖啡馆300盒中国香烟，还上了另一笔赊账。
传说说他曾和另一位中国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在雷诺汽车厂干过一天工作13个小时的活。他们和普通工人一样，搬运沉重的铁块来制造供铸造用的铁模具。根据这种描写，李立三比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周恩来要强得多。周恩来仅干了3周就离开了。他还说过：“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邓小平被证实曾是他的一位工友。然而，许多年后，当一位驻巴黎记者告诉周恩来，雷诺汽车厂行政管理当局声称掌握了有关他当年的记录，并说他是一个危险的煽动者时，周却反驳说他从来没有在那儿干过活，他还说或许那是一个和他同名的人吧。
家园 你应该罗列一下时间点，这样就更容易看清楚一些了 可以肯定，周总理在欧洲还是很少很神秘的。
所以到底是不是去了苏联，也不可知。
但是回来后很快就获得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地位，很快取代了邓演达。
楼主说的获得中共军事部长地位，也确实是很突兀。当然，他意图控制军事的思路也很明显，最典型的例子是孙中山的卫队的建立，这是他的功劳。里面大量我党和积极分子。
这个操作也比较成熟。
我高度怀疑，蒋介石侍卫长贺耀祖和我党也有关联，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家园 把革命庸俗化了 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个含混地概念。提出这个概念并不解决过去的问题，也没什么新的贡献，只是为了自己讲的故事有趣硬拗出来的。
家园 也许楼主问了个错误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负责人是谁这样的问题很奇怪。从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根据目前见到的资料，南陈北李等人是学习了苏俄的革命理论，但属于自学，并没有去拜师，陈最初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国际。后来苏俄和共产国际都对中国革命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但中国革命是自给自足的，在军事和财务上不依赖与外国，外国势力的影响是有限的。就算现在的商场上，如果一个子公司在业务上不依赖于母公司，独立性也很强，有时候能搞到母公司失控的地步。
从中共领导人的变迁看，早期共产国际确实可以直接决定，但长征之后，国际派来的人在军事上失败，只能依靠本土派，从此以后共产国际就难以在人事上直接影响中共了。当然，共产国际对解决张国焘分裂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但是，共产国际的作用主要是顺势背书，并给张国焘一个台阶而已。那个时候张国焘自己无法立足，共产国际就算承认张国焘又能怎样？最多是损人不利己而已。
中国革命是很多人的共同愿望，没有张三还有李四，很多人都是带资入股，最后是各个山头汇聚到一起，所谓百川归海而已，本来没有什么负责人，不过是谁有办法谁上，you can you up。最后选择毛，那是因为别人都没办法了。周因为其个人能力和品德，以及在中共早期的特殊资历，地位特殊，但也就特殊而已。说他是负责人，缺乏足够证据，看起来更像是共济会光明会之类的故事。
通宝推：长醉不复醒,翼德,家园 不能同意。这是把主席的成长过程用给形而上学了，是有害的。 1922-1926年是主席成长的最关键时期，他由一位本土的共产主义火花阶段的共产党人成长为国际视野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主席这段时期经历了很多，他辗转于湖南，湖北，广东，上海，和很多后来的历史人物有过接触和交集。任何成长和成蛹化蝶的过程都是痛苦的，比如被党内批评为比国民党更像国民党等等，这段时期中共党史其实是语焉不详的，建议再研究一下。这段历史真的非常有意思。
通宝推：翼德,家园 此处实在应该解释一下，提供依据啊 比如被党内批评为比国民党更像国民党
你说的是毛家祠堂吗？那时他也只是收拾火爆的毛泽覃，也不是国民党行为啊？
如果他想国民党，就不会有顾作霖、刘安恭等撤他的职务了哦。
家园 毛在三大上任中央局委员兼陈独秀秘书 毛在三大上任中央局委员兼陈独秀秘书，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有人说这就是中央总书记的雏形。
后来就是国共合作，毛任国民党一大代表，在广州陪着陈独秀在广州大人物之间游走，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当委员。上海期间毛被陈独秀批评比国民党更像国民党。受了批评和委屈的毛回湖南养病，连中共四大都没参加，也没了职务，被一撸到底。这段事情语焉不详，有人说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不仅阻扰毛泽东的正常工作，而且“用尽办法、把毛赶走”。按照毛的性格，能让毛回老家养病的显然不是国民党。而且毛不参加四大，可是什么职务都没有就说不过去了，毛就是失势了，当时陈独秀在党内是一言堂，就是得罪了陈独秀。
当然毛在上海期间认识了汪精卫，汪精卫推荐毛当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毛又去了广州。不是蒋介石清党，毛就一直干下去了。
家园 楼主的引用出自《戚本禹自传》，我当时的读到的时候也非常震撼 原来孙中山先生对毛主席的影响那样大，毛主席也真正、彻底地做到了“不忘初心”，始终如一。
楼主的研究很细致，也极深入，希望这个话题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功莫大焉。
另外行文方面，楼主喜欢分成很多细小的段落，这可能是楼主的习惯；对我的阅读习惯而言，更喜欢较少一点的段落，每个段落文字数量适中且相当，读起来就更流畅一些。🌷
通宝推：区块碳链,家园 毛主席也认为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当家人 网上传过一个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提到一个主席对总理的评价。。。
说总理只能当家，不能作主，不是能挂帅的人。
主席提到，遵义会议以前，军事上的第一负责人是周总理，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军事责任是总理，都推给李德有点冤。总理从遵义会议起开始转变，晥南事变后才真正转变过来。说总理最大的功劳是解放后，“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是总理一手建起来的”
这篇谈话稿放在下面，有出处但未确证，供参考
在谈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毛远新说，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时候，主席从来不跟我谈中央的事。后来工作了，特别是到辽宁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以后，我见主席已经不是单纯的子见父辈那样，而是下级党委书记向上级书记汇报工作。这样他就要跟我讲 一些这方面的事，主席也跟我讲到总理。主席确实批评过总理。我知道的事情是后来。主席最早跟我讲总理的问题是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总理在会上有个发言，总理讲前六次路线斗争，从陈独秀到张国涛，到解放以前。我参加了会，总理的发言，我都作了全部的记录。后来，我去看主席，讲到批林彪，讲到总理的发言。主席说是我要他去讲的。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央委员、高级干部对这段历史都不熟悉。但是在这里边总理讲话就有自我批评。讲两次王明路线他都犯了错误。
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建国以后总理的功劳大，这是主席的原话。讲到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席说现在都把责任推到李德身上我就不赞成。王明路线造成整个苏区丢失这个责任，政治路线责任应该由博洛来负，就是博古、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和秦邦宪。军事失败主要责任要周恩来负责。这是主席的原话。因为当时军事负责主要是周恩来。
主席说，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军事上的责任第一位是周恩来，这个他是明确的。主席说，李德是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的江西山沟里帮红军打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个顾问，顾问，顾问，顾而问之，可问可不问。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为什么都听他的。李德出的馊主意，军事上拍板还是周恩来，命令是他下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
主席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他是要坚决执行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就是说哪怕我政治上错了，但我组织上没错，上边的命令我是坚决执行的。总理组织纪律性很强，当时给中央苏区造成的损失，实际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但是在这里执行政治路线的是博洛，军事上是总理，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点冤枉。但是，主席又说了， 都要总理负责也不对，为什么呢？他是守纪律的，他要听莫斯科的。再一个就是湘江战役失败以后，总理也反思，而且总理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遵义会议，如果总理不转变，遵义会议就很难开。
遵义会议确定了总理、主席、王稼祥三人的新的领导以后，实质上还是总理是一把手。但是做起来，开始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象土城战役等等。后来红军到了鸭溪，主席讲的很清楚，就是贵州的一个地方，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主席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主席自己讲，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主席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胸脯，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一军团、三军团是主要的、核心的主力部队。从那次谈话以后，总理确实是让部队服从主席。遵义会上他也做了自我批评，总理他认识到自己确实不行后敢于检讨，敢于自我批评，敢于请主席出来。
主席还讲，到了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回到延安。我还到机场去欢迎，他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左右两边，一边是陈云，一边是康生，哼哈二将，厉害啊！王明带着这两个人从莫斯科回来了，传达的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席说，我就不大赞成这一点。主席说，我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他（总理）(不是他，是我，指主席自己——毛远新)就讲了话，说热烈欢迎王明同志回来，给我们山沟沟里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那时侯王明讲，山沟里不能有马克思主义。
主席说他（指王明）的话一说出来，中央大多数又跟着跑了，包括总理。主席又很孤立，在政治局里没几个人，都觉得那是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党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主席说，我找总理谈过，说你看看中国历史，历来结盟都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现在我们跟蒋介石结盟，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大的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将来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总理没有听进去，所以他回到武汉，后来到重庆，他主持的长江局，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对主席的文章只发前一段，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这一部分不发表。
主席说，在这种状况下，还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比我大的多，蒋介石闹摩擦了，最后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以后，总理和那些人才彻底明白了，一切服从不行啊！皖南事变以后，总理转过来了。解放战争期间总理都是出了力的。总理最大的功劳是解放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是总理一手建起来的。
建国以后，大的方针定下以后，具体怎么做，全是总理的事，主席根本不管。但是主席知道总理不是挂帅的人，只能当家，不能做主。(来源: 五柳村博客 五柳村编者按：这是一份谈话记录，感谢阎长贵先生提供。 )
通宝推：俺老孫,青青的蓝,ccceee,桥上,白马河东,回车,区块碳链,家园 这里的“当家”，是“管家”的意思 当家的意思可以很广泛，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里面的“当家”其实就是管家的意思，例如王熙凤就是当家，但这个当家就是掌柜的，不是东家。
周的地位确实特殊。按说一个机构内部，只有老大可以各个条线都涉及，其他人只可能参与部分条线的运营管理。具体到第一代领导集体，刘从新四军离开后就再没有碰军队，朱则仅限于军队，其他人更是只各自一摊事，而周是毛之外仅有的党政军情报涉外都涉及的人，甚至毛江吵架都能去劝架，林彪飞走之后更是主持处置，好像也没有见到哪里说毛明确给他授权。周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表zhongxin表忠心，毛也是隔三差五就要折腾周两下，但周始终权力在握，也始终打不倒。
莫名其妙地觉得那段时间周与毛的关系有点类似天朝与灯塔的关系：地球上仅有的两个全方位强大的国家，天朝总是说不想取代灯塔，灯塔总是给天朝找麻烦，但又拿天朝没办法，搞不趴下。以后的发展就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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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周之外好像还有一个人也是可以横跨党政军的，就是邓。总书记是党，副总理是政，早期处理刘伯承和粟裕的案子，后来当总参谋长，是军。这么看来，邓就是毛心目中的下一代当家 and/or 做主之人。
家园 且不论真假，但，只能当家，不能作主 这句话本身，很有道理。
仔细想想，很多时候当家和作主确实不能划等号，不是说谁当家谁就能作主。
当家只意味着占有资源，占有权力，作主则意味着使用资源，使用权力。
前者很多时候与个人能力无关，而后者则对个人能力必须有要求。
比如，儿子能力一般般，但却是嫡长子，于是名正言顺地从老皇帝那里继承了皇位，是谓当家，但要让他作主来治理国家，又能力跟不上，这时候就需要一个能力强的宰相来替他作主。如果，他认为当家就可以作主，就可以治理国家，大概率会成为一位昏君。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家园 这也是主席的一个历史总结，总理在解放前是当家做主过的。。。 做主的事情损失很大。
我贴这份资料呼应一下楼主关于“中国革命的当家人问题”和“舵手与船长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资料有一定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