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你抛美债，我抛中债！外资纷纷减持中国债，大量资金流向美国。 -- hwd99
家园 主贴也回不了，只能回一次，之前回过了 没办法，开个主题贴吧。
西河讨论这个点的人太少了点。
双轨制可不可行，还是继续【听其言观其行】，但这个方案已经不复杂了。你如果看以前深圳的做法，廉租房，统租房，保障房，共有产权房，人才房等等，那才叫一个复杂。现在把商品房外政府主导的部分，统一归为保障房，完全内部流转封死了一切外部流通，这已经极大简化了。
那个文件的本质是要建设保障房，如何建设钱哪来地哪来如何定价如何规划如何流转如何管理，全都给了意见。对于【商品房】，也就是带了一嘴，说了些车轱辘话，整篇内容对于商品房如何实现【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算是完全没提。这就很有意思了。主题贴里面挨个说吧。
通宝推：桥上,
家园 我本想在 @桥上 大大未来房地产仍有发展的主题下讨论二次房改 -- 补充帖 的，但是系统不准发帖。
唉，其实我也有蛮多信息想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下的。@铁手 大大能不能把 某个回帖只能回一次（不包括补充贴）这个限制给去掉，这个限制有点莫名其妙。
主题贴不敢发了。教改数字化后面的坑我还没填完呢。教改不止是搞了内容数据化，其实对于教育评价也在尝试做数据化处理。
前几天，看了一个朋友对医疗行业的UDI大数据库的应用，看得我直冒冷汗。以前为了调研某个医疗产品的市占率等等，花了30多万，大半年时间（字数限制，无语……）
通宝推：桥上,贼不走空,
家园 说句很多人不喜欢听的吧 相对多人事情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很容易盲目乐观，然后很容易从盲目乐观主义变成盲目悲观主义。这样的直接效果就是无法在正确的道路上坚持下去。现实例子很多的，新闻性的例子也是很多的。而这些人往往认识不到“盲目”，总是认为别人无能和办事不力。
虽然我没有证据，我怀疑 @铁手 铁老大就有这样的经历。希望chuchong河友你搞这个医疗数字化（你称之为什么来着？英文缩写不容易记，能称搞个中文简称？）的时候，概能适应现实，又能不忘初心，能在正确的道路坚持下去。——你姑且当我胡说八道吧。
- 复 生产才是根本
家园 审总这是刻舟求剑了 1979的分配问题是国有资产积累和群众消费之间的矛盾；2023的分配问题还是这个吗？
2023的分配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规题目。以tg打起的旗帜、纸面上的宗旨而言，按理说，tg不说能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应该比别人回答的好一点。但现实中它的答卷，是用几十年走过了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路程。
分配比生产重要，是基于生产达到相当程度的前提下。而这个前提，我们现在基本达到了，生产力已经比较发达了。你要是觉得还不够，那对不起，你不解决生产关系——也就是通俗而言的”分配“——的问题，那这个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
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难道不知道如果每亩地能多打几百斤粮食是好事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架不住奴隶们的思想落后，不明白”生产力才是根本“的道理，他们不但不肯再多出力，还老想着破坏生产工具。
封建社会里，地主们难道不知道如果每亩地能多打几百斤粮食是好事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架不住佃农们的思想落后，不明白”生产力才是根本“的道理，他们不肯全心全意去种粮食，却老想着造反。
近代的官僚和资本家不知道”生产力才是根本“吗？为了不回答（内部）分配这个问题，同时还能维持生产-消费的循环，就不得不去争夺外部市场（比如殖民地），为此可是连世界大战都打了两次——如果不是核弹的出现，肯定不止两次。
现在外部市场摇摇欲坠风险极高；内部还不想回答分配问题，那你打算怎么维持生产-消费的循环？你的市场在哪儿？你准备怎么发展你的生产力？
年轻人们穷的连孩子都不想生了，大家就等着你发展的生产力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个样子了。
1979的分配制度让所有人都不满意，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它是基本公平的。当然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分配制度下，所有资源都在生产消费循环之内，没有外溢没有被搁置起来。甭管你满意不满意，它能循环起来，而且生产力是在循环中发展的。
2023的分配制度，先富们自然是满意的，但他们满意没用，他们的满意维持不了生产消费循环，不但维持不了，他们还想办法往外跑。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你这个系统的运行逻辑让人心里没底。哪怕你明着说我要走帝国主义路线，要打仗，要搞压迫，为了事后能分一杯羹也会有大批人跑来给你当炮灰；可现在纸面上的这个逻辑吧，就是像审度老先生这样的文章，都是些”吃饱了不饿“之类的道理，就是不说打算怎么去”吃饱“。
通宝推：青青的蓝,exprade,真离,贼不走空,chuchong,家园 尽管你说的很有道理 首先主动上门找人打仗，这做法不符合我国的企业文化，其次，中国要找人打仗的话，就算是打联合国五常，也顶多只需要动员一个省，进入战时经济状态，不需要全国动员啊，即改变一个省的分配制度就可以了，其他人外甥打灯笼，照旧。
十四亿人进入战时状态是什么概念？
家园 哈哈，你打算从了懒厨兄么？ 79年我没说，我说的是76年时的分配。因为总量不足，谁都不满意。并不是什么累积问题。79年把前三十年的累积分了，结果八十年代中就出事，这也反过来证明前27
年生产不足。
我们现在谈生产是根本还是分配是根本，你跟 @懒厨 兄一样耍太极，还利于讨论问题。事情再一个一个谈。你说
而这个前提，我们现在基本达到了
其实也就是同意生产才是根本，有生产才有分配。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算达成一致了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你现在提出的问题，你看可好。你自问题是“改开”后的分配需要改变，是这样吧？我没理解错吧？
那么，很明确的十八大后分配已经在逐步进行改变。按你的想法从在改变，也就是说利益从资本那里慢慢夺回来。当然，人家资本很厉害的，比土共厉害多了，也不是土共说再就能要的，要斗争和反复的。非唯hdp，青山绿水，理直气壮的做大何强国企，金融去杠杆，最近的房地产爆雷，就是把利益从资本那里夺回来。给你送宝的
@chuchong 河友，目前做的事，就是在改革利益分配。“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又不是神仙，不能点石成金。就是神仙，点和成也也是需要时间，也会有邪魔外道破坏。
也许题外，我怀疑是题内：如果bxbird河友你自认站平民百姓，那你应该支持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不单看谁说了什么，更重要看他做了什么。
至于有人说习把中国经济搞坏，这个问题可以讨论。那些说中国经济怎么差，美欧经济怎么好的，骂他的都浪费力气。
家园 审总去做老师的话应该很优秀 能用最简单的模型来阐述问题；喜欢哄小朋友
‘人家资本很厉害的，比土共厉害多了’---这个模型小朋友们就很好理解，奥特曼和小怪兽嘛。但这哪里是谁厉害的问题，而是这俩根本就是一体的。癌症为什么是绝症？因为它和你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拿着手术刀你都不知道该往哪儿下手。奥特曼打得过小怪兽，他打得过自己吗？
为什么我说1979，因为1979前那30年是历史的特例，我在史书上找不到先例，不懂；但是79往后，这一套我就太熟悉了。史书上反复看，想不看都不行。
你说它是错的这个不合适，因为大家都这么干，肯定有足够的理由；但你要说它多高明，也别当我傻——这种东西还需要“设计师”？你什么都不要做，它自然就会走到这条路上去——大家都生下来就会撒尿，没见着哪个引以为荣到处嚷嚷是自己设计的和泥巴。
至于什么“需要时间”——这套都玩了几千年了，还需要多少时间你随意好了，反正结局大家都知道。
至于今上，大家当然支持——官僚体系是一定要践踏你的，如果不能践踏你，谁还去做官僚；但是皇上都已经是官僚体系的最上边了，他的最大利益在于别让这个体系过于腐朽以至于被土崩，逻辑上他是应该站在你这边的——所以就算是李逵，也知道反贪官不反皇上，何况我们。
家园 1979年老百姓也还是满意的，是要大包干的领导不满意哦 根本没有大家欢庆，如果不是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威胁，审查的威胁，呵呵，就没有欢天喜地大放开。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其时，粉碎“四人帮”已经8个月，中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揭批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安徽全省一潭死水，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
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撤换干部，以此强行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
这一天，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到邓小平家中向他辞行，万里此前刚刚被中央调往湖北，任二把手——无疑这是降格使用。小平对万里说，你先别忙着去，再等等。
此时，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正是在这个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但他对政坛的影响在会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小平显然已经想好了万里的去处，他不止一次说过，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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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67%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
凤阳是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23年中，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而每到青黄不接时，大批的凤阳农民身带介绍信，怀揣户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几乎讨遍了大半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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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万里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商讨对策。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这是1977年的冬天。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省委决定的诞生》，还配发了编者按。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途中，郑重地向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的“省委六条”。
而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报纸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春节就要到了，陈永贵返回昔阳县，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时值1978年早春，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个中国版图上的三角点，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但是，发人深思的是，最离经叛道的、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却渐渐占据了上风，并且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变革。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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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华国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见，在那个时候，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大寨这个典型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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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极端。如此这般，农民本来就被割短的“资本主义尾巴”将一点不留，农民本来就缺少的自主权将荡然无存。许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各省干部回忆起十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无不心有余悸，浑身发冷。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77年11月15日~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万里在会上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
此前无人敢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生产”。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穷过渡”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出对台戏。
万里深知，“六条”在这个时候出台，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条。但这个出身于孔孟之乡、深谙圣贤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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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周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吉林省委书记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多数省委书记和中央领导人如华国锋、王任重、杨易辰等，仍是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同意包产到户。
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这已经让某些省的书记们暗暗称快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回去就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会议在12月23日结束。很快，万里返回了安徽。在省委会上，万里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吴象回忆说，“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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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王任重任农委主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任副主任。这一年，杜润生已经66岁。从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撤销之后，这位原秘书长也因为邓子恢的挨整一直被晾在一边。毛泽东当年的语气很不客气：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过一件好事”。
临上任之前，不少老同志劝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千万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
但是这个“蛰伏”了17年的老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目标。很多年后，年逾90岁的杜润生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感慨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境：“包产到户，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他坚信：“农民的要求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全椒县委书记王杰代表安徽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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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周曰礼发言。他谈了整整一天，说的都是这半年来安徽搞包产到户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回忆起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周曰礼至今都心潮难平：
搞包产到户的好处我讲了好几条，结果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对。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儿和我打起来，争论得非常激烈。为向华国锋汇报，会议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纪要是由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起草的。对于他的稿子，会上就我一个人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不能等同，包产到户仍然承认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承认按劳分配。就为这个意见，会上统一不起来。后来杜润生对我说，你把你的意见单独写一个稿子，作为纪要的一部分，你单独向华国锋汇报。25日(按杜润生的回忆应为20日——引者注)下午3点，汇报会开始，杜润生念完会议纪要后，我接上去念我的稿子。华国锋很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杜润生解释说，会议上意见统一不起来，请华主席最后来拍板。
杜润生的“两个会议纪要”安排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那天，华国锋没有对包产到户的对与错表态，他问了周曰礼很多问题。然后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叫到一边说了些什么，王任重就走开了。后来周曰礼才知道，王任重是奉命给万里打电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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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遵照报纸的要求，从“包”退回到不包、不联产，其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霍邱县，几乎有1／3的生产队又回到了大呼隆的体制下。这一年，霍邱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减产约20%，而周边所有的地县均大幅增产。万里闻此消息异常愤怒，立刻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此处造假，安徽减产完全是因为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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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24日结束的七省三县座谈会最终作了妥协，经华国锋同意，在后来由十一届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写下了下面的文字：“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
杜润生说：“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这就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https://news.hbtv.com.cn/p/12094.html
几十年前看不懂这里的猫腻，今天还看不出来？是谁逼谁？是大包干逼迫拒绝分田派吗？
还是邓小平在逼迫华国锋？谁是优势势力？还万里冒险，要不要脸？
@胡辣汤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状态中往前发展的。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前，农委的两位正副主任将讲话稿一同交李先念副总理审阅。两稿的分歧在于一个特别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一个提出要允许地方搞包产到户试验。李先念认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
杜润生无奈，只能找刚刚从四川省委调上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不就是赵紫阳吗）商量，怎么办？
杜回忆：这位副总理说，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以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就把问题化解了。
会议一开始王任重发言，他讲了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并让大家讨论。
邓小平讲话了
1980年3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刚到北京，迎接他的是《农村工作通讯》上接连发表的两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来头都不小，负面影响很大。
在那一时期，许多省的机关报上，也都刊发了对安徽各种责难的言论文章，一篇篇檄文充满了批判的色彩。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在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间、高岗、路口挂满了抵制标语。有人还用高音喇叭不断向安徽这边广播称“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这叫无人反对吗？今天杜润生等还沾沾自喜的炫耀自己克服了这些困难，你们分田派都不认啦？
1980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为中央即将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召集了杜润生等人开会。谈到粮食问题，杜发言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姚依林点头称是，遂到邓小平处汇报，胡耀邦、万里都在座。
邓小平听了姚依林转述的关于让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建议，立刻表态：“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这是邓小平首次公开表态赞成包产到户。姚依林立刻就回到会上传达，但是叮嘱大家不登报、不上文件。
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态度就更加明朗了。5月31日，他约见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很自然地就提到了安徽的凤阳和肥西，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过了几天，邓小平又和杜润生提起了这个话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邓小平这几番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很快就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的方式下发到一定范围征求各地意见。王郁昭拿到讲话后心头一振，邓小平明确赞扬了肥西，赞扬了凤阳，我们没有错！
有一个细节应该特别一提，今天，几乎所有的史书上都记载说，邓小平是在1980年夏天才对包产到户正式表态的。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
如此说来，邓小平对安徽的局势、对万里的做法，在1979年夏天就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还有一个细节也应该记录下来，也是在1979年的夏天，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陈云谈安徽的农业，陈云说：“对安徽我举双手赞成。”
1980年6月，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陕西米脂县孟家坪考察，发现了这里的专业承包的责任制很有意义。于是他给中央写信，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多色多样，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他在信中写道：“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农业生产抓好，我认为当前对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为好，使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生产上去，不要变来变去，错过时机。”
杜润生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将此信转发全党。胡耀邦采纳了这个建议。这表达了中央对包产到户政策进一步放宽的信息。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慢慢变大，更由于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践。
在贵州，1979年底已经有10%的生产队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省委遂派员去纠偏，结果，纠偏的队减了产，没有纠偏的队增了产。省委这才下决心，大范围搞包产到户。可依然有些省里的领导害怕超出了中央文件的规定。
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不客气地说：“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到1980年底，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经接近80%。
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给中央写报告，请中央同意自治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没有得到批准。周惠就变通了一下，把“借地”改成借给农民“口粮田”。这是与安徽同步在内蒙古农村农民自发进行的变相包产到户，把集体的土地以口粮田的形式转包给农民耕种。
杜润生问李先念副总理：“中央对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认可？”
李先念考虑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如果是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产到户。”
周惠，后来被胡耀邦称为“中国最先搞包产到户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
在广东的湛江、惠州等地，包产到户在1979年就出现了，到了1980年秋天，已经有10%的生产队分了地。省委派工作组下去纠偏，可越纠越多。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很快意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省委书记习仲勋亦表态坚决支持。偷着包就变成了明着包，到了年底，全省已经有40%的大田实行了包产到户。
但是，在北京，由于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赞成或反对的力量依然没有分出高下，更由于包产到户这个早已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并被牢牢戴上“资”姓帽子的东西，实在名声太坏，在当时农业部、水利部等重要农口管理机构或是中央级的重要媒体上，声讨、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远远盖过了拥护的声音。在省委书记一层，这种分歧则更加明显。
万里回忆说
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
万里找到总书记胡耀邦，他对胡耀邦说：“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
多年后，吴象深情地回忆起胡耀邦与万里的挚交。吴象说：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
胡耀邦完全赞成万里的提议，并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解决这个“违纪违法”的难题。
万里举目四望，他发现，他能找到的同盟者只有杜润生，他请杜润生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并对文件作解释和说明。
万里对杜说：“一定要把原来中央决定中的‘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最好是‘支持包产到户’。”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杜润生为会议亲自起草文件。草稿中写道：“要尽快建立农业生产的责任制，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
草稿在农委会议上讨论，参加的有杨立功(时任农林部部长)、钱正英(时任水电部部长)、陈国栋(时任商业部部长)等。但是杜润生怎么也没想到，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稿子，都反对“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提出：只能“划一个界限，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明确不准包产到户”。
会议记录交由万里审阅，万里慨叹，除了杜润生，整个国家农委都反对包产到户。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杨易辰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发言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池必卿立刻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争论针锋相对。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肯定，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并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借鉴的模式。
2008年，当我们抚去历史尘埃，将目光再次聚焦到30年前那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时，吃惊地发现，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初竟然如此艰险、辛酸和惊心动魄。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他们的道路：正是这块土地上千百万农民，和一批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党员们（他们也配叫个党员？），冲破种种禁锢，一起“合谋”，才最终牵引了中国改革历史巨轮的艰难启程。 (王伟群）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万里的勇气？我呸，不就是邓大人的勇气吗？关万里什么事啊，有一毛钱关系吗？
杨易辰
1979年12月任黑龙江省委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3年2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3年4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6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哈哈哈，不换思想就换人。
1979年，江渭清在庐山
江渭清是中共江苏省委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省委第一书记。
1981年，邓小平提出了“废除干部终身化”的号召，并且以身作则，自己先宣布了退休。这时已经71岁的江渭清，同时也提出了退休申请。
1982年8月，中央同意了江渭清的申请，江渭清从此离开了省委书记的工作岗位。
虽然从岗位上卸任，但是中央对江渭清的能力仍十分看重，任命他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哈哈哈。笑死我了。
我想说，安徽真能吹牛皮。
- 复 生产才是根本
家园 哈哈，你这么说就不合理了，老百姓满意，官员不一定满意啊，还要 为人民服务呢，就是华国锋也不同意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华国锋没啥脑子，应该是无所谓而被怂恿的，汪东兴应该是主力，汪东兴奸，知道邓上来没好事，也可能他就是做做样子，忽悠华国锋，表示反对吧。
政变，叶剑英是主力也是签了字的，他的地位也不是好事，但是责任被汪东兴华国锋领了，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华国锋要是强硬一点，他也可以赖着不下来。
邓小平就算没直接参与，也没资格说民主。
所以可能的解释就是其他原因。
所以不是群众欢天喜地迎接粉碎，没这事，恰恰是当时的赞反派感到人心惶惶昂，当时的造反派仍然是国民中的大多数，所谓的欢天喜地，很显然是邓小平们的造假嘛。
那么这就矛盾了：生产搞得好，经济搞得好，分配又公平，为什么大家都不满？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前二十七年的印象就剩下穷苦二字？因为生产成果分配于生产建设的占大头，分配于生活的相对偏小（人口又快速增长），大家勒紧裤带甚至当了裤子去搞建设，还要学大庆学大寨苦干。就是说分配让人不满意。看到问题了吗：分配最公平的时代（差不多）所有人都对分配不满。
为什么？毛主席贪污了吗？还不是因为底子太薄，生产总量低建设任务重，人口增长快。
毛主席不贪污是因为新中国底子薄，不搞那些建设，毛主席专心贪污，做不到吗？有民国底子薄吗？
世界上国家千千万，影响领导人贪污？
你的而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吧？
新中国毛时代后期也确实只是相对公平，呵呵，但是，这让人们看到希望，只是官员感到希望不那么舒服。
极大十几年前，对方辩手或者达雅老兄这类的，一直说大家都吃粗粮，怎么可能让人感到舒服，哈哈哈，似乎你也是这个逻辑，难道毛时代的民众的民生没有增长吗？国家经济没增长吗？
恰恰是增长了，只是你们是一贯的坚持不承认罢了，我也承认，这些增长确实大大的倾向于基础，呵呵，这次大家又看到了，许皮带带出来的GDP并不能促进民生正常增长，河友！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有问题的，不是正常增长，所以导致了经济出现动荡和经济危机，只不过是国家尽力避免涉及这个话题罢了。
那么我们注意到无论真假，习确实提出了绿色GDP以抵消你们的GDP增长理论。
你要知道，1975年周总理宣布的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并不是经济崩溃，这显然是个巨大的谎言，你居然还津津乐道，我也是醉了。这如果要是在今天，国家会高兴死好吗！！这当然还是不能算最善，但是也是个不错的经济状态了。而你居然不满意，是还要借债的意思吗？这即是小强的攻击了吧？哈哈。
衬衫飞机说是指中国只能生产低端的衬衫，出力不讨好，而不是你说的贸易平衡问题，低附加值的衬衫和高附加值的飞机能比吗？也不知道你的经济思路是啥。
总理说的也是飞机的产业带动效应！
农民很不满，战天斗把移山填海改天换日，生产出来的粮食大多数上缴了。
我估计你不知道农村产出多少上缴。无论是国家税还是农村当地支出，都是很小了，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还是属于农村自己。
那么为什么显得少呢，因为化肥不够，产量还是不太够。同时当时还在实行一种制度，大家相对多吃一些粗粮，吃饭也不要太满。这是一种国家的饮食态度。也恰恰是因为绿色生产，粮食质量也很高，只是产量就下来了。
时至今日，大家看到了各自的优缺点。化肥产量高，导致了各种病症。
总之，你说的是错误的，还是应该逻辑更扎实一些。
所谓得人心只是改开的洗脑导致你不能正确理解当时。你有机会看看真正造反派的说法，重新公平理解吧，其实武汉百万雄师是保皇派，他们也已经知道真相了。他们很多的说法可以证明你的人心说是不成立的。他们作为保皇派当年配合了官方，但是当时就有一些感觉了，而当年的造反派被到处抓，更是别说了。告别革命说就是这个事的论据。
你大概以为百万雄师在武汉是大多数吧，改开的官方说法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因为得到了陈再道的支持而不得不在改开话术里撒谎造假。王力的一呼百应才是真正的大多数，虽然说王力后来变质了，投降（屈服于）改开了，但是他的回忆录还是能看出问题的。否则造反派怎么和百万雄师对抗呢？
/article/4934825我新写了个帖子，在这里，可能还没通过，你得知道谁是造反派和保皇派。不是官方说谁是就是的。
打死姚桐斌的不是造反派而是纯粹的保皇派。一查他们所在的组织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家园 有啥别扭的？ 我认为应该说是如何用市场经济实现按劳分配。别扭吧？
市场经济里面，必须为劳动力定价，才能够按劳分配。著名的懒厨之问，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其实是在问：劳动力要如何定价？
似乎这个问题太难了，到今天也没见到河友有个像样的答案，人人都在顾左右而言他，一讲资本家就很愤怒，一讲分钱就很激动，要不我就再刺激你一下：请问劳动力要怎样定价？
我就看你会不会扎扎跳😉😉😉
- 复 有啥别扭的？
家园 我扎你那么多刀都没见你跳 懒厨兄你不跳，我怎么敢跳。
你这个问题答案不很简单么：谁出钱谁定价。说其他都多余。
为什么你这个问题别扭呢？因为你们意图用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方式去套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
澳洲葡萄酒不行。广东米酒可以，红荔牌红米酒，饮死晒啲好朋友。懒厨兄干掉小g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