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李二先生是汉奸 -- 丁坎

花这句。

做这些事情，抗住了守旧派很大的阻力，但是李是个经验主义论者，他缺乏预见，只能佩服一些好友或者同期先看一部的人而利用自己的权势去做一些强国的事情，说他没有信心没有目标也是很正确的事情。

所以他得出“不可衅自我开”这样的原则也是这个人无法突破个人历史局限性的一个生动表示。李对清朝的感情和道德比不上曾国藩，魄力比不上左宗棠，他只是埋头去做，知道不做就死得更快，不保有实力就更受欺负，说他很相信洋人很亲近洋人，倒看不出来。

李二是乌龟战术，而乌龟战术比当时很多人保有得鸵鸟战术如何？当然大家喜欢骂乌龟。

中法战争得谈判团是两伙人，朝廷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去办得事情，另外由于朝廷没有注意关注法国国内局势，得出了局势不利得错误判断。

李鸿章不单单是经验主义论者。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经验主义论。

李鸿章的根本问题是投降主义。他不是很相信洋人很亲近洋人，而是对洋人从骨子里感到害怕。一旦和洋人开战就希望息事宁人，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而他本人又贪婪，甚至到了后来接受外国的贿赂（不要跟我说贿赂给了他的儿子之类的话。这和给他本人有什么两样？）

和李鸿章同时代的人如曾左就至少不像他那么软骨头。

办洋务，建海军是为了什么？要是没有和洋人对抗之心，他在上海和洋枪队得关系不会是那样！他对维新派又是什么态度？

李是个旧式的人，有太多缺点，但是他当时没有为国家负责的概念，只有为朝廷负责的概念，朝廷当时是个什么想法，不说也知道，李代表朝廷办事，所以被现代人观念的骂很惨。

那个时候，很多人恐怕没有中国这个观念，天朝已经垮了。

作为一个文史民科,借中学一点政治课概念,觉得丁兄和任兄说的是两回事,丁兄是批评左倾冒险主义,任兄是批评右倾投降主义,只是不幸当时清廷两者都犯.说远一点,从那时起到土共立国,中国的当权者似乎总在这两个极端间跳跃.在我看来,对日抗战中蒋和汪就是这两派代表.由此真可见毛和土共的不易.然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算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由此回看近代史,自有"也许事更有所为"之感,这不是就抹杀了当时人的努力,只是时代进步和我们被伟人启蒙之故.

作为两位的忠实读者,希望能见更多文史普及的文章,少见标签和意气之争.说一句在下的浅见,对谥法的高度重视,实是中华文化的糟粕,人死已矣,既不能起之详获过去心路历程,又不能令其未来增益,徒增口舌之争.或曰以此为道德标杆?在我看来,道德有其抽象性,本身只能做人生的指导.每个人生具体不同.所谓"为乱臣贼子惧",我只见士之好名,既有清高不通事务的"死谏死战",亦有事到临头的"水太凉",和汪精卫等一干人处处留文以表白内心却也不耽误卖国.更有一干人以攻击具体的人以达到否定道德和道德虚无化的目的.不过想得再远些,也许是"榜样的力量",人类多数还是需要道德标杆的.向西方就取巧,弄个神话故事人物万德具备,大家只要向他看齐就好,看不齐也理所应当,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象咱们逼着自己当道德完人,做不到就灰心丧气,以为没有道德这回事.扯远了.

近代中国是一个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开始成形的过程，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保持朝廷是第一优先，怎么决定也是朝廷的事情。李先生不过是个执行者而已，卖国也是朝廷卖的。

当时打个不大不小的败仗，甚至没有败，就割地赔款求和，这别说本朝没有的事情，就是北洋军阀，国民党时期也是不可想象的。

甲午战争也还没有怎么着就割让台湾，1931-1937年东三省被占领军占领了五年，伪政府都成立了，都不承认，也没有谁敢承认， 37年后更是如此，半壁河山被占领，别说中央政府没有妥贴，政治人物，失势军阀中有头有脸的，大多也不肯出来公开和侵略者合作，有那么一两个不识时务的倒霉蛋，原有的号召力也就会失去。 这种巨大的差别，就在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逐渐成形，所以清朝的这个事情是怪不得李鸿章的。

打了败仗而割地赔款，还可以说是实力不济。然而打了胜仗还要割地赔款，甚至人家连一枪都没发（例如跟俄国订的大多数不平等条约）就忙着割地赔款，这就是纯粹的卖国了。

朝廷也好，政府也好，国家也好，这些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是由实实在在的人组成的。而李鸿章恰恰是当时朝廷中的重臣。他既是执行者，也是建议者和决策者之一。在这一点上，他的罪责是逃不掉的。

为什么这类事情自清朝灭亡之后越来越少，最后到本朝就绝迹了呢？这是由于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缘故。“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正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比战败国还不如。而当时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签字。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所显示的民心，李鸿章式的卖国贼还是会出现的。

即使有了“五四”运动，本朝建立之前，类似李鸿章式的卖国行动也并未消失，只不过从公然卖国，转为遮遮掩掩罢了。

而到了二战近结束时，中国再一次沦落为大国的瓜分对象，身为“四大国”之一，居然在雅尔塔协定中不能维护自己的任何利益，任人宰割。和美国又签订了一系列的新的不平等条约。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最后丧失民心的原因之一。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日：放饭欼流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日：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梁启超毕竟是改良主义者。所以他虽然能看到李鸿章“不学无术”的表象，也能看到当时整个中国的落后，但是却看不到李鸿章此类人的投降主义本质。盖其心目中也有投降主义的种籽，不能彻底和旧文化、旧社会、旧阶级彻底决裂。故而见止于此。

我亦落泪！所以，请您不走。

我不认为当时的任何人如果处在李鸿章的位置，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

正所谓坐而论道易，躬身实践难，我们作为后人，一不需为勇敢付出代价，二不需承担国民的责任，自可以夸夸其谈。君不见七七之前的汪精卫，比蒋介石强硬多了，可真要亲自面对时，却是最丢人现眼的一个。

所以，我以为，以李鸿章之识，固不堪当扭转乾坤之任，但要说他是投降派，却未必过于刻薄。当一个政府已经人心丧尽，却又苛延残喘，当一国之民已经无勇可言，唯余苛且，又如何能苛求一个人臣呢？

记得几年前，有人称若当初是左宗棠去马关，必不会签那屈辱的条约。但后来再看看顾维均在巴黎和会上的做为便可知，字可以不签，该赔的却是一点也不会少赔的。