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中猜想 -- 达闻奇

1963年至1966年5月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四清，在农村中最初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在城市中最初是“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后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一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内容

播报

1963-1966年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城乡社教运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前十条”对 “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运动开始以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

“四清”运动对改变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基层财务、保管制度，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特别是1965年初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到1965年12月，全国有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 “社教”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 [1]

《前十条》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前十条》颁布后，中国各地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

"五反"试点主要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由于"五反"运动是中央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因此，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和《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3年5月20日，中央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下发。此后，中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

丹东市前阳公社，地主在批斗会上

从试点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搞得比较好，但是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彭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从《后十条》的基本内容看，这一文件的制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讨论后集体智慧的成果，是对社教试点的经验总结，也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此后，随着运动的逐渐铺开，必然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尖锐，从而使试点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因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根据而更加发展。

试点后，中国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后两反阶段，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后两反斗争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为此，中央监委于1963年11月8日向中央汇报了"两反"问题的处理意见，就如何开展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指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这对防止运动中发生打击面过宽等过火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经过"四清"试点，特别是普遍宣讲《双十条》后，农村各地陆续铺开了运动。与试点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点面结合，既有面上开展粗线条四清，又在点上开展细线条四清，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点面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面上主要就是宣讲《双十条》，干部和群众洗手洗澡等。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如北京市郊区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4年1月23日，先后发生自杀事件40起。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党内高层又出现修正主义，并提出了一整套国际国内纲领；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开展要，而且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发展高潮

工作队员访贫问苦，向群众了解情况

自1963年下半年后，中国的周边形势严峻。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中美两国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中国国内四清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考虑，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等问题外，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

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不切实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1963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1963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月5日至26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

据逄先知回忆，刘少奇曾邀请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当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不太赞成刘少奇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以及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左"的做法。但他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最后勉为其难地参加了文件的修改工作。离北京南下的前一天，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问他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没有表态。

1963年9月18日，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同《后十条》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丹东市前阳公社，新选贫下中农代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批转了一系列文件，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9月1日，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0月24日，又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这样，就把三大夺权样板推向全国。11月1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

随着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中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中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进入转折

鉴于前段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过火斗争等严重的"左"的错误，196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总结前一段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会议本来计划并不很长，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会议也由此延长至一个月之久。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30，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四清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当刘少奇说：”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吗？你一缩就行了“。刘少奇最后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已有所流露。

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四清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刘少奇说：”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回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刘少奇矛盾的性质，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26日，在毛泽东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讲了一些明显带有不满情绪的话。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席间鸦雀无声。"

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是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他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此后，在1965年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刘少奇同志

毛泽东与刘少奇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二十三条》的制定，这对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

《二十三条》下达后，对整个四清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根据

苏联：

1921-1922年大饥荒：主要影响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南俄地区，约有500万人死亡。

1932-1933年大饥荒（霍洛多莫尔）：主要影响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等地，约有300万到700万人死亡。

1946-1947年大饥荒：战后复苏期间的粮食短缺，影响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地，死亡人数估计在数十万到上百万。

中国：

1959-1961年大跃进大饥荒：全国范围内，尤以河南、安徽、山东等地最为严重，估计有1500万至4500万人死亡。

朝鲜：

1990年代大饥荒（苦难行军时期）：全国范围，估计有几十万到数百万人死亡。

柬埔寨：

1975-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大饥荒：全国范围，约有150万至200万人死亡（包括政治屠杀）。

埃塞俄比亚：

1983-1985年大饥荒：主要影响提格雷和阿姆哈拉地区，约有40万到100万人死亡。

莫桑比克：

1980年代大饥荒：全国范围，约有10万至100万人死亡。

古巴：

1990年代初的特别时期饥荒：苏联解体后失去援助、美国的经济制裁，具体死亡人数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