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家园 【原创】缉凶分部第十章 捕猎 （二） 缉凶分部第十章 捕猎 （二）
民警的监控措施再次失效。案发当天有四个民警在沙赫提火车站执勤，没有一个记得他们曾经见过季什琴科。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对原因知道得很清楚。每天都有几千个乘客经过沙赫提火车站。有人买票上车，有人下车。还有些人在开往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的火车停靠时下来，急急忙忙地从月台上的农民小贩手中买几瓶矿泉水和几个苹果，然后很快又回到火车上去了。在这样的人潮当中想要找出某个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沙赫提的执勤民警们得到命令，要特别注意和单个妇女、女孩和男孩的中年男子。季什琴科的体型已经接近成年人，和上述的描述已经完全不符。
又一次让凶手在沙赫提得逞，这让科斯托耶夫更加恼火，也加深了民警们的挫折感。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已经用不着别人来提醒他们，最好下次不要失败。汇集在调查者身上的压力就像是雪崩一样强大。
鲍洛科夫的手下列出了可能的嫌疑人名单进行排查。在新沙赫提斯克有一个拳击教练有同性恋倾向，于是对他进行了调查。最近有一些刚刚刑满释放的嫌疑人血型是AB型，对他们也进行了调查。
侦查员们再次询问了所有可以找到的目击者。沙赫提火车站的售票员回答说她记得起季什琴科。她觉得她还记得季什琴科身后站着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可是她的描述实在太模糊了。一位助理检察官对售票员的女儿进行了单独询问。她说她在一周前，或者还早一点的时候也见到过一个戴着眼镜的可疑中年男子。他在电气火车上和一个小男孩交谈得很开心。到了沙赫提，这个孩子突然跳起来，从火车上逃了出去。小姑娘的描述也很模糊，但是她说到的这个人与1984年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遇害前走在他身边的那个男子大致相仿。那么这个人又是谁？
沙赫提的民警陷入绝望之中。在没有和费季索夫或鲍洛科夫商量的情况下，他们转而向巫师求助。在书面报告中，民警们用字母“K”来指代巫师。他们陪同K来到保存季什琴科的太平间，让他和这个遇害的少年的灵魂进行通话。随后，K对凶手作出了十分细致的描述：凶手三十刚出头，已婚，有一个4-6岁的儿子。他曾是个运动员，可能当过体育老师。他的上嘴唇左边有一道疤痕，右脸颊上有一块胎记。他的右膝盖动过手术。凶手开着一辆“莫斯科人”小汽车，住在沙赫提。可能就住在谢克尔雅纳或者科塞沃大街。还有，他会参加季什琴科的葬礼。沙赫提的侦查员们对参加季什琴科葬礼的人们进行仔细的观察，符合巫师说法的人一个也没有。
在苏联其余各地，随着纪念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73周年的节日到来，人们开始准备准备度过一个长假。纪念日的日期是11月7日，这一天是星期三。次日，星期四一般来说也放假。全国的每个城镇里，企事业单位在11月的第一周都会有一天加班，这样11月9日星期五这一天也可以用来度假。接着下来的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实际上，整个国家放了差不多一周的假。
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游行曾经是共产党年度日程表中的高潮。政治局委员和军队领导人们将登上红场的列宁墓。在他们严厉的目光注视之下，坦克和导弹隆隆驶过红场。经过仔细挑选的游行者们手持几千张总书记和他的同事们的肖像走过。整齐的军人方队迈着鹅步将广场上的鹅卵石踏得发出脆响。各国外交人员和外国新闻记者则仔细观察游行队伍中的标语以及列宁墓上领导人排列顺序，寻找克里姆林宫人事变动和政策动向的各种蛛丝马迹。
1990年，冷峻的光荣在迅速褪色。在戈尔巴乔夫的命令下，1988年游行队伍不再有领导人肖像出现，在1989年的游行中不再有重型武器开过。在1990年11月7日的游行中，他的这种做法很显然并没有赢得他的同胞们的感激，反而证明了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未经官方许可的游行者们涌进了红场，四处散发着谴责戈尔巴乔夫和共产党的传单。没来得及等游行结束，戈尔巴乔夫就早早从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上消失了。
在罗斯托夫这样的地方没有多少这样煽动性的示威游行。对于政治局势的变化，人们的反应是，带着自己的伏特加份额躲进乡间别墅或者公寓里，然后用五天的时间一醉方休。这样的机会是不能错过的。
假期在11月11日结束。森林公园里的工人们回到民警们设伏的林中伐木。11月13日，他们发现凶手并没有消停。在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林中再次发现尸体——这是“窄林”谋杀案名单上开列的第36具尸体。
这一具尸体被发现的时候，米哈伊尔·费季索夫正在顿列斯霍兹几英里外。古科沃的民警局局长阿利克·卡达赫扬11月12日突然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费季索夫决定去参加他的葬礼。在他快要到达沙赫提的时候，罗斯托夫方面用无线电对讲机通知他发现了新的尸体，于是他掉头赶往现场。这一天阴冷刺骨，下着小雨，是南俄罗斯11月特有的日子。费季索夫下车之后，步履维艰地走向发现尸体的林间草地，泥泞很快糊在了他的鞋子上。
他走到那儿。尸体还像被发现的时候那样躺在地上。遇害者是一位年轻女性，长着一头金发。剪短的头发蓬乱而肮脏。她仰面躺着，全身赤裸，双手放在身体两侧，脸部因为有瘀伤已经肿胀发黑。她的一只眼睛合着，另一只则睁开。嘴巴张开着，似乎在临死之前发出了一声尖叫。在她的嘴唇上残留着厚厚的血印，法医后来检测出来，凶手割掉了她的舌头。凶手还切开了她的腹部，从胸口到下腹部留下了一道直挺挺的，深深的裂口。费季索夫根据尸体状况判断，她躺在此地大约有一个星期左右。
据费季索夫的了解，在过去的一周里，没有报告提到在顿列斯霍兹车站有个男人和年轻女人下车。捕猎计划又一次失败了。费季索夫气得浑身发抖。他命令他的司机直接开车到负责对顿列斯霍兹一带进行监控的克拉斯尼苏林民警局。
费季索夫随即找来负责顿列斯霍兹布控工作的负责人瓦西里·潘菲洛夫，要求后者告诉他凶手是怎样从眼皮底下溜过去的。是不是每时每刻总有便衣人员在值班？
潘菲洛夫回答：这个……基本上都有人在值班。
“基本上？”费季索夫追问。
“除了吃饭时间，”潘菲洛夫回答道。“他们得吃点东西。”
在树林里当然不会有餐厅。有时候便衣人员需要回到克拉斯尼苏林吃饭。潘菲洛夫对费季索夫保证说，不论什么时候，至少都有一个便衣人员在值班。
狂怒的费季索夫叫嚷着要开除潘菲洛夫。
他嚷道：不管在车站月台上的执勤人员怎么吃的，他们为什么没有相关的执勤记录？
潘菲洛夫红着脸递给他一叠文件。这就是记录，他解释道。但是因为正好放假，大家都懒得跑罗斯托夫给鲍洛科夫送去。
费季索夫恼火地翻看着记录上的名单。他们都是到林中采蘑菇的人，或者是森林工人。民警将他们叫住，然后登记他们的身份：伊万诺夫、彼得罗夫、西多罗夫……
有一个名字看上去有点眼熟：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季洛。11月6号在顿列斯霍兹车站月台登记身份。
费季索夫给鲍洛科夫打电话，告诉他这些未归档的记录，然后对他说起这个引起他注意的名字。
“你有这个奇卡季洛的相关材料吗？”
维克托·鲍洛科夫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感到如释重负。这场长时间的追捕可以走到尽头了，他这么希望。
1984年奇卡季洛被捕，然后受到审讯，接着因为血型是A型被澄清了嫌疑。这段时间里费季索夫正在休假，所以他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鲍洛科夫当时搜查过奇卡季洛的公寓。在他1987年开列的嫌疑人名单上，奇卡季洛排在第9。这一回是第一次有可靠的目击者在凶案现场附近指证出主要的嫌疑人。
鲍洛科夫感觉到，奇卡季洛一定就是“窄林”谋杀案的凶手。捕猎行动差点就把他放过了。
后来鲍洛科夫才知道，在11月6日的下午，调查者们和奇卡季洛差点就错肩而过。当天在顿列斯霍兹值班的是两个便衣民警。其中一个吃饭去了，只剩下来自顿涅茨克的民警伊戈尔·雷巴科夫在执勤。因为天气很冷，下着小雨，雷巴科夫没有穿便服，而是穿上了制服大衣。这是他最暖和和最干爽的衣服。
下午晚些时候，雷巴科夫看见有人从林中小路里走出来。此人高个头，戴着眼镜，手里拿着手提箱走向月台。在上月台之前，他停在一口井旁，抽了一些水上来洗手。随后，他走上月台，和几个赶在季节变换前来采蘑菇的人一起等候电气火车。雷巴科夫已经检查过这些采蘑菇者的身份。
高个子男人和采蘑菇的人进行交谈：采到了多少蘑菇？最好的蘑菇在哪儿采到的？
雷巴科夫走上月台，带着苏联民警特有的方式向他半心半意地敬了个礼，亮出了警徽（原文如此，对苏联民警是否有警徽表示怀疑——译者），然后问道：“证件？”
这个人默默地掏出了通行证。
雷巴科夫把他的名字记了下来：安德烈·奇卡季洛。然后他打量了一下此人。奇卡季洛的脸颊上有一条淡淡的红色污渍，好像刚刚洗掉了脸上的血迹。
但是雷巴科夫没有理由拘捕他。他在记录本上匆匆地记下了这条红色污渍。
火车隆隆地开了过来，奇卡季洛和其他采蘑菇的人登上火车离去。
家园 【原创】缉凶分部第十章 捕猎 （三） 缉凶分部第十章 捕猎 （三）
一个星期之后，费季索夫和鲍洛科夫在读到这份记录的时候都意识到这是很侥幸的事情。雷巴科夫的灰色民警大衣在森林边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奇卡季洛真的是凶手，这件制服没把他吓回森林中去，调查者们的确很幸运。
伊萨·科斯托耶夫也赶来克拉斯尼苏林。费季索夫让他看了关于奇卡季洛的记录。两个人一致同意立刻将奇卡季洛置于24小时监视之中，并且命令对奇卡季洛的个人情况进行彻底调查。
民警们又一次丢了面子。派去跟踪奇卡季洛的侦查员没能够马上找到他。鲍洛科夫办公室里的资料卡片显示，1984年奇卡季洛住在“共青团五周年纪念日”大街。他的工作单位是罗斯托夫的“斯潘泽纳·戈夫托马蒂卡”（Spetzenergoavtomatika，原文如此，又臭又长的俄语单词！——译者）。但是现在发现，他四年前已经离开沙赫提，早已不在斯潘泽纳工作。侦查员们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谨慎小心，不能让他的朋友或者亲戚泄漏给他任何正在调查他的消息。三天后，总算查清了他的情况。他住在新切尔卡斯克格瓦尔捷斯卡亚大街36号。这是一栋高大的战前修建的大楼，奇卡季洛就住在68号公寓里。他在罗斯托夫的一家电力机车维修厂（Elektrovozoremontny Zavod）负责火车机车修理工作。
现在焦点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调查者们迅速地整理出奇卡季洛的材料，发现他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人。奇卡季洛曾经在第32职业学校（原文为Vocational School——译者）当过几年的教师。根据正式记录，他后来自愿辞职离去。但是通过与学校的校长交谈了解到，因为有人投诉说奇卡季洛骚扰了几个女学生，他被要求低调地离开学校。随后，他在罗斯托夫的几个企业里当过负责材料供应的采购员。但是他不断被各个企业炒鱿鱼，因为他老是出差，但是却拿不回工厂所需要的材料。1984年9月，他被捕后在牢里呆了三个月。正是在这三个月里“窄林”案的凶手没有作案。
最重要的材料是侦查员们从新切尔卡斯克的NEVZ火车机车厂拿到的奇卡季洛的出差证明。奇卡季洛自1985年1月到1990年1月在这家工厂里工作。1985年7月底，在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遇害前后，工厂的确将奇卡季洛派往莫斯科出差。很显然他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调阅苏联民航的售票存根时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1985年没有找到NEVZ的出差纪录一事，调查者们没有任何借口推托责任。他们根本就没有完成任务。即使在当时纪律松弛，效率低下的苏联社会背景之下，这也绝对是个非同一般的失误。
NEVZ方面的出差记录将奇卡季洛与很多凶案现场联系在一起。1988年，伊洛瓦伊斯克的阿列克塞·沃隆柯遇害的时候，奇卡季洛正好出差到乌克兰。费季索夫看了鲍洛科夫提供的这些材料，一个劲地摇头。这个家伙所到之处，身后总会留下尸体。
调查者们确认了奇卡季洛之后，对他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跟踪，希望从他的所作所为当中找到更多证据。他们甚至希望奇卡季洛像“窄林”案凶手那样去挑选一个受害者，然后把他骗入林中。调查者们就可以尾随其后，在他正要动手的时候把他抓起来。
如果不这么做，调查者们手中的证据会很不充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没有哪一个目击者真正见到奇卡季洛行凶。他们可以说奇卡季洛总是出现在谋杀现场附近。但这不过是间接证据而已。调查者们能够拿出来指证奇卡季洛的实质证据是现场发现的AB型精液。可是，要是奇卡季洛提供的精液样本类型和他的血型一样都是A型，那该怎么办？到时候只能指望他把一切都交待清楚。既然在1984年他没有交待，最好这一次还是在他动手的时候抓住他。
在被监视的那几天里，奇卡季洛没有杀人，也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照样去机车修理厂去上班，然后回家，倒垃圾，上格瓦尔捷斯卡亚的商店买东西。他的公寓和占据新切尔卡斯克一角，面积很大的NEVZ工厂之间有一个公园，他上那儿散步。监视人员汇报说，奇卡季洛有三次接近某个男孩或者女孩，和对方谈话。但是每一次总有一方退出交谈，然后奇卡季洛一个人继续他的散步。事后侦查员们询问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总是给出差不多的回答：这个人问，今天过得怎样？学校在哪？喜欢什么样的运动？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恶意。
11月20日，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觉得拘捕他的时候到了。他们手里搜集的关于奇卡季洛的资料尽管还是间接证据，但是它们足够在审讯当中起到有效作用，例如他的出差记录， 11月13号发现的无名女子在被杀害当天他在出现在顿列斯霍兹火车站的事实等。费季索夫担心会出现又一个失误，那就是奇卡季洛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跟踪，然后他也许会在夜色掩盖下从家里溜出来逃之夭夭。他也可能会自杀。科斯托耶夫对此表示同意并签发了逮捕令。
费季索夫请科斯托耶夫答应他一个请求。在嫌疑人移交检察院之前，他想在民警局总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亲自对奇卡季洛进行初审和身份核验。通常来说，如果嫌疑人被逮捕后，民警们的主要工作也就结束了。下一步的工作——进行审讯就主要由科斯托耶夫负责。费季索夫的请求还没有过先例，但是科斯托耶夫答应了。
费季索夫请自己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具体执行逮捕工作。后者完成了在莫斯科内务部学院的学习，被再次派回罗斯托夫。费季索夫告诉克列伊什尼科夫，在白天继续保持对奇卡季洛的监视，让他有最后一次机会实施犯罪，并在现场逮捕他。但在天黑之前他必须被抓住。如果可能的话，逮捕的过程要用摄像机拍摄下来，今后可以作为影视资料当作证据使用。在与鲍洛科夫商量过之后，克列伊什尼科夫选择了两个经验丰富的便衣监视人员弗拉基米尔·佩尔希科夫和阿纳托利·叶夫谢耶夫执行逮捕命令。同时他们让年轻的民警斯拉瓦·维诺库洛夫用刚刚发下来的摄像机进行拍摄。一切安排妥当，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静等嫌疑人的到来。
半个小时之后，克列伊什尼科夫和他的手下乘坐着一辆没有牌照的浅蓝色小汽车到达新切尔卡斯克，并了解了监视情况。他们得知，奇卡季洛在他们到达前半个小时离开了自己的公寓到不远处的公园里散步。他在茂密的菩提树和洋槐树林里走了半英里，来到一处卖啤酒的铁皮小铺子处。他从随身背着的包里拿出一个大罐子，装满啤酒。他正向公寓走来。
克列伊什尼科夫和他的人站在一家叫做“斯奈欣卡”（意思为白雪精灵）的儿童餐馆外等候着奇卡季洛。他们点燃香烟，像在公园里的人那样，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在消磨时间。这家餐馆正在他的回程上。餐馆后面就是公园的游乐场，一群孩子欢叫着在滑梯和秋千上爬上爬下。餐馆向孩子们提供冰淇淋和甜点。克列伊什尼科夫的手下都没见过奇卡季洛。不过他们已经得到了具体的描述。尾随奇卡季洛的便衣还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告诉他们两点嫌疑人的具体特征：他拿着装满啤酒的罐子，一只手上缠着绷带。
他们发现他了。奇卡季洛踯躅行走在掉光树叶的黑色树林夹道的小路上，看上去不像是个杀害了36个人的凶手。他很瘦，戴着眼镜，两肩耷拉着，身高大约有六英尺（约1.83米——译者）。他穿着深褐色的大衣，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的头发有点凌乱，已经现出灰白。他背着一个小小的皮袋子，看上去就像是个普通的苏联小职员走在下班路上，一路之上说不定在考虑怎样打发退休前的时光。
奇卡季洛来到侦查员们面前，转身走过干涸的喷泉上的那座褪色的红黄相间的小桥进入餐馆里。克列伊什尼科夫没有阻拦他，这样可以有最后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在现场抓住他。
通过餐馆上的大玻璃窗，他们看见他走向一个男孩，和他交谈起来。谈话只持续了几分钟。随后奇卡季洛慢慢走出来，向他的公寓走去。克列伊什尼科夫发出了信号。三个民警围了上去，堵住了他。维诺库洛夫从不远的树丛中走出来，开始拍摄整个场面。
“你的名字？”克列伊什尼科夫冷静地问道。
“奇卡季洛，安德烈·罗曼诺维奇。”此人回答道。
“你被逮捕了。”克列伊什尼科夫说。
这个人慢慢地伸出手来等着给他上手铐。
奇卡季洛的这个举动让克列伊什尼科夫感到高兴。他认为，无辜的人对这样的场面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他们会问，你是谁，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然而奇卡季洛却让他觉得此人好像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他非常平静，驯服，似乎显得精疲力竭。佩尔希科夫给他上了手铐，叶夫谢耶夫接过了他的皮袋子和装啤酒的罐子。他们把奇卡季洛塞进小汽车里，然后向罗斯托夫开去。
奇卡季洛被两个民警夹在座位中间一言不发。直到汽车开到通往罗斯托夫的公路后，他才问到：
“为什么要逮捕我？”
民警们没有回答。这不是他们的职责。
他们回到罗斯托夫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费季索夫的办公室里乱成一团。科斯托耶夫、鲍洛科夫以及其余十来个人团团围住嫌疑人进行初审。
奇卡季洛脱掉了大衣和帽子，这样他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残忍的凶手。他头顶上灰白的头发已经很稀疏。他把它们向后理，现出了宽大的前额，在维诺库洛夫摄像机的灯光下显得亮闪闪的。他的脖子又长又细，鹰钩鼻子。他穿着一条蓝色的长裤，紫色的衬衣，打着一条细细的褐色领带。这副打扮给了他一种高雅的气度。但是他仿佛被什么压制住了，显得非常消沉。
开始进行批捕程序的标准问答。嫌疑人用单调而低哑的声音回答了问题。他1936年出生于乌克兰的雅布洛奇洛耶。在国立罗斯托夫大学文学院拿到了学位，同时学习了通讯和电子专业。他会说德语，有两个孩子，妻子今年52岁。在列出了一长串自己曾经供职过的单位之后，他开始冒汗。
一个医生接着问道：你有什么疾病？
没有。嫌疑人回答道。
医生接着命令他脱掉外套，他沉默地接受了。只穿着白色内衣的嫌疑人全身瘦骨嶙峋，长着一个中年人常见的大肚子。医生仔细地揭掉了他右手中指上的绷带，显出了一处可怕的伤口，上面洒满了绿色的消毒粉。手指中间的指节断掉了。
“怎么受伤的？”
这是一处工伤，奇卡季洛答道。被箱子砸的。
医生命令他把内衣全部脱掉。奇卡季洛脸上流露出被羞辱的神色，但是他还是照办了。医生仔细地检查了他的下体，发现有一块青紫的皮肤。
“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弄伤的？”医生追问道。
奇卡季洛喃喃地说他不知道。
“你和你妻子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克列伊什尼科夫插嘴问道。
“我记不清了。”奇卡季洛回答。
医生命令奇卡季洛弯下腰来进行进一步检查。之后医生让他穿上了灰色的囚服。囚服上没有皮带，靠橡皮筋系着。一个护士上来采了血样。
克列伊什尼科夫走到摄像机前展示他从奇卡季洛皮口袋里找到的东西——一把折刀。
维克托·鲍洛科夫到场看了一下，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有时候会胡乱猜想“窄林”谋杀案凶手被捕的场面。现在他对这个场面已经不感到怀疑。可是他从未想到自己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自己会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他自己也不允许自己有。没有愤怒，没有兴奋。他对他追踪的这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的兴趣在于如何结案，而这取决于第二天开始进行的审问是否成功。如果嫌疑人没有招供犯罪事实，那他们用于起诉嫌疑人的一系列间接证据将毫无说服力。没有证词，即使是苏联法庭也可能会宣判嫌疑人无罪。
特别致谢：河里的兄弟“山的那边……”为本文专有名词提供了参考意见，在此表示谢意！
家园 On "Spetzenergoavtomatika" Sorry for no Chinese input..
I think this is a conglomerate word, made with "Spetz" (Special), "Energo" (energy) and "Avtomatika" (Automation).
There is a Russian company called EnergoAvtomatica that specializes in automation software used in oi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家园 不好意思，轻轻顶一下 这个坑还没有填。。。。。
家园 终于抓住这家伙了。[em11] 家园 惊人与可怕 “惊”和“怕”都是树心偏旁，满适合这缉凶的。。。
榆木同学，不要这么“折磨”自己，休息一会，休息一会。。。实在不行，就看看这张图片吧。。。。
这幅图画据心理医生说，图片与心理承受力有关，你的心理承受力越强，图片转动越慢。
美国曾经以此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测试，他看到的图片是高速旋转的，而大部分的老人和儿童看这幅图片是静止的。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家园 【原创】缉凶分部第八章 死结 （一） 译者的话：本书第八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在内容上有过于血腥和暴力的问题。这一次我还是原封不动的译文全部贴出来了。但是在后文中，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有些文字我仅仅是阅读而已就已经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何况用中文翻译之后？在这里请教河里的兄弟姐妹，我是不是应该稍微改动一下类似文字，删除过分暴力的内容？我将尽量保持原文风格和内容不便，但是我不希望这样的东西将整篇译文变得戾气十足。
欢迎大家给我提出建议和意见。
缉凶分部第八章 死结 （一）
在破案的过程中遇上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败，使维克多·鲍洛科夫越来越频繁走访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从他那儿听取更多的建议。尽管他们之间受到的教育有着巨大的差距，他们还是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合作者。他们开始从各个不同层面对整个苏联社会进行反思。
布哈诺夫斯基从来都没忘记，他是个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的混血，他不是个俄罗斯人。从当局的角度来审视他，他还有个在美国的父亲。他看到许多在精神病学专业表现平平但是具备种族优势和政治资源的人们获得了提升，而他却被排除在外。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他必须服从于党的教条，用这些教条来约束自己的思想。那些受到他的尊重的精神病学家，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他们的思想也受制于此。他敏锐地感觉到，他如果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他一定能够更加富于创造力，也更加有前途。
鲍洛科夫则相反。他很少对整个社会体系提出质疑。在他的这辈子中，他已经见证了许多艰难的时光。他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非常穷困。斯大林时期的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灾难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比这个时期更可怕的时候。
鲍洛科夫没有辜负整个苏维埃体制对他的期望。他入了党，并且渐渐从这个体制中获得了回报。1983年，他和斯维特兰娜终于分到了房子。他们的公寓在一栋新建成的红砖楼里，位于罗斯科夫市北端宇航员大街。房子建得非常马虎。鲍洛科夫断断续续花了两年时间来扶正大门，封堵墙缝和修补下水道。但是他们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的家。他们的大儿子安德烈很快就要从中学毕业。他准备参军并到军校接受军官教育。这个念头让当父亲的非常骄傲。在民警局的购车名单上，鲍洛科夫的排名已经很靠前。同时，还有一些小道消息说，民警局在罗斯托夫郊外的集体农庄里弄到了一块地皮，准备划分成小块作为大家的别墅用地。鲍洛科夫的地面大概有四分之一英亩。
鲍洛科夫在一般情况下，本不可能和布哈诺夫斯基这类人发生联系，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但是随着“窄林”谋杀案的侦破工作进入第五年，鲍洛科夫急迫地希望能够有办法缩小嫌疑人的调查范围。布哈诺夫斯基能够提供帮助。他们每天深夜的交谈照例进行下去，鲍洛科夫对这位精神病学家的见识也愈加佩服。在他的语言当中，逐渐出现了“虐尸狂”之类的名词。
布哈诺夫斯基从鲍洛科夫身上发现了某些苏联执法机构人员中所没有的特点。他认为鲍洛科夫善于学习，不耻下问。同时，在看待这个未名的凶手时，布哈诺夫斯基觉得此人引发了他前所未有的研究兴趣，因为他在众多的受害者尸体上留下了许多发泄自我痛苦的痕迹。
他们之间形成了共识。鲍洛科夫愿意向布哈诺夫斯基公开几乎所有的档案，让他阅读犯罪现场报告，医检报告和其余相应的数据资料。作为回报，布哈诺夫斯基对凶手的情况作出详细的书面描述。
就他们所知，“窄林”案在苏联刑事案件档案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在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与精神病学家之间的合作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位于昆提柯的联邦调查局学校为专家们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用于研究连环杀手和杀手们的精神怪癖。而布哈诺夫斯基于鲍洛科夫进行的研究则差不多是独自开展的。
在完全是无偿工作的情况下，布哈诺夫斯基用了好几个月来研究凶手的档案，并作出书面描述。这份书面描述在完成的时候已经长达65页。布哈诺夫斯基将凶手称为X。
X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疯子。布哈诺夫斯基写道：“X能够控制事态，使其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在选择受害者或者伴侣的时候，他非常仔细小心，有远见。他的欲望伴随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许，他对调查者们拥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一种认为自己能够洞察一切的信念。”
实际上，精神病学家认为X的智力不算出众，只能说是中等而已。X在策划犯罪的时候能够制定一整套完整精细的计划，并利用这套计划逃脱追捕。但是，在计划当中他并没有表现出随机应变的能力。如布哈诺夫斯基所期望的那样，一个智力超群的人不会没有这种能力。
X不是一个同性恋者。“遇害者之中绝大部分是女性，这意味着凶手发泄欲望的对象是女性。对男童的攻击行为与发泄欲望无关，而是在行为上的一种需要。男童们可能成为替代品。在他杀害男童的那几天里，出于某些原因，他可能与和他断绝了来往的某个女性有过接触。”
1984年鲍洛科夫与布哈诺夫斯基就案件刚开始来往的时候，后者就排除了集团犯罪的可能。凶手是一个人，一个有自我倾向非常独特的人。他不可能保持个人的行为和团体的特征协调一致。
X不但是个虐待狂，还是个虐尸狂。他需要看到他的受害者死去才能获得性满足，因此他的杀戮行为实际上等同于性行为。整个过程是这样开始的：他将受害者骗入树林之后，用手或者刀柄猛击受害者的头部，使他们丧失反抗能力。然后将受害者的衣服剥掉，自己蹲在一旁或者骑在受害者身上。他手里的刀子类似于出现了功能障碍的阴茎。他就用这刀子轻轻刺进受害者颈部和胸部，造成一些表面上的轻伤。这种伤害类似于性交的前奏。之后，他将刀子深深刺入受害者腹部，类似于男性在达到性高潮的时候的最后的冲击。
X的阴茎实际上握在他的另外一只手上，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脱下裤子。在某些情况下，他只需要看见受害者流血、抽搐和死亡就可以达到性高潮，不用进行手淫。在其余情况下，他有可能脱下裤子，用没有持刀的手进行手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民警们在某些遇害者身上发现了精液，而其余人身上却没找到。
对于为什么凶手挖出一些受害者的眼睛，布哈诺夫斯基提出了四种解释。X也许将眼睛作为性拜物加以膜拜，或者眼睛对他可能代表了他个人力量和控制的象征。也许X受不了受害者们瞪着他的目光，哪怕受害者已经无法反抗，或者失去了意识。最后一种解释是，他可能相信俄罗斯的古老迷信，凶手的影像会被记录在受害者的眼睛里。
X将女性受害者的生殖器官割下来，这个动作象征着他对受害者们施加威力。他也许会用这些鲜血淋淋的器官来涂抹身体，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快感。他可能将这些器官带走，然后把它们吃下去。布哈诺夫斯基曾经了解到一个19世纪的案例：凶手将受害者的器官炖成汤。喝下去之后，他立刻勃起并达到性高潮。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在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里，胜利者们往往相信，只要吃掉敌人死尸上的某些器官，他们就会被赋予这些器官的各种特征，例如心脏代表着勇气，睾丸则代表了性能力，等等。
在对待男童的时候，X把他们的性器官割下来的原因可能是他看见这些器官就没了性冲动。
布哈诺夫斯基收集到了谋杀案发生几天里的天气数据。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大多数谋杀案发生的那几天气压都比较低。有十一次谋杀案发生前后一直在下雨。在谋杀的前一到两天，或者前五到七天气压都会下降。对此，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引发凶手行凶的因素并不是像莫斯科性病理学研究所提出的那样源于凶手体内的荷尔蒙异动，而是源于“凶手周围环境的物理条件变化以及凶手家庭或者工作场所的心理气候变化”。换言之，如果凶手与周围的人们相处微妙，同时天气状况发生变化，那他的大脑当中就会产生冲动，促使他去行动。布哈诺夫斯基指出，1984年夏季的天气情况相当不稳定。
布哈诺夫斯基画了一张扇面图用来显示凶手在一个星期的周期里的行凶频率。大部分凶杀案发生在星期二或者星期四，在星期三或者星期五则没有凶案发生。在星期天只发生过一起。显然，在这三天里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办。星期六和星期一则介于这两个时间段之间。这也许意味着X可能在策划犯罪步骤。他可能在某家工厂的供应部门工作，这样他可以定期地来往于各个仓库之间检查货物。
可惜的是，布哈诺夫斯基的某些观点相当模糊。他推测X的身高可能比受害者的平均身高要高六英寸，这样他的身高可能为五英尺七英寸（约合一米七零——译者）。这就与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走在一起的高个男子以及作为证据的大脚印的事实不相符合了。但是布哈诺夫斯基辩解说，他对人的真实身高的推测大约有上下六英寸的误差。
布哈诺夫斯基同时也对X的职业进行了解释。他写道，X可能从事过某些可以不用和他人过多来往的职业，例如当一名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同样，他也可能从事某些可以让他感受到权威的职业，例如教师或者狱卒。
X的年龄大约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因为精神病理学理论认为这是个最容易出现性变态的年龄阶段。他的童年可能非常痛苦和孤立，因为他受到了严厉的管束。他可能亲眼目睹了父母的性行为，因为他的整个家庭只有一间房子。
布哈诺夫斯基写道，X受到心里各种矛盾的冲击，可能会变得非常沉默而且小心。他可以在表面上融入这个社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但是出于对待生活当中各种麻烦的谨慎态度，他常常深陷在一个充满着幻想的自我世界之中。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学会交朋友。同事们对他的性格怪癖的奚落嘲笑，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但是如果谁扰乱了他竟日沉溺着的幻想，他就会大发雷霆。
X无法拥有正常的性能力，不会调情，婚姻也不正常。他的性行为包括手淫，但是在正常的性行为当中，他却无法勃起或者保持勃起状态。在这一点上，布哈诺夫斯基又一次避开了清晰的描述。他无法排除X有子女并维持婚姻状况的可能性。他认为，X可能有妻子。但是这位妻子可能对性事很冷淡，对X并无太多的性趣。因此，如果X有妻子的话，她也不情愿老是和X相处。
不管X是谁，他都不太可能阻止内心里杀戮的冲动。他要是感觉到被捕的危险在不断增加，他可能会短暂地停止行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仔细地将尸体隐藏起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984年夏季以来发现的尸体数目大大减少的原因。无论怎样，唯有凶手的死亡，或者将他绳之以法才能够完全扑灭驱使他不断行凶的性虐待火焰。
鲍洛科夫觉得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很有意思，非常有说服力，同时也很让人沮丧。这份报告对他的观点表示了支持，那就是，对男同性恋者和智障男孩组成的所谓“匪帮”进行调查追踪无法查出凶手。这份报告只不过尽可能地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遇害者身上出现的那些恐怖的伤痕。
鲍洛科夫需要的是更加清晰的信息。如果布哈诺夫斯基说凶手的性虐待起因是其缺少左侧睾丸，民警局完全可以对罗斯托夫所有的男子进行检查。如果他确认凶手是个狱卒，或者是个单身汉，这样调查的范围也可以大大缩小。但是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用概括的话说，就是要去查找一个中年男子——此人可以对身边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隐瞒了自己的性虐待倾向——他可能已婚，有了子女。这样的描述适用于几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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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罗斯托夫的调查者们有了另外的机会来透视连环杀手的内心世界。1985年，位于罗斯托夫以南一百英里外的斯塔夫罗波尔（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早年曾在此地党组织里工作）的民警抓获了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斯里夫克。从1964年至1985年的21年里，斯里夫克杀害了7名男童。斯塔夫罗波尔法院判处他死刑。在这片南俄罗斯区域里，死刑通常是在距罗斯托夫三十英里的新切尔卡斯克市监狱里执行的。这里也刚好是“窄林”谋杀案案发的中心区域。在等待执行死刑的这段时间里，斯里夫克交由罗斯托夫民警局收押，因为后者负责新切尔卡斯克监狱的管理工作。
鲍洛科夫、费季索夫和科斯托耶夫都认为应该对斯里夫克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从一个连环凶手的脑袋里掏出他的一切想法来。他们都知道斯里夫克与“窄林”谋杀案无关。斯塔夫罗波尔方面早就查清了他在罗斯托夫州谋杀案发生的时间段里的所作所为。而且他的血型是B型。鲍洛科夫从斯塔夫罗波尔方面要来了侦破记录并开始详细阅读，好从中找到有关的行为方式或者个人癖好可以让他进一步确认被布哈诺夫斯基称为X的这个人。
鲍洛科夫了解到，阿纳托利·斯里夫克在斯塔夫罗波尔市是一个很受尊重的人。他曾经被授予过苏联“杰出文化工作者”荣誉称号，享受着高工资待遇。他在被称为“切吉德”的青少年俱乐部里担任过多年的领导，负责组织青年旅游等活动。他是个摄影爱好者，已婚，有两个孩子。
但是斯里夫克有着潜藏的性问题。他出生于南俄罗斯的一个村庄里，是一场匆匆忙忙的婚姻的产物。在他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一度离开了家庭，后来又回来团聚并和母亲一直住在一起。斯里夫克告诉调查者们，他的家庭有精神分裂症病史。
在青少年时代，阿纳托利·斯里夫克对女孩差不多提不起兴趣。在一场完全是禁欲般的恋爱之后，他结了婚，时年29岁。斯里夫克对那位即将成为他妻子的人缺少生理上的欲望，这被当成了一种羞怯的美德。斯里夫克从一开始就没法使婚姻变得完美。他把事实告诉了他的母亲，后者建议他去找性病理学家了解一下。医生对他的情况付之一笑，给他开了些补药，告诉他只要放松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最终，他偶尔能够勉强勃起，急急忙忙地完成让人难堪的性生活。按照他的估计，这种情况在过去17年的婚姻生活当中不超过十次。在他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他就在也没有这种能力了。
斯里夫克早就发现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引发他的性冲动了。1961年，在他还是23岁的时候，他刚好目睹了一场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死者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身上穿着标准的苏联学生校服：白衬衣，红领巾，蓝裤子和黑色的鞋子。斯里夫克看见汽油在燃烧，闻到了汽油的味道，也看见了沥青路面上流淌的鲜血。出于一种他无法解释的原因，这个场面让他感到了性冲动。他开始不断地幻想这个场面，幻想能够控制住这样一个男童，让他感受到痛苦，这样斯里夫克才能再次感觉到性冲动。
不幸的是，他的工作为他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他利用这种便利设计出了一整套犯罪方式。每隔一到两年，他就设法和一个年龄合适的，戴着必不可少的红领巾穿着黑色鞋子的男童交上朋友。这个男童应该还没有进入青春期，总是为自己个子太矮，比不上同龄人的身高而苦恼。在赢得这个男孩的信任之后，斯里夫克就会告诉他，他知道可以通过某种实验性的方式增加身高。这种方式通过可以控制的悬吊来拉长脊椎骨。但是需要乙醚对男孩进行麻醉。斯里夫克将男孩带入树林当中，竖起一个绞架似的装具。这个戴红领巾穿着黑鞋的男孩在吸入乙醚之后，将会像执行绞刑那样，头部被绞索套住，然后吊起来。这时候斯里夫克将会拍照或者摄像，然后手淫。在大部分情况下，他最后会把受害者救活过来。
斯里夫克竟然能够说服受害者们接受这样的行为，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整整21年当中，他这么干了43次。其中36次，他都把人救活过来。斯里夫克告诫这些幸存的人，不要把他的这种做法告诉他人。就这样，这些男孩活了下去。这种情况是苏联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许他们对权威提出置疑。
剩下的7次，斯里夫克的欲望使他做得更加出格。这7次当中他的行为变得非常血腥。他肢解了受害者，砍下他们的头颅，用照相机拍下了没有四肢的躯体。接着他往尸体上泼洒汽油并点燃，这样就能够让他记起引发他性虐待冲动的那场交通事故里的气息和场景。在把残尸掩埋之后，他将胶卷带回家，冲印出来。在经年累月里他就用这些照片和影像来刺激自己手淫。当他对这些刺激感到不新鲜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行动。
因为每次谋杀之间的间隔很长，而斯里夫克又掩埋了尸体，斯塔夫罗波尔民警局显然没有对此类案件进行集中侦破，因而斯里夫克屡屡逃脱制裁。那些失踪者仅仅作为离家出走的案例来对待。
鲍洛科夫要求斯里夫克写一份书面报告，对连环杀手的思想和行为作出解释。斯里夫克即将被处决，急于表示自己的悔恨，便答应了。
他写道：许多人问他，这个社会应该怎样对付类似他这样的杀人凶手。他对这个问题有较多思考，得出了几处结论。斯里夫克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在正常的性生活中都会出现障碍。他们必须通过他们的“伴侣”的鲜血和痛苦来引发自己的性冲动。他们喜欢沉溺在幻想之中，享受着制定犯罪计划带来的快乐。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各种规则和惩戒行为。在犯罪的时候，他们对作案工具的使用有自己的规则，对受害者的选择有自己的规则。斯里夫克自己就从来不选择年龄超过17岁的男孩。
斯里夫克建议在苏联的学校普及对生殖器官的基本知识，这样就可以让孩子们对于性知识有更多的了解。而这正是学校教育当中有意遗忘的。他写道：“要是我获得了这方面的教育，在这些不正常的问题一出现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医生。”他提议，在军队、监狱和其余年轻人集中的地方发起某种反性变态和同性恋的社会运动。但是，斯里夫克对罗斯托夫的凶杀案一无所知。在怎样抓获凶手方面，他也没能提供可行的建议。
鲍洛科夫、费季索夫和科斯托耶夫一致同意开车前往新切尔卡斯克。这样在斯里夫克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们能够有机会和他面谈。他们在审讯室里见到了斯里夫克。此人形容憔悴枯槁，眼睛里常常闪现出负罪感。他长着稀疏的小胡子，头发乱糟糟地向后梳着。
他们问他，究竟男孩们是怎样对他产生诱惑的？
斯里夫克回答道：“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对此并不知情。我从前根本没听说过，也不曾了解过这种诱惑。这样的诱惑来自它自己的意志。”接着，他告诉他们他在23岁时亲眼目睹的汽车事故。
他辩解道，他试图控制住自己。但是这样的欲望已经无法遏抑。它仿佛自成一体，专横野蛮地折磨着他。“它一直在困扰着我。”斯里夫克说。
他们随后询问详细的谋杀过程。他是否强暴了受害者？他是否接触了受害者的性器官？
斯里夫克对这种念头似乎感到非常厌恶。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利用自己制造的这个场面，尤其是男孩们的黑鞋子来刺激自己手淫的欲望。
审问者们提醒他，有些尸体在被挖出来之后，经过法医检验可以证实他曾经割下了他们的阴茎。
“我记不清了，”他说。“如果我真这么做了，我无法对此进行解释。”
那在他肢解尸体的时候是不是全身溅满血迹？
“不会有，”他回答道。“人死了之后，血液流淌得很慢。”
这一点很重要。罗斯托夫的调查人员们常常感到很迷惑，为什么在“窄林”谋杀案发生后很少有人报案说发现有人满身是血地离开案发现场。斯里夫克的回答澄清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凶手知道怎样行凶而不会导致大面积出血。凶手应该知道，在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血液流动就会停止。他会根据这种情况安排他的谋杀仪式。
有一个最无关紧要的问题却引发了最有价值的回答：他吸烟或者饮酒吗？
斯里夫克略有一点愤怒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他从不吸烟。只有一回，他想过要喝醉。他指望这样能够吸引女性，可是没能成功。
更重要的是，他说作为是青少年工作者，他必须认真对待这份工作。“我一直为孩子们工作，我必须对他们负责。”这个谋杀了7个男童的人说道。“我不能带着一身酒气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纪律问题。”
这个说法，以及斯里夫克的其他的一些回答给了调查者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窥视到他们在努力搜索的人内心的一部分。斯里夫克的心智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他可以连续杀害孩子们，同时却认为带着酒气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是不道德的行为。“窄林”案的凶手的心态可能也是如此。他完全可能一直以正常人的状态存在着。只有在性虐待的欲火侵入他的体内的时候，他才会受到驱使而行凶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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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什么东西挡住了这团欲火。1986年春天，积雪融化之后，并没有新的尸体出现。自从1984年那个恐怖的夏天之后，在罗斯托夫，实际上只有在1985年夏天发现的伊奈沙·格利亚耶娃的尸体与“窄林”案有关。罗斯托夫的舆论又再次回到从前那种冷漠和讥讽的状态之中。侦破工作继续进行着，像一部机器那样不断制造出嫌疑犯。对司机的血型测试也在进行着，不断有AB血型的人员被录入名册。间或调查人员也会注意到男同性恋者，精神病人和性犯罪者。但是，迟迟没有新的遇害者出现，而问题越积越多，这一切让鲍洛科夫的挫折感变得更加沉重。是不是“窄林”案的凶手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或者他已经住手不干？他是不是已经坐了大牢？要不就是侦查员们已经接近了凶手，迫使他推迟了他的谋杀计划？伊奈沙·格利亚耶娃之死是不是另外的凶手所为？鲍洛科夫对此无法回答。
6月23日，位于罗斯托夫南部农业小镇恰蒂尔的民警发现了吕波芙·格罗瓦卡的尸体。她现年33岁，是一个集体农庄的工人。她的衣服被凶手扒掉了，全身上下被捅了22刀。在尸体不远处，民警们发现了一块似乎是男衬衣上的碎片。经过检测，碎片上找到了精液的痕迹，血型判定为AB型。
鲍洛科夫对这一凶杀案是否属于“窄林”案的范围有些疑问。受害者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一场婚宴上。凌晨一点钟，她离开了婚宴，准备走路回家。凶手并没有切下她的乳房和生殖器官。鲍洛科夫从布哈诺夫斯基和斯里夫克处所了解的情况使他更加认定“窄林”谋杀案的凶手在行凶的时候会非常强调谋杀的仪式和规则。凶手总是在白天和上半夜选定受害者，地点往往在公交车站或者车站附近。要是行凶的时候条件允许他来处理尸体，他会将他的虐待倾向转移到尸体的性器官上。
格罗瓦卡一案的侦破工作延续了一整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破案成果令人灰心丧气。几乎所有格罗瓦卡的亲戚都是亚美尼亚农民。他们都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应叶卡特琳娜二世的邀请来到罗斯托夫定居的亚美尼亚人后裔。他们没打算和外人，特别是俄罗斯侦查员提供信息。调查工作没有发现一个目击者，也没有找到任何一条线索。鲍洛科夫将此案列入“窄林”连环谋杀案当中。但是他怀疑格罗瓦卡是被某个她认识的人所杀害的。杀害她的原因可能是在婚礼上发生了某些事情。
8月18日，位于罗斯托夫工业区的巴塔斯克的集体农庄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名叫伊莲娜·波戈里亚洛娃。这一回凶手在尸体上留下的痕迹毫无疑问地指向“窄林”谋杀案。她的尸体被开了膛，从颈部一直开到生殖器。一只乳房被剁了下来。身上还有许多比较浅的刀伤。她的两只眼睛都被挖走了。
但是在现场有一点奇怪的新现象。波戈里亚洛娃的尸体被遗弃在一片自然形成的凹地里——或者说一个坑中。然后凶手显然来到了三百码外的一个温室当中偷了一把铲子。他费了很大的功夫试图用这把铲子掩埋尸体。此前的案子里，凶手掩埋女性受害者的行为对于鲍洛科夫来说只是象征性的。这一回，凶手明显是真的想要埋好尸体，所以受害者被发现时只有一只手暴露在外。法医检查的结果是，波戈里亚洛娃死亡时间在一周前。是一只狗嗅到尸体气味之后才发现的。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解释自1984年以来没有多少具尸体被发现的原因？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尸体掩埋在更深的地下？
波戈里亚洛娃是当地刑事法庭的秘书。这是一份需要责任心的工作。但是侦查员很快就发现，她的性行为极度活跃而且变化不定。她的某些性伴侣是在法庭上认识的，并不是每一人都来自遵纪守法的一方。鲍洛科夫的调查组迅速整理出一叠厚厚的卷宗以待核查。它们全部是关于潜在的嫌疑人在波戈里亚洛娃失踪当天的行踪的报告。
即使是作出了这样的安排，鲍洛科夫依旧担心，对于受害者从前有过性接触的人进行调查会引向错误的线索。凶手也许刚好路过巴塔斯克。他们之间可能并不认识。受害者可能在汽车或者火车上认识了一个男人，随后答应跟随他去某个地方。而鲍洛科夫对这个男人的了解，仅仅限于在已知的26个受害者身上确认的AB血型。
就这样，在花费了大量经费和人力的情况下，许多调查者们的线索和计划都作废了。
1986年春天，对司机和其中AB血型的人们进行调查的工作开始不久，鲍洛科夫得到了几条让人恼火的消息。窃贼闯入位于阿克塞的市医院，偷走了用于在官方文件上记录A型和O型血的橡皮图章。
鲍洛科夫猜得出这是为了什么。对于罗斯托夫地区的犯罪分子来说，不用花费多大工夫就可以弄明白民警局在调查AB血型的人。要避免被调查工作弄坏事，犯罪分子需要用图章在驾驶执照和国内通行证上标注血型的地方盖上除了AB型以外的印戳。现在有人可以出售这样一枚图章了。鲍洛科夫明白，完成对司机血型的调查工作一定会导致一个地下市场的产生。然而，血型调查工作依旧继续着。
1986年秋天，在罗斯托夫州对所有名为菲舍尔的男子进行调查工作进行了一年之后，从莫斯科传来消息，那位曾经指认菲舍尔的男孩推翻了自己的说法。现在他承认这一切全是自己编造出来的。
几乎是在同时，在新沙赫提进行笔迹鉴定的专家也放弃了希望。在三年的努力之后，他们仍旧无法找到与“黑猫”明信片上的笔迹匹配的任何文件。
随着改革思维的引进，民警局开始与罗斯托夫新闻界的编辑们协调，使公布一些“窄林”案件的情况成为可能。某些报道谨慎地公开了案件的情况和某些遇害者的照片，暗示说在罗斯托夫可能存在着连环杀手。新闻界呼吁人们对这些信息作出回应。
作为回应，民警方面收到了大量的来电来信，描述了罗斯托夫许多不幸的婚姻情况。妇女们抱怨她们的丈夫对她们提出异常的性要求，殴打她们，或者无缘无故整夜不回家。民警们从这些抱怨之中理出了“线索”。在许多情况下，提供这些“线索”的妇女正准备和丈夫离婚。她们宁可舍弃财产不要，也要将自己的丈夫送进大牢。
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线索也许会毁掉一个男人的一生。民警们收到一条消息说，某个受人尊敬的已婚大学教师在夜里开车四处游荡，试图搭载姑娘。他们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此事与“窄林”谋杀案无关，但是发现此人有收集黄色物品的行为，同时他还与许多学生有通奸行为。于是他被开除了。
1986年的秋季，鲍洛科夫的缉凶队伍认定凶手已经移居苏联的别处。他们决定在这个推断的基础上尽力调查。自1984年的夏天以来，罗斯托夫只有两具受害者尸体被发现，如果算上吕波芙·格罗瓦卡，那就是三位受害者。莫斯科方面，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的遇害表明，“窄林”谋杀案的凶手有可能在自己本乡之外行动，因此他完全有可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作案，而民警们可能在他新近迁移的城市中发现数具尸体而却无法将其与罗斯托夫连环谋杀案联系起来。凶手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回到罗斯托夫度假，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984年之后罗斯托夫的三起谋杀案都发生在夏季。
鲍洛科夫和他的同事们将此案整理汇编成为小册子，准备散发到苏联全国各地的民警局。他发现这么做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因为整理工作有助于他收集和汇编所有关于此案的材料。他将所有遇害者的名字绘成一张图。在每个名字的右端，他作出注释，一一注明该遇害者被发现的时候现场的线索或者缺失的线索，例如眼睛有无被挖出，精液的取样，尸体的损毁等等。他还列出了遇害者的性别、年龄和个人特点。在总共27个受害者当中，有13人无家可归，或者四处流浪。12人的性关系不正常。5人有精神问题。
鲍洛科夫对凶手的作案方式进行了简要归纳。所有案件当中，只有两条线索贯穿始终。所有的尸体都是在道路附近被发现的。所有遇害者都是被刀刺死的。案件当中也存在着大量不同情况。17个遇害者为年过16的女性。4人为15岁以下女孩。有5个遇害者是男孩，年龄全部低于15。大部分遇害者都来自沙赫提和罗斯托夫，但有三人来自新沙赫提斯克或者其他分散的郊区。有些遇害者的性器官被完全割掉，有些则没有。有些遇害者的眼睛被挖掉，但是其余遇害者，特别是最近发现的遇害者就没有（原文如此）。可以确认的谋杀日期覆盖了一周之内除星期三和星期五之外的所有周日。但是凶手似乎喜欢在星期二和星期四作案。
整理嫌疑犯档案是整个工作当中最令人难堪的一部分。调查者们整理出了22个主要嫌疑人和44个次要嫌疑人的材料，然后鲍洛科夫按照他们犯罪的可能性进行排列。
他感到这是在隐约地承认失败。每个列在名单上的嫌疑人与本案的联系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合理的漏洞。鲍洛科夫真正能够确认的嫌疑人一个也没有。在名单上，排列在前六位的是卡列尼克、捷普金以及他们在智障儿童之家里的那些朋友。第七个是尼科莱·别亚斯科西。此人是罗斯托夫机场的行李员，曾经在飞行员公园附近和别人幽会过。在其之后是阿图尔·科尔申科，一个来自阿克塞的吸毒者，曾经杀害过塔季扬娜·波利亚科娃。他的血型是A型。他坦白说杀过一个人的证词对鲍洛科夫已经不再有疑问。第九个嫌疑人是安德烈·奇卡季洛。亚历山大·扎纳索夫斯基曾经在罗斯托夫汽车站和火车站对他进行过跟踪。但是奇卡季洛的血型也是A型。
谢尔盖·科尔钦是来自沙赫提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收容所的一位民警人员。他被列在第十四位。但是调查工作仅仅能够将他和一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该案的受害者伊奈沙·格利亚耶娃最后一次露面就是在收容所。有可能他和薇拉·谢夫库恩也有来往。后者最后一次出现在犯罪分子的窝点。有目击者说，有一位无法确认身份的民警造访谢夫库恩。但是调查者无法证明他和其余遇害者有关联。之所以将他列入嫌疑人名单是因为他的血型是AB型。
鲍洛科夫对整个资料汇编工作进行了监督。资料汇编册子最后用红色封面装订，邮寄到苏联各地的民警局，并等候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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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汇编工作立刻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调查者们手上有几百个嫌疑人的资料，这个数字到了最后发展成为上千人。位于恩格斯大街的民警局大楼里充斥着这些资料。因为苏联整个国家的电脑化程度很低，民警们也没有电脑对它们进行处理，只好通过归档工作，将它们分门别类放入用吕宋麻纸制成的文件夹当中，然后放进保险柜。不断涌来的情况分析很快让归档工作不堪重负。为了对资料汇编当中的数据进行对比，鲍洛科夫不得不向莫斯科求援。于是上面派来了几个归档专家协助整理资料。
他们像在图书馆里做目录汇编一样，做出了许多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卡片。每一个被卷入“窄林”谋杀案的人都有一张卡片。血型为AB型的嫌疑人的卡片上有一条红边，其余嫌疑人的卡片上有一条黄边。那些发现尸体的人或者提供线索的人的卡片上则有一条蓝边。遇害者的亲属和朋友的卡片上面是一条绿边。有些卡片上没有这种特别的标志，例如，要是一个侦查员得到消息说一个无法确认身份的人被发现在沙赫提公园里和孩子们套近乎，那么这个侦查员的卡片上就不会用颜色作出标记。
每个嫌疑人的卡片上都要记录其个人姓名、地址、血型和出生年月，并注明此人是否有车。有车者还要注明车牌号码。卡片上有一栏用于标注此人为什么成为嫌疑人，另有一栏用于标注谋杀案发生时此人所在。这样的卡片很快就积累了几千张。
事实上，这一切只不过是调查人员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要开个会，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并不难，例如决定调查有AB血型的司机，确认所有有过性犯罪记录或者是有过精神病史的人员等等。困难的事情是按照某一种思路对每一个嫌疑人进行排查。这是一项单调乏味的工作。能够形成某种破案思路对嫌疑人进行调查固然可以成功，在破案过程中彻底贯彻这一思路却不是那么容易。
在某种程度上，调查人员的困境也反映出苏联整个社会主要问题。克里姆林宫里端坐着的政治局委员们下个指令，1986年中央经济计划当中鞋子的产量需要增加20%。这个指令很好下，可是它并没有给罗斯托夫制鞋工人们以保证，让他们在昏暗狭小、拥挤不堪的工厂当中可以获得制鞋所需要的丝线和皮革。这项指令也没有保证工人们工作时的态度，没有保证他们是否按照要求制出合格的鞋子。任何一个苏联消费者都会证明，在政治局会议和制鞋工厂之间的某个系统环节出了问题。
同样，鲍洛科夫也明白，“窄林”谋杀案的侦破工作大部分花在了调查嫌疑人身上。本来不该有这么多嫌疑人的资料卡片，而现在这些卡片当中也有他自己的一份。在他更换国内通行证的时候，他的血型检测显示为AB型。结果他被可笑地列入了嫌疑人名单当中，有人在一张带着红边的卡片上填上了他的名字。这样，如果调查工作真的按照规则进行下去，就会有侦查员花费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来确认谋杀案发生的时候鲍洛科夫的具体情况。
鲍洛科夫知道，侦查员们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时常疏忽大意，或者根本就无心工作。例如，他们常常会根据某人在某个工厂工作的情况直接推测到此人在案发当天就呆在工厂里。他们根本不会亲自去到工厂里，找到车间负责人进行核验。很多调查任务被刻意拖延，接着又会被新的任务所取代。至少，罗斯托夫州每年发生的谋杀案超过四百起。莫斯科的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谋杀案发生一年之后，调查人员依旧无法从与莫斯科有业务往来的342家罗斯托夫企业单位当中完全确认案发时候到莫斯科出差的人员。调查人员还有很多任务都没有完成。
几乎每份内部通报都对“窄林”谋杀案的调查提出了批评，这对于费季索夫、科斯托耶夫和任何一个负责监督破案工作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个秘密。1986年9月的一份典型的内部通报批评文件上写道：“在不同城市和地方民警机构的工作当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组织上的疏忽，无法胜任工作，无法完成任务的例子屡屡出现。”
莫斯科的民警总部对此案的侦破一直感到不满。但是此时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正在全力控制全国范围内的犯罪和腐败蔓延。他不断地更换内务部长。来自高层的动荡有助于费季索夫以及在他的之下的各个级别人员，包括鲍洛科夫，维持着稳定的工作。
科斯托耶夫在俄罗斯总检察署的上级对他的表现也不满意。1987年四月，俄罗斯总检查署的副检察长I.S.扎利亚纽欣专程来到罗斯托夫，和科斯托耶夫一同参加了调查人员的一个会议。扎利亚纽欣说，莫斯科对此案无法侦破感到关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监控整个破案过程。扎利亚纽欣本人则相应地指导科斯托耶夫本人的工作。
此时科斯托耶夫参与案件侦破工作已经有18个月，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罗斯托夫度过的。他在会议上发了言，试图将整个工作的过失都推到自己前任身上。他说，1983年犯下的错误严重地拖延了破案进程，并导致了追踪凶手工作的复杂化，例如将注意力锁定在卡列尼克，捷普金和他们的所谓的智障青年组成的“匪帮”处。
科斯托耶夫保证，调查人员将通过对五个假定进行追踪调查最终抓获凶手。他预测凶手应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曾经有过性犯罪记录；是一个同性恋者；是带有性变态的特征的精神病人；曾经是，或者现在仍是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是一个铁路工作人员。
科斯托耶夫说，在他的命令之下，调查工作将致力于确认带有AB血型的司机和确认波赫立斯托娃案件发生时从罗斯科夫到莫斯科出差的人员。科斯托耶夫也抱怨道，民警局常常派出不合格的人员进行调查，阻碍了破案工作的进展，他们对此案也负有责任。在波戈里亚洛娃案件现场调查的时候，民警人员四处走动，没有保护现场，可能踩掉了凶手留下的脚印。他继续抱怨说，要对案件调查时时注意很难办到，因为他还有其余工作，不能总是呆在罗斯托夫。
挫折、中伤和揭短行为使米哈依尔·费季索夫和维克托·鲍洛科夫的精神状态变得不稳定起来。随着遇害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尤里·卡列尼克和他那所谓的智障“匪帮”的作案嫌疑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民警们在此事上产生的分歧得到弥合。也正因为弥合了分歧，大家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担心，认为此案可能永远无法侦破，并为参加破案的人们带来长久的耻辱。
不断有新的人参与破案工作。有人退休了，有人调走了。有人因为无法承受案件的压力退出了。费季索夫原来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已经调到莫斯科的内务部学院接受进一步培训。
费季索夫成为自1982年该案发现以来唯一一个一直参与破案的人员。但是他也还有其他工作需要做。鲍洛科夫在1983年被指定负责案件工作之后，他几乎将全部工作时间都用在破案当中。他负责指挥一支特别的队伍，一支他的缉凶分队，用来专门处理案件侦破工作。每时每刻，他对这项工作都负有全部责任。
费季索夫发觉，他在夜间无法安睡。他常常会在半夜醒来，不由自主地踮着脚尖走到他那八岁的儿子的卧室。直到确认了孩子还在之后，他才能回到床上继续睡觉。他的梦中老是出现鲜血和尸体。
偶尔之间，费季索夫似乎觉得自己生活在噩梦当中。他时常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他会在半夜里起来走到户外，在杀死某个人之后，回到家里继续睡觉。天亮的时候他就什么也记不起了。
费季索夫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鲍洛科夫。
“听着，维克托，”一天，费季索夫平静地说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我们是在犯罪，你和我？”
“我这么想过。”鲍洛科夫回答。
鲍洛科夫实际上无法不对此案停止思考。夜里，在回家后他试着放松自己。但是他睡不着。他想读一读书，但是随后又把书扔到了一边。他一直看着电视，想转移注意力。这样看到午夜之后不再有电视节目为止。然后他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不断地想着凶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有时候情况会更糟，他可能会想到那些尸体。
最后，在1986年末，鲍洛科夫患上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神经衰弱的疾病。他从自己的生理状况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感到极度的疲乏。在走上位于民警局二楼的办公室时，如果他不抓住扶手就差不多爬不上楼梯。最后，他几乎是把自己拖上去的。
鲍洛科夫到医院进行了检查。医生告诉他，由于精神压力和神经疲惫，他的心脏已经变得很衰弱。他在特别监护病房里住了三天，打了几针。医生们没有告诉他注射的是什么药品。但是这药最后让他睡着了，而且在半个多星期里一直在沉睡当中。在他醒过来之后，他感觉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正常。他继续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星期，随后被送往黑海沿岸的民警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疗养院位于塞尔尤特，离度假胜地索契不远。
斯维特兰娜·鲍洛科夫请求她的丈夫让其他人接手“窄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他没有答应。他已经将他的生命中的四年用于追查“窄林”案的凶手，他不能在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就放弃。否则就会像在“桑勃”拳击赛当中那样，仅仅由于膝盖受到打击就一下倒在地上，然后输掉了比赛。
怎样抓住这个凶手，他还没有新的办法。事实上他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一种调查工作已经形成死结的感觉。但是现在破案工作已经成为他和那个叫做X的人之间的事情。这个家伙，正如布哈诺夫斯基所言，对调查者们怀有一种优越感。
他一定要抓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