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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
早先读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其中第二章所述为京杭大运河地形概况，黄引用大量史料论述漕河运输之种种不易：地形困难、恶劣气候、不当管理、时常添乱的黄河，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巨大的财务损失和成千上万只船只的拥堵。史料中不乏《明史》、《明实录》、《漕河图志》这样的一手资料和后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于是，在章末黄提及明廷对漕运管理的无限烦恼，并引用利玛窦札记中的内容对明廷采取陆路运输方式无可能的情况下，为何不选择杭州湾至渤海湾海运的方式取而代之提出疑问。
疑问的结果黄在漕运一书中给出如下解答：一是引用利玛窦的说法概括“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强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根深蒂固，”；二是用类似他一贯大历史观的看法认为是传统中国的农本主义思想决定了稳定的地位，从而决定明廷即使是采取海禁也愿意花费大量代价来使用京杭大运河这条充满缺陷的水道。
遗憾的是，这两点说法并没让人觉得有十分的说服力。
海禁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远没有上升到决定性的地步。黄也曾在书中例举，1560年因辽东地区粮食短缺，明廷暂许渤海湾进行海运。他是将此事作为明廷海禁之严厉的证明，而从另一方面讲，既然对粮食短缺的辽东可以暂开海禁，那么明中后期自嘉靖始国力渐衰，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漕运所耗代价必然大大超出海运。且以海代漕尚不能等同于解除海禁，加之嘉靖年间倭寇基本消除，明廷压力开始来自于北方蒙古和后来崛起于东北的后金，海运取代漕运似乎越来越有充足的理由。
偶然发现的问题也许只有偶然的机遇解释：前阵子看一篇网上好评的穿越小说，其中谈及中国历史上海船运粮未能成功的原因,作者引用了一句“奈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读罢豁然开朗。
船夫自不必说，如黄书中提到，十六世纪初仅通州（今江苏南通）至仪真（今江苏仪征）漕河河道的法定劳役就达四万七千余人，其中很多由于工作性质要求使得他们可以将家人一起带到工地生活，加上特殊情况下的劳役，需要注意的是有明一朝种种所谓“特殊情况”日后愈加成为常态......所有这些，必然决定了明中后期依附于漕河生存的人口数目相当可观。既然渤海湾海运粮食时“漂没”都能成为普遍接受的潜规则，大运河绵延千里，养活的人口及其相关的利益链条又岂是一个简单的海运所能取代？联想到崇祯裁撤精简国家公务员，裁出来下岗邮差李自成。明廷哪位皇帝要是真狠了心以海代漕，没准闯王进京这出戏就提前演了。
黄书中只字未提此原因，应与学问无关，南开辍学多年后黄赴美读至博士，期间无论是为学还是思维，西式的更多一些，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还剩多少不得而知，而这“奈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缘由，换作中国人大多都能明白，若是基于西式做学独立思考，想到这一层怕就殊为不易了。即便从另一方面说，与海禁所图谋的稳定相比，“衣食所系”才是中国古代更为朴素的农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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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漕运不能忽略漕帮的影响。两江总督陶澎费尽心机搞了次海运，很快就搞不下去。就是在太平军威胁运河的时候，搞海运的阻力都很大。虽然海运的好处明显：快又安全，也没有漕船回空的问题，可以把北方大豆之类的产品运回来，可是这毕竟敌不过数十万漕帮弟子的饭碗问题。
要考慮的地方極多。
即如宋朝冗兵，亦復如是。貿然裁軍，大大影響社會的安定。
黄在书中说有些漕工因漕运四年不曾回家一次，其效率和运转之弊端可见一斑，但即使如此漕运仍然无法用其他方式取代。这问题往细处去想还真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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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肉食者敝，未能远谋。只怕肉食者面对的许多问题，我们作为旁人是难以体会的。
网上找到的资料：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海运为军运，余皆民运。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险阻，折损颇多，故修治大运河，于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置仓，并造漕船3 000只以资转运。永乐十三年(1415)，大运河全线修通，于是停海运，漕粮专以河运。漕粮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此外还有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漕粮则为京、边(北边)军饷。岁漕常额约400万石(明一石合1．0225市石)，宜德时最高达674万石。明初曾设漕运使，后又建立粮长制度，负责漕粮的征收和解运，称“民收民解”。永乐二年以漕运总兵官取代漕运使。景泰二年(1451)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辖卫军十二总共 127 600人，运船11 700只，遮洋总(海军) 7000人，海船350只，专司漕粮运输，称为运军。漕运方法，初行支运法，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殖推行。各地漕粮就近运交淮、徐、临、德四仓，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每年转运四次，又称转运法。宣德五年 (1430)陈 等又行兑运法，令民运漕粮至附近府，州、县水次，兑与卫所运军转运(河南兑与遮洋总海运)，民贴运费，随正粮加耗征收，于兑粮时交给官军。初时兑运与支运并行，后逐渐取代支运。成化七年(1471)漕运都御史膝召又推行改兑法，也称长运法或直达法，由运军过江径赴江南各水次交兑，免除粮户运粮，但要增纳过江费，约每石1斗左右，十一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此后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漕粮悉由官军长运。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吏舞弊侵吞，加耗杂派层出不穷，高至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农民负担极为苛重。无论民运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应役者荒时废业，饱经风涛，遇官吏勒索，还需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苦不堪言。
清代仍用明长运法，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约l0万。以府、州为单位，10人一船，l0船一帮，10船互保。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设漕运总督总管漕运，下有各省粮道分管各地漕政，押运有管粮通判及粮道，趱运有沿河镇遭将领及镇江道，另有巡河御史等官沿河稽察。漕额包括正兑米330万石 (清一石合1．0355市石)，改兑米70万石，以及改征、折征，即改征其他品种和折银。还实行截漕(截途中漕粮赈灾或另运别地)拨运(截山东、河南漕粮拨充陵寝及驻防兵米)等措施。清中叶以后，会通河堵塞，且河漕弊窦丛生，经费拮据，于是海运兴起。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次年正月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漕粮 1633000余石于上海，雇商船1562艘，分两次载粮北运。船自黄浦江出吴淞口，行4 000余里达天津。因清廷特准商船搭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故商船踊跃参加，海运粮占全部漕粮之半，节银米各10万。道光以降，河漕约12～13万石，海运粮则达120万石左右。”
漕运养活大量漕工是事实，但损害的是更多农民的衣食，这对明清朝廷是更大的不稳定因素，可漕运为经手官吏带来的好处实在太丰厚，算是一等肥羊，吴思在《血酬定律》里已经举出了漕运中的种种潜规则来做例证。从上文中，我们也看到，道光以后，海运实际上已占主导地位，漕运粮不过占10％而已，在光绪以后更是完全停办漕运。事实证明改漕为海不是不能够，只是当时的食肉者们未必有这个打算罢了。
而是书生和做事的人的差别。
古代版有废科举改学堂，把作为王朝统治基础的底层知识分子统统推向的王朝的对立面。
也有现代版，燃油费改税，一直不敢动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约30万人的养路费征收人员。
说到底就是改革成本问题，由谁承担改革的成本，和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
可能我意思没说清楚。黄写书时候没有提及这一观点，我以为是中学西学的问题。
以海代漕在明未能实现，跟中学西学确实没有关系，关键还是漕运相关的利益所致。
漕工衣食与依靠漕运的既得利益集团孰轻孰重，以现在旁人的眼光看，自然是漕工；但以当时肉食者所谋，应该是那些依附于漕运的既得利益集团了。
吴思曾说黄写《万历十五年》一书是把水烧到九十多度，唯独少了本该说到的潜规则。从《明代的漕运》来看，黄这本书似乎也适用于吴思的比喻。
运河漕运困难在元朝初期就出现了，元朝的办法就是举办海运，效果非常好，速度快，运量大，损耗少。顺便说一句，上海建立县城的原因，就是这里是海运船队的停泊地点。
明朝本来沿袭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又莫名其妙地恢复了河运。
跟吴思对黄仁宇的看法比较相近。
有阵子没下河了，这次发现变化这么大，浏览速度真快了不少，看帖灌水顿时舒服多了，辛苦铁老大！
明廷对国民掌控的方针是“穷治”。
大部分老百姓普遍的刚够吃饱的贫穷和官僚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集体富裕被明朝皇帝认为是掌控这个国家的最好方式。
所以封了海运，宁可不惜大量人力物力用高出运输成本数倍的代价进行漕运就是“穷治”的主要措施之一。
hehe 虽然不是很认同这种看法，但是不得不承认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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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到他们只在南京以南活动？而没有将货物从海上带到北京去？郑和不会从大船上卸货送上槽船经运河到北京吧！后来征后金，笔架山一线也用海运送粮食，这都是紧急之势。那么是什么利益让政府放弃了海面，选择河运呢？后来河运送货规模越来越大，以至最后形成依赖。凡是不但要问结果，而且要问源头。
是否和明朝的财政结算体制有关系。
宋、元都没有“倭寇”问题。而“倭寇”从明朝一开始就存在。明朝开始定都南京，因此对南粮北调的要求不高。等到了迁都北京，对南粮北调的要求高了，但前期对于“倭寇”一直无法解决，唯一的应对措施就是下“禁海令”，沿漫长的海岸线处处布防。再加上船队一旦在海上遇到风暴，遭受的损失往往会全军覆没。这样漕运的成本实际低于海运，自然就倾向于漕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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